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意识形态”
简单来说就是，或者说看待社会的世界观。
你比如说清末的、后党和革命党，就是三种不同的意识形态。
认为国不可一日无君，以君主威权为保证，自上向下施行改革，建立普鲁士立宪制。
后党认为就现在这样挺好，那些没事闹腾的都尼玛去死。
革命党认为这日子已经没法过了，满清再不推翻中国就灭亡了，必须驱逐鞑虏建立共和，。
铁幕落下时的也是意识形态之争。
东方阵营的意识形态是改良社会政策，必须消灭剥削阶级和特权阶级。
能做到做不到是另一回事，口号就是这样喊的。
按照他这种玩法，西方阵营的那些有家底的，如果拒不财产充公，都是要被消灭的对象。
西方阵营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主义，管你是富二代还是官二代，小爷爱干嘛干嘛，吊丝住不起房关我吊事，小爷数钱数的手抽筋，吊丝你不服吗
不服分分钟有警察教育你做人的道理，知道啥叫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吗
一种思想体系，其原则曾被具体化为 ＂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
第一，要清醒认识意态工作的极端重要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从社会结构说，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
其中，作为统治阶级意志集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机体的灵魂，它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从共产党执政地位说，正因为意识形态能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意识形态工作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这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维护自然十分重要。
从综合国力构成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软实力，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因此，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事业。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说，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就是有力证明。
第二，要科学把握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 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世界范围社会思潮激荡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极为重要。
要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这些年来的总形势有个全面判断。
从主导方面看，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全面推进理论武装、新闻宣传、文艺出版、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另一方面，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既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再次，要认识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特点：一是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组织越来越周密，方式越来越多样；二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议题大肆炒作，鼓吹普世价值(实际上是鼓吹美国的价值)，利用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造谣攻击；三是他们的基本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单一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我国“社会制度弊端”造成的，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作为渗透的重要渠道，散布大量有害信息，极力抹黑中国、丑化中国、妖魔化中国。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冷静分析。
还要清醒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
高校处在意识形态斗争和较量的前沿，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很大，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三，要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斗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也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
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主要方面的建设。
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去占领。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决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
许多西方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立场，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意识形态趋同论”与“意识形态终结论”。
“意识形态趋同论”故意抹煞各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发展，相似点越来越多，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可以相互妥协、交融，直至趋同。
20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趋同论”向完善、成熟的理论形态发展，并且为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理论说明，其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
20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最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乌托邦”，应当把它“排斥”或“置于一旁”。
二战以后，一些西方学者掀起了否定意识形态的高潮，提出要把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中排除出去”。
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更是甚嚣尘上。
“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等类似的标题和口号在欧洲国家出版的一些论著和报刊中随处可见。
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大肆吹嘘资本主义的“胜利”，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破产”，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
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后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就要终结”，人们的思想观念将在没有党派和阶级性的社会共同意识中统一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定阶级、国家和政党根本利益的体现。
只要阶级、国家和政党还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趋同”，也不会“终结”。
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趋同论”还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要消除、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体化。
因此，我们要坚决抵制和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观点，在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建设。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在我国某些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盛行，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边缘化。
本应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高校，有些成了错误思潮传播的场所，这对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国高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这个思想文化阵地，坚定不移地强化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和学校出版社的建设，严格社团、课堂、讲座和网络的管理，坚持研究无禁区、讲课有纪律，坚决反对否定、诋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绝不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以确保导向正确。
