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山科举答题器有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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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你鼠年得像硕鼠，聪明灵俐得像鼹鼠，活泼可爱得像松鼠，挣钱挣得像袋鼠，收获多多像田鼠，看奥运兴奋得像飞鼠，天天快乐得像米老鼠
当然这也是我对大家的祝福
一篇450字关于国家创建卫生城市的作文题目
全国10大线路的25个经典红色旅游景点。
一、上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现上海市兴业路76号，原望志路106号）建于1952年，由“一大”会议室、中共创建史陈列室和革命史专题临时陈列室3部分组成。
“一大”会议室位于兴业路76号底楼，家具与物品均按当年原样陈列。
中共创建陈列室有历史文献、文物和照片170余件，陈列内容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产生及其活动、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革命史专题临时陈列室曾分别举办过、周恩来在上海的史料展览。
红色语录：中共一大闭会时，代表们高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
”等口号。
背景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发展，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1920年秋至1921年春，上海、北京、长沙、济南等地的共产主义小组纷纷成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此举行，出席会议13人，代表全国53名党员。
为避开法租界巡捕房注意，最后一天（31日）大会转移到浙江省嘉兴县南湖的一条游艇上举行。
大会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和工作任务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
二、上海龙华革命烈士陵园龙华革命烈士陵园位于上海市龙华路上，毗邻古刹龙华寺。
原为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旧址和龙华革命烈士就义地，在此被关押和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义士数以千计。
1949年解放后，这里作为革命烈士纪念地予以保护。
龙华烈士陵园位于龙华寺西侧，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
20世纪90年代初与上海烈士陵园合并建设。
牺牲在这里的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和领导人有邓中夏、孙炳文、澎湃等。
1995年7月1日建成开放，是一座集纪念瞻仰，旅游，文化，园林名胜于一体的新颖陵园，素有“上海雨花台”之称。
陵园由纪念瞻仰区、烈士墓区、遗址区、地下通道与就义地、碑林区，青少年教育活动区、干部骨灰存放区和游憩区等八区组成。
陵园内外桃花千株，枫叶青红，10余座雕塑伫立期间。
传奇故事：1929年8月24日，由于叛徒白鑫（原中央军委及彭湃同志的秘书）告密，正在上海沪西新闸路经远里中央军委的秘密机关出席会议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五人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
这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要主持这次会议，由于临时有事未能出席，因而幸免于难。
两天后，彭湃等五人被引渡到上海市国民党当局，周恩来遂设法组织营救。
8月28日，中央特科科长顾顺章指挥“红队”，准备在彭湃等五人被押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途中劫囚车。
由于准备武器的环节出了意外，耽误了营救的时间，劫囚车的计划流产。
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从容就义，押赴刑场途中，彭湃等一路高呼口号，视死如归。
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搞全国劳苦群众书》，声讨国民党的屠杀政策
三、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 南湖总面积624亩，是浙江的三大名湖之一，风景秀丽，历史悠久。
湖中有两岛，一是湖心岛，如同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南湖之中；另一小岛是称为小烟雨楼的仓圣祠，位于南湖的东北隅。
南湖革命纪念馆坐落在嘉兴市南湖之滨，是为纪念中共“一大”在嘉兴南湖举行而建造的一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该纪念馆建于1991年6月，基本陈列为“中共一大史料陈列 ”，系统的介绍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民为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而不断探索、抗争，以及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历史史实。
其中，着重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过程。
四、湖南湘潭市韶山故居和纪念馆 韶山纪念馆位于湖南省湘潭韶山市韶山冲，由故居、少年时代读书的私塾旧址、韶山农民夜校旧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旧址、青年时代塑像、铜像等组成。
展出文物和资料500余件、历史照片近200幅、雕塑6尊、模型5个、场景复原6处、图表37个、油画国画10幅。
形象地展示寻求救国救民真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创建中国共产党、创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开辟中央苏区、长征途中挽救革命、主持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缔造人民共和国、主持社会主义改造、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的一生。
传奇故事：从小就不太“安分”。
从小在私塾上课，却不喜欢四书五经，而捧着当时的进步书籍《盛世危言》读得津津有味，17岁那年，告别了父母走出韶山冲，临行前，他改写了一位日本人写的言志诗，悄悄夹在了父母每天必看的帐簿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他只身来到了长沙，并考上了湖南省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第八班。
在这里他“交奇友、创奇事、读奇书”，立志“做一个奇男子”；在这里他开始了真正自觉刻苦的学习，有天资聪慧转向天资加勤奋，有意识的“从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
走出韶山是人生历程中的关键一步，自此迈入一个更广阔的世界，从而直接面对时代的历史风云，少年时代所萌发、增长的反叛意识也因此具有政治性质。
在新的环境下，得到了启蒙，登上了中国政治的大舞台，有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论家。
