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教育系统意识形态领域争做四好老师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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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学校意识形态工作实施方案为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动权，强化“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切实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根据上级要求和教体局下发的《关于加强教体系统意识形态工作的实施意见》的文件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意识形态工作，特制定如下工作方案：一、意识形态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组员：***二、意识形态工作目标（一）坚持政治方向。
坚持教育工作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始终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师生头脑,把正确的政治方向、价值导向贯穿到立校办学、育人育才全过程,强化政治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底线意识。
（二）坚持育人为本。
把坚定理想信念放在首位,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构建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机制，使各个教育环节同向同行,确保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三）坚持分工合作。
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合理分工,强化责任,明确要求,齐抓共管,全员支持参与，构建全校意识形态工作新格局。
3.5.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工作
关于新形势下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几点思考（最新）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早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总书记在讲话中就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个论断是对世情、国情和党情的科学概括。
纵观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
本文通过阐述意识形态概念与特征，提出加强意识形态教育工作的相关建议，旨在引导基层党组织对意识形态工作形成正确认识，进一步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自觉性、主动性，创造性地做好思想宣传工作。
一、意识形态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一）意识形态的概念和特征意识形态属哲学范畴，可以理解为对事物的理解、认知，是一种对事物的感观思想。
意识形态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直接相联系，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文学艺术、宗教(神秘特殊的意识形态)、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等意识形式，是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和人与人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反映。
意识形态具有以下特征。
一是现实性。
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并不是纯粹空洞的东西。
它有指向性，总是指向现实。
二是总体性。
意识形态是由各种具体的意识形成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社会思想、教育、艺术、伦理、道德、宗教、哲学等构成的有机的思想体系。
三是阶级性。
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功能。
其地位由不同的社
如何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
当今世界正处在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全想文化不断交流、交融、；当代中国正处在改展的关键阶段，社会思想意识日益多元、多样、多变。
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加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划清“四个重大界限”。
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多样化的社会思潮。
为此，应正确认识和处理以下三个重要关系。
一元化与多样性的关系 所谓一元化，是就指导思想而言的；所谓多样性，是就现实社会中存在多种思想观念而言的。
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用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引领多样性的社会思潮。
既巩固思想基础，又丰富文化内涵。
巩固思想基础，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丰富文化内涵，就是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富有活力。
这两个方面都不可或缺。
没有基本思想共识，社会就会成为一盘散沙；没有文化多样性，社会就会成为一潭死水。
在当代中国，坚持指导思想一元化和推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繁荣发展是实现科学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纠正关于一元化与多样性的两种错误认识。
有人认为，指导思想一元化必定扼杀社会思潮的多样性。
历史经验表明，杂乱无序的思想是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的，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必须以有序化为前提，因而必须有一个核心的指导思想。
正是有了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引导和规范，多样性社会思潮才能保持正确的方向并得到质的提升。
因此，指导思想一元化不仅不会扼杀社会思潮的多样性，而且有利于多样性社会思潮的发展和完善。
也有人认为，社会思潮的多样性必然妨碍指导思想一元化。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思潮的多样性是一种正常的状态。
社会思潮多种多样，有利于促进思想解放，推动理论创新，激发社会活力。
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在吸收和借鉴前人思想认识成果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并且始终坚持不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自己。
可以说，没有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一元化的指导思想就失去了源泉和活力。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