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弘扬主旋律、突出高品位，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特别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高校建设成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开展联合攻关，及时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努力拿出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理论成果。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促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体系。
努力在高校造就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他们充分发挥在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中的作用。
第四，加强党对宣传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 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
在这方面，首先要按照中央要求配备好领导班子。
各级党委重视选拔培养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配备好领导班子，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
并且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原则，管好自己的队伍。
要求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看好自己的阵地。
要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要理直气壮、敢于负责、及时处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任其蔓延，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要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经常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及时掌握思想理论动向和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认真总结党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研究和探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大局的本领和能力。
再次，要做好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工作。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意识形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识分子工作。
我们党一贯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首当其冲的是，要高度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造就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理论家、思想家。
这是党在知识分子中最坚定的依靠力量。
应该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所有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的重视，有的领导做得很好，有的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却至今是见物不见人，甚至没有想到在这方面要做些什么。
这是一些单位多年淡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应得到纠正；同时要正确把握思想理论建设中一些重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学术自由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关系，正确处理一元指导思想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正确处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关系。
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对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关系极大；要善于适应新的形势，鼓励和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坚持“二为”方向；要支持我国学者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话语权；要多听知识分子的意见，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加强思想引导，主动提供服务。
即使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甚至发表过错误观点的知识分子，也要多做教育引导工作，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
苏联解体与意识形态
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在领导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意识形态当作革命的武器，注重理论创新和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苏联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后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的变异和崩溃是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
一、“非斯大林化”拆毁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苏联政治意识的变化是从“非斯大林化”开始的。
在苏共二十大闭会当晚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评价斯大林时采用了抽象肯定、实际上全盘否定的方法，处处把领袖作用同政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对立起来并使用对敌斗争的语言。
随后赫鲁晓夫决定莫斯科红场不再悬挂斯大林画像，并要求中国等国家也不要挂斯大林画像，后来又把斯大林遗体从红场的陵墓中迁出，把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立场向全世界公开。
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了混乱，打破了苏联一代青年人的社会主义信仰，动摇了对先进社会制度的信心，破坏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开了否定苏联历史的先河。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基本延续了赫鲁晓夫的错误，上台伊始便声明坚持二十大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同时理论界继续出现“非斯大林化”的思潮，加剧了苏联人民群众中的信仰危机，使苏联在表面强大的现象背后，悄然走向崩溃的边缘。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再度掀起批判“斯大林主义”的高潮，所谓“斯大林主义” 、斯大林体制”被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代名词，遭到批判和否定。
从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宁和苏联历史、再到全面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共产主义目标、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拆除了苏共执政的思想基础，最终全面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
二、“人道主义”搞乱了苏联党和人民的思想把抽象人道主义奉为圭臬，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切机会主义改良主义者的共同特征。
20世纪50年代，赫鲁晓夫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在反对“个人迷信”、“专制独裁”的旗号下打起抽象人道主义的旗帜，提出把“一切为了人，一切为了人的幸福”作为党的纲领性目标，用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及唯心史观取代马克思主义，将其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鼓吹“全民国家”、“全民党”。
