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界革命的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
（文体观念与语言观念） 一、 文体观念变革 从晚清开始的中国文学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首功归梁启超。
郭沫若说：“文学革命的滥觞期的代表，我们当推梁任公”。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笔名有饮冰室主人等，广东新会人，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学者。
他中过举人，拜康有为为师学习经世治用之学，协助发动“公车上书”，投身变法维新活动。
他主编、创办过《中外纪闻》、《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创“新文体”广泛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宣传思想启蒙。
1、诗界革命 中国文学发展到清代，以诗文为正统，以古人约束今人为特点。
晚清文学的革命就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梁启超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
“…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
”认为（诗要是不革命，就走到头了，走到绝路上了。
） 诗界革命要达到三个标准，其中两个标准都有一个“新”字：“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
” 新意境“理想之深邃闳远”。
（破除孔孟那一套，与世界接轨） 新语句，来自欧洲、表现新思潮的名词术语 真正以诗人面目倡言诗界革命的是黄遵宪。
他在1868年的《杂感》中名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
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斑斓。
”这几句直接用了俗白的文字。
“我手写我口”主张用俗话作诗，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从观念上、方法上，对1918年“新诗运动”影响很大。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总结“诗界革命”：“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了‘诗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诗’，却不过拣些新名词以自表异。
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入诗。
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民七（1918）的新诗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影响。
”】 2、文界革命 梁启超在写给严复的信中，曾以舆论界的“陈胜吴广”自命。
他提出了“文界革命”的口号并借鉴“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尝试“新文体”。
这些政论文章具有空前的开拓创造精神，思想新颖，文字介于文言白话之间，“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有很强的鼓动力。
“文界革命”的口号是他在1899年提出并一贯力行的，借鉴了“欧西”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才蜕变出他的‘新文体’。
他在游记《汗漫录》中评价日本著名政论家德富苏峰：“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
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 他有意破桐城古文，吸纳西方希腊罗马的雄辩体与英法近代随笔体，结合魏晋文章的旷放，把古文从“义理、考据、辞章”中解放出来。
以西方近代思潮替代圣贤经典章句的义理，以丰富的世界进化维新的史实突破拘谨的考据，以俗语、外来语入文以丰富文章的表达方法，就是梁启超“文界革命”的具体内容。
（对“桐城谬种”） “文界革命”对中国散文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五四后第一个十年的文学成就以小品为最大，溯其原因，离不开发生期内政论诸文体的铺垫作用。
这一时期的散文广泛地涉及到政治思想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文章反映出新一代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变革意识和批判意识，也反映着那一时期初步的科学民主的启蒙思想的兴起，以及在启蒙和种族革命主题下的种种观念的更新。
