孙中山成立的兴中会的誓词里面是恢复中国还是恢复中华啊，大神求指教
兴中会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同盟会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第一次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的是什么
“”口号的最初提出，是在19世纪末叶的晚清时期，即从到期间（1894—1900）。
在这五六年间，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先后发出了“”的响亮呼喊。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后，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步伐，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
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这种形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忧虑和极大愤怒。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人们在悲愤中思索和探求着免致神州陆沉的救国之路。
“”的口号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和1895年2月（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这个组织的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
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且郑重宣告：“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第一卷，19、22页）正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鲜明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
不久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
这个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改良封建政治，而根本动因则是出发于救亡图存。
在运动中维新派反复宣传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危急：“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康有为）于是，他们也提出了中国如何“自振”的问题。
康有为说：“天地为愁，我将何容
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
”（）梁启超也说，如“中国终不自振，终不自保，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终不能免”；因此，一切有志之士，都应把握“中国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
这里所说的“激耻以振之”、“自振”等等，显然与“振兴中华”是同一含义。
戊戌维新运动刚失败，反帝爱国的就如狂飙一般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
在这场斗争中，义和团同样提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
有一个材料说：“（义和团）初以捉拿洋教，振兴中国为名。
”（第3分册）在义和团的一些传单、揭帖、告白中，一方面指斥帝国主义“祸乱中华”的罪恶，一方面表示要“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决心。
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带有某些迷信色彩和笼统排外主义倾向，但在这层薄薄的外衣下包裹着的爱国主义实体却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不同的政治派别似乎是不谋而合地提出大体相同的口号，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表明，在当时，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已经成为时代之要求，人心之所向，因此，这个口号的出现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一切爱国的、要求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到“振兴中华”的必要性和神圣性。
事实上，许多志士仁人，也正是在“振兴中华”的崇高信念的驱使下，纷纷投身到政治改革、抗击侵略和革命斗争中去的。
“振兴中华”曾是那一个历史时期促使人们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
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是，近代史上这种为“振兴中华”而贡献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2月出生，江苏无锡人。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1955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
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
相关资料 兴中会 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清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并起草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声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会员入会秘密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意即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美国式的联邦政府。
次年，孙中山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对会章进行了部分修改，进一步阐述了该会“振兴中华”的宗旨：“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兴中会的主要成员是爱国知识分子、爱过商人和会党分子，他们具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或民族主义思想。
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开始形成。