之后抽象人道主义迅速传播开来，超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价值观在理论和舆论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使得哲学、政治思想、经济学、史学、文学等意识形态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
戈尔巴乔夫继承赫鲁晓夫的衣钵，用人道主义的观点作为阐述国际国内问题的准则，把“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确定为“理想”和“奋斗目标”。
在官方的支持下，苏联哲学的人道化进程大大加快，抽象人道主义最终成为哲学主流，人道化成为苏联哲学家们更新哲学理论的一面旗帜，这不仅改变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而且改变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础，造就了一场“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
苏联经济学界极力否定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庸俗性，贬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为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理论思潮充塞意识形态领域大开方便之门；历史学领域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重新评价历史”的运动，不仅否定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造成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法性危机”，动摇了人们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信念，而且为各种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滋长打开了缺口；文学界某些人提出极端民主和绝对自由的口号，散布否定一切的思想，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文艺方针，夺取文学阵地并扭转苏联文学的社会主义方向，“创作”出大量歪曲历史事实、丑化革命领袖、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学作品，为搞乱人们的思想，使敌对分子颠覆社会主义政权轻易得手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抽象人道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化日益占据统治地位相对应，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不断遭到削弱，思想阵地逐步缩小，最终完全丧失。
三、“新思维”导致了苏共政治控制的衰变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之约出版了《改革与新思维》一书，阐述了所谓“新的政治思维和对外政策的哲理”。
“新思维”的核心是“全人类的价值高了一切，全人类利益高于阶级利益”；“新思维”的基本准则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戈尔巴乔夫宣称：“新思维”既是针对国际政治问题的，也是针对苏联国内问题的，是为了指导处于社会主义建设急剧转折时期的苏联的改革。
其后，“新思维”不仅成了苏共推行改革的指导思想而且在“新思维”的指引下产生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和纲领。
戈尔巴乔夫要求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都要有“新思维”，“经济新思维”的核心是取消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私有化，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政治新思维”的核心是民主化，其实质就是在政党制度上实行多党制，在政治体制上实行议会民主、自由选举、三权分立、总统制，在党的组织上实行全民党，这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相背离，在实践中导致苏联共产党日益社会民主党化并由掌握全国政权的执政党自我降格为议会党，最终丧失政权。
戈尔巴乔夫离开党性讲公开性，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度的公开性，放开新闻舆论的控制，结果导致意识形态的演变，使人们的思想日益迷茫和混乱，为各种反苏反共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泛滥提供了机会，并酿成了民族矛盾的尖锐和爆发，为国家的分裂埋下了祸根。
尤其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所谓民主化和公开性从来都是“单行道”，只准反共反社会主义，不准捍卫党和社会主义，只对亲西方的反苏反马克思主义的势力和思潮“公开”。
“民主”，对捍卫马列主义的言论和思想则要进行“专政”和毁灭性打击。
这自然会日益削弱苏联共产党、马列主义对群众的亲和力和对社会的控制力、影响力。
四、“选拔干部不讲政治”加速了苏联的解体选拔的干部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坚定的信仰，没有牢固确立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宗旨，甚至已经成为思想上的反对派，其后果是严重的。
在意识形态管理领域，有两个人最为突出：一是盖达尔，二是雅科夫列夫。
具有博士学位的盖达尔，大学毕业后先后负责苏共中央最重要的理论刊物——《共产党员》杂志及苏共主要报纸《真理报》的经济部，是苏共意识形态机构中很有影响的人物。
但他既没有任何生产和行政工作的经验，也没有对苏联经济社会生活的深刻了解，只是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东西当作法宝，是公认的思想“西化”严重的人。
曾留学美国、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宣传部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是苏共掌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人物，然而他对资本主义赞不绝口，实际上就是一个隐藏在苏共内部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
在改革的开头几年，他通过对戈尔巴乔夫施加影响和利用负责领导宣传舆论工作的权力，力图改变苏共性质和毁掉苏联社会制度。
从1990年冬季起，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他开始同戈尔巴乔夫拉开距离并最终分道扬镳，支持叶利钦，同谢瓦尔德纳泽等人组建“民主改革运动”公开反共，1991年6月被苏共开除出党。
苏共错用、重用的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和政治上的投机钻营之徒，颠覆了苏共的根基，最终成为瓦解苏联的关键力量。
苏联解体的意识形态原因为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示：第一，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它作为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抓紧抓好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制造舆论开始，做演变意识形态的工作，然后瓦解党的组织，制造动乱，乱中夺权，最后，利用已夺取的政权力量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是苏联演变包括东欧剧变的“三部曲”，是苏东国家在剧变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带有一定规律性的现象。
因此，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党不变质和国家不改变颜色，必须正确处理文化多样性和指导思想一元化的关系，在多样性文化发展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占领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指导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同时，反对把马克思主义非政治化和非意识形态化的倾向，尤其要警惕和揭露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歪曲、篡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
第二，要切实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由于现实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地方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要引导人们正确地比较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性地认识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切实把握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坚定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有效地抵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推行的“和平演变”战略、西化分化战略，必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言之有物、论之有据、切合实际、方法多样。
第三，要旗帜鲜明地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思想不去占领，资本主义思想就必然去占领。