3、“小说界革命” 声誉最高。
中国小说观念的变化始自1897年天津《国闻报》所刊载的《本馆附印说部缘起》，执笔者严复、夏曾佑称：“夫说部之兴，其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之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所持”，并说“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鉴于历来小说在“四部”中只能附于子、史，他们从小说营造人心的角度强调“小说为正史之根”，一改历来小说评点家的攀附经史的做法，将小说凌驾于经史之上。
早在1897年，康有为就认为小说对开发民智有莫大作用“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当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当以小说治之。
”《〈日本书目志〉识语》 梁启超更是充满激情地夸示小说的社会功能，把自古为小道的卑贱文体提到“不可思议”的高度。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1902年）：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
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何以故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 看中的全在小说启蒙、新民的工具作用。
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并没有带来纯文学的小说观念，出现过一批主题先行、理想化、概念化的作品。
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图解他的政治主张。
（50年之后，中国打败了俄罗斯，实行联邦制，组织召开世界大会） 艺术上不行。
但很多触及中国问题：妇女缠足、扫除迷信、立宪、华工、反帝等。
（五四：劳工神圣） 小说观念在无限提升其社会功能的“革命”以后，又有其自发的矫正。
1908年徐念慈在《小说林》发表《余之小说观》，指出“昔冬烘头脑，恒以鸩毒霉菌视小说，而不许读书子弟一尝其鼎，是不免失之过严；今近译籍稗贩，所谓风俗改良，国民进化，咸唯小说是赖，又不免誉之过当。
”可贵的是，他还指出“小说与人生，不能沟而分之”这是五四文学研究会作家提出为人生文学主张的滥觞。
徐念慈更强调小说的审美价值，他的小说观念介于梁启超的社会功用与王国维独立价值之间。
（有说“兹”，最早介绍黑格尔美学） 西方小说的翻译对中国小说观念也有影响。
林纾没有像徐念慈那样的小说美学观念，也没有梁启超式的启蒙主义观念，他甚至还错将狄更斯小说与我国历史中的《史记》、《汉书》相比附。
但他依赖自己的体悟也说出了狄更斯小说写实主义的成功经验，在许多译序当中总结概括出一些西方小说的艺术经验。
4、戏剧观念更新 提倡戏剧观念更新代表有陈独秀。
1905年他在《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大教师’，不识字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看戏不再只是游戏，演员也不再低人一等。
他还指出戏剧改良有小说、报馆不及的方便，不识字的人也可以由看戏而开通风气。
这一年，后来为南社领导人的陈去病、柳亚子创办了我国最早的戏剧杂志《二十世纪大舞台》。
1906年，李叔同、曾孝谷在日本东京发起成立了春柳社，不久欧阳予倩、陆镜若也参加活动，宗旨是“研究新旧戏曲，翼为吾国艺界改良之先导。
”（欧阳予倩《回忆春柳》）他们首先推出的剧目是《茶花女》（第三幕）、《黑奴吁天录》。
新剧家王钟声在上海发起成立春阳社，演出《黑奴吁天录》。
1908年，他又在从日本回来的任天知的帮助下，以通鉴学校的名义演出根据杨紫鳞、包天笑翻译的英国小说《迦因小传》改编的同名戏剧，该剧摆脱了京剧样的戏曲特征，标志着国内新兴话剧的萌芽。
而据记载，1899年，上海圣约翰书院已有学生自编之时事新戏《官场丑史》演出。
（朱双云《新剧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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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谷子》一共几篇
《鬼谷子》我有内容有捭阖，反内揵、飞钳、忤合……你读的《本经阴符注》里丸、胠乱。
现在的《鬼谷子》把《鬼谷子》和《阴符》整理在同一本书内。
阴符的作者是西周吕尚（姜子牙），人称“太公阴符”（史记、战国策里都有“苏秦刺股苦读太公阴符一说），“鬼谷先生”是给它做注释，当然还有苏秦、诸葛亮、张良、魏征、纪昀等人注释的一些版本。
《鬼谷子》失传了一些内容，谁让狗日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口号把其他学派包括“纵横家”的一些经典给弄没了呢
没办法。
张角 太平要术 讲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东汉末巾起义，传说中鹿郡起义首领张角入山采药，遇“南华老仙”，授之《要术》，遂开始“散施符水”念咒治病，还能“呼风唤雨”，自称“太平 道人”，“大贤良师”，创太平道，又名“黄老道”，信徒发展为数十万人。
