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厉史上有名字姓龙最有名的人
古代龙姓龙圉：夏朝太康和后羿时期的贤臣。
龙子：又称“龙叔”早留有名言的龙姓名人，主张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此句被孟子引用以告滕文公。
龙贾，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魏国人。
魏惠王时期曾出任大将军。
曾与为公子昴领兵与秦人商鞅在河西大战，战败，被罢官。
后魏惠王徐州相王时临危受命，领兵三万与齐人大战，战败，被齐将田忌射杀。
龙且：秦末楚汉争霸时期西楚国大将，西楚霸王项羽帐前第一猛将，少时随项梁项羽起兵反秦，与项羽情若兄弟，后每战皆亲身奋勇杀敌，深得霸王项羽信任，任西楚国大司马统帅楚国精锐骑士，后在齐国由于轻敌误中韩信水淹之计导致大军溃败，虽率亲兵奋力而战然大势已去，最后力战而死。
[4] 龙述：即龙伯高，名述。
两汉之际人，东汉京兆郡（今属陕西）人，曾任山都长，建武时官至零陵（今湖南永州市）太守，任职4年。
公元88年卒葬零陵西门司马塘（今零陵区徐家井办事处新建村）。
原司马塘建有龙氏祠，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1949年拆毁。
墓位于永州市妇幼保健站左侧，封土堆东西长3．7米，南北宽l米，高1米，石砌护围已毁。
“文化大革命”期间，封土堆一半被附近居民围墙圈围，另一半为菜园，墓前4米为居民住房。
墓有古碑2块，一块刻“东汉零陵太守龙伯高墓”，另一方为清光绪十年(1884)永州府儒学刘源题刻。
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列古墓葬之第一位。
龙太初：宋代人，曾以诗人名义拜见王安石，并作《沙诗》一首，赢得王安石赞许。
龙镯：宋代人，乾德年间州太守，有惠政，深得民心，当地百姓绘《来鹤图》颂其德仁夫：吉安（今属江西）人，元代浙江儒学副提举，著有《周易传》一书。
[4] 龙起雷：字时声，侗族，明朝五开卫（今贵州黎平县）人。
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举人，次年进士。
他是黎平的第一个进士。
他也是贵州侗族中的第一位进士。
历官江西清江县知县、燕京苑平知县、南京大理寺（明朝中央审判机关）少卿等。
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曾弹劾首辅（内阁大臣）赵志皋等人，因得罪当权派吏部尚书李戴，被李戴废除大理寺卿官职。
从此还乡，淡泊自安，无所请属。
他与史龙起春、龙起渊等文行并有声，时称三龙。
《黔诗纪略》录其诗二首。
龙许保：明代贵州人，苗族，率众起义与官军对抗十余年之久，攻破印江、思州、石阡等城，后遭镇压，被俘遇害。
龙燮：望江（今属安徽）人，清代著名戏曲家，著有《琼华梦》、《芙蓉城》等。
龙文彬：清江西永新人，同治年间进士，《周易绎说》、《永怀堂诗文钞》、《明会要》等为其所著。
龙启瑞：清代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道光年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历任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著有《小学高注补正》、《经德堂诗文集》等。
龙汝元：清代直隶宛平（一作大兴，今属北京）人，曾任职游击、参将、大沽协副将，在与英法联军挑起的第二次大沽之战中阵亡。
龙泽厚：清末广西桂林人，早年从康有为学，参加桂林圣学会、上海强学会等进步组织，后主持旧金山《文兴报》，作上海天游学院教务长。
著有《南海先生上书记》。
龙鸣剑：四川荣县人。
早年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同志军，开展武装斗争，在去往叙州（今宜宾东北）的行军途中因病去世。
龙云；（1884年11月19日-1962年6月27日）云南昭通炎山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滇军将领，云南省政府主席。
字志舟，原名登云。
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
龙国桢：原重庆永川万寿乡人，民国进步官员，留学日本。
1912年，四川都督府建立，任都督参赞、高等审判厅院正，1914年起先后任安徽高等审判厅检察长、贵州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检察长、总检察厅检察长、四川高等法院院长、刘湘21军顾问、四川省政府考试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政府统计室兼综核室主任等职，为官正派，1946年赋闲家居。
解放后，加入民建，任相辉学院教授、重庆文史馆员。
现代龙姓名人龙潜少将龙潜（1913-1992），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独立团、军委直属队、军委干部团特派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科科长，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淮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淮阴城防司令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教导师政治委员，南京市公安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逝世，终年79岁。
