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四大书院
包括：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抗日战争中为日军所毁,1998年由河南登封嵩阳书院接替其四大书院头衔)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石鼓书院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北石鼓山下。
石鼓山峻峭耸拔，风景宜人，唐代元和年间，李宽在此筑庐读书。
宋太宗至道三年(997)李士真重建书院。
景佑二年(公元1035年)，仁宗赐名石鼓书院，韩愈、周敦颐、朱熹、张栻、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王夫之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蔚为壮观。
石鼓书院修建于衡阳北石鼓山上，山并不高，但地势险要，为湘水、蒸水交会口,遥对耒河口。
明清时书院不断扩大，原有的楼、阁、亭、祠等建筑物，都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军焚毁。
今故址内还有明、清碑刻多处。
解放后对书院进行了修复，培植了树木花圃，建以亭榭，现已成为重要的游览胜地。
1944年6月，石鼓书院毁于日军炮火。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陶铸来衡阳视察时，要求恢复衡阳的石鼓书院。
当时的市委市政府限于历史条件，只是在废墟上建了一座石鼓公园，无法恢复当时的建筑和陈列。
1998年，国家邮政部发行“古代书院”即宋代四大书院邮票时，事先曾来石鼓书院实地考察，终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而以河南登封嵩阳书院代之。
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
位于江西省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白鹿洞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庐山游记》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白鹿洞书院的自然风光极为毓秀，四山环台，古木苍穹，溪水古桥，别有洞天，现已成为文化旅游的佳镜。
院内松柏交翠，花草争芳，环境幽静秀丽。
馆内藏品反映了庐山历史文化的辉煌，有当地出土和及从外地搜集的古代青铜器和历代陶瓷，有唐宋著名书法家颜真卿、柳公权、米芾、黄庭坚等在庐山的手书碑拓，有明清著名书画家唐寅、郑板桥、朱耷的字画卷轴，最珍贵的则是《五百罗汉罗图》，血书《华严经》和水晶佛珠，皆属国家一级文物珍品。
白鹿洞书院，在儒家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凭借庐山这块风水宝地，并依靠历代文人学者和热心教育者们的精心耕耘，获得了一种精深文博的厚实，区别于庙堂式的州、府、县学，令人向往、探索和追求，这正是它一千余年来生命力的所在，精魂所在，魅力所在的缘由。
白鹿油书院现存在建筑群沿贯道溪自西向东串联式而筑，由书院门楼、紫阳书院、白鹿书院、延宾馆等建筑群落组成。
建筑体均坐北朝南，石木或砖木结构，屋顶均为人字形硬山顶，颇具清雅淡泊之气。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著名理学家张木式主持岳麓书院，他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
在教学方面，提出“循序渐进”、“博约相须”、“学思并进”、“知行互发”、“慎思审择”等原则；在学术研究方面，强调“传道”、“求仁”、“率性立命”。
从而培养出一批如吴猎、赵方、游九言、陈琦等经世之才的优秀学生，湖湘学派多数学者也在岳麓书院学习过。
一时间，大批游学的士子前来书院研习理学问难论辩，有的还“以不得卒业于湖湘为恨”，当时的岳麓书院成为全国闻名的传习理学的基地。
南宋淳熙七年（1180），张木式去世后，朱熹、真德秀等人对岳麓书院的办学和传播理学，也表现出极大的热忱。
朱熹还将《白鹿洞书院教条》人微言轻正式的学规，颁于岳麓书院。
,朱熹曾两次来此讲学,当时学生达千人,从而使岳麓书院有“潇湘洙泗”之誉,几与孔子在家乡讲学的地方并称。
从元、明至清初，由于战乱，岳麓书院曾两度遭到焚毁，后来虽然得以重建和恢复，已不复旧观。
清初。
书院被禁。
后康熙为了表彰理学，放宽书院政策。
康熙二十六的（1687）御书“学达性天”匾额，并以十三经、二十一史、经书讲义等遣送至岳麓山，乾隆九年(1744)又御书“道南正脉”匾额送至岳麓山，岳麓书院又得以复兴。
复兴后的麓书院，除了对斋舍屡加扩建外，其书院性质也由民办而逐渐演化为官办。
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兴起，岳麓书院往往由从事诂经考史的著名汉学家主持，学习的内容也由理学转向经史考证，特别是在王文清主院期间，更以“群经教授诸子”。
此后罗典任山长，“唯以治经论文，启诱后进”。
道光年间巡抚吴荣光在岳麓书院增设“湘水校经堂”，专以研习汉学为主。
岳麓书院的最后一任山长是王先谦，他是清末湖南著名的经学家。
清代的岳麓书院，集聚了一代常识博洽、德高望重的大师，培养出诸如王夫之、陶树、魏源、左宗棠、胡林翼、曾国藩、郭嵩涛、李元度、唐才常、沈荩、杨昌济等著名的湖湘学者。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在新政之议的呼声中，延续了近千年的岳麓书院正式改为湖南高等学堂。
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
书院大门横匾“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两边对联“惟楚有才,于斯为盛”。
讲堂正中悬清乾隆御书“道南正脉”匾,左右壁有石刻“忠、孝、廉、节”四个高1.6米、宽1.2米大字。
左右两廊有清欧阳正焕所书“整齐严肃”石刻。
讲堂屏风正向刊张村撰《岳麓书院记》。
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近四旁，惟中央，统泰华衡恒，四塞关河拱神岳历九朝，为都会，包伊洛涧，三台风雨作高山。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嵩阳书院，是中州教育史上的一颗明珠，我国古代的高等学府。
