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锡山青雄师，亲训师那个写的对
亲训师写的对。
找不到其资料，只能用以下代替，请看晋中战役1948年5月，在人民解放军攻克晋南军事重镇临汾(参见临汾战役)后，国民党军太原绥靖公署主任阎锡山为维持其统治局面，以5个军部、14个师、3 个暂编总队，以及22个保安团，21个保警大队等，总兵力约13万人，布防于北起忻县，南到灵石，东至榆次，西至孝义，汾阳等15座城市的狭长地区，构成以太原为中心，以同蒲铁路(大同至风陵渡)为骨干的晋中防御地带，并以其第34、第43、第6l军各一部，及阎锡山“亲训师”、“亲训炮兵团”共13个团组成“闪击兵团”。
进行机动作战，以阻挡人民解放军的进攻，并乘机大肆抢掠小麦。
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为保卫晋中麦收，削弱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的有生力量，创造夺取太原的有利条件，以第1兵团第8、第13纵队，太岳军区部队，北岳、太行军区部队各一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部队一部，共49个团6万余人，由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第1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徐向前统一指挥，采取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运动战的方针，发起晋中战役。
6月11日，先以吕梁军区3个旅进至汾阳、孝义间打击抢粮的国民党军，并攻占仁岩等地；12日，太岳军区部队攻占灵石。
13日，阎锡山令“闪击兵团” 分别由汾阳、孝义、平遥、介休等地出动，企图歼灭吕梁军区部队于高阳镇地区。
吕梁军区部队进行奋勇阻击，至17日双方形成对峙。
第1兵团为诱使“闪击兵团”回窜，求得在运动中歼其一部，18日以第8、第13纵队从平遥、介休东南山地隐蔽北进，实施迂回，19
徐向前是如何打败阎锡山的
诱使固守在城中的阎锡山部出城作战。
1947年10月和12月，徐向前带领部队在陈赓太岳纵队一打运城失利的情况下又两度攻打运城，取得了首战胜利。
次年3月又攻下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临汾，为最终解决阎锡山反动部队扫除了外围障碍，但这些并未让阎锡山正感到害怕，因为他还有自己的精锐部队和蒋介石以及美国人撑腰，相信凭借太原险要的地势能够使徐向前的部队有来无回。
但徐向前在打下临汾以后不久就让阎锡山感到了切肤之痛。
此时的徐向前正在率6万地方武装与自己的山西隔河老乡阎锡山激战。
徐向前兵团所在的山西战略位置极为重要，阎锡山西进可配合胡宗南夹击彭德怀，东进可配合傅作义夹击聂荣臻部。
好在徐向前及时解放了山西。
晋中地区是产粮区。
1948年的6月底正是麦收季节了，当时正坚守在各城市中的阎锡山的10多万大军，要吃饭就势必要派兵出城抢麦囤粮，老百姓早就盼着解 放军来保护麦收。
根据形势徐向前提出“保卫麦收”这句口号。
1948年6月徐向前决定集中6万兵力北上晋中，确保晋中“麦收”，保证解放军有饭吃，并以此 诱使固守在城中的阎锡山部出城作战。
为迷惑阎锡山并掩盖真实用意，徐向前派兵征集民船，造成主力渡黄河支援彭德怀夺回延安的假象，并派吕梁军区彭绍辉（开 国上将）部大张旗鼓进至高阳镇。
阎锡山认为彭绍辉部脱离主力机不可失，他将高倬之指挥第34军、第43军和“亲训师”编为“闪击集团”，合击高阳镇的吕梁 军区部队。
徐向前的刚成立不到一年的8纵与阎锡山的王牌“亲训师”和“亲训炮兵团”在汾河滩上不期遭遇了。
不到3天时间，“亲训师”攻击连连得手，彭绍辉部伤亡惨重，彭绍辉只好下令撤退。
但此时一张巨大的网已经撒开。
事实上，徐向前只是制造了主力部队南渡黄河 的态势，专等阎锡山的“闪击集团”钻进口袋后，迅速命令第8纵队向平遥、介休以东平原地区迂回出击，切断平遥之间的交通，割裂敌军联系，同时徐向前命令彭 绍辉部由撤退改为进攻。
阎锡山见中计急忙收缩兵力，但为时已晚，他的“闪击集团”已被解放军牢牢包围，并大部被歼灭。
当时阎锡山军中收编了不少日本军人。
追击时，解放军战士冲进一间挤满日本兵的屋子，为首的日本军官拦上来问：“你的太君的徐向前
”战士大声说：“是 的。
”日本军官转头一声呼叫，满屋的敌人立刻缴械投降。
一场由“保卫麦收”口号而引发的晋中战役，让阎锡山几十年的心血付之一炬，10万余人被我军歼灭。
徐向前抓住这个战机，命令部队迅速将其就地歼灭。
虽然阎锡山的这支王牌部队装备优良，但却在硬碰硬中像豆腐渣一样只用两个小时就被全部歼灭，只逃掉带伤的少将师长陈震东。
阎锡山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晕倒在地，连连长声哀叹：“我阎百川白活了六十五，让个邻村的乡亲后辈徐向前整的好苦。
”不过，阎锡山没想到更惨的结局还在后面。
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听到徐向前汇报晋中战役时插话说：“哎呀，你们还不到六万人，一个月内消灭阎锡山十万，单是正规军就搞掉 他八个整旅，你说一说，你们那个晋中战役是怎么打的
”话语中充满了对徐向前指挥才能的赞扬。
1948年10月5日，我华野第一军团在徐向前的指挥下发动太原战役，以摧枯拉朽之势解放了太原地区，阎锡山极度悲观地逃到了南京，后来又飞逃台湾，过着所谓“十年隐居，十年著作”的生活，与人民为敌的大军阀最后落了个尸骨无归的下场。
求阎锡山部下一旅长或者团长级别的军官资料，姓张，大约叫张X楼，可能是叫张全楼
分数也太少了阎锡山，字百川，生于1883年，卒于1960年，山西省五台县河边镇（今定襄河边）人，国民党时期太原绥靖公署主任、第二战区总司令、行政院院长。
