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霸气而不失优雅的成语有哪些
“慷慨成仁易，从容赴死难。
”这句话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杀身成仁，舍生赴死，原本没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慷慨易、从容难”
慷慨，其实很简单。
面临绝境，大吼“生当学苏武，死不做李陵”，一头撞死在李陵碑上；面对侩子手的屠刀，高声道“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难吗
不难。
阿Q临死前不是几乎也“慷慨”了吗
他是英雄吗
相比之下，“从容”二字，谈何容易
又何尝为俗世所容
举个例子。
公元220年，征战了一生的曹操一病不起。
这时他已六十六岁，按照“人生七十古来稀“的说法，他也算活够了岁数。
曹操是个豁达的人，对于生死一类的事看得很开，对自己的功过得失似乎也无所萦怀。
他留下了一份写的断断续续的《遗令》（载《全三国文》卷三《魏武帝》），算是最后一个交代。
然而，这个天才的杰出的政治家，却出人意外地不谈政治。
对自己一生的功过得失也只说了一句话：我在军中执法，总的来说是对的（吾在军中执法是也）。
至于发的小脾气，犯的大错误，不值得效法。
余下的篇幅，就是一些琐事的安排。
比如婢妾和艺伎们平时都很勤劳辛苦，我死了以后让她们住铜雀台，不要亏待她们（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
余下的熏香分掉，不要用来祭祀，免得浪费。
各房的女人闲着也是闲着，可以学着编丝带草鞋卖，等等，等等，颇有些絮絮叨叨、婆婆妈妈。
这就很让后世的一些人看不起。
陆机是晋人，说得还算委婉。
他在《吊魏武帝文》里文绉绉地说：“系情于外物，留念于闺房”,“惜内顾之缠绵，恨末年之微详”。
苏东坡就不那么客气了。
他说不管什么人，只有：“临难不退，谈笑就死”，才称得上是英雄。
像曹操这样，临死之前，哭哭啼啼，“留恋妾妇，分香卖履”，算什么事呢
因此他撇了撇嘴说：“平生奸伪，死见其性”。
（《孔北海赞》）意思也很明显：别看曹操平时人模狗样地，装得一副英雄豪杰气派，地地道道的一个奸雄，死到临头，还是露了马脚。
苏东坡是一位伟大的文学家，但对他老先生这番高论，我却实在不敢苟同。
曹操是病死的，不是拉到刑场上砍头，你要他如何“临难不惧”
曹操并没有呼天抢地哭哭闹闹地不肯去死，又怎么不英雄
能絮絮叨叨地安排这些后事，就是从容的表现。
不错，和许多英雄人物临死前的慷慨陈词、豪言壮语相比，曹操这份《遗令》一点也不英雄，完全上不了台面，和普通老百姓没什么两样。
但我以为这正是真实的曹操。
他本来就是一个人，不是神。
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不 是(也不想做）什么超凡脱俗的“圣人”。
而且，以他的身份地位，居然敢于把“凡夫俗子”的一面公开暴露出来，并不遮遮掩掩，装腔作势，正是曹操的过人之处和英雄本色：我就是一个俗人，你们又能怎么着
我就是想什么就说什么，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们又能怎么样
因此我以为，曹操这份《遗令》，实在比那些充满了政治口号、写满了官腔套话的“遗嘱”，要真实得多，也可爱得多。
反倒是了不起的苏东坡，多少露出了点庸人的尾巴。
——这就要谈到楼主说的“为什么我们习以为常的英雄人物总是很壮烈的
”。
其实，与其说我们景仰那些悲壮的英雄，不如说我们同情他们。
他们满足了我们做为普通人的英雄情结。
要知道，我们这个以 “群体意识”为思想内核的文化，在本质上是不喜欢个性的。
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小心翼翼地允许极少数人保持自己的个性，比如开国领袖、末世的忠臣、江湖上的好汉和山林中的隐士等等。
即便对这些人，我们的文化也宁愿持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甚至只有在他们失败后才表示同情(如项羽、海瑞)。
如果成功，则难免留下骂名(如曹操、武则天)。
不挨骂的成功者只有一种，即朝代历时较长的开国君王(如历时较短，也要挨骂，如秦始皇)。
人们热情赞美他们的雄才大略，是“千古一帝”，但又希望后代不要有那么鲜明的个性。
这些所谓“守成之君”最好四平八稳，中庸因循。
处理政务的原则，不是“圣贤遗训”，便是“祖宗成法”，自己不需要创造性，更不要搞什么改革，这样就天下无事，天下太平。
连皇帝尚且如此，何况我辈庶人
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更加同情和喜欢那些悲壮的英雄——他们有个性，他们慷慨激昂，他们满足了我们自己想要张扬个性、指点江山的情怀，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梦。
有那些王维写的古诗
旅在如今已成为一种时尚。
