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为什么衰落
粤商、徽商、晋商、浙商、苏商一道，在历史上被合称为“五大商帮”。
其中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间的武士貜，武则天之父。
李渊父子从太原起兵时，木材商人武氏从财力上大力资助，李渊父子的就是凭借当时天下最精华的太原军队和武氏的财力开始夺取全国政权。
建国后，武氏并封为国公，地位等同秦琼、程咬金等。
可以想象李渊父子当时从武氏那里得到多少财产，而武氏也从他最初聪明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
其后还孕育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女皇武则天。
当然这是后话。
晋商成功的根源在于“诚信”和“团结”的商帮政策。
晋商的辉煌人物有乔致庸等。
晋商由于种种原因在清朝后期和民国时期衰落了，山西也开始在中国经济舞台上变的较为平淡，勉强说来自山西的商人也只能说一下孔祥熙、李彦宏、陈年和郭台铭了 。
晋商文化也没有被很好的保留，以致山西在全国范围来说仍然处于落后状态。
早在明末，一些山西商人即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关内外，从事贩贸活动，为满族政权输送物资，甚至传递文书情报。
据《清实录》载，天命三年(1618)，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
山西商人在关内外的贸易活动，对后金政权在物资上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后金政权对于山西商人也给予礼遇和重视。
山西商人对清统治者加强对蒙古地区的统治起到了配合作用。
后金崇德三年(1637)，皇太极曾命满族贵族带领100名内地汉族商贾，携带货物到归化城贸易。
清兵入关，军费支出猛增，财政十分困难，对此，都察院参政祖可法、张存仁曾建言：“山东乃粮运之道，山西乃商贾之途，急宜招抚，若二省兵民归我版图，则财赋有出，国用不匮矣。
”因此，后金政权对山西商人多采用招抚政策。
顺治初年，清政府将山西旅蒙富商范永斗召为内务府皇商，人在内务府，赐产张家口，受朝廷委托，往来关内外，岁输皮币内府。
清在统一全国过程中及历朝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大都康熙中叶，清政府在平定准噶尔部封建主骚乱期间，曾组织一部分汉族商人进行随军贸易。
他们跟随清军，深入到蒙古草原各地，贩运军粮、军马等军需品，同时与蒙人做生意。
这些“旅蒙商”绝大多数是清廷命名为“皇商”的山西商人，还有一部分是直隶(河北)等地的汉族商贾。
他们为清军的军事行动保证了后勤之需。
当然，清政府也给予了这些商人独占其利的经商特权，使他们大获其利。
清政府与商人这种非常形式的结托关系，自然对清政府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着相当影响。
衰落过程第一、国势衰微，对俄茶叶大战晋商受挫清朝雍正五年（1727）清政府和俄国政府确定把库伦（乌兰巴托）附近之恰克图作为双方商人的贸易点。
自此，恰克图贸易日益繁盛。
嘉庆、道光（1796——1850）以来，中国从恰克图输往俄国的商品是以茶叶为大宗，其业务皆为晋帮商人所垄断。
据统计，道光十七年至十九年（1837——1839）中国从恰克图每年输往俄国茶叶达8071880俄磅，价值800万卢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俄国以“调停有功”，胁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天津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政府不费一兵一卒，打开了侵略中国蒙古地区的通道，取得了沿海七口（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的通商权。
同治元年（1862），俄国政府又据《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通商天津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等特权。
自此，俄商得以享受特权，深入到中国内地攫取物产和推销其产品。
同治五年（1866），俄国政府又强迫清政府取消天津海关的复进口税，即免征茶叶的半税，使俄商的贩运成本大幅度下降。
据天津海关记载：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一直是晋商垄断着湖北、湖南的茶叶贩运，他们将两湖茶叶经陆路运往恰克图销往俄国。
但是从同治元年（1862）始，俄国商人已在上述地区建立茶栈，收购和贩运茶叶。
由于俄商享有免除茶叶半税的特权，又是水陆并运，俄商的贩运路线是：将茶叶用船从汉口沿江而下运至上海，再沿海运至天津，然后走陆路经恰克图贩运欧洲，大大节省了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从同治四年（1865）的1647888磅，到同治六年（1867）猛增至8659501磅。