在我们国家，各种思想文化不论其内容和形式如何，都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如果离开这一根本价值取向，思想文化就不可能健康发展。
在坚持这一根本方向的同时，还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允许、鼓励、支持思想文化工作者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力、创造力、吸引力。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
原则性与包容性的关系 所谓原则性，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所谓包容性，就是尊重差异，包容和吸纳多样性的社会思想文化。
处理好原则性与包容性的关系，要求我们既旗帜鲜明地反对各种错误思潮，又坚定不移地鼓励和支持一切积极有益的探索。
认清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与歪曲、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区别。
马克思主义是客观反映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一般规律和趋势的科学理论，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终结真理，而是开辟了认识真理的道路。
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
我们应当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要求，不断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内容，使之始终保持生机和活力。
为此，必须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反对那种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个别论断为依据而拒斥时代发展要求的观念和做法。
与此同时，必须敏锐辨别和坚决反对一切以探索创新的名义歪曲、否定、抹黑马克思主义的行为。
认清积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与否定、偏离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
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上崭新的制度形态，是我们国家的根本制度。
是否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是检验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然而，由于不同国家、民族的情况不同，社会主义的表现形态必然存在差异，每个国家都应当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经过艰辛探索，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是一条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
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应当看到，我们在前进的过程中还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而需要不断进行新的探索，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条道路。
但是，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能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不能变。
为此，必须坚决抵制和有力批判民主社会主义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实则否定和偏离科学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错误思潮。
认清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与否定、反对党的领导的根本区别。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
当前，我国改革发展已进入关键阶段，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不断涌现。
适应这一新形势的需要，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而绝不能否定和反对党的领导。
在当代中国，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一致的。
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一个根本错误就在于割裂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内在关系，一方面声称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鼓吹多党轮流执政，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坚强领导核心。
同志曾经深刻指出：“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四分五裂，一事无成。
”一些人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主张在我国实行多党制，其实质就是要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执政地位。
如果那样，人民的政权就要丧失，社会主义制度就要被颠覆，国家就要分裂，人民就要遭殃。
“破”与“立”的关系 所谓“破”，就是批驳和反对错误思想与腐朽文化；所谓“立”，就是建设和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只“破”不“立”或者只“立”不“破”，既不利于一元化指导思想的巩固，也不利于社会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
做好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破”与“立”的有机统一。
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一方面，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大力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用通俗易懂、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使党的科学理论更好地走进干部群众，使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的认识，进一步坚定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
另一方面，积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坚持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为主体，以外来健康有益文化为补充，不断增强我国文化的民族性、包容性、时代性，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决批驳和反对各种错误思想与腐朽文化。
激浊才能扬清。
