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七子的代表口号是什么
明朝时候掀起一场复古运动，前后七子就是代表人物，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当然我记不全，就记得几个代表，李梦阳、何景明；王世贞，李攀龙。
解释前七子、后七子、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
前七子明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
首见于《明史·李梦阳传》。
为区别后来嘉靖、隆庆年间出现的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世称前七子。
七子皆为进士，多负气节，对腐败的朝政和庸弱的士气不满，强烈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和啴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八股习气。
其文学主张被后人概括为大力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为诗文创作指明一条新路子，以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
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却走上了一条以复古为革新的老路。
前七子崛起文坛之后，其复古主张立迅速风行天下，成为文学思想之主流，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
这在明代文学史上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但他们一些具体的文学见解不尽相同，创作上各呈特色。
李梦阳在复古模拟上坚持主张刻意古范，句模字拟，逼肖前人；诗重气魄，追求雄奇、豪放的风格。
何景明思想较灵活，主张对古人作品要领会神情、不仿形迹，以达到达岸舍筏的目的；诗重才情，偏向清新一路。
徐祯卿诗论颇多精辟、独到之处，在追随李、何后其诗歌风格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康海、王九思主要成就在散曲、杂剧，诗多率直。
边贡、王廷相短诗清新、明快，但总体成就较逊色。
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有的甚至沦为高处是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后七子明嘉靖、隆庆年间（1522-1566）的文学流派。
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
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
名称首见于《明史·文苑·李攀龙传》。
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
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下，俱无足观，无一语作汉以后，亦无一字不出汉以前，较前七子更绝对。
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后七子在文坛上活跃的时间比前七子长。
开始，他们结诗社，首推谢榛为长，后以李攀龙为领袖，李死后，王世贞主盟文坛达20几年。
李攀龙复古观点最执固，但创作上富于才力，时有雄迈之作。
谢榛的文学主张较开明，重视诗作中的超悟、兴趣，擅长诗歌，最富于个性。
王世贞晚年放弃复古，肯定直写性灵，不求藻饰，诗富于才情，能达平淡之境。
梁有誉摹拟之病较少，诗有南国情调，谢榛外，最富独立性。
宗臣长于散文，《报刘一丈书》名动一时。
徐中行爽健苍劲，吴国伦恳切朴实。
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唐宋派中国明代文学流派。
代表人物有嘉靖年间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等人。
自前七子的李梦阳、何景明等倡言复古之后，散文创作以摹拟古人为事，不但缺乏思想，而且文字佶屈聱牙，流弊甚烈。
嘉靖初年，王慎中、唐顺之等人力矫前七子之弊，主张学习欧阳修、曾巩之文，一时影响颇大。
后七子李攀龙、王世贞等再次发起复古运动，茅坤、归有光继起与之相抗。
前后七子崇拜秦汉是模拟古人，唐宋派则既推尊三代两汉文章的传统地位，又承认唐宋文的继承发展。
唐宋派变学秦汉为学欧（阳修）曾（巩），易佶屈聱牙为文从字顺，是一个进步。
唐宋派还重视在散文中抒发作者的思想感情，他们批评复古派一味抄袭模拟，主张文章要直写胸臆，具有自己的本色面目。
为宣传文学主张，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进一步肯定和提倡唐宋文，其书盛行海内，影响深远。
唐宋派对复古派的批评是很尖锐的，指出其要害在于缺乏自己的思想灵魂。
唐宋派中散文成就最高的当推归有光。
唐宋派散文成就超过前后七子，但也并非俱是佳品，他们的集中有不少表彰孝子烈女的道学文章和应酬文字。
他们受道学影响，把道看成是文的源泉，认为道盛则文盛。
这种观点束缚了创作，同时也削弱了他们文学主张的影响力。
唐宋派基于自身弱点，虽然指出了前后七子复古派的弊端，却始终未能根本改变文坛局面。
唯其散文创作对后世较有影响，如清代桐城派便承继了它的传统。
公安派在晚明的诗歌、散文领域中，以“公安派”的声势最为浩大。
本派代表人物是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
其中袁宏道声誉最高，成绩最大，是公安派的领袖。
作为公安派理论核心的口号是“独抒性灵”。
公安派的“性灵说”融合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它和李贽的“童心说”一脉相通，和“理”尖锐对立。
性灵说不仅明确肯定人的生活欲望，还特别强调表现个性，表现了晚明人的个性解放思想。
袁宏道公安派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拟古风气，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发前人之所未发。
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但多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明代文学流派。
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北公安，故世称“公安派”。
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
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
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
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
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几点。
1.反对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
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
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
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2.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
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
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
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 “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