宋初，国内太平，文风四起，儒生经五代久乱之后，都喜欢在山林中找个安静的地方聚众讲学。
登封是尧、舜、禹、周公等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据记载，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的有范仲淹、司马光、程颢、程颐、杨时、朱熹、李纲、范纯仁等二十四人，司马光的巨著《资治通鉴》第9卷至21卷就是在嵩阳书院和崇福宫完成的。
号称“二程”的程，程颢在嵩阳书院讲学10余年，对学生一团和气，平易近人，讲学鲜感，通俗易懂，宣道劝仪，循循善诱。
学生虚来实归，皆都获益，有“如沐春风”之感。
康熙辛卯年，全省在开封选拔举人，录取 名额一县不足一人，仅登封就中了五个。
名儒景冬，就这于嵩阳书院，中进士后，曾九任御史。
嵩阳书院正是拥有了得天独厚的师资条件，声名 大振，四方生徒摩肩接踵，成为北宋影响最大的书院之一。
院内的汉封将军柏人称“稀世珍宝”。
嵩阳书院内原有古柏三株，西汉元封六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刘彻游嵩岳时，见柏树高大茂盛，遂封为“大将军”，“二将军”和“三将军”。
大将军柏树高12米，围粗5.4米，树身斜卧，树冠浓密宽厚，犹如一柄大伞遮掩晴空。
二将军柏树高18.2米，围粗12.54米，虽然树皮斑驳，老态龙钟，却生机旺盛，虬枝挺拔。
树干下部有一南北相通的洞，好似门庭过道，树洞中可容五、六人。
两根弯曲如翼的庞然大枝，左右伸张，形若雄鹰展翅，金鸡欲飞。
每当山风吹起，枝叶摇动，如响环佩，犹闻丝竹之音。
三将军柏毁于明末。
关于将军柏树龄一直是个神秘的话题。
该树从受封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赵朴初老先生留有“嵩阳有周柏，阅世三千岁”的赞美诗句。
经林学专家鉴定，将军柏为原始柏，树龄有45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最大的柏树。
细心的游人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二将军柏比大将军柏大得多，为什么被封为“第二”呢
这里有个“先入为主”的传说，动人的传说，不知吸引了多少文人的墨客泼墨挥毫，赋诗赞颂，更留给人们以启示。
巍巍将军柏，给嵩阳书院增添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浓郁的感染力。
门外的大唐碑素有“嵩山碑王”之称。
全称为《大唐嵩阳观纪圣德盛应以颂碑》，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碑高9.02米，宽2.04米，厚1.05米，碑制宏大，雕刻精美，通篇碑文1078字，内容主要叙述嵩阳观道士孙太冲为唐玄宗李隆基炼丹九转的故事。
李林甫撰文，裴迥篆额徐浩的八分隶书。
字态端正，刚柔适度，毛法遒雅，是唐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大唐碑重80多吨，仅碑帽就有10多吨重，古时，人们是怎样将这么重的碑帽主上去的呢
千百年来，凡到嵩阳书院的游人都要提及这个问题。
在民间，“智立唐碑”这个充满智慧的传说故事，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们，成为品赏大唐碑的重要内容之一。
嵩阳书院在我国历史上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瞻富，景观奇特名扬古今。
山峦环拱、溪水长流、松柏参天、环境幽雅、景最清、石幢莠纪故宫铭而文明。
书院主要文物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
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佛教、道教场所，但时间最长，最有名气的是作为儒教以圣地之后，嵩阳书院初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名为嵩阳寺，为佛教活动场所，僧待多达数百人。
隋炀帝大业年间（605——618年），更名为嵩阳观，为道教活动场所。
宋仁宗景祜二年（1035年），名为嵩阳书院，以后一直是历代名人讲授经典的教育场所。
明末书院毁于兵火，历经元、明、清各代重修增建，鼎盛时期，学田1750多亩，生徒达数百人，藏书达2000多册。
清代末年，废除科举制度，设立学堂，经历千余年的书院教育走完了这的历程。
但是，书院作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永远载入史册。
嵩阳书院在古代并不是单纯的指一个院落而言,而是由一个主体院落和周围多个单体建筑群组合而成，其地域分布比较广阔。
大至而言，建筑共分五进院落，由南向北，依次为大门，先圣殿，讲堂，道统祠和藏书楼，除我们看到的嵩阳书院建筑外，属于书院的建筑物，比较有名的还有位于嵩阳书院东北逍遥谷叠石溪中的天光云影亭、观澜亭、川上亭和位于太室山虎头峰西麓的嵩阳书院别墅－君子亭；书院西北玉柱峰下七星岭三公石南的仁智亭等建筑。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府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佑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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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日起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播出，采取季播方式，第一季从1月1日至3月4日播出60集；纪录频道（CCTV9）重播，综合频道（CCTV1）精选部分节目进行展播。
中国全国各省级卫视及地面频道也安排播出。
该纪录片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以传统村落为载体，以生活化的故事为依托，以乡愁为情感基础，以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核心。
