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纵与云南和平解放是怎么回事
输不下了1. 在诺奖面前，我们更需要自省 今年的诺贝尔奖已陆续颁出，又没中国什么事儿，唯一让不少人稍感安慰的是，获物理学奖的高锟是华裔。
对此，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因此基本听不到有关官员和科技精英们反思的声音，倒是杨振宁先生又说话了：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感谢杨振宁先生
他的预测，像打气，也像安慰，更像精神按摩，来得又及时，听着让人心里舒服。
不过如果因此而把眼光投向这个“20年内”，对眼前的绊脚石视而不见，或者视而不愿见，那这个“20年内”过后，恐怕还得再来一个“20年内”也说不定。
我的意思是说，别太把杨振宁先生的话当回事，对中国来说，他毕竟是个旁观者。
在诺奖面前，我们还是多一点自省更牢靠些。
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一些人的短板。
不是吗
请看有关人士的眼光：去年，科技部发展计划司一官员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到2008年国家科研院所3775个，中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媒体报道时的标题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内地虽然尚没有一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20强名校，但不久前教育部有关人士却宣布，“中国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依据的却是论文数量。
这个“世界第一位”和“世界第五”已是了不得的成就，好像世界科技水平的高低是称体重称出来的，而不是诺奖评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对学术腐败保持高度的宽容，仿佛“士林之耻”也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不是吗
涉嫌论文抄袭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等人，至今没听说他们有谁丢了校长职位。
中国科学家拿不到诺奖，我们痛心、焦虑，但这些抄袭了人家的论文还顾盼自雄的大学校长们，在基本学术良知和规范面前“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整个社会都对他们轻耸双肩，显出一脸无可奈何状，那就更令人痛心、焦虑
轻松愉悦地展望未来，比清除学界的积弊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获得掌声，但却未必有多大的用处，反而容易麻痹人的神经：好像这诺奖也会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套，风水轮着转，就是轮也该轮到中国了似的。
如果连对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都没有痛下狠手的决心，要从根本上遏制学术腐败恐怕也得来个“20年内”了，这只能让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我们从来不缺少表扬和自我表扬，不缺少安慰和自我安慰，我们缺少的是深刻的自省精神。
中国又一次在诺奖面前失落了，当此之时，我们最需要听到的是自省的声音——当然没有“20年内”的算命听着舒服，但这样的声音更能给人希望。
（张金岭）2. 公开真相会引发恐慌
荒唐
新华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周芙蓉）近日，“钴60将爆炸”的谣言在河南杞县流传，造成部分群众恐慌，逃离家乡，前往附近县市“避难”。
网上谣言源于一个多月前杞县利民辐照厂发生的卡源故障。
6月7日，该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业后，因被辐照的货物倒塌，造成放射源护源架倾斜，致使放射源未能降入源井内，发生了卡源故障。
卡源故障会不会造成辐射和污染、会不会影响群众生命健康，是群众最急切想知道的。
然而故障发生后一个多月内，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公开发布信息。
直到7月13日，开封市政府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正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钴60将爆炸”的谣言借助互联网在当地传播，部分群众逃离家乡“避难”。
迟到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面对已经四处蔓延的谣言，显得软弱无力。
17日，“杞县发生核泄漏”“杞县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谣言仍在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流传。
当天下午，一些群众乘坐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从多个方向离开杞县。
为什么事发一个多月，政府不公开发布信息辟谣
开封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情况不严重，没有辐射和污染；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对这样的解释，人们恐怕只能报以荒唐可笑的评价。
谣言止于公开真相，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
杞县利民辐照厂卡源故障是否属于“核泄漏”、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否危及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政府最有条件了解事情真相，最有责任及时、详细地公布事情真相。
只要及时公布真相，群众自然会作出正确反应。
即便真的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及时公布真相也有利于及时疏散群众、保护群众。
反之，掩盖问题、回避矛盾，只能使谣言满天飞，社会秩序混乱。
杞县部分群众选择相信谣言，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当地政府，而是当地政府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的知情权。
在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今天，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令人痛心3. 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一组曝光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图片在网上热传，照片显示，湘潭大学门口简直是公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
同时，记者还注意到这样一个学生，一个人担着行李，走了10多公里来报到的新生。
因为怕迟到，这个农村男生早上6点多就起身了，他之所以不搭车，就是因为怕花钱，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饭钱省出来了（9月2日《广州日报》）。
新学年开学了，各式各样的“开学第一课”也纷纷走入了课堂，教育部甚至组织全国中小学生收看专题片《开学第一课》。
在这种开学气氛之下，“公车送新生”在全国各地集体上演的闹剧，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不必讳言，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寒门学子来说，每年的新学年开学之际，都会亲眼目睹到“公车送新生”这一幕。
此时此刻，寒门学子一定会在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是艳羡，是妒忌，是不平，是辛酸，是屈辱，还是愤怒
与此同时，那些脱离了普通学生身份的权贵子弟，悠然端坐于父辈权力所驱驰的公车中，一瞥之间望见窗外肩扛手拎的寒门学子，又会升腾起怎样的心情呢
是骄傲，是得意，是不忍，是羞惭，还是麻木
无论如何，一条根植于“代际效应”的“心理代沟”，已不经意地在校门口一划而过，把同一个屋檐下的学子划分得泾渭分明：一边是“富二代”，另一边是“贫二代”；一边是少数特权家庭的成员，另一边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阵营。