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
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
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3.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
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
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
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
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竟陵派明代后期文学流派。
以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因此得名。
又称竟陵体或钟谭体。
明代中叶后,前、后“七子”拟古之风甚烈,“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成为评判诗文准则。
“唐宋”、“公安”两派曾先后给予抵制和抨击。
竟陵派认为“公安”作品俚俗、浮浅，因而倡导一种“幽深孤峭”风格加以匡救，主张文学创作应抒写“性灵”，反对拟古之风。
所谓“性灵”是指学习古人诗词中的“精神”,这种“古人精神”,不过是“幽情单绪”和“孤行静寄”。
所倡导的“幽深孤峭”风格，指文风求新求奇，不同凡响，刻意追求字意深奥，由此形成竟陵派创作特点：刻意雕琢字句，求新求奇,语言佶屈,形成艰涩隐晦的风格。
竟陵派与公安派一样在明后期反拟古文风中有进步作用，对晚明及以后小品文大量产生有一定促进之功。
然而他们的作品题材狭窄,语言艰涩,又束缚其创作的发展。
竟陵派的追随者有蔡复一、张泽、华淑等。
这些人大都发展竟陵派生涩之弊端，往往略下一二助语，自称“空灵”，使竟陵派文风走向极端。
当时受竟陵派影响而较有成就的是刘侗，他的《帝京景物略》成为竟陵体语言风格代表作品之一。
什么是公安派
神韵说 1． 清代入仕诗人从“南施北宋”开始，民族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心态，已经逐渐淡化，他们的诗歌已经开始以新的面貌来与现政权取得和谐的相处。
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完成。
2． 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 格调说 1． 清代随着王士禛的去世，诗歌领域相对统一的时代结束了，各种诗歌流派纷争由此热闹起来。
以沈德潜为代表的宗法唐人的“格调说”便是其中的重要角色。
tFfIl 2． 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实际上是让诗歌为封建政治和伦理道德服务。
为达此目的，沈德潜认为在表现上要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并用唐诗的格调将这种意图落到实处。
肌理说i 1． 清代作家翁方纲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的问题在于空泛，沈德潜的“格调说”毛病在于食古不化，所以他提出“肌理说”。
2． 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
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
性灵说 1． 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
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
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
2． 性灵派的成就主要为诗歌，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
如《春日杂诗》于恬淡宁静中透出轻松活泼的生活气息，十分舒畅自然；《马嵬》命意新颖，感情倾向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堪称为人民代言的诗歌。
阳羡派 1． 清代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豪放苍凉的词风。
如《点绛唇》上片奇幻小想象，下片在上片营造的气势上以今怀古，透露出作者悲凉慷慨的心境。
91PyIy 2． 陈维崧属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
属于这一词派的作家还有蒋士铨等。
? 浙西派 1． 清代朱彝尊推举南宋姜夔、张炎等婉约词人作品，认为张炎所说“清空”境界为作词最高标准。
这种观点实际上比较注重词的格律和技巧，词风醇雅清丽。
{ 2． 朱彝尊的论词主张和词作受到浙西词家的认同，许多人都以朱彝尊所标榜的姜夔和张炎为楷模，一时此风大盛。
后来龚翔麟选朱彝尊、李良年的等及他本人的词为《浙西六家词》，遂有“浙西词派“之名。
3． 厉鹗继承了以朱彝尊为的主张，认为以周邦彦、姜夔为代表的清婉秀丽词风胜过以辛弃疾为代表的慷慨豪放词风。
与朱彝尊所不同的是，他的词中孤寂冷峭的情调更为突出。
T*Y} 常州派 1． 乾嘉时期，以朴学为代表的求实风气笼罩了整个社会，文学领域的重实倾向也成为这个时期审美的重要价值取向，受到此风气影响，这时期的词坛中注重质实的风格取代了清初词坛的感伤和激情风格。
以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便是这种差异的表现。
2． 张惠言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传统，强调寄托比兴，主要还是表现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他所提出的恢复**传统的愿望很难从根本上实现。
他的词气势雄健，风格俊逸。
词风较为质实，但其内容范围仍然比较狭窄。
桐城派 1． 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
2． 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程朱理学为思想基础，以清王朝政权为服务目的，以先秦两汉和唐宋八家的古文为楷模，在文章体制和作法上有细致规则的系统化的散文理论。
g 3． 方苞将自己的散文理论核心概括为“义法”二字，“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
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姚鼐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的学说进行了融合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
他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还提出“八要”来将义理、考证、文章三者融合落到实处；将多种文风归结为“阳刚”和“阴柔”两种。
x5{ 4． 姚鼐不仅发展了桐城派的散文理论，而且还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桐城派散文体系。
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号称“四大弟子” 唐宋派 嘉靖间，反对前后七子的拟古主义，主张文章取法唐宋古文的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等，他们被称为唐宋派。
童心说：李贽提倡'童心，童心就是真心。
竟陵派：钟惺和谭元春，他们反对拟古，但强调从古人诗中求性灵，在诗文中开眼界，形成了这一派文学上幽深孤峭的艺术风格。
茶陵诗派 以李东阳为代表，作诗力主宗法杜甫，强调法度音调.对台阁体文风是有所冲击的，对后来前七子的诗文主张也有直接影响。
迎娶新娘出发前时想喊个口号
多赚钱来我不花；一切都是为了家；孩娘不能太受累；孩爹使劲把财抓。
愿你们工作生活都节节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