只有对错误的思想、观点和社会思潮进行坚决批判，与其从根本上划清界限，才能为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繁荣发展营造良好氛围，才能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必须看到，错误思想与腐朽文化混淆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误导人们的认知，腐蚀人们的心灵，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
对于错误思想与腐朽文化，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和反对。
特别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剖析其错误本质，明确其实践危害，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高判断能力，自觉践行真善美，坚决拒斥假恶丑。
（作者为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院长）
基督教为什么会被统治者利用
简单来说，偶像教是在伊斯兰教扩张时期，与原有图腾宗教信仰结合的一个伊斯兰教变异教体，主要结合了在中亚和伊朗东部地区原有的拜火教、摩尼教等宗教，也主要在上述地区传播，类似摩尼教在我国传教时与佛教教义相结合的形式。
我们知道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的，因此在穆斯林眼里，偶像教是“伪教”，信仰偶像教的教徒仍然属于“异教徒”，两教势不两立。
西辽国从建国开始，就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契丹人在伊斯兰教徒比较集中的地方建立的，因此统治者采取了较为宽松的宗教政策，因此浑忽公主作为契丹人信仰偶像教，并不奇怪。
如何提升学习力
当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总量的翻番周期愈来愈短，从过去的100年、50年、20年缩短到5年、3年。
据统计，人类已有知识到20世纪末只占当时知识总量的5%。
这表明，历史绵延很久的“一次性学习时代”已告终结，学历教育已被终身教育取代。
同时，人类发展至今，大脑愈来愈发达，一个人脑细胞总量已超过150亿，而人穷其一生只有用其百分之几。
人脑的巨大容量为每个人都可能吸收、消化、储存数以亿计的知识信息量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因此，随着世界范围内经济、科技的飞速发展，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摄取知识、创造知识，并把知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即，是一个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重大而现实的课题。
一、学习力的内涵界定学习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学习是指在书本或在他人辅导下获得知识。
新版新华词典对学习的解释是：“通过读书、听课、研究、进行教学实验、参加实际工作等以学得知识和技能。
”广义的学习是指一个人从外界获取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加工整理的全过程。
从信息学的角度看，一个人的学习过程，说到底是一个人不断接受并与外界交换信息的过程，像电脑不断升级换代一样，人脑接受外界信息的过程，实际上是人脑不断“升级换代”的过程。
学习并不全都是有益的，见到什么就学什么，这样的学习不仅无益，甚至对人的发展反而有害。
因此，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学会如何学习，提升学习力，比重视和加强学习更重要。
学习力，从构成要素来看，应当包括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学习效率和学习转化力等要素。
学习动力是学习主体进行学习的源动力。
它又分为内在动力和外在压力两个方面。
内在动力由学习主体对社会的认知程度和主体要实现的目标所决定的。
它与一个人对社会的认识程度成正比，认知程度越高，学习动力越足；与一个人要实现的目标高低成正比，伟大的目标产生巨大的动力。
外在压力与一个时代的生产力水平和这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密切相关。
社会竞争越激烈，学习压力也就越大。
内在动力与外在压力又是密切相关的，相辅相成，互相转化。
学习毅力是指学习主体是否有持久力，学习是否能持之以恒。
因为学习是一个终身进行的过程，这种持久力在学习力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学习能力是指学习主体开展学习的主客观条件的总和。
主观条件是指学习主体的接受、消化能力，客观条件是指学习主体能否正常开展学习的物质条件。
学习效率是指学习的速度。
在一个竞争十分激烈的社会，特别是知识信息对社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学习的速度就显得特别重要。
专家断言，学习的速度若慢于时代的变化，必然导致淘汰甚至死亡。
未来学习主体惟一具有的持久优势，就是有能力比对手学习得更快更好。
学习转化力就是指学习成果的转化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更新自我、推进创新和变革社会的效果上。
当然，学习的几大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只有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现实的学习力。
学习力从主体来看，又分为个人学习力和团队学习力。
个体学习力比较好理解，传统意义上的学习主要谈论的都是个体学习。
实际上，团队学习力是客观存在的。
学习作为一种主体行为，大踏步地跨越了个体的限制，提升为一种组织行为、社会行为，学习体系日益社会化。
所谓团队学习力，是指组织作为整体从外界摄取知识信息、内部重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自我的良性循环发展能力。
团队学习力是由个体学习力所决定的，但它并不是个体学习力的简单叠加，它是对个体学习力的有机整合。
传统的学习，注重个体学习，现代社会应该更加注重团队学习，提升团队学习力比提升个体学习力更重要。
二、提升学习力的路径选择站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高度，我们不难发现，学习力是软生产力，是创新和创造一切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源动力。
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发掘学习的潜能，把这种潜能当作一种稀缺资源进行整合，从而提升一个组织乃至一个民族的学习力。
从学习力的构成来看，提升学习力的路径主要有：一是重塑学习主体，变革学习理念。
传统的学习主体存在的缺陷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个体在学习中存在缺失。
主要表现在：对学习的理解具有片面性，如仅仅把学习看成只是职业生涯的前奏；学习的过程具有一次性，对知识的衰竭和更新问题认知不够；学习的行为缺乏主动性，对知识信息的主动筛选、获取和创造不够；学习的目的性不强，经常是单纯为了学习而学习，漫无目的地学习，以学习推动工作的意识不够强烈；等等。
二是在社会组织中团队学习主体缺失。
表现在：把学习当成是个人行为，没有组织学习、团队学习的概念，当然更谈不上组织、团队的学习力；重团队现有能力的发挥使用，轻团队学习潜力的挖掘培养；等等。
所以，提升学习力的首要切入点，是要通过创建学习型组织来唤醒个体沉睡中的学习意识，并大力培植团队学习意识，树立先进的学习理念，从而重塑学习主体，建立一种崭新的学习理念平台。
这个理念平台的构件主要包括：“终身学习”，“处处学习、时时学习”，“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团队学习”，“学习的资源意识”，“研究式学习”，“反思式学习”等理念。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这场学习观念革命越彻底，提升学习力的社会基础就更优越。
二是创新政府职能，提供学习保障。