展现传统村落的自然环境、人文景观、民风民俗、乡土之物、文化积淀等，梳理传统村落的历史发展脉络 ，聚焦海内外华人记忆中的乡愁，深入挖掘和阐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
《记住乡愁》第二季定于2016年1月3日起每晚20点在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CCTV4）播出。
大田高山茶的历史
大禹创立的夏朝传承400多年，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中华文明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夏朝之后，大禹后裔姒姓曾受封侯国和创立的郡国共有四个，其他姒姓后裔改作他姓后所治之国不在此考之列。
总体上看，大禹后裔继承祖志，天下为公，励精图治，忧国忧民，特别是一遇庸君昏政统治时期常有光复祖德雄心；同时，因世袭旺姓，祖宗圣德，也常遭昏政戒备，多经磨难。
尽管低调为国，也历尽波折。
历史上，在战国争雄的岁月里，楚惠王和楚威王先后毁灭了姒姓杞、越两国，后改姓而建的闽越国、东越国也一直饱经磨难，归于大汉一统。
今河南姓氏文化节征集姓氏资料，现根据史料改编《夏后姒姓四国演义》，作为姒姓族考参阅。
一、多忧的杞国 1．杞国简介 杞国是中国历史上自商代到战国初年的一个诸侯国，国祚延绵1000多年，国君为姒姓，禹的后裔。
杞国建国于商朝，其间时断时续，具体事迹已不可考。
周朝初年，杞国重新建国，自东楼公起，有史料可考的传了二十位国君。
直到公元前445年，杞国亡于楚国。
杞国是小国，史书罕有记载，《史记》虽有“陈杞世家”记载陈、杞两国的历史，但对杞国的描述只有二百七十多字，而且还特别说：“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
” 这样的小国，在周围强邻的压迫下，被迫屡有迁徙。
杞国最初大致在今河南省杞县一带，后来迁到今山东省新泰，后又迁至昌乐、再至安丘一带。
杞国虽小，但也有其重要意义，那就是杞国人乃是夏朝王室之后，存有夏礼，因此孔子曾为考察夏朝之礼而到访杞国。
只是由于杞国文献也多散失，因此孔子感慨道：“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论语·八佾》）。
历史上还流传着一些和杞国有关的故事，《列子·天瑞》中所说的杞人忧天的故事，就发生在杞国。
该成语虽说往往用来形容庸人自扰的无谓担忧，但也有人认为，这和杞国多经磨难而造成的国人忧患意识有关。
目前为止，发现的杞国存在的考古证据不多。
共计有六块殷墟甲骨文提到了杞侯或杞地，可作为商代杞国存在的证据。
而在杞县尚未找到杞国遗存，县城中曾有后人建的东娄公庙，祭祀杞国开国君主东娄公（即东楼公），该建筑在1949年后也已被拆毁。
在新泰，清朝的道光和光绪年间曾出土过一批杞伯每亡所做的青铜器，2002年新泰周家庄又发现了杞国的贵族墓葬群，证实新泰曾是杞国所在地。
另外，1962年，武汉市文物商店曾收购到一件杞伯每亡的簋，1966年，山东滕县出土了一件每亡的鼎。
2．商朝时期之杞国 商朝时期，杞国就已存在。
据《大戴礼记·少间篇》记载，商汤击败夏桀灭亡夏朝之后，将夏王室姒姓的一些遗族迁到了杞（今河南杞县一带）。
但后来曾数次废掉杞国封号（《史记》：“杞在商时，或封或绝”）。
杞国的存在也得到了殷商甲骨文的证实，武丁娶了一位杞国的女子（“妇杞”）为妻，是其60多个妻子之一，当时，杞被册封为侯爵，甲骨文卜辞有“杞侯”的字样。
而在商纣（帝辛）时，卜辞上也有：“壬辰卜，在杞，贞：今日王步于商，亡灾
”的字样。
3．周朝时期之杞国 周武王灭商之后，寻找大禹的后裔，结果找到了东楼公，便封他到杞地，延续杞国国祚，主管对禹的祭祀。
同时把舜的后人封到陈国，主管对舜的祭祀。
从东楼公到杞谋娶公，《史记》记载共传四世，其间年份不详，但谋娶公在位时期，正值周厉王当政，和周武王封东楼公差了200多年，共经历了十个周王，因此，有人推算，其间杞国的世系一定有所缺漏。
杞谋娶公的时候，将杞国从杞县一带迁到了山东。
当时，杞国曾先后受到宋国、淮夷、徐国等势力的攻打，无法在河南立足，只得暂到山东滕县附近的邾国避难，而后迁徙到到新泰一带。
后来，由于别国的入侵，杞国被迫继续向东迁徙。
公元前646年，杞成公在位时，将杞国迁到缘陵，即今山东昌乐县附近。
到了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544年），杞文公又把国迁到淳于，即现在山东安丘县附近。
4．战国之争时期的杞国 杞国弱小，又夹在齐、鲁之间，常被侵扰，鲁国就借口杞君“不敬”，多次“伐杞”、“入杞”，侵占“杞田”。
杞国为求自保，便和晋国结盟。
杞国末年，内忧外患频继。
《史记》中记载杞国事迹不多，基本上只是叙述国君的世系，其所提到的杞国事件，唯有两件兄弟相残之事。
战国时期，争伐激烈。
楚惠王，芈姓，原名熊章，在位时期吴王夫差击败越王勾践，成为一方强霸。
惠王九年，乘吴被越打败之机，率兵攻吴。
楚惠王四十二年，楚灭蔡，四十四年（公元前445年），又灭姒姓杞国（今山东安丘东北），杞简公成了末代君主。
到楚威王七年（公元前333年），楚国打败越王姒无疆，尽取吴越，在长江边石头山（今清凉山）上建立金陵邑（南京城）。
杞国姒姓改为佀姓（也有改姓夏、禹、东楼、娄、侯、夏侯）。
越国姒姓改姓驺、骆、欧阳等。
5．杞国君主 商代时的杞国君主已不可考，周朝时期杞国国君世系较全，现公认能考证出来的有20位国君，自杞东楼公始，至杞简公终，基本父子相继，偶有兄终弟及。
其中杞武公之前四位国君在位具体时间不可考，并且其间很可能还有缺漏。
杞武公之后的君主在位时间都有记载，其中最长的是杞桓公，在位共70年，最短的是杞隐公，在位仅数月，便被弟弟篡位。
至于杞国国君的爵位，虽然《史记》皆记载为公爵，但实际上爵位却有变化。
周武王时封杞，拜为列国，待为上公，礼遇极隆。
东周平王东迁之后，周王室衰落，杞国封号逐渐被贬，在《春秋》等史书中，杞国国君时而被称“杞候”、时而被称为“杞伯”，甚至被称为“杞子”。
新泰等地出土的杞国青铜器铭文上有杞伯每亡的标记，可以证明杞国爵位曾降至伯爵。
