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出现于 [ ] A．“三大改造”时期． &n...
站在21世纪初期：回头认识“三大改造”运动 ● 孟令伟 从1953年到1956年，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这期间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
到1956年底，国营和集体经济成份已上升到92.9%，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局面从此在中国确立了。
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改革前。
从农村改革开始，特别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城乡改革的全面开展和不断深化，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又发生了地覆天翻的变化，这就是公有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被多元化的经济格局取代了。
到1997年，国有工业产值从80年代初期的75%以上下降到25%左右，包括集体工业在内的公有工业产值占整个工业产值的53%；在商业领域，公有经济比重大约只占30%；在农业领域，农户经济占绝大比重；此外，建筑、饮食、服务等行业主要是非公有制经济成份。
目前，从全国看，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构成主要的经济基础（据有关资料，非公有制占大头的民营经济已占到经济总量的80%）。
即使把别的排除在外，单是有着七八亿中国人口的农户家庭经济事实上就构成了这种基础。
这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半个世纪内，中国人在所有制问题上就经历了两次巨大的变化，第一次是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仅仅3年左右的时间就完成的“天翻地覆”般的变化；第二次是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短短20年左右的时间就造成的“地覆天翻”般的变化。
第一次的变化是变私有为公有，第二次的变化是变清一色的公有为多元化所有。
这两次巨大的变化带给中国人的绝不止是心理上的冲击和经济上的得失，它还有或理应还有痛苦的反思。
() 站在21世纪初期的历史高度看待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的三大改造运动，我们应该说些什么呢
一种曾被视为绝对纯粹和完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它建立之后不到30年的时间就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而难以坚持下去，不得不让当年已经消灭了的经济成份重新复活起来，这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
所以，问题不在于三大改造运动是快还是慢，是早还是迟，不在于是用15年完成还是用3-5年完成，问题在于通过三大改造运动建立的这种纯粹的“公有制”违反了经济发展的本性，问题在于运用国家权力消灭了当初不该消灭的经济成份，从而也就消灭了经济的活力。
同样，问题也不在于三大改造运动的方式，是和平地改造还是急风暴雨式地改造，是通过群众运动改造还是利用政策法律手段进行改造，是赎买式改造还是没收式的改造抑或是兼而有之的改造，问题在于通过改造或迟或早地将非公有经济完全消灭了，从而也就把经济的自然成长机能扼杀了。
一种直到现在仍然占主导地位的观点认为：虽然三大改造运动存在一定问题，但三大改造是历史的必然，是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惟一选择。
从特定的历史条件看，三大改造运动确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和“惟一选择”性，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就是意识形态的作用、执政党的价值取向、一边倒的立场、帝国主义的威胁、苏联模式的影响。
但统而观之，这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严格地说都不是构成历史必然性的充分条件，所以在这些条件下发生的“必然”很难说就是历史的必然性，在这些条件下发生的“惟一选择”很难说就是代表历史发展方向的惟一选择。
() 不错，伴随三大改造运动的完成，中国经济确有明显发展，特别是工业发展成就显著。
到1957年，全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83.9亿元，比1952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农业总产值达604亿元，比1952年增长25%，年均增长4.5%；粮食达19505万吨，比1952年增长19%，年均增长3.7%；棉花产量达164万吨，比1952年增长26%，年均增长4.7%；全国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102元，比1952年增长34.2%，其中职工平均消费水平由148元提高到205元，增长38.5%，农民的平均消费水平由62元提高到79元，增长27.4%。
传统教科书和一些类似的历史著作在评价三大改造运动时，一般要引用这些数字来证明三大改造运动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但这样的证明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
因为第一，这些数字本身无法证明不进行三大改造运动，工业、农业和人民消费水平就肯定达不到同样的增长幅度。
第二，与上组数字出自同一著作的统计数字恰恰表明，从1949年到1952年，无论是工业、农业还是人民生活水平的增长幅度，都超过从1952年到1957年这一时期：1952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45.1%，年均增长34.8%，大大超过从1952年到1957年增长128.3%、年均增长18%的幅度；1952年，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53.5%，年均增长15.3%，也大大超过从1952年到1957年增长25%、年均增长4.5%的幅度；1952年，职工平均工资比1949年提高了70%，而1957年职工平均消费水平比1952年增长38.5%；1952年，农民收入比1949年一般增长30%以上，而1957年农民的平均消费水平比1952年增长了27.4%。