一瞬间，我们心中仿佛于无声中听见一声惊雷，所有关于诸如“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都将在公车驶过之后被碾压得一地粉碎。
在显意识或潜意识里，学子们会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权利”，明白自己位于不公平处境中的哪一端。
一年又一年，类似的一幕总是在不断上演，所有的学子也都会渐渐麻木。
无论是车中人还是车外人，都对呼啸而过的公车见惯不怪。
然而，所有的学子也许都会认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并且也是不可改变的。
这正是最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面对最为强有力的社会现实，一切说教和口号都是苍白无力的。
学校外堂而皇之呼啸而过的一辆公车，顿时让学校内的谆谆教导都变得可笑。
这对于学子们树立人生观、世界观，无疑将会造成极为深刻的隐伤。
所以，“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关键在于它确认并强化了社会不公正，不利于广大学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信念。
这一点，必须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会同全社会一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取缔这个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浙江宣华华）4. 少用“不明真相”是地方政府和媒体的责任云南省陆良县近日发生群体性事件，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
在当地个别新闻报道中，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
借此，云南省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
像云南如此明确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禁用“不明真相”等形容词，在我国还是头一次。
云南省委宣传部要求当地媒体，“对于没有充分事实依据就给群众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的行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提供的新闻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说法，新闻媒体也应该拒绝报道”。
此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借鉴。
对于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至今还有“捂”的惯性思维。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快报事实”的主张，有利于避免谣言传播，有利于消除群众怨气，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在互联网普及、信息传播便捷的今天，掩盖矛盾往往是掩耳盗铃，其结果不利于及时制止损害百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现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发布群体性事件原因，不能张嘴就来。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尚未得到圆满解决、权威调查结论尚未做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用“不明真相”等词句给事件“定性”，有敷衍视听、推卸责任之嫌。
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事件处理，不利于相关责任人吸取教训。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少用“不明真相”等词句、少指责成百上千的群众，实际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平息民怨。
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更是对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5. 风险时期考验治理真智慧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
频繁发生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关乎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昭示着高风险时期的来临，对各级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近期发生在湖北石首、吉林通钢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利益协调、信息公开和风险预警等机制亟待完善。
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人均GDP迈上了1000美元的台阶。
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意味着社会公共安全进入了高风险时期。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高风险发展阶段特征明显。
风险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
仅在过去一年，全国就发生了一系列轰动性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先后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今年初，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退伍军人安置等方面的上访和维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非法集资、大学生就业、医疗养老和环境污染等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正在增多。
遏制群体性事件多发态势是一项艰巨任务。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群体性事件往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发，参与人员没有明确的组织，许多人并非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发泄不满情绪，而冲击对象往往是党政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
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呈现出以上特征。
风险时期的另一特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频繁发生。
从非典危机到甲型流感，对我国传染病控制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松花江苯污染、阳宗海砷污染，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敲响了警钟；地震、洪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对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对公共危机，消极懈怠必酿大祸从去年以来先后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化解矛盾消极懈怠，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致使矛盾激化酿成大祸。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石家庄市政府于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在8月2日～9月8日的38天中，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从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酿成举国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卫生事件。