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斗争是不可避免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寸步不让。
在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过程中，要把反对各种错误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的正面宣传教育结合起来，在批判和清理资产阶级思想理论影响的同时，引导和组织广大党员和先进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同时也要注意方式方法，务求实效，反对简单粗暴、混淆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
第四，必须对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保持高度警惕，精心采取有效对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利用大众传媒和人员来往等加强意识形态宣传渗透工作。
在苏联东欧国家剧变过程中，西方国家利用各种舆论工具竭力攻击。
诬蔑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动摇人们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使之产生向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想法，造成思想混乱。
组织涣散，这是反社会主义势力能够顺利夺取政权的重要条件。
第五，要牢牢掌握宣传舆论工具，真正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在苏联演变过程中，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者控制了各种新闻媒体，以致反苏反社会主义的宣传泛滥一时，在导致苏联解体中起了重大作用。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舆论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的手里，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善于用政治的头脑、政治的眼光审视和思考复杂的社会现象，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主导权，永远保持社会主义方向。
军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认识有哪些?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军队的具体化，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因而科学认识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对于培育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系统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是对价值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化概括，为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其统治而构建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
统治阶级不仅是物质生产的控制者，而且是制造价值观念的领控者，作为统治阶级价值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社会存在的合法论证，其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现行的经济社会制度，巩固统治阶级和社会成员的共同思想基础。
任何阶级的国家，不仅按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引领、统摄和支配社会各利益主体的价值观念，而且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塑造国家机器。
军队作为执行统治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任何军队的军人价值观，都是为有效执行统治阶级赋予它的政治任务而确立的。
从本源上讲，西方国家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价值观，在理论上是欺人之谈，在政治上是衍生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战略。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其阶级性质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本源，把党、人民和国家作为最高价值主体是我军的显著标志，党的领导就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捍卫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归宿。
阶级性决定政治性，从这个“阶级性”延伸出来的“忠诚”、“热爱”、“报效”、“献身”、“崇尚”等特有政治内涵的核心价值观，鲜明而深刻地体现了我军的政治属性。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军事领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我军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从根本上决定和反映着军人的政治立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对军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必将在新形势下对我军的不断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导向、凝魂、励志和塑形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灌输的过程，是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头脑、启发自觉、达成共识的过程。
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首先要抓好理论灌输这一基础工程。
灌输的目标要求必须达到“信念”的境界，因为“信念”是理智与情感的合金，居于价值观的内核地位，是一种始终不渝的内心定力，具有支配一切价值取向的根本作用。
只有当广大官兵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念”时，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才达到了成功的目的。
围绕“信念”的目标要求，必须采取全方位的灌输方式方法。
抓住灌输的源头，把培育核心价值观纳入军事院校教学体系和新兵入伍教育，使我军新成员一迈进军营就受到系统规范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具有区别于社会青年的军人特质。
打造灌输的文化，充分运用军队媒体资源和舆论工具，持续不断地进行正面宣传感化，大力开展官兵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化活动，把培育工作植根于先进军事文化的沃土之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中，世界观的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
一种价值理念要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不能口号化，必须观念化，需要转化为世界观。
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是一个随机性的教育口号，也不是一种表象化的政治标签，而是一个渗透军人血脉的内化过程和融入心灵深处的认知过程，关键在于把这种价值观转化为认识处理思想和行为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准则，成为官兵价值认知、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衡量尺度。
抓转化，最重要的是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和军队生活实践，紧扣官兵思想实际，通过启发教育、互动教育和自我教育，使广大官兵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而坚定价值追求的立场，掌握价值认知的观点，运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达到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军人自觉的心理品质、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的目的。
部队日常管理涵盖军人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是培育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广阔空间，必须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官兵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使之转化为官兵的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价值目标和价值实践，是实现价值追求的两大支柱。
价值目标引领价值实践，价值实践是衡量和检验价值目标的依据和标志。
履行使命是军人价值实践的广阔载体。