第三，从1953年开始，我国开始集中力量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五年间全国完成基本建设投资588亿元。
这是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投资，1957年比1952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28.3%、平均增长18%的成绩，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实现的。
而这期间农业只增长25%，年均增长只有4.5%，无论和工业增长的速度比，还是和改造前农业增长的速度比，都不能说乐观。
以此作为三大改造运动对生产力促进的证明就更勉为其难了。
令人不愉快的是，即使从当时看，三大改造运动对生产力造成的破坏和对民生产生的不利影响都实实在在的有那么一些。
而且无论你怎么“推敲”也很难否定这些事实。
例如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出现的农民大批宰杀牲畜包括耕畜的现象，这种现象在山西、热河（当时的一个省）、广东、四川等地都出现过。
私营企业公私合营后，出现了产品或多或少、质量下降、服务态度恶劣的问题，如当时党内一些领导人批评的那样：“云南的火腿没有了”，“北京东来顺涮羊肉不好吃了”，“商店8小时后不开门了”。
但是对生产力的最大破坏莫过于对生产者个人积极性的束缚。
工商业从公私合营开始，农业从初级合作社开始，劳动者的怠工、磨洋工现象就出现了。
只是合营、合作社初期由于生产资料还未完全归公，以及老习惯的作用，加之重视责任制管理，怠工、磨洋工现象还不太明显。
随着初级社转变为高级社，公私合营转变为国营全民，怠工、磨洋工的问题便越来越严重。
到改革前，生产队社员的“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国营企业的“临时工干、正式工看”的问题，已成为难以解决的痼疾，整个经济几乎失去了生产的原动力。
() 实际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一的公有制是三位一体的东西。
尽快实现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就要求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而要建立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就必须建立单一的公有制度，因为很难设想在多元化的经济基础之上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
于是“一化三改”的总路线就提了出来，于是覆盖整个经济领域的大规模的公有化运动就开展起来。
当战略、体制、制度的三位一体终于变成现实之后，中国经济也就完全置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了。
经过几十年运行，到改革前，中国经济呈现的状况是：从一方面看，工业化目标基本实现，工农业经济相比，工业比重已占到80%；从另一方面看，工业化的目标还远没有实现，农业人口仍占80%，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短缺的现实困扰着每个中国人。
从一方面看，提高了一些主要是针对城市的社会福利，如对城镇职工生老病死全包下来，消灭了失业；但从另一方面看，城乡壁垒森严，8亿农民成为事实上的二等公民，他们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年年在温饱线或饥锇线上挣扎，在最困难的时期造成几千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从一方面看，科技上搞出一些令人自豪的成果，如两弹爆炸，卫星上天；从另一方面看，许多领域的技术水平十分落后，傻、大、黑、粗成为一些老工业基地的代名词。
从一方面看，以重工业为主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建立起来；从另一方面看，粗放的、失衡的工业化不但消耗了大量资源，牺牲了效益和民生利益，而且留下不少后患。
更为严重的是，当高度集中而又条块分割的集权体制和一统天下而又分为三六九等的公有制（如中央国营和地方国营之分，全民和集体之分，大集体和小集体之分，城镇集体和农村集体之分）完全重合后，影响就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了。
它事实上成为控制整个社会生活的桎梏，在这个桎梏中，人的基本权利如人身权利、流动权利、婚姻选择权利、自主劳动的权利都没有了。
整个社会变成没有活力、没有自由、只有服从的大军营。
这也许是当年力主建立高度集中的体制、推行三大改造运动的人们始料不及的，但却是铁的事实。
() 于是，当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特定历史条件支配下的特定选择建立的单一公有制在长远历史时期形成的更广大的历史条件支配下的历史必然趋势冲击下终于难以维持下去时，被消灭了的非公有制经济成份便像雨后春笋般的复活了，并在不那么宽松的环境下迅速成长壮大起来。
真像当年说的：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或者叫做消灭了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又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主义。
但这样消灭了又搞，虽然从理论上可以找出一千条理由自圆其说，但在实践中给人的感受是绕了一个大圈又回到原来的出发点。
国家和民众却因此付出了很大代价。
由此看来，当我们今天站在新世纪的高度反思发生在20世纪中叶中国大地上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三大改造运动时，决不应当继续停留在已经重复了千百遍的类如“搞早了”、“太急速了”、“方式简单粗暴”等概念上，而应当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进行思考： 个体、私有经济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也已经存在了几百年，这些经济都是从经济本身的发展中自然产生的，没有任何人曾经为它们的产生和发展预先提出过设想，规划过蓝图。
他们在成长过程中虽然遭受过种种挫折，承受过种种责骂，有着种种缺点甚至产生过种种罪恶，但他们的发展却是一如既往的。