阎青少年时代在家乡念私塾，后来考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考取留日官费生，被清政府派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
1905年他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并参加了军人中的革命组织“铁血丈夫团”。
1911年10月29日，太原辛亥起义成功，阎锡山被推选为大都督，以后逐渐总揽了山西军政大权。
阎锡山是山西乃至中国近代史最为知名的山西人之一。
他深喑权术，朝秦暮楚，一生中苦心经营自己的“地盘”，素有“土皇帝”之称。
对内，他提出“保境安民”的口号，努力发 展农桑、水利和工业，还在经济极为窘迫的情况下，修了一条让世人贻笑至今的同蒲铁路。
对外，他长期奉行“反蒋联蒋、反共联共”的政策，为的是确保自己在山西的利益。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又故伎重演，一方面积极准备抗日，组织了“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实际是由共产党领导），建立“抗日决死纵队”，一方面又秘密勾结侵华日军，谋求一己私利。
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这是“在三个鸡蛋上跳舞，哪个鸡蛋也不能踩破”。
抗战胜利后，他积极参加了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内战，在山西大肆推行以清洗共产党为目的的“三自传训”。
1949年3月，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阎锡山逃离太原，同年5月在广州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1960年病逝于台北。
阎锡山在山西执政38年，也是国民党要员中从辛亥革命到大陆解放，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人。
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用人之道，他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
阎锡山非常重视用人，他积多年之经验，在《日记》中不惮其烦地多次总结他的用人经验。
他很欣赏曾国藩说的“用人以外无经济(经国济民)”的话，认为“得人事举，失人事败”，“有干部即有政权”，“没有人的困难比没钱的困难还大”；同时，他感到用人是一件很难的事，多次说过“知人难，用人尤难”，认为“用人如御马，御之善可以行远，御之不善反能覆身”。
“用人处事，不慎之于始，必悔之于终”。
他忧虑的是自己“智不足以知人，勇不足以胜人，仁不足以感人”。
(本文引语均见阎的日记，以下不另加注) 但阎锡山的用人之道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用人唯亲或用人唯贤。
它是一套系统工程，各种方式兼蓄并用，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变化以及实力的培植，各个时期又各有其侧重点。
我们且对它作一分析。
一、五湖四海 肆应各方 民国初年，可以说是阎锡山用人最广泛、最开明的一个时期。
这是因为：第一，执掌一省军政机关，他手下没有那么多可以胜任的人才。
第二，辛亥起义之后，他曾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阻挠袁世凯乘车经石家庄北上就任清廷内阁总理大臣。
袁世凯对他们恨之入骨，除派人收买吴的卫队长将吴刺死外，还违约进攻山西，迫使阎锡山转战归绥道。
南北议和告成，清帝退位，袁世凯即将接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仍不让阎锡山率民军退回太原。
后来，在孙中山的力争及各方面的支持下，袁才被迫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在此情况下，阎锡山用人就不得不考虑如何取得袁世凯的同意。
清朝规定，本省人不能在本省担任县知事、道尹、巡抚等主要官职。
民国初年，除起义的少数县份为同盟会员出任知事外，大部分县份服从民国政令，还是原班人马。
这里只谈省地级主要官员的任用。
袁世凯被迫同意阎锡山继续担任山西都督，条件之一是在山西实行军民分治，意欲削去阎锡山掌管民政的权力。
但袁世凯的势力并未进入山西，所以山西的民政官员还是由阎锡山与各方协商之后，由袁世凯任命的。
以下对省级主要官员作一介绍： 李盛铎：字椒微、木斋，江西九江人，原是清末山西的提法使(俗称臬台)，辛亥太原起义后在民间藏匿数日，军政府政事部长景梅九多在娘子关前线参赞军机，其他人又不谙政事，遂请李任民政长。
清军反扑进占太原后，清政府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张莅任不数日即离开，清政府遂任命李盛铎为护理山西巡抚。
共和告成后，李即致电在归绥道托克托的阎锡山回晋主持工作，但在袁世凯的阻挠下，阎不得不在忻州待命。
后在各方支持，孙中山提出由阎锡山任都督、李盛铎任山西民政长(即省长)，问题才算解决。
1912年3月15日，袁世凯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同日任命李盛铎为山西民政长，李到任后觉得办事棘手，随即提出辞职。
周渤：宇士贞，湖南长沙人，原为清末的太原知府，辛亥太原起义后未予触动。
李盛铎提出辞职后，阎锡山与当时的国民公会负责人认为周是袁可以接受的人物，遂向袁推荐。
袁于3月24日免去李的职务，任命周为民政长。
周干了3个月，以同样理由提出辞职。
谷如墉：字芙塘，山西神池人，清进士，山西最早加人同盟会的谷思慎之叔父，曾以钦差身份任陕西省财政监理官，辛亥后回晋赋闲。