杞国国君列表 杞东楼公 杞西楼公 杞题公 杞谋娶公 杞武公 前750年-前704年 在位47年 杞靖公 前703年-前681年 在位23年 杞共公 前680年-前673年 在位8年 杞德公 前672年-前655年 在位18年 杞成公 前654年-前637年 在位18年 杞桓公 姒姑容 前636年-前567年 在位70年 杞孝公 姒丐 前566年-前550年 在位17年 杞文公 姒益姑 前549年-前536年 在位14年 杞平公 姒郁 前535年-前518年 在位18年 杞悼公 姒成 前517年-前506年 在位12年 杞隐公 姒乞 前506年 在位7月 杞厘公 姒遂 前505年-前487 年 在位19年 杞愍公 姒维 前486年-前471年 在位16年 杞哀公 姒阏路 前470年-前461年 在位10年 杞出公 姒敕 前460年-前449年 在位12年 杞简公 姒春 前448年-前445年 在位 4年 二、风云多变的越国 越国不是西周的正封诸侯，而是以“圣王后裔”的名义，独自立“国”生存的部族。
由于地处偏僻的东海沿岸，国境起初在今浙江境内，国都在会稽（今绍兴），西周王室鞭长莫及，便也在天下安定后渐渐认可了这个诸侯。
越国在春秋之前的历史，只有越人自己的传说，中原人说不清楚。
越人在历史中出现得很早。
春秋时代，列国争雄，长江流域先后有楚国、吴国和越国。
1．越国在吴越争霸中艰难胜出 越人是大禹的后代。
大禹巡行天下，卒于会稽，庶子无余留在会稽守护禹墓，然后繁衍出越族人。
现今在绍兴市仍有大禹守墓人，主要居住大禹陵村，多个朝代对禹陵有祭祀。
现已传至140多代。
整个谱系是这样的：伟大的大禹传子无余；无余二十传至允常，越王允常是越国的开国君主，传子勾践；春秋末年，越逐渐强大，其王勾践经常与吴国对抗，公元前494年，败于夫椒，向吴臣服。
但经过二十年的韬光养晦，重新崛起，于公元前473年，灭掉吴国。
勾践灭吴后大规模拓边扩地，西到江西，北至山东，北上争雄，横行江淮，号称霸王。
2．越国决计北上 到了战国三强并立的时代，越国已经是勾践之后的第七代国君了。
这个国君叫姒无疆，无疆是个一心想振兴祖上霸业的赳赳勇武。
他与几个谋臣商讨，一致认定：振兴霸业，就要讨伐战胜齐国
这是楚吴越北上称霸的老路。
春秋时期，有实力阻挡江南三国北上的，只有中原的晋国与齐国。
楚国称霸时，主要对头是晋国。
而吴国、越国称霸，则都是战胜齐国而奠定霸主地位的。
齐国是中原强国，越国战胜齐国，自然就威震天下
因此越国在灭吴后，已经成为“准战国”，而越国的北面直接与齐国接壤，用兵极为方便。
齐国为了防备这个邻国，特意修筑了一道长约三百多里的夯土长城。
无疆一道严令，短短两个月南北千里之遥，将都城从僻处南部山区的会稽，迁到了北方的琅邪。
琅邪，本来只是老吴国的一座要塞边城，东临大海，北接齐国，距离齐国南长城仅仅只有二百里。
3．越国称霸失败并亡国 在越国即将北伐齐时，齐国派了一个伶牙俐嘴的使者游说无疆，说楚国才是越国的大患，应该乘这时楚国兵力分散时攻打楚国。
这个天才使者居然奇迹般地说服了无疆，于是无疆转而攻伐楚国，可不幸的是无疆却反被楚威王打的大败。
公元前334年(一说公元前333年,一说公元前306年)，楚威王杀越王，越国在越王无疆手中灭亡。
楚灭越后，进入浙江，夺回吴国故地。
并挥师北上，把齐国军队杀得落花流水。
三、心系大一统的闽越国 1.建立闽越国 越国失败后，姒无疆一子的后代改姓欧阳，一子姒玉被族人接到会稽山，推他为越王，事实上只是族长而已，职责仅仅是带领大家守陵祭禹。
楚国见状，也就不再追杀。
多数姒姓后人由姒姓改为驺姓、骆姓、禹姓，诸越王子孙辗转迁移至江南海滨一带，各据一方。
至战国晚期，姒姓后人无诸已占有福建及周边地区，建立了闽越国，无诸自称闽越王。
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中，记述闽越国从战国后期建立至汉武帝时期衰亡的历史。
后来，班固在《汉书·闽粤传》也作了记述，文字基本与《史记》相同。
2.闽越国在秦代曾变为闽中郡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封建制，实行郡县制。
大约到了秦始皇33年(前214年)，无诸的王号就被削去，降为君长，并在他统治区内设立闽中郡。
根据秦代闽中郡的疆域，可推知当时无诸控制的地区包括福建全境、浙江的温、台、处三州，江西的铅山县，广东的潮、梅地区。
这片土地离秦王朝统治中心遥远，且道路不便，因而秦始皇未派官吏前来，闽中郡仍由无诸统领。
3.闽越在汉朝时复国 秦始皇的苛政引起广大民众的不满。
秦二世元年(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起义，各地纷纷响应。
无诸便率领闽越武装响应鄱阳令吴芮的号召，参与伐秦。
陈胜、吴广失败后，楚将项羽和沛公刘邦所带领的队伍成为反秦主力军。
无诸率闽中甲兵随刘邦入武关、战蓝田、攻析、郦，屡立战功。
秦王朝灭亡后，西楚霸王项羽自恃武力，分封诸王侯。
他以楚、越有旧隙，耽心闽越强大对楚不利，不封无诸为王。
项羽的偏狭使无诸十分不满，在随后的楚汉战争中，无诸率部助汉击楚，为汉王朝的建立和中国的重新统一作出贡献。
汉高祖五年(前202年)，刘邦即帝位，立无诸为闽越王，派使者前来册封。
当时无诸驻福州，为迎接朝廷册封使者，在南台江边的惠泽山建台，作为举行册封仪式的场所。
册封后，此台就被称为越王台。
后人为纪念无诸，在台旁建有闽越王庙，俗称“大庙”，故惠泽山又叫大庙山，成为闽越国的最重要遗迹之一。
山上有一碑，摹刻宋代著名书法家米芾的笔迹：“全闽第一江山”，充分体现这一古迹的历史蕴含。
无诸被正式册封为闽越王后，在福州建都城——冶城。
城池的具体位置，据《三山志》记载：“在今府治北二百五十步”处，约今鼓屏路湖东路口。
《福建通志·城池志》记载：“在冶山前麓”，即今屏山北面。
屏山又称越王山，可作为冶城所在佐证。
《榕城考古录》记道：冶城在福州城隍庙至诸古岭一带。
无诸与汉王朝保持和睦关系，积极吸收中原先进文化技术，发展生产，其冶铁技术达到较高水平，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人民安居乐业。
当时冶城东南的于山是闽越族的聚居地，无诸每年九月初九日在此登高望海，大宴宾客，所以于山又称作九日山。
据《榕城考古录》记载，无诸死后葬在福州城隍山西面的一座小山丘上，俗呼王墓山。
另据民国《闽侯县志》记载，无诸墓在南台嘉崇里(即大庙山)闽越祖庙后的山丘。
闽人怀念无诸，在大庙山越王台建闽越王庙，世代祭祀无诸。
4．闽越国的变迁 通过两次分封，闽越国的国土仅剩下福建全境和江西的铅山县了。
势力受到削弱。
据《史记·东越列传》记载：“孝惠三年……后数世至孝景三年，吴王濞反，欲从闽越，闽越未肯行，独东瓯从吴”。
就是说，从无诸死后到景帝三年这几十年中，闽越国已历数世，换了几个闽越王。
这几个闽越王是谁，史书未明，而福州也无这几个闽越王的遗迹。
因而可推测，这几代闽越王活动中心不在福州，而在闽北。
在闽北各县的县志中，我们可以看到越王台、越王山、越王城等闽越国史迹的记载。
《福建通志·名胜志》记载：“越王台，在(南平)府城北百丈山，相传汉越王筑”。
“汉高平苑，在(将乐)县南。