兴中会成立后，先后策动和领导了乙未广州起义和庚子惠州之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光复会部分成员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强学会 清末维新派政治团体。
又名译书局、强学书局或强学局，以求“中国自强”为宗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在翁同龢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文廷式出面组建于北京。
康有为起草了《强学会叙》，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意在唤起社会各阶层的危机意识，早日促成变法。
会址设于北京宣武门外的后孙公园，以《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
会员每十天集会一次，安排专人宣讲“中国自强之学”。
后又在上海设分会，发行《强学报》。
同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御史杨崇伊在李鸿章授意下，上疏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饬严禁”。
旋被清廷封禁，该为官书局。
保国会 清末进步爱国团体，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7日），康有为、李盛铎联合各省旅京维新志士倡建于北京。
康有为起草了《保国会章程》，宣称：“本会以国地日割、过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
计划在京师、上海分设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
在北京先后举行过三次集会，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会上痛陈国势阽危，国难深重，号召人们各尽其力，奋起保国，从而有力地推进了维新运动。
随后，陈虬等联合浙江11府3厅1州旅京人士成立保浙会，四川旅京人士成立保川会，云南旅京人士成立保滇会，参加者逾百人。
因频遭封建顽固派弹劾、恫吓，谤言四起，保国会遂告无形解散。
陈庚这何不封帅
传奇战将陈赓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湖南湘乡人。
出生将门，其祖父为湘军将领。
他14岁时只身投奔湘军，4年后脱离旧军队，到长沙粤汉铁路湘局当铁路工人，并在此结识了正在办自修大学的，加入了共产党。
1923年12月，陈赓考入广州陆军讲武学校。
次年3月，随校并入黄埔军校，成为该校第一期学生。
在校期间，他曾当过孙中山的侍卫，颇得孙中山和宋庆龄夫妇的赏识。
1924年11月毕业后，留校任第二期入伍生连长、第三期本科副队长。
1925年2月，陈赓随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参加第一次东征，任宣传队长。
10月，又参加了第二次东征，在第一师第四团任连长，后调任蒋介石护卫连连长。
华阳战役中，蒋介石兵败被围，绝望地拔出佩带的短剑，欲“杀身成仁”。
陈赓夺下蒋的短剑，冒着枪林弹雨把他背出了险境。
东征胜利后，他被蒋介石特调到身边任侍从参谋。
一天，陈赓从蒋介石的桌上看到一本黄埔军校学生和各级负责人的花名册，其中自己的名字下有一行批注：“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
”陈赓感到问题严重，于是向蒋辞行。
蒋竭力挽留，但却坚决要他脱离共产党。
然而，陈赓去意已定，蒋介石大失所望，恼怒地说：“你走吧
你只能当你的连长
你辜负了我一片苦心
”1926年9月，陈赓被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
1927年2月回国，加入武汉国民政府旗下的唐生智部，任特务营营长，并指挥武汉工人纠察队，负责中共中央的保卫工作。
7月，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决裂，陈赓随周恩来前往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在贺龙的二十军第三师第六团第一营任营长。
会昌激战中，陈赓左腿三处中弹，与部队失散。
后来，福建汀州福音医院的傅连樟院长在没有麻药的情况下，把他腿上的烂肉挂掉，才得以把腿保留下来。
之后，陈赓经香港到达上海，驻进牛惠霖骨科医院。
在宋庆龄的表兄弟牛惠霖兄弟的悉心治疗下，他多处负伤的腿骨被重新接好。
1928年初，陈赓伤未痊愈，就被周恩来调到中共中央特科，任情报科长。
在这期间，他化名“王庸”，利用各种社会关系，采取“打进去，拉出来”的办法，派遣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并从敌特机关内部发展为特科工作的特殊的“情报员”，多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机关破坏中共中央机关的图谋。
他还指挥特科红队，惩处了叛徒何家兴、白鑫等人，为保卫中共中央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931年9月，陈赓离开上海，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在张国涛的红四方面军任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
11月，升为第十二师师长，率部攻克黄安。
此后，陈赓挥师一路打到潢光，四战四捷，歼敌6万多，显现了他杰出的军事才能。
在第四次反“围剿”的七里坪战斗中，陈赓右腿受了重伤，于1932年11月回到上海治疗。
牛惠霖兄弟又一次治好了他比上次严重得多的腿伤。
1933年3月，陈赓在看电影时被叛徒发现并被捕。
蒋介石特意在南昌行营接见了陈赓，表示：“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冷冷地回答：“我不需你原谅。
”蒋又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
”陈赓坚决地表示，决不背叛共产党，也决不参加国民党。
蒋介石念陈赓昔日的救命之恩，没有杀他。
后来，宋庆龄亲自去找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学生，你东征时打了败仗，是陈赓救了你，你现在杀他，岂不是忘恩负义
”此后，蒋介石指示部下放松了对陈赓的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他逃了出去。
陈赓脱险后，被派往江西瑞金，任红军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红军干部团团长，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
红军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陈赓带领30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
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
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
