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队经典口号
封神榜中姜子牙就曾使用杏黄旗，一度被誉为最强的防御性先天法宝，宋江树立杏黄旗也有此意。
陈胜，吴广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将相王侯宁有种乎”这一口号的
含义
在当时起了什么作用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陈胜于公元前209年在大泽乡号召起义时说的，原文是“且壮士不死则已，死即举大名耳，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意思是有权有势的高贵的人，难道生来就比别人高贵吗
王侯将相的贵都是靠自己打拼出来的，我们应该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敢于起义。
这表现了陈胜不甘心自己的命运，对命运不公平的不满和对抗。
这句话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不久陈胜称陈留郡王建立张楚政权，也许就是有这一句话的影响。
为什么明朝历史不提明朝对少数民族的屠杀记录
北京和平解放60周年纪念”专辑之一 卜曲按：今年1月31日，是北京和平解放60周年纪念。
率部起义的傅作义将军，在北平和平解放后，2月22日，飞赴西柏坡，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毛主席紧紧握住傅先生的双手，称赞傅作义“和平解放北平，功劳很大”
1974年4月18日，傅先生病危，敬爱的周总理又一次去看他，并俯下身子挨近他的耳边说：“毛主席叫我来看你来啦，说你对人民立了很大很大的功
”翌日下午1点40分，这位爱国将领与世长辞了。
对于傅作义将军，许多人是不了解的。
在纪念北京和平解放60周年的日子里，我撰写了几篇文章，介绍傅作义将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历史功绩，介绍傅作义将军在北京和平起义前后的伟大历史功绩，同时介绍傅作义将军建国后在水利部担任部长期间的业绩，以及他为人处事的高贵品质。
傅作义北平和平起义内幕故事 张崇发 傅作义将军 今年1月31日，是傅作义将军领导的北平和平起义60周年纪念。
60年来，傅作义将军在起义前后的大举动，媒体一般都有报道，但一些震撼人心的内幕故事，却很少被外界所知。
笔者从1980年起，用3年多的时间，协助董其武将军搜集、整理历史资料，走访过数十位傅作义将军的部下，其中包括北平市长刘瑶章、傅作义将军的副官郝德振、傅作义将军的办公室主任智南平等人。
他们有的当面向笔者讲述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傅作义、董其武的情况，有的亲笔写了回忆材料。
最近，笔者用当年的采访笔记和傅作义将军部下写的资料，整理了一篇文稿，现发表，以纪念北平和平解放60周年。
一、 早在1946年，傅作义将军就有了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萌芽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与傅作义将军有长达46年的共事关系。
1984年我访问这位年已86岁高龄的长者时，他多次谈到北平的和平解放。
他说：“傅作义将军坚持抗战，成绩卓著，世人皆知。
但最令人钦佩的是，他于1949年1月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通过谈判使北平和平解放了，不久又促使绥远举行起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 董其武同志告诉我：“早在1946年，傅作义将军就有了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萌芽，到了1948年春天，他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变化。
一次，我在北平开完会，向傅作义同志辞行时，他曾对我说：‘其武，今年就是咱们的生死关
’我当时认为，既然走上了这条路，还有啥办法
然而，傅将军却兴奋地告诉我：‘不要紧，走人民的道路就是生路
’当时，我并不理解这句话，事后才知道，傅将军这是向我暗示：不愿再同人民解放军打仗了，平、津、绥等地要和平谈判。
” 1983年笔者与董其武将军 近查新出版的《董其武日记》，1946年11月29日的记载，印证了董其武将军所说“早在1946年，傅作义将军就有了走人民道路的思想萌芽”。
原文如下： 接到绥远省政府政府的任命后，本日去张垣（注：张家口）东山坡绥靖公署晋见傅将军。
在交谈中我首先向他表示自己缺乏从政经验。
傅将军说：“从政和治军虽然不同，不过绥远方面没有人主持不行，让你去我才放心，而且绥远的军队还要你管。
” 在又谈了一些人事方面的问题后，他问我：“其武，咱们为谁打仗
”我一时不明此话的底蕴，不知怎样回答才好。
他见状又加重语气追问：“其武，我问你，咱们究竟是为谁打仗
”我看他的表情严肃又认真，略加思考然后说：“咱们的口号不是替人民服务，为国家负责，要求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平等吗
”他听我说完后未加思索，立即接着说：“是的，我们的口号是这样提的，可是，咱们又究竟是在为哪些人服务呢
是为多数人呢
还是为少数人呢
是为什么样的国家负责呢
政治上是不是民主，经济上是不是平等呢
”这些话他象是在问我，又象是在自言自语，我没有立即回答。
他还问我：“我们有多少有学识、有地位的好朋友，都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这是什么道理呢
”我见傅将军问得如此坦诚，也就毫不隐讳自己的想法：“人家是看见南京政府党派分歧，腐败无能。
”他又问我：“有多少青年学生也向共产党那里跑，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回答说：“青年学生是要求进步，向往光明的。
”此话一出我觉得过于唐突，有点后悔，但是傅将军却未责怪我。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蒋先生有意让咱们到北平去，你怎么看呢
