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八个浮雕的名称是什么
原因：1927年蒋介石、汪精后叛变革第一次革命战争遭败。
目的：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会议决定派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时间：1927年秋 关于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安源会议上确定起义时间是9月11日开始，所以就应以9月11日作为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
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当时实际的，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
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中“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令到即各遵照执行。
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
并告右令 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
1927年9月8日晚”（26）“鄂南决于九日发动”，与鄂南邻近，且一直保持着联系的驻修水师部，也会知道中央这一命令。
许多报告和回忆文章也提到了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是9月9日。
在《余洒度的报告》中：“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乃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
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
度当时侦察平、浏敌人兵力，我军以合力攻一面为宜，正拟将第一团集中铜鼓，适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27）。
何长工、陈明义的回忆文章中均有相同论述，不一一列出。
当时湖南省委负责人彭公达对秋收起义时间也有表述：“（三）驻在铜鼓、修水一带的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预计有得胜之可能。
后因收编的邱团反戈，腹背受敌，遂遭失败。
”（28）彭公达讲述十一日进攻平江长寿街，根据修水县城至长寿街的行程，也就肯定了修水部队誓师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
事实上9月9日起义部队在县城紫花墩誓师出发，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当日到达渣津，第二天从渣津出发打下朱溪厂后，驻修平边界，9月11日向平江进军。
与彭的报告非常吻合。
人物： 关于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 过去在论及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时，绝大部分权威刊物均说成是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
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全面的，同志是秋收起义的核心领导，但绝不是唯一领导，1927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人都很多，自然秋收起义也是集体领导。
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29）既然彭公达“我负有严重的责任”，自然彭公达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同样也属于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根据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
”（30）同时，如前所述，由于秋暴之初是两条线，江西这条线的卢德铭、余洒度也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卢德铭离开起义部队赶往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及时带回了党中央的指令，又于起义之日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指挥起义；在兵败金坪回师台庄之时，否决了余洒度的复攻平江的决定，果断率领部队与同志靠拢；在文家市会师期间，又坚决支持同志关于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两次转兵，都表现了卢德铭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具战略家的眼光。
在党指挥枪的体制尚未建立之时，军队领导人的份量是非常重的，对整个部队的走向影响非常大，所以总指挥卢德铭应为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余洒度在修水活动时间近一个月，在修水期间，“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
”（31）积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做好秋收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进行编师，制作军旗（“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 率先于9月9日带领部队起义。
尽管余洒度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其起义之初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余洒度也应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
性质 意义 作用 影响：1.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而主张“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这突出地体现在南昌起义中。
但到了秋收起义的筹备过程中，以为代表的 湖南省委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的旗帜已失去威信，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
在湖南，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湖南工农民众的强烈憎恨 ，产生了“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
提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湖南省委也提出“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