为社会提供公共教育服务，是传统政府管理社会的一项基本职能。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政府用于公共教育的财力逐年增长，组织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高。
但是，从提升学习力的角度来看，政府在这项职能方面必须拓宽工作领域。
因为，学习已演化成现代社会个体和团体生存和发展的状态和模式，学习的内涵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放大，学习的外延大大拓展。
政府必须整合学习资源并优化配置，消除学习盲区，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学习网络，并提高管理水平。
从现阶段来看，创新政府职能，提供学习保障，从而提升学习力，最需要解决的主要有：引导公民行为，校正学习方式，确保学有其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健全多元立体学习网络，确保学有其所；创新学习载体，提高学习成效，确保学有所获；等等。
三是创新管理模式，注入学习活力。
回首世界近百年的管理理论，大约经过四个发展阶段:对人的管理，对人的行为的管理，对管理者的管理，对组织的管理。
从这个层面来看，必须创新管理模式，向组织注入强大的学习活力。
一是要构建强大的学习动力机制。
建设学习型组织、学习型城市乃至学习型社会的核心，最终是要在学习个体和学习团队中建成一个持久的动力机制。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认为，需求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永恒动力。
要把学习的绩效与需求的满足程度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个体和团体真正感觉到学习是生存的前提和发展的动力。
另一方面，在社会市场经济发育程度还不高和整个公众对学习的认知还不到位的情况下，必要的约束措施是对激励机制发挥不到的一种补救。
建设学习型组织，说到底就是创新旧有的管理模式，把对学习的管理充实到旧有的管理体系之中，更加凸现体制、机制对学习的激励约束作用，增加学习在考核管理体系中的权重。
三、学习力提升的评估对学习力提升的评估，是监控学习过程、改善学习组织管理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衡量学习成效的依据。
传统社会组织管理（包括政府）衡量社会的学习水平高低，一般以教育水平为尺度。
事实上，教育水平的高低还不足以完全反映组织和社会的学习力水平。
学习力提升的评估，说到底是要解决衡量学习力大小的问题。
从前面对学习力的内涵界定来看，评价学习力大小要综合考虑几个要素： 一是学习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多寡。
学习成果的外化直接表现为创造一定数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马克思指出，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
从现代经济学角度看，知识信息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学习的最终目的就是用，就是把知识和信息转化为物质精神财富。
一个人、一个团体乃至一个社会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的能力越强，那么这个人、这个团体、这个社会的学习力相对就越大。
评估学习力的大小，应把在单位时间内创造财富的多寡作为主要标准。
二是学习主体综合素质提高的快慢。
学习会引发自身变革，学习成果的内化表现为学习主体综合素质的提高。
就个体来说，学习催化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提高个体竞争力；就团队而言，学习强化团队要素功能，是对团队要素的优化组合，从而提高团队的综合竞争力。
因此，应把个体和团队实现自我良性循环发展的快慢，作为评估学习力大小的重要标准。
三是学习主体学习能力的大小。
学习是学习主体获取有效知识信息，并且繁衍新的知识信息的过程。
单位时间内，获取并繁衍有效信息越多，相对来说，学习主体的能力就越大。
“学习力”一词最早出自于1965年美国人佛睿斯特写的一篇文章。
他运用系统动力学原理非常具体地构想出未来企业的思想组织形态——层次扁平化、组织咨询化、系统开放化，逐渐由从属关系转向工作伙伴关系，不断学习、不断重新调整结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中期，学习力逐渐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应运而生的一项前沿的管理理论，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的重视和应用。
虽然目前还没有了解到把学习力应用于党政机关的范例，但笔者认为作为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引入学习力的理念，用学习力的管理理论指导实践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迫切的。
学习力是什么
国外有学者释义为“一个人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的总和。
”笔者认为还应增加“学习创新力”。
即表述为学习力是学习动力、学习毅力、学习能力和学习创新力的总和；是人们获取知识、分享知识、使用知识和创造知识的能力；是动态衡量一个组织和个人综合素质和竞争力强弱的真正尺度。
学习动力来源于学习目标、兴趣、动机，目标越大、兴趣越浓、动机越强，动力就愈大，这是学习的动力源。
学习毅力来源于学习精神、心理素质、智力、意志和价值观等，认识有多深，毅力有多强，学习就会有多持久，这是学习力的核心。
学习能力来源于学习方法，主要包括阅读力、记忆力、理解力、判断力、学习效率等，是学习是否具有成效的关键。
学习创新力来源于系统思考，包括观察力、分析力、评价力、应用力，是学习的最高境界。
学习力的几大构成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是相互叠加，互相促进，有机联系的整体，是人们自我学习、自我变革、自我超越、自我发展的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快速全面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
不管你是否愿意，每时每刻我们都在接受各种新信息、新知识的冲击，每时每刻都面临新的变化。
在当今这样一个知识信息对社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时代，惟一不变的就是“变”，未来学习主体惟一具有的持久优势，就是有能力学习得更快更好。
谁对变化的反应更快，谁就掌握先机，谁对变化把握的全面，谁就掌握竞争的主动权。
所以学习力的首要方面就是获取信息和知识的能力。
我们更应认清这个形势，适应这个要求。
在学习上必须牢固树立与时俱进的观念，快速的而不是迟缓地感知变化的环境，全面的而不是片面地掌握最新的科技文化知识，批判的而不是盲目地获取有益于决策的有用信息和知识。
实现知识管理的目标，即力图能够将最恰当的知识，在最恰当的时间，传递给最恰当的人，以提供最好的决策依据。
适时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更新观念的能力。
观念是在人的头脑中形成的支配其行为的巨大精神力量。
莎士比亚说：“事情没有好与坏，只在于你如何看待。
”社会时时刻刻地发生着变化，你的思想就是你最大的敌人。
这就要求我们要时刻转变思维和观念，尤其是一些旧的传统的思维和观念，只有如此，我们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回首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也是转变观念的路，从“以阶段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到“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制政府”；从GDP到“绿色GDP”，等等，社会在前进，思想在深化，观念在转变。
“转变观念才能转变一生”。
如果我们仍沿用计划经济的观念指导当前的市场经济建设，显然会事与愿违。