”红军达陕北后，陈赓任红十三团团长，后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陈赓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随师长刘伯承开赴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陈赓亲自率领属下的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设伏，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日军400余人。
1938年3月，陈赓指挥三八六旅在神头岭伏击日军粕谷第16师团，歼其1500余人。
接着，又率部在响堂铺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日军300多人，击毁汽车180辆。
其战斗场面之精彩，令不少前来观战的国军将领赞叹不已。
这段时间，用陈赓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得起劲了
”有时一个月就要进行几十次战斗，作战频率之高令人惊叹。
三八六旅进入太行后，屡屡重创日军，致使日军以其为死对头，专找其寻战，甚至专门打出“专打三八六旅
”的标语。
1940年5月，太岳军区成立，陈赓任司令员。
8月，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3年10月，指挥太岳部队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击毙日军军官180多人，其中少将旅团长1人、大佐联队长6人，其余全是中队长，气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暴跳如雷地嚎叫：“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消灭这股共军
”1943年11月，陈赓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在长治之战中大败阎军。
之后，赴临汾、太原、北平等地参加和平谈判。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在临汾和浮山地区迎战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胡宗南，全歼其“天下第一师”——整编第一旅，生擒中将旅长黄正诚。
黄正诚被俘后很不服气，扬言：“如果摆开再打，你们不一定能胜。
”但他一见到声名赫赫的黄埔大师兄陈赓，立即立正敬礼，认输投降。
1947年7月，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第38军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统帅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陈粟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
要求陈赓：“一定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出去。
”8月，陈赓、谢富治率8万大军强渡黄河，腰斩陇海路，向西横扫，仅半个月，歼敌3万多人，威逼潼关，迫使洛阳李铁军第五兵团以其主力整编第三师西援。
陈赓以部分兵力伪装主力，采取多路行军，增灶虚张声势等疑兵手段，牵着整编第三师走了一大圈，将肥牛拖成瘦牛，然后一刀宰掉。
李铁军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凡，不料栽在老同学陈赓手里，他唉叹道：“我半世英名，被陈赓毁于一旦。
”全歼整编第三师后，陈赓乘胜挥戈东进，于1948年3月攻克洛阳。
1948年5月，陈赓兵团并入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陈赓任第4纵队司令员。
10月，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
12月，指挥中野东集团，参加围歼黄维兵团。
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
4月，率部横渡长江，攻克南昌。
随后，率领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挥师南下，于10月攻克广州。
之后，马不停蹄，又率领第四兵团横扫了广西、四川、西康、贵州、云南五省，漂亮地指挥了阳江围歼战、粤桂边围歼战、滇南追歼战等著名战役。
1950年2月，进驻昆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
1950年7月，应越共主席胡志明之邀，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斗争。
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后，陈赓拟出了作战计划。
随后，陈赓指挥越军发起边界战役，仅一个星期，便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攻占高平、七溪，那岑、同登、谅山等地，迫使驻守老街、沙巴的法国军队和进犯太原的军队撤离。
当时美国国际合众社报道说：“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1950年11月底，陈赓从越南返国，一个月后又赴朝鲜战场考察。
1951年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1951年8月，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仍兼第三兵团司令员。
1952年4月，陈赓接替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司令部工作。
鉴于美军在武器装备上优于志愿军，陈赓扬长避短，要求全军在防守的各要点上构筑坑道工事。
在陈赓的指导下，仅仅几个月，志愿军就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正面战线，形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在历时43天甘岭战役中，美军向两个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山头倾泻190多万发炮弹，投掷炸弹5000余枚。
我志愿军依靠坑道工事，打退了敌军多次大规模的进攻，以极小的代价，毙伤俘敌25000余人，击落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1952年6月，陈赓回国，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后来著名的“哈军工”。
7月，陈赓出任该院院长兼政委。
此后，他一直兼着“哈军工”的院长的职务。
195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1961年3月16日，一代战将陈赓因心肌梗塞复发在上海去逝，享年58岁。
1952年6月，陈赓回国，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后来著名的“哈军工”。
7月，陈赓出任该院院长兼政委。
此后，他一直兼着“哈军工”的院长的职务。
195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1961年3月16日，一代战将陈赓因心肌梗塞复发在上海去逝，享年58岁。
1933年3月，陈赓在看电影时被叛徒发现并被捕。