人们曾多次断言过他们的穷途末路，但他们却总能逢凶化吉；人们曾多次试图消灭他们，不少国家借助政权的力量事实上也消灭了他们，但他们却总能死而复生，或者说不得不被复活，而一旦复活他们便又势不可挡地发展起来。
这就足以说明，这些经济的存在有其非常深刻的理由，自然的理由，牢牢植根于经济本性的理由。
人们可以规范它们，约束它们，限制它们的胡作非为，但绝不可以人为地消灭它们，也不可以人为地限制它们的发展。
就像人们可以给大江大河修筑堤岸，可以修建水坝，但绝不能阻止江河流向大海一样。
不然就违反了经济的本性，自然的法则，必然要受到惩罚，而且消灭的越彻底，受到的惩罚越厉害。
从当今世界看，个体、私有包括资本主义经济从总体看没有衰亡的征兆，当然发展形式会有所变化，正如已经多次变换过形式一样。
至于将来或在遥远的将来会怎样，那要由它们自身的发展来决定。
现在只有一点可以预先肯定，这些经济既由自然而生，即使消亡也只能顺自然而亡，再不能以任何理由进行人为的消灭了。
恩格斯在1890年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曾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能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
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这是恩格斯在晚年提出的一个上层建筑和经济关系的原理。
从今天的眼光看，这个原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可惜的是她长时间被人们忽视了，甚至被埋没了。
我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进行的三大改造运动，显然不是属于按“同一方向起作用”的第一种，而恰恰是第三种甚至和第二种也沾边。
那时土地改革不久，朝鲜战争刚刚结束，经济经过几年恢复步入正规。
在农村，农民个体经济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发财致富”成为当时农村的一句流行口号，许多贫雇农已上升为中农。
据20世纪50年代初山西省武乡县6个村的典型调查，当时中农户数已占总户数的86%，人口占88.7%。
由于农户生产积极性的高涨，1952年，农村经济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没有过的增长局面。
其年粮食、棉花、大牲畜、生猪分别比1949年增长36%、1.93倍、27%、55.2%，比历史最高水平分别增长9.3%、53%、6.9%、14.3%，农村副业产值比1949年增长55.1%。
在城镇，形成国营企业、私营工商业等多元经济并存共荣的局面。
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户数增加11%，生产总值增加39%，私营商业户数增加11.9%，零售总额增加36.6%。
多元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国民收入的大幅增长，1952年国民收入达到589亿元，比1949年增长57.7%。
由于经济的全面蓬勃发展，为国家积累了大量资金，财政状况进入近代史以来少有的好时期。
1953年所以能顺利开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实得益于这三年的资金积累。
从1949年-1952年，无论是工业、农业、商业实际上都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前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比例最协调、发展质量最好的时期，也是财政收入提高最快、社会风气最好、人民得实惠最多的时期。
如果按照这一时期形成的经济格局和发展势头“沿着同一方向”进行促进，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可能要大大提前，市场经济的框架也早已建立起来。
可惜的是，“三大改造运动”改变了这一经济格局，打断了本来很好的发展势头，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阻滞了经济沿着市场化方向发展的道路走，而推动它走向计划经济的道路，结果暂时看虽然取得一些畸形的成绩，但从长远和总体看却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与生产力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进步比较，所有制不过是一种手段而已。
如果这个手段运用得好，那么它就会促进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如果这个手段运用得不好，那么它就会阻碍生产力和社会的进步。
生产力有高低之分，社会有文明与落后之分，但私有制和公有制本身没有好坏之分。
公有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时期都优于私有制，反之亦然。
公有制和私有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优点。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提出要用公有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正是由于看到了私有制的局限性。
但他们并没有看到公有制也有自己的局限性，更没有看到随着时代的发展公有制和私有制还可以相互转化和渗透，实际上现代股份制就是这种转化和渗透的结果。
现股份制吸收了公有制和私有制各自的优点，又摒弃了它们的缺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推动，私有制和公有制的形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还在继续变化。
人类进入21世纪，如果我们仍然停留在马恩所处的19世纪中后期的认识水平上去看待公有制和私有制这两个概念，那肯定要贻笑于历史。
这种贻笑于历史的例子已有很多，今后应该不要再发生了。
() 重要参考书目： 《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胡绳主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凯歌行进的时期》林蕴晖等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而今天的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将近30年的时间证明是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的科学合理的体制