今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某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当地警方调查后初步认定为自杀。
由于对死因表示怀疑，亲属将死者尸体停放在酒店内，引起数千名群众聚集围观，随后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迅速演变成重大群体性事件，深刻教训是：事发后民间谣言流布，政府却没有及时出面澄清事实；围观群众开始聚集时，政府也没有足够重视，主要领导更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然，也有些地方领导很委屈，因为公共危机发生后，他们很卖力地“迅速反应”过。
今年5月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发生镉污染死人事件后，浏阳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专家进行镉检测，随后湘和化工厂被永久性关闭，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
与此同时，浏阳市积极对话村民和死者家属，协调治疗、赔偿等相关善后事宜。
尽管如此，7月29日，仍有数百名村民涌到镇政府，要求检查身体与生活补助。
第二天，上千村民围堵镇政府、派出所。
政府为何吃力不讨好
浏阳市副市长蒋国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化解民怨需要准确理解群众诉求，否则也是一种消极懈怠。
镉超标到底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应该怎么治疗
当地村民未来生产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如何修复
在对群众进行物质补偿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精神安慰
这些更需要政府深入了解受害群众真实诉求，才能把问题解决到点子上。
利益协调和信息公开是关键高风险时期，预防和处置各类风险，首先必须要有高度的预见力，及时制定各类风险应急和长期预案。
尤其对于目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态势，各级党政部门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将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
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总结说：“各种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其次，在各类风险“变现”之时，政府应该加强执行力，迅速作出反应化险为夷。
特别是在资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的高风险时期，各级政府化解危机的执行力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有专家指出，很多让网络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原本可以低成本收场，却始终没有出手，最后变成了网民做主政府埋单，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治理成本和政府形象修复成本。
此外，沟通能力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的很大弱项。
领导干部应该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
综观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存在领导干部作风飘浮、漠视群众利益和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曾就孟连事件痛斥道：“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儿上，不如跳河算了
”决策透明、信息公开是对政府沟通能力的又一有力考验。
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审判长对判决结果进行详细解读，供公众议论、审视、评判。
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公众之所以不信任事发地执法、司法机关，正是因为这些部门长期以来总是认为自己对事件的处置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极端漠视群众的知情权。
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正是在改变这种心态，以坦诚换取公众信任。
（记者伍晓阳）6. 水价上涨的最大推力并非“外资”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
此前，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并被指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
关于水价上涨的各种说辞，已谈论颇多。
此次住建部出面将外资作为重点对象展开调研，足见水价上涨一事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其实，关于“水价上涨乃外资操纵之嫌”的论调早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基于我国目前水务市场现状，外资虽占有份额但仍然较低，能否达到垄断之势有待考证，若说间接影响或不为过，然致以“操纵”一词，或冠以“外资威胁论”之名，恐言之过重。
单从市场行为角度来看，外资进驻我国部分城市的水务市场，对效益低下的企业实施合并重组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虽说操纵之嫌言之过重，但论及水价上涨的幕后推手，倒确实有些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出于战略考虑，外资自然要不惜血本拿出远高于企业净资产的价钱实现其跨期收益，但是，深入思考，受益者绝不只是外资一家。
诚然，长期来看，外资在既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内，的确要通过提价来收回成本，但这与水价上涨的关系间接性强，而直接性弱。
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外资高溢价战略之所以屡试不爽，根本上是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所致。
一方面，外资合并让地方政府攫取了短期的溢价收益，并巧妙地利用水价上涨将外资水价成本转给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外资合并以后，水务企业冗员庞大的包袱，也同时转让给了外资。
其次，供水的根本症结尚未破题。
从公共用水的受益范围来看，属于全国性公共品，若再加上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水资源供应理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
而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水务行业管理重心却在地方，水价调整的决策权归于各地省级政府。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省又把决策权下放到城镇政府。
地方政府提供供水的公共服务能力各异，且供水服务本身盈利水平低下，受政绩观的影响，地方政府自然更愿意把这个包袱转出去。
再次，水价形成机制透明度低，监督缺乏依据。
从理论上看，构成自来水水价的基本公式为：水价＝水资源费＋（成本＋正常利润）＋污水处理费。
但是，具体到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供水企业的“捂捂盖盖”。
目前，我国关于水价成本监审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无形之中又扩大了地方政府在调整水价时讨价还价的空间和自由裁量权。
如果外资的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政绩捆在一起，恐水价上涨的暗箱操作可能更大。
因此，水价上涨其背后最大的推力来自于谁，还不能简单地以外资操纵妄下定论。