同样，如果我们用陈旧的过时的观念指导新形势下的各项工作，显然也是不可思议的。
宋代文学家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揭示的就是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
只有不断注入新知识、新文化、新观念的“活水”，才会有“清如许”的崭新的生命力。
符合实际的有利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创新思维能力。
创新是知识经济的本质特征，也是支撑一个区域、一个组织综合竞争力的核心。
科技需要创新，文化需要创新，体制需要创新，机制需要创新。
要善于用新的视角观察问题，用创新的思维分析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和矛盾。
创新如何体现
要体现在全面贯彻科学发展观，全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重点项目建设、民营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重点经济工作中，要创造性地研究探讨符合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符合国情、省情、市情、县情的工作思路。
组织学习力指组织作为整体从外界摄取知识信息、内部重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自我的良性循环的能力。
组织学习力是由个体学习力所决定的，但并不是个体学习力的简单叠加，而是对个体学习力的有机整合。
影响组织学习力的因素包括把学习看做是个体的事，注重对有能力的成员的发挥使用而忽视对团队学习潜力的挖掘培养等等。
人类已经跨入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的增长和更新非常迅猛，每个人都必须随时接受最新的教育，必须持续不断地增强学习的能力，终身教育的理念也因此而形成。
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剧，竞争的范围和压力也越来越大，无论是国家与国家的竞争还是企业与企业的竞争，科学技术成了竞争的核心要素，而科技创新需要有强大的学习能力作支撑。
因此，竞争的实质就体现为学习力的竞争。
学习催化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提高个体的竞争力。
就团队而言，学习强化了团队的各种要素和功能，是对团队要素的优化组合，并因而提高团队整体竞争力。
以企业的生存和竞争来说，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大背景下，知识信息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日益显著，无论是企业间竞争，还是人才的争夺，实质都是人才之间的竞争。
而无论是从知识参与生产的程度还是人才竞争的激烈程度来看，不断学习已成为工作的必需。
如果一个企业学习力不强，创新力就会逐渐下降，产品与经营理念就会逐渐老化，已有的市场就会逐渐失去，产值与利润会逐渐下降，企业就会逐渐衰落。
反之，一个企业有很强的学习力，就会逐渐创造崭新的产品，就会逐渐扩展市场，拥有市场，赢得利润，企业就会由弱变强。
一句话，学习力是企业生命力之根。
当今企业，不论采用什么管理模式，根本一条是要注意激发三个层面的学习力，一是个人的学习力，二是团队的学习力，三是组织的学习力。
提升学习力是指在有限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摄取知识、创造知识，并把知识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但是，学习对我们来说并不都是有益的，见到什么学什么不一定都对我们有好处，特别在信息爆炸的背景下，学会如何学习，提升学习力，比重视和加强学习更重要。
提升组织学习力的途径有： （l）变革学习理念，由一次性的学习过程改为“终身学习”，“处处学习”，“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团队学习”，“研究式学习”，“反思式学习”，让学习成为团体和成员个人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模式。
（2）发掘学习潜能，并把这种潜能当做稀缺资源进行整合。
（3）通过创建学习型组织唤醒成员的学习意识，培植团队的学习意识。
（4）提供学习保障，引导学习行为，校正学习方式，确保学有所用；健全学习网络，确保学有其所；创新学习教体，提高学习成效，确保学有所获。
（5）创新学习模式，注入学习活力。
把学习的绩效与需求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学习成为生存的前提和发展的动力。
论述波斯古典诗歌在世界上的地位
波斯古典诗歌的产生与发展始终植根于这个古老民族传统的宗教文化土壤，并不断趋于成熟与完善，且最终作为东方古典文学的代表在全世界享有盛誉。
中国古典诗歌在东方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同样是不可动摇的，但它所蕴含的深层意义与波斯古典诗歌存在本质上的区别：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对象侧重于诗人本身，其思想内容充满了人文关怀，很少受宗教思想影响。
造成这种区别的原因与波斯、中国的不到不同发展道路及文化背景迥异密切相关。
一、波斯古典宗教诗的信仰之源 早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世界上最古老的一神教的先知琐罗亚斯德受到伊朗雅利安多神教的启示，在改革古伊朗宗教的基础上确立了袄教的基本教义，从此直至公元7世纪中期阿拉伯人入侵波斯之前，以袄教教义为中心的意识形态一直统御着古代波斯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学的发展也就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祆教思想的引导。
在祆教一神信仰孕育发展并最终确立的过程中，波斯古典诗歌的传统形式初见端睨。
琐罗亚斯德在创建宗教理论体系的最初阶段，曾将一定数量的宗教赞美诗，并同宗教仪式、伊朗和中亚的古代民间歌谣、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等编人袄教的经典文献《阿维斯塔》。
这些宗教赞美诗可以视为波斯最早的、尚处在萌芽时期的古典诗。
这类古典诗与宗教信仰的联系最为紧密，其内容直接反映了袄教的世界观和道德规范及其信仰特征。
琐罗亚斯德本人就是古典诗歌的创作先驱。
据载，祆教圣书《阿维斯塔》中《亚纳斯》的诗歌，大多为他亲自所作。
诗中突出地表现了祆教的教义： 这些我问你——主啊，宣示出真相! 谁是父，那“神圣”的第一个先人? 谁来制定了日、星所行的轨道? 谁，是谁教月亮圆满了又残缺? 这些，与别的，帝啊，我都想知道。
这些我问你——主啊，宣示出真相! 谁在下面安牢了大地，在上头 教天不倒塌?造成水、木的是谁? 谁拿迅疾驾上了云霾与风飙。
谁，胡兹达啊，是“善思”的创始者? 这些我问你——主啊，宣示出真相 谁，仁慈的，创造了黑暗与光明? 谁，仁慈的，将睡眠与醒觉创造? 谁划分出早晨与中午与夜间， 来提醒明智的人，莫忘了天责。
这里所说的“主”是袄教中的创世之神阿胡拉马兹达。
琐罗亚斯德在诗中向主神发问，其内容基本围绕着祆教的宇宙观，即“从无形的、精神的宇宙到有形的、物质的宇宙”。
[1]另外，善良、仁慈等一些与伦理道德相关的概念也在诗歌中出现，体现了袄教的基本特点之一—对善神的狂热崇拜，强调“以善言、善思、善行行事”；[2]而“善”最突出的象征物是火，因而同时反映出袄教信仰者对火的顶礼膜拜。
由于波斯古典诗歌最初以记录并传播袄教教义为基本目的，其核心必然是创作者建立在一定神学观念上的情感表达。
宗教信仰成为诗 人创作的源泉，这种本质上的特征决定了波斯古典诗歌其后的发展方向。
与上述情形不同，中国古代最早的诗虽然也包含有关原始神灵祭祀的赞颂诗、祈祷诗，但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对本民族祖先的功德和灵迹的歌咏，对社稷之神的崇拜与感恩。
中国古代的颂神诗所赞美的对象与原始农耕文明及早期先民的巫术活动有关，是建立在人们实际生活基础上的艺术形式，其源于现实生活的性质表明了人们对神的崇拜远未上升到“信仰”的高度，也未曾受到系统宗教神学思想的影响。
因此，中国古典诗歌的宗教色彩非常淡薄。
