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写作背景和表达的情感
这首诗一共13节，可分为三部分。
第1、2节为第一部分，写“我”和大堰河虽然阶级出身不同，却有着割不断的血肉联系，“我是地主的儿子”，却“也是吃了大堰河的奶而长大了的\\\/大堰河的儿子”。
诗从一开始就显示了它鲜明的叙事性质。
而重叠反复地咏叹“大堰河，是我的保姆”，为全诗奠定了浓郁的抒情基调。
第3～10节为第二部分。
诗人在狱中看到窗外大雪，触景生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追述大堰河勤劳善良、为生活奔忙而受尽苦难的一生。
第3节，“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大堰河已经故去，诗人描述了她的坟墓和家园的凄凉景象。
第4节，诗人饱含深情地回忆起“我”与大堰河一起度过的贫苦、然而却让“我”感到无限温暖的生活。
“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之后”，连续用了8个“在你……之后”的句式，为读者真实地再现了大堰河勤劳操持家务的情景。
在这些话语中，我们能感到大堰河勤苦操劳、仁爱善良的行为在“我”心中投下了母爱的光辉。
第5节仅4行，叙述了“我”离开大堰河时的情况。
虽然是简短的过渡，诗人却捕捉了离别场面中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 第6节，将“我”回到自己家中的情形与在大堰河家里的情形进行对比。
“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并与第4节一样，连续使用排比长句，表现“我”在自己家里的陌生感、拘束感。
第7节，写大堰河“流尽了她的乳液之后”，“为了生活”，“用抱过我的两臂劳动了”。
连续使用六个“她含着笑……”，一方面写出了她劳动时的乐观态度，另一方面写出了她为了自己的家而付出的艰辛。
每一句都展现了一幅令人心酸的画面。
第8节，表现了大堰河对乳儿的淳朴情感。
她像对亲生儿子一样，疼爱自己的乳儿，在他身上寄予了希望。
第9、10节，写大堰河临终的情况，“乳儿不在她的旁侧”，她带着遗憾，“含泪”离开了这个凄凉的世界。
第11～13节为第三部分。
诗人思绪回到现实，回到监狱，用儿子对母亲的情感，为大堰河“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
并将这种情感扩大，“呈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直接抒发了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敬爱之情。
二、问题探究 1?这首诗在意象运用上有什么特点
诗歌中常见的意象有比喻意象和描述意象。
在《雨巷》一诗中，“丁香”可以看做是诗人迷茫的内心追求，它是比喻意象。
而这首诗几乎通篇用的都是描述意象，它选择日常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大量细节构成一幅幅画面，由诗人饱含深情的笔墨把它们化成叙事性的诗句，给人强烈的画面感和情感冲击力。
例如诗的第4节，诗人连续用8个排比句，每一句都是一个大堰河日常生活的描述意象，集中塑造了大堰河这个勤劳、善良、朴实、贫苦的农村妇女形象。
2?这首诗形式上的自由表现在哪里
艾青的诗在形式上都具有这样的特点，即在奔放与约束之间取得协调，在参差与变化里取得一致，在繁杂的细节中提炼出单纯的意象。
这首诗充分体现了这些特点。
它在形式上不拘泥于外形的束缚，很少注意诗句的韵脚或字数、行数的划一，但又运用有规律的排比、复沓造成变化中的统一、参差中的和谐。
全诗13节，少则4行一节，多则16行一节；少则每行2字，多则每行22个字。
全诗不押韵，但有11节的首尾句相互重复，以确定基调与色彩，中间几行大多采用排比句式，且多长句，以尽情抒发与描摹。
在外在的表现形式上，这首诗与《雨巷》《再别康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它们同样成为新诗中的名篇佳作。
3?如何理解这首诗表现出来的阶级观念
在阶级斗争年代里，文学作品往往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政治解读，在这种方法指导下，这首诗的主题解读，就变成了一个地主的儿子对自己所属阶级阵营的背叛和对被压迫阶级的同情，并坚定地成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
因为诗中也提到，诗人虽然出身地主家庭，但他是吃了劳动人民的奶而长大的，所以是与中国大地上的农民有着割不断的情缘的农民的儿子。
作为地主儿子的诗人，彻底抛弃了自己的出身，把大堰河的儿子称为“我的兄弟们”。
在新的时代里，阶级分析方法渐渐过时，至少已经不是惟一的文学分析方法，而是众多方法之一种。
但是，是否可以因为它只是众多方法之一种就否定它呢
回答是不能。
首先，诗人创作这首诗的年代，也正是那种阶级意识非常鲜明的时代，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为了革命理想，抛弃自己富有的家庭，告别自己良好的出身，投身革命运动，站到被压迫者一边，为人民的解放而战斗，这是普遍的现象。
艾青也属此例。
他的诗中表现出来的阶级意识和阶级观念，也是非常真诚的，不是空喊口号做出来的，所以，这一点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作实事求是的分析。
其次，当今时代，社会仍然存在严重的不公，像大堰河这样勤劳善良却又命运悲苦的下层人比比皆是，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关注、帮助这些弱势人群，所以，适当用阶级的眼光来看这首诗也是需要的，至少可以唤起一些人的良知。
有关资料 一、关于艾青的生平和创作（蒋海涛） 艾青是我的大哥。
常有同志来访，或写信问我有关艾青的情况；同时我也发现在有关艾青的资料记述中，经常有与事实有些出入的情况。
因此，我在下面对几个有关的问题作些回忆，作为答复和订正。
第一个问题，艾青的出生年月和对他早年在家乡的一点回忆。
艾青出生于1910年，与曹禺、吴强、姚雪垠等都是同年。
有的文章把他的出生月份弄错了。
1979年我为了编写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艾青专集》，住在北京史家胡同我大哥家里，看到了在《长春》上发表的李又然同志写的文章。