乐野宫，在县西。
乡校猎台，在上衢百丈山。
相传皆越王校猎之所。
大夫校村，寰宇记云：越王时，大夫将军校猎，谓之大夫校；兵士谓之子校。
故有大夫校村，又有子校村。
平庵村，寰宇记云：越王乘象辂曲盖，大夫将军执平盖，故以村名。
”“越王台，在(邵武)府城东北。
世传汉越王无诸驻猎之所，故址犹存。
尝有牧童于其中得瓦，有罗纹雁翅之状，扣之铿然有金石声。
”“越王台，在(建宁)县北蓝田保百丈岭上。
相传汉闽越王无诸游畋于此，因筑台，故址犹存。
”“汉无诸拜效台，在(崇安)县东水南山。
”“胜果寺在(浦城县)治东隅，汉越王余善行宫故址也。
”由此可以看出，闽越王以闽江下游福州为根据地，活动地区主要在闽江流域一带。
闽北的闽江上游地区是闽越王经常活动的地区，北上路线大致是从福州到南平，经将乐到邵武，然后向西到建宁，向东到崇安、浦城一线。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国以强盛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这一年，闽越王郢已平定内部纷争，拥有强盛兵力，并将都城迁回福州。
他受到吴太子的教唆，雄心勃勃，欲图恢复无诸时代的疆域，效法越王勾践称霸一方，而举兵围东瓯。
东瓯力不能敌，派使者向汉廷告急。
汉武帝命中大夫严助发会稽兵从海上往援。
闽越国知汉兵前来，遂撤兵。
东海王担心闽越国受吴太子挑拨对东瓯进行报复，向汉廷请求内迁。
汉廷应东海王之请，迁其民于江淮间。
从此，闽越国占据东越国之地。
建元六年(前135年)，郢自以为得计，又发兵击南越，试图夺回广东的潮、梅地区。
南越王赵胡派使者送书向汉廷求援，汉武帝对闽越国扩张十分不满，调遣两路大军讨伐闽越。
一路大军由大行王恢率领，从豫章(今江西南昌)向闽越进攻，另一路由大司农韩安国率领，从会稽(今江苏苏州)出发，合击闽越。
当时郢在福州指挥进攻南越，得知汉廷发兵前来讨伐，忙分兵前往闽北的仙霞岭一带驻防。
在郢的部队驻守前方，福州城内兵力空虚的情况下，原来与郢同谋击南越的郢的弟弟余善却计划在都城发动兵变。
《史记·东越列传》记载：“余善乃与相、宗族谋曰：“王以擅发兵击南越，不请，故天子兵来诛。
今汉兵众强，今即幸胜之，后来益多，终灭国而止。
今杀王以谢天子。
天子听，罢兵，固一国完；不听，乃力战；不胜，即亡入海。
”余善在得到闽越贵族支持后，即刺杀了郢，遣使节将郢首级献于大行王恢，向汉廷谢罪。
汉军未逾仙霞岭，见郢已死，遂北撤。
郢被杀后，汉武帝认为首恶已诛，而无诸孙繇君丑不曾参与叛乱，故立丑为越繇王，继承闽越王位，以奉闽越祭祀。
关于丑居何处，历史未见记载，笔者认为丑可能在闽西北的将乐、建宁一带，因为这时余善在福州，二王难以共处。
丑约于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年)去世，王位由其子居股继承。
丑可能在闽西北的根据是：在将乐有许多闽越国的遗迹，汉高平苑、乐野宫、乡校猎台等据传都是越王的游猎之所。
除福州以外，福建地方史籍上记载最多的闽越国遗迹当数将乐。
丑很可能居将乐、建宁一带统辖闽越国的西北部地区。
另外，当余善反汉后，汉武帝派四路大军入闽平叛，其第三路军由中尉王温舒率领由梅岭进入闽西北。
王温舒在平闽的四路将领中职衔最高，他进攻的闽西北地区没有遇到抵抗，可能是因为丑的继承人居股没有参与余善反汉，在汉军进入闽西北后，乘机率部回到福州。
余善杀郢后，事实上已掌握闽越国大权，便自立为王，威行国中，绝大部分民众都归附他，越繇王虽为汉廷册封，但无权干涉，只好迁就，于是形成二王并存的局面。
汉廷为避免用兵，只好再封余善为东越王。
在余善治理闽越二十余年间，同汉廷相安无事，闽越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力强盛。
在这种情况下，余善的雄心勃勃，欲扩张领土，称霸一方。
在福州南台大庙山白龙江边有钓龙台、钓龙井古迹。
相传余善在此钓得白龙，故名白龙江，从这传说中可看出余善有称帝计划。
汉元鼎五年(前112年)，南越相吕嘉反汉，杀国王、太后及汉朝使节，企图独立。
汉武帝命楼船将军杨仆发兵十万讨伐南越。
余善见有机可乘，便自告奋勇，请以兵八千从东合击南越，但其目的是夺取广东潮、梅地区。
所以，当余善兵到广东揭阳时，便以海上起“风波”为借口，不再前进，并暗中同南越相通，希望达成协议，达到夺取潮、梅地区的目的。
元鼎六年(前111年)初，杨仆率汉军破番禺，南越降。
汉廷在南越置南海等九郡，直属中央管辖。
同时，杨仆上书武帝，建议率战胜南越之师再击闽越。
汉武帝以军旅劳顿，未许，但命诸军移至江西豫章、梅岭(今江西宁都)待命。
同年秋，余善获得杨仆建议引兵讨伐闽越和汉军驻扎闽越边境的消息，自知反情败露，便先发制人，在建阳、邵武等地要塞建筑六座城堡以拒汉，并派驺力等人为“吞汉将军”，率军主动出击汉军，连占白沙、武林(均在今江西境内)、梅岭三个要隘，击杀汉军三校尉。
初战告捷后，余善便刻玉玺，自称“武帝”，公开反汉。
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决心平定余善叛乱，他以畏懦罪杀了避闽越兵锋而撤退的大农张成和故山州侯刘齿，调遣四路大军围攻闽越国。
第一路由杨仆率领，出武林，由崇安分水岭入闽；第二路由横海将军韩说率领，出句章(今浙江余姚东南)，乘船由海路进攻福州；第三路由中尉王温舒率领，经梅岭，入闽西；第四路由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率领，出若邪、白沙(均在今浙江绍兴东南)，进攻闽越东北。
面对汉军进攻，余善前往汉阳(今浦城仙阳镇)督战，指挥闽越军抗击汉军。
他派徇北将军守武林，败楼船军数校尉，杀长吏。
但汉军马上反击，楼船将军率军斩杀徇北将军，逼得闽越军节节败退。
不久，四路汉军都进入福建境内。
在战况不利情况下，余善统兵固守天险泉山(今浦城县北八十里处)，负隅顽抗。
原留居汉地的越衍侯吴阳奉汉廷命回闽越劝余善放弃抵抗，但余善不听。
吴阳便率领本邑兵700人攻占汉阳城，使余善腹背受敌。
面对汉军的强大攻势，闽越贵族内部分化，余善势孤力单，不得不放弃泉山，逃回冶都(今福州)。
这时，越建成侯敖、越繇王居股合谋，计杀余善，率部向横海将军投降。
余善死后，葬于福州。
《闽侯县志》载：“东越王余善冢，在宁棋里”。
汉武帝平定余善后，乘机废除闽越国，同时也封降汉的越繇王居股为东成侯，食万户；封建成侯敖为开陵侯；封越衍侯吴阳为北石侯；封东越将多军为无锡侯。
不久，汉武帝以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覆为由，下令将闽越国城池尽毁，将其民迁移到江淮间。
闽越族民除逃入山中者外，都在汉军的监视下，离乡背井，迁至江淮居住。