《诗经》的《大雅》和《颂》中，歌颂神灵的诗歌大都与历史或传说直接相关，也有关于宗庙礼仪的乐歌；《楚辞》中的《九歌》是战国时代屈原将保存在楚国的原始巫术祭祀活动中演唱的祭歌进行记录整理的结果；《天问》一篇的内容虽然与琐罗亚斯德《圣书》中的部分内容相似，但两者在诗歌创作的意图上完全不同：《天问》是通过对上天的诘问表达了诗人对自然和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诗歌的背后隐藏着诗人对自身命运的感慨，因而可以说是从诗人本身的情感出发进行构思与创作的；而琐罗亚斯德创作《圣书》的目的，在于形象地传达“神的启示，上帝的诫命”，[3]很少含有个人主观上的情感。
可见，宗教信仰与波斯古典诗歌的形成过程是“源”与“流”的关系，从而导致波斯古典诗歌的主体在艺术上始终坚持着对信仰的绝对忠实。
相反，中国古典诗歌从诞生之日起，就相当自觉地对人的现实生存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关注。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古典诗歌是人本位的、诗人的诗；波斯古典诗歌却是神本位的、宗教的诗。
二、波斯古典哲理诗的宗教意味 富于哲理性是波斯古典诗歌的一大特点。
波斯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对智慧的喜爱和崇拜。
人们善于将许多具有睿智哲理的格言点缀在诗歌之中，从而增添了诗句的情趣和思想深度。
又因阿拉伯人的入侵，波斯传统祆教的主导地位被伊斯兰教所取代，因此，贯穿古典诗歌创作的主流意识形态也随之偏向穆斯林的信仰。
但是，袄教的影响力并未完全消除，因而古典哲理诗同时受到这两种宗教的作用，其内容也涉及了两方面的基本教义。
“波斯诗歌之父”鲁达吉(850-940)：所处时代，是伊斯兰教在伊朗传播近200年，但他仍然坚持古代袄教的理念，在诗中提倡祆教所确立的道德准则。
他在哲理诗中强调了判断人完美与否的四个条件： 人世间有四件珍宝 能使人们摆脱忧愁，充满欢笑。
健康的身体，高尚的品德， 良好的名声，聪明的头脑。
鲁达吉的哲理诗还体现了祆教体”的阐释，反映了鲜明的善恶观： 饲养毒蛇即使百般精心， 最后它也会以负义代感恩。
恶人的本性无异于毒蛇， 不要只看外表就把他怜悯。
另一位著名诗人海亚姆(1048-1122)的哲理诗也从侧面反映了宗教思想一贯宣扬的正义、克己禁欲等内容： (其一) 清晨，露珠附上郁金香的花容—— 绿茵上的紫罗兰也向它致敬。
我的正义如含苞待放的花Jt~-- 它已准备好绽露自己的美容。
(其二) 明智之士心中的每一个秘密， 都应放到苍鹰的利爪中藏匿。
珍珠由落入贝中的水滴形成， 而它隐藏着大海心中的秘密。
萨迪(1208-1292)的哲理诗更加充满了宗教道德训诫 (其一) 若想登高不能骄傲狂妄， 谦逊作梯才能步步向上。
(其二) 人说宽其过失奖其功绩， 一念之差惩罚不能太急。
鲜花与芒刺共存，这是真理， 见了芒刺，莫将鲜花抛弃。
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在宗教观念方面有所不同，但他们所创作的哲理诗都毫无例外地在各自信仰的引导下，借助哲理性的言辞传达某种教义。
与波斯古典哲理诗相比，中国古典诗歌中纯粹的哲理诗并不多见。
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中国古典诗特有的表达方式。
诗人往往采取寓情于景、托物喻理的手法表达自己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
因此，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能够看到的仅仅是带有一定哲理意味的诗句。
这些诗句的哲理性可以说是诗人情感抒发的附 属品，而不像波斯古典哲理诗中格言警句的哲理性。
例如：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长?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显然，这些诗句所发出的哲理是诗人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基于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人生的真实感悟和理性思考。
在这里，诗歌完全成了展现诗人心境的一种手段，或是一种途径，与波斯古典哲理诗相比，更加人性化，但也因此而缺少了波斯古典哲理诗中深刻的道德伦理内涵。
因此，阅读中国古典诗歌中富有哲理意味的诗，人们能更多的找到自己与诗人在思想观念深处的契合点，并以此为基础与诗中体现的哲理产生共鸣，最终达到欣赏品鉴的目的；而对于波斯的古典哲理诗，则需要保持谦逊，用心领悟诗人要传达的道理，诗总是要求读 者有一颗至诚、敬仰的心，要求读者去“仰望”。
另外，波斯古典诗歌在阐释哲理时大多直言不讳，带有训诫、教诲的性质，而中国古典诗则显得颇有蕴藉，言简而意深。
在这期间，宗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客观上将波斯古典哲理诗塑造成了神化的道德的载体，诗要宣扬的不仅是宗教思想影响下的人生观、世界观，还包括由宗教观念确立的行为规范。
换句话说，诗在不经意间成为宗教发挥社会功能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诗可以言志，可以“兴、观、群、怨”，但在客观上不承担传播宗教道德或神学思想的义务；诗是作者的精神消费品，是个人情感的集中体现，而非宗教思想的物化产品。
由此可见，与中国古典哲理性诗歌相比，波斯古典哲理诗更具有宗教意味。
三、波斯古典爱情诗的宗教情结 在古代波斯，宗教信仰不仅渗透到诗人的理性世界，同时也对他们的心性世界 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导致与宗教观念密切相关的抒情诗的大量涌现。
代表波斯古 典抒情诗最高艺术水准的诗歌，应当是古典爱情诗。
谈到波斯的古典爱情诗，不能不 涉及伊斯兰的“教中之教”——苏菲神秘主义。
早期的苏菲主义要求对真主的纯洁 信仰，主张教徒禁欲苦行。
到9世纪前后，波斯产生的一批苏菲理论家逐步创建了苏菲神秘主义的理论体系。
伊斯兰苏菲派信徒主张通过一定形式的苦修，克己禁欲，敬主行善，“滤净自己的心性”、“在‘寂灭’中和真主合一，在合一中获得永存”[4]随着苏菲神秘主义成为波斯中世纪古典诗歌的主要研究对象，并以8世纪后期苏菲神秘主义对爱情内容的接纳为契机，从10世纪起，波斯古典诗歌中出现了大量抒发对真主爱恋的题材。
这种现象在根本上是由苏菲神秘主义教义中崇尚与真主“合而为一”的理想境界所决定的。
波斯古典诗歌史 上声名显赫的几位大诗人，都是“苏菲情诗”的集大成者。
海亚姆、涅扎米、阿塔尔、牟拉维、萨迪、哈菲兹、贾米等，都有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
与古典宗教诗、哲理诗相同，古典爱情诗创作的原始意图仍然没有脱离宗教信仰的影响，只不过特殊地、具体地表现为通过抒写人世间的情爱来诠释苏菲主义的“神爱”。
在这一过程中，诗人往往采用大量比喻、隐喻、象征、双关等艺术手法，将爱情诗的核心部分营造成为人神融合的完美境界，用来表达对真主的无限向往。
这种特点在《玛斯那维》诗集中就有所体现： 一个美人通宵的拿爱术传授予金星、月亮； 施展了魔法，她用双目封闭起天宇的双目。
向你们的心里看!回教徒啊，任是什么来临， 总没有心能融入我，我久已与她合体了。
波斯古典爱情诗在很大程度上传达了诗人与神合一的最高理想，这是整个波斯民族在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理想，它距离诗人的生活较远，带有很大的幻想性和神秘色彩。
强有力的宗教意识形态引导诗人走向神性世界的信仰，反映在爱情诗中则是对神爱的坚定信奉和热情赞美。
因此说，波斯古典爱情诗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宗教服务的诗歌。
中国的古典爱情诗则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景观。
总的来说，诗人在表现这类题材时，抒发的是此时此地的真切感受。
每一首爱情诗，其所指对象各有不同，要表达的个人情感也十分复杂，但总的来说是诗人在“有我”之境中的审美体验，没有受到宗教意识的干涉。
所以，中国古典诗歌能够沿着文学发展的道路发展，体现出纯文学的美感，而这恰恰是波斯古典爱情诗的一大缺憾。
因此，中国古典爱情诗所承载的情感不及波斯古典爱情诗那样厚重、浓郁，而是给人一种清新隽永、亲切可依的美感。