龙飞虎少将龙飞虎（1915-1999），江西省永新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第8军6师7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等职，先后参加了进征赣南、回守井冈山、攻占长沙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太原、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副官、科员、科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任周恩来同志随从副官，负责警卫工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8月，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负责谈判期间的警卫安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任主席处行政秘书兼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1947年起，先后任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8师82团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28师副政治委员等职，指挥部队参加了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对福建沿海的海防建设有重要建树。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9年7月1日因病在福州逝世，享年85岁。
龙开富少将龙开富（1908-1977），湖南省茶陵县人。
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编入工农革命军。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政治部通信排长，中央军委警卫团连长兼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炮兵营政治委员、军团第四科科长，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警卫营营长、商业管理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后勤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44军后勤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第二政治委员。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补代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7年2月3日逝世，终年69岁。
龙书金少将龙书金（1910-2003），湖南省茶陵县人，1929年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政卫连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支队长、团长，山东纵队鲁北支队队长，115师教导6旅7团团长，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副师长等职，带领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参加了平型关、大宗家、侠河村、王家楼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17师师长，第四野战军43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参加了东北夏、秋、冬季攻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渡江、湘赣、广东、粤桂边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
海南岛解放后，他历任军长、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某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他坚持从严治军，为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4月16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龙炳初少将龙炳初（1914-1975），江西省莲花县人。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6军团第49团政治处干事。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特派员，第4支队政治委员，南下支队第3大队副政治委员，第9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5师15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天水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5年12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终年61岁。
龙振彪少将龙振彪（1914-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报务员，第6军团电台队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电台队长，红二方面军第6师电台队长。
参加了红军长征，圆满完成了无线电通信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电台队长，湘赣川黔省电台队长。
组织所属人员高标准地保证了作战、谈判等任务的通信联络畅通。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电台队长，晋绥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通信联络处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
领导通信人员出色地完成了西北、东北战场特别是西北战场的作战通信保障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通信学校、高级通信学校校长，通信兵学院院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等职。