三大改造的意义
这标志着我国基本上实现了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我国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新中国各个时期的口号
高中历史老师回答您我回答各个时期的核心任务吧，有的有口号，有的没有。
1、1949—1956年，是过渡时期。
其中1949—1952年核心是巩固新生政权，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其中，抗美援朝有明确口号，那就是保家卫国。
1953—1956年核心是三大改造、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一五计划（1952—1957）。
2、1956—1966年，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探索时期。
核心是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路。
中共“八大”做出了正确探索。
可是后来在经济和政治上，都由于修改了八大的正确探索，有了“左”倾的探索。
经济上“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
要说口号，总路线应该算吧。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政治上，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和错误发起了反右倾斗争。
即使有口号，既乱又都是“放屁”。
3、1966—1976年，十年“文革”时期。
口号更是铺天盖地。
最早最有“震撼力”的要数主席的大字报上的“宣言”了，“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
“文革”形势完全失控后，口号“震天响”。
4、1976—1978年，是徘徊时期。
“文革”结束了，可是“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矢志不渝地遵循）的提出，使得各项事业并未走出“文革”阴影，徘徊停止不前。
5、1978年至今，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时期。
最具代表性的“口号”要数在1987年中共十三大上形成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十八大上，在目标上加入“和谐”的表述。
三大改造有何重要意义
到1956，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志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步确立 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实现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
1949--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1956年之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新民主主义社会因为都存在多种经济成分而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却在社会性质上存在着明显差别，从经济基础方面看，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是否成为社会经济的主体，从而整个经济社会生活是否牢牢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从上层建筑看，它们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是否确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整个社会思想文化领域中的指导地位是否得到确立。
我国是在没有实现工业化的情况下进入社会主义的。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和各族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这一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性地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完成以后，国内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
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巩固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大量人民内部矛盾逐步成为政治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矛盾。
一五计划的时间内容是?谢谢
一五(1953～1957)： 口号 工业增速 赶美 背景: 1.新建立以后，三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
工业生产已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但是我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2.基本上完成对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
意义： 从此，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向社会主义工业化迈进，开始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一个现代化强国的辉煌历程。
编辑本段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 新中国建立以后，国家就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为有计划地建设创造条件。
1951年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试编了全国国民经济年度计划。
1952年，成立了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