利用东汉谶纬迷信盛行的社会风气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之言，与此同时还有益州五斗米道张修也率众起义。
有谁知道“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故事
急
应为正德厚生，臻于至善,是中国移动通信的企业文化.意思是端正德行厚爱众生，使自己越来越完美。
中移动价值观―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含义考证 在2006年1月中移动的工作会议上，总裁王建宙先生提出打造“一个中国移动”（One CM）的口号，一个强调整体性、规模性和一致性的中国移动正在文化、战略、运营管理等诸多层面上实现“统一”。
并且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一个新的企业文化价值观非常引人注目，那就是“正德厚生，臻于至善”。
那么“正德厚生，臻于至善”该句的出处是哪里，又应该如何从本义上进行理解，并深刻领会中国移动的核心价值观呢
下面，有学者从古至今，并结合中移动的实际和中移动集团公司、省公司的工作报告试着对“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的含义进行考证： 一、“正德厚生”的含义考证 “正德厚生”――引自句子“正德、利用、厚生惟和”，语出《尚书·大禹谟》。
《尚书》是群经之首、儒家经典之一, 它记载了虞、夏、商、周的一些会议记录和号令。
尧帝时连年洪水，百姓死伤、田产皆无。
尧选舜摄政。
颛顼之后人、鲲的儿子禹自荐于舜，愿以命治水。
禹既有智慧又会拼命，用八年修成了贯通九州的九条水道，修筑九座湖堤，豁开九座大山，形成了九水互制的水系，从此水患终于平息。
而“大禹谟”就是记录了禹和舜关于治理天下的议谋。
句子“正德、利用、厚生惟和”的原文为“禹曰，於
帝念哉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
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 。
盛世鸿儒－孔颖达对上述的含义有过很好的解释，他说：“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
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力糜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富，利民之用。
为民兴利除害，使民不匮乏，故所以阜财，阜财谓财丰大也。
厚生者，渭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
上述两段文言文翻译成白话就是：“大禹对舜说，政治和帝王的功德，主要是好好管理国家并把人民安顿好。
具体如何做呢
一方面要改善金木水火土谷六个管理机构的职能，另一方面更要注意“正身之德”－在位者要自正其德，正己以治民；“利民之用”－要勤俭，将钱财用于为民兴利除弊；“厚民之生”－轻徭薄役，使人们丰衣足食。
大禹说：“九功”各得所宜，配合协调，使人民知晓，遵守奉行，发挥最佳作用，并采用歌咏的方式，使之广为流传”。
（注：“金、木、水、火、土、谷”称为“六府”，“正德、利用、厚生”称为“三事”，“六府”加“三事”就是“九功”。
） 如果进行一定的转译，可以如下理解：“好的企业管理者，要善于管理；要充分发挥运维、市场、财务、服务、人事、综合等等各职能部门和生产部门的作用，并建立起跨部门、跨系统的科学流程制度体系；管理者要对自己有高标准和要求，通过自治、树立榜样来统率下属；要深化全面预算管理，做到收支有度；建立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源体系，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岗位上，发挥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通过几大举措――即九功的综合运用，可以使企业取得卓越的成绩”。
《中庸》诠释“正德”含义，说道：“尽人之性，以正人德；尽物之性，以正物德”。
德指事物的属性，正，此处为使动用法，意为使事物的属性平正，不偏斜。
利用，指利用自然资源。
厚生，使生民的生活富足，充裕。
和，和谐，协调。
这在企业管理中可以理解为“好的企业管理者要充分发挥员工的主观能动性、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各种资源”。
孔《传》云：“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财，厚生以养民”。
《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晏子之言：“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
”徐复观在《中国艺术杂谈》也说到：“正德是内圣事，律己要严：利用厚生是外王事，对人要宽”。
这里也就是说管理者要“以德服人，获取利润，泽普苍生”。