这篇文章深情地回忆了他在巴黎时与艾青交往的情况，也提到了艾青这一笔名的来历。
李又然说：艾青在“蒋”字上打了一个叉，露出草头成了“艾”字；“青”字呢
因为艾青是十二月生的。
“艾”字的来历与许多资料谈及的比较符合，但他把“青”字的来历搞错了。
李又然在30年代到我们家里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才12岁光景。
由于他是艾青的朋友，我们把他当大哥哥看待，他住在我家东厢客房里，还逗我下过围棋，我输了（我下围棋是从艾青那里学来的）。
艾青的成名作《大堰河——我的保姆》就是艾青在监狱中托人带给李又然，后来在《春光》杂志上发表的。
说艾青是十二月生，大概他没有记清楚。
根据我的记忆，我们兄弟三人的生日凑巧得很，都是农历十七生的。
艾青是二月十七，我的二哥是七月十七，我是十二月十七，月份是等差级数，很好记。
有人问，有的材料上说艾青两字也是海澄（大哥原名蒋海澄）两字的家乡土音的谐音，对不对
我想，是有关系的，家乡人称海澄发音和艾青相近。
艾青热爱家乡，但他一生天南海北，国内除西藏、台湾等地外，几乎遍历全国；国外到过几个大洲。
除童年和少年的一段时间外，在家乡的时间并不长。
法国留学回来和出狱后到过家里几次也都没住得很久。
然而有许多事在我的记忆中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记起了在家里的堂前，在写着“望益”那块匾额的下面，晚上他对弟妹们讲读外国名著《茵梦湖》里的故事。
我记起了他离开牢狱重新获得自由后，同我们一起在本村祠堂前池塘里洗澡、戏水，他在池塘里低吟：“起来
饥寒交迫的奴隶……”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国际歌》。
他教我下围棋，那黑白棋子还是用马粪纸剪的，有时下得竟忘记了吃饭。
他还同我们到村子附近的西周高背一带游览、写生，或者到风光绮丽的山坡上、池塘边观赏，沐浴在大自然的波光色海里。
他从外面带回来许多书刊，有红壳面的《呐喊》，有封面上好像几个人挨在一起的《彷徨》，他住的东厢楼上的书橱里挤满了厚厚的现代杂志。
这些都启引过我在少年儿童时代就去轻敲文学的门扉。
这一切，都像云烟消散一般地过去了，但当记忆一丝丝地重新萦绕脑际的时候，又好像没有因年月的消逝而褪色。
尤其是他为了投身于民族解放战争而离家远走的坚毅意志，一直在我的心坎中留下深刻的印象。
抗战炮火打响了，他又义无反顾地违反父亲叫他留在家里的意愿，离开家庭，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临行时并告诉我的二哥：“今后不管怎样，你们兄弟俩要做正直的中国人，千万不能参加那个党（指国民党）。
”这一临别赠言，也使我联想到他的为人以及他为什么那样热爱鲁迅的作品。
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有的文章和资料把艾青讲成义乌人（直到1980年12月福建教育学院出的一篇谈《黎明的通知》的资料还说艾青是义乌人）。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他读的浙江省第七中学（现在的金华一中），原来的校址就在金华的名胜古迹“八咏楼”的附近。
南宋著名的女词人李清照在金华住过，她写过《武陵春》一词，词中写的“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
只恐双溪蚱蜢舟，载不动许多愁”中的双溪，就是义乌江和武义江汇合成的婺江。
八咏楼楼高数丈，面临婺江，登楼可以远眺。
李清照在丈夫死后来金华避难时，曾登临过八咏楼，写过很有气势的诗：“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题八咏楼》） 从金华出义乌门向东走，约七十华里的地方，有个村子叫畈田蒋，我们的家就在这个村子里。
村子就在双尖山下，艾青在《双尖山》这首诗中这样写：“亲爱的双尖山，\\\/你是我的摇篮——\\\/早晨，你看着我起身，\\\/晚上，你看着我睡眠。
”的确，在我家的楼上，从北面楼窗望出去，可以看到双尖山的山顶。
双尖山，在抗战时期是金华东义乌西一带游击战士经常出没的地方。
我记得，我初次看到的《献给乡村的诗》《雪里钻》等诗，就是由当时金萧支队游击战士带来的。
从我们这个村子向东走两里多路，就有一条小溪，隔溪就是义乌地界，我们村里的方言同史学家吴晗家乡苦竹塘（属义乌地界，离畈田蒋约五华里）的方言很相似，我们的母亲又是义乌县王阡（离我们村子10华里，比我们村子大）人，所以有的人就误传我们是义乌人。
吴晗倒是真正的义乌人，他的外婆家却在我们村子里。
吴晗童年、少年时代在金华傅村育德小学和城里的金华中学（那时叫浙江省立第七中学）读书，假日常到畈田蒋外婆家来，常同艾青一起玩。
出生在义乌的名人较多，如陈望道、冯雪峰、吴晗等，所以有的人把艾青也说成义乌人。
我们的村子离金华城70华里，离义乌城倒更近一些，也容易把我们当成义乌人。
第三个问题，关于《大堰河——我的保姆》。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在狱中写的成名作。
诗中的人物形象可说是实有其人和实有其事。
它与《我的父亲》是姊妹篇，都是研究艾青早年生活及其家庭的重要诗篇。
大堰河是个童养媳，她的名字就是她出生的那个村庄的名字。
她的村庄叫大叶荷，大堰河是谐音。
大叶荷这个村子很小。
这个女孩子从小嫁到畈田蒋做童养媳，度过了劳碌悲苦的一生，死时只有一口很简陋的棺木，一手把纸钱的灰，用几把稻草盖一盖棺材，旁边也围点稻草，就算是一个坟墓。
大堰河的确是一个勤劳朴素的农妇，我的姑母早年丧夫失子，住在畈田蒋，时常赞叹大堰河，说她很勤快，可惜死得太早了。
旧社会的童养媳都是悲苦的，连一个自己的名字都没有。
我们村子里就有许多童养媳，都像大堰河一样，用出生的村庄的名字代替她们的名字。
有人问，大堰河在劳动时还含着笑，是不是实写
我说，看看鲁迅写祥林嫂到鲁四家开始做工的那一段，写到“然而她反满足，口角边渐渐有了笑影，脸上也白胖了”就可懂得“笑”里所包含的深刻悲剧意味。
大堰河的“含着笑”，一方面说明大堰河的要求多么卑微，另一方面也说明在旧时代穷苦人要谋生，哪能哭丧着脸去惹东家或旁人的不愉快呢
有人问：艾青被捕后，父亲哭到天亮，是不是真的
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真的。
因为儿子走的不是与他同一条路，他的幻想破灭了。
他曾盼望艾青早日从法国巴黎回家，照他的意愿干事，但等而又等，儿子尚未回来，他竟吟咏起温庭筠的词句来了：“过尽千帆皆不是，斜晖脉脉水悠悠。
”及至儿子回国，不但没有衣锦荣归，而且是“两手空空，什么也没有——除了那些叛乱的书籍，和那些狂热的画幅，和一个殖民地人民的深刻的耻辱与仇恨”，现在又被关进了监狱，由于对儿子的绝望，确曾一夜哭到天亮。