而晋商贩茶却由于清政府的限制，不能享受水路运输之便，并且要付数倍于俄商的厘金税收。
例如，从湖北汉口贩茶至张家口需经63个厘金分卡，所付税金要比俄商多10倍，所以恰克图晋商的对俄贸易也就日益衰落。
同治七年（1868），恰克图的晋帮商号已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晋商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提出了“由恰克图假道俄国行商”的方略，即“俄国到中国来夺我商利，我华商去俄国也另觅新途。
”（参见渠绍淼、庞义才《山西外贸志》）恰值其时，沙皇俄国照会清政府，声称恰克图贸易日衰，要求开辟张家口为商埠和在该地设领事馆。
张家口地邻京都，清政府担心被俄国辟为商埠和设领事后，危及京都安全和对蒙古地区的统治，便同意了让晋商北上到俄国经商，以阻拦俄人南下辟张家口为商埠和设领事的要求。
清政府还对北上晋商酌减厘金，取消浮税，以示体恤。
晋商得此便利，如虎添翼，便大力向俄国内地发展。
他们先后在俄国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新西伯利亚等城市设立商号，与俄商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在晋商向俄国内地进军的第一年（同治八年，1869），即向俄输出茶叶11万担，俄商直接贩茶也是11万担，交手的第一回合晋商便与俄商扳成平局。
到第三年（同治十年，1871年），晋商每年输俄茶叶已达20万担，较俄商直接贩茶多一倍。
晋商对俄贸易是走陆路，以运费较高的骆驼、牛马车等为交通工具，而俄商是凭借特权以运费较低的水陆并运来贩运茶，晋商俄商之间的竞争条件优劣十分明显，但晋商仍能在对俄贸易中占上风，如果不是清政府的腐败，晋商在对俄贸易中是不一定会失败的。
同治十一二年（1873），晋商为了节省运费，准备象俄国一样把湖北茶经水路运至天津，再走陆路贩到俄国，但清政府对晋商的这一计划却横加干涉，并要对贩茶走水路的晋商，仍按走陆路一样收取厘金税收。
世上哪有本国商人在本国贩运本国货物不能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反而要另加税金的道理
但是，在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却这样做了。
清朝统治者倒行逆施，抑制华商的行径，使晋商在与俄商的茶叶商战中一开始就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
加之俄商先后在汉口、九江、福州等地建立制砖茶厂，使用蒸汽机代替手压机，所制砖茶成本低、质量高、产量大，而晋商制造砖茶仍是依靠手工作坊，其产品显然不能与机器产品相比，晋商在砖条制作上又受到了俄商的排挤。
接着，中日朝鲜交涉事起，清政府推行“引俄制日”政策，使俄商在华势力越发猖獗，先后控制了一些中国的产茶区。
在这种情况下，俄商直接贩运中国茶数量猛增，达到年贩茶六七十万担，而晋商下降到年输俄国茶叶仅数万担。
光绪三十一年（1905），俄国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俄商经海参崴转铁路运输不仅费用低，而且极为便捷，晋商对俄的茶叶贸易已经难以大规模进行。
晋商为了打开销路，又采取了赊销茶叶给俄中小商人的办法，待他们将茶叶售出后，再返还茶款。
不料却因此招祸：有些俄商是故意拖欠不还欠款，有些中小俄商因受国内大茶商的排挤或自身经营不善，还款无望。
晋商因此赔累甚巨，损失银达62万余两。
晋商为了挽回损失，呈请清政府与俄国当局交涉，要求追回俄商所欠银但是恐外媚外的清政府对晋商的呈请根本不予受理。
宣统元年（1909），俄国政府又突然违背两国茶约规定，对在俄华商征以重税，以排挤在俄经商的中国商人。
晋商遭此种种打击，在对俄的茶叶商战中终于失败。
第二、政府腐败，晋商投资矿业又遭重挫19世纪末，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了掠夺山西煤炭资源的活动。
光绪二十三年（1897），英国福公司通过中国买办刘鹗、方孝杰设立晋丰公司，准备开采山西盂县、平定、泽州、潞安等地煤矿，后因遭到晋籍在京官员的反对，清政府黜退刘鹗等人，改由山西商务局与英商谈判。
不久，山西商务局与福公司签订合同，福公司获得了在山西平定等地开采煤铁矿藏的权利。
光绪三十一年（1905），正太铁路通阳泉，福公司派人到平定占山开矿，查禁民窑，霸占矿地，激起了山西人民和海外留学生的极大愤慨，爆发了争回矿权运动。
在这场斗争中，晋商积极参与，并举行了罢市活动。
光绪三十二年（1906），日本东京发生了山西阳高县留日学生李培仁蹈海事件。
李的蹈海和其数万字慷慨激昂的《绝命书》，进一步激发了山西人民争回矿权的斗争。
英福公司感到在山西强行开采煤矿已不可行，便改为金钱讹诈。
开始以索取赎矿银1100万两作为交出矿权的条件，但遭到山西代表的严词拒绝。
最后以讹诈赎矿银 275万两为条件，同意交出矿权，退出山西。
双方议定，赎矿银分四次交纳，第一次先交赎矿银的一半，由于赎矿银数巨期短，而财政库款无余，为了不失信于外人，保晋省名誉，山西当局便以地亩捐作抵押，由山西祁县票号商渠本翘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借此款。
