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提出“普及教育”口号的是在( )时期。
错误的。
所谓同等教育机会那是极权主义理论，是剥夺人民自己选择教育的权利。
自由社会提出的普及教育，是给穷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并不干涉公民自主教育进入私立学校的自由。
为什么国家打着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口号，却好像一点也不重视教育啊
我父辈读书那时候是普及初中，现在...
中国首次义务教育是在1904年，之后不久，在1906废除了考试。
“义育”最早出现在1609年的欧洲，由当时的强制性宗教教育演变而来。
中华民国成立后，并没有设立九年义务教育，所以当时并没有九年义务教育的说法。
九年义务教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但是根据不同国家，也有不同的教育时间限定，有六年义务教育、八年义务教育、十一年义务教育等等。
中国大陆、港台地区主要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港台地区从上世纪60年初便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而大陆则到1985年才首次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86年《义务教育法》才通过人大决议。
所以大陆整体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不仅比港台地区晚，也比欧美发达国家晚。
而且在教育水平上，也存在发展不平衡等问题。
在填压式的教育模块下，中国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在学习上和基础上比海外地区好，但是在创新和实践上，却显然落后于海外地区，造成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呈现早熟化的现象，一旦成熟后，大部分的人却变得很平庸，而不再突出。
教育方针
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什么是普及教育
蔡元培 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不止一次的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
1938年2月8日，离蔡元培先生逝世两年的时候，他为《居友学说评论》一书撰写序文时说：“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未成书，真是憾事”。
我们通过对蔡元培先生有关论著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至少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第二，“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
蔡元培先生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
首先，蔡元培通过对宗教欺骗性的批判和对宗教本质的揭示，从理论上动摇了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在他看来，“初民时没有科学，一切人类不易知道的事，全赖宗教去代为解释”，[1]而社会向前发展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性质却没有改变。
他认为，宗教是排斥现实世界和现世幸福的，企图让人们“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而把具体世界忘掉。
这样一切困苦便可以暂时去掉……”，[2]这样引导人们回避现实，其本质就是一种精神欺骗。
蔡元培先生曾经分析复杂的宗教，求得它最后的原素，不过是一种信仰心。
亦即人内心中存在的崇拜与敬畏。
同时他又指出，这种信仰心又绝不是至高无上、永远不变的，而是以哲学中的玄学为标准，受哲学的影响和制约；哲学进步了，人的信仰心也会进化和改良。
这些分析不仅揭示了宗教存在的本质，而且也瓦解了宗教所谓永恒的神圣地位，这在当时颇具理论深度，从而成为“以美育代宗教”命题的理论基础。
其次，通过批判“美育附丽于宗教论”，进一步阐明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在对待宗教与美育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坚持美育要继续与宗教合为一体；一派主张美育应与宗教分离而独立发展。
蔡元培明确的反对前者而主张后者。
在他看来，宗教具有慰藉感情的作用，但无论那种宗教都具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偏狭性，所以，“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
所谓激刺感情，就是宗教把人们的感情活动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和利害关系中去。
在当时的中国有些佛教徒不仅承袭“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
宗教之为累，以至于此。
皆激刺感情为之也”。
[3]因此，与美育相比，宗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
” “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要使感情勿受污染和刺激使感情为纯正之感情，同时要满足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那就只有舍宗教而取美育。
因此，“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也就成了必然的论断。
对“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问题，蔡元培先生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在《以美育代宗教说》等文中，蔡元培先生从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对人的精神作用与宗教的关系之演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对以美育代宗教的必然性作了有力的论证。
蔡元培把人的精神作用分为三种：知识、意志、感情。
他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作用而构成”，最早的宗教常包含有此三种作用，即知、情、意三者都是附丽与宗教的。
知识作用附丽于宗教表现在：把人类的起源、生命的存亡、社会的兴衰治乱等等问题都归于神，如旧印度教归之梵天，基督教推本于上帝。
感情附丽于宗教表现在：利用人们美的活动作为诱人信仰的方法和祈祷的形式，以培养人们的宗教感情，如歌舞、壁画等寄托和表现感情的形式，一直都被宗教所利用。
意志作用附丽于宗教表现在：用宗教的劝说支配人们的意志活动，总之，同知识、意志一样，感情作用也必将随社会的发展而摆脱宗教的束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在《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中，蔡元培从教育发展的视角，对以美育代宗教的必然性进一步作了论证。
“宗教本旧时代教育，各种民族，都有一个时代完全把教育权委托于宗教家，所以宗教中兼含着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元素。
说明自然现象，记啼创世次序，讲人类死后世界等等是智育。
犹太教的十戒，佛教的五戒……是德育。
各教中礼拜、静坐、巡游的仪式，是体育。
宗教家择名胜的地方，建筑教堂，饰以雕刻、图画……有超出尘世的感想，是美育”。
[4] 与前文相类似，蔡元培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德、智、体三育均已渐离宗教。
他认为科技发展以后，不但自然历史 、社会状况可用归纳法求出真相，就是潜意识、幽灵一类的东西，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上的说法不攻自破，所以宗教与智育无关。