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一是作为具有国家战略安全的水资源供给，政府要么创新机制，寻求更为有效的供给方式，要么在有效方式尚难找到的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负责起全国水资源的分配和供给；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是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治理水务市场，要下大改革力度，与地方政府政绩挂钩，供水企业减员增效是改革必经的过程，不可回避之；三是，中央对于水务行业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全面考虑，尽快采取措施，制定可行性办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否则，长此以往，地方政府定会竞相将城市供水企业纷纷外包。
待到日后，外资大规模进驻之势形成之时，恐“外资威胁论”就不再是今天的“狼来了”。
6. 从昆明立法保障谈如何看待舆论监督最近，昆明市拟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有专家认为，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是“破冰之举”。
由此回首舆论监督之路，不禁感慨万千。
进而想到我们对舆论监督究竟该怎么看的问题，以期能进一步形成共识，为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舆论监督应当纳入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个阳光，首先应当是一种制度环境，指的是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协调与监督。
这个监督毫无疑问应包括舆论监督。
同时，舆论监督应当作为监督权的一部分，和决策权、执行权一道，进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威力与作用。
其次，舆论监督应被摆在重要位置。
温总理曾经说过：“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由于舆论监督特别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其先天性的内在优势，因而舆论监督是各类监督中最有活力和魅力也更具有潜力的部分。
只有充分赋予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力，只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权力才不会不作为、乱作为、私作为、选择性作为和恣意妄为。
其三，舆论监督也是主旋律。
一味的称颂只会让被称颂的人陶醉，身处危境、困境而不自知。
对危险、矛盾、问题的视而不见，当驼鸟，只会坐等社会情绪发酵，等来的不会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而是不和谐不稳定。
惟有无处不在的眼神和声音，在睽视、在提醒、在提防、在了望，我们才能避过航行途中的险滩暗礁，风正气顺一帆悬。
因而，主旋律，应当既包括报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恶、丑。
对前者的崇尚和对后者的鞭挞，有机统一于社会的主旋律。
二者的相互作用、协调、配合，才会形成一种精神，体现一种气度，凝聚一种力量，成为主流、主导，达致和谐、和美。
对真善美的弘扬会激励人向上，对假恶丑的批评会迫使人向上，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
其四，只有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才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在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条件下，一个地理位置上极为偏僻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只要其本身具有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要不了多久，地球人都会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如果对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问题不揭露，对一些事件背后的隐性矛盾不分析，公众就不太会信任你，最终还会离开你。
不断失去读者，主流媒体就会逐渐边缘化。
而这，将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主张、意图、决策等不能有效地传递。
7. 企业改制重组必须维护职工权益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王敏）中华全国总工会14日发出《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这对于当前的企业改制重组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只有充分尊重职工、紧紧依靠职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改制重组才能顺利推进。
受金融危机影响，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改制重组愈加频繁。
许多企业通过改制重组获得改革发展的动力，重新焕发生机。
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忽视职工民主权利，企业重大决策和改革方案在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甚至在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实施，结果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企业改制固然是经济行为，但操作者、执行者、受益或受损者都是具体的人，有时上万职工的切身利益。
涉及成千没有广大职工的充分理解和积极支持，改制不可能成功。
除商业秘密外，企业改制的一切事项，从企业的总资产、总负债到职工关注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裁员安置等问题，都应及时向职工公开，充分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监督。
要充分发挥企业职代会的作用，在改制重组中严格履行民主程序。
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
企业要依法将改制方案提交职代会审议，广泛听取职工意见，保障职工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
对改制企业而言，应更加重视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工会组织真正成为“职工之家”，使职工可以依托工会组织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畅通利益沟通渠道。
企业也可以通过工会对职工开展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工会真正成为联结职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广大职工含辛茹苦为企业发展奉献了智慧和汗水，企业改制重组必须让广大职工成为受益者。
任何企业改革都应把“保障职工利益”作为首要任务，由职工全员参与重组方案协商确定。
只有坚持以职工为企业之本，把职工作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顺利实现企业改制重组，获得新发展。
写一篇关于节约用水的作文（联系到云南旱灾）
09年旱灾 今年我们国家又出旱灾
据中国气象局网站消息，截至目前，由降水异常偏少和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导致的气象干旱已波及中国12个省份。
北方冬麦区旱情为30年一遇，小麦主产区旱情为50年一遇。
北方大旱可能造成比冰灾更严重后果
河南是我国小麦主产区，但是在过去的107天时间里，这里没有下过一滴雨；全省7000万亩农田， 4519万亩农田受旱，其中50万亩麦田不同程度地出现麦苗枯死的现象。
这个人口大省的一大支柱产业就是食品工业，而食品工业又离不开河南丰富的农产品。
如果今年的小麦产量因为大旱而大幅下降，不仅直接影响到河南全省的经济发展速度，甚至还会影响很多食品的价格。
现在河南全省上下正在全力以赴，应对旱情。