英福公司闻讯山西票号准备垫支赎矿银，便暗托与其有往来的银行，收集在外之款，以困山西票号。
但山西票号不动声色，旬日筹集银 150万两，克获全功，对此，外商固惊讶不已，而晋商在金融界之活动力也由此可见。
正如近人严慎修所说：“使当日票商不为助力，吾恐今之矿区犹在福公司之手，而英商势力早已横行于我山西之境内矣。
”晋商渠本翘为了确保利权，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刘懋赏、冯济川等绅、学界人士组建保晋矿务有限总公司，并由渠氏出任总经理，开采全省煤铁矿藏。
保晋公司议定集股银 800万两，实际集股 193万两。
如前所述，原来由渠氏出面向山西各票号筹措之赎矿银，是以山西地亩捐作抵押，但是山西当局却在1911年截留了全省地亩捐。
渠氏为了归还向各票号筹借的赎矿银，只好将保晋公司吸收到的股份资本银挪还票号。
这样，保晋公司从开办之日起就因资金严重短缺，无法维持正常生产，致渠本翘被迫辞去总经理之职。
而山西当局所欠保晋公司之款，直到1916年几经交涉，才要回现金60万元，对其余欠款，山西当局以发给保晋公司一张“见义勇为”奖状，一笔勾销。
晋商积极参与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千方百计出资赎回矿权，投资开办山西近代最早、规模最大的矿业公司，但由于当时山西当局的压迫，在资金上釜底抽薪，却终不能有所作为。
第三、墨守成规，晋商四失机遇，终归无法振作清末，晋商经营的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
但在山西人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他们认清了新的形势，主张改革图存。
可惜由于一些财东及总号经理的顽固和墨守旧法，以致四次失去发展的机遇。
例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北洋大臣袁世凯曾邀请山西票号加入天津官银号，但山西票号拒不奉命。
光绪三十年（1904），鹿钟霖为户部尚书，奉谕组建大清户部银行。
鹿也邀请山西票号加入股份，并请出人组织银行。
山西票号北京分庄的经理多数赞成鹿氏之提议，均跃跃欲试，但山西票号为独裁制，重大事体必须请示总号定夺。
票号总经理多墨守成规，只知享现成福，毫无远见，竟复函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既不准入股，也不准派人参加组建，致坐失机缘。
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
不久，户部银行改组为大清银行，再请山西票号参加协办，无奈山西票号又不应召。
结果，山西票号始终未能参与国家银行，第一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光绪三十四（1908），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认识到山西票号若不顺应潮流及早改革图存，将在商界、金融界销声匿迹，因此改组票号为银行是大势所趋。
为此，他与渠本翘筹划了票号改组的计划，同时联合京都的山西祁县、太谷、平遥三帮票号致函总号，又请渠本翘到总号当面陈述票号改组银行计划。
其时，蔚丰厚、蔚泰厚、天成亨、新泰厚、蔚盛长票号为五联号，财东同为介休侯姓，在五联号中以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最有权威。
毛氏墨守成规，反对票号改组银行，反而诬指李宏龄所议另有个人企图，致李等再不能有任何行动。
宣统元年（1909），京都的山西各票庄通过各埠山西票庄再次提出改组银行之议，汉口、兰州、济南等地山西票庄纷纷致函总号，要求改组票号为银行。
无奈总号经理仍不为动，对各地之请束之高阁，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又告失败。
晋商就第二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辛亥革命发生，山西各系号均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而存款却纷纷来取，山西票号蒙受严重损失，于是改组银行之议重提，此时从前反对改组银行最力的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业已醒悟，转而支持票号改革。
1914年山西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向北京当局提出申办银行之请，时国务总理熊希龄深知山西票号与一般商业有重大关系，对晋商之请给予支持，同意由政府出面担保，按照“商借商还”的办法，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期限50年，利息六厘，作为开办银行之资。
不巧，熊内阁不日倒台，又逢欧战爆发，贷款之事成为泡影，山西票号又第三次失去了改组银行的机会。
对外借款失败，祁、太、平三帮票号联合改组银行计划无法实施，于是平遥帮决定单独进行，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翙，蔚长盛总经理阎子樵、蔚丰厚总经理张子康、新泰厚总经理侯某、蔚盛长总经理霍益亭、天成亨总经理范子生等拟从各自的票号中抽出若干资金作为基金，组织一大银行。