但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近代旅游，也不具备新式旅游的条件。
在英国人托马斯·库克1845年创立世界第一家旅行社之后近80年的1923年8月1日，第一家由中国人创办的旅行社——(简称)旅行部(后改称为)终于宣告成立。
创办人是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他创办的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银行)。
从旅行部到清末民初，我国旅游业为少数洋商所垄断，在上海登陆的有英国的通济隆、美国的运通和日本的国际观光局等，但他们服务的对象只限于外国人和白领华人。
留美多年，又酷爱旅游，他之所以决心创办中国第一家旅行社，据原上海银行天津分行经理资耀华(解放后曾任上海银行总经理)口述：“上海银行办的是我国第一家。
创办中国旅行社的动机，开始时还不是作为一种业务，而是对抗洋人，为国争气。
旧中国旅行社都是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洋商所办，中国人要出国，办理旅游手续都要经过他们之手。
洋商不仅收费高昂，而且态度傲慢无礼，根本看不起中国人。
陈光甫时常出国，时常受气。
有一次洋商办事的人傲慢无礼，使他实在忍受不住了，同对方争执了几句，对方冷笑着说：‘你不满意，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自己办一个呢?’对陈光甫非常蔑视。
陈一怒之下，决心创办中国旅行社。
”除了爱国和争回祖国的权利外，陈光甫还认为，为了让国人及各国人士了解中国古老悠久的文化和名胜古迹，也必须建立健全为旅客服务的机构，这是他要创办中国旅行社的又一动因。
1923年4月，由陈光甫任总经理的上海银行正式呈文北洋政府交通部，提请代售火车票，办理旅行业务。
当时交通部正召开全国铁路联运会议，该案一经交议，立即遭到身居要职的铁路洋员反对。
表面理由是英、日、美、法等国在华均有旅行机构，绝无再设的必要，实际上是担心会削减外国在华旅行机构的既得利益。
幸好时任交通总长的叶恭绰、路政司司长刘景山及各路华员皆竭力支持，所以经激烈辩论后终获通过。
是年8月1日，上海银行旅行部正式宣告成立。
这一天，是中国旅游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天。
因为按国际惯例，商业性旅行社的产生是一个国家近代旅游业诞生的标志。
旅行部成立一个月后，即在杭州设立分部，以后陆续扩大规模，5年间，共设立分部11处。
1927年，经上海银行董事会开会研究，决定投资5万元(后增资至50万元)，旅行部自立门户，6月1日，正式改名“中国旅行社”，并向国民政府交通部申请注册，经该部核准，于1928年1月拿到了第一号旅行业执照。
“顾客至上，服务社会”的办社宗旨 早在创办上海银行时，陈光甫就提出了行训：“服务社会，辅助工商实业，抵制国际经济侵略”。
中国旅行社继承了这一口号，以“顾客至上，服务社会”为宗旨，确立了“发扬国光，服务旅行，阐扬名胜，改进食宿，致力货运，推进文化”的二十四字方针，开始了旅行社的创业之路。
刚开始，旅行社的业务比较简单，以客运为主，先是代售国内火车及轮船票，复与美、日铁路公司及美、法、英、日等轮船公司洽妥，代售国外铁路、轮船公司客票，待中国航空公司成立后，再代售飞机票。
第一任经理朱成章为累积经验，曾多次身穿招待员制服上车站迎送旅客或亲自驾车为旅客购票，提出了一系列便民措施。
中国旅行社在设立之初是亏本的，以后也长期不能盈利，因此上海银行内部不少人反对这项生意，但陈光甫始终坚持办理。
他曾对大家说：“天地间万物有重于金钱者，好感是也。
能得一人之好感远胜于得一人之金钱。
今旅行社博得社会人士无数量之好感，其盈余为何好耶?”陈光甫同时认为，经过积累经验，改进经营管理，增加服务项目，这种“有形的亏损”，也是可以转变为“有形的盈余”的。
陈光甫终以“人争近利，我图远功，人嫌细微，我宁繁琐”的服务态度和实际行动，赢得了众多顾客的好评，旅行社也在与洋商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并逐渐扭亏为盈。
1936年即盈利60万元。
这正如金融史专家、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洪葭管先生所说的：陈光甫最终创造成功奇迹的最重要一条，就是他提出了服务社会的理念。
中国旅行社业务大发展 中国旅行社业务发展最迅速的阶段是1931年至1937年，陆续增设的分社和办事处达45所，其拓展有一特点，即与国内新开辟的交通线相同步。
中国旅行社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既办客运，又办货运；既办招待所、旅馆、饭店，又代办火车上的餐饮；既组织国内旅游，又组织国外观光；既代办出国手续，又发行旅行支票；既设立旅行社游览团体，又直接投资开发景点；并牢牢抓住大型会议的机会开展业务。
