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主要干什么
朋友
我是在工作两年了，十，物资员。
中铁五，每个局下面多则有十家子公司，每个公司的待遇都不一样，每个公司的不同项目、不同领导下的待遇都有天壤之别的。
这个问题9000字都难说清楚了。
但总的来说，中字头嘛，肯定比普遍私企待遇好；又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比一般国企待遇也要好，因为常年不能回家，节假日无休，当然你请假就能休。
“那里很穷”这是当然，你想，修铁路公路的地方肯定是偏的地方，不会在市区动土，但穷的是那个地方，不是中铁这个单位。
那里再穷，也是大环境不好，项目驻地也会安排好吃和住的，小环境肯定不差的，这个你不用担心，伙食很好，住肯定有空调，交通的话有自己项目上的车。
至于待遇，我底薪2800，补贴700，奖金不一定，1月份奖金2800，过节费2000，红包200，决定待遇的因素我刚也说了：一，要项目好，进度快，赚得多发得多；二，领导好，碰上不好的领导，进度快也没你什么事，好的领导，进度一般都会适当地发奖金。
另外如果资金周转不过来，工资会拖延，但这个基本上不用考虑，毕竟国家不会欠你一分钱的。
关键看奖金收入，工资反正各公司差不了多少，进去就有2000多。
所以这个待遇问题不是恒定不变的，你得长远考虑一下。
像我现在这个项目，发钱是少的，但去年七七八八的也发了个七八万吧。
关键是平常没机会消费，能存下钱来。
另外，年轻人最大的担忧就是，难处对象，毕竟假期少，搞完一个项目又换一个地方的。
先说这么多吧，你看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
打得手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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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谁
曹汝霖 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
字润田。
生于上海。
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
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
后被调入外务部。
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同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总理。
翌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
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
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
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
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
此后，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
1949年去台湾，1966年8月死于美国底特律。
著有。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的前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
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
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五四运动发生前，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统治。
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
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成果遭到破坏。
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1916年起改名)，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
正如同志在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经过 ??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
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
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
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
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
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
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
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
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
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
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
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
他们手拿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
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
随后，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
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
警察总监加派二百名警察守卫曹宅。
学生围攻警察，向他们讲道理。
少数勇敢学生则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
曹汝霖从后门溜走。
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在曹宅放起火来。
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
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
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之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
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
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
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
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军阀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
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