从文学创作与接受的角度看，两种古典爱情诗也 有较大差别：波斯古典爱情诗为了突出真主的美丽与高尚，智慧与力量，往往不惜重墨，对被信仰的真主极力赞美，大胆歌颂；而中国古典的爱情诗则侧重表现诗人自身关于爱情的美好愿望，或者是抒发由爱而产生的离愁别绪，往往含蓄委婉，语言精练，意味悠长。
阅读中国的古典爱情诗，有助于更好地把握波斯古典爱情诗的整体审美倾向：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相思苦，佳期不可驻。
塞外征夫犹未还，江南采莲今已暮。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中国古典爱情诗的蕴藉，是一种淡淡的情思，其诗如茶，饱含闲适之意趣。
波斯古典爱情诗受苏菲主义影响，神秘主义往往导致“不可知”的诗意境界，爱由“人爱”转向“神爱”，给人一种难以捉摸的困惑。
品味这两种风格迥异的古典爱情诗，很难相信它们共同植根于古老东方文化的传统。
因而，地域的差异性和民族文化的差异性对研究不同的文学观念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南阳理工学院2010-2013学年第一学期试卷大学体育
南阳理工学院2012~2013学年第一学期体育试卷（B卷）答案针对于11级各专业本科一、填空1、急性损伤 慢性损伤2、38 27 22 二 二3、9 16 9 22 篮球4、一般感觉 锻炼心情 不良感觉 睡眠 食欲情况 安静时脉搏 锻炼后即刻脉搏 体重二、名词解释1、现代健康的含义并不仅是传统所指的身体没有病而已。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解释：健康不仅指一个人没有疾病或虚弱现象，而是指一个人生理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
这就是现代关于健康的较为完整的科学概念。
现代健康的含义是多元的、广泛的，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适应性3个方面，其中社会适应性归根结底取决于生理和心理的素质状况。
心理健康是身体健康的精神支柱，身体健康又是心理健康的物质基础。
良好的情绪状态可以使生理功能处于最佳状态，反之则会降低或破坏某种功能而引起疾病。
身体状况的改变可能带来相应的心理问题，生理上的缺陷、疾病，特别是痼疾，往往会使人产生烦恼、焦躁、忧虑、抑郁等不良情绪，导致各种不正常的心理状态。
作为身心统一体的人，身体和心理是紧密依存的两个方面。
2、运动性疲劳（sports fatigue或sport fatigue）是指运动引起的肌肉最大收缩或者最大输出功率暂时性下降的生理现象。
3、联赛指多人运动的比赛中（如篮球、排球、足球等），三个以上同等级的球队之间的比赛。
4、公开赛指不限制参加人员身份，职业及业余者皆可参加的比赛。
但是某些公开赛会限制选手需于资格赛中取得一定的名次或于该领域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获得参赛的资格。
三、简答1、肌肉拉伤好发于大腿前群肌肉、后群肌肉、股内侧内收肌群以及腰背肌、腹直肌、肩背肌群等。
一般损伤征象是伤部疼痛、肿胀、压痛、肌肉紧张或痉挛，触之发硬，功能障碍。
当受伤肌肉主动收缩或被动拉长时，疼痛加重。
严重的肌肉拉伤可伴有肌肉断裂，如系肌肉断裂，受伤时可感到或听到断裂声，肿胀明显，皮下淤血严重，局部还可触到凹陷或一段异常膨大。
2、单纯性挫伤应按其不同的病理过程进行处理。
中期处理：指受伤24或48小时以后。
这时出血已经停止，急性炎症逐渐消退，但伤部仍有淤血和肿胀。
处理方法和步骤：第一，热疗和按摩。
用热水袋或浸湿热水的毛巾（注意避免烫伤），对受伤的部位进行热敷，然后按摩受伤部位（按摩用力应从轻到重，用力方向应指向血液回心方向）。
第二，请医生做进一步的理疗和药物性治疗。
3、踝关节扭伤的原因和原理，根据解剖特点，足的屈肌力量比伸肌力量大，内翻肌力量比外翻肌大；加之外踝比内踝长，内侧三角韧带比外侧的三个韧带坚强，因此，内翻比外翻的活动度大。
此外，距骨体前宽后窄，当足趾屈时，踝关节较不稳定。
在做跑跳运动时，锻炼者离开地面的腾空阶段，足就处于跖屈内翻位，如果落地时身体重心不稳，向一侧倾斜，或踩在他人的足上、球上或高低不平的地面，就会使足的前外侧着地，使足内翻，导致外侧副韧带损伤。
如果落地姿势不正确，身体重心向内侧偏移，使踝关节突然外翻，就会导致内踝三角韧带损伤。
踝关节扭伤，严重者还可发生韧带断裂，甚至伴有撕脱性骨折。
4、 擦伤属于开放性软组织损伤，是皮肤被粗糙物摩擦引起的皮肤表面损伤。
小面积皮肤擦伤，污染不重者用红药水或紫药水涂抹即可，勿需包扎。
关节部位擦伤一般不能裸露治疗，否则容易干裂而影响正常活动，一旦感染，容易波及关节，处理时可在创面上涂抹消炎软膏后包扎。
大面积擦伤，污染较重者要用生理盐水冲洗伤口，将污物洗净，再用凡士林油纱布覆盖伤口，并以绷带加压包扎。
四、论述自我监督包括以下两方面内容：1、主观感觉（1）一般感觉它是人体功能状态尤其是神经系统状况的反映。
身体健康的人就会精力充沛、活泼愉快；若患病或过度疲劳就会精神不振、软弱无力、疲倦、易激动。
在记录时，若精力充沛可记为“良好”；若未出现不良感觉可记为“平常”；若精神不振、疲倦等可记为“不好”。
（2）锻炼心情心情与精神状况有关。
在锻炼过程中，若出现对体育运动不感兴趣，甚至厌倦，这可能是锻炼方法不当或疲劳的表现，也可能是过度疲劳的早期征象。
可根据自己的锻炼心情，分别记录为“很想练”、“愿意练”、“不想练”、“冷淡”、“厌倦”等。
（3）不良感觉在健身活动时出现肌肉疼痛是正常的，经过适当减少运动量酸痛就会消失。
若锻炼后出现头痛、头晕、胸痛、胸闷、恶心、呕吐或其他部位疼痛，说明运动量过大或健康状态不佳。
在记录时，应写清具体感觉。
（4）睡眠经常进行健身运动的人，应当是入睡快、睡得好。
（5）食欲情况一般由于运动锻炼消耗能量较多，所以食欲往往很好。
但有时由于运动量过大或出现过度训练或健康不佳时，也可出现食欲下降的状况。
在自我监督日记上可记下食欲“良好”、“一般”、“减退”、或“厌食”等情况。
2、客观检查（1）安静时脉搏每天早晨醒后，先不起床而立即仰卧测1分钟的脉搏数，这就是安静时脉搏，也有把它称为“晨脉”。
用这个脉搏来检查身体机能状态十分必要，若安静时脉搏比平时高12次以上，可能和过度锻炼有关，应立即改变锻炼方法和减少运动量；若比平时高6~8次，说明运动量大了，应当调整；若比平时高4~5次，就不要再增加运动量了。
（2）锻炼后即刻脉搏应控制在锻炼法规定的脉搏数以内。
若连续几天超过规定数，身体又有不适感，说明运动量大了，应进行调整；若几天均未达到规定数，身体感觉良好，可适当增加运动量。
（3）体重刚进行健身锻炼活动，体重会逐渐减轻，尤其是身体肥胖者，这是由于机体的水分和脂肪减少的缘故。
随后体重应趋于稳定。
若出现体重不断减轻，并有其他异常感觉，可能与过度训练或患有慢性消耗性疾病有关，应减小运动量并到医院检查。
体重每周测1~2次，测体重应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进行，穿的衣服也应一致。
什么时期,声音的政治达到了顶端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声音的政治达到了顶端。
什么是声音的政治：1.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学者贾克·阿达利（JacquesAttali）写过一本有趣的书《噪音———音乐的政治经济学》，书中提出了一个颇值得人们思考，但是又长期被人们忽视的问题：声音在现代政治中的独特意义和声音本身的意识形态内涵。
阿达利把看起来只具有生理和心理意义的“声音”，变成了具有文化研究意义的声音。
在这一副社会学的耳朵里面，我们能听到社会和历史轰轰隆隆发生变迁的状况，也能够感受到声音如何被巧妙改造修饰，最终成为当代社会里面一种“属于私人领地的公共生活”。
比起眼睛，耳朵无法关闭，也就更无法拒绝外来信息的植入———这就让声音天然具有霸权性质。
在我小时候，广播喇叭安装到了家家户户的墙上，每天早上6点准时唱出《东方红》，用这种感恩的曲调，唤醒共和国全体人们的早晨。
去性别化的声音，同时也是拒绝个人处理自己的私人生活的政治权威的象征。
阿达利关注声音和权力之间的奇妙关系，让我们领悟声音的控制与塑造背后所具有的政治经济学的内涵。
声音总是冒充自然和天籁，仿佛是自己在巧妙发生，但是，阿达利却执著地告诉我们，声音的塑造是如此“别有用心”，以至于它是通过差别化的方式，让人们把一种声音看做是“噪音”，而把另一种“噪音”看做是有秩序的音乐。
显然，“声音”具有更强大的暗示启迪作用：也许没有比声音的意识形态更具有隐形的本领———如果我们看一部说教体的电影会产生巨大的反感，但是，具有鲜明的政治含义的旋律，却可以藏身到各种声音中顽强地进入我们的耳朵；同时，声音常常被人们看做是可以摆脱政治的内核的东西，“伟大的音乐”总是可以直入心灵，抵达人类的“情感本质”。