军事训练作为和平时期部队最经常、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平台，因而必须紧贴训练、依托训练、推动训练，必须把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军事训练的各个环节，成为激发练兵热情、催生战斗力的意志和智慧之源。
如何将意识形态从观念转化为能力
意识形态事关党和国家的形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得到国内民众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根本问题。
由于意识形态在党执政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长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可以说，国内理论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涌现出众多理论成果，其共同特点是多为学理性的文本研究，以思想性、逻辑性见长。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大潮的冲击，雷言雷语、贪污腐败、奢糜享乐、作风腐化等问题在一些党和政府领导干部身上屡屡出现，这些消极现象在让我们痛心疾首之余，也不得不追问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如何内化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能力。
当代我国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得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同志，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研究作风，潜心致力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研究，其研究专著《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已于201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这一50余万字的“大部头”作出了把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由学理性探讨向实践领域拓展的突破性贡献，弥补了国内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空白。
一、高屋建瓴:清晰严谨的逻辑理路 《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开篇明确界定了“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内涵，即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
通过查阅比较相关研究资料，笔者认为朱继东同志提出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括，是一个思想性、学术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崭新研究域。
在书中，作者不仅提出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新研究域，还对其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探索。
增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是全书写作的主旨，作者紧密围绕意识形态能力的主题，以意识形态能力是什么、为什么要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逻辑主线展开了研究工作。
作为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理论基石，探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十分必要。
朱继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虽然并不作为全书的重点，着墨不多，却抓住了当前学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史论结合，针对传统的文本解读阐释的研究方式难以真实完整呈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精髓的弊病，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进行文本研读，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想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机制和深层旨归，廓清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精神；第二，注重思想史的纵向比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并非是马克思恩格斯天才头脑的灵感闪现，而是在充分继承了西方思想史的优秀成果的确基础上加以发展创新的。
如同以往的研究一样，作者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巨大思想贡献。
不仅如此，作者还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语义学考证，运用经济分析法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古希腊源头和近代启蒙理性阶段的演变、波折进行了历史追溯，从而在思想史的比较视野中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性、超越性和革命性价值；第三，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进而向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成熟完善的。
该书真实完整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的产生、转变、发展历程进行了再现，帮助我们更加准确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精髓。
意识形态能力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问题。
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作者敏锐地抓住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这一核心问题。
全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从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与内涵、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国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和加强我国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四个角度，展开了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系统性研究。
在意识形态能力的学术思想史梳理基础之上，作者对意识形态能力进行了性质的界定，认为其特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同人类的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相联系的革命意识形态。
作者没有抽象地空洞地谈论意识形态能力，而是将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能力建立在自觉分工的经济基础之上，从而使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具备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使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明确了服务群众的历史使命。
这种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必须发挥革命性的历史作用，其思想观念和口号不仅能够以社会代表的名义动员群众向旧制度、旧社会宣战，而且是每一种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思想基础。
在梳理了意识形态能力发展的相关理论轨迹和学术前沿之后，作者也深入剖析了意识形态能力在新时期面临的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冲击以及考验。
针对这些挑战，作者并不局限于中国视角，而是积极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的建设中吸取经验，苏联甚至利比亚、委内瑞拉的做法、经验和教训均在作者的研究视域之中。
通过这种广泛的国际比较，作者最后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了中国，围绕“价值自信、团结群众、抵制渗透”的中心思想，从十个方面提出了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科学路径。
二、掷地有声：突出的鲜明特点与创新之处 理论联系实际，理论研究直接为现实服务，是朱继东同志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风。
这种良好的治学作风具体体现在本书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问题针对性强、内容翔实、观点独特和建议可行的鲜明特点。
问题针对性强。
作者拥有十多年新闻工作的宝贵经历，对当今社会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从而敏锐地捕捉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误区。