然而此计划始终未能实现，山西票号改组银行的计划终于第四次落空。
山西票号从光绪三十年（1904）以后，十多年的挣扎，四次错过改组机会，终于无法振作。
清代晋商清代晋商的发展及衰落清兵侵入中原后，蒙古地区归入清王朝统治，归代城商业开始蒸蒸日上。
康熙中年，山西商人进入外蒙古草原贸易，松辽平原和内外蒙古草原，成为山西商人贩运贸易的新市场。
当时，蒙汉贸易必须经过张家口和杀虎口（后改归化城），俗称东口和西口。
张家口的八大家名商都是山西人，其中最大的企业是祁县人范家开设的“兴隆魁”，这个商业性的企业有职员 290多人（有的则说共有职员1000人左右），是清代中国对外蒙和俄国贸易的第二大型企业。
在对蒙贸易的西口——杀虎口，山西的行商经常在大青山和西营一带贸易，并得到清政府的特殊照顾，获得了很高的利润。
这些行商会说蒙语的被称为“通事行”，其中最大的“通事行”就是山西人开办的“大盛魁”，从业人员达六、七千人，人们曾形容“大盛魁”的财产能用五十两重的银元宝从库伦到北京铺一条路。
在宁夏，著名的大商号多是万荣、平遥、榆次、临猗一带的山西商人开办，宁夏的名药材枸杞半数掌握在山西人开的“庆泰亨”手中。
在青海，山西商人以西宁为根据地活动于各州县。
在北京，粮食米面行多是祁县人经营；油盐酒店多是襄陵人经营；纸张商店，多是临汾和襄陵人经营；布行多为翼城人经营，鲜鱼口以西有布巷，全为翼城人；北京至今留有招牌的大商号“都一处”、“六必居”、“乐仁堂”等都是浮山、临汾等山西商人首创和经营。
此外，山西商人还到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东等地贸易和经商。
广州的濠畔街，多数房子是山西商人修建的。
“广生远”、“广懋兴”、“广益义”等实际都是山西人在广州开设的企业。
由海上出口茶叶，比如运往印尼的茶，都是由山西人在产地收购，运往广州，由潮帮商人从山西商人手中购进再转运南洋的。
至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扬州的盐商、江西和福建和茶商以及由长江口出海与日本的贸易，也数山西人最为活跃。
山西商人还开拓了国外市场，从陆路对俄贸易最早最多的是山西人，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十多个俄国城市，都有过山西人开办的商号或分号。
在朝鲜、日本，山西商人的贸易也很活跃，榆次常家从中国输出夏布，从朝鲜输入人参，被称作“人参财主”；介休范家，几乎垄断了对日本的生铜进口和百货输出。
在清朝统治期间，能够兴旺发达二百余年的商业世家，最有名的是：榆次的常家、聂家、太谷的曹家，祁县的乔家、渠家，平遥的李家，介休的侯家、冀家，临汾的亢家，万荣的潘家，阳城的杨家等等。
他们既是大商人、大高利贷者，又是大地主，都拥有极为雄厚的资本。
清代晋商衰落自身、内在的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明清晋商是封建统治阶级的附庸。
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代又因为清政府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
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政府，为封建政府服务而兴盛。
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如志成信票号，庚子事变后，曾将资本运往南省放贷，但辛亥革命中运往南省资金大多散失。
而清廷提银刻不容缓，结果账面上有应收银 400万两，有应付银 200万两，但实际上已无法周转，被迫倒闭。
民国初年，债权人大多在山西太谷、平遥、祁县坐索欠款，财东因票号损失惨重，已无力偿还，只能卖房卖地，甚至逃匿他乡，有的还沦为乞丐。
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
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
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
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
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
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3、墨守成规，思想保守。
如前所述，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
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4、近代企业的投资见效周期过长。
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以高度热情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并受运输条件制约的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