至此，曾一度辉煌的闽越国从此消逝。
从闽越国兴亡史可以看出，闽越诸王对闽越国的疆域十分重视。
自无诸领有闽中郡范围疆域后，闽越国始终对故土深怀眷念，以至后来郢、余善为夺回被东瓯、南越划去的疆域发动反汉战争，遭致身败国亡的惨剧，这同当时一些藩王为反抗削藩政策反汉败亡的命运一样。
总体说，不是闽越不服汉朝，而是姒姓家族有失土、失国之憾，同时一直有天下为公、天下一统之念。
四、励精图治的东越国 另一位闽越族首领摇的地位仅次于无诸。
当无诸为闽越王时，摇称“闽君”、“闽越君”。
姒摇号毋余，越王勾践七世孙，曾引兵垓下，从刘邦破灭项羽军，立下战功。
汉高帝六年(前200)，受封为海阳齐信侯，时称闽君或闽越君。
至汉惠帝三年(前192)五月，汉政府以“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
乃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世俗号为东瓯王”。
其地域相当于今温州、丽水、台州三地。
驺摇善于治理，精勤开发，改变了瓯人“断发文身”、以蛇蛙鱼蛤为食的状况，对瓯越早期经济、文化开发作了巨大贡献。
司马迁的《史记·东越列传》为之立传。
称东越战士为“禹之余烈”。
《汉书》也说：夏五月，立闽越君为东海王。
闽越和东越姒姓，有一部分后来去了台湾，甚至有资料说，台湾人的祖先多为闽越和东越。
现在台湾有一个党派叫“夏潮统一研究会”，不少成员是“姒姓宗亲会”骨干，这个党派力主中华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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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歉这个问题我不太清楚，从百度上搜了一些资料 中国自宋朝以来就有“四大书院”的说法，但是究竟哪四所书院可以称得上“四大”，则各有各的见解。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四大书院”说法的是南宋著名诗人、参知政事（宰相）范成大，他把山东徂徕书院、江苏金山书院、湖南石鼓书院和并称为天下四大书院。
不久后，理学家吕祖谦也提出了“四书院”的称呼，但是跟范成大不同的是，他眼中的“四大”是指河南嵩阳书院、湖南、河南睢阳书院和江西白鹿洞书院。
两个人的意见相差如此之大，只有是他们的共识，所以后人把岳麓书院称作“四大书院之首”，甚至“天下书院之首”。
石鼓书院简介 石鼓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位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市石鼓区，海拔69米，面积4000平方米。
石鼓书院始建于唐元和五年（公元810年），迄今已有1200年历史。
书院 主要建筑有武候祠、李忠节公祠、大观楼、七贤祠、合江亭、禹碑亭、敬业堂、棂星门、朱陵洞等。
蒸水出环其右，湘水挹其左，耒水横其前，三水汇合，浩浩荡荡直下洞庭。
而石鼓正当其中，横截江流，秦然若素。
“衡州八景”有“石鼓江山锦绣华”、“朱陵洞内诗千首”、“青草桥头酒百家”三景集聚于此。
名城衡阳人文荟萃，石鼓文脉绵延千年。
石鼓书院是一座历经唐、宋、元、明、清、民国六朝的千年学府，书院屡经扩建修葺，苏轼、周敦颐、朱熹、张栻、程洵、郑向、湛若水、叶钊、邹守益、茅坤、旷敏本、赵大洲、林学易、王敬所、蔡汝南、胡东山、李同野、罗近隐、王闿运、曾熙等人在此执教，在衡阳培育了王居仁、夏汝弼、管嗣裘、邹统鲁、朱炳如、伍定相、曾朝节、陈宗契、王夫之、曾国藩、彭玉麟、彭述、杨度、齐白石等一大批对中国历史产生重大影响的名人。
诸葛 湖南衡阳石鼓书院 亮、罗含、郦道元、齐映、宇文炫、杜甫、吕温、韩愈、柳宗元、刘禹锡、范成大、辛弃疾、文天祥、徐霞客等接踵至此，或讲学授徒，或赋诗作记，或题壁刻碑，或寻幽揽胜，其状蔚为壮观。
作为宋代四大书院之首，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石鼓书院曾鼎盛千年，名噪朝野，在我国书院史、教育史、文化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
正所谓“石出蒸湘攻错玉，鼓响衡阳岳震南天”
但不幸的是，1944年7月，石鼓书院在衡阳保卫战中毁于日寇炮火。
2006年6月，衡阳市政府重修石鼓书院。
白鹿洞书院简介 白鹿洞书院为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五老峰南麓后屏山下（星子县白鹿镇境内），西有左翼山，南有卓尔山，三山环台，一水（贯道溪）中流，无市井之喧，有泉石之胜。
全院山地面积为3000亩，建筑面积为3800平方米。
山环水合，幽静清邃 ，为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书院的变迁 书院“始于唐、盛于宋，沿于明清”，至今已有1000多年。
初为唐代贞元元年（785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隐居读书之处。
李渤养一白鹿，出入跟随，人称之白鹿先生。
后李渤为江州刺史 ，于隐居旧址建台，引流植花,号为白鹿洞，其实并没有洞，只因四周青山怀抱，貌如洞状而已，白鹿洞四山环合，俯视似洞，因此而名。
唐末兵乱，高雅之士来此读书。
南唐开元年间，李善道、朱弼等人在此置田聚徒讲学，称为“庐山园学”。
宋初扩建书院，与睢阳、石鼓、岳麓并称四大书院。
南宋时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受命知南康军，到白鹿洞书院察看遗址，请孝宗批准，筹款建屋，征集图书，聘请名师、广集生徒，亲任洞主，亲自讲学，并制定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等五条教规，即有名的。
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至此，白鹿洞书院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誉为“海内书院第一”，“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
明代最早的一次维修为正统元年（1436），以后还有成化、弘治、嘉靖、万历年间的维修。
进入清代，白鹿洞书院仍有多次维修，办学不断。