6月1日，军阀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大的义愤，斗争也更加尖锐。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
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
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
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
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迫使警察也束手无策。
6月3日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
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掀起。
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
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
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
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
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
但他们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主张文明抵制，张贴幸勿暴动的标语，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提出秩序井然的保证。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骇。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对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更是意味着致命的严重威胁。
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也于6月6日打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着，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猛烈，一天比一天高涨。
军阀政府眼看自身难保，不得不于6月9日和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辞职。
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
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因此被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军阀政府的这一暴行。
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
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
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
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
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
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
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
在各种学说竟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不少战斗性的文章。
其中著名的像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
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许多先进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
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都在宣传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志这时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
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
由于它鲜明的革命色彩，只出了五期便被反动军阀封刊，但却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也有影响。
在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也问世了。
经过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马列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北京还出现了要把土地、工厂收归劳动者所有的传单。
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9月间，等同志在湖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在湖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地以及留学莫斯科和日本的中国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留法学生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也于1921年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同志在长沙同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各工厂的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工人办事，办学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一时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刘少奇同志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同志等在长辛店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组织铁路工人开展了许多工作。
当时还出版了各种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工人参加罢工的有五六万人，而1921年则达到十三万多人。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工人阶级战斗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冲破各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
同舟同济出自哪个历史故事
成语解释语】： 同舟共济音】： tóng zhōu gòng jì【解释】： 舟：济：渡，过渡。
坐船，共同渡河。
比喻团结互助，同心协力，战胜困难。
也比喻利害相同。
成语典故【出处】： 《孙子·九地》：“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
”词语辨析【举例造句】： 通常在林海里人与人相遇，和在远洋航海中同舟共济一样，为什么他竟这样势不两立。