（选自《艾青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有删节） 二、创作回忆（艾青） 《大堰河——我的保姆》是我1933年1月写于狱中的一首抒情诗。
我在1932年4、5月间从法国回到上海。
不久，我参加了“左翼美术家联盟”，与江丰、力扬等一些美术青年，组织了“春地美术研究所”（即春地画会）。
1932年7月12日，我们12人就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押在第二特区法院看守所。
后来，江苏省高等法院第三分院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主义”“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第十条，刑法第九条、第四十二条”为罪名，判处我有期徒刑六年。
一天早晨，我从看守所的窗口看到外面下雪，想起了我的保姆，一口气写下了这首诗。
我完全是按照事实写的，写的全是自己的真实情感，写完之后也没有什么改动。
因为看守所的生活也不允许我反复修改。
我出生在浙江金华畈田蒋村一个姓蒋的地主家庭。
我是这个家庭生下的第一个儿子，按理说这是要喜庆的。
但因为母亲难产，算命先生说我会“克死”爹娘。
父母迷信，因此不喜欢我，一生下来就遭到家庭的歧视。
很快，就被送到本村一位贫苦的农妇家里抚养。
这位妇女很小的时候从一个叫“大叶荷”的邻村卖到我们村，这个村离我们村大概五华里。
“大堰河”这名字，小时候只是听口音的，1973年我回家乡，乡亲们谈起这首诗时告诉我，“大堰河”其实是“大叶荷”的误写，我们家乡的土音“大叶荷”和“大堰河”完全一样。
所以，我在诗里写到：“大堰河，是我的保姆。
\\\/她的名字就是生她的村庄的名字，\\\/她是童养媳……”她卑微到连自己的名字也没有，从哪里来就叫哪里的名。
我在“大堰河”家一直住了五年。
诗里写了：“我是地主的儿子，\\\/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五岁那年，因为我要去念书了，被父母带回去了。
在“大堰河”家里的五年，使我感染了农民的那种忧郁和伤感，使我对中国农民有了一种朦胧的初步印象。
回到父母家里，我是在一种被冷漠、被歧视的空气中长大的。
所以，我长大一点后，总想早点离开家庭。
“大堰河”一共生了五个儿子。
她与前夫生了三个，前夫死后，从邻村上姜村招赘，又生了两个。
1953年和1973年我两次回家乡，都去看了他们。
《大堰河》这首诗，是出于一种感激的心情写的。
我觉得只有在“大堰河”家里，我才感到温暖，得到宠爱。
“大堰河”很爱我，我也爱她。
1953年和1973年，我都到她墓上去了。
这首诗写好后，我就放在身边。
后来要解到苏州去了，就把这首诗以及其他一束诗稿交给狱中的难友，托他出狱后带给我的朋友李又然。
李把这些诗送到了《春光》杂志，发表于1934年该刊第1卷第3期，为了避过敌人的注意，我就根据本名蒋海澄的谐音第一次用了“艾青”这个笔名，以后我的第一本诗集即取名《大堰河》（上海群众杂志公司1936年出版）。
（选自《新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版） 三、《大堰河——我的保姆》赏析（吴思敬） 艾青说，《大堰河——我的保姆》“带有自传性质”，“我完全是按照事实写的，写的全是自己的真实情感”（《艾青谈他的两首旧作》）。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这种“自传性质”，决定了这首诗极少用比喻意象，而纯以描述性意象为主。
这类意象是诗人的心灵对现实的直接映照，其触角可以伸到生活的各个层次和心灵的各个领域，具有极大的包容量和丰富的表现力。
《大堰河——我的保姆》“带有自传性质”，但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从本质上说它依然是一首抒情诗，诗人以对大堰河的深沉的爱为动力，按照诗的艺术规律展开想像，其意象的运动与组合主要通过如下两条渠道进行。
其一是接近联想，即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象在空间或时间上接近，而把它们联想到一起。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信息提取方式主要是接近联想：“大堰河，今天我看到雪使我想起了你：\\\/你的被雪压着的草盖的坟墓，\\\/你的关闭了的故居檐头的枯死的瓦菲，\\\/你的被典押了的一丈平方的园地，\\\/你的门前的长了青苔的石椅……”——“坟墓”“瓦菲”“园地”“石椅”，这些事物都在大堰河生前或死后涉及的狭小的生活范围内，因空间接近的原因，被联想到一起来了，这是空间接近联想。
紧接下去：“在你搭好了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的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的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搭好了灶火”“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等等大堰河辛勤操劳的场景，由于时间上接近的原因被联想到一起，这就属于时间接近联想了。
其二是对比联想，即由于对某一事物的回忆，头脑中又浮现出与之相对立的另一种事物。
诗人描写了大堰河家的极端贫苦的生活之后，紧接着联想到自己家里的豪华生活：“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我呆呆地看着檐头的我不认得的‘天伦叙乐’的匾，\\\/我摸着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纽扣……”这里展示的还不仅仅是地主与贫苦农民悬殊的生活水平，而是诗人的波涛起伏的内心世界：“我是这般忸怩不安
因为我\\\/我做了生我的父母家里的新客了。
”在大堰河家中的那段生活，给艾青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他目睹了贫苦农民的痛苦生活，也发现了他们的善良美好的品格；他对养育自己的大堰河充满深情，而对自己亲生父母的家却感到陌生而不安，艾青的叛逆思想在幼小时候已见端倪。
此外，大堰河的生前勤奋劳作与死后的惨淡萧条、大堰河对乳儿的“美梦”与现实粉碎了她的梦均构成了对比。
大堰河的勤劳、善良的品格与她的悲惨命运就在这对比中凸现出来，从而显示出诗人对大堰河的赞美和对不合理的世界的诅咒。