蒋介石特意在南昌行营接见了陈赓，表示：“你是校长的好学生，虽然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
”陈赓冷冷地回答：“我不需你原谅。
”蒋又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随便让你指挥任何一个师。
”陈赓坚决地表示，决不背叛共产党，也决不参加国民党。
蒋介石念陈赓昔日的救命之恩，没有杀他。
后来，宋庆龄亲自去找蒋介石，说：“陈赓是黄埔学生，你东征时打了败仗，是陈赓救了你，你现在杀他，岂不是忘恩负义
”此后，蒋介石指示部下放松了对陈赓的监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他逃了出去。
陈赓脱险后，被派往江西瑞金，任红军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任红军干部团团长，负责中央机关的警卫工作。
红军过草地时，周恩来患了严重的肝病，陈赓带领30名战士专门照顾周恩来，用担架把他抬出渺无人烟的草地。
躺在担架上的周恩来风趣地对陈赓说：“当年你救过蒋介石的命。
如今你又来救我的命了。
”红军达陕北后，陈赓任红十三团团长，后调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陈赓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随师长刘伯承开赴太行山开展游击战争。
1937年10月，陈赓亲自率领属下的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的七亘村设伏，仅以伤亡30余人的代价，歼日军400余人。
1938年3月，陈赓指挥三八六旅在神头岭伏击日军粕谷第16师团，歼其1500余人。
接着，又率部在响堂铺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击毙日军300多人，击毁汽车180辆。
其战斗场面之精彩，令不少前来观战的国军将领赞叹不已。
这段时间，用陈赓自己的话说，就是“没有一天没有战斗，我那时简直打得起劲了
”有时一个月就要进行几十次战斗，作战频率之高令人惊叹。
三八六旅进入太行后，屡屡重创日军，致使日军以其为死对头，专找其寻战，甚至专门打出“专打三八六旅
”的标语。
1940年5月，太岳军区成立，陈赓任司令员。
8月，率部参加了百团大战。
1943年10月，指挥太岳部队伏击日军“战地观察团”，击毙日军军官180多人，其中少将旅团长1人、大佐联队长6人，其余全是中队长，气得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暴跳如雷地嚎叫：“再牺牲两个联队，也要消灭这股共军
”1943年11月，陈赓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司令员，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在长治之战中大败阎军。
之后，赴临汾、太原、北平等地参加和平谈判。
1946年6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陈赓返太岳，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司令员，在临汾和浮山地区迎战他的黄埔一期老同学胡宗南，全歼其“天下第一师”——整编第一旅，生擒中将旅长黄正诚。
黄正诚被俘后很不服气，扬言：“如果摆开再打，你们不一定能胜。
”但他一见到声名赫赫的黄埔大师兄陈赓，立即立正敬礼，认输投降。
1947年7月，决定，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第9纵队和第38军组成一个独立兵团，由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委，统帅大军，南渡黄河，挺进豫西，与刘邓、陈粟大军构成“品”字形经略中原。
要求陈赓：“一定要以破釜沉舟的决心打出去。
”8月，陈赓、谢富治率8万大军强渡黄河，腰斩陇海路，向西横扫，仅半个月，歼敌3万多人，威逼潼关，迫使洛阳李铁军第五兵团以其主力整编第三师西援。
陈赓以部分兵力伪装主力，采取多路行军，增灶虚张声势等疑兵手段，牵着整编第三师走了一大圈，将肥牛拖成瘦牛，然后一刀宰掉。
李铁军也是黄埔一期学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不凡，不料栽在老同学陈赓手里，他唉叹道：“我半世英名，被陈赓毁于一旦。
”全歼整编第三师后，陈赓乘胜挥戈东进，于1948年3月攻克洛阳。
1948年5月，陈赓兵团并入刘伯承的中原野战军，陈赓任第4纵队司令员。
10月，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
12月，指挥中野东集团，参加围歼黄维兵团。
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
4月，率部横渡长江，攻克南昌。
随后，率领第四兵团和四野第十五兵团挥师南下，于10月攻克广州。
之后，马不停蹄，又率领第四兵团横扫了广西、四川、西康、贵州、云南五省，漂亮地指挥了阳江围歼战、粤桂边围歼战、滇南追歼战等著名战役。
1950年2月，进驻昆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人民政府主席、云南军区司令员。
1950年7月，应越共主席胡志明之邀，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帮助越南进行抗法斗争。
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后，陈赓拟出了作战计划。
随后，陈赓指挥越军发起边界战役，仅一个星期，便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攻占高平、七溪，那岑、同登、谅山等地，迫使驻守老街、沙巴的法国军队和进犯太原的军队撤离。
当时美国国际合众社报道说：“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1950年11月底，陈赓从越南返国，一个月后又赴朝鲜战场考察。
1951年春，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率部参加了第五次战役。
1951年8月，被任命为志愿军副司令员，仍兼第三兵团司令员。
1952年4月，陈赓接替彭德怀主持志愿军司令部工作。
鉴于美军在武器装备上优于志愿军，陈赓扬长避短，要求全军在防守的各要点上构筑坑道工事。
在陈赓的指导下，仅仅几个月，志愿军就在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长的正面战线，形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
在历时43天甘岭战役中，美军向两个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山头倾泻190多万发炮弹，投掷炸弹5000余枚。
我志愿军依靠坑道工事，打退了敌军多次大规模的进攻，以极小的代价，毙伤俘敌25000余人，击落敌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最终赢得了战役的胜利。
1952年6月，陈赓回国，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后来著名的“哈军工”。
7月，陈赓出任该院院长兼政委。
此后，他一直兼着“哈军工”的院长的职务。