有关爱立信公司的简介．
爱立信公司(Telefonaktiebolaget L.M.Ericsson)1876年成立于北欧的瑞典，迄今已有129年的历史。
从早期生产电话机、电话交换机，发展到今天，爱立信已成为全球领先的提供端到端的全面通信解决方案的供应商。
爱立信的业务遍布全球140多个国家，为运营商用户提供全套通信系统设备解决方案、专业通信服务，向业内进行技术授权，为企业用户提供 企业解决方案。
2001年10月，爱立信与索尼公司成立了索尼爱立信移动通信公司，双方各拥有50%的股份，向市场提供2.5代和3代终端设备。
爱立信是世界最大的移动通信网络供应商，全球40%的移动呼叫通过爱立信的系统进行。
爱立信是全球唯一能够提供所有国际上主要的第二代和第三代移动通信标准设备的厂商。
爱立信拥有全球30%的移动系统市场份额；40%的GSM\\\/WCDMA市场份额；近一半的GPRS(2.5代通信)商用合同；爱立信支持固定网络平滑向下一代网络过渡的ENGINE软交换解决方案已运行在34个全球运营商的商用网络上，同时率先支持固定移动融合的3GPP IMS体系架构在固定网络中的商业应用。
在3G这场新一轮的市场竞争中，爱立信同时面向WCDMA、CDMA2000和EDGE标准为运营商提供演进支持。
目前，爱立信在全球获得60多个EDGE的合同，在EDGE市场 占有40%以上的份额，在全球48个投入商用的EDGE网络中，爱立信为29个网络提供设备；爱立信拥有全球WCDMA市场 40%以上的份额，在全球106个WCDMA(3G通信)合同中，爱立信拥有56个；在全球60个商用WCDMA网络中，爱立信为36个网络提供设备(到2005年1月)，是无可置疑的领导者。
爱立信在CDMA2000市场中的份额也在快速增长，也是CDMA网络的主要提供商，在过去3年中爱立信在赢得新增CDMA合同数方面位居第二。
爱立信作为良好的企业公民，以更广泛的理念贯彻可持续发展和一丝不苟地奉行公司的社会责任。
2001年11月，爱立信被评为道琼斯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通信技术领域内可持续发展的领头羊；2001年12月，爱立信因其出色的环境管理系统获得了英国标准化协会颁发的世界第一个公司全球范围的ISO14001认证。
这些都充分肯定了爱立信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向社会尽责的企业宗旨，同时说明了爱立信高质量、全范围的管理信息系统的有效运作。
2004年爱立信在中国2004 PT\\\/ExpoComm展会上完成全球首次HSDPA现场演示 爱立信第一批由中国本地研发并制造的3G\\\/WCDMA基站售往海外市场 爱立信著名的AXE10数字程控交换机在北京通信公司圆满服役20年 爱立信中国百年 爱立信同中国的业务来往可追溯到1892年。
1894年，2000部爱立信电话远渡重洋来到上海，翻开了爱立信与中国的合作篇章。
1985年，爱立信在北京开设了其在中国的第一个办事处；1994年成立了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北京。
目前，爱立信在中国已拥有5家独资企业、11家合资企业和26家办事处，为中国用户提供全套通信解决方案和服务。
为推动爱立信业务在中国的本地化，爱立信(中国)有限公司和在华合资企业在1996年10月就已联合建立了“移动通信国产化指导委员会”，其宗旨是对国产化和从中国出口爱立信产品与服务进行规划。
爱立信公司制订了一个系统、全面的本地化计划，以协商、实施和监管其本地化进程，让生产本地化、研发本地化、人才本地化全方位地扎根于这片沃土。
爱立信正在继续强化其扎根中国的生产、供应、研发、培训等体系，目前无论是在生产供应和技术研发方面，中国在爱立信全球的核心中枢地位越来越被凸显。
2002年，爱立信将建立在中国的产业基地进一步升级为全球产品供应三大中枢之一，与其它两个分别设在欧洲和北美的中心共同承担管理爱立信全球产品供应体系，为继续扩大服务于爱立信全球运营的出口，爱立信正在打造更为坚实的中国基地。
爱立信在致力于技术创新的同时，尤其注重对研发和培训的投入。
2002年，爱立信在北京成立爱立信中国研发总院, 整合爱立信在中国的所有研发资源和项目，全面提升爱立信在中国的研发水平，承担爱立信全球更多的重点研发任务。
自2000年起,爱立信在中国的研发投入以每年25%的速度增长, 2001年至2005年,爱立信在中国的研发投入将新增5亿美元。
1997年，爱立信中国学院在北京成立，为中国的电信产业培养高质量的管理人才。
爱立信一向积极在全球各地分支机构中推行做优秀企业公民的理念。
在中国，爱立信坚持不懈地通过多种项目支持中国的教育环保等公益事业的发展。
自1990年至今, 爱立信累计向中国公益事业包括救灾援助的投入已超过一亿三千万人民币。
2004年11月，爱立信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西部地区的投资，特别增设爱立信中国西部区作为新的区域组织，以强化爱立信在西部地区的技术和服务资源。
2004年12月，爱立信中国研发总院大厦暨中国地区总部大楼在北京正式奠基，进一步体现了爱立信扎根中国、致力于为中国客户提供优质服务的信心和决心。
人才培养 爱立信在中国现有员工近3000人，本地员工占97%，爱立信提倡“专业进取、尊爱至诚、锲而不舍”的企业文化，鼓励员工学习、创新，并为本地员工的发展提供各种机会。