《大堰河——我的保姆》中流溢着爱，这既是大堰河对她的乳儿的纯洁的、无私的爱，又是她的乳儿——诗人对养育他的乳母的刻骨铭心的爱，然而诗人并未以他的一己之爱为满足，《大堰河——我的保姆》是献给大堰河的，同时也是献给“大地上一切的，\\\/我的大堰河般的保姆和她们的儿子”，这表明了诗人的博大胸怀，同时也是这首诗的普遍价值之所在
为什么我们常用“山东大汉”来形容山东人
范仲淹(989—1052) 北宋中叶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
字希文，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进士，官到参知政事（副宰相）。
范仲淹青少年时期，在日食两餐冷粥的困境中坚持刻苦攻读，甚至五年未尝解衣就枕，这番艰苦生活的磨炼，使他后来始终能以清廉律已，关心人民疾苦，不忘“忧天下”的初志。
中年做官后，接连上书议论国事，讥切时弊。
后得罪宰相吕夷简，贬饶州。
康定元年(1040)，边事紧急，召为龙图阁直学士，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兼知延州，防御西夏。
由于号令严明，训练有方，又能团结当地羌人，戍边数年，名重一时，羌人尊呼为“龙图老子”，西夏称为“小范老子”，赞其腹中有数万甲兵。
庆历三年(1043)，吕夷简罢相，范仲淹参知政事。
曾提出十条建议以革新朝政，重在整顿吏治，限制公卿大臣的子侄荫官，引起腐朽官僚势力的不满，攻击他引用朋党，迫使离朝，“庆历新政”即此结束。
后于赴颖州途中病死。
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
他意识到宋初数十年来文章柔靡、风俗巧伪的危害，强调继承历史上进步的文学传统，并推荐当代能坚持风雅比兴传统的好作品，自己的诗文也代表着文学创作中的进步方向。
他的论说文旨在阐明民为邦本的重要性，议论风发，具有夺人的气势。
《岳阳楼记》是其传颂千古的名作。
文章提出正直的士大夫应立身行一的准则，认为个人的荣辱升迁应置之度外，“不以物喜，不以已悲”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光”。
全文记叙、写景、抒情、议论融为一体，动静相生，明暗相衬，文词简约，音节和谐，用排偶章法作景物对比，成为杂记中的创调。
诗歌方面，坚持风雅传统，诗风古朴，有散文化及多议论的倾向，以《四民歌》为代表。
词存五首，《渔家傲》为其名作，写戌边生涯，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慨及忧国思乡的悲凉情怀表达得协和统一，开拓了宋词的表现领域。
有《范文正公集》。
解读大慈善家范仲淹深弘誓愿 范仲淹，北宋的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曾出将入相，功满天下，其英名已传之千古。
他晚年撰《岳阳搂记》，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深弘誓愿，更是传诵了千百年，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敬仰。
然而，范仲淹是大慈善家，人们却知之甚少。
他当官时，俸禄较高，但其平生却“未曾享有一日七大夫之奉者”，保持一贯的俭朴生活。
他不像许多儒士追求“颜如玉”、“黄金屋”和“千钟粟”的个人享受，而是办义庄、兴义学，解人之难，使之安居乐业，或受良好教育。
他临死时竟清贫如洗，以至无资以葬。
他的慈悲济世精神就是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
一、置义田，兴义学 范仲淹身居高位，俸禄丰厚，但却克勤克俭，省下余资，兴置义庄，周济宗族穷人。
其子范纯仁说，范仲淹“于苏州吴、长两县置田十余顷(十顷为千亩)，其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谓之义庄。
”当时聚族而居已有九十口，则平均每人占田八亩有余。
岁入粳稻八百石。
计口给米外，存余粮以备荒年及丧嫁之费。
范仲淹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却以宽广胸怀自愿：“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楼钥在《范氏复义宅记》中评价道：“文正公奋身孤藐，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
既达，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
”富弼撰的文正公碑铭中亦写道：“公天性喜施与，人有急，必济之，不计家用有无。
既显，门中如贱贫时，家人不识富贵之乐。
每抚边(既出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副边防长官，对西夏作战)，赐金良厚而悉以遗将佐。
在杭尽以余俸买田于苏州，号义庄，以聚疏属；而无敛新衣，友人醵资以奉葬。
诸孤无所处，官为假屋韩城以居之。
遗表不干私泽。
此益见其始终志于道，不为禄仕出也。
” 范仲淹亲自手订义庄的管理规则，规定任何人，包括义庄掌管人犯规，由“官理断”。
他对子侄要求很严，嘱他们“勿烦州县”；他给诸侄写信，再三要他们在官当廉洁谨慎，必须有乡曲之誉，才能推荐。
范氏后人继承了办义庄的传统，在晚清时达到八千亩，其供给赡养的范氏族人有了数倍的增多。
范仲淹也关心苏州的教育事业。
他曾在苏州购得南园之地，已盖好房子，准备居住。
一位阴阳家(风水先生)说，住此地“必踵生公卿”(可世代出公卿)。
范仲淹说，“吾家有其贵，孰若天下之士受教育于此，贵将无已焉。
”(让天下士人来上学，都成为贵人)正如有的学者所言，他继承了孟轲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
” 除置义庄，办义学外，范仲淹的义举是很多的。
这里只举一例以明之。
他被贬到浙江当官时，一名小吏孙居中死在任上，家贫子幼，缺路费，不能回乡。
范仲淹赠钱数百缗，(缗，成串的钱，一千文为一缗)雇了一条船，把灵柩和一家老小送归家乡。
他派一位老衙吏护送。
为避免途中为关卡阻滞，交给一首诗，并嘱咐道，“过关过卡，把这个拿出来就行了。
”诗云：“十口相携泛巨川，来时暖热去凄然。
关津若要知名姓，此是孤儿寡妇船。
” 二、只任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心 读宋史卷范仲淹传，读范公文集，才悟到范仲淹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是他的由儒家的“兼济天下”到佛家的“普度众生”的境界的人生轨迹。