他的研究工作一直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在对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研究过程中，他针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错误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直面历史虚无主义、“军队国家化”、西方的新闻自由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沉渣泛起的负面效应，以及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着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问题，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现实，准确把脉到了部分领导干部所患的思想病症，查找了致病的思想根源。
正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住了领导干部这一群体意识形态工作能力问题，作者不仅廓清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更加重要的是，还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解决该问题做好了充分准备。
内容翔实。
问题针对性强是建立在大量翔实可信的材料基础之上。
对于研究工作，作者是一位严谨细致的有心人。
他获得材料的方式十分多样，实地调研、社会观察、网络舆论、经典文献、学术论文、访谈交流都成为材料的来源和渠道，而绝不仅仅停留于对文本的解读。
作者自己阅读、搜集和整理过的资料已逾300万字，如此丰富的海量资料增强了他的研究信度和效度。
观点独特。
观点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大创新。
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充分了体现了意识形态理论与问题相结合的视角，延展了学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深度，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不仅如此，价值自信也是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和理论创新。
作者针对西方推销的西方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认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自信显得尤为重要。
价值自信是一个人、群体、组织，更是一个政党、民族、国家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自信和充分肯定，是民族始终秉承的精、气、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强大力量源泉，并且从逻辑上厘清了价值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关系。
建议可行。
围绕着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这一核心问题，充分反映思想建设领域的现实需求，作者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建设等十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一定指导性、实用性、创新性、前瞻性的具体对策性观点，既有大量的现实基础和很强的指导性，又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彰显出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具有操作性强的特点。
除了上述的鲜明特点以外，本书还具有三大创新之处： 新概念。
能够提出新概念是理论研究的重大创新，是研究能力的典型体现。
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新概念，架起了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
作者对“意识形态能力”作出全面而详细的诠释：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加强纯洁性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等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能力。
新领域。
随着“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提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呈现在我们面前。
围绕着这一新概念，意识形态能力的内涵外延、建设意义、建设原因、建设经验、建设机制、建设方略等领域都留下了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各个破解、给出答案。
作者以历史脉络为经，以国际格局为纬，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出发，探索回答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文本学解读、现实意义、经验教训、建设机制等领域的问题，涌现出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初步建构了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研究的理论体系。
新启示。
作者在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意识形态能力建设问题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视野，而是将研究关注点拓展到了利比亚、委内瑞拉等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国家，得出的研究结论更具有时代感、现实感、针对性。
作者认为在向左走、向右走的十字路口的选择上，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其亡党亡国的根源，利比亚一味迎合、讨好西方让自己的国家走向了灭亡，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带领全体人民学习马列，以思想为指导，反对美国霸权向全世界普及了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了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巨大成绩。
全面深入地总结其他国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借鉴和启示。
三、赫赫之功：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理论意义 马克思曾告诫我们：“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他所说的意识形式就是意识形态，揭示出了意识形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从特拉西在《观念学原理》中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界定为，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及可靠性的程度，经黑格尔、费而巴哈、鲍威尔等人的继续发展，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具体来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对象。
任何真理要想保持生命力，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扬弃和发展。
作者提出的意识形态能力观点不仅在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思想史上具有一定地位，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建设上具有重要价值。
意识形态能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
目前，国内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意识形态理论演变历史、基本观点、基本特征和本质等方面；国外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形式的研究，以及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科技关系、精神分析关系、文化关系的研究等方面。
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多为意识形态本身，研究方式多为逻辑推理与建构，《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一书作者在对上述思想的充分掌握、分析过程中提出了“意识形态能力”这一崭新的研究对象，从而使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在学理上得到拓展深化。
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及相关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观念的演变历程，而是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
意识形态问题绝对不能仅仅停留于观念层面而裹足不前，而是应该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