”我表示：“干脆不去
”并陈述了如下理由：“让我们此时去北平，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方面的责任。
以我之见，咱们最好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
”我之所以不同意离开察绥，是为了巩固察绥的局面，保住自己的实力，何去何从，以后看局势发展而定。
此后傅将军一直缄默无语，我见状便起身告辞。
《董其武日记》1948年3月26日的记载，也印证了董其武将军谈的“1948年春天，他的思想又有了进一步变化”。
原文如下： 赴北平华北剿总参加会议期间，曾去傅将军西郊寓所看望他。
他神情有些忧悒，略显疲惫，但是见到我后脸上露出一丝稍绽即逝的笑意。
他令卫士拉上窗幔，为我沏了一杯茶后，即让其离去。
他在问了一些有关绥远的情况后，对我说他已3次致电蒋委员长，要求辞去华北剿总总司令一职。
我惊诧之余问其何故，傅将军气愤地说：“蒋先生在名义上虽然赋予我华北地区最高军事指挥权，但是暗中却派军统和中统的人进行监视，像马汉三（国民党军统特务，时任北平市政府民政局长）、温崇信（国民党中统特务，时任北平市政府社会局长）等人，即是蒋家豢养的鹰犬。
特别是蒋先生安插在剿总任副总司令的陈继承，更是骄横跋扈，处处制肘。
在上个月剿总开会时，为行使部队指挥权的范围问题，他公开提出调动中央军必须经过他同意，即使调动咱们的直属部队也必须与他商量。
他们这是想用军统、中统两条绳索来捆住我的手脚，使我一点自由行动的权力都没有
”傅将军说到此处用手拍了一下桌子，显得十分气愤。
沉寂了一会儿，傅将军又蓦然说了一句：“其武，今年是咱们的生死关
”我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下一步怎么走也由不得咱们自己定了
”他沉吟了一下，说：“咱们不能听天由命，要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依我看走人民的路才是生路
”他所谓人民的路的内涵是什么，我亦不便深问，但是我却明确的向傅将军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即无论傅将军做如何抉择，我都将一如既往地追随他。
1983年4月6日上午，笔者采访傅作义将军原办公室主任智南平（时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局长）时，智南平先生也谈到： 傅先生走和平道路的思想由来已久。
1947年，在张家口时，有一天傅来我的办公室，我告诉他说，听我姐夫说，大多数老百姓愿意跟共产党。
傅先生听了后不仅不批评我，反倒说：‘嗯，嗯。
’从这句话我就看出傅的思想在变化。
1948年东北的战役没结束，蒋介石来到北平，在“华北剿总”给高级干部讲话。
讲到战争形势时，蒋说美苏必战，苏联必败，国民党一定成功。
蒋介石这样说，表面上是给高级干部打气，实际上让一些高级干部泄了气。
当晚，蒋介石走了后，11时左右，傅先生让我到他的屋里去。
他问我：“你听了吗
”我看傅先生情绪很低落，就没有回答他。
接着，傅先生又说：“听了蒋总裁的讲话，我从头顶凉到脚心。
抗战是别人打胜的，不是国民党。
形势发展到现在，他还想依靠美国
人家手中没有多少兵，却有同日本血战到底的决心。
而蒋有几百万军队，却是那样的态度，总靠美国人，我看这天下最后是的。
” 听了傅先生的这段话，我知道傅对蒋介石统一国家、建设国家的希望已完全破灭。
他迟早要奔共产党去。
二、1948年辽沈战役尚未结束，傅作义便向毛主席发了请求和谈的电报 有了走和平道路的思想，傅作义便很快变成行动。
1948年辽沈战役尚未结束时，傅作义将军便草拟了向中共中央、主席请求和谈的电报。
内容为：为限国家和平统一，不愿再打内战。
过去幻想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中心挽救国家危亡，现在认识到是错误了，今后决定以共产党、主席为中心来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希望派南汉宸来平谈判。
电报还开列了傅作义华北“剿总”所属陆军、空军数量。
11月17日，傅作义将军通过中共地下党员、大女儿傅冬，将这份电报交给在北平《平明日报》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学委负责人王汉斌，由王交中共地下电台发出。
电报发出后，当时考虑的是包围平津，造成兵临城下之势。
因此，一直未理睬傅作义要求和谈的电报，未作回复。
据说，毛主席当时有个批示：傅作义要价太高，不回电。
（未查证） 傅作义十分焦急。
因为蒋介石那时正加紧拉拢傅作义，派徐永昌、郑介民、蒋纬国先后3次来平，封官许愿，叫傅作义率领“华北剿总”所指挥的二、三十万军队南撤，并在江南就任“华东南军政长官”。
傅作义以“蒋总裁放弃北平，坚守江南，那是半壁江山。
有北平在，就是一个国家”， “自己有守城经验，能守住北平”等理由，婉言拒绝了南撤，为北平和平起义埋下了伏笔。
为了早日得到共产党对和平起义的态度，此后，傅作义又请民主人士符定一、彭泽湘出面，直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与中共领导人见面。
符定一、彭泽湘于11月18日到石家庄。
他们说傅作义目前所虑为起义时间、如何对付华北中央军及与中共联络等事宜。
1948年12月14日、24日，1949年1月8日，傅作义又3次派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联系。
其中一次，让代表坐飞机去西柏坡，飞机飞到保定上空，地面解放军炮火袭击，驾驶员说无法飞过去，返回北平。
12月14日这次，傅作义派他的智囊之一、《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坐汽车前往西柏坡谈判。
同去的还有共产党地下党员、《平明日报》社采访部主任李炳泉。
他们携带电台1部，连同报务员、译电员、司机共5人，乘一辆吉普车。
出北平城不远，被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扣留，无法前往西柏坡。
11纵奉命将傅作义的谈判代表转送至平津前线司令部。