同时，加强了对国营企业和基本建设的管理。
尽管如此，在既缺乏编制计划的经验，又无精确统计资料的当时，编制和实施全国性的经济计划难度很大。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大会通过，历时4年，其间大的修改就有6次。
陈云具体主持了这项工作。
最后一次修改是在1955年4—5月，根据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吸收各省(市)和中央各部的意见和参考苏联顾问的建议作了适当修改。
计划草案由原来的12.7万字减少到10.4万字左右。
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一五”计划。
源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一五”计划是在实施两年半后才定案。
编辑本段 五个突出特点 “一五”计划的制定充分体现了计划工作认真、细致、谨慎、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注重宏观经济综合平衡的特点。
具体来看，这个计划有5个突出特点： 1．优先发展重工业 集中力量优先发展以能源、原材料、机械工业等基础工业为主的重工业。
把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中国先进分子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的奋斗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理所当然地被提为重要议事日程。
当时可供选择的战略有两种，一种是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业化道路，即先发展轻工业，待积累了大量资金后，再发展重工业；一种是苏联的办法，即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较短的时间里使国家迅速工业化，迎头赶上工业强国。
这两种战略各有利弊，经过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中共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
这一选择是出于当时的国情。
旧中国能源、原材料和机械工业长期落后，以致在国际交往中受制于人；在被国际资本严密封锁的环境中，农业、轻工业也难以发展。
当时用于五年计划建设的有限财力，如果平均使用，百废待兴，可能一事无成。
没有基础工业，也不可能大量供应化肥、农业机械、柴油、水利工程设备；不可能大量修建铁路， 供应机车、汽车、飞机、轮船、燃料和各种运输设备。
为了应对战争威胁，也需要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
这一切都决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必要性。
投资比重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结构充分反映了优先发展以重工业为核心的工业化战略方针。
在投资总额中，工业的比重占第一位，共248.5亿元，占58.2%；在工业投资中，苏联帮助设计的主要是重工业的建设单位的投资占44.3%，加上直接配套的建设投资，则占51.5%。
2．从国情出发 从中国国情出发，实事求是、统筹兼顾。
具体体现在： (1)反映了在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条件下，计划编制和计划作用的特点。
它对于国营经济是直接计划、指令性计划，要求国营企业对于国家的计划必须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对于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间接计划，即对个体经济通过合作的道路，对资本主义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并通过国家的价格政策和各种具体政策，对其起调节作用；对于集体经济则是指导性计划。
(2)在建设投资规模上，既考虑需要，又考虑可能。
“一五”计划开始编制时遇到一个很大的矛盾就是需要与可能的矛盾：计划安排的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的项目有近万个，基建投资占了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总支出的55.8%，规模很大。
针对这种情况，陈云指出：建设规模能否扩大，不单根据需要，还必须根据是否可能。
“一五”计划根据这一原则所安排的基本建设，尽管规模是巨大的，但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和国力，符合中国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发展水平，从而进展比较顺利。
(3)在投资结构的安排方面，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兼顾其他。
在427.4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各部门的分配比例为：工业占58.2%，农林水利占7.6%，运输邮电占19.2%，贸易银行和物资储备占3%，文化教育和卫生占7.2%，城市公用事业建设占3.7%，其他占1.1%。
这样的投资结构突出了重工业与基础设施的地位，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济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要求。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不仅要供应全国人民的口粮，而且要用农产品（爱股,行情,资讯）换取工业设备和建设器材所需的外汇，同时还为工业提供原料，农村经济发展更有利于扩大工业品的市场。
为了促使农业增产，“一五”计划一方面以占基本建设总支出7.5%的资金用于农业投资(如果加上水利投资、军垦费、农村救济费、黄河治理费、长期农贷等，则为15%)；另一方面，国家在财力上尽可能支持农业合作化。
在工业内部，轻重工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大体是1：9，轻工业比例较低。
这是考虑到，当时轻工业还有些基础，增产的潜力较大，而且若干轻工业产品不能大幅度增产，除了战后人民购买力较低，销路不畅外，主要原因是原料不足，影响设备利用率(1950年设备利用率，棉纺工业只达到60%，面粉35%，卷烟40%，火柴48%，毛纺不到30%，丝织35%，只有造纸和棉布超过了60%)。