为我军通信兵现代化建设和通信兵院校的创建、发展作出了贡献。
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0年9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龙道权少将龙道权（1913-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12师35团通信员、宣传队长、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第1师1团营政治教导员，红5军团第34师102团特派员，第13师特派员，红5军团保卫局第二科副科长，大金省保卫局代局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第二科副科长，第二分校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团政治委员，第1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等职，率领部队多次参加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4旅政治委员，第19兵团63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大同、正太、青仓、保北、清风店、察南、平津、太原、扶眉、陇东等战役战斗和解放兰州、宁夏之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斗。
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等职，是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2月1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7岁。
龙福才少将龙福才（1909-1965），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少先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3军9师机枪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参加了攻打吉安的战斗。
1932年任红3军9师军医处政委、参加了兴国、水口、草台岗战斗。
1934年任红1军团1师直属队总支书记，1935年任红1军团1师卫生部政委。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到红军大学学习，后在抗大校务部担任总支书记、指导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4后方医院政委、八路军卫生学校政委。
1939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考察团干部室组长。
1940年任延安军政学院大队指导员。
1941年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年底任警备旅代政治委员。
1944年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副政委，领导了忻州土改工作。
1948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7纵12旅政委，1949年任一野7军20师政委，参加了晋中、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7训练基地政治委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9月22日逝世，终年56岁。
龙大道龙大道(1901-1931) 字坦之，名康庄，字坦之，侗族，1901年出生在贵州省锦屏县茅坪镇茅坪村。
10岁入新学校接受“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15岁于锦屏县高小毕业，进天柱县中学读书。
1919年春随乡亲放木排东下武汉，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受教务主任恽代英的影响，6月参加了武汉地区爱国学生运动。
1922年冬，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聆听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人讲学，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1923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11月23日，经张其雄、施存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决心找到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改名为大道。
1924年9月，龙大道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次年6月，奉命回沪，在上海总工会曹家渡办事处从事工人运动。
1926年5月，龙大道任中共曹家渡部委书记，兼任部委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不久调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负责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训练工作。
10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工会举行武装暴动，龙大道指挥闸北地区，因准备不周，这次起义未能成功。