更进一步地，提出暴动后的政府不再是国民党政府，而是工农革命委员会 ，湖南省委也决定要“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当时中央并不同意湖南省委的这一正确主张。
1927年 8月23日，中央复函湖南省委时批评说 ：你们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可以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这是不对的”。
由于、彭公达(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人的坚持，秋收起义从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号 ，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鲜明旗帜。
历史证明，秋收起义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 ，首创工农 革命军，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正确举动。
秋收起义暴发后第 10天，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指出“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作 自己的旗帜”，“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惨痛教训的结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将过去让 出去的革命领导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2.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时，第一次举起土地革命的旗帜，起义部队前委也多次进行过土地革命政纲的探索。
但是，囿于主客观条件，南昌起义并没有解决好土地政策的问题。
在南昌起义中，曾实行过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 的政策。
在地少人众的南方，农民称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为“耕者无其田”。
因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
因此这一政策不符合中国国情。
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对土地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土地政策，“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推翻整个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
这一土地政策包含了如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明确土地革命是要推翻整个地主制度，准确地抓住了土地革命的目标；第二，提出了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即在土地斗争中依靠谁 、团结谁、中立谁、打击谁这一全党都在探索的重要问题。
尽管还是有所缺陷，但实践证明，湖南省委提出的这一土地政策是正确的，代表了当时全党的最高水平。
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步完善起来的。
3. 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开始。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锻造了一支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确立了我们党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群众路线，培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革命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5.井冈山革命斗争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
这是80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南昌起义 资料
起义的原因 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和南京的蒋介石集团不合作，所谓“宁汉分裂”。
江西南昌则在武汉和南京之间。
由于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量逮捕和处决共产党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亦决定“清党”。
一方面解聘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
这就是共产党所说的“大革命失败”。
于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建制下的叶挺第十一军，和贺龙第二十军，由九江秘密开抵南昌，与第九军副军长、南昌公安局长朱德会合，准备起义。
贺龙任起义军总指挥，因为贺龙部兵力最多；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贺龙是起义后才加入共产党的，叶挺起义前就是共产党员。
但叶部蒋光鼐、蔡廷锴师只服从国民党左派，不愿接受共产党指挥。
中共中央代表张国焘在起义前赶到南昌，阻止起义，但被多数参与决策者否决。
起义经过 1927年8月1日凌晨2时，朱德、周恩来等指挥的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全城。
起义胜利后，公布了《八一起义宣言》、《八一起义宣传大纲》。
国民党方面则马上调集军队包围了南昌。
8月5日，起义军撤出南昌，南下广东。
8月7日，张发奎率第四军入南昌，然后追击起义军。
在南进广东途中，蒋光鼐、蔡廷锴师脱离了起义军。
因天气暑热，长途行军，又没有发动群众，后勤工作不佳，沿途逃亡的起义军士兵很多。
到达广东三河坝后，周恩来决定主力进击沿海的潮汕地区，目的是企图获得共产国际海运的援助，留第25师坚守三河坝，由朱德指挥。
但起义军在攻击潮汕途中，遭粤军和蒋介石中央军夹击，在汤坑遭受大败。
周恩来、刘伯承、贺龙、叶挺等主要负责人离队，或去香港、或去上海，南下部队余部由董朗率领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的农军会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二师。
朱德所部在三河坝得知南下部队失败后，派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去中央汇报，朱德与第25师73团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率该部向江西、广东交界处运动，经大庾整顿，朱德将部队的一字形战术改为人字形战术，开始了正规战向游击战的转变，此时部队约剩3个营800人，林彪在这支队伍中，一度离队，后又担心被民团抓住，归队。