195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1961年3月16日，一代战将陈赓因心肌梗塞复发在上海去逝，享年58岁。
1952年6月，陈赓回国，奉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后来著名的“哈军工”。
7月，陈赓出任该院院长兼政委。
此后，他一直兼着“哈军工”的院长的职务。
1954年10月，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9年，任国防部副部长。
1961年3月16日，一代战将陈赓因心肌梗塞复发在上海去逝，享年58岁。
合众人寿是什么概念
在合众人寿上班需要了解什么
America的由来：America 这个单词来自一个人的名字。
早在1500年代，意大利的商人和制图师 “Amerigo Vespucci“探索了南美洲的东海岸和加勒比海地区，他最早绘制了新大陆的地图。
他的名字用拉丁文写就是： Americus Vespucius。
因为其他大陆用的名字都是女性化的拉丁语。
所以，Americus 就变成了女性化的拉丁语： America。
America，可指“美洲”、“美国”。
当指美洲时，译作“亚美利加”，即美洲全称亚美利加洲。
当指美国时，译作“美利坚”，即美国全称美利坚合众国。
也可指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民谣摇滚乐团America（亚美利加合唱团）和他们的同名专辑《America》。
此外，其作为英语人名时，男名译作“阿梅里卡”，女名译作“阿梅丽卡”。
美国为什么叫America
美国全称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来源是：美洲(America)。
美国同整个美洲一样，原是印第安人的家乡，被殖民者占领后，13州殖民地人民反抗发起独立战争，1776年7月4日，在北美的英属各殖民地举行的大陆会议上，通过了独立宣言，使用了美利坚合众国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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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经验表明，无论国或外部世界而言，“大国崛起”总是好事，不可不分青红皂白。
“大国崛起”怎样成为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大吉大利，而非一场表面轰轰烈烈，带来绵绵人祸，赔上千百万条性命，了无进步意义的人类浩劫
诚为不容闪避的大哉问。
“崛起”者，就是不甘平庸低下，争得既富且强，出人头地。
人类出乎利己的生物本能，多要运用天赋特秉灵性创造能力，雄心勃勃追求“崛起”。
个人、家庭、族群、集团以至社会、民族、国家，人同此心，心同此意。
孔丘一言蔽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 古往今来，“大国崛起”有正道（良性）、偏锋（恶性）之大别，分属两类不同性质的历史范畴。
其一为难能可贵的循正道以行。
体现“万物之灵”悟性觉醒和优化抉择成功，遵循“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肯定利己私心（Private Interest）为天经地义的进取原动力（立足“个人本位”的人本主义。
“仁者爱己”也。
），善于领悟、培植和弘扬利他爱心或公心（Love, Public Interest）以调谐利己私心（“仁者爱人”；道德观念的滥觞。
），造就一种“合作比不合作好”、视“利他”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两心调谐” 型“心态文化” 境界（“仁者使人爱己”），藉以防范自私（Selfishness）犯罪的破坏作用，产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社会性效应，人类天赋特秉的灵性创造能力得以顺畅发挥，制度革新、科技发明纷至沓来，驱动社会持续发展进步，其一流前卫发明创造成果理所当然地为广大寻常百姓普天共享，而非特权统治阶层所能垄断；从而建成一个相对公正、安定和谐、繁荣富强，影响力举足轻重，泽惠整个人类大家庭的“崛起大国”。
“当行之路”一旦走通，成为可持续的良性、上升型“崛起”，愈行愈宽，渐入佳境，前程似锦，堪以引导人类世界和平理性创新发展的历史进步潮流，好望“大同”，“与天地叁”焉。
上述“当行之路”并非凭空臆想生造，是基于人性，善用灵性，率性问道，优化选择，领悟“两心调谐”为极高明“利己”之道的公理常识性结论，合乎“中庸”原理的人间正道，可从孔子的“仁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基督教教义等得到解释和印证。
但是“中庸之难，难于上青天”，“大国崛起”循正道难，一以贯之循正道更是难上加难。
其二：走偏锋 所谓偏锋，主要指利己私心趋于损人利己的自私极端，与人类天赋特秉灵性能力相结合，构成伦理意义上的犯罪倾向。
回顾世界上漫长农业社会时期不同地域的大国崛起，几乎都是这类偏锋较量话本故事。
十九世纪中期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论”，接着出现了一种将生物界丛林法则延伸至万物之灵的人际关系的“社会进化论”或“社会达尔文主义”，视人类以强凌弱、侵略掠夺为天然合理、理所当然，成为近代史上支持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法西斯主义等肆无忌惮走偏锋的返祖型自私极端意识形态。
另一种表面上看来型态相反的偏锋，奉行极端利他的“至善”理想，以否定个人本位、标榜“大公无私”为能其实无我无私也就无爱无公，爱心或公心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乌托邦式的“不可能任务” ，一种假性理想主义，以至欺世愚民自肥手段而已。
结果一方面社会成员的私心进取积极性被扼杀，或畸变，灵性创造能力无法循正道顺畅发挥；另一方面，特权统治阶层借虚矫伪善的极端利他外衣掩蔽，自私掠夺恶性犯罪为害尤烈。
豪情万丈的空泛口号，挡不住社会性道德沦丧、活力不继、对抗性矛盾深化。
这种背景下，即便崛起逞强，总是徒有其表、外强中干、画虎不成。
借用现代惯用政治术语，这两种偏锋形式分别叫做极右或极左，但“形左”而“实右”也。
偏锋“崛起”，无论如何自我美化、大言不惭，甚或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某些歪打正着的副作用，可为史家反复玩味、津津乐道，本质上总是返祖兽性丛林法则的延伸，弱肉强食惨烈决胜的结果；受益者只是代表特权统治阶层利益的少数群体，到头来不免自食其果，逃不脱历史的无情惩罚和讽刺。
君不见西秦赢政虎狼之国、亚历山大的马其顿王国、成吉斯汗的蒙古帝国、希特勒的大日尔曼第三帝国等古今中外多少偏锋佼佼者，穷兵黩武，叱咤风云，辉煌崛起，扩张版图，广聚财富，雄霸天下，不旋踵烟飞灰灭，而今安在哉
这类“崛起”此起彼落，总是不可持续、预后不良的恶性、平面型“功业”，一番番亵渎着“人之所以为人”的良知，没有为人类生活带来什么进步，却把一部世界史涂抹成了腥风血雨的“相砍书” ，概属“史前史”而非真正人类史的篇章。
孔子如是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 （《论语：里仁》） 最早崛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地处欧洲南端，难于置喙分羹陆上，遂致力海外开发，拓展海上航路，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成为横跨新旧大陆的空前规模殖民大国，威风了百余年。