和去年春天南方的冻灾相比，今年北方的灾情延续的时间可能更长，范围可能更广，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
和水灾，冻灾一出现就来势汹汹不同的是，旱灾的发生是悄无声息的，但它却有可能愈演愈烈。
<<< ================================================================ 在今天的新闻中，我知道了最新的西南五省大旱情况，近2000万人饮水困难。
旱情严重的云南曲靖陆良县城区居民已开始限量供水，持续干旱使得陆良县可用水越来越少，只能支撑到4月底。
而西南旱区许多地区与此类似，用水只能撑一个月。
连水资源丰富的云南都开始为水而战了，可想而知，其他那些缺水地区滴水贵如油的时日似乎也不再遥不可及。
云南的今天，没准就是很多地方明天的写照，而作为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西南大旱可谓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水危机教育课。
“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
”西南干旱，用类似于公益广告的场景，为全民普及了一场水危机教育。
西南的干旱虽然离我们比较远，但我们西北地区也是干旱少雨，大部分农村还过着“靠天吃饭”的生活。
节约用水也已经是老生常谈，但我发现人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缺水的严重性，生活中的不良习惯所带来的浪费水现象随处可见。
据说在德国，父母亲会经常教育子女，洗澡用多了水就是在洗欧元。
可是在我们这个具有“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国度，常见的生活却是：每月多用几吨水，大不了就是多缴点水费嘛
于是在用水上，不少人向来慷慨大方，怎么舒服怎么用。
据有关报道，广州市民一年要用掉770个湖的水量。
具体到每个广州人，平均每天用水255升，相当于14桶纯净水。
真不敢想象，作为重点缺水城市，当广州有一天也像今天的西南地区一样缺水时，大手大脚用水惯了的广州人该如何适应得了
有一则公益广告让我记忆犹新“如果没有了水，人类将会怎样
”随后的画面就是：一片片干涸龟裂的土地，一群群蓬头垢面的人们，向天空伸出干枯的双臂，发出绝望的呻吟和企盼。
“地球上最后一滴水，将是人类的眼泪
”现在看来，这并不是危言耸听。
西南干旱，用类似于公益广告的场景，为全民普及了一场水危机教育，同时也警示着国人：节水，需要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更需要从水资源的管理上做起。
据了解，世上的水只有十分之三的水是淡水，而且，这些淡水大多数分布在南极、北极，水被结成了冰，所以只有很少的水才可以喝，我们却不能节约用水，在这样的浪费水资源。
这样，持续不了多久，人类就会灭亡，世上的所有生灵将残遭灭绝，这美丽的地球将又成为一片废墟。
就算有水，那也将是人类的一滴眼泪了。
记得有一次我去农村游玩时，那天正好逢集，我到乡政府上厕所时却发现了一种我不理解的情况。
在我上完厕所洗手时，那里的水龙头坏掉了，一股股清澈的自来水像瀑布一样往外流，我费劲心思的想把它住了，但是，总不能如愿以偿。
我连忙叫来一位叔叔，想让他帮我关一下水龙头。
可他却若无其事地说：“小朋友，不用管了，那是自来水，用也用不完，没关系的，它天天都这样淌着。
”听了这句话，我的心颤抖了起来：“天那
这山水虽多，但也有用尽的时候。
”听了这位叔叔的话，我马上辩解到：“水也是有限的，我们应该节约用水。
”他却一边摇着头，一边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实在看不惯他的这种习惯，也只有默默地低着头，自己来关这水龙头。
这水龙头虽没有完全关掉，但总比以前开的水小的多。
现在，我把这件事说出来，就是想说：“我们离不开水，一旦没有了水，就等于没有了生命。
”其实，节约用水并不难，只要呼吁人们行动起来，人人都节约水，从小事做起。
从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做起，我相信通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献出我们的爱心帮助受灾的人们渡过难关，把干旱的损失降到最低，西南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我们需要保护的其实不是水，而是我们人类自己，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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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了一个,认不得个符合你的要求,本来有图的,粘不上来. 张冲又名张云鹏，彝族人，1900年出生在云南省泸西县小补坎村一个官僚家庭里。
父亲张玉廷曾做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县知事。
母亲陆氏，是一个善良和蔼、勤俭持家的农村妇女。
她最疼爱张冲，张冲对母亲则唯命是从，因而有“孝子”的美名。
张冲幼年时读过《三字经》、《百家姓》和四书，后又进过泸西小学，但他对读书很不感兴趣，尤其对那些“之乎者也”更感到厌烦，虽然父亲望子成龙，对他管教很严。
可是他最厌恶“光宗耀祖”、“显亲扬名”那一套。
张冲在读书期间，爱打抱不平，有些豪绅子弟欺侮穷苦学生，他常挺身而出，和那些豪绅子弟针锋相对。
穷苦学生不管年龄大小都尊称他为“张三哥”，有的叫他“三少爷”。
张冲喜欢走村串寨，经常见到许多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官差团丁一下乡来，狐假虎威，杀鸡打狗，逼捐捆人的黑暗现实。
在学校里也听到老师们讲清朝政治腐败，和外国人订立了许多丧权辱国条约，袁世凯又承认了什么“二十一条”，他不胜痛心疾首!他很想将来干一番为国家民族争光，为人民解倒悬之苦的辉煌事业，然而囿于西南边陲的穷乡僻壤，茫茫四顾，看不到一线曙光。
张冲的家庭，原也不过小康之家，虽然父亲做过县知事，但时间不长，为官又清正，自然没有多少产业。
年复一年，他的家庭已衰败下来了。
母亲亲自上山找猪草养猪。
张冲渐长，见到母亲终日劳碌，很心疼母亲，就自动代替母亲上山找猪草、砍柴，回家又帮助母亲喂猪。
父亲认为他读书不成，学做生意也还要得。
一天，命他驮了一窝小猪到猴街去卖。
他卖得十几块光洋，正想回家，一个叫赵光廷的(原与他性情合得来)，因赌钱输了，对方逼钱很紧，跑来向他求援，他慷慨地把卖猪钱给了赵光廷，为他解了围。
后来赵光廷受豪绅压迫，铤而走险当了山大王，逐渐发展到200多人的武装。
泸西的豪绅，家家都被赵抢劫，有的被杀死。
赵部有的头目也想向张家动手，赵坚决不准说：“三少爷是我的恩人，决不可打扰他家。
”后来官府派兵来剿赵，将赵部打散。
1918年张冲的父亲去世，豪绅们常常欺负寡母孤儿，母子俩过着艰苦生活。
1920年，张冲遵从母命，赴昆明报考昆华中学。
因考期未到，就在昆明补习功课。
就在这个时候，一些豪绅控告张冲勾结赵光廷抢劫他们，省方来文“速即逮捕归案”。
好在这公文被从前曾在张玉廷县署当过差的一位公差偷看了。
那公差一面将公文暂时压住，一面暗地通知张母，叫张冲躲避。
张冲买了一张由昆明到河口的火车票，拟从越南到广西。
到河口后，因无出国境护照，只好踅回宜良宝红寺村，在舅舅家住了几天。
又决定经陆良、罗平到贵州去投军。
他直往贵州走，一天在途中休息，遇到两个也被豪绅压迫跑出来的小伙子。
邂逅相逢，成了知己朋友。
那两个小伙子要到滇黔边界去投靠一个叫张寿廷的山大王，建议他说：“你到贵州去投军，哪天才能出头，哪天才能报仇雪恨?不如和我们一道去投靠张寿廷，将来还有报仇的一天。
”他觉得有道理，于是三人结伴同行。
一天三人走到滇黔交界地方的一个小街，见到一个军官装束的人和一个士兵装束的人各背步枪一支，正在向小摊贩穷凶恶极地收钱。
张冲问卖饭的老大娘：“这些是什么人?”“是团防队的，来收什么团防款……有个黄大爷交不起款，被捆去关了一天，卖了田把款缴了，才放回来，几天后就死去了。
我做点小生意，这样捐，那样税，看来也难活命。
”老大娘辛酸地诉说道。
张冲听了义愤填膺，和两个小伙子商量说：“干掉这两个家伙，为民除害
”“夺得武器见到张寿廷更好。
”三人各抽出小匕首，三刀两刀杀了那两个作恶多端的家伙，这就是他被逼上梁山除暴救民的起点。
投奔绿林 张冲自投靠张寿廷后，见这里虽有1000多人，但都是乌合之众，毫无纪律，抢人杀人，不分好坏，不分贫富，他看了很不顺眼，就向张寿廷建议，把部队整编为一个团，以收统一指挥之效。
树起“打富济贫”、“除暴救民”旗帜，对老百姓和小商小贩，一律保护。
可是张寿廷眼光狭小，根本听不入耳，并说：“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叫你怎样做，你就怎样做。
”张冲很懊悔走进这个魔窟，想远走高飞，遂和十几个知心的人商量，大家商量的结论是：“暂时在这里另外发展力量”。
他的枪打得很准，有“神枪手”之称。
他说话有板有眼，有道理，在他谈话或聊天时，常有很多人围着他静听。
有不少人都尊称他为“少大人”。
这当然就免不了受到张寿廷的嫉妒，张寿廷阴谋要置他于死地。
他得到消息，在一个夜间，率领拥戴他的 80余人，和张寿廷分道扬镳。