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处长苏静接待。
为防止暴露平津前线司令部，接待地点选在河北省蓟县八里庄。
事后得知，解放军两次拦截、阻止傅作义派往西柏坡的谈判代表，都是主席精心策划的，就是要在解放军未打下天津（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未打下新保安（1948年12月22日攻克新保安）之前，即大部队没有完成对北平的孤立、包围之前，不与傅作义进行谈判，避免出现傅作义提出很高的条件，共产党方面不答应，造成共产党没有和谈诚意的局面。
从12月14日开始的崔载之与苏静地接触，并不是谈判，只是互相交谈。
交谈中，崔载之一再表示：“我们是代表傅作义先生来谈判的”，并表示：傅先生对谈判很重视，纯属诚意，通过谈判达到平、津、张、塘一线和平解决问题。
他还提出，为了搞到一些蒋介石的大型大型飞机，要解放军让出对南苑机场的控制；为制约城内蒋系军队，要解放军放出被包围在新保安的傅系35军，使该军回到北平城内，解放军可与其一同入城；傅作义通电全国，宣布北平实现和平解决；建立华北联合政府，傅的军队由联合政府指挥，等等。
12月19日，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才与崔载之进行了正式谈判。
刘亚楼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首长的指示，阐明了解放军对和平解决平、津问题的基本原则：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其反动武装力量，更不允许通电全国建立华北联合政府。
如对方同意这些条件，可以保障傅本人及其部属生命安全和私人财产免受损失；蒋系顽固的军、师长反抗，可先将其逮捕；还可以给傅编两个军。
傅作义的谈判代表提出的条件与刘亚楼提出的条件，距离很大，这次谈判没有结果。
12月23日，崔载之的电台收到傅作义给的又一份电报，内容大体是：“为求人民迅即得救，你即通电全国，停止战斗，促成全面和平统一。
”同时还说：“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
崔载之把这份电报交给刘亚楼后，便回北平城向傅作义汇报。
地下党员李炳泉和电台报务、译电人员，按照傅作义将军的意图，仍留在蓟县八里庄，与平津前线司令部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三、 重新部署兵力，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傅作义将军在1948年11月17日给发出第一封要求谈和的电报之前，已经为北平和谈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83年董其武告诉笔者，傅作义将军 从11月中旬开始调整战略部署，果断地收缩兵力，主动放弃承德、保定、山海关、秦皇岛等地。
他把蒋介石嫡系的3个兵团、8个军、24个师，摆在天津、唐山、塘沽一线，让这些部队处在东北野战军入关的要冲上，让蒋的嫡系在解放军进攻时首先迎战，目的在于削弱蒋介石的实力。
而他把自己嫡系的一个兵团、4个军、16个师，摆在北平城内及北平以西的平绥线上（新保安、张家口、绥远），目的是一旦战况对自己不利，便于把兵力集中到北平，或者向绥远方向撤退。
董其武说， 傅作义将军如此排兵布阵，说明他决心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四、4次婉拒蒋介石和美国政府的拉拢，决心走和平之路 1948年12月13日，解放军包围北平城之前，蒋介石南京政府还不知道傅作义与共产党暗有联系。
为保住平津军事实力，对傅作义展开了频繁的拉拢工作，但每次拉拢，在傅作义将军那里都碰了软钉子。
第一次是1948年12月15日，即傅作义的谈判代表崔载之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苏静处长接触的第二天，蒋介石派他的军令部长徐永昌，飞到北平，以老朋友的身份劝说傅作义南撤。
傅作义将军以故守平、晋、察、绥，双南撤对国家有利为由，婉言回绝了徐永昌的劝说。
这时，北平城内的市民、工人、学生，要求和平的呼声很高，蒋介石对傅作义将军所谓“扭转华北局势的办法”开始产生疑虑，揣测傅可能与中共和谈。
于是，在徐永昌返回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又派他的儿子蒋纬国带着他的亲笔信飞到北平，给傅作义封官“华东南军政长官”，表示如能把“华北剿总”所指挥的二、三十万部队撤到江南去，党国一定重用傅将军，希望傅作义当机立断，不要犹豫。
傅作义不被高官所诱，仍表示“愿与古城共存亡”。
蒋纬国非常无奈，只好扫兴而归。
第三次，蒋介石把他的国防部次长、军统特务头子郑介民推出来。
郑介民飞到北平后，一方面和傅作义交谈，老调重弹，希望南撤，并一再表示“军统人员可以密切配合傅部南撤”。
另一方面，郑介民还找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的高级将领，向他们面授机宜，暗中布置破坏北平和平谈判。
对郑介民的到来，傅作义很苦恼，但不论郑如何做工作，傅作义都是一句老话：“誓与古城共存亡。
” 蒋纬国和郑介民到北平拉拢傅作义时，傅作义的高级幕僚秦丰川（曾任绥远省政府教育厅长）当时就在中南海居仁堂，他亲眼看见这两个人进进出出傅作义的办公室。
1983年6月25日，秦丰川先生和他的孙女 1983年6月25日，秦丰川先生曾对笔者讲过事情的经过。
他说：“那几天，傅先生办公室的耳房里，总有特殊的客人，一会儿他们到这个屋，一会儿到那个屋，很神秘，很忙碌。
我们不便于打听。
后来才知道是蒋纬国和郑介民来了。
我看见傅先生那几天非常焦急，有一天还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显然是遇到了非常难处理的问题。
我们几个人在旁边也不敢问，就暗暗地替傅先生流泪。
但没有想到，傅先生竟能化险为夷，把那两个人顺顺利利打发走了。
据傅作义的早年的秘书长（1984年任全国政协常委）王克俊先生1984年4月讲，坚决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在傅作义和解放军谈判期间，也公开露面，曾派西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飞到北平，拉拢傅作义。