1927年1月，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团成员，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2月龙大道又参与领导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
接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区委，成立主席团，设置经济斗争、交际、纠察三部 ，龙大道为经济斗争负责人，参加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主持制定的第三次起义作战计划，龙大道是闸北地区指挥者之一。
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游行工人、学生和市民，龙大道也身负重伤，并被上海淞 沪警备司令部通缉，悬赏1000元银洋捉拿。
4月27日至5月9日，龙大道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9日至23日，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开装起义的经过。
会后被留在武汉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工作。
之后龙大道化名赵庄去汉阳兵工厂组织罢工，在一家茶馆和地下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经党组织营救，与几十名难友越狱成功。
出狱后继续领导汉阳工人斗争。
1928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参加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龙大道成 为新的8位领导人之一。
分工担任工人部长。
是年底，中央调龙大道回上海工作，以特派员的身分去芜湖、安庆、景德镇等地巡视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
1930年1月 ，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纱厂的罢工斗争。
6月，由于龙大道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多次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被扣上“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帽子，受到打击排斥。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龙大道等27名共产党员重要干部在上海被逮捕。
19日，龙大道等由公共租界特别法庭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总局，26日被移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
在狱中，龙大道和难友们吃的是砂子饭，睡的是木架叠床，脚上还带着20斤重的特大“半步链”，经常遭受酷刑拷打。
龙大道置个人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奋力抗争，还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了一份长报告。
2月7日晚，国民党反动派以移解南京关押为名，将龙大道、林育南等24人骗出牢房，集体秘密杀害于龙华塔下。
龙大道遗骸安葬于上海龙华24烈士墓中。
龙德云（1905——1956年），字腾霄，彝族，盘县糯寨人。
少时家有田产二百余石。
七岁始读私塾，成绩优异。
20年代，其父受响水的地霸邓云阶及黔军驻盘旅长易德安的迫害。
腾霄遂立志从戎，投军于滇军张冲部。
受张赏识，被委任为独立团三营营长。
后又保荐进云南讲武学堂。
因家又遭不幸，停学回家。
民国21年（1932年），赴昆明考入云南教导团第三军官训练队第二中队学习。
三年毕业，分在滇军第七旅任职。
26年编入60军184师赴前线抗日。
在台儿庄血战中受伤，遂回武汉治疗。
伤愈返昆后，任云南广福独立团营长。
因不满该军专制腐败而弃职赋闲于昆明。
其间与旧友朱家壁、何现龙等有联系。
受学生运动的影响，自订《新华日报》阅读。
朱、何又常将《今日之苏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刊交腾霄阅读，思想渐趋革命。
民国35年，腾霄回到家乡糯寨，即写信召回在滇军护卫团任职之弟德霖。
民国36年，龙腾霄与司开德（乡长）及德霖共商革命之事。
先后与水塘、老厂、忠义、乐民等地拥有武装力量的钱有光、钱云亮、孙治文、肖崇武、杨宏伟、丁伟光、陈云飞等联系。
邀约陈、丁、钱三人于乐民斗阁，讲述革命道理，晓以反蒋救国的大义，化解了三姓长期不容的矛盾。
三方杀鸡盟誓，决心摒弃前嫌，停止械斗，拥共反蒋。
腾霄等以指导种烤烟为掩护，走村串寨，宣传共产党政策和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发动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反迫害。
民国37年3月，腾霄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司令员朱家壁、副司令员何现龙的领导下，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黔西南第一支队”。
五月腾霄被委任命为支队队长。
腾霄在300余人的基础上，很快组织了千余人的武装力量，并于同年农历八月八日在糯寨召开大会，公开成立“农村经济复兴委员会”。
38年3月，亮出旗帜，发出“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声明，开展游击战。
腾霄率领游击队周旋于云贵边境，南盘江畔。
从糯寨战斗开始，经归顺，海子之战，又在水塘争取乡长张贞玺起义。
袭击归顺，活捉并当场枪决乡长许子明。
继而转战三万底、保田、祭山树、老厂、十里等地，捣毁区乡政权，开仓济贫。
到38年7月的一年时间中，先后打死打伤敌军数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枝。
民国38年7月，腾霄奉调三支队司令部工作，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致信腾霄，劝其“痛改前非”。