他少年时，在长白山醴泉寺(今山东)读书，“日作粥一器，分为四块，早暮取二块，断整数茎，入小盐以啖之。
”冬夜读书，为振作精神，以冷水沃面。
虽然“人不能堪”，而“仲淹不苦也。
”后来他前往应天府(今河南)，在应天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师从戚同文，继续“苦心劳形”，“五年来常和衣就枕”，“读书累年不解带。
他曾立下不能当良相，即当良医的志向”。
他说“能及大小生民者，固为相为然”；“在下而能及大小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
”后来，他的忧思更为深远。
他表白有“益天下之心，重千古之志。
”他称他的至诚所趋者，乃是“以万灵为心，以万物为体，思与天下同其乐。
”他坚持“进则尽忧国忧民之诚，退则处乐天乐道之分。
”他无论当文官，抑或任武官，都深得民心。
这是因为他“不以己欲为欲，而以众心为心”；“爱持众同，乐与人共。
” 范仲淹与韩琦同心协力抗击西夏时，边上人唱道：“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范仲淹任开封府尹时，开封人称他“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师无事有希文”(范仲淹，字希文)。
明代何渊镌说：“大凡能任天下之重者，必以天下为心。
心之欣戚，主乎人而不私于已。
”这是对范仲淹的伟大人格和精神的高度概括。
范仲淹置义田、办义学是他的“任天下之重，以天下为心”的精神的延续。
此外亦有其恩师戚同文的影响。
《宋文学案、卷三：高平学案》中讲“同文为人质直，尚信义。
宗族贫乏则碉给之，丧则赈恤之。
不积财，不营居室。
或勉之，辄日：‘人生以行义为贵。
’由是深为乡里推服。
” 我国学者认为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源自孟子。
孟子曾说：“君子有终生之忧，无一朝之患”；“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笔者不否认孟子的与民同忧乐的思想对范仲淹的影响，但必须指出，范仲淹的十四字深弘誓愿的境界高于孟子。
晚于范仲淹的苏轼也曾说：“享天下之利者，任(承担)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
”其境界也逊于范仲淹。
范仲淹是一位儒士。
孔孟表述的是“做人之学”，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
范仲淹的一生切实地践履了。
然而他的十四字的深弘誓愿则表明，他有着更高远和深沉的现实关怀和价值理念，那就是佛家的大慈大悲，这是他所追求的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
三、慈悲济人，普度众生 儒家主张仁爱，推己及人，不可自私自利，要与他人忧乐与共。
但儒士能真正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进而“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者不多。
原因一是，儒家的“仁”是在家族伦理的文化生态中由近及远、由亲及疏的不断递减的差等的爱。
而“为仁”的根本途径是自我修养；二是儒家只论及人际关系，而不论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论及人与神鬼的关系，也未论及彼岸世界；儒家虽提及因果报应，但缺少作恶下地狱、行善上天堂的警世内容，因此现实效果小。
孔子曾两次扼腕而叹：“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我没有见到喜欢德行能像迷恋女色一样的人啊! )欧阳修是宋代的大贤、大儒之一，然其“游饮无节”，有时迹近放纵。
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八》中说，欧阳修嗜酒亲妓的荡习，有时令人“讶其多游。
”欧阳修自己亦坦言：“仆知道晚，三十以前，尚好文华，嗜酒歌呼，知其为乐，而不知其非也；及后，少识圣人之道，而悔其往咎。
”范仲淹也曾叹惜汉代的贾谊不能把名位看破，悲郁而死于长沙，其诗云：“人生荣辱如浮云，悠悠天地胡能孰；贾谊文才动汉家，当时不免来长沙。
”儒家不如佛家的暮鼓晨钟能提起人的警觉。
佛家是把善恶报应与六道轮回相连，作恶者会入三恶道(畜生、饿鬼、地狱)，因此具有强大的警策作用。
范仲淹是一位佛门居士。
笔者并未专门进行考证，只是在浏览《佛光大藏经、净土藏》时，读到清代济能纂辑的《角虎集》，书中载有《文正公范仲淹居士》佛门行止的个案。
他作为居士，自始信仰佛教(宋时，佛教指佛陀的教育，而非宗教)。
诚然他熟稔佛经。
比如，他在宣抚河东途中，偶获一卷佛经，当即识别出于宋初刊刻的《大藏经》。
他曾说：“释道之书，以真常为性，以清净为宗，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他是深知佛家真谛的。
《岳阳楼记》中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不以物喜，不以已悲”两句最为警世，都是菩萨境界。
他在担任参知政事(副宰相)时，联合富弼等人实行“庆历新政”，积极推行有利国计民生的改革，未获成功，而被排挤。
他在谢表中，表达了“不以毁誉累其心，不以宠辱更其宋。
”欧阳修也赞扬他“少有大节，其于富贵、贫贱、毁誉、欢戚，不一动其心，而慨然有志于天下。
”“不以物喜”或“不以毁誉累其心”等，表明他不攀缘，不受环境即六尘(色、声、香、味、触、法)所左右，保持其真诚、清净、平等、正觉和慈悲。
范仲淹对于佛陀的教导是知行结合。
他是禅净双修。
据《角虎集》载，他“常修净业，以养圣胎。
临终之日，谓家人日：‘吾昨夜梦池中莲花皆作 金色，即当随师西去矣。
’溘然而逝。
(佛教是师道，范仲淹以阿弥陀佛为师，最终随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 笔者认为，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源自佛家，更准确而言，是源自地藏菩萨的大愿。
地藏菩萨深感众生太苦了，而地狱众生更是苦难深重，因此他的誓愿是“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