周提出辞职后，阎又与国民公会改组而成的临时省议会推荐谷如墉为民政长。
当年9月15日，袁世凯将周免职，任谷为山西民政长。
谷对共和制度抱怀疑态度，与新派格格不入。
张瑞玑：字衡玉，山西赵城人，清进士，曾任陕西兴平县知事，辛亥年扔掉顶戴，欢迎起义军，后回乡赋闲。
12月30日谷去职，张继任。
但张以名士自居，每日诗酒自娱，少理政事，被同盟会员谷思慎、梁上栋在宴会上嘲弄，乃于1913年1月23日离职。
赵渊：山西河曲人，清末曾在四川任安岳等县知事、重庆府知府，辛亥后任黑龙江省民政长，1913年1月23日接任山西省行政公署民政长。
陈钰：字震之，山西繁峙县人，清末任宣化府知府，因其与袁世凯的族人有亲戚关系，阎遂向袁推荐。
陈于1913年6月24日取代赵渊(后改称山西巡按使)，任职至1914年5月26日。
以上这些人都是清朝遗老，有的与袁世凯且有瓜葛，阎锡山推荐或同意任用这些人，乃是为了消除袁的疑虑，取得袁的信任，以保存其实力。
后来，袁世凯派他的爪牙金永(字道坚，浙江杭县人)于1914年5月26日出任山西省巡按使后，阎锡山即处于金的监视之下，谈不到推荐之责了。
民国初年，担任各路观察使和各道道尹(两者约相当于后来的专员)的是： 朱善元：字复初，浙江杭县人，曾任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
徐之荣：字戟门，浙江建德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孙奂仑：字药痴，直隶玉田人，曾任冀宁道道尹。
贾景德：字煜如，山西沁水人，曾任北路观察使。
邹道沂：字申府，山东聊城人，曾任北路观察使、雁门道道尹。
单晋如：字味仁，江苏江都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方 贞：字千周，河南商城人，曾任雁门道道尹。
马 骏：字君图，山西晋城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高景棋：字养祉，河南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杨葆昂：字伯驹，江苏武进人，曾任河东观察使。
民国初年，各地区设有镇守使(约相当于今之军分区司令员)，担任镇守使的有： 董崇仁：字子安，山西定襄人，1913年2月6日任晋南镇守使。
张培梅：字鹤峰，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8月12日接任晋南镇守使。
1927年6月卸任(1924年以后因故回乡，但职务仍保留)。
孔 庚：字雯轩、文掀，湖北人，同盟会员，原任清军第六镇军官。
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继续革命，曾任朔方兴讨使、北上民军总司令等职，1914年3月至1917年8月，先后任晋西镇守使与晋北镇守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1916年5至6月间，曾任晋北镇守使。
张树帜：字汉捷，山西崞县人，同盟会员，1917年至1927年曾任晋北镇守使。
杨沛霖：字芳圃，山西霍县人，同盟会员，1916年6月曾任辽沁潞泽镇守使，11月26日，在同浮山县陈采章的“大汉义军”作战中阵亡。
赵丕廉：字芷青，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曾任辽沁潞泽营务处长(相当于镇守使)。
阎锡山的都督府下设军政、参谋两司，其主要人员为： 黄国梁：字少斋，陕西洋县人，军政司长。
孔繁霨：字云生，山东滕县人，同盟会员，参谋司长。
赵戴文：字次陇，山西五台人，同盟会员，参谋长。
刘绵训：字翼若，山西猗氏县人，同盟会员，秘书厅长。
辛亥起义后，民军暂编为一个师，辖两旅四团，并直属一个骑兵团。
其人员为： 孔 庚：师长兼第；旅旅长。
刘越西：字廷森，云南人，同盟会员，原第六镇炮兵营长，燕晋联军失败后来晋，任第二旅旅长。
张培梅：团长。
倪普祥：一说名德薰字普香，浙江人，同盟会员。
团长。
赵守钰：字友琴，山西太谷人，同盟会员。
团长。
台寿民：字林逸，安徽人，同盟会员。
团长。
张树帜：骑兵团长。
1916年，袁世凯病死。
1917年，阎锡山改任山西督军兼省长。
他将原有的军队第十二混成旅(袁在位时由师缩编而成)与山西巡按使金永的警备队改编为四个旅。
其旅长为： 商 震：字启予，浙江绍兴人，第一旅旅长。
马开崧：字子乔，同盟会员，浙江嵊县人。
第二旅旅长。
孔繁霨：第三旅旅长。
赵戴文：第四旅旅长。
再看他的参谋长(或称高级参谋、参谋处长)，从民国初年到太原解放，历任参谋长是： 赵戴文： 李敏：字勉之，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台寿民： 朱绶光：字兰荪，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辜仁发：字达岸，湖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石荣熙：字华岩，湖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
楚溪春：字晴波，河北蠡县人，保定军官学校与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
郭宗汾：字载阳，河北河间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赵世铃：山西山阴人。
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阎锡山军队的将领，民国初年是以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和阎在新军中的骨干为主的。
1914年，保定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杨爱源、孙楚、周玳、荣鸿胪、傅汝钧、徐岱毓、孟兴富等二三十人来归，次年又有第二期学员杜春沂、张会诏、周士廉、刘光斗、冯鹏翥、秦绍观等来归。