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发展以后，知道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不同，所以现代人的道德必须符合现代社会，而绝非千年以前的先贤可以为之预定；而宗教上所列的戒律往往出自千年以前，不仅挂漏太多，而且与现实不符之处甚多，所以德育方面也于宗教无关。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运动场、疗养院的设置也因人而有适当的布置，运动方式极为复杂，旅行的便利，也日进千里，已非宗教仪式所能比拟，所以体育方面，也与宗教无关。
于是，宗教上所被认为尚有价值的也就只有美育元素了。
然而宗教中的美育因素作为宗教的一部分就必然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从而受到宗教中智育、德育各部分的影响。
如此，则所谓慰情作用必然会演变成“激刺感情”，美感也就不再是纯粹的美感。
所以，他坚定的认为，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
奥林匹克的口号、格言、名言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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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林匹克格言，亦稱奧林匹克座佑銘或口號，系奧林匹克運動宗旨之一。
奧林匹克格言是：更快、更高、更強。
它是國際奧委會對所有參与奧林匹克運動的人們的號召，號召他們本著奧林匹克的精神奮力向上。
這句格言是顧拜旦的一位密友迪東于1895年提出的，顧拜旦對此頗為贊賞，經他提議，1913年獲國際奧委會正式批准，將其定為奧林匹克格言。
1920年它又成為奧林匹克標志的一部分。
此外，奧林匹克運動還一句廣為流傳的名言：重要的是參与，而不是取胜。
這句名言是對奧林匹克格言的補充，強調的是參与精神。
顧拜旦解釋說：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胜利，而是斗爭，不是征服，而是奮力拼搏。
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基本要求是什么?
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教育方针；相同的历史时期因需要强调某个方面，教育方针的表述也会有所不同。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我国的教育方针一、新中国初期的教育方针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
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
”“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
”同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重申了《共同纲领》制定的文教政策，提出新教育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为当前的革命斗争与建设服务”；“教育必须为国家建设服，学校必须为工农开门”；对旧教育采取“坚决改造，逐步实现”的方针；建设新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新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借助苏联教育经验；“教育工作的发展方针是普及与提高相结合”。
这些方针政策明确了当时教育工作的性质、任务和总方向，对于肃清国民党政府的文教政策和旧教育的不良影响，对于建国初期中国教育的改造与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1951年3月，第一次全国中等教育会议提出：“普通中学的宗旨和培养目标是使青年一代在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各方面获得全面发展，使之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自觉的积极的成员。
”这是建国后首次提出智、德、体、美全面发展，使教育方针的表述比较简明全面。
1952年3月18日教育部颁发《中小学暂行规程》（草案），提出“实施智育、德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的教育”。
这些虽然是对普通中小学说的，但对整个教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1953年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改造时期。
中共中央公布了过渡时期总路线。
教育工作的中心转移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三大改造服务的轨道上来。
教育方针的提法随之发生了变化。
1954年1月全国中学教育会议提出：当前中学教育的任务，是以国家总路线的精神教育学生，把他们培养成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祖国的全面发展的新人。
同年5月，政务院公布《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提出：“中学教育的目的，是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
”“中学必须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
”1955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会第16次代表大会提出全国青年学生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贯彻毛主席“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的指示，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能够掌握现代科学知识、身体健康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这几种提法，明确提出了培养社会主义社会的新人、建设者的目标和德（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智（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体（身体健康）几方面全面发展的标准，反映了整个教育事业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全面发展的目标要求。
引二、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的教育方针政策 1957年2月，针对教育界与教育方针有关的“全面发展教育”的讨论，提出：“中国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这个提法与前几种提法的区别在于，一是正式使用了“教育方针”的概念，二是把“德育”放到了首位，三是未提“美育”，四是用“几方面发展”取代了“全面发展”，五是明确提出了培养“劳动者”的目标。
这个方针尽管还不很完善，但仍不失为比较科学和准确的提法，它明确了我国教育的性质、方向、培养目标及其规格，成为长期指导我国教育的方针，对新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使用了“教育工作方针”和“教育目的”的提法，提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并指出这种主张“正确地解释了‘全面发展’的涵义”。
这个方针是当时我国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形势的产物，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但在指导思想上却反映了明显“左”倾观点和错误，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片面突出政治的年代，在长期执行过程中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甚至给教育工作造成了损失。