”我们可以在《地藏菩萨本愿经》中了解到地藏菩萨以不同身份，四次立弘誓愿：“我今尽未来际不可劫，为是罪恶六道众生，广设方便，尽令解脱，而我自身方成佛道”；“不先度罪恶众生，令是安乐得至菩萨，我终未愿成佛……”这是大慈大悲；与一切众生乐，是慈心；拨一切众生苦，是悲心。
这种慈悲是平等的、无条件的、一视同仁的。
范仲淹敏锐地洞察到天下人的忧患，并为此而忧虑，尽其所能，解除大家的忧苦。
这是他的“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
他要先替天下人着想，先让天下人都快乐，然后自己才能安心享有快乐。
这是“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意识，是视一切众生本来与我同体，苦乐相共的。
因此，他对天下人的拨苦和与乐是不分亲疏的，不计较自己的得失的，而为天下人担荷一切难行、苦行。
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因地藏菩萨的精神力的感召而发生的，从而形成了他的崇高的人格和精神。
范仲淹是儒家式的佛门居士，他的十四字深弘誓愿是以儒家的语言表述了佛家的大慈大悲精神。
胡锦涛于2005年2月4日接受第十一世班禅拜见时，倡导“积极弘扬宗教教义中扬善抑恶、平等宽容、扶贫济困等与社会主义社会道德要求贴近的积极内容。
”因此，继承范仲淹的深弘誓愿和地藏菩萨精神，是时代的需要，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自古以降，我国无数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等继承发扬了范仲淹的深弘誓愿，为中华民族和人民铁肩担道义。
他们在马背上角逐日月，刀光里保家卫国。
比如，吉鸿昌将军临刑前，用树枝在地上从容写道：“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进发出人生的悲壮。
缅怀这些英雄人物，我们愈加感到眼前是数不清的高山峻岭。
经过“文化大革命”，被“神圣”口号戏弄过以后，不少人淡漠了崇高的理念。
人的神圣感、尊严感暗淡以后，只会一心跟着感觉走，在纷纭杂呈的诱惑面前，目不暇给，魂不守舍。
更有甚者，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采取各取所需的功利态度，热衷于反权威、反道德、反理性、反正统、反严肃，追求绝对的个人自由。
丢失中华优秀的文化传统，就可能投入痞子文化的怀抱。
范仲淹的先忧后乐观，乃至一切深邃的思想，都是从生命的深处涌现出来的，都是真正深刻地关照生命，关照人类的历史和现实。
范仲淹死后，韩琦在祭文中称誉他“前不愧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
”今天，他依然是我们的导师。
在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时，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一股清纯的源流；在我们培养律己奉公的德性的时候，他的思想是策励我们的力量。
我国著名学者刘梦溪在其《传统文化：解构与重构》一文中说：“凡真正的思想家，其学思总有超越的一面，即使是处身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之中，仍有属于思想家个人(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超越的部分。
这超越的部分，作为文化遗产，便具有永恒的价值。
”诚哉斯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悲壮刚烈，令人血脉喷张，令人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更是令人低回敬仰不已。
深圳有啥好，为什么这么吸引人：深圳又有啥不好，为什么又有那么多来的人想离开。
深圳 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 大批移民的蜂拥而来，使深圳成为一座没有方言的城市。
走进深圳，我们最直观的感受有两点。
一是这个城市的人都很年轻，二是他们都说普通话。
这是深圳和广东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也是深圳和国内其他城市大不相同的地方。
全国各城市都有自己的方言，惟独深圳是个例外。
北京有北京话，上海有上海话。
北京话不是河北话，上海话也不是江苏话。
深圳当然有人说”白话“（广州话），或说别的方言，却没有北京、上海那种只属于自己城市的”深圳话“。
深圳不但现在没有方言，而且将来也不会有方言。
因为深圳不属于某个地域，而属于全中国。
事实上，深圳一开始就没打算成为省会的缩影、州县的翻版。
它是特区，是改革的试管和开放的窗口。
因此，中国历史上有的，深圳不一定要有；中国现代化必须的，深圳就一定要有。
同样，别的地方有的，深圳不一定会有；别的地方没有的，深圳反倒可能会有。
所以，深圳没有大锅饭，倒有分红制；没有铁饭碗，倒有炒鱿鱼。
当然，深圳还有种种和改革开放合拍、和国际惯例接轨的东西，却不会有与国际性和现代化无关的方言。
何况深圳又是个移民城市。
移民城市并不一定就没有方言，比如北京、上海就有。
因为北京和上海的移民，是渐进的、掺沙子式的。
在此之前，已有本上文化存焉。
移民们零零碎碎细水长流般地进入这两个城市，不知不觉地就被同化当然，沙子掺得多了，土质也会发生变化。
本土原生文化和外来移民文化相互渗透交融，就形成了北京和上海独特的文化。
这也正是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虽然分别接近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却又并不等同于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原因所在，但，北京文化和上海文化又毕竟是在燕赵文化和吴越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北京和上海的移民一开始也主要是北国和江南的就近移民。
既然原本就大体上”同一方水土“，则新方言的形成，也就顺理成章。
深圳的情况却不同。
深圳的移民，是突发式的、浪潮般的和全方位的。
不过眨眼工夫，五湖四海的各方移民，便以排山倒海之势蜂拥而来。
移民的人数，数十倍地多于本土居民，而且短时间内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族群。
本土文化和移民文化不大成比例，也就谈不上同化移民的问题。
