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共和国大事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 1969年11月24日刘少奇在开封病逝。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病逝。
1976年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结束 1976年7月6日朱德病逝。
1976年9月9日病逝。
1978年改革开放 相关意义你自己搜索一下.其实主要就是文化大革命你要理解 就把文革的精髓理解到即可.
祖国新成就
历史教材中，共产党的抗战史处于主要地位，国民党则居于次要地位。
然而，历史真的是这样的吗
在我看来，未必如此。
首先，从双方牺牲的高级将领数量来比较：1在抗日战争中，按照大陆的说法，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
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
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
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
如果不是积极抗战拼死抵抗，怎么会如此惨烈
在共产党人中，牺牲的高级将领仅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
仅凭这一点就说明了国民党军决不是处于从属地位。
其次，从抗击日军的数量和地域来看，国民党军的贡献则远远要大于八路军和新四军。
国民党军的对日战场是主战场，抗击着大部分的日军。
仅从歼灭日军的数量来看就超过一百万，而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和伪军共计五十几万。
国民党军在除西北以外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只是占据华北和华中等地区，只是局部战场。
国民党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的数量可以达到上万人（不少为日军精锐部队），如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而共产党的军队聊以自慰的平型关大捷只不过是歼灭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
（要知道。
国民党军队要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日军部队，其中还包括从东北调防的日军精锐关东军，以及大量的装甲部队，从质量上来讲，虽然日本的装甲战车，从火炮到装甲厚度都比不过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但是，中国的反坦克力量也是很薄弱的。
沿海地区还要面对日本海军的远程火炮支援，关于这点参见淞沪会战前期，上海城争夺战。
而相对的八路军要面对的则是日本后方的辎重部队，与二线部队，还有维持治安的宪兵部队，以及当地招降的战斗力低下的伪军） 再次，抗战胜利对日受降之时，中国的代表是国民党军总司令何应钦，而不是八路军总司令朱德。
很多日军拒不接受八路军、新四军的受降只向国民党军投降就很说明问题。
（还记得电视剧亮剑里面的一个情节吗
李云龙部下张大彪不得不缴获了晋绥军楚云飞部的军装才能去受降，但那名投降的军官说的话无证可考。
如果有不明白的朋友，我再次解释一下，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国防军工力量很薄弱。
大口径的火炮是从德国进口的，知道后期，美国的租借法案出台，才让国民党军装备上了美式装备，当时也只有汉阳军工厂的，以及武汉军工厂等几个小型的军工厂为国民党部提供装备，其标准装备是中正式步枪，但是产量还是很低下的，说它小是和欧洲国家的军工厂相比，但比八路军的太行山军工厂要打了许多，那是八路军的装备很杂，有缴获的三八大盖，早期统一装备的中正式。
还有清朝末期的汉阳造等等等等，而抗战结束后，有识之士都可以预见到，国共两党的矛盾将随着民族矛盾的消失而继续成为主要矛盾，在当时军事工业低下的年代，从日本军队手中受降到的武器装备将直接支持国共两党接下来的扩军行动） 还有在抗日战争的策略上共产党一直说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其实也不尽然。
国党在对日战略上不能说是错误。
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和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同样是正确的战略方针。
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
俄罗斯就曾一再采取过这样的战略。
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都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
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
我们应该积极地看待国民政府1931年后的政策选择，不应再把国民政府的一些政策和策略简单化地视为软弱，甚至是投降主义。
（主要是提出的论持久战思想，而八路军所在都是日本后方的敌占区，也就是说哪怕放弃阵地或者占领区也不会涉及到国家领土的损失，以为那已经是沦陷的国土了，而国民党军队如果进行撤退，实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将放弃的是还未被日本占领的国土，所以相对国际影响，以及舆论的指责。
所以担上了这个恶名） 国民政府从来就没有所谓的消极抗日，也正因为这样，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
仅就长沙会战而言，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
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
据统计，在中国毙命的日寇将领共129名，其中大部分是被击毙的。
在毙命的日寇中，只有三位是死于跟八路军的战斗中，包括阿部规秀中将。
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
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
如果只看一时一地之得失，那么，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半壁河山都丢在了它的手里
可是，胜利是从何而来的呢
（据日本官方情报，阿部规秀中将是在前线视察时，被共军的一枚迫击炮弹炸死，汗，这都能碰上。
。
不要看八路军那种电影，击毙这个佐那个佐，按日本军衔，是没有校官这一职位的。
而佐官也就是和校官相当的职位。
一名大佐，有时只能指挥一个大队俄步兵，日军的配置也不一样，一个旅团从人数上往往就等于一个师，也就是说，佐官最高指挥也就是一个团，也就是1000-3000人之间不等。
如果在后方也可能是五六百人左右。
） 另外，抗战是艰巨的极为困难，要考虑到当时的现实情况和国内国际环境，不能靠冲动和口号办事。
当时中国的作战准备和作战能力这样一个现实问题，比如在军火制造方面，中国除了来复枪（中正式）和轻机枪（但是在战场上更多的是日本的歪把子机枪，与从德国进口的捷克式轻机枪）外，还不能生产新式重武器。
从财政状况来看，直到1937年对日作战前夕，国民政府的全年收入，主要来自商业税收，只有12.51亿元，以三比一折算，约合4.17亿美元。
此时的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
面对这样一个敌手，不可能寻求速战速决，而只能是持久消耗战，因此就需要培育持久作战的能力。
最后对决的时刻来得越晚，就越有备战的时间。
国民政府在弱势和内乱的情况下并不是无所作为。
比如， 1932年就秘密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后改名为“资源委员会”），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如果像共产党提议的那样，1931年9·18事变后立即宣战，意味着中国孤立地和日本对决提早将近六年。
自然，这样做是显得强硬，显得爱国，而且政治家也将因此赢得政治本钱和一时的名声。
但是国家的命运必将是仓促应战以失败告终。
要想打赢一场现代化的战争需要长期准备决非一朝一夕之功。
往者虽已逝，来者犹可追。
中国的抗战史应该重新为国民党书写，否则我们对不起那些为国捐躯的英魂。
我们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到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国民党军百万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国民党军的贡献不应该因为党争的原因一笔抹杀。
每一个党派中都能发现正直的和德高望重的人。
即使是势不两立，也不意味着其中一方必定是魔鬼。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历史负担，早该卸下了。
胜利的光荣属于所有为之付出过血汗的人们，它不应该为意识形态和党争所玷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