白吉尔当面向傅作义表示：可以绕开蒋介石，直接支持傅将军。
意思是不通过南京政府而对他直接进行“援助”。
条件是：要求傅作义将军迅速率军撤退到青岛美国海军基地。
傅作义将军回答：“我是中国人，我相信中国人能解决好我们中国的事情，毋须外人来干涉
”“我是南京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军政长官，不能直接接受美国的援助。
” 白吉尔听了傅作义的话，只好败兴而归。
从以上4次拉拢傅作义的经过来看，傅作义将军在与解放军谈判期间，走和平道路的立场已经完全坚定了，不为任何外力所动摇。
五、拚着“三个死”，实现北平和平解放 1983年董其武将军告诉笔者，为实现北平和平解放，傅将军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董其武从绥远飞到北平，见着傅将军时，傅将军严肃地告诉他说：“北平和平解放，我是拼着三个死：一是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了解的人可能要打死我；二是蒋介石的特务和他的嫡系，随时都会加害于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
但我拼着这三个‘死’走人民的道路，终于成功了
” 董其武将军1949年1月22日的日记，就有这件事的记载，原文如下： 本日中午，飞赴北平。
立即驱车到中南海居仁堂见傅将军。
他虽然很兴奋，但是面容憔悴，显得很疲惫的样子。
他一把握住我的手很急切地说：“其武，这个时候，你干什么来啦
”接着向我较详细地介绍了与中共达成和平协议的过程。
随后，又说：“我作出这个决定是拚着三个死下的决心，一是，我和共产党打了几年仗，不谅解的人可能要处死我；二是，蒋先生得到这个消息后，很可能要派中统、军统的人来杀害我；三是，咱们内部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也可能要打死我。
我只所以作出走和平道路的决定，因为这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是历史的发展，人民的要求，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我们要跟上历史的潮流，走人民的道路。
”晚上，傅将军请我吃饭，李文、石觉（注：蒋介石嫡系，当时驻北平高级将领）也在座。
据董其武将军给笔者讲，傅将军为了控制北平城内的蒋军嫡系，防止他们闹事，在与解放军谈判期间，把几门大炮悄悄地拉到景山公园的最高处，并派侦察人员严密监视城内部队的动向。
不出傅将军所料，1949年1月17日午夜，驻北平朝阳门内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一部，在国民党特务的策动下，发动局部兵变。
由于早有提防，傅将军迅速调动部队，于18日凌晨干净利索地平息了这次兵变，使北平城内的秩序得到恢复。
六、巧借共产党之力，成功阻止蒋介石派飞机接人 蒋介石在多次派人拉拢傅作义无效的情况下，得知傅作义已与解放军草签和平协议，出于无奈，只好在1949年1月17日致电傅作义，求傅作义协助，从1月18日起，把中央军少校以上军官，分批送上南京政府派来的飞机。
接到这个电报，傅作义动了一个脑筋，他一面令秘书拟出“遵照办理”的电文，发往南京，一面致电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把蒋介石电报的内容告诉他们，希望解放军部队以炮火阻止南京飞机着陆。
1月18日，当南京的飞机飞临北平天坛机场上空时，解放军的炮火齐轰，飞机无法着陆，蒋介石企图空运其嫡系部队将校级军官的计划完全落了空。
1983年董其武将军对笔者讲这件事时，非常兴奋，说：傅先生在最关键的时刻还是和共产党一条心啊。
同时，董其武告诉我：由于解放军的炮火是乱炮齐轰，有一发炮弹竟打到天坛祈年殿的屋檐上，打坏了一个角，解放后才得以修复。
七、到西柏坡去，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 由于傅作义将军的坚定，1949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军终于排除一切干扰和破坏，向他的高级将领和军政人员，宣布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并于第二天在报上公开宣布了“北平和平解放”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
周总理在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等人 2月22日，傅作义将军飞赴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当晚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
毛主席紧紧握住傅先生的双手，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
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舍难分。
……” 1984年全国政协常委王克俊先生介绍傅先生会见毛主席的这一段情况时，告诉笔者：那天，毛主席还谈了党对傅作义将军所属军政人员的政策，表示均给予妥善安置。
同时，毛主席也就绥远问题，同傅作义先生交换了意见。
傅先生向毛主席表示：“半生戎马，除抗日外，罪恶不小。
”傅先生引咎自责之后说：我的部属，还请主席免于追究。
毛主席说：“和平解放北平，功劳很大”，备加慰勉。
王克俊先生说：毛主席和傅先生亲切交谈，使傅先生茅塞顿开，如释重负，受到很大鼓舞。
傅先生回到北平后，心情格外舒畅。
他很快接见了我们一些旧部属，畅谈了西柏坡之行和毛主席的谈话内容。
随后，傅先生便向全国、全世界发出北平和平解放和他率部起义的通电。
★ ★ ★ 60年过去了。