但因不脱自私掠夺偏锋的历史局限性，终至一蹶不振，跻身西欧后进末座。
九国中得成正果的，当属美利坚合众国、大英帝国以及小小荷兰。
它们在历史性的探索中，曾经不同程度地陷于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窠臼，甚至走得很远，但终于转进正道，沿着“当行之路”发展不止。
它们以史无前例的创造力带动人类社会飞跃发展，由农业社会转进第一次工业化（蒸汽动力）、第二次工业化（电气化），第三次工业化（自动化），以至当今讯息化社会，成为引领世界进步潮流的主导。
它们的成功，是人间正道亦即中庸之道极高明的鉴证，大不同于走偏锋崛起的“盛极必衰”宿命，其稳定性、持续性和旺盛创造活力已让许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预言家大跌眼镜不止。
法国、德国、日本走了很多弯路；特别是一度成为法西斯轴心的德国和日本，其崛起给人类世界带来了大灾难，也招致自身蒙受严惩。
二次大战后，它们一起转进“当行之路”的轨道，实现了浴火重生般的重新崛起。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甚嚣尘上，工业化西方列强纷纷偏离中道，走上自私掠夺型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道路，鱼肉弱势劳苦大众，瓜分全球势力范围，几将世界推进自我毁灭的战祸深渊。
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催生了社会主义苏联，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试图建立一种理想化的公正社会，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推行武装革命，造成雷霆万钧般的政治压力，迫使西方列强主流良性演变回归“中道”，是一场前无古人扭转乾坤的的伟大成功实践。
以俄罗斯为主的苏联的崛起，曾被期许为人间正道的至善楷模。
苏联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取得巨大成就，与主要竞争对手美国并列为超级大国。
可惜执政党一开始选择了绝对权力和极左偏锋相结合的不归路，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陷进体制僵化和绝对腐化的泥淖。
半个多世纪冷战对峙的结果，苏联及其追随国家普遍经济发展停滞、社会矛盾日深、民心丧失殆尽，政权合法性不继，终于分崩离析，脱胎换骨，重归“中道”。
可以说，苏联的兴起，成全了西方，拯救了世界；苏联的覆亡、转型，为绝对权力导向偏锋的悲剧性恶果提供了又一铁证，也反证了“中道”无与伦比的优化抉择特性。
下一步让我们聚焦三个得成正果的大国，看看凭什么得天独厚，能够循正道以进，走在进步人类的最前列
世界上只有一个人类。
一切正常人的“硬件”是一样的，天生的七情六欲是一样的；人类生存在同一个星球上，面对的自然环境考验也大同小异。
那么为什么各自的发展道路会有极大差别
有的混混噩噩，怎么也崛起不了；有的崛起了，慧星般耀眼，焰火般灿烂，可是稍纵即逝，一蹶不振，沦为平庸末流，或开除球籍、消失无踪；有的居然幸运地找对了“当行之路”，万变不离其“中”，好景常在，日新月异，蒸蒸日上。
其中究竟有什么秘密
“大国崛起”是政治、经济、教育、人文、科技、军事和价值观等多方面成就的综合体现，也与外部历史时机和环境条件息息相关；但无论如何，本国的内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欲循正道而起，究其内因，根本要素有二： 一，具备一种基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社会性思想信仰，成为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
“心态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为人之道”或“人际相处之道”，说到底就是关于利己私心和利他爱心（公心）这一双操控天赋特秉灵性活动的“无形的手”的协同关系了。
“两心调谐”、“两心相悦”的“当行之路”，一旦成为社会性思想信仰，或即指导人生的共同价值观，可以造就伟大国家的伟大人民必备的高素质“软实力”，成为民族、国家“循正道”崛起的大本大源。
中国人对于导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本来不陌生。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就是这番见地。
可惜孔子的理性“仁学”超前了民智未开的上古时代，既难普及大众，也走不通上层路线，“知其不可而为之”罢了。
孔子以后五百年，西方诞生基督教。
神性的基督教，以入世的人本主义、始祖犯罪、因信称义、爱心金律、末日审判等救赎之道引导世人走上“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藉基督献身、复活、升天，和种种灵异奇迹的感人力量，以及“天国说”激发的私心动力，循草根群众路线由下而上发展起来，披荆斩棘征服了罗马帝国，在上古社会取得了孔子理性上层路线不能企及的真性胜利。
罗马政治中心东迁后，基督教分为东西两大派。
东部基督教自命正宗，称为东正教。
东部地区一开始就是皇权高于教权，教会依附政府，皇帝直接干预和掌控教会事务，以至有权任免教会牧首，召开主教会议批准宗教会议决定、解释教义。
正如马克思所说，“东正教不同于基督教其他教派的特徵，就是国家与教会，世俗生活与宗教生活混为一体。
”没有象罗马天主教会在西方所起过的那种独立于王权的作用。
东部基督教在帝国君权的控制下，实际上陷入了“政教合一”的窠臼，成为服务帝国政府的精神支柱；基督教的“两心调谐”精神在君主专制政治的压抑下不觉转入隐性状态。
东正教地区的封建化过程进行得十分缓慢，整个社会死气沉沉，长期处于滞进状态。
西部基督教称为天主教，政教之间不是合而为一，而是互相制衡的关系，极大地有利于发挥“心态文化”的引导作用，促进了蛮族国家的文明进步。
但罗马教廷“神权”无限膨胀，专横跋扈、腐化堕落、箝制思想，背离基督教“两心调谐”本义，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度陷西部基督教文化区于精神蒙昧状态，几乎中断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势头。
西部基督教地区不同于“政教合一”的东正教地区以及伪儒当道的神州中华，14－16世纪出现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新教崛起、旧教革新，带动了“心态文化”返本开新的伟大转折。
基督教世俗化人本主义精神，救赎“原罪”的爱心教义，经历罗马教会的反人性扭曲变形之馀，得以重振神威，正本清源，与时俱进，调谐“两心”，驱使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跟上了时代进步的需要。
八国中最为成功，引领潮流的美国、英国，加上佳境常在的荷兰，皆以新教为主，世称新教国家。
德国是新教主流派路德宗（Lutheran Church）的发源地，法国是新教重要教派加尔文宗（Calvinists）的故乡，但旧教势力较大；这两个国家走了不少荆棘路，直到战后才跟了上来。
葡萄牙、西班牙，坚守旧教阵容，自外于宗教改革，不免让出领先地位，敬陪末坐。
信奉东正教的俄国长期拉在后面，上世纪闯新路，立功勋，摔跟斗，绕了个大弯子，现在还没有缓过气来。
这一切难道都是事出偶然