19世纪末，我国政治、经济发生急剧的变化，出现了教育改革的热潮。
光绪24年（1898年）清帝下令变法，改书院为学堂。
白鹿洞书院于光绪二十九年停办，洞田归南康府（今星子）中学堂管理。
宣统二年（1910），白鹿洞书院改为江西高等林业学堂。
自宋至清的700年间，白鹿洞书院一直是我国宋、明理学的中心学府，陆象山、王阳明等都曾在此讲学，书院殿阁巍峨，亭榭错落，师生云集，俨如学城。
国民党时期，蒋介石准备要南昌中正大学接管白鹿洞书院，但未实现。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对白鹿洞书院进行保护和维修。
1959年列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1979年成立庐山白鹿洞文物管理所；1988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国家二级自然保护区，同年设置作为学术研究机构的白鹿洞书院建置；1990年成立庐山白鹿洞书院管理委员会。
现在，白鹿洞书院已形成集文物管理、教学、学术研究、旅游接待、林园建设五位一体的综合管理体制。
1928年，胡适来到白鹿洞书院，并对其赞不绝口。
胡适盛赞白鹿洞有两个原因，一是“白鹿洞书院是最早的书院，是我国书院的‘四大祀宗’之一”；二是朱熹亲定的“简要明白，遂成为后世七百年的教育宗旨。
” 在他的中，他有一段著名的论断：“庐山有三处史迹代表三大趋势：（一）慧远的东林，代表中国“佛教化”与佛教“中国化”的大趋势。
（二）白鹿洞，代表中国近代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三）牯岭，代表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湖南长沙岳麓书院 书院简介 岳麓书院位于湖南长沙南岳七十二峰最末一峰的岳麓山脚，是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一座古代书院。
现为长沙市文化旅游主要景点之一。
历史变迁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初期。
北宋开宝六年（973），朱洞以尚书出任潭州太守，鉴于长沙岳麓山抱黄洞下的寺庵林立和幽静环境，接受了刘鳌的建议，在原有僧人兴办的学校基础上创建了岳麓书院。
初创的书院分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其中“讲堂”是老师讲学道的场所，“斋堂”则是学生平时读书学习兼有住宿的场所。
岳麓书院的这种中开讲堂、东西序列斋舍的格局一直流传至今。
初设讲堂5间,斋室52间。
宋太宗咸平二年（999），李允则任潭州太守，他一方面继续扩建书院的规模，增设了藏书楼、“礼殿”（又称“孔子堂”），并“塑先师十哲之像，画七十二贤”；一方面积极取得了朝廷对岳麓兴学的支持，以促进书院的更大发展。
咸平四年（1001）朝廷首次赐书岳麓书院，其中有、、、、《唐韵》等经书。
当时书院学生正式定额六十余人，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经学家周式担任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后，书院得到迅速的发展，学生定额愈百人，周式本人还得到宋真宗的召见和鼓励。
,赐“岳麓书院”题额,于是“书院称闻天下,鼓简登堂者不绝”, 到南宋的乾道年间，岳麓书院达到鼎盛时期。
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书院简介 嵩阳书院，位于河南省登封市区北2.5公里嵩山南麓，背靠峻极峰，面对双溪河，因坐落在嵩山之阳而得名嵩阳书院。
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
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此后，嵩阳书院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
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
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
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
书院学制 嵩阳书院学制，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始于唐朝，兴盛于北宋，一直到了清朝末年，兴学堂以后书院制才被废除。
教学特点： 嵩阳书院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经过近千年的衡读发展，积累了丰厚的教学经验，其特点主要是：1、书院既是教育教学的机关，又是学术研究的机关，实行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2、书院盛行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派，不同观点进行讲会，开展争辩。
3、书院的教学，实行“门户开放”，有教无类，不受地域限制。
4、书院以学生个人读书钻研为主，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并采用问难论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力。
5、书院内的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的名师，不仅以渊博的知训教育学生，而且以自己高尚品德气节感染学生。
山东徂徕书院 北宋四大书院：徂徕居首 南宋宰相范成大《骖鸾录》首举徂徕书院，在历史上，范成大最早的提出了古代四大书院之说： “诸郡未命教时，天下书院四：徂徕、金山、岳麓、石鼓”。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说法，即起源于此。
清代著名学者全祖望曾言：“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
” 在古代，泰山徂徕书院，曾在中国书院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泰山学派，毓毓文风 徂徕书院的创始人孙复、石介二人是著名的古文家、教育家，也是宋代理学的先驱。