他脱离张寿廷后，大显身手，游击于陆良、罗平、师宗、平彝(现富源)、泸西、弥勒和丘北等县广大农村，提出“上等之人差我的钱，中等之人莫照闲，下等之人来和我过年”和“打倒贪官污吏、土豪劣绅
”“保护工农商，救济贫穷尸等口号。
在所到之处，贴出标语，对农民的一草一木都用钱买，向穷苦人赠布、赠衣、赠钱、赠粮，得到了群众的欢迎。
只要听到“少大人”的队伍来了，男女老幼都争着来看，家家送茶送水。
民间流传着一首歌：“太阳出来红彤彤，泸西出了个张云鹏，救济贫穷人，打倒富家翁。
官差、团丁不敢下乡来哟，鸡犬免遭凶。
”各地受压迫的穷苦人都纷纷来投靠他，三四年间发展了600余人。
云南政府派了韦杵团来剿。
由于他深得民心，情报灵，韦杵军队扑了空。
后来韦杵把军队分散到农村驻剿。
张冲提出：“一个排的兵力全部消灭，一个连的兵力相机消灭，一个营的兵力不打。
” 截至1924年先后消灭了官军六个排，击溃了七八个连，而且随时在侧后方扰乱和威胁韦杵团部，并常派便衣队杀死哨兵，夺枪而走。
弄得韦杵晕头转向，龟缩不出。
由山大王到龙云的第五师师长 1924年，云南政府第二军军长兼蒙自镇守使胡若愚派了一个精锐团，指挥师宗、罗平、陆良、泸西、弥勒等县团防队来会剿张冲，他们先派人来劝降，张冲不买胡的帐，坚持斗争，同这个团周旋了一段时间。
以后张冲探悉所谓的七省联军的联帅唐继尧和他的几个军长胡若愚、张汝骥、龙云、李选廷意见分歧，将来有可能发展到分裂混战的局面。
于是他决定把队伍开到没有驻军的丘北县，拟和丘北县的两个山大王－－王崇兴(绰号飞六)、王崇雍(绰号飞七)联系，联合对抗胡军，二王也愿意和他合股。
后来许多群众反映这二人是奸淫妇女、杀人放火的恶魔，他就决心消灭二王以壮大自己的力量。
不料胡已派两个团的兵力追到丘北围剿。
他认为如果继续和敌人拖下去，就有被敌强大兵力消灭的危险。
乃决定暂时接受胡的编制，以保全力量，相机再把部队拖出，遂接受了胡的编制，任九团三营营长。
1925年(一说1924年)，唐继尧组织民治党，自任总裁，并自称建国联军总司令。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窃据了北伐军总司令高位，派人来云南拉拢唐。
唐不买蒋介石的帐，他幻想乘北伐军和北洋各系军阀混战之机，问鼎中原，坐收渔利。
然而他又自私，任命他胞弟唐继虞为训练总监，党、政、军事务，由他弟兄俩独断专行。
新训练的几个补充大队(即团)和向法国订购的2万支新式套筒步枪拟拨给唐继虞的第一军，引起了几个军长的不满。
1927年 2月6日四个军长开秘密会议，反对唐的倒行逆施，2万支新式套筒枪刚运到河口，就被胡驻河口部队全部扣留，要求唐平均分配给各军。
同时要求把新训练的几个大队，平均补充各军，对党、政、军事务今后也要民主讨论。
唐野心未遂，忧愤成疾。
张冲探得这个消息，就乘胡派他押军饷之机，于1927年3月把部队连同军饷拖到丘北。
1927年夏，又用计诱杀二王及其他头目共七人，尽降其众300余人，缴步枪250余枝，声威大振。
1927年夏，大军阀唐继尧病势加重，一命呜呼了。
胡若愚自称省长(后蒋介石委他为云南省主席兼三十九军军长)。
李选廷料到云南军队要分裂混战，主动卸了军权。
胡派人到驻华宁县的张庚伯团(原属唐直接指挥)联系，要张团归三十九军节制，龙云也派人到华宁要张团归三十八军(蒋新委的番号)节制，驻大理的唐继虞要张团把部队开到大理。
张庚伯是一个庸人，正在十字路口徘徊。
张冲得知这情况把部队开到华宁，和张庚伯联系，表示愿把部队编给张庚伯团，任副团长兼营长。
他建议张庚伯：“既不要受胡、龙节制，也不要去大理，把部队开到滇黔交界地方－－富乐镇，整训部队，扩充武装，坐山观虎斗，准备问鼎滇池。
”他又分析形势说：“唐死后，几个军长明争暗斗，根本无暇管我们，可放心独树一帜。
”张庚伯便把部队开到富乐整训和扩充武装。
在整训中，他建议张庚伯上军官讲堂，他上军士讲堂。
在他上军士讲堂时，常常讲贫与富的根源：“中国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他们存在一天，老百姓就只有当牛马，在饥寒交迫中呻吟……我们这支军队，要锻炼成严守纪律，彻底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新军。
……我团有许多军官，恶习太深，死气沉沉，将来要你们去接替。
”他又经常了解每个士兵的家庭情况和思想情况，经常在经济上、精神上给予适当的解决和鼓励，博得了全团士兵的爱戴。
时机成熟了，最后一次，他在讲堂中宣布：“今天就是要你们去接替那些饭桶军官的机会到来了!你们听不听我的指挥?”全团军土举手拥护。
他命全团军士立即回营各把本班弟兄全副武装带到操场集合，他作了简短的讲话后，把部队开到富村。
进行整编后，派人送了3000元光洋和四支十响手枪给张庚伯，并称：“兵变，团长速走尸张庚伯只好把这3000元钱分发给各级军官、军佐回家。
张冲在富村发展了近千人武装，又把部队开回富乐。
在富乐驻了十多天，又把部队开到泸西。
在泸西又发展了1000多人武装，共有4000多人。
整编为两个团，称支队司令。
这时胡、龙矛盾日深，胡派人来联络他，委他当旅长。
龙也派人来联络他，任命他当师长。
他两面周旋，两面索领军饷、粮秣、服装，却按兵不动。
唐继尧死后，唐的警卫旅旅长王节修编归三十九军建制，王节修本是唐氏弟兄忠实爪牙，他阴谋拥唐继虞当云南省主席，常在胡、龙间进行挑拨离间，使胡、龙明争暗斗的矛盾与日俱增，演到互不见面的程度。
胡若愚、张汝骥联合围攻龙云，于1927年6月14日俘虏龙云。
卢汉逃脱，召集龙云旧部，并联合朱晓东和张凤春集中祥云县，誓师为龙复仇，一直攻抵禄丰。
卢把禄丰城包围，主力在一夜急行军进抵昆明。
胡、张两军溃败，胡若愚被迫把龙云放出，盛宴款待，向龙声称：“老弟，我们都受到王节修离间影响，我和张汝骥去北伐，你回昆明维持云南，你回昆后，务必把王节修杀掉。
”龙回昆后，果然诱杀了王节修。
张冲听到龙云已回昆明，就亲到昆明会见龙云，任第五师师长。
他自接受编制后，由数百人发展到掌握一个师的武装。
献计击败反龙三军 胡若愚释放龙云后，和张汝骥一道，扬言北伐，实质是利用龙云杀掉王节修激怒唐继虞进攻龙云。
胡、张两军开到贵州的毕节和四川的叙永一带驻下，一面和贵州省主席周西成及四川的一个军长赖新辉联系，一面和唐继虞联系，以联合攻龙。
1927年秋，唐军先头部队进攻到安宁，周西成先头部队张显尧旅已攻抵陆良，胡、张联军已进抵昭通和曲靖。
真是四面楚歌，千钧一发!龙云慌了，准备跑香港，张冲得知这消息，向龙云献计：“军长不能走，走了一生事业就完了。
”龙说：“人家兵力比我们多几倍，如何打得过?”张冲分析敌情：赖新辉军尚未入滇境，若胡、张军得胜，他可能入滇捞点油水。
胡、张不胜，他不会入滇境的。
胡、张军想利用唐军和我军打到互有损伤时，才会进攻昆明，目前是坐在黄鹤楼上看船翻。
我们只须用少数部队牵制。
唐军已距昆明不远，可集中第一(孟友闻)、二(卢汉)、三(朱晓东)、四(张凤春)四个师主力迎击唐军。
有两种可能性，一是一举全歼唐军，一是把唐军击溃。
当然击溃的可能性比较大些。
击溃后不可远追，只须用少量兵力佯追，主力速回师曲靖。
昭通方面也只须用少数部队牵制，只要我在曲靖胜利于，昭通敌军自然瓦解。
贵州军我一个师包下来。
我不到陆良迎战，走过去走熟的小路抄袭犹国材前敌总指挥部侧背。
犹是个无用东西，他必然调张显尧旅回援，我只用少数兵力牵制犹国材，主力于途中截击张显尧旅，估计可以全歼张旅。
我再回师东向把犹国材赶出滇境。
听说贵州军的毛光翔也是个饭桶，他在安顺停兵三个月迟迟不进，也许他想利用唐、胡、张等军和我打一段时间，他来占便宜。
现在他那三个师还在兴仁一带，听到犹国材和胡、张失败，他决不敢入滇境。
我把贵州军赶出滇境，还可以赶到曲靖参战。
这下说得龙云转忧为喜完全照办。
龙云集中四个师主力，一鼓击溃唐军于碧鸡关。
时唐军中唐继磷师主和，欧阳豪谦师主战，唐继虞迟疑不决，节节向西撤退。
龙云只用少数兵力佯追，主力东向曲靖， 与胡、张激战于廖角山，大败胡、张军。
张冲抄袭犹国材总部，犹仓皇失措，果然调张显尧旅回援，张冲只用少数兵力牵制犹国材，主力回截张旅于马街，基本全歼张旅，张显尧只带随身五、六十人逃奔盘县。
他又回师东向，把犹赶回兴义，只留一部份部队保卫滇境，主力又赶到曲靖参战。
一直把胡、张军(包括昭通方面胡、张军在内)赶出滇境。
从此，张冲的声名，遍传三迤，连不少贵州人都知道他是智勇双全的将军。
龙云以得胜之师，由东向西，追击唐军，时唐军中主和派占优势，唐继虞宣布下野，唐军全部接受龙云编制，龙云云南江山趋于巩固。
请缨入桂 围攻南宁 1930年夏季，蒋冯阎中原大战期间，李宗仁、白崇禧出兵进攻蒋介石，攻抵湖南衡阳。
蒋介石积极拉拢龙云，任命龙为讨逆军第10路总指挥，卢汉为讨逆军第10路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师(21个团)进军广西。
张冲因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赞成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加上他自己有过组织农民反抗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的经历，所以早对共产党怀有同情。
他听说有共产党领导的红七军在广西活动，拟联系红七军共同建立革命根据地，就主动向龙云请缨。
龙允许了他的要求，改为一O一师。
入桂初真是旗开得胜，势如破竹，一直攻抵南宁城，把南宁城包围。
卢汉满以为攻破南宁，直下桂林，可以当广西省主席。
不料蒋介石突然派陈铭枢来，驻在南宁城郊，向卢汉联系，卢很不乐意。
这时，南宁守将韦云淞用了个缓兵计，派南守城巨亨20余人，各执白旗一幅，小手提皮箱一个，来卢汉军营劳军。