随着人才本地化的实施，越来越多的本地员工进入公司的中高管理层，形成一支强有力的本地化管理队伍。
爱立信充分利用本地人才对中国市场、经济文化具有深入认识的优势，结合爱立信在技术研发和产品开发方面的国际领先地位，实现爱立信服务中国通信市场，积极推动中国通信事业发展的长期承诺。
为给爱立信的员工、客户以及中国信息产业相关的主管部门提供终身学习的机会和环境，爱立信在中国成立了爱立信中国学院，开设了信息通信管理硕士课程、微缩工商管理课程和国际管理硕士等课程，并创办“学院论坛”，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和重要经济问题提供一个发表演讲和讨论的平台，力图营造一个适合中国未来信息产业领导人的国际化学习环境，爱立信中国学院集科技传播、商务技能训练为一体，为中国未来信息产业领导人提供所需要的广博知识和技能培训。
截至2004年7月，爱立信中国学院硕士学位项目共招收学员700余名，其中500多名学员已顺利完成学习，获得管理硕士学位。
经营管理 从中国的电信产业尤其是移动通信产业发展伊始，爱立信就已经进入了中国市场，并和中国的电信产业共同发展。
爱立信在中国的发展得益于高速增长的产业，开放的经济环境，有竞争力的价格水平以及丰富的人才资源。
同时，爱立信也成为了促进中国电信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可以说爱立信在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电信产业的发展是环环相扣，不可分割的。
爱立信在中国的发展战略也体现出这一紧密联系：爱立信将扎根中国，建立起全方位的本地化，将中国搭建成一个面向全球的中枢。
为中国运营商提供端到端的通信解决方案和专业服务。
加强在华本地研发和技术开发工作，为爱立信全球市场提供强大的本地生产和供应。
爱立信中国供应中枢地位确立，全球供应链带动中国本地企业。
爱立信可能是全球第一个提出和推广产业供应链的公司。
随着电信行业从纯高科技和创新阶段过渡到逐渐成熟的大规模市场阶段，正如很多高科技消费品走过的道路一样，电信行业在供应系统上也发生了战略性的结构改变，新型的资源采购战略使供应结构由垂直向水平转变。
为适应这一变化，爱立信早于20世纪80年代就调整了运营策略，制订了采购战略。
20世纪90年代中期，爱立信开始实施大规模的生产外包以及出售制造部门。
1997年至2000年间，爱立信的水平一体化全球供应链逐渐形成，简单而言，以前爱立信机柜中的产品多数部件是由爱立信制造，现在则由许多家供应商制造并提供给爱立信。
这是电信行业对生产和供应结构的一场优化，从而降低成本，加快新品上市，使整个行业更加高效，同时也为制造业提供了更多商机。
在爱立信全球供应链中，中国供应链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成为爱立信全球三大供应中枢之一，这一部分体现了更为重要的价值。
南京爱立信熊猫通信有限公司(ENC)是爱立信中国供应链中的龙头，为了更有效地调配资源，爱立信于2002年8月份完成了中国生产制造的重组，以ENC作为系统设备生产中心，以北京爱立信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作为移动电话产品制造中心。
ENC自成立之初就是江苏省最大的外商投资企业，也是江苏省最大纳税和出口企业之一。
2004年前三个季度，该公司的销售额近73亿人民币，本地采购额超过了22亿人民币，出口额近5亿人民币。
2003年4月，ENC向中国和全球市场成功推出了新产品--CDMA2000 RBS 1130 并作为该产品的主要生产厂。
这一产品发布对于爱立信的CDMA产品系列以及中国市场的供应能力而言，都是一次里程碑式的进步。
2003年9月，ENC又成为了CDMA2000 RBS 1140以及WCDMA RBS 3402两款最新产品的主生产商。
这一系列产品的成功发布证明，高效运营的ENC具备制造新产品尤其是3G产品所必需的经验和能力。
ENC还宣布成立了“新产品发布中心”，确定ENC未来能够有更多有效的经验和能力，将更多的新产品推向市场。
2004年11月，由ENC生产的首批中国本地研发的3G\\\/WCDMA基站运往欧洲市场，证明了爱立信已经在中国建立起强大的3G生产研发能力。
爱立信中国供应中枢的地位还提升了对本地采购的需求，爱立信已经在中国成功建立起了由一、二、三级供应商构成的庞大而完整的供应链体系。
其中包括超过70家全球供应商应爱立信的要求在华建立生产基地，这些供应商绝大多数分布在沪宁高速公路沿线一带，与这一地区其他通信企业构成了闻名全国的“通信谷”。
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更促进了许多国内企业和科研机构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升级。
至2002年底，这些供应商在中国的投资额就已逾百亿。
爱立信中国供应链不仅带动外来投资，增加本地采购，还积极培植本地企业，将相当多的本地企业纳入了供应链中。
一方面提升了当地企业的技术、产品质量和管理，另一方面协助当地企业走向国际市场，以爱立信的本地化促进中国企业的全球化。
目前，供应商伙伴最密集的地区是长江三角洲。
除ENC之外，爱立信在重庆的合资公司重庆爱立信通信有限公司是爱立信微波产品的生产和供应基地。