新教文化对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的形成，有一种怎么样的促成作用呢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 1864－1920），被称为人文主义社会学的鼻祖。
他富有创见地诠释了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文化、信仰深层原因，在社会学研究领域有巨大建树。
韦伯精辟地指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或“精神杠杆”对於资本主义体制的发展，尤其是对於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为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关键在於宗教原则与适合於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
宗教改革、新教崛起，使得基督教早期的正统的入世观念——“道成肉身”主义获得了新的生命。
韦伯在《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称赏基督教新教中产生的这种以宗教热忱改造现实生活的心理转变，他写道：正因为这种从“离世修行”转到“现实生活实践”的宗教心理大革命，西方社会才能发展成功资本主义与现代化社会。
有人指称韦伯理论为“文化决定论”，其实不然。
韦伯和马克思一样以为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韦伯强调指出：透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路轨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
在这轨道上，仍是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为。
这样的观念暗合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动力观，但又“弥补”了经济动力观鞭长莫及之端，对於诠释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重大“抉择”，自有发蒙振聩的意义。
韦伯在回答“为什么中国不能自力发展出工业资本主义”时，认为只凭借物质上的因素，不足以说明原因，唯有加入“儒教”（应为伪儒——作者注）的生活态度这项变量，方得以成功地解释其如此演变的进程。
事实上，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进步知识分子同韦伯想到了一起，一直在批判传统思想抑制社会发展进步的负面作用。
只是“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传世糊涂帐，至今扑朔迷离，云雾缭绕呢。
二，常葆“正道”金身不坏，“权力制衡”必不可缺。
有了经济动力。
有了正道共识的“转辙器”导向作用，是不是走定正道了
非也。
“自私加灵性”好比天生“原罪”，撒旦的诱惑无处不在。
人们一旦拥有为所欲为的决策权力，很容易走上损人利己的偏锋邪道。
历史证明，权力导致腐化，无制衡的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化，为不可颠破的人世铁律。
防范权力腐化的有效保障手段或最高组织形式，就是对付国家政权机关的严格和周密的“权力制衡”了。
权力只能用权力来约束。
“权力制衡”本身必须是一种“权力”，具有强行制止其认为不妥的决策或行为的功能。
“权力制衡”是人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爱心（公心）或道德律令的最后守护神。
在充斥“原罪”冲动的社会实践中，有了可靠的“权力制衡”机制，人类历史进程就大大减少了因为人性“原罪”或认识范畴的错误一发难收、一蹶不振或陷於大反复的后顾之忧。
统观世界历史，王权国家如果不存在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功能，那领导一切的绝对权力可以把善愿、决心、戒律，以至巨细无遗的法规制度，包括看去强大严密的自我监督官僚系统，一概踩在脚下，视同粪土。
这样的政权一个个越过了自己辉煌的顶峰，宿命地衰落了，灭绝了，绝无例外切中了当年商王太甲的传世谶语：“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
” 《尚书：太甲中》 如果说欧洲西部基督教地区形成神权与王权互相制衡的格局出于谁也想不到的历史偶然性，那么十三世纪英国世俗政权历经反复，得以“大宪章”限制君权，形成互相可以说“不”的雏形“权力制衡”机制，就是万物之灵由自发到自觉，实现自我超越的非凡成就。
十七世纪末，深受“宗教改革”正面影响的英国，进而实行具有共和性质的现代“君主立宪”制度；当时拥有选举权的主要是少数贵族和有钱缴税的上层阶层，还说不上什么民主，但有了明确的分权制衡制度。
这种先进的政治制度，为弘扬以新教伦理为代表的先进“心态文化”提供了广阔空间，催生了空前有利于人类灵性创造性思维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社会大环境。
英国由一个后进蕞尔岛国，取代海上霸主西班牙，迅速晋身世界先进前列，作为“君主立宪“先驱和工业革命策源地，带头开创政治民主化改革和科学技术进步新纪元，率先进入资本主义发达社会，在长达三百多年的时间内稳居世界第一超强，决非历史的偶然。
英国君主和各界志士仁人当年带头发展形成“权力制衡”体系跨出的一小步，其实是英国和整个人类历史开始突飞猛进的了不起的一大步。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以孟德斯鸠为代表的法国进步思想家提出了三权分立型“权力制衡”理论和设计，对现代国家民主共和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青出于蓝的美国，在1787年通过了第一部宪法，“权力制衡”是它的重点。
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宪法中规定的防范暴政的钳制办法比人类迄今为止所制订的任何体制都多，而且按其性质来说，也更难逾越，这至少是这部拟议中的宪法的重大优点。
”这恐怕是是美国终于发展成为民主典范和第一超强的必要因素。
在“权力制衡”机制的保障下，一种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得以可靠发挥“转辙器”的导向作用，引领人类社会在经济动力驱使下循正道发展进步，产生民主共和、自由平等、人权法治、公平竞争等合理化政治经济制度，建立启人心智、确凿有效的教育体系，导致科技发明创造硕果累累，发挥增进人生福祉的实效。
循正道崛起，水到渠成乎
综上所述，“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和具有“权力制衡”内涵的政治制度，是国家循正道崛起的两大决定性内因、不可或缺的根本要素。
上世纪攸关民生的二十项重大实用发明创造，包括电气化、自动化、电子化、航空、航天、现代供水系统、无线电和电视、电话、电脑、激光和光纤、照相、农业机械化、空调和制冷、高速公路、互联网、家用电器、医疗技术、石油化工、核能利用和高性能新材料等，几乎全在美国创始和发扬光大。
根据历年来诺贝尔奖获得者名单，1985到2005年的20年间：52位物理学奖获得者中，有34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居住者，占64％；47位化学奖获得者中有28位为美国人或在美国研究工作者，占59.6％；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46位中，有28位美国人，占46％；33位经济学奖获得者中，有23.5位美国人（其中一人为以色列和美国双重国籍），占71.2％。