山东徂徕书院，开启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序幕，代表了儒家的一种积极入世的文化，流动着儒家文化的风骨，它在齐鲁文化中，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山东徂徕书院，不仅对于中国古代书院史的考察，而且对于思想史、文化史、政治史的研究，都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徂徕书院也成为泰山文化史上富有理性光辉的篇章。
徂徕书院的创始人孙复、石介二人以儒家理学精神为先导，培养了一批富有成就的人才，树立了一代严谨学风，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泰山学派”， 一时，泰山徂徕书院门生弟子云集，著名的有姜潜、刘牧、张洞、李蕴、祖择之、杜默、张续、李常、李堂、徐遁等人。
金代的党怀英、清代的赵国麟都曾读书于此。
徂徕山上，古迹众多。
据初步普查，今存寺庙3处，碑碣54块，摩崖刻石113处，古树名木千余株。
《诗经》、《史记》对此山有多处记载，历史名人多有题咏，民间传说更是数不胜数。
吴王阖闾、孔子、汉武帝、汉光武帝、唐代伟大诗人李白曾亲自登临，司马迁也曾到达此处，汶河沿岸是春秋时鲁国人才辈出之处。
大师鼎立、交辉相应：孙复、石介、胡瑗 宋代理学大师朱熹曾说：“自景祐、明道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泰山孙明复（孙复）、石守道（石介）三人。
” 朱熹所说的以上三个人，就是和泰山徂徕书院有紧密联系的当时著名的学者孙复、石介和胡瑗。
也就是，当时著名的“宋初三先生”。
铁肩担道义·徂徕之风，流传千载 当时，以宋初三先生（石介、孙复、胡瑗）为代表的泰山学派摧垮了杨亿、刘筠为首的西昆体，促进了宋代古文运动的发展，石介遂成为一代古文运动的先驱。
石介一生，儒家积极进取的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
排斥道佛，标举儒家正统思想。
主张文章必须为儒家的道统服务，为现实服务，极力抨击宋初浮华的文风，指责杨亿的西昆体是“蠹伤圣人之道。
” 石介的文学成就对后人影响很大，欧阳修、苏轼、刘概都对他甚为赞扬。
石介有强烈的民本思想。
他在《根本策》一文中说：“国家就是百姓，有百姓就有天下，否则天下就名存实亡。
善于治理国家的人，一定重视百姓，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本。
” 民族的沉思、国民的反省 石介一生，可以说是“铁肩担道义”、荡气回肠、惊悚跌宕的悲剧一生，悲剧来源于他的性情刚烈、嫉恶如仇，也有人批评他个性过于“躁急”，即政治上不够成熟。
但是，作为一名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一旦过于“成熟”，就必然大大减弱其思想上的锋芒。
对此，我们是否更应该激赏那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坚定豪迈和热血沸腾呢
畏畏缩缩、油腔滑调的政治成熟显得太过龌龊，我们是否在灵魂深处，缺少了石介所代表的这一类士大夫所具有的气魄和血性呢
我们族群中的大多数，是不是那种唯利是图、曲意逢迎、上媚下陷，迎合着权贵和低俗的社会需求的一群
是不是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激情不再
是不是那种为民请命、甘洒热血的豪情亦被荡涤的干干净净
沉思吧，吾之民族
吾之国民
冯玉祥—洗心亭题词，警示后人 上世纪30年代，爱国将领冯玉祥隐居泰安，曾在泰山普照寺西北五贤祠（孙复、石介、胡瑗、宋焘、赵国麟）居住，冯将军景仰前贤品德学问，曾照《宋史》本传立石介、孙复碑。
同时，为进一步表示敬重，冯将军又邀请石、宋、赵三贤后人会见，当时三姓后人去了百余人，冯将军握着石介后人石景谦的手与之交谈良久，并赠与礼品。
泰山五贤祠分东西两院，东院为祠，西院为讲书堂。
祠后石崖上有题刻“讲书台”、“授经台”、“千秋道岸”、“能使鲁人皆好学”等，多少让人看出些儒家学府当年的影子。
五贤祠前溪畔有石亭，额书“洗心亭”，四面皆为清代人题联，似也没什么佳句。
冯玉祥在“洗心亭”内题的标语：“你忘了没有，东三省被日本人侵占了去，有硬骨头的人应当去拼命夺回来
”看了让人血涌心热。
河南商丘应天书院 应天书院，又名睢阳书院、南京书院。
位于商丘县城南。
因为商丘在唐供称为睢阳，北宋景德三年（1006）升为应天府，大中祥符七年（1014）又升格为南京，为当时四京之一。
商丘濒临汴水，交通方便，商旅辐辏，隋唐以来，已发展成为一方都会。
宋代的应天府书院就设立在商丘的繁华闹市中。
应天书院位于商丘旧城州之东。
其前身是后晋时杨悫所办的私学，后经其学生戚同文的努力，得以发展，学子们“不远千里”而至，“远近学者皆归之”。
北宋政权开科取士，应天书院人才辈出，百余名学子在科举中及第的竟多达五六十人。
宋真宗时，因追念太祖自立为帝，应天顺时，将宋太祖赵匡胤发迹之处宋州（今商丘）于1006年改为应天府，1014年又升为南京，处陪都地位。
l009年，宋真宗将该书院正式赐额为“应天府书院”。
宋仁宗时，又于l043年将应天书院这一府学改为南京国子监，使之成为北宋的最高学府之一，相当于现在的社会科学院。
后该书院在曹诚等人尤其是应天知府、著名文学家晏殊的支持下，得以大的扩展。
宋仁宗初年，著名文学家晏殊出任应天知府，聘请著名学者王洙为书院“说书”，王洙博学多才，应天府书院在他主持下“其名声著天下”。
仁宗景祐二年（1035），应天府书院改为府学，晏殊又聘请因服丧而退居睢阳的范仲淹执教，任教期间，范仲淹撰写《南京书院提名记》。
当时的应天府书院，是中州的一大学府，据《宋史》记载：“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晏殊）始。
”从大中祥符以后的二十余年间，应天府书院的学生“相继登科，而魁甲英雄，仪羽台阁，盖翩翩焉，未见其止”。
明正德六年迁城，应天书院也迁往今地——城内中山东二街路北。
现存有大成殿、明伦堂、月芽池等建筑。
原大成殿内立有孔子和其弟子的牌位，明伦堂为学堂。
这两座建筑均为歇山式建筑。
大成殿为祭孔之地，明伦堂为应试地。
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现正在重建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