腾霄则复信要刘效法傅作义将军“高举义旗”。
并正告曰：“否则前途危急……如被引渡归来，何忍见于法场”。
1946年春，他联合了各有上百条枪支的丁伟光、陈云飞、孙志文、司开德等上层任务，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组成了一支三千多人枪的武装队伍。
1949年7月，奉罗盘地委指示，龙的原滇桂黔边区纵队黔西南游击支出改编为“滇桂黔边纵罗盘支队盘县游击团”。
二弟龙德霖同志任团长。
龙腾霄调任罗盘支队任参谋长。
解放后，龙腾霄同志任云南罗盘地区贵州兴仁专署工作，任兴仁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1年龙赴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培训班深造。
结业后调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
因病于1956年逝世。
龙清泉（1990 - ），奥运冠军，中国男子举重队队员，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人。
北京奥运会中国奥运冠军中仅有的几个少数民族运动员之一。
在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56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32公斤，挺举160公斤，总成绩292公斤夺得冠军，为中国队争得该届奥运会第六金。
龙应台（1952-），现代作家。
龙永图（1943-），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主要讲什么
《文旅》是余秋雨的第一部散集，所收作品主括两部分，一部分是、文化散文，散点论述，探寻文化；另一部分是回忆散文。
，书主要是以余秋雨先生在全国各地的文化之地的游览过程为线索，思想非常深刻，语言也极有震撼力，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其中对人性的拷问也极为深刻。
整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余秋雨先生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以及书中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该书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本书为当代著名散文作家、世界级文化学者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专集。
余秋雨的散文素以文采飞扬、思维敏捷、知识丰厚、见解独到而备受万千读者喜爱。
他的历史散文更是别具一格，见常人所未见，思常人所未思，善于在美妙的文字中一步步将读者带入文化意识的河流，启迪哲思，引发情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史学意义上的文化价值。
此外，还有早已传为名篇的论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笔墨祭》以及读者熟知的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
散文写成美文不易，写出点历史文化意味更难。
余秋雨的历史散文，也许可以让人二者兼得[1]。
《文化苦旅》是作者的一部文化散文集。
其中有些文章曾在各类文学评奖中获得首奖，全书的主题是凭借山水风物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
其中《道士塔》(选入人教版中学教材）《阳关雪》等，是通过一个个古老的物像，描述了大漠荒荒的黄河文明的盛衰，历史的深邃苍凉之感见于笔端。
《白发苏州》《江南小镇》等却是以柔丽凄迷的小桥流水为背景，把清新婉约的江南文化和世态人情表现得形神俱佳。
《风雨天一阁》《青云谱随想》等直接把笔触指向文化人格和文化良知，展示出中国文人艰难的心路历程。
此外，还有早已传为名篇的论析文化走向的文章《上海人》《笔墨祭》以及读者熟知的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牌坊》《庙宇》《家住龙华》等。
作者依仗着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所写下的这些文章，不但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而且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
[2] 余秋雨走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用其独特的观察力和洞悉力去深思这古老民族的深层文化，用心思细腻的笔触，为这趟巡视华夏文化的“苦旅”，写本书!它不甘甜，因为里头有太多不忍与亲身体验的辛酸.苦苦的味道，为这本纪录中国千年文化的书，多写了一道滋味.未看过《文化苦旅》之前，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处处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名胜与历史古迹在它们的背后会有如此深层的涵义；而作者运其妙笔，以干净漂亮的散文，组合，使它们成了一篇篇让炎黄子孙惊醒的文章。
走进书中的情境与思考，我们不禁严肃起来。
像一群被流放的孩子，流放到一块不甚熟悉的土地，逼使我们不得不因那历史和文化的推引，走向前去。
终于我们眼前出现了莫高窟的石洞，石洞依旧壮观，实像，壁画依然不言，我们静静看着光影投射在石壁上的变化，如同它们静静地看着敦煌千年的变迁。
千年前的第一刀划下，开启了千年后莫高窟的壮丽。
它曾遭遇浩劫:王道士手中一串钥匙把守了千年的敦煌，却任其流落在外人手里，而中华子孙却也将之弃而不顾，那一马车，一马车的文物输往外国。
多年后的今天，那神秘又充满意义的洞窟，为何能引起大家的注目它并非外表炫丽，而是它只是一种仪式，一种人性的，及它深层的蕴藏。
我们在这儿看到，美，也有宗教的天地，以及它是中国千年的标本，一样美的标本，纵使它曾经残缺，被人无情的，任意的转换。