后朱德得知滇军故交范石生部驻扎韶关，遂投奔范部，朱德化名王楷。
不久实情被敌军侦知，朱部又移师湘南。
1928年1月，朱德举行湘南起义，4月率部上井冈山，在宁冈砻市与会师，建立红4军。
在公开场合，起义军表示仍接受国民政府领导，但反对起义军所称的“右派”蒋介石。
八一南昌起义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挽救革命，于1927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企图用血腥的屠杀消灭革命。
由于中共中央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忽视掌握军队的极端重要性，使绝大部分军队都控制在国民党手中。
中国共产党所能掌握或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集中在国民党人张发奎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中，其中包括贺龙、叶挺等部队。
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严重形势，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张发奎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中发动军事暴动，并成立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后因发现张发奎已站在汪精卫一边，中央立即抛弃依赖张发奎的幻想，决定独立发动反对南京和武汉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行动，即南昌暴动。
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在江西南昌宣布起义。
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
起义胜利后，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
随后，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直奔广东潮汕地区。
这样做的目的，是准备同富有革命传统的广东东江地区农民起义军汇合，发动土地革命，进军广州，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举行北伐。
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
10月初，西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汇合；另一部分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
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开始，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起点。
1933年7月11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作出决议，规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并于同年第一次纪念八一建军节。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规定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人民英雄纪念碑资料
英雄纪念碑位于北京天安门中心。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决定，为了纪念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在首都北京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
当天下午6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前广场上举行了建立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以毛主席为首的政协各单位首席代表一一执锨土，奠下纪念碑的基石。
后经全国广泛讨论，确定碑型。
到1952年，全国优秀的建筑师和专家们共设计了一百多种图案，经有关方面通过各种方式征求各界人民的意见，归纳、修正成最后的图样。
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北京市长彭真任主任委员，郑振铎、梁思成任副主任委员。
委员会下设工程处，分设计、施工、采石、美术工作等7个组，进行工作。
此外，专设一个委员会，在中国科学院现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领导下，研究浮雕画片所需的史料题材。
纪念碑于1952年8月1日正式动工修建，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隆重揭幕。
人民英雄纪念碑呈方形，建筑面积为3000平方米。
纪念碑分碑身、须弥座和台座三部分，共高37.94米。
台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均有台阶。
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米。
上层座呈方形。
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
下层大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幅汉白玉大型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渡江战役为主题。
在渡江战役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装饰性浮雕，主题分别为支援前线和欢迎人民解放军。
浮雕高2米，总长40.68米，共有约170个人物形象，概括而生动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惊天动地的革命史实。
上层小须弥座四周镌刻有以牡丹、荷花、菊花、垂幔等组成的八个花环。
两层须弥座承托着高大的碑身。
碑身是一块长14.7米、宽2.9米、厚1米、重达60多吨的大石。
碑身正面（北面）镌刻题词“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鎏金大字；背面是起草、周恩来题写的碑文：“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碑身两侧装饰着用五星、松柏和旗帜组成的浮雕花环，象征人民英雄的伟大精神万古长存。
整座纪念碑用17000多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肃穆庄严，雄伟壮观。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在首都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随即向全国各建筑设计单位、大专院校建筑系发出征选纪念碑规划设计的通知。
到1951年，就收到140多件各种形式的设计方案和设计修改方案（截止最后定案时共收到240多件）。
海外华侨也积极献计献策，侨领陈嘉赓组织华侨绘制了图纸，并制作了水泥柱头模型，花费15万多元（旧币）运费寄给人民英雄纪念碑建造工程处。