特别是1918年来归的第五期学员傅作义、 珍、李生达、王靖国、徐子珍、李服膺、白濡青、赵承绶、杨耀芳、温玉如、贾学明，以及外省籍的楚溪春、李俊功、刘 馥等的归来，为阎军增加了一些新生力量，人们称其中较有作为的13人为阎军的“十三太保”。
之后，阎有意延揽保定军校学员，又有外省籍的彭毓斌、周原健、梁培璜、章拯宇、杨效欧、孟宪吉、吕瑞英、杜 、方克猷、陈长捷、刘奉滨、史泽波、赵晋、梁春溥、张荫梧等的归来。
到1927年阎锡山参加北伐，以至后来的抗日战争，保定军校学员成为晋绥军的主要将领。
抗战后期及解放战争时期，其北方军校的学员担任将领的才日渐增多。
就地域而言，阎锡山任用将领并不拘泥于山西人。
在他手下服役的旅长以上将领(不包括参谋和后勤人员)有100多人，其中约有半数左右是外省人，在师旅长职位升为正副军长以上的，据不完全统计又有： 商震：浙江人，第三十二军军长，山西省政府主席。
楚溪春：河北蠡县人，第四十三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抗战末期的北区总司令，参谋长。
陈长捷：福建闽侯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
杨效欧：湖北随县人，中原大战时的第二军军长。
吕瑞英：浙江永康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
彭毓斌：湖北黄陂人，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梁春溥：山东文登人，第二十三军军长。
梁培璜：河南光山人，第六十一军军长，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
孙福麟：河北青县人，第八十三军军长，第十五兵团副司令、代司令。
刘奉滨：山东滕县人，第二十三军军长，第十三集团军副总司令。
郭宗汾：河北河间人，第三十三军，第四十三军军长，参谋长。
章拯宇：河北通县人，独三旅旅长，第十九军副军长。
张荫梧：河北博野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副军长(阎兼军长)，中原大战时任津浦前线阎军第四路总指挥，下辖三个军。
曾延毅：湖北黄冈人，第三十五军副军长。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史泽波：河北献县人，第十九军军长，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
关福安：吉林人，北伐时的第七军军长。
从以上情况来看，阎锡山在民国初期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用人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唯才是举。
这实际上是他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得不为此而为之的： 第一，他在民国初年选荐的几任民政长，完全是为了应付袁世凯的，不如此他就在山西站不住脚。
即使如此，袁世凯最后还是派金永担任巡按使，监视阎锡山，连阎推荐民政长官的权力也剥夺了。
第二，这样做是为了酬谢有功人员。
辛亥起义后， 阎锡山与吴禄贞共组燕晋联军，在石家庄截断京汉铁路，阻止袁世凯北上就任清廷总理内阁大臣之职，袁恨之入骨，除派人刺死吴外，则将阎视为死敌。
因此，在南北议和期间，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违约进犯太原，阎锡山只得分兵南北，自己率民军一部转战归绥道。
共和告成清帝退位后，阎锡山率部于返回太原途中，袁又令其停止于忻州，听候处理，否则即以违令论。
阎乃派定襄人、袁世凯的门生董崇仁进京说项，而当地的忻州知州朱善元则尽一切努力安排阎部三四千人的食宿，并为战士缝制新的服装，花费数万元。
民国初年，阎任朱为中路观察使，冀宁道道尹，任董为晋南镇守使，都是为了酬谢他们对自己在危难之时的支援。
第三，是为了掌握全省军政。
在阎锡山执政初期，因其用人特多，而他自己还来不及培养干部，况当时志同道合的同盟会员也为数不多，晋北晋南的同盟会员又与他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他不得不留用大批清末官吏，其中尤以省府公务员和地方官员为多。
金永主政时，又换为他自己的亲信。
第四，阎锡山把军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和同盟会员手里，这就说明其他人虽为高官，并没有左右形势的权力。
即使同盟会员也有亲疏之别，能参与决策的在民国初年不过是赵戴文、南桂馨、张培梅、张树帜等少数人而已。
第五，阎锡山手下的将领约有半数是外省人，副军职以上的高级将领又有近20人之多，他们大都是为阎打江山的战将。
民国初年，能够带兵独挡一面作战的继孔庚之后，只有商震与张培梅二人。
带兵到湖南攻打护法军的是商震(因大局变化失败)，在晋南剿击郭坚匪部的是张培梅与商震，在辽县抗击樊钟秀人侵的是商震，在大同堵截国民军的是商震，北伐时的左翼总指挥又是商震。
陈长捷也是有名的战将，忻口战役于1937年10月11日开始后，中央地区是最激烈的战场，郝梦龄与陈分任正副总指挥。
16日，郝在一线阵亡后，王靖国于17日接任总指挥，住于忻口村南的一个小村子里。
而在前沿阵地后之红沟9号战备窑洞内坚持指挥的实际上是陈长捷。
楚溪春在抗战后期担任第二战区北区总指挥，日本投降后率先率部进入太原和大同。
史泽波随国民三军人晋时，不过是个连长，他也是以战功而逐步升为军长的。
阎锡山对这些为他效命疆场的战将论功行赏，委以重任，用其所长，使他们为自己继续服务。
他在日记中写道：“用人之长，较用己之长效大百倍，因人无穷已有限。