“浅渚波光云彩，小桥流水江村”这副楹联道尽了江南小镇的魅力。
江南小镇它不是经由大自然雕琢出的自然山水，而是属于华夏古老文化的人文山水。
我们不曾到过此处，但书中的江南小镇却给予我们一种，回到家中那般自在，难怪历年来，许多文人遇到了政治不清明或人生不得志时，便会到此隐居起来，但在荒山结庐有着生活上的麻烦，“大隐隐于市”便成了文人来江南隐居的最好推力。
其实我们对「隐」有着正反两面的看法，好的一面其一就是当中国文化受到某些因素例如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地区而开始凋零时，文人或学者们就会带着他们的知识修养到此处隐居起来，藉以免于战争或政治的迫害；其二生老病死与官场浮沉是文人们的失意时刻，做什么事都不顺心，此时最好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身心获得纾解，找个地方隐居，等休息够了又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
坏处是有人会把隐居当作沽名钓誉的工具，假隐以求得一官半职，这些举动让中国特有的隐的文化开始产生变质，隐士生前的孤傲和死后的名声全然黯暗。
尽管如此，我们对隐还是保有着正面看法，因为古代中国给文人发展的空间实在大狭隘了，逼得他们除了隐或许只有一死，与其这样让自己的雄心壮志陨落，我们会选择沉潜，待有朝一日能东山再起。
上杭 特色习俗
保禾苗 山区田段分散，农民常在每坑每段认一大树。
石壁或挖一地堂作社稷（土地神，俗称“田伯公”），每年开春初次下地干活时，带上香烛茶果供品，祈求田伯公保佑禾苗茁壮生长。
此外还有全村统一的保禾苗活动，时间和方式各地大同小异，城郊在农历四月初八，才溪、通贤在四月十二，中都在五月节前，而湖洋则是在禾亩长势差时才供祀求保。
食新饭（也叫尝新禾） 一般是在农历六月初六，也有提前挪后的，通贤是“小暑后的第一个逢卯日”。
是时，如未开镰收割，人们先割下一把禾谷来和着做“新饭”，并做米粿粄子供敬田伯公，实则是吃夏收夏种的开工饭，此俗中都无。
解放后，保禾苗、尝新禾时扛菩萨、敬田伯公之俗己除，但是做米粄之俗照旧，四乡还有“禾了一臼糍，田了一只鸭”之俗，即割完稻子，家家做糯米糍粑，插完晚稻秧苗，鸭子也肥壮了，户户杀鸭于加餐。
求雨 解放前，每逢久旱不雨，即有烧香许愿、戴青求雨之俗，连知县老爷们有时也带领官员到五谷神庙烧香跪拜，戴青求雨。
解放后此俗已除。
牛生日 农历三月初三为牛生日，此日耕牛休息不下地。
蚊洋牛生日是十月初一，而中都虽下叫牛生日，按乡俗清明日为牛休息日。
此外，通贤一带还有农历十月十二日为“五谷神诞辰”和十二月十五“还天灾”之庆，中都的龙华会是五月二十、八月二十和十月二十，是日，妇女们从四面八方来到田背村水口宫下的云霄阁，焚香祭拜，祈求北帝祖师保佑丰调雨顺、平安万福。
解放后此俗仍有残留。
行业经营习俗农村交易一般在五天一次的圩期进行。
县城东门坝地，后改西门石固宫前设有猪、牛市场，农历逢二、七为猪仔圩，逢五、十为牛纲圩，各乡（镇）的猪牛交易在当地圩期进行，每逢四、九的南阳和寨背圩是全县最大的耕牛交易市场，四邻八乡都有人前往买卖。
牛猪交易中有专门的“中人”（俗称“牙人”）作中介，他们评价牛猪的好坏及买卖的价钱均用“江口”（即行话），一般人是听不懂的。
选购时请“牙人”指点，交易一经谈成即先付定金，随后结算交“货”。
城区的米、糠、木炭集市，也有“中人”给过称、计费、开单，并按规定收取手续费，此俗至今仍沿袭下来。
各行各业都有本行业的“江口”，本行业人员在工作和接触时作暗语用，各行各业也有语言忌讳，如开船之前不许喊“陈老板”，因为陈与沉同音；买肉如买“猪舌”要叫“猪赚”，因为上杭话“舌”与“蚀”近音，为亏本的意思。
行业开业也有一定俗规，目的是图吉利，造纸开槽，建房破土动工等，都要杀雄鸡以血祭（俗称“出煞”）。
农村理发有“扎头”（定剃头）之俗。
由师傅定期到扎了头的主顾户理发，并按规定由扎头户轮流供给师傅饭食，工资以稻谷计算。
如果年底最后一次没有再叫师傅剃头，则表示来年不再“扎”（定剃）了。
过年头必须在正月初一开门之前理完，一些工商户年关生意繁忙无暇理发，往往到除夕晚上还要请师傅赶剃。
男性新婚前一日理结婚头，官家富户庄重其事，把师傅请到家里，在厅堂正中摆上香案，击鼓剃头。
丧家子孙在“七期”内不可剃头。
解放后，新婚击鼓剃头和“七期”内不可理发之俗已废除。
学艺习俗拜师学艺一般都要先写师帖，学徒期多为三年，头一二年干粗活、杂务，到第三年才传授手艺。
多数学徒饭食自备，不给工资，逢年过节还要给师傅送年节礼，出师时要设宴谢师。
学泥匠、木匠、石匠、裁缝，理发的，出师时师傅多有送给简单生产工具，学徒期内，有的也适当发一点生活费用。
学徒如果是随师傅入人家做工，一般由东家供给饭食，但工资则归师傅（也有给学徒一点零花钱的）。
请详细介绍深圳市发展史
深圳的经济特区发展只有30年，但却曾经有着6700多年的人类活动史。
新石器时代中期就有原住居民百越人等繁衍生息在深圳土地上，深圳有1700多年的郡县史、600多年的南头城、大鹏城史和300多年的客家人移民史，深圳的城市史已有1673年。
早在1600年前，深圳地区就曾有过移民浪潮，内地人曾为开发新安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东官郡所辖六县中，第一个就是宝安县，县治与郡治同在一处，系江海交通要冲，海防军事重镇。
新安故城开创了深圳城市发展的源头，成为深圳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中心。
历史的变迁经常表现在“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新安故城的发展变化也是如此。
梁天监六年（507年），东官郡改为东莞郡，陈将郡治移至增城。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将宝安县名改为东莞，县治从南头移到今天的东莞市。
夏、商、周年代，深圳是百越部族远征海洋的一个驻脚点。
居殖在深圳沿海沙丘谷地区域的百姓，是百越部族的分支——南越部族。
他们以捕鱼、航海维生，甚少农垦。
自秦朝，即为广东地。
秦皇统一中国后，于公元前214年在岭南设置了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谪徙秦国人50万人开发。
时属南海郡（郡治广州）的深圳，便融入了秦代的中原文化，后为南越国地。
大汉帝国、东汉属于交州（管辖广东、广西、越南大部）南海郡。
西汉设郡前属越地、南粤地（南越地）。