卢汉满以为韦云淞来投降，很高兴，巨亨们声称：“总指挥辛苦，我们商会筹得点薄款，慰劳弟兄们，并向总指挥致敬。
”小皮箱一一打开，都装满港币。
巨亨们讲的不是投降的事，而是说滇桂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蒋介石要想一统天下，各处的地方政权他都要夺，滇桂应该联合起来倒蒋。
”卢汉打他的个人算盘，认为即使把南宁和桂林攻下，也不一定当主席，而且滇桂唇齿相依的利害关系，也有道理。
便默许不猛攻南宁，只围而不攻。
而张冲力主猛攻南宁，直捣桂林，和卢汉几度争吵。
当然，各人的目的不同，张冲的目的是要猛攻南宁，直捣桂林，向红七军靠拢，在广西建立革命政权。
卢汉的目的是想当广西主席，既当不成，何必卖命?所以只围而不攻。
由于气候恶劣，水土不服，疾病流行，围三个月不攻，师老军心怠惰，士气由旺盛变为沮丧。
就在这时，李宗仁抽调张发奎部驰援南宁，滇军虽勇，失去地利人和，又加疾病折磨，败北回滇。
倒龙未遂 以退为进 卢汉率入桂部队失败回滇，兵员残缺，乃联合各师师长要求龙云把已练好的几个补充大队补充各师。
龙云有鉴于他们几个军长倒唐事例，恐各师长权力过重，于他不利，不但不补充，反而提出废师为旅的整军方案。
张冲正想乘势干出一番事业，当然忍受不了，遂与卢汉密商倒龙。
卢汉以为声望比别人高，倒龙后当然是云南省主席，何乐而不为?二人商妥后，又联络朱晓东和张风春。
1931年3月，四个师长到宜良开倒龙会议。
结果因张凤春也欲争省主．席之位，会议不欢而散。
龙云听到消息，乘飞机到昭通。
张冲又和卢汉商量：“倒龙后张凤春要争当主席，必然演成分裂局面，龙还有相当实力，结果还是龙来当主席，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不如欢迎龙云回昆，把主动责任推给张凤春。
”卢汉别无良策，只好同意他的意见。
二人乘飞机到昭通，欢迎龙云回昆明。
龙云这时只设法对付张凤春，于是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对张的几个团长许官许钱，张凤春还在梦中。
龙云召开军事会议，提出废师为旅的整军方案，卢等三个师长自然拥护，张凤春发言：“入桂三个师兵员残缺，应该缩编为旅，我这个师兵员不缺，不该缩为旅。
”被龙云当场打了两个耳光，关进监狱。
龙云废师为旅的整军方案完成了。
卢汉不愿与部下为伍，主动引退。
朱晓东调任民政厅长。
龙云念张冲“一计胜三军”有功，改任第九旅旅长，后又让他兼盐运使。
移卤就煤 兴修水利 张冲在任旅长兼盐运使期间，旅长职权丢在一边，专致力于盐利和广通县水利工作。
在他任盐运使前，是从30里外运木材到源永井煮盐。
他接任后，认为这样成本太高，想试验用煤煮盐。
一些灶户(把持盐利的头头)说：“不行，我们搞过了。
”他不以为然，但搞了几次都失败了。
他毫不泄气，继续试验，在甲地烧火，在乙、丙地置锅，结果成功了。
那些灶户大喜，认为煤能煮盐，成本可降低五六倍。
但张冲还不满足，认为煤还得从20里外的一平浪去运，又拟出移源永井之卤就一平浪之煤的方案。
这样，灶户的利益空了，纷纷反对说：“这么远的路程，如何引得到一平浪?”他不听灶户们的谏阻，找了许多测绘和土木工程人员，勘测水道，开山炸石，挖水道基坑，建桥梁涵洞，轰轰烈烈地干了起来。
他又想了烧空砖的办法(长方形内圆外方空砖)，遗憾的是：没有把釉上在里面，而是上在外面，卤水流来，把砖浸漏了。
那些灶户泼冷水说：“不行，空浪费资金。
”还派人到昆明宣传，说他是异想天开。
于是财政厅不拨款了。
然而他矢志不移，财政厅不拨款，就向富商借贷。
他又想了一个办法，把空砖的釉上在里面，安装后，卤水畅通一平浪。
原来一平浪只有七八户穷人在那里撬洞取煤，他很快在一平浪建了几百间厂房，安装自来水管。
水管一开，万口锅顷刻锅满。
原来用柴煮一锅盐的成本为45元旧滇币，移卤就煤后的成本为l元5角旧滇币，降低成本30倍。
以前很多山区农民多数时间吃不上盐，移卤就煤后，产量大增，山区农民都吃上了盐。
张冲任盐运使，本来与建设广通县毫不相干，然而他走遍了广通各地，认为洛川坝很大面积不产粮食，深为可惜，提倡兴修洛川坝水利。
虽动员了一些人投资，但数字很微，不敷之数，他全部承担。
完工之后，灌溉面积达8000亩。
至今广通县人民还对他念念不忘。
他在移卤就煤前，还捐资建立了泸西县图书馆、泸西县师范学校和圭山小学。
坚信抗战必胜 寄希望于中共 1936年2月，红二方面军长征经过云南，龙云派第三纵队司令孙渡率3个旅另2个团兵力防堵。
4月，又派张冲率近卫第一团、第二团，赶往普渡河，配合孙渡所部，追堵红军。
张冲故意拖延时间，行军中看见山上有野火烧焦的灌木丛，就指为埋伏的红军，让部队停下来射击。
待部队到达普渡桥时，红军早已过桥而去了。
红军过云南时，张冲曾向龙云进言，不可与红军打硬仗，保存实力，以防蒋军夺占云南。
以后又劝龙云不可乱捕云南的中共地下党员，否则不利于龙在云南的统治。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卢沟桥，中国共产党于8日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通电，掀起了全面抗战的浪潮。
蒋介石不得不于7月17日召集庐山会议，确定准备抗战到底的方针。
云南虽地处西南边陲，也组成了第六十军开赴前线参加抗战。
六十军辖一八二、一八三、一八四三个师，张冲任一八四师师长。
我团原为十四团，改编为一O八六团，归一八四师建制。
我被派到昆明设营，我会见张冲，向他请示驻地区域。
他的住宅在翠湖边，是租的，我刚坐在会客室，就见他提了烟筒出来，我起立向他敬礼，他微笑地把右臂伸开招呼我坐下。
他指示了驻地区域后，一面吸着烟，一面像老师考学生似的问我：“你看这次抗战能不能胜利?”“这次抗战一定能够胜利。
”我答。
“你根据什么条件说能够胜利?”“全国民气旺盛。
报上刊载了国共两党已合作一致抗战到底。
我国地大物博，从前是一盘散沙，现在已团结一致，力量是无穷的。
”他高兴地说：“你的看法，基本差不多。
今天的抗战，是百年来没有过的民气最旺盛的一次民族战争，是以广大空间换取时间的持久抗战，是不妥协屈辱、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伟大战争。
看来战争拖下去，根据国际形势，还会发展成第二次世界大战。
”我插嘴说：“我担心抗战中途，会有类似‘何梅协定’事件发生!”他笑笑说：“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再搞一次‘何梅协定’行不通。
即使有这样事件发生，共产党也能够肩负领导抗战责任。
”“共产党这点点力量，能领导抗战吗?”我惊异地问。
他把烟筒放下站起来说：“你不要把共产党力量看小了!共产党善于搞统一战线，善于团结人，善于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
群众拥护，官兵亲如兄弟，不搞特殊。
善于打游击战。
持久抗战，没有游击战配合，要胜利是不可能的。
共产党纪律严明，能吃苦耐劳，耳目灵活，情报准确。
只有共产党领导抗战，国家民族才有希望。
”又谈了一会，警卫员来请他吃晚饭，他把烟筒放下，站起来，右手握拳一挥，语气很重地说：“坚持抗战到底必胜!最后胜利属于中华民族!”这次会话，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严肃认真的告诫，和对共产党能肩负领导抗战责任的论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秋，六十军由昆明出发，向抗日前线开进，冬末到达武汉，奉命暂时休整和补充装备。
军部和一八二师驻孝感，一八三师驻花园，一八四师驻江西德安。
我被调到师部任作战参谋。
张冲因沿途风尘，患病到汉口治疗，我被派到武汉参观武汉防御工事，也在汉口住了十几天。
当时云南省彝良县人罗炳辉将军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也在汉口治病。
张、罗二人接触，志同道合，来往频繁。
后来罗炳辉来找过张冲几次，有两次我也和罗炳辉会晤过。
罗炳辉身材魁伟，脸色黝黑。
通过罗炳辉介绍，张冲到武汉办事处会见了周恩来和叶剑英，并认识了共产党对外联络员黄洛峰。
张冲要求共产党派年青党员到一八四师工作。
并征得周恩来同意派何现龙、宁坚去进抗大。
同时他接受了共产党的安排，任用共产党员马逸飞为一八四师后勤参谋。
后来由延安派来共产党员薛孤帆、周时英、张天虚等创办一八四师《抗日军人》小报。
罗炳辉赠了一本《共产党宣言》给张冲，张冲孜孜不倦地学习。
从此他心窍更开，对马列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
攻守禹王山 1938年春，六十军奉命开赴鲁南参加会战。
当时六十军直接归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
原一八四师在丁家桥布防，因丁家桥距台儿庄很近，李宗仁电令一八四师暂归在台儿庄一线布防的于学忠集团军指挥。
张冲派我到台儿庄和于学忠联络，于命一八四师移台儿庄设防。
张冲叫我和他去观察地形。
他说：“台儿庄有台赵支线通徐州，固然重要，但没有禹王山重要。
禹王山可俯瞰四周，距徐州很近，是徐州重要屏障。
禹王山若失守，徐州四面受敌，不易固守。
”他连续几天走遍了台儿庄周围，周密地配备了防御阵地。
三迤健儿正磨拳擦掌，枕戈待旦，突然连续接到李宗仁、卢汉电话命令：“把台儿庄防务交于学忠部接替，一八四师速即驰援禹王山。
”张冲办好防务移交手续后，率队侧敌强速行进。
当我师赶到禹王山麓时，原守禹王山的一八二师已在敌强大火力猛攻下离开阵地。