在这里，声音的政治性，就在于其总是可以天然地隐藏这种政治性。
阿达利让一切坚信音乐是纯粹的美的学者变得面如土色：“今天所谓的音乐常常不过是权力的独白的伪装”（P8）。
如果我们总是在电影中听到性感绵软的声音播报“国军”的消息，而高亢明亮的声音播放“解放军”的消息，那么，“高亢明亮”就成为政治正确性的象征；相应地，当“高亢明亮”被有效控制的时候，我们的政治感也就暗中被左右了。
在这里，声音的生产，也就成为社会意识形态体系化生产的一个重要部分；与之相应，声音的背叛，也就变成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文化力量较量的形式；而声音与政治的剥离，也可以理解为特定历史时期娱乐政治的成果之一。
这充分体现在音乐的声音对噪音的压抑和控制上。
阿达利把音乐声音的变迁，看做是历史变迁的后果。
古代音乐脱身于神秘的仪式活动中，旨在唤起人们的迷狂；14世纪以来的音乐，则体现出弦乐的泛滥与宫廷谱曲的兴盛，表达了贵族塑造圣乐的冲动；而中产阶级的出现，则令“和音”成为新的音声的秩序规范；由此，现代音乐对噪音的克服，就包含了现代理性、科学战胜混乱和宗教的元素。
阿达利勾画了这样一幅声音政治经济变迁的图谱：半音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被接受，与商人阶级的扩张正好同时，不会是偶然的；在20世纪的大震动与战争爆发之前，在社会的噪音揭竿而起之前，鲁梭罗（LuigiRussolo）写了他的《噪音的艺术》（ArtDeiRunmori），而同时噪音进入了音乐，就像工业进入可绘画一样，这一切也就都不会仅是巧合……工业大飞跃之际，管弦乐团开始被无节制、大量地使用；禁忌消逝了，音乐工业才兴起将人欲导向商品，甚至到了讽刺滑稽的地步；摇滚乐、灵魂音乐和年轻人的反叛共同兴起；却又在年轻人被轻音乐生产方式所收编时消散；或者最后，获准在财产国有制度国家内生产的严谨而压抑的音乐模式，直接指定“社会主义”（如果真有那么一回事的话）为资本主义的继起者，这种方式不论在把人规范化或在对纯净、单一的完美的追求上，都比较有效和系统化些。
（P11）在这里，特定的社会形式与特定的音乐声音勾连在了一起，技术科学、信息传播与社会政治如果灵验的咒语，把不同声贝、器乐和嗓音组织在一起，构造耳朵的倾听与心灵的顺从，也塑造声音本身所具备的政治力量。
按照阿达利的逻辑，声音就像是社会内部各种力量运转变化的“预言”，可以从声音中倾听社会转变时刻的轰轰雷鸣。
他说：“每一次社会的重大断裂来到之前，音乐的符码、聆听模式和有关的经济模式都先经历了重大的变动”（P10）。
如同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生，按照阿达利的方式来说，正是音乐对噪音的政治重组。
从邓丽君到李谷一，声音的内部充满了较量与对峙，也隐含着妥协和承认，而正是通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声音被重新整合，音乐再次压抑其他噪音而显示崭新的魅力。
2.1980年2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杂志主办“听众最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活动。
在没有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的时代，组织者收到了25万封热情的群众来信，评选出了共和国第一代“流行歌曲排行榜”。
其中，李谷一演唱的《妹妹找哥泪花流》引发了巨大争议。
相对而言，“15首”中，这首歌最有危险性：《祝酒歌》里面是社会主义的积极向上的欢快情绪；《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歌颂美好的社会主义生活；《再见吧，妈妈》是英雄的歌唱；《泉水叮咚》优美单纯；《边疆的泉水清又纯》赞美战士的品德；《心上人啊，快给我力量》虽然是爱情歌曲，却是要把爱情转化成为时代现身的健康情感……而这首《妹妹找哥泪花流》虽然歌词唱出的是“阶级仇”，但是，它的旋律、曲调和唱法，即它的声音却背叛了它的内容。
在这里，阿达利所讲述的声音的政治浮出水面：李谷一用极其深情凄婉的声音处理了“兄妹之情”，从而让人们体验的不再是亲兄妹的阶级仇恨，而是情哥哥与情妹妹的缠绵思念。
在这里，中国流行音乐的复兴，乃是“性”的声音代替“无性”的声音的过程。
高音喇叭和集体合唱的声音代表了无差别化的生活，同时也表征国家权威的集体主义诉求；而邓丽君的悱恻与李谷一的缱绻，却构造了后革命时代欲望与情感的符码。
宛在耳边的亲切与极具呼吸感的私语，荡漾着一个时代的舟船慢慢摇橹划向历史的海洋。
弱声、气声和电子器乐声音的泛滥，成了这个时代“情感现代性”的标志。
正如迪斯科与样板戏的对立显示了两种文化力量之间的矛盾，声音正在重整80年代的生活范式。
传统的中国与现代的中国在声音的交织中纠缠撕咬并最终分裂。
唯美主义最终打败了泛政治主义，无论是张明敏还是费翔，都在助长磁性（性感）声音对私人生活和个人欲望的召唤。
有趣的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罗大佑和崔健的声音开始占据主导地位。
唢呐、古筝、小号和电贝司创造了一种反叛唯美主义耳朵的精神。
“噪音”代替了邓丽君的“丽声”，崔健这些人似乎相信，只有嘶喊和吼叫，才能表达真实的情感，也只有噪音的音乐，才能拯救衰弱无力、虚伪矫情的文化。
现场感的声音被制造出来的工业化的噪音淹没，人们在摇滚乐声音的狂欢里，吼叫着对未来的担忧和对政治的不满。
显然，从邓丽君无意为之的喁喁私语到崔健刻意构造的噪音反叛，20世纪流行音乐的声音内部充满了道德对抗的能量和意义拼杀的冲动。
人们用“温婉的声音”告别了国家主义的政治，再用“暴躁的声音”表达崭新的政治欲望。
在这个激情四溢的年代里，声音的政治如同它所处的历史，焦躁不安又奋然前行。
20世纪90年代初，怀旧的校园民谣和真挚的李宗盛歌谣，让中国流行音乐逐渐走向世俗化政治的时段。
吉他开始逐渐代替电贝司，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塑造出不同于电子合成器的壮观，而对低音的迷恋里面，则隐含了消费社会里面纯粹声音欲望的诞生。
“发烧友”让声音政治逐渐变成商品拜物教，声音第一次以毫无政治内涵的方式呈现出其娱乐政治的功能。
于是，一种阿达利没有注意到的现象诞生了：在商品逻辑和资本体制的推动下，“声音”开始变成一种“纯粹的能指”，用千差万别的差别来去差别化，用种种色彩斑斓的个性来塑造普遍的无个性，正是这种特定的抽象的声音，才如此丰富多样灿烂多姿，而又如此空洞无物、苍白单调。
显然，一旦声音被抽空了其内在的政治内涵，也就变成了一种抹平个性、去除差异而拒绝承认阶层矛盾和经济差别的声音。
如同周杰伦的专辑《惊叹号》所显示的，尽管其中不乏重型摇滚的劲头、进行曲的弦乐和狼烟般的鼓声，同样呈现周杰伦所代表的今天这个时代声音的空洞：歌曲的唱风充满表意的冲动，声音的内涵却昏暗不明；到处是喊叫的姿态，却没有可以值得喊叫的情感。
这正是对今年家喻户晓、大获成功的“中国好声音”的绝妙阐释：多体混杂的乐风，日益像是欲望胀满的摇滚；而杂耍一样的幽默感与“发烧友”式的Hight歌，又注定“中国好声音”是一个失去了国家隐喻和文化内涵的符号。
摇滚的嘶喊、Rap的琐碎、Gospel的宁静甚至BlackMetal的粗暴……任何音乐都可以成为21世纪流行音乐工艺化的唯美元素。
除了听不到肉嗓真声，今天的音乐可以把任何对音乐的背叛都当做耳朵的浪漫消费品，可以把任何噪音的现场都变成张爱玲所说的那种精美的怨怼。
“中国好声音”不过是这种唯美主义耳朵所推崇的一种“精致的重复”。
不妨说，“中国好声音”也就显示了阿达利意义上的声音政治的特殊形式：当人们欣赏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曲的崭新唱法，并惊叹于这种歌唱者令人震撼的唱功的时候，“声音”就变得如此富有魅力，以至于其“纯粹的诗性”可以脱离其特定的历史经验和社会功能，变成单纯的耳朵旅程。
“变调”与“个性化处理”，令“中国好声音”似乎在彰显“草根歌手”的权力与多元主义文化价值观念的胜利；但是，人们却不愿意看到或者没有能力看到，“草根”和“多元”，恰恰是声音政治的一种新形式：“复杂多样”的自我和声音，乃是声音造就混盲的服从感与迷醉幻觉的单纯形式———没有比这种纯粹的声音所提供的解脱感更令人觉得“解放”。
“歌唱的自由”被“自由地歌唱”所代替，陷入多彩的声音里面，忘却单调的生存，这乃是这种“千篇一律的多元”声音的特定政治效果。
阿达利的著作已经出版了40多年，而就今天中国社会特殊经济和文化体制的状况来看，这本书提出的命题，依旧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