颜元旗在解释正德、利用、厚生时称：“齐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聪目明肢体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积精、寡言积气、寡营积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则非尧舜之修身也。
闲男女之邪心，饬彝伦之等杀，正一家之德也；宫室固、器皿备、职事明，利一家之用也；仓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
建学校、同风俗，正一国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国之用也；仓府实、乐利远，厚一国之生也，否则非尧舜之齐治也。
” 颜元旗的话很好的解释了正德的几个层次，管理者要正“自身之德”，正“部门之德”，正“企业之德”，同时也均衡自己、组织、企业乃至国家各个方面利益，追求社会总福利德最大化。
《尚书》将利用与正德、厚生并为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三件大事的协调运行，乃平治天下的首要谋略。
正德与厚生，相辅相成，“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 （《左传》）。
平治天下三件大事，“正德”置于首位，是“利用”、“厚生”的前提，既正人德，又正物德，方能利用自然资源，以达使人们生活富足之目的。
颜习章曾非常拗口的解释三事的关联，说：“正德，正利用厚生之德也；利用，利正德厚生之用也：厚生，厚正德利用之生也”。
禹为舜讲“正德厚生”，是强调善政和养民，是帝王的责任和义务。
而中国移动讲“正德厚生”，是强调企业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强调做为中移动的领导者和成员要有豪迈的胸怀，要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的崇高德行。
古人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百行以德为首。
”（世说新语》）；“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史记·商君列传》）诸如此类，说的都是一个道理，即道德品性是企业生存之本，如果只知道急功近利而放弃企业原则和道德信仰的话，将无法实现百年企业。
好的品德和职业操守不仅是企业的支柱、社会的良心，也是国家的动力。
对企业而言，“正德”主要表现为一种责任和操守，员工认同组织，彼此信任，尽职尽责，每个人接受并遵从企业的组织公民行为准则。
不产生效益的企业是罪恶的企业，而企业的利润是为了“厚生”。
厚生是在“正德之人、正德之企业”的作用下提升全社会的总福利价值。
对中国移动而言，生存的六大目标是： l 厚生“客户”――给客户提供完善的服务和优质的业务，为人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助力添彩； l 厚生“股东”――要创造和保持优良业绩，回报投资者长远利益； l 厚生“移动人”――关心员工，营造员工合适的发展空间， l 厚生“合作伙伴”――要保持健康和谐的合作关系，实现互利互惠、合作共赢； l 厚生“同业者”――健全健康的市场秩序，提升行业整体价值； l 厚生“社会”；――承担社会责任，时刻确保通信畅通，积极参与环保、教育等公益事业，服务和谐社会。
“厚生”强调了企业作为社会公民的社会责任，表达了中国移动贡献于社会进步，共创和谐社会的信仰。
“正德厚生”，是中国移动的行为责任规范与社会责任宣言，是天－地－人三才达到和谐的理念基础，体现了中国移动“正身之德”、“厚民之生”的社会责任意识和争做优秀企业公民的观念，展现了中移动领导者“以天下为己任”的崇高品德和远大胸怀，是移动员工的为人、处世航标，也是企业永续经营的支柱理念。
二、“臻于至善”的含义考证 “臻于至善”最早源自词语“止于至善”，而“止于至善”语出《四书·大学》首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 （注：《大学》原为《礼记》第四十二篇。
宋朝程颢、程颐兄弟把它从《礼记》中抽出，编次章句。
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编注释，称为《四书》，从此《大学》成为儒家经典。
） 意思是：真正的道理就是正己律己的为人之道，必须以“明德”自律，使自己成为“明德”之人，培养仁爱之德，通过不懈努力，达到尽善尽美而后才能停止，并且要保持完美的境界，也就是说不达到十分完美境界决不停止努力。
朱熹说“止于至善”是“尽乎天理之极，无一毫人欲之私”。
朱熹《四书集注》解释“至善”为“事理当然之极”。
既称“当然之极”，那就是显然还有许多并非 “当然”，或者未臻于“极”之处。
个人、企业的进步和完善必然要经过许多层次，许多过程，才能达到“至善”的境界。
王阳明《大学问》则说“至善” 是吾心之“良知”，他说：“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
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也。
至善之发见，是而为是，非而为非，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少有议拟增损于其间也。