★曲波《林海雪原》二十七�【拼音代码】： tzgj【近义词】：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同舟而济【反义词】：反目成仇、各行其事【歇后语】： 一个船上的难友【灯谜】： 乘一条船渡江【用法】： 作谓语、定语；指齐心协力【英文】： be in the same boat【故事】： 春秋时期，有人问孙武怎样用兵才能不败，孙武回答说用兵布阵应该像蛇一样反击猎手，蛇形阵能够首尾兼顾成为一个整体，孙武说吴国人与敌对的越国人同舟遇到风浪都能同舟共济，何况这些无仇的士兵呢
孙武，字长卿，中国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被后人尊称为孙子、 孙武子、兵圣、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的鼻祖。
他领兵打仗，战无不 胜，曾与伍子胥率吴军破楚，五战五捷，率兵六万打败楚国二十万大 军，攻人楚国郢都，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显名于诸侯。
他著有《孙子兵法》十三篇，为后世兵法 家所’推崇，被誉为“兵学圣 典”，成为国际间最著名的兵 学典范之书。
一次，有人问他：“怎样 布阵才能不被敌人击败呢
” 孙武说：“你如果打蛇的脑袋，它会用尾巴反击你；你 去打蛇的尾巴，它又会用头部 来袭击你；你如果打蛇的腰部，它就用头尾一齐来攻击你。
所以，善于布阵的将才，也要将军队摆成蛇一样的阵势，头尾能互 相救援，使全军形成一个整体，前、中、后彼此照应，才不会被敌人击 溃、打散……”那人这才明白军队要想得胜，应该摆成蛇字形，但又产生了疑问，不知道士兵会不会像蛇一样，首尾互相照应呢
孙武说：“这是不必担心的。
战场是生死之地，战争迫使军队必然齐 心协力。
比如两个仇人，平日恨不得彼此吃了对方。
但是他们同乘上一 条&渡海，遇到了狂风恶浪，眼看就有葬身海底的危险时，他们就会忘 记旧仇，同心协力与风浪搏斗以避免船翻人亡的危险。
连仇人在危险之 时尚能同舟共济，何况没有冤仇、兄弟情深的将士呢
所以军队必然会 像蛇一样成为一个整体，首尾相顾，彼此救援的。
”这个人听了孙武的解释之后，觉得非常有道理，于是更加佩服孙武了
美国的Progressive Movement
美国进步运动 美国史学界一般把1900年～1917年间美国所发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运动统称进步运动。
在性质上，进步运动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有社会各阶层参与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目的在于消除美国从 “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所引起的种种社会弊端，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和经济秩序。
在内容上，进步运动同时在联邦、州和市三级展开，从政治上的争取妇女选举权、市政改革到经济领域的反托拉斯运动，从救济穷人和改善工人待遇的社会正义运动到自然资源保护，囊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深远。
一、进步运动的经济根源 19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工业化城市迅速崛起，国民财富急剧增多。
1884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成为工业国。
到1894年，美国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跃居世界之冠。
城市化步伐加快，1860年～1910年，美国城市人口从621万增为4464万，由占全国总人口的19.8％上升到45.5％[1]。
美国公民财富总值也从1850年的70 亿美元增加到1900年的880亿美元[2]。
工业化给社会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并没有消除社会贫困，出现物质丰富与社会进步间的“二律背反”，引起民众不满和社会骚动。
首先，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兼并狂潮方兴未艾，垄断组织迅速增多和扩大。
到1899年，垄断组织有185个，资本总额30亿美元， 占全国制造业资本的1／3[3]；全国铁路网在1901年已被六大垄断公司控制。
垄断组织垄断生产和销售，使大批中小企业被吞并或破产，广大消费者也难逃被其奴役的厄运。
经济运行机制遭破坏，经济活动陷入无序状态。
垄断组织对森林和矿产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使美国森林面积由内战前的8亿英亩锐减到1901年的不足2亿英亩[4]，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引起举国关注。
反托拉斯呼声此起彼伏，在1888年大选中，两大政党都把反托拉斯列入竞选纲领，并取得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胜利。
其次，进入垄断阶段后，社会分配不公和贫困化问题更加突出。
据查理斯·B·斯布尔在1896年的统计，1％的美国人占有近一半的国家财富；12 ％的美国人拥有近90％的国家财富[5]。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广大工人、农民、移民和黑人却日益陷入贫困的深渊。
1890年，仅纽约市就有50万居民住在贫民窟[6]。
著名社会活动家罗伯特·亨特估计， 在世纪之交，美国至少有10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14％）长期处于贫困状态[7]。
再次，工农贫困化直接引发社会骚动和阶级冲突。
19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工人运动进入高潮，如1886年“五一”运动及秣市惨案、1892年荷姆斯特德钢铁工人大罢工、1894年普尔门城工人大罢工等。
小资产阶级不再追随两大政党，反映其愿望的平民党运动蓬勃发展，遍及全国。
面对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主张通过政治经济改革来缓和社会矛盾，抵制社会主义运动，阻止革命思想蔓延。
二、进步运动的阶级根源 美国中产阶级是进步运动的倡导者和中坚力量，他们奔走呼号鼓动改革，做了许多具体的领导工作。
19世纪末的美国中产阶级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
一部分是中小企业主和农场主，他们又被称为旧中产阶级；另一部分是随工业化进程同步壮大的有强烈职业情感和社会责任心的自由职业者（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者和政府公务员），被称为新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是一个日益壮大的阶级， 是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革新力量。
新中产阶级的人数不论是绝对数还是相对数都在快速增长。
1870年～1910年间，美国总人口增长两倍多，其中工人阶级增长3倍，农民增长1倍，旧中产阶级只增加了2倍， 而新中产阶级增加了近8倍，人数从75万增为561万人，成为中产阶级中的多数，占63％[8]。
因暴发户阶层的异军突起， 中产阶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他们对专横跋扈的新贵们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出于社会责任感，他们对政治腐败和工业化带来的反社会反人性现象予以揭露和批判，逐渐走上反抗道路。
他们对一小撮政党党魁操纵下的两大政党极为不满，高举改革旗帜，在七八十年代参加文官改革运动和共和党脱离派（Half—Breeds）运动，1892年又投入自由共和党运动。
他们还利用职业之便掀起90年代的“黑幕揭发”运动，直接倡导社会改革。