1952年5月10日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正式成立。
该委员会主任由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同志担任，副主任由国际著名建筑家梁思成同志担任，秘书长为薛子正。
为了体现周恩来总理关于建筑纪念碑目的在于“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的指示，1953年3月首都兴建委员会从240多种设计方案中精选出8种，向专业设计人员广泛征求意见。
这8种设计方案包括：矮而分散的典型设计，高而分散的典型设计，做成三座门的设计，矩形主柱式碑形——高的典型设计，有了望台的设计，红墙上立碑的设计，碑顶立群像的设计和最后被采用的碑形设计。
在众多的设计方案构思中，设计意见有较大的差别。
当时分歧较大的意见有：1、碑的下座要不要建成陈列室。
2、下层台阶要不要作成检阅台。
3、碑身要不要做成空的，顶部开窗，可供了望北京市容。
4、意见中分歧最大的是碑顶的造型，到底是建成宝顶歇山式，还是塑造英雄的群雕。
因为这些意见不统一，使得工程难以启动。
最后经主持这项工作的中央领导与有关方面初步协商，决定：1、台基部分先按陈列室设计，留有改变的余地。
2、因为已有天安门作为大检阅台，下层平台决定不作检阅台设计。
3、为维修方便，碑身做成空筒，但筒顶不开了望窗以维护纪念碑的庄严肃穆。
空筒碑身也使得碑体重量大大减轻，连地下的混凝土在内，总重量只有一万吨左右。
（由于设计合理，当时虽然没有考虑抗震因素，但纪念碑却经受了大地震的考验。
）4、最难确定的碑顶暂缓设计，选意见最为集中的设计方案中的三个制成1∶5的模型，竖立在天安门广场上，广泛征求全国人民的意见。
就在底层按陈列室设计全部钢筋混凝土即将完成时，台基做成实体的意见又占了上风，他们提出的理由很有说服力：做成实体碑身显得庄重稳妥，如下设陈列室，碑身则有架空不稳之感，这对于一座烈士纪念碑是不合适的。
关于纪念碑建在何处，也经过广泛的讨论。
开始有人主张建在东单广场，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就中华门的原址建立，也有人主张建在西郊八宝山上。
最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决定将纪念碑设立在全国人民政治活动中心——天安门广场。
纪念碑的位置在天安门南约463米，正阳门北约440米的南北中轴线上。
它庄严宏伟的雄姿，具有我国独特的民族风格。
在广场中与天安门、正阳门形成一个和谐的、一致的、完整的建筑群。
纪念碑总高37.94米，碑座分两层，四周环绕汉白玉栏杆，四面均有台阶，下层座为海棠形，东西宽50.44米，南北长61.54米，上层座呈方形，台座上是大小两层须弥座，下层须弥座束腰部四面镶嵌着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分别以“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利渡长江”为主题，在“胜利渡长江”的浮雕两侧，另有两幅以“支援前线”、“欢迎人民解放军”为题的装饰浮雕。
浮雕高2米，总长4..68米，雕刻着170多个人物，生动而概括地表现出我国近百年来人民革命的伟大史实。
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十分关心的事情，是在他们直接指示下完成的。
史料中有一份珍贵的手书批示。
事情缘于朱启钤、章士钊、叶恭绰三位民主人士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后，向毛主席建议，对纪念碑的设计提出新的意见，如：浮雕史料应特别慎选，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图画不可漏略；浮雕用材可考虑铜铸；整个图形宜再行斟酌；各部分纹样宜另行选择，明清两朝纹样纤弱无力，不宜多用等。
主席看到建议后，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建议三人参加。
” 在北京市档案馆的档案中还有另一份主席亲笔修改的纪念碑奠基石碑文草稿。
原碑文是彭真同志拟写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烈士纪念碑奠基典礼”，将它改为“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中国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 在纪念碑建造过程中，主席于1955年6月9日为碑心石题写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八个大字。
周恩来总理书写了主席在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起草的碑文。
1952年8月1日，修建纪念碑工程正式开工。
纪念碑的碑心石，是建碑中最主要的一块大石料，称得上是中国建筑史上少有的完整的花岗石，重达百吨，采自青岛浮山大金顶一带。
采运工作历时七个半月，于1953年4月1日动工至10月16日大石料运抵天安门广场工地。
7116名工人直接参加了这项工作，开采用打槽办法，运输用滚木及推土机牵引滚移。
1953年7月开采出大石料荒料尺寸：长15.3米，宽3.55米，厚2.1米，重300吨。
经过第一次加工，将石料上面做平，重量减为280吨。
10日大石料由开采地运至山场（半山腰平坦处）行走60米。
次日下午石料放下山。
经转向、翻身、第二次加工后，石料长14.7米，宽2.92米，中间厚1.0米，两边厚0.8米，重量为102吨。
8月19日，大石料由山场起运，经过4个村庄、一个山岭、十余处桥梁及交通最繁华的市内街道，行程15公里，9月27日安全到达车站（空军油库）。
9月28日，在青岛车站，采用铁道滑动方式，将大石料装上东北电业管理局丰满发电厂90吨车皮。
根据铁道部规定，该车载重为100吨，因此又对大石料进行了第三次加工，将石料中间厚度改为87厘米，两端厚度改为79厘米，重量为94吨，连同束车设备与垫木共重100吨。
以直线20公里／小时，弯道及进站10公里／小时的行车速度开向北京，10月13日抵达北京前门西站，一路平安。
三个夜晚之后，碑心石奇迹般地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工地。
纪念碑浮雕石料采自北京房山的汉白玉矿。
纪念碑采用了钢筋混凝土筒体，将碑座和碑身各部分石块牢固地拉结浇注在一起。
碑心石正、背面的题字都有阴文镌刻在石面上，然后采用中国传统的镏金方法，做成钢胎金字镶嵌进去。
碑题、碑文共用黄金130余两。
整个纪念碑用1.7万多块花岗岩和汉白玉砌成。
古代大军出征的时候都要说些师出有名的话，有哪些
中文名 八一建军 英文名 Army Day 别 称 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 节间 八月一日 节日类型 传统节日 流行地区 中国 节日意义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 设立机构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设定时间 1933年7月11日每年的八月一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因此也叫“八一”建军节。
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6月30日的建议，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军徽的主要标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