敌矶谷师团一个敢死队已冲上禹王山顶，敌后续主力也蜂拥扑来，和禹王山连接的几个小山也被敌猛攻。
千钧一发!张冲下令王秉章旅乘敌立足未稳之时，不惜重大牺牲，务必把禹王山夺回固守!经几次反复拉锯战，王秉章旅长、傅保俊营长负伤，付出了约两个营的代价，终于把敌人杀下山去。
敌敢死队长平野庆太郎率一百六、七十人，退到距禹王山顶约50公尺附近的一个偏岩死角，负隅顽抗。
后来派两个连的兵力去驱逐未果。
禹王山夺回后，因王秉章旅长负伤，部队残缺，换下来整理，由五四三旅接防。
在守禹王山20天中，每天每夜都有激烈的战斗。
最激烈的有两次，一次是伸手不见掌的黑夜，一次是黑夜加滂沱大雨，敌人用飞机大炮向我阵地猛轰，炮弹像雨点一样。
敌敢死队蜂拥向我阵地冲来，敌后续主力也向我阵地扑来。
当时守禹王山的一0八五和一O八六两个团已支撑不住，要求从速派兵增援。
张冲电话通知：“今夜决不增援，增援阵地必失。
因为是黑夜，又是滂沱大雨，援军到阵地敌情方向弄不清，起不了作用。
我有困难，敌人同样有困难嘛。
敌人没有三头六臂，我还占居高临下优势，就是投手榴弹也比敌人甩得远些。
你们好好稳住，阵地决不会失。
谁要退下，提着脑袋下来!”张冲打完电话后，随即亲到前线阵地指挥，士气更加振奋，士兵们说：“师长亲临前线和我们同辛苦，我们保证轻伤不下火线。
”后来传为“300伤兵顽强守卫禹王山”的佳话。
通过这两次激烈战斗，紧张的肉搏，终于把敌人杀下山去。
敌敢死队残存约百人，仍退回偏岩死角顽抗。
张冲认为敌敢死队人数虽不多，但威胁很大，决心用追击炮消灭。
命万旅长亲自发炮(万是在日本士官学校学炮科的)。
不到20分钟，敌敢死队全部被歼，无一逃脱。
次晨清扫战场，敌陈尸1000余具于我阵地前，多数是被手榴弹炸死的。
敌人企图从中央突破禹王山，直下徐州打通津浦线的计划被粉碎后，战斗不像以前那样激烈了。
张冲分析敌情，认为敌人可能放弃中央
云南省第二大城市是
第二市当然是 曲靖 你 不知道吗
１９年，一块“曲靖云南第二大城市”的巨幅广告出现在曲靖街头，不久后这块牌子却被悄悄摘掉了。
当时曲靖市的决策者们认为：曲靖只是全省人口第二大市，喊出“云南第二大城市”口号，尚且底气不足。
２００４年，曲靖市经济总量跃升全省第二位，实现了历史性的“三跃二”，“云南第二大城市”正式浮出水面，但曲靖人仍不张扬。
２００７年，曲靖市城市人口已达到３３．７万人、国内生产总值完成６５０．４亿元、地方财政收入达４６．４８亿元、固定资产投资达３５３．７５亿元、全部工业总产值突破７８７亿元，城市人口和几大主要经济指标，都稳稳坐上了全省第二的“交椅”，但曲靖的决策者说：“论人均我们还不是第二，要想在云南国民经济中占有次中心地位和在城市综合发展水平上称得上老二，曲靖还任重而道远”。
曲靖城镇化水平目前仅为３０．９％，仍是一个农业大市，５７０万人口中尚有４３％是农村贫困人口。
全市ＧＤＰ总量、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支出等指标除以巨大的人口总量，这些指标一下跌到了全省第３位、第５位、甚至第１３位。
论实力，用城市综合竞争力要素分析曲靖，曲靖在要素集聚力、财富创造力和区域辐射力上，的确力有不逮。
尽管如此，从全省来看，无论从城市的人口数量、用地面积、还是经济规模，曲靖已发展成为云南第二大城市仍是不争的事实。
第二大城市崛起珠江源，对推进云南城市化进程意义非同寻常。
云南城市化率低于西部平均水平，更落后全国平均水平１０几个百分点，全省除昆明是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外，没有一个人口在５０万－１００万的大城市。
城市首位度太高，城市发展空间布局和规模结构不合理，造成了云南城市化的失衡；城市化进程缓慢，极大制约了云南城乡经济发展；云南经济综合实力不强，很大程度源于城市竞争力不强。
２００３年省政府曲靖现场办公会为曲靖定位“打造珠江源大城市，建设滇东中心城市”，这是我省完善全省城市体系和生产力布局的“谋局之作”。
短短几年间，曲靖以迅猛的发展速度、十足的发展后劲，成为云南城市竞争力提升最快的“黑马”，有力地促进了滇中、滇南、滇西中等城市加快发展及相互间的竞争与合作。
区域性中心城市需要强大的经济规模、良好经济素质、不断优化的经济运行环境作为支撑。
工业化、城市化双引擎起飞，建设现代工业强市和珠江源大城市的准确定位，成为曲靖打造云南第二大城市的一对希望之翼。
围绕这一定位，曲靖市委、市政府强力推进新型工业化，以特色产业为基础、园区为载体，以大项目培育、大企业建设、大基地带动推动大发展，大力发展集群经济、循环经济和规模经济，全面推动工业结构的调整和产业优化升级。
去年，曲靖市三次产业的比例中第二产业占到了５５％，工业在市域经济中已经处于主体地位。
在工业经济的强劲拉动下，曲靖跃出一批工业“小巨人”，麒麟区、宣威市、会泽、富源、陆良等县经济总量一跃进入全省前２０名，县域经济强龙跃出，为曲靖市工业经济主导地位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到２０１０年基本建成 ７０万人、７０平方公里的大城市，在全省率先建成除昆明外独具特色的，文明、安全、宜居的园林式珠江源大城市”，这是曲靖实现梦想自定的时间表。
建设珠江源大城市，曲靖没有选择“摊大饼”式的单极化扩张方式，而是服务于工业发展需要，以超前的思维，站在战略高度，全局考虑全市工业发展的产业、资源和园区规模效应的聚集，前瞻性地提出了“一区、两片、三组团”的城市规划蓝图。
按照全市工业经济的布局，通过项目带动、园区建设实现城市扩张，通过城市扩张推动工业园区的建设，以此实现城市建设效益的最大化，最终形成“主城区--次中心--工业园--外围新城”协调发展的多层次城市空间。
这一规划，充分体现了曲靖建设云南重要工业基地及工业经济技术研发中心的城市定位，工业化、城市化得以双翼齐翔。
站在曲靖开发区管委会的大楼上四眺，这里已经融入大曲靖的繁华，而在十多年前，管委会的周围都是破旧的民房和成片的田野。
目前，开发区西片区新建城市面积已经达到了９．５平方公里，去年开发区管委会仅城市道路建设就注入资金１．８亿元。
开发区建设的历史，不仅是曲靖城市产业集聚的历史，也是城市扩张的历史。
走进开发区新城，一条条宽阔的大道连接着一家家企业和房地产开发项目，在曲靖老城的四周呈辐射状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城市圈。
以园区建设助推城市扩张，曲靖开发区成为曲靖城市化战略成功的“实验区”。
大手笔、大创新、大营销建设大城市，曲靖城市正在以日新月异的速度不断“长大”。
曲靖盘活城市资源，５年来县以上城市基础设施完成投资达６８亿元，其中市场化运作来的资金达２１．８亿元，占总投资的６８％。
城市建设的提速，催生了城市产业的发展。
曲靖市的房地产业每年以２０％的速度增长，已累计完成投资１００亿元，仅２００８年全市房地产业就完成投资４０亿元，投资总额位居全省州市第一。
与此同时，在把曲靖建成滇东商贸中心、云南重要的物流中心和承接滇黔桂川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物流枢纽的进程中，曲靖第三产业突飞猛进。
２００８年，曲靖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１７７．１２亿元，４年间全市服务业产值年均增长达４９．７％。
城市经济运行规模和质量的提高，对城市的“经济生态”这一关键要素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今年６月，曲靖市委、市政府向全市下发《关于优化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的实施意见》并出台软环境建设７项制度。
“打造零障碍、低成本、诚信、透明、严格、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全省一流的软环境”，铁手腕打造软环境，是曲靖打造城市竞争力的必然选择。
在昆曲高速公路进入曲靖的立交桥旁，有一块“温情提示牌”，上面写着“外埠车辆无意违规，教育放行。
”这是曲靖市营造招商、亲商、便商、扶商、护商、富商环境的一个小小细节。
２００３年以来，曲靖招商引资一直高居全省第二位。
曲靖一批大项目进入的背后都有着精彩的“故事”。
“中国第一股”驰宏锌锗刚刚入驻曲靖，奠基动工仪式才举行，一条宽阔的水泥公路已经铺到了驰宏公司建设工地的门口；沾益县把服务云南煤化工曲靖基地的建设作为重要任务，云维集团“企业办社会”移交地方，沾益无条件接受，县里由县长、常务副县长组成行政审批联席会，一月一次解决企业问题。
说起投资曲靖的感受，我国“矿电磷化”一体化循环经济典范工程--宣威磷电的总经理、江阴人黄晓鸣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在曲靖，企业发展已经变成政府的事”，他甚至感到了比在江阴更浓的人情味。
创造城市要素集聚力、财富创造力，打造城市竞争软实力。
通过调节“温度”、“湿度”、“水分”、“阳光”，让投资者享受到同等国民待遇，甚至超国民待遇，曲靖软环境建设生意盎然。
而随着城市教育、卫生功能不断完善，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城市文化品位不断提升，珠江源大城市又成为了曲靖新一轮财富竞相涌入的“洼地”和产业聚集的“高地”。
在哪里可以买到养乐多啊
大一点的超市 网上也有卖 我喝过 味道一般 特别促进肠道吸收（就和泻药一样） 喝完之后拉了两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