当然，香港文化和广州文化的影响还是强有力的，尤其是事关经济的那些习俗，如相信风水和崇拜财神。
但这并不能使深圳变成另一个香港或广州。
因为财神这玩艺是认钱不认人的。
财神也没有什么信仰、教义和原则，并不只接受说”白话“者的香火。
你就是对他说英文，他也该干啥就干啥。
事实上，深圳人的信风水、祭财神、说白话，并非心仪粤港文化，而是希望”先富起来“，或不过”入乡随俗“而已。
同样，移民们原有的文化也不可能在深圳形成气候。
因为一个人既然打算移民，就必须作好思想准备，丢掉自己原有的某些旧东西或旧习惯，包括讲惯了的方言。
大规模的自觉移民就更是如此。
对于深圳人而言，这不但并不困难，反倒应该说是理所当然，是题中应有之义。
因为在某种意义上，”闯深圳“和”告别传统“可以说是同一个意思。
要闯深圳，就必须告别传统。
甚至，闯深圳，原本就是为了告别传统。
那么，方言什么的，又有什么不可舍弃的 更何况，在这个强手如林的城市，是没有什么地方文化可以成为优势，可以”一统天下“的。
你不可能要求陕西人说江西话，不可能要求东北人说湖北话，也不可能要求江浙人说四川话。
唯一可以为所有移民都共同接受的，只有普通话。
也只有普通话，才最具有文化上的优势。
于是，普通话便成了深圳的通用语言，深圳文化也就成了一种”普通话文化“。
普通话文化是一种优势文化。
的确，普通话是优于方言的。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歧视方言或反对方言，相反，我们这些研究文化的人，都喜欢方言。
甚至可以说，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容易解读的，也是没有趣味的。
因为没有方言，也就没有特色，没有风味。
细心的读者一定不难发现，本书写深圳的这一章，远不如前面写其他城市的章节那么有趣。
原因之一，就在于深圳没有方言。
中国的城市，现在正越来越一体化和模式化。
到处都是大同小异的新建筑，千篇一律的立交桥，毫无个性的街道和店铺、楼房和住宅，连果皮箱都区别不大。
如果某一天连方言也消失了，我不知道中国将来的城市，还会有什么可读的。
但，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方言又是有封闭性和狭隘性的。
实际上，正因为方言有狭隘性，才有特色；也正因为方言有封闭性，才能保住特色；而正因为方言有特色，才会有风味。
相反，普通话不同于方言之处，则正在于它的兼容性和开放性。
前面说过，最具有兼容性和开放性的文化，也就是最具有优势的文化。
开放才会有活力，兼容才会有发展。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城市，如扬州、泉州、苏州、广州，都曾繁盛一时，就因为它们在当时是最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
这种优势一旦丧失，随之而来的，便很可能是无法避免的衰落。
比如扬州、泉州和苏州的繁华就已成明日黄花，而坚持粤语文化的广州，如不改弦更张，加强开放性和兼容性，则恐怕难免落伍之虞。
在这方面，深圳的优势极为明显。
事实上，开放和兼容，正是深圳这个没有方言、说普通话的新兴城市的性格。
自建市之日起，深圳就没关过门。
或者说，它本来就是充满自信的中国人有意打开的门。
从这扇洞开之门走进来的，不但有国外、境外的资金，也有他们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经济模式、营销理念、运作方法等等，比如企划、CI、广告、公关、信托投资、有偿转让、分级管理、经营预算、品牌战略、股票证券之类。
只要是好东西，深圳都来者不拒，一概接收。
一时半会拿不准的，也允许试。
生活层面的东西，就更是少有禁忌。
新潮服装、时髦发型、西式婚礼、境外旅游，在深圳都大行其道。
桑拿浴、保龄球、高尔夫、夜总会、BAR、PUB，这些现在已为国人逐渐熟悉、先前却闻所未闻，或只在电影里看过，在老上海的故事里听过，却不曾或不敢尝试的东西，在这个城市也最早登陆，并风行一时。
深圳也是兼容的。
活跃在深圳这个大舞台上的，并不是一个成份单一品类单纯的族群。
改革者、投机商、文化人、阴谋家、暴发户、打工族、淘金者、江湖帮、皮条客、经纪人、创业者、流浪汉、科技精英、企业老总、白领雇员、街头摊贩、坐台小姐、江湖骗子，可谓无奇不有。
各色人等，鱼龙混杂，阶层甚多，差别很大。
但，无论是财大气粗的香港大富豪，还是克勤克俭的他乡打工妹，是老谋深算的外国金融家，还是初涉商海的内地大学生，都在这个城市有一席地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而且活得如鱼得水。
开放和兼容也是深圳人的共识。
1995年9月，《深圳商报》的《文化广场》周刊创办之初，即表现出一种开放兼容的气度。
他们的口号是”共同的园地，不同的声音“。
学界精英、机关干部、公司文员、打工一族，都可以在这个园地畅所欲言，而无庸顾虑所言是否精当，所说是否准确。
的确，一个开放兼容的城市是不会单调到只有一种声音的，就像气势恢宏的交响乐不会只有一个声部或只用一种乐器演奏一样。
开放和兼容构成了优势。
相书有云：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
鲁迅先生以为”这并不是妄语“，而且解释说：“昔人之所谓‘贵’，不过是当时的成功，在现在，那就是做成有益的事业了一（《北人与南人》）。
深圳地居南国而人多北方（广东人把外地人通称为”北方人“，事实上深圳的北方人也确实较多），无疑是”南人北相“ 其实，深圳又岂止是”南人北相“，甚至也是”东人西相“。
作为一个面向全国开放的移民城市，深圳兼东西南北各地文化优势而有之。
南方的务实，北方的豪爽，西部的坚韧，东部的精明，在这里都有表现，而且相得益彰。
更重要的是，深圳为东西互补南北交融创造了一种条件，包括宽松的文化氛围，轻松的文化心理，开阔的文化视野，多样的文化生活等等。
在深圳，很少有人会死守童年时代养成的生活方式和心理习惯，也很少有狭隘的地方观念。
这也不奇怪。
一个没有方言的城市是不会有狭隘的地方观念的，而在一个都讲普通话的地方讨论”惟我家乡独好“的问题则显然是可笑的。
事实上，大家都讲普通话，也就意味着大家都放弃或部分地放弃原有的文化，同时共同接受某种公共原则，不管这种放弃和接受是主动的还是被迫的。
反正，在文化的磨合与重组中，可以放弃的，多半是不值得坚持的，而真正优秀的东西，则总是会留存下来。
当五湖四海的移民都在放弃同时也在坚持时，一种文化上的优势互补局面，也就自然而然地形成 无疑，这决不意味着要形成一种样式单一的新文化。
相反，对于深圳这样一种移民城市而言，能为所有移民共同接受的公共原则只有一个，即开放与兼容；而在一个开放和兼容的城市，人们的生活也一定是多样的。