在农业和重工业的投资不能大幅度增加时，即使增加轻工业部门的投资，提高其设备能力，也达不到增产的目的。
因此，轻重工业的这种投资比例在“一五”时期是合理的。
(4)在发展速度上主要考虑原有企业增产能力与农业发展水平，留有一定余地。
在最初试编五年计划概要时未经过严格的计算，对工业生产的发展速度要求过快，安排平均每年递增20%，其中国营工业平均年递增24%左右。
后来经过反复测算，在五年工业总产值中，靠原有企业生产的比重占70%，只有30%靠新建企业。
此后，在具体指标的计算上，计划安排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8.6%，其中工业产值每年递增14.7%，生产资料的生产每年递增17.8%。
执行结果，工业发展速度达到平均每年递增18%，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平均年递增25.4%。
农业的发展是保证工业发展和整个计划完成的基本条件。
对农业生产的增长，最初的草案也安排得比较高，要求平均每年递增7%，原因主要是对土改后农民生产积极性及农村互助合作的有利条件估计过高，而对限制农业发展的许多不利条件估计不足。
后来在修改计划过程中，考虑到农业生产1953年、1954年连续两年都没有完成年度计划的主要指标，又作了适当的调整。
最后确定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3%。
(5)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全国经济建设和文教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曾有的。
在解决资金和人材问题上，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
“一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共为1354.9亿元，国外贷款为36.4亿元，外债仅占总收入的2.7%。
这个比例说明，主要依靠内部积累来取得经济建设所需资金。
1952年8月制定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任务》草案中，明确提出资金积累的4个主要来源： 资金积累的4个主要来源： ①靠有计划地提高生产，降低成本，增加国营工商业的收入；②靠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商税；③在增加农业生产条件下，增加农业税收入；④适当节约行政费用的支出。
此外，国家还通过发行公债增加建设资金，从1954年到1957年共发行4次，实际发行额27.5亿元；同时，在城乡大力吸收储蓄存款，以补充建设资金的不足，1952年底城乡居民存款余额约为19亿元，到1957年底达到38亿元。
坚持自力更生，并不排斥接受友好国家的援助。
在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的困难条件下，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援助对中国的经济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一五”计划时期新建、改建的大中型建设项目，从选择厂址、供应设备、指导建筑安装和开工运转，一直到新产品、供给新产品的技术资料以及培训技术人员、接受留学生和实习生等多方面，苏东国家都给予了具体帮助。
对于苏联和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各项援助、贷款，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用来购买军事装备、物资的贷款在内，中国从1955年开始用大量出口矿产品和农产品来偿还，到60年代初全部还清。
编辑本段 以156项工程为核心的工业基本建设 中国大规模工业化的起步，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
其标志就是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以“156项”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它是中国工业化的基石与里程碑。
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1953-1957年，新中国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奠定工业化初步基础的重要时期。
在遭受全球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封锁、禁运的环境下，新中国通过等价交换的外贸方式，接受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资金、技术和设备援助。
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从1950年第一个项目开始建设，到1969年“156项”实际实施的150项全部建成，历时19年。
其中建设的高潮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至1957年底，“156项工程”中有一半以上的项目已按期全部建成或部分建成投产，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增的工业生产能力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以钢铁工业为例，仅1956年新增加的炼钢能力就达142.2万吨，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炼钢能力(最高年产量为1943年的92.37万吨)。
发展速度也超过了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国家。
中国钢产量从1952年的135万吨提高到1957年的535万吨，只花了5年时间；而美国钢产量从1880年的127万吨提高到1892年的501万吨花了12年时间；英国由1880年的131万吨提高到1903年的511万吨，经过了23年时间；法国从1897年的134万吨提高到1923年的530万吨，则经过了26年的时间。
这就是说，“一五”期间，我国钢铁工业5年所走过的路程相当于美国12年、英国23年、法国26年所走过的路程。
工业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为我国工业进一步高速度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