”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他大胆地提拔和重用了外省籍的人才。
阎锡山手下有哪些大将
最好把所有大将的名字都列出了。
第一军 军长孙楚，辖孟祥吉、陶振武、马延守3个师； 第二军 军长杨效欧，辖周思城、徐岱毓、李乐滨3个师； 第三军 军长王靖国．辖田树梅、杜堃、田绣章3个师； 第 军长李生达，辖霍原璧、段树华、陈长捷3个师； 第五军 军长李服膺，辖朵珍、李俊功、贾学明3个师； 第六军 军长杨耀芳、辖方克赵廷英、温玉如3个师； 第七军 军长关福安，辖郭宗汾、鲁英麟、刘添贵3个师； 第八军 军长诏，辖杜春沂、周原健、于镇河3个师； 第九军 军长冯鹏翥，辖楚溪春、高鸿文、黄光华3个师； 第十军 军长傅作义，辖苗玉田、叶启杰、白濡青3个师； 第一保安纵队 司令丰玉辖李廷秀、王辅、刘召棠3个旅； 第二保安纵队 司令杨澄源，辖刘光斗、李嘉林、梁鉴堂3个旅； 第三保安纵队 司令周士廉，弼、刘逢吉、马良3个旅； 第四保安纵队 司令秦绍观，辖刘濯清、樊赓灿、黄士桐3个旅。
上述4个保安纵队，中原大战开始后，均改为军的建制。
骑兵司令赵承绶，辖孙长彭毓斌、吕汝骥、郭凤山4个骑兵师。
炮兵司令周玳，辖辜仁发、杨耀芳、温玉如、曾延毅、卢珖、周俊杰、冯鹏翥7个炮兵旅（各旅长在中原大战开始后稍有调整）。
阎锡山三百年的中国
去台湾之后的日子 -------------------------------------------------------------------------------- 文\\\/黄愚 这个山西的土皇帝与老蒋貌合神离。
，与直接对阵。
而之前之后也多次参与倒蒋行动，拥兵自重的阎锡山从没真正服过。
当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倒台，蜂拥到台湾后，能有阎锡山的好果子吃吗
阎锡山好坏也算条汉子，到台湾后，阎锡山依然到处拆台，不过他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大限已到…… 1949年12月初，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攻下贵阳、后，分兵三路，直指成都。
12月8日，国民党“长”阎锡山率“副院长”、“总统府秘书长”邱昌渭等人，在一片凄风愁雨中，乘专机飞抵孤岛台湾。
阎锡山到达后的当天下午，即在寓所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国民政府”自即日起迁移办公。
自此，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
痛斥国民党 惹恼 阎锡山刚到台湾时，还颇有几分卧薪尝胆、卷土重来的意味。
他频频召开新闻发布会，反复宣传到台后的施政方针，并多次发表演讲，批评国民党内的不团结，总结在大陆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决心立足台湾好好干一番事业。
殊不知，这个时候的蒋介石正在重新考虑“国民政府”的人事安排。
蒋介石的用人政策，历来是以自我为中心。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历史上，被称为“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曾几次倒蒋，甚至在中与蒋介石直接对垒。
蒋介石对他一直心存芥蒂，但考虑到国民党刚到台湾，百废待兴，一切以稳定为好，所以对阎锡山还是比较客气。
虽然阎锡山有自己的个性，但他也知道自己这个“长”看似权力很大，其实是一切以老蒋的意见为是，老蒋说什么，他就得干什么。
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阎十分讨厌，但也无可奈何。
尽管如此，阎锡山还是到处发表讲话，痛斥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同时对国民党内部帮派之间的矛盾十分不满，对国民党的一败再败的战略指导思想，多有责备之意。
阎锡山的讲话处处刺到了蒋介石的痛处。
这些话如果让老蒋本人来讲，一点事也没有，而阎锡山却毫不顾蒋的面子，句句话带刺，这就使蒋感到难堪。
于是，马上换掉阎的想法在蒋介石的脑子里形成了。
改组“” 当了替罪羊 早在国民党逃台的前夕，蒋介石就卸去“总统”一职，由“副总统”代之。
而这时，远在美国，按照国民党所谓“宪法”，“总统”、“副总统”缺位时，应由“行政院长”代行其职权。
这就是说，阎锡山在台湾就应该是绝对权威。
但蒋介石早就把这些所谓的“法统”丢在脑后，对“行政院”的工作，事无巨细，处处过问。
特别是人事上的安排，蒋更是牢牢抓住不放。
1950年元旦刚过，蒋便把阎锡山叫到办公室，说是与他商量“行政院”改组人选，其实就是通知他应该换哪些人。
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形成了以下的人事任免名单： 一、谷正纲代理“内政部长”； 二、陈良任“交通部长”； 三、阎锡山辞去“国防部长”职务，由参谋总长顾祝同兼任； 四、“政务委员”张群辞职，由丘念台继任； 五、关吉玉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一职，由继任。
从这个名单可以看出，谷正纲、顾祝同、等蒋的嫡系接替了阎锡山的人马，就连阎锡山本人任职多年的“国防部长”一职，也失去了。
“行政院”改组，引起了国民党各方人士的不满。
一天，阎锡山刚刚吃过晚饭，正在院子里散步，一帮四川籍的“立法委员”闯进了阎的官邸，他们气愤地质问阎锡山：“这次‘政府’改组，为什么四川这么一个大省，竟无一人‘入阁’
” 这一问，倒把阎锡山问住了。
因为他名为“行政院长”，但改组人事他却不能做主。
这次改组，他圈子里的人也“改”掉不少，但这怎么好与人明说呢
阎锡山一肚子苦水无处倒，自己没有落到好，反而当了老蒋的替罪羊，处处遭人埋怨。