” 那么“止于至善”接下来的关键在如何“止”了：佛家叫人善护念，脱离世间苦厄，参得万物本真，感受洁净精微，入禅定；道家教人坐忘，于无智无觉中反璞归真，在世俗中构建心灵的虚拟桃源，觅得逍遥和超脱；儒家则让人重建本性之真，入尘世担当义理之重任，不以利欲为念，道盛而德善，于内心达到至善之境，通过内圣外王的修炼最终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安天下的系列宏伟目标。
在现代的学院和企业中，用“止于至善”做为组织文化的非常多，比如：东南大学校训：止于至善；厦门大学校训：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上海社会科学院校训：沉谋潜运，止于至善；河南师范大学校训：厚德博学，止于至善；四川师大校训：励志笃行，止于至善。
西安杨森的企业文化：止于至善。
而“臻于至善”的“臻”意味着“不断趋向、不断接近”，中医泰斗孔伯华致主席信中较早的用到了“臻于至善”一词，表示作学问至善至美、严谨深邃，原文片断如下：“今欣逢毛主席洞察其旨，使祖国医学这一备受摧残、苟延残喘之数千年中华民族最丰富的文化遗产，得到发扬，幸何如之
愿尽绵薄，努力发掘，以期臻于至善，使对全人类之健康，庇渥是依”。
“臻于至善”，英文可以翻译为continuous improvement。
可以理解为精益求精，日新又新。
唯有持续改善产品、服务、管理品质，才能拉开与竞争对手的距离，进而取得优势的领导地位，以奠定企业永续经营的基础，而免除被淘汰的命运。
应该说“臻于至善”要比“止于至善”的境界更高，“臻于至善”对企业而言，就是指企业要不断开拓进取与自我超越。
最完美的状态犹如终极真理，不可企及。
企业的追求也没有终点，要不断的追求“卓越”。
企业的领导者和成员也要以永不自满、创新超越的进取心态和对服务的精益求精、对“至善”境界不倦追求，这个追求是一个无限接近的连续过程，是对极限的永续追求。
那么如何做到“臻于至善”呢
对个人而言就是要不浪费青春、不空过时日，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非广取博采，无以融通万物；非精思冥求，无以统贯旁通；非诚正谦和、自强不息，无以到达至仁至善至美之境。
对工作而言，开展任何工作都要遵循“工作六步法”，首先分析问题的现状，找出问题所在，明确解决问题的原则，制定解决问题的措施，明确预计达到的目标，最后总结回顾，以便于持续改进。
如此循环往复，不断提高，实现企业从优秀向卓越乃至 “至善”的不断跨越。
三、总结 企业文化的最高境界是“形神合一”，企业的“形”包括一切外在的东西，包括企业制度、流程、策略、组织结构、责权体系、领导风格、产品等，而“神”则是指愿景、价值观、使命、精神、经营理念等这些指导企业发展的思想。
“形神不合”的企业文化会得“精神分裂症”，因为员工不知道究竟应该遵循什么。
企业文化的最高阶段，是“省悟”的阶段，这个时期，企业追求“天人合一”思想，企业要考虑如何顺应天道，包括经济规律、伦理道德、人文观念等，要把人的需求与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有机结合起来，增强企业的使命感与责任感。
惠普之道、索尼的先驱精神就是明证。
在此之前，中移动的核心价值观为“努力为股东和客户创造最大价值”。
但由于资本市场和经营市场的分离，投资者不了解内地市场的经营环境，而消费者又无法通过资本市场分享中移动的高速增长。
因此，业绩增长本身并不能完全满足不同角色所需要的价值诉求。
而“正德厚生，臻于至善”，这个新的价值观正好能缓和不同利益主体间的矛盾（详见前文“厚生”的六大目标）。
在将“正德厚生、臻于至善”确立为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中国移动也对已有企业文化理念体系进行了继承和创新，确定“创无限通信世界、做信息社会栋梁”为公司使命，“成为卓越品质的创造者”为公司愿景，核心价值观、使命和愿景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移动追求卓越的企业文化理念体系，成为实现“一个中国移动”（One CM）的核心理念。
如何评价龚自珍
龚自珍二十七岁为举人。
元年（1821）官，任国史馆校对官。
九年，始成进士。
官至礼部主事。
十九年，弃官南归。
二十一年，于江苏云阳书院猝然去世。
龚自珍初承家学渊源，从文字、训诂入手，后渐涉金石、目录，泛及诗文、地理、经史百家。
受当时崛起的“春秋公羊学”影响甚深。
面对嘉道年间社会危机日益深重，他弃绝考据训诂之学，一意讲求经世之务，一生志存改革。
青年时代所撰、等文，对封建专制的积弊，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他的思想为后来等人倡公羊之学以变法图强开了先声。
中年以后，虽然志不得伸，转而学佛，但是“”之志并未消沉。
他支持查禁鸦片，并建议加强军事设施，做好抗击英国侵略者的准备。
龚自珍一生追求“更法”，虽至死未得实现，但在许多方面产生了有益的影响。
在社会观上，他指出社会动乱的根源在于贫富不相齐，要求改革科举制，多方罗致“通经致用”的人才。
在哲学思想上，阐发佛教中天台宗的观点，提出人性“无善无不善”，“善恶皆后起”的一家之谈。
在史学上，发出“尊史”的呼吁，并潜心于西北历史、地理的探讨。
在文学上，则提出“尊情”之说，主张诗与人为一。
他生平诗文甚富，后人辑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