“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历史进程需要逻辑的再现，抽象逻辑具有把握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独特作用。
由于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只是一些初步的、原则性的零散观点，并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提出的意识形态能力问题，以思维逻辑对人类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历史进行抽象的、理论的把握，在对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抓住主流和典型、舍弃细枝末节，抓住必然性，抛弃偶然性，更加深刻地凝炼出了人类社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历程中的基本规律。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党史梳理归纳，经验性的总结较为多见，而对于新形势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时效性研究还很不充分。
同时，对于党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者的泛泛研究较多，而针对具体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特征的研究还极为少见。
本书作者一方面立足于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又抓住了领导干部这一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主体，有所针对，有所侧重，使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研究基础更为扎实，研究工作更加深入。
四、知行合一：切实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实践价值 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真正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如何实现由意识形态能力理论向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有效性的飞跃，是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研究的落脚点。
朱继东同志敏锐地抓住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责任人——领导干部，以如何促使这一群体掌握和提高意识形态能力为研究的中心任务。
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如何使领导干部掌握意识形态理论，并转化为切实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为此，作者创造性地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以下领导干部需要掌握的十大意识形态能力： 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以反意识形态渗透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意识和意识形态有什么区别
意识，它是哲学、心理学以及其它有关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课题。
究竟什么是意识，不仅它本身是一个一时难于说清楚的复杂问题，而且从古至今人们对它的理解也很不一致，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称的“意识”一词有两种用法：一个当动词用，即指“意识到”的活动，亦即认识活动；一是当名词用，即指与物质相对立的活动的结果，如知识、思想、观念等等。
心理学研究意识问题与哲学研究意识问题有一致之处，但又有所区别。
从一致处来说：二者研究的都是意识问题，而且科学心理学对意识问题的研究，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从区别来说： 哲学研究的是作为名词使用的“意识”，即与“物质”相对立的意识，是总体研究人的意识，其基本问题是意识对存在的关系问题，即指个人意识，也指社会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意识”，即指“意识到”的活动、认识活动，是较为具体地研究人的个体意识，研究它的实质、发生和发展、结构和功能等，虽然在心理学的一些学科（例如社会心理学）中也不免会较多地涉及社会意识问题，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毕竟是个体意识。
因此，在心理学中，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
笔者曾撰文（《意识问题杂谈》，载《心理学探新》，1982年第4期）谈到：作为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的意识，是包括感觉、知觉、思维在内的一种具有复合结构的最高级的认识活动，思维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人类以共同劳动等实践活动为基础结成的社会中同语言一起产生、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是借助于第二信号系统而实现的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它具有自觉性、能动性、创造性等特点；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中，它发挥着调节、控制、指导的作用；它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在阶级社会中还会带有阶级性色彩。
这后一句话反映了个体意识与社会意识的必然联系性。
1992年，笔者在《论消费者的意识》（该长篇论文提交湖北省心理学会学术年会交流，后经删节为《消费者的意识与消费类型》一文，载《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1993年第3期）一文中再次写到意识：“从广义方面来理解，‘意识’是指与物质相对的活动的结果，用作名词，如知识、思想、观念等等，哲学中常说的‘存在决定意识’这‘意识’是精神的东西，所以，‘意识’与‘心理’是相通的，但二者内涵不完全相同”；从狭义方面来理解，‘意识’是指人的认识活动，用作动词，如‘意识到’，所谓‘意识到’也就是‘认识到’，心理学中所说的意识，就是指的‘意识到’，即人的心理活动，它是一种认识形式，是一种反映形式。
……在医学上，意识是指‘神志清晰状态’或‘醒觉状态’；在精神医学上，意识是指病人整个精神活动的清晰程度和清晰范围”。
因此，“‘意识’作为人的一种高级认识活动，包括对环境和人自身的识别能力以及其清晰的程度。
正常人在清醒的时候，意识是明晰的，神志清楚，能正确地识别和理解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以及自己的经济收入和消费状况，能对周围环境的作用（包括周围他人消费情况对自己的影响作用）作出相应的、合适的、有目的的、能动的反映和反应。
”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有意识。
意识形态 讲简单点就是人类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角度,共产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下面是诸多哲学家描述的 。
意识形态（ideology） 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 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representation）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
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像性关系的再现。
为了说明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议题，我将首先提出两个主题，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
第一个主题涉及到用意识形态的想像形式来再现的对象；第二个主题涉及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主题一：意识形态再现了个体与其存在的真实状态的想像性关系。
……当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并不与现实对应时，亦即承认意识形态构成了一种幻觉时，我们就是认可了意识形态构造了一个现实的幻觉，它们只需被解释为发现了隐含在那个世界想像的表象后面的世界之现实（意识形态＝幻象\\\/暗示）。
主题二：意识形态有一个物质的存在。
在说到那些看来塑造意识形态的观念或表象但却没有一个观念的或精神的存在，有的则是一个物质存在时，我已经触及到这一主题。
我甚至提出，观念的观念性或精神性存在只出现在观念的意识形态中，或意识形态的某种意识形态中，这里我要补充说，它只出现在自科学涌现以来似乎就奠定了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之中，亦即出现在科学实践者在其自发的意识形态中向他们自己展示（真实或虚假）的观念之中。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意识形态特别指涉在表意层面上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方式；尽管这种表意活动卷入了各种霸权过程，但并不是在各种情况下都处于维持统治的支配水平上。
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和普遍化的过程。
通过设置一套复杂的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论争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显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