辞别官场 著书立说 蒋介石频繁干预“行政院”事务，弄得阎锡山十分窝火，时间一长，他就产生了卸任的念头。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一脚踢开，在正式复职。
“登基”仪式完毕，阎锡山便向蒋介石提出了辞去“行政院长”的请求。
阎锡山提出辞呈，蒋介石心里很高兴，但嘴里仍假意挽留一番。
第二天，蒋介石亲自来到“行政院”阎锡山的办公室，与阎长谈，安抚阎锡山。
3月6日，国民党“中央常委”召开由蒋介石主持的临时会议。
会议批准了阎锡山的辞呈报告，决定由陈诚继任“行政院长”。
阎锡山打了一辈子的仗，到了老年，才似乎悟到什么。
离职前，“行政院”召开了一个小型茶话会，为阎辞行。
会后，有人将《庄子·箧》里的两句话“绝圣弃智，大盗乃止”送给阎，阎意味深长地说：“无珠宝而争珠宝，不是不争，是无所争；有珠宝而不争，是自己心上无珠宝，才足为奇。
人不污辱你，不和人争，不是不争，是无争；人污辱你，你不和人争，才是不争。
”阎锡山的这番话，表明了自己决心与世无争的心态。
卸去“行政院长”后，第二天阎锡山就将家搬到了台北地处偏僻的丽水街。
搬到新家的当天，他就开始写《人应当怎样》。
在这篇文章里，他表述了自己离任后对时势的悲观，同时也对未来充满幻想。
从此，阎锡山深居简出，将自己关在家里著书立说。
隐居菁山 淡泊处世 半年后，阎锡山又由丽水街搬往台北市郊的阳明山边的菁山居住。
菁山原是日本占领台湾期间兴建的未成的农场。
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平时进城，要步行30分钟，才能到达公路。
附近没有村落，也没有电灯、电话、自来水。
小道两旁，杂草没膝，人到时，野兔四处逃窜。
阎锡山来到这里之后，让人略加开垦，修建了一座草庐。
台北地处台湾北部盆地，每年夏季酷热难耐，且台风频频光临。
草庐抵挡不住炎热和台风，他便想起了山西老家的窑洞。
窑洞冬能御寒，夏能防暑，又不怕台风侵袭，何不在这里也建一座窑洞呢
他找来当地的一些老农询问：“为什么台湾没有窑洞
”那些老农回答说：“这里土地潮湿，不适挖洞。
窑洞空气不流通，再说台湾经常闹地震，挖了洞恐怕也受不了震动。
” 阎锡山认为，窑洞的这三个缺点，都有办法解决：窑洞四周糊上水泥，就可以防止潮湿；将窑洞前后各开一扇窗，就可以解决空气流通问题；至于地震，窑洞与楼房一样，楼房设计能防震，窑洞设计得好，也一样能防震。
于是，阎锡山便让人建了一座窑洞。
窑洞建成后，他以自己的所谓种能宇宙观，将窑洞命名为“种能洞”。
后来，他又向附近的台湾金铜矿务局租了一大片地，建成了一座“种能农场”。
阎锡山在农场里种植了许多柑橘和松树。
写作累了，他就在这里锄草种地，打发时光。
阎锡山的儿子在美国，他在日本也有许多亲戚。
据说，他卸任后不久，曾一度想移居美、日，却没有得到老蒋的批准。
让这个多年的政敌自由地出入美、日，蒋介石确实是有些不放心。
现在听说阎锡山改变初衷，移居菁山草庐，专心著述，这正合蒋介石之意。
没过多久，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亲往菁山探视。
蒋果然看到脱下军服的阎锡山学问很有心得，一副心境淡泊、超脱世外的神态，蒋介石放心了。
阎锡山在菁山一住就是十年。
他一心读书写作，非重大的活动，不轻易进城。
他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晨7时起床，然后写作；午饭后休息两个小时，下午会见客人，或者思考问题；晚上10时准时入睡。
这期间，蒋介石曾多次上山来看望阎，这对阎锡山来说，也是一种“殊荣”。
雄心勃勃著书 天不惜人病逝 阎锡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但是自从卸任以后，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这固然是人情冷落、世态炎凉之故，但更重要的一点是，阎锡山来台后，从大陆带来的嫡系少，且从政多年，结怨、树敌太多。
如他与蒋介石进行过中原大战，与“政学系”争夺过西南地方权力，与白崇禧争夺过“国防部长”之职……无形中把自己放到了与众人为敌的位置上。
所以，他在菁山十年，除老蒋去看过他几次，陈诚接手“行政院长”后，出于礼仪，去看过他一次外，国民党政要中再没有其他人上山看过他。
倒是一些报刊、电台影视记者，对这位经历了清王朝、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以及残留在台湾的国民党统治的“五朝元老”颇感兴趣，屡屡造访菁山。
所以，阎锡山潜心研究的所谓“大同主义”中和哲学，常见之于台湾报刊，这对处于世人冷漠之中的阎锡山，多少也有了些慰藉。
1959年，阎锡山已是77岁。
一天晚上，他伏案写作完毕，准备上床休息时，忽感心脏不适。
第二天，他到台湾大学附属医院检查身体，已经患上比较严重的心脏病。
医生便劝他住院治疗。
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因时时记挂尚未完稿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没等痊愈便匆匆赶回了菁山。
1960年1月，《三百年的中国》一书终于完稿。
阎锡山又雄心勃勃，开始研究《二十五史》及《十三经》。
这一年的5月2日，阎锡山忽然腹泻，第二天起床便发现腿部浮肿。
经过医生治疗，身体很快康复。
可是到了5月10日，阎早上起床后又感到不适，遂请医生来家治疗。
第二天半夜，开始气喘。
医生诊断为感冒转气管炎，建议入院治疗。
这时，台大医院内科主任蔡锡琴赶到，诊断为急性肺炎合并冠状动脉硬化性心脏病，病情已十分严重。
5月23日上午，阎锡山被送进医院抢救。
到下午1时30分，阎病情加重，大口喘气，不久心脏便停止跳动。
虽经医生大力抢救，但最终回天乏术，宣告不治身亡。
时年78岁。
立下遗嘱 丧事宜俭 阎锡山死后，台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
葬礼由何应钦主持，蒋介石亲临致哀，并送一块匾额，上写“怆怀老勋”。