他们反对垄断寡头的“金钱政治”，要求限制垄断资产阶级的专横跋扈，加强联邦政府对经济的监督和管理，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机会均等的发展机制。
研究进步运动的著名史家霍夫施塔特较为公允地评价了中产阶级在进步运动中的作用。
“进步主义有别于人民党主义的是城市的中产阶级不但参加了反抗潮流，并担负起领导责任。
”[9] 垄断资产阶级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力量最强大的阶级。
1896年垄断资产阶级的代理人麦金莱当选总统，标志垄断资产阶级全面执掌了国家政权。
本质上，垄断资产阶级是最保守最反动的阶级，他们剥削工农群众，压制民主运动。
他们把“大骚动”年代（1884年～1886年）的工人运动和1886年劳工政党参加竞选纽约市长视为无产阶级政治革命的序幕，感到颤栗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一批较有远见卓识的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已认识到垄断带来的政治腐败、经济秩序混乱和贫困化等严重问题最终将危及自身统治，因而实行一些不损害自己根本利益的改革是必要的。
美孚石油公司代表约翰·D · 洛克菲勒就要求制定一部《全国公司法》，规范公司行为，授权联邦政府监督金融活动和企业资金帐户。
这样就从垄断资产阶级中分化出一批支持改革的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就是他们的政治代表。
他们把改革视为阻止工农革命和维护其阶级统治的手段。
老罗斯福曾说：“我所奋斗的核心是希望从毁灭中拯救这个国家的富人及其追随者。
……因为我反对社会主义学说……我希望为我们的子孙后代保留我们曾经拥有过的同样的机会、自由、和平、正义和秩序。
”[10]他们的改革口号是“效率”和“秩序”。
垄断资产阶级自由派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并参与改革，这就使联邦政府领导全国范围的改革成为可能。
工农群众是垄断制度的直接受害者，他们要求伸张社会正义，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提高生活水平，改善工作环境。
他们的积极参与是改革运动取得成果的必要保证。
美国熟练技术工人组织——美国劳工联合会成立于1886年，会员在1900年有54万，到1904年迅速发展到167万人[11]。
劳联在美国工人运动中居领导地位，在塞缪尔·冈珀斯领导下， 执行一条机会主义路线，只为眼前经济利益而斗争，宣扬劳资利益一致论，奉行阶级合作。
1900年，冈珀斯等30多个劳联领导人加入美国大企业家组织——“美国公民联盟”。
劳联的活动违背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但就进步运动而言，劳联领导工人阶级积极参加社会改革运动，并利用它与资产阶级的合作关系，争取到一些劳工和社会立法。
非熟练工人的统一组织成立较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在1905年才成立。
非熟练工人的社会地位最低，战斗性较强，主张通过罢工斗争争取劳工立法，改善生活条件，并要求联邦政府解决贫困问题。
垄断形成后，农民对在货物运输上被铁路垄断公司勒索高价运费和差别运价，农民特别是中西部农民强烈不满，最大的两个农民组织——全国农民联盟和美国平等协会领导农民投入反托拉斯的改革运动，捍卫农民权益。
美国妇女为争取与男子平等的选举权而斗争。
1890年成立的妇女俱乐部大同盟引导妇女走出家庭圈子投身社会改革运动，到1912年已有会员120万人。
大同盟在主席代克尔夫人领导下，为争取妇女选举权、 纯净食品、保护女工和童工组织多种活动，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
三、进步运动的思想基础 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理论是哲学上的实证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
这些传统思想主张是：人是环境的被动产物，人只能适应环境；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一样，受自然选择规律支配，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管事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
垄断制度形成后，垄断寡头利用这些传统思想为自己的巧取豪夺和“金钱政治”辩护；同时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反人性和反社会后果使资产阶级有识之士忧心忡忡。
他们奋笔疾书，抨击陈腐思想，决心重建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
哲学上，威廉·詹姆斯创立实用主义哲学，主张哲学是一种工具，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哲学家，每人的成败取决于他个人的努力；人类不只是适应环境，而且也能改造环境。
随后，杜威把实用主义发展成官方哲学，并身体力行地投入社会改革运动。
在政治学领域，伍德罗·威尔逊打破传统思想，强调政府机构“应少考虑制约和均衡，多考虑权力的协调和运转”[12]。
针对垄断组织对市场经济的操纵，主张政府管理经济，干预社会生活。
在经济学界，以理查德·T·爱累和西蒙·N·帕顿为代表的一批年轻经济学者在1885年创立美国经济学会，提出国家引导和管理社会经济生活。
他们在学会纲领中宣称：“国家的积极参与是人类社会进步不可缺少的条件。
尽管我们承认在工业化社会需要个人主动性和进取精神，但仍认为自由放任思想在政治上不安全、道德上不健康。
”[13] 在社会学领域，莱斯特·沃德和查理斯·库累等人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自由放任思想进行了猛烈抨击。
沃德在《动态社会学》（1883）中指出：“如果我们把生物进化看成是自然的，那么社会进步则是人为的。
生物学的根本原则是自然选择，而社会学的原则则是人为选择。
适者生存就是强者生存，它意味着对弱者的摧毁。
如果说自然界通过淘汰弱者获得进化，那么人类社会则通过保护弱者获得发展。
”[14]沃德还进一步论述了人类的进步是由社会控制和有目的活动的结果。
在宗教界，掀起一场“社会福音运动”，旨在消除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弊端，维护基督教的社会公正。
福音运动中的温和派鼓吹阶级合作和政府干预经济活动。
伯伦兹神父称：“基督教不认为自由放任是适当的，也不承认完善的国家是自然法则和不受限制的竞争的产物。
”[15]华盛顿·格拉顿进一步指出，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不是生存竞争法则，而是“同情、友谊、互助和关怀法则”，并希望劳资双方建立伙伴关系[16]。
以海龙和布雷斯为首的福音运动激进派甚至高呼，“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社会问题”[17]。
四、进步运动的政治基础 工业化时代初期，物质进步与政治道德蜕化的“二律背反”现象，在美国尤其突出。
民主制度被扭曲，金钱操纵政治。
这就侵蚀了国家政治机体，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构成直接威胁。
威尔逊曾说，“政党核心会议的代表成了我国政府的理事”[18]，总统成了“国会的仆人”。
国会则是党魁们的掌中玩物，而党魁又受少数垄断巨头支配。
垄断资本家不仅通过党魁集团操纵政治选举，在政府机关安置亲信，控制政府的内政外交，为垄断公司谋利益；而且大肆行贿收买国会议员和官员。
纽约一家公司事后承认，为阻止一项对本公司不利的法案通过，在五年内行贿近百万美元[19]。
“我们所拥护的伟大政府多次被人利用来牟取私利”[20]。
政治腐败使美国城市代议制徒有虚名。
政党党魁集团控制了市政权，他们是城市的无形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