北平和平解放的历史，彰显了傅作义将军过人的胆略、博大的胸怀、超人的智慧，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主席生前曾多次赞扬傅将军，指出：“傅作义将军能够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完整地交出，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能够把北平古都完整地交给人民；能够用北平和平解放推动全国的解放，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 主席 “两个完整一个推动”的极高评价，傅作义受之无愧
2009年2月5日于北京 希望对你有帮助
给红军爷爷的一封信。
学霸们 快 求解。
尊敬的红军战士们： 你们好
在漫长的岁月之后，人们仿佛还能听到你们那振奋人心的声音；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路上，似乎还能看到你们那矫健的身影，你们以着“以身许国，何事而不为
”的精神，为人们创造了一个个惊心动魄，动人心弦的故事
记得那次的横垮大草地，为了北上抗日，你们决定横跨大草地，北出甘南，出敌不意。
这既是一步好棋，也是一步险棋，但你们还是高呼着口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走过草地，北上抗日
”士气高昂地进入了草地。
草地环境恶劣，一天之中，可以有春夏秋冬四季，忽而秋高气爽，天气晴朗，忽而乌云重雾，大雨倾盆。
“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而草地行军比上青天还要难，但是你们为了家乡，为了人民，为了中国义无反顾，决不回头
饿了，就啃被雨淋过的青稞粉变成的疙瘩，吃野菜，有的部队还把牛皮带，牛皮鞋，枪皮带用水泡了煮着吃；冷了，你们就背靠背坐着睡觉，互相取暖。
有多少个战友无声无息地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了……你们过草地牺牲了1000多人啊
有的连队甚至整班成排地倒下…… 终于，你们历尽了千辛万苦取得了长征的胜利
听着你们经历的种种磨难，我仿佛看到了你们的执着、锲而不舍的的作风和为了解放人民解放中国而不畏艰难的献身精神
这正是我们学习的啊
再想想自己做事三天打鱼，二天晒网，我不禁很惭愧，我一定要以你们为榜样，有始有终地做好每一件事，无论成功于否，坚持到最后，珍惜每一分幸福时光，辜负你们曾洒下的血汗。
此致 敬礼
为什么很多电视剧将“反清复明”的人描述成反派
历史的呼唤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一个崭新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诞生。
20年后，1941年6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规定把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为什么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要建立一个共产党
这是历史选择的结果，是人民选择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1840年，英国侵略军以坚船利炮冲开了中国闭关自守的大门。
自那时起，西方列强接踵而来，不断对中国进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侵略。
尽管中国在形式上还保持着独立，但实际上逐渐形成了被西方列强共同宰割的局面。
外国资本的侵入虽然促使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开始解体，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新因素，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但侵略者的目的不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而是要寻求更广大的市场，掠夺更多的资源，没有也不可能导致中国建立起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这样，中国逐步地演变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面对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中华民族沦落到深重苦难和极度屈辱的境地，人民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样，中华民族就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
在这两大任务中，前一个任务是为后一个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因此，如何反对外国的侵略，摆脱封建专制统治，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解决独立、民主、富强的问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外国资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勾结中国的封建势力，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不断反抗侵略和压迫的过程。
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人民同资本—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除历次反侵略战争外，比较著名的斗争有：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大国农民革命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运动；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这些斗争，同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