到了五代，宋、元以后，深圳在行政方面的隶属关系都发生过一些变化。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南头城，即明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广州左卫千户崔皓在原旧城址上修建的“东莞守御千户所城”。
明万历元年（1573年）从东莞县又分设新安县，以该所城为县城。
\\\/据近几年的考古发现，深圳迄今已有6000年的历史。
据有关地下考古挖掘和地面古代遗址的资料表明，深圳的历史源远流长。
在大黄沙、大梅沙沙丘遗址发现的陶器、石器显示，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息在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创造了深圳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
目前已查明，深圳有文化遗址103处，古墓葬234处，古建筑和历史纪念建筑68处，近现代史迹和革命纪念建筑97处，旧海关税 站和界碑等有12处。
经过筛选，市政府已分3批公布了36处文物保护单位。
其中的大鹏城和“中英街”界碑于1989年被省政府确认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深圳地处南中国海之滨，椰风海韵，细浪白沙，景色怡人，历来被视为“华夏南大门、连陲风景线”。
自东晋以来，深圳在政治、文化、经济、交通及海防军事等方面就有重要的地位。
考古材料证明，早在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劳动、生息、繁衍在深圳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
自秦之后，深圳百越族居民已统属封建中央集权统制，汉在深圳已有盐官之设，在南头、西乡、沙井、大鹏以及香港李郑屋村等地，均发现汉代墓葬。
从葬礼及出土文物看，当时已融合了先进的中原文化。
东晋南朝250多年间，是深圳鼎盛时期，置东官郡，领宝安、兴宁等六县，管辖范围包括珠江三角洲及惠阳一带，当时的宝安县辖地大概为今天的东莞市、深圳市和香港地区。
唐代深圳水域成了海路交通要冲。
在南头设屯镇，驻有岭南节度兵；宋代设“巡海水师营”，深圳在宋朝时期是南方海路贸易的重要枢纽，属于广州香山县。
盛产食盐、香料。
至元朝，又以出产珍珠著名。
元代隶属广州路，明代隶属广州府，深圳市的前身又曾名为新安县。
公元1573年，中国明朝政府扩建东莞守御千户基地，建立新安县，并建县治于南头，辖地包括今天的深圳市及香港区域。
经济以产盐、茶叶、香料和稻米为主。
明代是深圳历史上的中兴时期，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筑南头东莞守御千户所城和大鹏守御千户所城。
稍后立南头寨，形成宠大的军事机构，为“虎门之外卫，、省会之屏藩”，抵御倭冠、海盗以及其他外来侵略者。
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南头军民在巡海道汪宏的率领下，在南头海域歼灭了葡萄牙舰队。
到了清朝嘉庆年间，新安县居民已达到225979人。
人口大增，农业生产和渔、盐业得到很大的发展。
清代隶属广肇罗道广州府。
1842年7月至1898年4月期间，中国清政府与英国相继签订《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港岛、九龙和新界割让、租借给英国。
至此，原属新安县的3076平方公里土地中，有1055.61平方公里脱离其管辖，深圳与香港从此划境分治。
民国二年（1913年），新安县复名宝安县，治所仍设在南头城。
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才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深圳人民为民族解放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特别是抗日东江游击纵队，活跃在惠东，宝一带，狠狠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并将困于香港的文化人士护送到解放区，为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南头沦陷，宝安县政府临时迁往东莞县。
1953年，因深圳联接广九铁路，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兴旺，宝安县治东迁至距南头10公里外的深圳墟。
1979年3月，中央和广东省决定把宝安县改为深圳市，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11月，中共广东省委决定将深圳市改为地区一级的省辖市。
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现在，该天也被世人亲切的成为深圳生日。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中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
1981年3月，深圳市升格为副省级市。
1984年2月24日至26日，第一次视察深圳，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1988年11月，国务院批准深圳市在国家计划中实行单列，并赋予其相当于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
1990年12月1日，新中国第二个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诞生。
1992年第二次南巡，视察深圳，并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谈话：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特区姓“社”不姓“资”。
1992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市政府制定地方法律和法规的权力。
2004年，深圳成为全国首个无农村无农民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