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BMC)是索尼爱立信公司全球最大的生产供应中枢。
据官方统计，自2000年起，BMC连续四年被评为北京市第二大出口企业。
研发业务整合，中国核心位置凸显 爱立信对研发的注重与投入业界知名，2002年爱立信全球年度研发支出达到了销售总额的15%。
爱立信不仅在各种标准化组织中承担举足轻重的角色，做出巨大贡献，还拥有着世界最多的2G,2.5G和3G的关键技术知识产权。
爱立信在世界范围内拥有10000多项专利，是2002年美国第二大电信专利拥有者。
在中国，爱立信的目标并不止于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生产基地，还关注如何使爱立信中国更多地具备新产品的研发能力，更深入的研发本地化会带动更多的本地采购和出口，而且更多的设计和研发活动也将使中国在全球工业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加强在华本地研发和产品开发工作是目前爱立信在中国发展的核心战略之一。
中国拥有丰富的高科技人才资源，以及有竞争力的成本水平，并且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移动市场，加重中国开发新产品的能力有助于更贴切地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
作为爱立信全球研发机构的有机组成，中国将承担完整产品的开发，并扩展更加靠近本地市场的网络业务层上的研发。
利用爱立信在中国广泛的本地供应链，本地研发将会更加经济高效。
自1997年开始，爱立信开始大力度发展在中国的研发事业。
爱立信通信软件研究与开发(上海)有限公司是年成立，该公司针对移动系统，3G，宽带，NGN，消费产品等进行软件开发，由成立伊始的86名员工发展到今天拥有230名研发人员的规模，成为了爱立信全球研发中心之一。
2003年，该公司更多地承担起了消费品本地应用开发的责任。
1999年，爱立信在中国成立了无线研究小组，1999年至2001年间，爱立信在数个合资企业成立了研发小组，并且与政府部门及科研院校建立了长期、稳定、广泛的合作关系：向合资企业转让技术和专有知识；与本地大学建立技术交流与合作；与信息产业部(MII)签署了合作备忘录，以便在技术和其它促进中国信息产业发展的相关领域进行多方合作。
“爱立信移动世界”(EMW)作为爱立信的全球研发项目之一，为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商提供2.5G\\\/3G网络测试平台和技术支持来全力提升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的数量与水平。
2001年5月，“爱立信移动世界中国部”正式启动，整合了爱立信在中国原有的五家开放试验室，从商业运营、应用开发和基础研究三个层次与中国的应用内容提供商开展了全方位的合作，目前已拥有了1000多家注册合作伙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开发的水平和进程。
自2000年起，爱立信在中国研发领域的投入以每年25%的高速增长，2002年爱立信中国研发总院成立以来，爱立信在中国的研发机构得到了有效的优化整合，所有的研发活动在其旗下进行，爱立信(中国)承担起了更多的全球研发任务。
目前爱立信(中国)有15%的员工从事研发，研发领域涉及GSM，WCDMA和CDMA等移动标准以及NGN，宽带等技术，爱立信(中国)现在承担着无线网，核心网以及业务网络产品的研发，还包括在合资企业进行的研发活动以及与政府相关机构和各大高校进行的合作项目。
预计2005年，爱立信在中国研发领域的投资增长将超过五年计划的目标。
自2000年起，爱立信在中国的研发活动进入了一个更加活跃的阶段，一系列的举措和成果证明了爱立信中国的研发实力和逐步凸显的中枢地位： * 2000年，爱立信与信息产业部电信技术研究所和日本移动通信运营商NTT DoCoMo合作，完成了中国首例WCDMA评估系统测试和报告。
* 2001年，爱立信移动世界中国部成为了中国移动唯一授权的“移动梦网”应用测试认证机构。
* 2001年，大连爱立信短距离无线连接技术有限公司与海尔公司合作，开发蓝牙家电产品。
* 2002年，爱立信中国研发总院成立。
* 2002年，爱立信通信软件研究与开发(上海)有限公司作为爱立信全球软件研发重要基地之一，荣获了“上海软件出口第一”。
* 2002年，爱立信在中国建立CDMA2000核心研发基地，爱立信CDMA2000系统的生产已全部转移至中国。
* 2002年至2003年，爱立信在中国成立了新的无线网络开发机构，极大地扩展了移动系统领域的软件开发，并成立了新战略资源采购小组。
* 2003年，爱立信CDMA交换系统和2.1G Hz基站的产品研发工作全部转移至中国，在北京和上海进行的CDMA研发活动面向爱立信的全球市场。
* 2003年9月， 爱立信发布第一款在中国本地研发并面向全球生产的3G\\\/WCDMA基站RBS3402, 意味着爱立信在中国的3G研发实力有了重大意义的提升。
* 2003年爱立信将更多主要产品的研发、生产及服务转移到了中国。
* 2003年，北京爱立信普天通信有限公司作为索尼爱立信在亚洲最大的区域分析和研究中心，承担起了亚洲地区的产品分析和研究。