但是，这些斗争最终都难逃失败的悲凉结局。
它们的失败证明，农民、资产阶级改良派都不可能担当起领导民主革命的重任。
中国人在进行各种不成功的反抗之后，只有起来革命一条路了。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在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提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振奋人心的口号。
1905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同盟会，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由于这一年是辛亥年，所以由此引发的这场革命被称作“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结束了统治中国数前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并于1912年元旦宣告建立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着不可抹煞的伟大功绩。
它的意义首先在于打乱了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使它再也无法重新稳定下来，从而为此后革命斗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它的意义还在于从此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深入人心。
试想，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被推翻，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
于是，中国人从这个事实中产生了信心：人民可以推动历史前进，中国的命运并不是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任意摆布的。
进步的闸门开启了，思想解放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
这对于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所经历的第一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孙中山因领导这场革命而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一位伟大人物。
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
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下，孙中山被迫妥协，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前清朝内阁总理大臣、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
袁世凯上台之后，建立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北洋军阀政府。
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垮台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以冯国璋为头子的直系和以张作霖为头子的奉系三个主要派别。
各地还有大小不等、实力各异的军阀盘据一方。
这些军阀各以外国帝国主义作靠山，争权夺利，扩充地盘，彼此征战，形成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在这种局面下，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国家愈发贫弱，百姓饥寒交迫。
孙中山曾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严酷的现实说明，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外国帝国主义在华统治的基础并未动摇，封建统治依然在每一个角落盘根错节，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没有得到丝毫改变。
为什么辛亥革命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
这是因为，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太软弱。
这就决定了它必然不能提出明确而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必然脱离中国社会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必然形不成一个能够胜利地领导革命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
因此，辛亥革命的失败是必然的。
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农民不能承担的历史使命，资产阶级同样不能承担。
要在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必须要有新的阶级充当领导力量。
各种救国的方案，各种惨烈的斗争，都相继划上了痛苦的句号。
旧的路已被证明是走不通的，必须寻找新的出路。
历史呼唤一个新的政党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