阎锡山死前，曾嘱其家属七点： 一、丧事宜俭不宜奢； 二、来宾送来的挽联可收，但不得收挽幛； 三、灵前供无花之花木； 四、死后早日出殡不作久停； 五、不要过于悲痛放声大哭； 六、碑墓上刻上他的日记第100段和第128段； 七、七日之内每天早晚各读他的《补心灵》一遍。
夫人将他的日记打开，找到了第100段和第128段，只见上面分别写着： 义以为之，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为做事之顺道。
多少好事，因礼不周，言不逊，信不孚，致生障碍者，比比皆是。
突如其来之事，必有隐情，惟隐情审真不易，审不真必吃其亏。
但此等隐情，不会是道理，一定是利害，应根据对方的利害，就现求隐，即可判之。
阎锡山的墓地就选在他生前居住的菁山草庐地区后面。
这里茂林修竹，远山如屏，淡水、基隆两河流左右萦绕，山下的台北市历历在目。
阎生前，曾制作挽联数副，嘱其家属在他死后，刻在他的墓地。
其中有一副挽联写道：“有大需要时来，始能成大事业；无大把握而去，终难得大机缘。
”阎锡山一生积极反共，在死前，还痛惜自己不能追随蒋介石“回大陆去，而深感遗憾”。
他一生从政从军，不得意的时间居多。
这副挽联，正是他临死前的心境表露和无可奈何的哀叹
国民党和共产党什么时候开始打仗我只要几年几日就行
第一次国共内战经过黄埔军校网站长王坚整理“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次战争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集团清党反共后﹐中国共*产*党先后发动了南昌﹑秋收﹑广州起义和其它地方的武装起义﹐创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和海陆丰﹑井冈山﹑琼崖﹑鄂豫皖﹑闽浙赣﹑湘鄂西﹑湘鄂赣﹑中央﹑左右江等农村革命根据地。
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自始即采取剿灭方针﹐1930年10月取得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战争的胜利之后﹐更进入了以主要兵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其中最主要的是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五次围剿：第一次“围剿”1930年8月﹐蒋介石命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召集湘鄂赣三省党政军高级官员会议。
确定以军事为主﹐党政密切配合﹐分别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总方针。
12月﹐设立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以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兼任行营主任﹐指挥十一个师又两个旅﹐总计十万余人﹐采用“长驱并进”战术﹐从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宁的广阔战线上﹐分路向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宁都﹑雩都(今于都)﹑石城﹑瑞金﹑会昌等地进攻。
12月16-28日﹐蒋军先后进至因富﹑南垄﹑源头﹑洛口﹑头坡﹑万安县赣江西岸地区﹑泰和等地。
30日﹐第九路军前敌总指挥张辉瓒率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由东固向龙冈前进﹐被红军全歼﹐张辉瓒被俘。
第五十师闻讯后﹐急由源头撤退﹐1931年1月3日在东韶遭红军伏击﹐被歼一个多旅﹐残部逃向临川。
其余各师闻风丧胆﹐纷纷退却。
蒋介石的第一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总计损兵一万五千人。
第二次“围剿”1931年2月﹐蒋介石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任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开始组织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军事“围剿”。
参战部队除第一次围剿战争失败后留下的各师外﹐又增调九个师和四个团﹐总兵力达二十万人。
4月1日﹐蒋军改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战术﹐分兵四路向龙冈﹑宁都﹑东固﹑潭头﹑沙溪﹑大金竹﹑洛口﹑广昌方向推进。
5月16日﹐第五路军的第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在由富田向东固推进时﹐遭到在这里持重待机二十余日的红军主力的突然攻击﹐大部被歼﹐残部逃向水南。
19日﹐由水南东窜的四十七师残部和四十三师大部又在白沙被追击红军歼灭。
22日﹐二十七师一个旅覆灭于中村之战。
27日﹐第五师的四个团在广昌被歼。
31日﹐五十六师的三个团被消灭于建宁。
前后十五天﹐蒋介石连败五仗﹐损兵三万余人﹐枪两万余枝。
第二次“围剿”又告失败。
第三次“围剿”6月21日﹐蒋介石亲到南昌组织第三次“围剿”战争。
他自任总司令﹐任何应钦为前敌总司令﹐聘请德﹑日﹑英人为军事顾问﹐新调嫡系部队五个师共十万人为主力军﹐加上一二次“围剿”战争中未被红军消灭的部队﹐总兵力达二十三个师又三个旅﹐计三十万人。
7月1日﹐蒋采用长驱直入战术﹐以何应钦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路进击军和第三﹑四军团﹐由南城方面进攻﹔陈铭枢为右翼集团军总司令﹐指挥第一﹑二军团和第三路进击军﹐由吉安﹑永丰﹑乐安方面进攻。