“156项”重点建设项目和限额以上的近千个工业建设项目，也初步改变了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
旧中国工业设施的70%集中在沿海一带，有限的内地工业也主要集中在少数大城市。
占全国土地面积1\\\/3的大西北，1949年工业产值仅占全国的2%弱，近百年来始终没有工业基点。
微弱的工业过于集中于东部沿海一隅，不仅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对于国家的经济安全也极为不利。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第一个五个计划期间，中国政府把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和其他限额以上项目中的相当大的一部分摆在了工业基础相对薄弱的内地。
考虑到资源等因素，将钢铁企业、有色金属冶炼企业、化工企业等，选在矿产资源丰富及能源供应充足的中西部地区；将机械加工企业，布局在原材料生产基地附近。
在投入施工的150个项目中，其中民用企业106个，除50个布置在东北地区外，其余绝大多数布在中西部地区，即中部地区29个，西部地区21个；44个国防企业，除部分造船厂摆在海边外，布置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有35个。
150个项目实际完成投资196.1亿元，其中东北占实际投资额的44.3%，其余资金大部分都投到了中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占32.9%；西部地区占20%。
106项民用企业在西部地区建设的21个项目中，能源项目有：铜川王石凹立井、西安热电站、乌鲁木齐热电站、酃县热电站、兰州热电站、成都热电站、重庆电站、个旧电站；有色金属项目有：云南锡业公司、白银有色金属公司、东川矿务局、会泽铅锌矿；石油化工企业有：兰州炼油厂、兰州合成橡胶厂、兰州氮肥厂；机械制造企业有：兰州石油机械厂、兰州炼油化工机械厂、西安高压电瓷厂、西安开关整流器厂、西安绝缘材料厂、西安电力电窗容器厂等。
由于每一个重点建设项目还需要安排配套项目，因此，“一五”时期对西部地区形成第一次大规模投资，极大地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面貌，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
“156项”等重点建设项目也为中国工程设计、技术、施工人员和产业工人的成长创造了条件。
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 “156项”重点项目的建设过程经历了苏联援助和自主建设两个阶段。
整个50年代属第一个阶段，工程是在苏联专家指导下建设的。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政府，决定自1960年7月28日到9月1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单方面撕毁了对华援助合同。
这使“156项”进入自主建设阶段。
截至1960年底，“156项”已建成133项，还有17项正在建设中。
我国人民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攻克了建设过程中碰到的一个个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剩余项目的建设工作。
“156项”建成以后，新建、改建、扩建的企业为中国工业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所生产的能源、原材料、机械设备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其所培养的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成了一批又一批新工业基地的种子和骨干，他们使中国工业的星星之火逐渐形成燎原之势。
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为了集中财力、物力扩大工业规模，这些企业将全部利润上缴国家，固定资产折旧率很低、更新很慢，当它们把相当于国家投资十几倍、数十倍的利润上缴国家的同时，却没有权利与能力更新改造自己，以至迅速地衰老了。
特别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下，对经济体制认识上的僵化，使我国于1956年、1965年和20世纪70年代多次与改革机遇失之交臂。
以至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五、六十年代建立起来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面临考验，需要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建立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充满活力的机制。
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企业成为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重点。
面对市场经济的激烈竞争，其中大部分经过改制、重组、转产、调整结构等艰难跋涉而重新崛起。
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随着工业化建设的进展，至“一五”时期结束的1957年，我国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明显反映在产业结构与社会劳动者的行业构成。
在“一五”计划执行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经济建设的“冒进”，但都得到及时纠正。
工业化奠基之石决策回眸 “当时，松花江北岸地区几乎是一片荒芜的原野，没有道路，交通不便，每逢雨季，运输车辆经常抛锚；松花江像天然的‘封锁线’，隔断南北两岸，许多工人上班只好乘摆渡小船。
同时，又缺乏建设经验，缺少施工工具。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各路建设大军开进了施工现场，艰苦奋斗，排除困难，保证了建设的顺利进行。
”吉林化工区的一名老职工回忆说。
吉林化工区 吉林化工区是我国“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第一个化工生产基地，包括“156项”中的3个化学工业项目。
1952年7月，“一五”计划第一草稿完成。