组织旅行游览是中国旅行社的主要业务，社内专设游览部，每年春季与铁路局协商特开游杭专列，并适时组织海宁观潮、惠山游湖、超山探梅、富江揽胜及游览各地名胜古迹，其中行程较长的如1933年招待爪哇华侨实业考察团游京沪，1937年组织的赣、闽、湘、桂、粤五省旅行团，都深得社会人士的欢迎。
1935年8月起，中国旅行社还主办了一种旨在营造集体旅游氛围、领略祖国名胜风光的经常性旅游团体——“中旅社旅游团”，凡参加者可以得到各种优惠，并在总社辟有专室供团员聚会、消闲、联络感情，到1937年春，团员人数已从初创时的150人增加到900人。
这种团体对稳定和发展客源，增强旅游部门的凝聚力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29年杭州举行首届西湖博览会，盛况空前。
中国旅行社从香港、南京、天津等地组织团体赴杭参观，在会议期间提供旅舍、租汽车、代雇向导等，还特别编辑《西子湖》一书散发和在通往博览会的沿途竖立指路牌，为外来者提供游览指南，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
此后如1933年在青岛举行的华北运动会，1934年在上海举行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十二届全国大会，i935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等多次重要会议和活动中，都能看到中旅社的身影。
甚至1932年因日本侵略东三省而由“国联”(即国际联盟，是一战后成立的国际组织，二战后被联合国取代)派来的“李顿调查团”(因团长英国人李顿爵士而得名，由英、美、法、德、意等5国代表组成，于当时赴中国实地调查“九一八”事变情况)也由中国旅行社这一民间企业负责接待和办理一应事宜，可见其声誉之隆。
1926年暮春，中旅社首次办理赴日本观樱团。
此后，海外市场不断开拓。
从1933年起，每年组织中国伊斯兰教信徒赴麦加朝圣团；1936年中国参加柏林第11届奥运会的代表团及参观团的出国手续、票务及行前指导等亦由中旅社办理。
仅1931年春与日本国际观光局合作，中旅社就接待了日本游览团体计20余批，参加者3000余人，他们在我国共消费了20余万元，这在当时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中旅社代办出国手续，深得出国留学生的欢迎。
因为从介绍欧美著名大学的章程起，到登记名单、办理留学证书、出国护照、入境证、订舱位、代换外币，直至对方国家派员到码头迎候，再送上火车去应考、留学的学校，这一切都由中国旅行社一手操办。
至于中旅社发行的中外旅行支票，不仅为旅客提供了方便，还为上海银行多了一笔活期存款，这在解放前的金融史上也是值得一书的。
严格管理与宣传教育 中国旅行社有着一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独到的宣传教育方法。
陈光甫曾对旅行社人员说：“吾人有必须注意者，吾人经营斯业，宗旨在辅助工商服务社会，平时待人接物宜谦恭有礼，持躬律己宜自强不息，务求旅客之欢心，博社会之好感，庶几无负创业初衷。
”他要求对顾客要笑脸相迎，衣着整齐，手面清洁。
对员工一律招考录用，通过培训、实习，达到一定水平后才安排工作，工作后先在各部门轮流循环工作，多年后便成为一名旅游业的多面手。
至于人员的升降，一律以才能学识为标准，学历仅作参考，但对导游则要求基本上是大学文科毕业生，上岗后先经培训，还择才送英美深造，并经常请外国专家来进行授课。
人们一接触到中国旅行社，处处能感受到它的与众不同。
工作人员一律穿着标志性制服，到车船码头的接待人员还头戴专门制服帽，帽上的“旅”字标识熠熠生辉，五角星红光闪烁，引人注目。
工作人员的服务极为周到，不以貌取人。
为广泛宣传旅行对社会人生的意义，中国旅行社于1927年创刊《旅行杂志》，为中国第一本旅行类杂志，初为季刊，后改为月刊，由名家执笔，特约撰稿，内容丰富，每期印有数十幅精美照片，公开发行，并分送中外交通机构及其高级职员，以求加强社会各界对中国旅行社的印象。
为加强对国外宣传，1931年中国旅行社通过在美国西雅图所设的通讯社，向美国各界发出招待游华专售邀请信5000封，信笺都经过熏香，富丽精美，赏心悦目，不失为一种极好的宣传。
1933年又聘美籍记者斯诺撰写中国风景名胜的英文小册五种，分寄外洋各机关、各轮船公司、各铁路及航空公司。
当时许多名人致函中旅，啧啧称道。
陈光甫认为：“为社会便利计，又为本行之宣传计，此种宣传力甚大，人人知有中国旅行社，即知有上海银行。
”不愧是一位精明的金融企业家。
陈光甫首创中国旅行社，以服务社会为理念，悉心经营，开拓发展，使之成为民国史上第一家大型旅游服务企业，并跻身于世界级旅行社之列。
作为中国近代第一家正规的旅行社，中旅社自1923年成立直至1953年宣告结束，以其30多年的不凡旅程，为后人留下了服务社会的宝贵理念和丰富经验，值得后人借鉴与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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