蒋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二十余日﹐相继占领黎川﹑广昌﹑宁都等地﹐企图寻找红军主力决战。
8月6日至9月15日﹐先后在莲塘﹑良村﹑黄陂﹑老营盘﹑高兴圩﹑方石岭等地遭到采用避实击虚﹑敌退我追战术的红军的猛然攻击﹐总计被歼十七个团﹐三万余人﹐第三次“围剿”再告失败。
第四次“围剿”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发动攻取沈阳﹐侵占东北全境事件。
但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对侵华日军采取不抵抗政策﹐反从1932年6月起﹐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
他坐镇武汉﹐自任总司令﹐调集八十一个师﹑二十九个旅又三十九个团﹐共六十三万兵力﹐计分两步进行﹕首先集中兵力进攻鄂豫皖﹑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以解除红军对武汉的威胁﹔然后再将进攻的重点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
9月和10月﹐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和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下﹐先后丧失﹐红军分别转入四川和湘鄂边。
1933年1月底﹐蒋介石亲赴南昌设置行营﹐部署其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步计画。
他调集嫡系十二个师﹐共十六万人﹐组成以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主军﹐以蔡廷锴﹑余汉谋为总指挥的左右两路军策应﹐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由乐安﹑宜黄﹑金溪﹑南城向广昌进攻。
2月27日﹐其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至黄陂﹐遭红军伏击﹐五十二师全军覆没﹐五十九师大部被歼﹐两师师长先后被俘。
3月21日﹐其第十一师又在草台岗﹑徐庄地区被埋伏的红军歼灭大部﹐其余各师纷纷后撤﹐至此﹐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
第五次“围剿”同年9月﹐蒋介石不顾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调集百万军队﹐二百架飞机﹐组成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总司令的北﹑南﹑西三路军(后又增加以蒋鼎文为总司令的东路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新战略﹐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
为了准备这次“围剿”﹐他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权”的口号﹐聘请德国﹑意大利﹑美国军官为教官和顾问﹐在江西庐山创军官训练团﹐轮训中下级军官七千六百余人﹔并采取厉行保甲制度﹐举军事借款﹐严禁食盐﹑煤油﹑西药等物资输入革命根据地等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措施。
9月25日﹐顾祝同北路军三个师首先由南城﹑硝石向黎川推进﹐第五次“围剿”正式开始。
掌握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先是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命令红军实行进攻作战﹐连续作战近两月﹐不仅黎川被占﹐未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且造成红军很大损失。
继而又实行军事保守主义﹐强迫红军进行阵地防御战﹐导致广昌﹑建宁相继失陷﹐革命根据地进一步缩小。
最后﹐见红军奋战一年﹐仍未能打破“围剿”﹐又实行逃跑主义﹐决定红军退出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于1934年10月仓促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
蒋介石以重大代价换得了第五次“围剿”的局部胜利。
此后蒋介石继续对长征西去的红军和其它革命根据地进行围﹑追﹑堵﹑截和反复“围剿”﹐但始终没能达到消灭红军的目的。
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再度合作﹐第一次国共内战才最终结束。
十年内战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北洋军阀残余势力的战争﹐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和必要性﹐属于正义战争﹔国民党在统一中国过程中收编了各地新老军阀势力，待国家相对统一后，中央政府为削夺地方军阀势力﹐加强国家中央集权进行的战争，属于必要战争﹔而第一次国共内战﹐则属于国共两党因政治见解不同﹐双方不能通过政宪手段解决问题﹐遵循孙中山先生的遗志组建联合民主政府，而通过武力解决﹐这属于非必要的战争。
国共第一次内战既给中国人民带来无穷灾难﹐又给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以可乘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