只要到街上去走一走，看看深圳的餐饮业，你就会发现，几乎国内所有的吃法，深圳都有。
甚至世界上有的，深圳也有。
法国大菜、美国快餐、日本料理、南洋小吃，林林总总，五花八门。
至于中国传统的八大菜系，当然也不在话下。
川粤两大菜系固然风光依旧，湖南菜和东北菜也十分盛行。
就连近两年才在新疆开始流行的大盘鸡，也迅速地出现在深圳街头。
深圳毕竟是一个移民城市。
移民们带来了自己的理想，也带来了自己的文化。
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把对家乡的眷恋暂时埋在心底，但事实上不少人的家乡观念还是很重的。
深圳毕竟是”异乡“，毕竟是”别人的地方“。
因此，遇到新结识的人，他们会寻问”你是从哪里来的“。
如果是”老乡“，便会格外亲切。
总之，对于家乡的这份眷恋会不时地涌上心头。
于是，每当夜幕降临，人们思乡之情最切时，家乡菜那浓郁的风味，就会和浓浓的乡情一起，如泣如诉地飘荡在这个城市的上空。
它们和深圳电视台特别举办的《故乡传真》节目一起，寄托和抚慰着异乡人不可言说的乡愁。
然而钟情于各地风味的却并非只有家乡人。
苟如此，则深圳人的活法，就不是多样，而是单一事实上，深圳人是既听摇滚乐，又读菜根谭，既吃麦当劳，又去川菜馆的。
因为敢闯深圳的人也都敢尝新，而这个城市的生活又如此地丰富多彩，那就应该尽情地享受天南地北五湖四海。
因此，深圳人一般都有较宽的”食谱“。
他们可能会比较钟爱某种食物、服饰、玩法，但不会拘泥于其中的一种。
只要有可能，他们多半愿意都体验尝试一下。
穿皮鞋的人也许比较多，但也有人喜欢北京的平底布鞋；有人喜欢小立领衬衫，也有人喜欢无领T恤，道是”无领无袖“，有一种”民主精神“。
难怪有人说，没有人能说清深圳最时髦的衣着是什么。
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是最时髦的。
深圳，只时髦多样。
深圳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层的。
这同样不奇怪，因为深圳原本就是一个贵贱贫富悬殊很大的社会，不可能没有层次。
尽管深圳的人均收入要远远高于内地，大多数人都比较有钱，但毕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驾世界名车，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住总统套房。
省吃俭用寄钱回家的打工妹和在夜总会或KTV包房里一掷千金的大老板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外省青年与在证券交易所里翻云覆雨的炒手也不会心态相同。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地位、不同的收入，也有不同的想法和活法。
拥有上万美金一张金卡的阔佬和名流衣冠楚楚，潇洒而高傲地出入CLUB，享受着我们只能在好莱坞影片中观看的顶级生活；白领丽人仪态万方，在名店街和精品屋流连忘返，在咖啡馆和健身房里体验优雅或放松身心；年轻的工薪族下班以后去蹦迪、泡吧、看艳舞，与朋友在红茶坊聊天，或者到有数码音响设备的影院去看一场进口大片。
双休日，大小公司的老总们会开著名车和老婆孩子一起去吃大排档。
他们平时在酒楼里应酬累了，很需要和家人共享天伦，却又不忍心再偏劳太太。
大排档的家常菜则最能满足这种需求。
所以，每到这时，大酒楼的生意往往比较清淡，而大排档却相当火爆。
深圳人生活的多样，由此又可见一斑。
不过这些大体上都与打工族无缘。
身心疲惫又阮囊羞涩的他们，多半只能挤在狭小的房间里看录像，麻木地盯着荧屏，一任港台片的打打闹闹哭哭笑笑刺激神经。
但是，深圳人并没有忘记他们。
有良心的深圳人都明白，如果没有打工仔和打工妹们的血汗和辛劳，我们这个城市是不可能平地高楼日进外金的。
于是，深圳人为打工族设计了一个休闲的好去处——”大家乐“。
我到过红荔路上荔枝公园附近的”大家乐“。
那里舞台宽大而场地开阔，设备优良而票价低廉，任何人只要花两三块钱就能买张门票进去观看演出。
如果有兴趣也有胆量，还可以登台献艺一展歌喉。
不想花钱也不要紧，你可以站在外面看。
大家乐舞台是开放的，也是兼容的。
它没有高耸的围墙、森严的门卫，只有一道低矮空疏的栅栏，象征性地立在座位后面，却留下许多空间，一任围观，不折不扣地是”大家乐“。
这样的”大家乐“据说几乎每个居民区和工业区都有。
它们其实体现了一种”深圳精神“。
深圳是改革开放的特区，而改革开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当然应该”大家都乐“ 深圳人多样多层的生活给许多企业提供了商机，也提出了挑战。
因为消费者的需求是如此五花八门，那就谁也不可能独占市场。
当然，也不能指望一个好点子就能吃一辈子。
深圳人的生活是多样的，也是多变的。
曾经红火一时的卡拉OK歌厅和保龄球馆忽然门前冷落，茶餐厅、茶艺馆、网吧、布吧、陶吧之类则渐渐兴盛。
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开始变得不那么重要，在哪儿吃、在哪儿喝、在哪儿玩却慢慢讲究起来。
深圳人生活越来越好，花样也就越来越多。
新潮一族迷上了锐舞派对（Rave Party），在DJ（专业唱片师）播放的强劲电子音乐声中跳舞狂欢直至通宵达旦；（图五十四）一些最早闯深圳的”资深改革者“们却会在黄昏或深夜打开尘封的书箱，重温大学时的旧梦。
没有什么共同的时髦，也不会有千篇一律。
在这个无奇不有的城市里，人是形形色色的，人的活法也会是形形色色的。
仍然会有人对黄色架步感兴趣，也会有人花20元小费在公园里找来历不明的女人”聊天“。
这就是深圳。
的确，单纯是小城的特征，多元、多层、多样、多彩、多变才是特区。
苏联末期崩溃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的后果苏联解体（俄文：Распад СССР，英文：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一般是指1991年12月25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并将国家权力和核密码箱移交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的历史事件。
当晚，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宣告解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标志着冷战两极格局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