* 2004年6月16日，爱立信在成都正式成立爱立信无线技术(成都)有限公司，该研发中心为爱立信全球和中国市场开发基于GSM，CDMA及WCDMA等移动标准的无线基站产品。
* 2004年11月，爱立信在增设西部区域组织的同时宣布在成都设立CDMA应用中心。
* 2004年11月――爱立信第一批由中国本地研发并制造的3G\\\/WCDMA基站RBS3402售往海外市场。
进一步证明了爱立信在中国已经建立起强大的3G研发生产能力。
回报社会，公益事业 爱立信坚持企业的发展目标必须融入社会的发展目标，企业必须切记它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首先，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应该承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责任。
爱立信不仅被评为道琼斯全球可持续发展指数(DJSI)通信技术领域内可持续发展的领头羊，还因其出色的环境管理系统获得了英国标准化协会颁发的世界第一个公司全球范围的ISO 14001认证。
这都充分肯定了爱立信致力于可持续发展、向社会尽责的企业宗旨，也是爱立信成功将商业运作与环保意识完美结合的表现。
另外，企业作为社会有影响力的一份子，应该具有高度的社会公德心和责任心。
因此，爱立信在全球范围内秉承“做优秀企业公民”的理念，积极参与所在地区的社会活动，推动社会进步。
自1990年至今，爱立信累计向中国公益事业的支持和捐赠已超过一亿三千万元人民币。
爱立信积极参与中国教育事业，出资建立希望小学，并向希望工程捐款捐物；爱立信向北京邮电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院校提供奖学金、奖教金用于鼓励优秀的学生教师；爱立信赞助“春蕾计划”，帮助失学女童返校；在中学设置“爱立信电信空间站”；向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赠教学设备；赞助“21世纪爱立信杯”全国大学生英语演讲和写作比赛；爱立信及其员工还向由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和中华慈善总会联合主办的首届“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捐款一百万元，用于资助因家庭贫困而失学、辍学的孩子们。
爱立信积极参与体育发展事业，赞助“爱立信中国乒乓球擂台赛”；赞助了中国甲A联赛、香港足球联赛等体育项目。
早在1990年，爱立信为亚运会在北京召开赞助了一千一百万美元的通信设备。
1996年，爱立信为支持中国足球事业发展，向中国奥运代表团赞助了数字移动电话。
2001年，爱立信特邀世界著名乒乓球运动员瓦尔德内尔作为公司积极支持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国际形象大使。
在中国，爱立信积极参与赈灾救助。
1996年，爱立信向遭受水灾的河北省捐献价值100万美元的紧急通信设备；1998年，爱立信向河北张家口地震灾区捐款100万元人民币及价值10万元的御寒衣物，捐助张北地震中受灾的群众。
1998年9月，爱立信支持内蒙古自治区邮电管理局灾后重建工作，赠送了价值50万美元的GSM基站设备，以提高洪涝灾区应急通信和抵御灾害的能力。
在国际上，2000年，爱立信宣布同联合国发展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等人道主义援助机构联合制定“爱立信灾害反应行动”，通过利用爱立信先进的移动通信系统和产品，通过爱立信的全球分支机构向这些组织提供最及时的通信手段，加快灾难发生后的应急反应。
2003年4月30日，爱立信向北京市政府捐赠了价值人民币120万元的医院应急通信系统，安装在宣武医院支持抗击非典。
同日，爱立信在北京的合资公司北京索爱普天移动通信有限公司捐助15万元人民币支持北京顺义区抗击“非典”。
2003年6月3日，爱立信来自各地的员工自愿捐款人民币295,573元，用于资助战斗在全国各地抗击“非典”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
爱立信为中国的环保事业作出了不懈努力。
2000年4月，爱立信员工积极参与“保护母亲河”活动，在潮白河两岸建设了500亩“爱立信绿色希望林”。
2001年，爱立信向青海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捐赠了200万元人民币，连续三年对在该自然保护区内繁衍生息的世界级珍稀动物藏羚羊的保护工作进行捐助。
2001年夏，爱立信在中国各大城市举办了“爱立信地球之友环保图片展”，将环保意识更深入的推向大众。
2004年，爱立信再次向青海省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捐赠一批急需的物资，用于保护珍稀动物藏羚羊。
爱立信将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中国通信事业的发展，助力中国社会的进步，成为中国社会一名优秀的企业公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