按照陈云的话说，该计划的要点是“在今后5年中要办些什么新的工厂”。
同年8月，周恩来、陈云等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随身携带的就是该草案。
斯大林看后表示，中国应该降低5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速度，以免计划太满，没有回旋余地。
“一五”计划洋洋十余万言，但其核心是苏联援建的156个大型建设项目。
这些项目遍布国防工业、机械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各个方面，搭起了我国整个工业化的骨架，因此国人也称之为“工业化奠基之役”。
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业化时期 虽然这156个项目，在“一五”期间投入施工的只有146项，另有4项推迟施工，还有6项最终没有从图纸变现实，但这仍是中国近代以来规模最大、效果最好的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工程都按期或提前完成建设计划。
从产业结构看，出于三种考虑 从“156项”(实际为150项)的产业结构看，当时主要出于以下三种考虑：一是针对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国国防工业极端薄弱的情况，将国家安全放在紧迫的地位加以考虑；二是旧中国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已经成为工业化中的瓶颈部门；三是既考虑到利用原来的工业基础，又考虑到备战和改善过去地区布局不平衡。
长春一汽 其中之一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汽车制造厂。
1953年7月15日，工程破土动工，建设者经过3年奋斗，终让一座宏伟的汽车厂矗立在长春大地上。
1956年7月12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国产第一辆“解放”牌汽车，就此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
鞍钢集团 钢铁是大工业的基础。
根据“一五”计划，我国不仅要扩建当时最大的钢铁基地鞍山钢铁公司(以下简称鞍钢)，还将兴建两个新的钢铁基地，即武汉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
而鞍钢的建设又是“一五”计划钢铁建设的中心。
为此中共中央发出了“支援鞍钢”的号召，全国共有55个城市、199个企业从人力、物资、设备等各方面支援了鞍钢建设。
1953年12月26日，鞍钢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建成投产典礼，并向中共中央报捷，亲自复信祝贺。
921 在施工的1万多个建设单位中，限额以上的有921个，它们在很长时期内都是我国现代化工业的骨干，其中有许多是我国过去没有的新工业，如飞机、汽车、发电设备等等。
三年半 据一机部调查，“一五”时期的大中型项目，建成后平均3年就能收回投资。
同期日本是3年，美国是4年，苏联是5年。
18% “一五”期间，工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8%(计划规定为14.7%)。
编辑本段 一五计划意义 总而言之，“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其重大意义主要有三个方面： 1、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开辟了广阔前途。
有了这个初步基础，我们就可以在以后的几十年间逐步构建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大厦，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2、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对农业和手工业搞合作化，把几亿农民和手工业者引向了社会主义道路。
对资本主义工业搞加工订货，私营商业搞经销代销，最后全行业搞公私合营，实行定息，把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社会主义公有制，资本家也敲锣打鼓欢庆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里所没有的。
这些崭新的经验，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3、积累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建设的宝贵经验。
人们常说，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实际上，认真制定计划，严格按计划办事，主要在“一五”时期。
“一五”计划工作的经验，为以后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虽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人们常说的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综合平衡，协调发展，合理布局，等等，这些计划经济的用语，都是“一五”时期总结出来的，迄今仍常用常新。
这些经验看来今后仍然将要沿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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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私合营是目的，赎买政策是方式，它们的关系如下：以赎买私营企业的方式来达到公私合营的目的，也就是官方看上某人的生意后就可以实行强行入股的行为。
PS：一般说来赎买政策是公私合营的条件，没有赎买政策就不会出现公私合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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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回答完全正确,补充:全球通:GOTONE 我能 其品牌内涵是:掌控 品味 积极动感地带:M_ZONE 我的地盘听我的 品牌内涵:时尚 探索 好玩神州行:EASY_OWN 轻松由我 品牌内涵:便捷 自由 实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