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号召”，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简称“五一号召”，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号召当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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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是“五一口号”发表60周年。
60年前的1948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五一口号”中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这是第一次正式对外宣布，要建立自己的政权，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讨论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实现中国人民真正掌握自己的政权。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一个响应“五一口号”，以李济深、何香凝、宋庆龄等为代表的老一辈国民党有识之士及其他社会贤达坚决响应的号召，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承认“五一口号”，就标志着民革从政治上接受共产党领导、与共产党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今天我们纪念“五一口号”发表60周年，其意义在于回顾历史，了解未来。
民革的历史，就是接受中共政治领导的历史，就是与中共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历史，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民革的前辈总是顾全大局，以维护中共的领导为己任，就是在文革中，山雨欲来风满楼时仍然坚定信念。
民革前辈们光明磊落、维护大局利益的高尚情操，坚定维护中共领导权的意识，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使我们更进一步了解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必然性、独创性和优越性，也进一步坚定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历史走过了60年，60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其真谛没有变，这就是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的政党制度，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不动摇。
当今世界风起云涌，西方分化、西化的动作不断，中国内部利益格局发生的变化，也使我们处在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同时也处在各种矛盾的激显期。
面临着重大的考验，更有必要坚定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在政治方向上与中国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增强政治鉴别力，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国内社会矛盾面前，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今天，我们民革华东理工大学支部开展的政治交接学习教育活动，其核心问题就是走什么路的问题，我们将传承老一辈民革前辈的优良传统，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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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
1948年4月30日，为迎接全国革命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是共产党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向全国人民提出的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权、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建立真正民主新政权的行动纲领。
“五一口号”极大地鼓舞了艰苦斗争中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纷纷致电中共中央和主席，响应中共“五一口号”中提出的主张，拥护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响应“五一口号”成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在多党合作发展史上、在我国统一战线和民主政治建设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它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道路，标志着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局面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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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冀中损失的几点主观因素：1、主队调离，冀中本是吕正队的，为了发展巩固冀中，120时的老红军曾到冀中作战，并打了不少胜仗，但是120师离开之际带走了大量部队，进入冀中的120师不过6千人，扣除作战损失和留在当地的骨干，120时离开时高达4万人，还不算从这里调往晋察冀北岳区的部队，因为北岳区也调了许多骨干部队回陕甘宁，冀中不过8百万人口，走了七八万青壮年，一时难以再编练出相当数量的骨干部队，尤其是主力部队走时都是装备最好的，武器的供应一时难以解决，这是五一大扫荡时，多数部队都是地方的县大队区小队，并且受到很大损失的原因。
2、是冀中区自从120师来了之后，处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平稳发展期，和平时期较长，当地干部滋长了相当严重的脱离群众，强迫命令，追求享受的错误思想。
身历冀中前后变化的作家王火就在他的半回忆的小说《围困》中详细描述了这个情况，在鬼子大扫荡前，许多乡村干部位置落到了一些油嘴滑舌，会哄上级的投机分子手里，组织抗战的工作不深入，流于搞民兵大检阅一类的形式主义活动，而没有实施挖地道，发展地雷等武器生产一类切实有效的抗战准备。
鬼子大扫荡一来，这些脱离群众的干部没有人民的基础，多数仓皇逃往山区，少数被杀，极少数沦为叛徒，一时使共产党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
3、是过度宽松的环境，对地主阶级的两面性控制不够，导致一时汉奸政权控制了村落。
冀中区不是一点点血战打出来的，而是利用了日寇击溃国军后追击离开的空隙，几乎同时建立了许多县的三三制政权。
这里靠近平津的高教集中区，整体上教育水平高，读书人很多，比较容易用民族解放的口号号召起民间力量，但因为这样群雄并起，许多队伍的带头人就是当地的富裕家庭子弟，而实施减租减息平均负担侵害了这些富裕家庭的利益，120师带走了大批武装后，客观上减少了这些人对当地政权的干扰，但遗患就是愿意抗日的地富子弟走了，留下的就是恨减租减息的顽固分子，一旦有外界扰动，这些心怀不满得很容易当汉奸，当初北平上大学回来的老大能组织乡亲族人建立游击队，现在留在家里抽大烟的老二同样容易组织伪军，因为他家本来就是这里的闻人，有自己的宗族势力基础。
直到反复拉锯把这些地方实力派打光为止。
解放战争时期冀中区尽管部队不多，国民党却很难立足，就是抗战时期把可能作国民党地方基础的这类宗族富裕户打光了的原因。
4、是日军之前就充分控制了交通线，实际上在51大扫荡之前，日军已经成功地将根据地分割开了5、不得不承认，大扫荡第二天，吕正操就转进了，没有统一部署和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