美国人不但“垄断”了近20年来的诺贝尔奖，而且进入21世纪以来的6年中，除2005年的生理或医学奖为两名澳大利亚学者分享之外，其他历年所有奖项中，都有美国人分享或独享。
2006年的诺贝尔科学奖（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又全部被美国人包揽。
应当说，任何不带政治偏见的人都不会否认，这个奇迹般的事实无可置疑地印证了美国的超强科技实力。
科技进步，是循正道“大国崛起”成功的第一实证，没有这个第一实证，不论怎样大话连篇，总是镜花水月，自欺欺人罢了。
循正道“崛起”的大国，决策绝非当然正确，常有错误发生，有时会犯大错误，但是它的“权力制衡”机制，提供了“自动”纠正的能力。
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的政治家特别高明吗
非也。
关键在於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尽管难免走弯路，犯错误，但这种机制具有的良性反馈调整能力，能够及时发现和制止错误倾向，进行优化选择、自我完善，回归“中道”。
美国作为当今循正道“大国崛起”之最、世界唯一超强，常被指责为霸权，但其本质迥异于往日偏锋崛起的恶霸。
美国认定自身安全和繁荣的最大保障，绝非武力征服和占领外部世界，而是建立在共同循正道发展进步的全球化大趋势之上；因此不是打压、消灭自己的竞争对手，却乐于提携后进甚至昨天战场上落败的敌人共存共荣、正道崛起。
二战以后美国实行复兴欧洲的“马歇尔计划”、支持日本重建繁荣，乐见德国统一重光，主导、参与各种国际援助、开发、排难解纷计划，一以贯之，堪以为证。
美国责无旁贷担起了维护国际安全秩序，特别是防范偏锋崛起的重任，充当着非常不易讨好的“善霸”角色。
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领导全球反恐斗争，运用“先发制人”打击手段，公开谴责和施压“流氓国家”，特别是2003年3月未经联合国授权发动倒萨战争以来，显然犯了许多决策错误，并且在伊拉克陷入了苦无良策、进退两难的困境。
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改变了参众两院的两党阵容格局，已然出现了政策大幅检讨和调整的态势，尽管不免将为此付出重大代价。
美国有理由抵制中国崛起吗
就人文关怀而言，美国对于中国的善意，不会亚于对日本、德国；但是美国断然担忧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走偏锋崛起。
担忧的根据来自一党主政的绝对权力体制，因为绝对权力体制从来不能保障循正道良性崛起，却是偏锋恶性崛起的温床；而非因为这个国家是“中国”。
由于中国当局“韬光养晦”、避免同美国对抗的外交策略极为成功，这种担忧已在对话和合作中得到缓解；说现时中美关系处于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最好时期，当不为过。
主政者的明智和善意，构建和谐社会，承诺永不称霸、和平崛起，以及提倡和谐世界理念等作为，固有助改善国际观瞻，但并不意味着绝对权力体制的危险性质变得无关紧要了。
事实上，正是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势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为世界各国追求发展进步，包括中国改革开放提供了旷古未有的优越机遇，以及循正道崛起的有利外部形势；否则根本不可想象战后欧洲、日本、四小龙以及许多原殖民地国家的巨大成功，前苏联及其东方集团和平顺利转型，以至中国今天获得的经济腾飞奇迹。
21世纪的今天，世界上仍然存在两类不同性质“大国崛起” 的较量。
由于美国为代表的强大“中道”实力，及其主导下的国际安全秩序体系的存在，任何国家走偏锋崛起越来越难实现，但循正道崛起的道路空前畅通宽广。
可以说，中国遇上了有史以来循正道崛起最为有利的外部条件。
中国改革开放大见成效，就总体经济实力而言，国民生产总值、进出口总额等已居世界前列，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成为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引擎，并且继续维持强劲增长的势头；在国际事务中的责任、义务和影响力相应地与日俱增。
无疑中国已经处于整体意义上的“大国崛起”路口，但是中国迄今具备了循正道崛起的上述两大必要的内部条件吗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中国面临严重道德衰败、社会不公、两极分化、贪渎腐败、假冒伪劣，以及种种爆发性潜在危机。
其中制度性官场腐化如火如荼而起，几乎药石罔效；经济发展仍然极大地依赖外贸出口、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以及贸易壁垒政策，市场和金融自由化路途遥远；自主创新能力欲振乏力，先进科技不脱“拿来主义”格局，以廉价劳动力为支持的低附加值出口加工业升级转型也难；军事现代化谈何容易。
问题的深层根源在于缺乏上述两大必要内部条件。
21世纪中国循正道崛起，关键在于落实创造自身两大必要条件。
如果见不及此，怕是难逃偏锋致命吸引力的诱惑，民族主义抬头搅和，走火入魔，事与愿违；福兮祸之所伏焉。
为了克服信仰真空，建立对于“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思想信仰或共同价值观，中国现代社会不可能开历史倒车重复古代西方倚托神性宗教载体的旧路。
实际上现代西方社会已然遭遇宗教信仰危机（911事件起了缓解西方信仰危机的副作用），面对神性信仰的历史局限性，迫切需要适当的理性思想体系支持。
中国得天独厚，本来拥有人类思想库中有关“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的至珍至贵理性大全宝典――真版孔子儒家学说。
夫子当年“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无奈，应为今日高科技讯息化时代“知其大可而为之”的大觉醒取代。
一旦分清真假孔子，拨乱反正、重新解说、与时俱进、发扬光大，应能以宏大的包容性融合马克思主义、基督教教义和一切具有真理内涵的人类思想精华，构建基于传统、超越传统、适合国情、接轨国际、拥抱现代、历久弥坚的“两心调谐”型共同价值观；不仅在母国中华神州发扬光大，并因其“普世伦理”性质，将能成为整个人类大家庭享用不尽的优化理性“心态文化”系统。
建立“权力制衡”机制，是中国改革大业的当务之急、急中之急，早已成为朝野共识，但为何迟迟吾行，举步维艰呢
最大难度该在于一党主政与“权力制衡”交集之难。
中国经济发展辉煌成果来之不易，和谐稳定、渐进改革乃人心所向。
如果西方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竞争、双议会制、普遍选举等贯彻“权力制衡”的传统制度，可能引发政权更替、国势动乱而遭排除；切莫就此判定中国政治与“权力制衡”冰炭不容，无计可施了。
勇于挑战“哥德巴赫猜想”、“庞加莱猜想”的中国人，何不大胆“猜想”、挑战“不可能的任务”，最大限度集思广益，尝试设计推出中国特色安全受控型“权力制衡”方案，争取突破既得利益阶层的重重阻抗，在一党主政的大环境中，进行试点，开辟新途，与时俱进，寻求实效；而非长期踌躇踯躅，蹉跎似水流年，误了天缘佳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