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提出：“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必须彻底改变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中国学校的现象。
在各类学校中，必须贯彻执行同志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但是，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战线是重灾区，不仅教育方针受到歪曲篡改，未能得到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甚至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提出“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精神贵族”。
大批所谓“智育第一”、“白专道路”、“业务挂帅”，提倡“白卷英雄”，鼓吹要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潮流”战士，使教育事业遭受到严重摧残，使中华几千年文化遭受到空前浩劫。
引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教育方针政策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果断地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全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的基本路线，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相应地，教育方针也发生了变化。
1978年9月22日，在全国教育工作大会上讲话指出：“中国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
培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
有的。
这就是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要“把同志提出的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方针贯彻到底，贯彻到整个新社会的各个方面”。
“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的人才，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后来他又提出教育要“三个面向”，要培养“四有”新人。
这些都被写进了中央和国家有关文件，具有教育方针的性质，对新时期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
进入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有关文件、法规对教育方针多次作过表述。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
”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任务，要求中国的教育不但必须放手使用和努力提高现有人才，而且必须极大地提高全党对教育工作的认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各级各类合格人才。
”“所有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这段话规定了教育的战略地位、性质和任务，提出了“三个面向”、“四有新人”等具体要求及其具体规范，具有教育方针的性质。
1986年4月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人才奠定基础。
”这里既包括德、智、体全面发展，又包括“四有”要求。
进入90年代，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党和国家又及时制定了新的教育方针政策。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各级各类学校要认真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方针。
”“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
”提出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任务、目标、战略政策措施和指导方针。
“教育工作的任务是：遵照党的十四大精神，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全面贯彻教育方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教育的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国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全民受教育水平有明显提高，城乡劳动者的职前职后教育有较大发展，各类专门人才的拥有量基本满足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实现教育的现代化。
”具体目标包括四个方面，其中核心是“两基”：“全国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
” 应采取的战略是：“深化教育改革，坚持协调发展，增加教育投入，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育质量，注意办学效益，实行分区规划，加强社会参与。
”指导方针是：“在教育事业发展上，不仅教育的规模要有较大发展，而且要把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在结构选择上，以九年义务教育为基础，大力加强基础教育，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和高等教育，把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培养初、中级人才列为重点；在地区发展格局上，从各地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分类指导。
鼓励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率先达到中等发达国家80年代末的教育发展水平，积极支持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发展教育。
”1995年3月18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这个方针被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规定了我国未来教育的性质、方向、途径、目标及其规格，对我国教育发展必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引“（十六大）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十七大）坚持育人为本、德育为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现代化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 十七大关于教育方针的论述，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
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思考学校的发展和改革。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科学发展观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明确指出了，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这对于教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