简言之，意识形态是一个话语问题，一个处于历史情境中的主体间的实践交往问题，而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我们所叙说的命题问题）。
意识形态也不只是一个偏向性的、偏见性的和党派性的话语问题，尽管没什么人类话语不是这样。
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关系。
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就研究意识形态的社会决定因素而言，存有两种主要的路径：利益论和张力论。
在前者看来，意识形态乃是一种面具或武器；而对后者来说，意识形态则是病症和处方。
以利益论来看，意识形态的主张要在争取优越的广泛斗争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依据张力论，则是在修正社会心理失衡的漫长努力背景中来考察。
在前一种背景中，人们是追逐权力，在后一种背景下，人们则是逃离焦虑。
尽管有其他差异，但所谓认知的和表现的符号或符号系统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信息的外在资源，人类生活正是依赖这种资源加以塑型的，所以它们是感知、理解、判断和运作世界的超个人的机制。
文化的种种模式--宗教的、哲学的、美学的、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模式都是一些程序；它们为社会的和心理过程的组织化提供模板或蓝图，就像遗传机制为有机体过程的组织化提供了这样的模板一样……人这种制造工具、会笑和会撒谎的动物，也是未完成的动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我完成的动物。
人是他自我实现的主体，他从符号模式建构的一般能力中创造出界定自身的特殊能力。
或者说，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图式意象的建构，人才使自己无论好歹地成为一种政治动物。
作为文化系统，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应在其分别表征的总体情境的不同符号策略类型中找寻。
科学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命名情境结构，亦即包含其中的对待这些情境的态度是无功利性的，其形式是节制的、简洁的和绝对分析性的，通过回避最有效的陈述道德情操的语义学手段，科学寻求最大限度的思想明晰性。
而意识形态命名情境结构的方式则是，包蕴其内的对待这些情境的态度乃是一种承诺。
其风格乃是华彩的、生动的和有意暗示性的：通过科学所回避的语义学手段来表达道德情操，它追求唤起人们的行动……科学是文化的诊断性和批判性层面，而意识形态则是文化的辩护性和论辩性层面，它指的是文化的那一个部分，即主动关心信仰和价值模式的确立与捍卫。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从这一较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本质上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第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并不能给予我们多大帮助，因为现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某一种思想体系是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毋宁说是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功能、作用及有效性问题。
现在人们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任务是合法化和领导权（这两个词分别来自哈贝马斯和葛兰西），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能够永远依靠暴力来维护其统治，虽然暴力在社会危机的动乱时刻完全是必须的。
恰恰相反，统治阶级必须依靠人们某种形式的赞同，起码是某种形式的被动接受，因此庞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去说服人们相信社会生活就应该如此，相信变革是枉费心机，社会关系从来就是这样，等等。
而同时，可想而知，一种相对抗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例如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作为关于社会状态的科学--向占领导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揭穿、削弱这种意识形态，使人们不再相信它，作为更广阔范围内夺取政权斗争的一部分，还必须发展自己与之相对的意识形态。
拉克洛（Ernesto Laclau） 意识形态不是由对肯定的本质的误认所构成的，确切地说是相反，意识形态是由于没有认识到以下事物所构成的，即没有认识到任何可能性不确定的特征，以及没有认识到任何最终弥合的不可能性。
.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初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概念，后来被用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这个概念所拥有的许多令人信服的力量来自尼采和弗洛伊德。
它的新颖之处就在于：理性现象可能比起非理性现象晦暗，更难以把握。
它的神秘化力量可以如此隐蔽，以至于逻辑的艺术不足以打碎这种神秘。
神秘化源于一种无意识的意图，将神秘之物给神秘化了。
就像康德超验辩证法中的理性一样，意识形态可能是幻象的必要来源。
这也许是最近的一种看法。
假如人们相信阿尔图塞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总是表现了某种方式，正是在这种方式中，意识会经验到它对决定它的那些客观的和物质的条件的依赖，亦即对科学理性在其客观性中要加以把握的条件的依赖。
然而，一个必然产生的疑惑是，这是否同时在告诉我们以下意识的某种怪异性，这种意识是有关科学所控制的秩序的，确切地说，与科学所属的东西相关，亦即主体的断裂，科学与存在之间的巨大鸿沟和游戏。
比尔格（Peter Bürger） 应该注意到，在这种模式中，意识形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社会现实的拷贝，亦即社会现实的复制，而应看做是社会现实的产物。
意识形态是一种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对作为一种不充分事物的所经验的现实的反应（真正的现实，亦即人在现实中展开的可能性被压制了，因此人被迫进入在宗教领域中幻想地实现他自己）。
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某种社会状况的反映；它们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各个部分：意识形态的要素并不只是掩盖了经济利益，它们不只是标语和口号：它们是所进行的现实斗争的组成部分和要素。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意识形态在社会学分析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但这个术语的困难首先在于：要么它是用于描述：a）一个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系统的或自觉的信仰，恰如意识形态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意指一些普遍原则或理论主张，或通常不那么中听的说法，是指一些教条。
要么是用于描述：b）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独特的世界观或普遍观念，它既包括一些系统的和自觉的信仰，也包括不那么自觉的和系统阐发的态度、习惯和情感，甚至包括一些无意识的假定、意旨和承诺。
威廉森（Judith Williamson） 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意义，它是由社会的状况必然产生的，并有助于永久维持这些社会状况。
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归属的需要，一种身处某个社会阶层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很难察觉。
实际上这种需要也许是想像性地被赋予的。
我们所有人都真实地需要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共同文化。
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提供了这一需要，它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潜在地）实现一种肯定的功能。
齐泽克（Slavoj Zizek） 作为一种信念，一组观念、信仰、概念等，意识形态的内在概念被用来使我们确信其真理，但实际上服务于某种隐含的特定权力利益。
与这一概念对应的意识形态批判模式就是征候式阅读模式：这一批判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裂隙、空白和笔误来揭示官方文本隐含的偏见--以平等和自由来揭橥市场交换中合作者的平等和自由，当然，这种市场赋予生产方式所有者以特权。
意识形态不再被视为一个保证社会再生产同质的机制，不再作为社会的凝聚力；它变成了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含混关联的和异质的过程的家族，其范围是严格地局部性的。
依照这些思路，所谓的统治的意识形态主题批判努力要表明，一种意识形态要么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但不限于某一社会阶层，要么揭露意识形态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是边缘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