五、长沙市浏阳文家市镇秋收起义会师旧址纪念馆旧址原为文华书院，创建于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民国初年改为里仁学校。
学校大门前有2座木结构的雨亭。
主体建筑前后共4进：第1进是大门，左右各有房屋1 间；第2进是二层木结构楼房；第3进是书院大成殿，为重檐歇山顶建筑，内外共有石柱20根；第4进是原文华书院承德堂。
1927年9月19日晚，秋收起义各部前敌委员会军事会议，在此召开。
书院前部左面原有关圣庙，右为文昌阁，阁左边新斋坐西向东共有4间平房，其中一间，为当年住室。
小巷两侧保存有革命标语。
背景介绍：1927年9月，八七会议结束后，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和湖南省委一起领导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
任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卢德铭任起义军总指挥。
这是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又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
参加起义的主力包括两个部分：一部是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的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另一部分是湖南平江和浏阳的农军、鄂南枞阳和通城的部分农民武装、安源煤矿的工人武装，及一部分原黔军武装。
起义的目标是夺取长沙。
9月9日，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并取得了部分战斗的胜利，进而准备会同湖南平江、浏阳地区的农军会攻长沙。
由于强敌反扑，起义军在战斗中相继失利，迅速命令各路起义部队集中于浏阳的文家市。
9月19日起义部队在此会师，并在书院召开前委会议，分析了当时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形势，认为攻占长沙这一中心城市已不可能。
会议决定改变原来攻打城市的计划，在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保存革命力量。
20日，在书院操场向起义部队传达了会议的决定。
随后，部队开始向井冈山进发，迈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关键一步。
六、张家界市桑植县贺龙故居和纪念馆 贺龙故居位于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洪家关村。
故居是一栋坐北朝南、四扇三间的普通木房，原是贺龙祖父贺良仕于清道光年间修建的，后为贺龙的父亲核仕道所继承。
故居曾招多次毁损，现存为1997年按旧居原貌修复的。
传奇故事：贺龙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个贫穷农民之家。
曾祖父考取过武举，贺家一门世代有习武之风。
贺龙从小喜欢练武，还常与村童玩冲杀打仗之类的游戏。
但因家境贫寒，贺龙只读了几年书。
十四岁那年因不满恶霸之子的霸道行为，一怒之下挥刀砍伤了他的脚板。
之后，贺龙扬长而去，跟随马帮，跑四川、入湖北，靠贩运盐、桐油和药材为生。
在世道黑暗，盗匪横行的年代，吃“赶马贩货”这碗饭既辛苦又危险，随时都有丧命的可能。
但贺龙从小生就了不怕困苦和死亡的性格。
他在马帮中从少年步入青年。
在走南闯北中不仅磨练了意志、锻炼了胆量，而且了解到天下的穷人走到哪里都伴随着贫穷和受人欺压。
在艰苦的磨炼中，他是非曲直观念更加明确，追求正义之心更加强烈。
他还自发地生长出救国救民的意识。
辛亥革命的涛声影响了贺龙，使他产生出追求真理的思想。
1914年，他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
1916年蔡锷组织反袁护国军，声势浩大，影响传遍全国。
贺龙接受革命党的指示，在石门县等地组织武装。
二十岁的贺龙在家乡组织了二十多名农民，拉起了队伍，但手里没有武器。
当他听说芭茅溪盐局的税警刚刚装备了十多支洋枪时立即高兴起来，他在贩盐时深知盐局剥削坑害百姓，罪大恶极，民怨很深，而税警更是为虎作伥。
他和叔叔向别人借了两把菜刀带着组织起来的二十来个农民，从桑植县赶了100里路到五道水，乘夜色闯入盐局，砸了盐局，杀了收税的警察。
贺龙亲手砍死税警队长，缴获十五支步枪，二支手枪和九千斤盐。
他下令把盐统统分给穷人，解放了俘虏。
一把火把白条子都烧光了，那是大快人心，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用这十几支枪武装起他的队伍。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从此传扬开来。
在“三湾改编”中为鼓励起义军曾举此例，他说：“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出了一个军。
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已经有了两个营的兵力，还怕干不起来吗
”七、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位于江西省南昌市中山路西端洗马池“八一”南昌起义总指挥部旧址内。
旧址原是江西大旅行社，建成1924年，是一座灰色五层大楼，共96个房间。
该馆占地面积5000平方米，馆藏文物2600余件。
经过维修和更新陈列，现在纪念馆共展出具有历史价值的照片280多张、文物资料60多件，并充分运用声、光、电等现代科技手段，展示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及其重大历史意义。
纪念馆还下辖4处八一起义旧址：贺龙指挥部旧址、叶挺指挥部旧址；朱德创办的军官教育团旧址；位于花园街2号的朱德旧居。
八、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是茨坪中心景区新辟的主要革命人文景观。
它位于茨坪北面的北岩峰上。
北岩峰，山体如一座罗汉大佛像，坐北朝南，端坐神坛。
陵园按“佛型”山体因山就势兴建，占地面积400亩。
陵园于1987年始建，同年10月建成并开放参观游览。
1997年10月，由题字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落成剪彩。
“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由我国著名雕塑家程允贤及王中、陈斌等同志设计。
纪念碑总高度为46.8米，分为础座、碑座和主碑三个层次。
第一层是大厅，可南眺市区全貌，北瞻纪念碑主体雄姿，摄影留念。
二层设有展室，三层为主碑。
一楼的休息室、会客室和二楼的展厅组成基座部分，全部采用本市长坪乡生产的花岗岩砌成。
主碑是用镀钛的不锈钢制作的。
它高达27米，意含1927年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主碑顶端的造型是突出“山”的形状---用不锈钢制作的“井冈山”造型，远看如一团火焰，寓意井冈山星火燃遍九州---“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近观如林立的钢枪，寓意“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整个建筑坐北朝南，在日照下，熠熠生辉，璀璨夺目。
是集纪念堂、碑林、雕塑群、革命烈士纪念碑于一体的井冈山烈士陵园、井冈山革命烈士博物馆、井冈山斗争光荣历史最突出的纪念性标志物。
主碑的基座部分，采用“将军红”大理石砌成，高9.7米，表示1997年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七十周年建成。
碑座的碑名“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是同志1984年在北京亲笔为纪念井冈山革命烈士题写的。
碑座上三组反映井冈山斗争的汉白玉浮雕，为中央美术学院曹春生教授设计。
正面组浮雕的主题为“荟萃井冈”，展示井冈山红军于1928年4月名扬天下的“朱毛会师”和同年12月的红四军与红五军会师的情形以及、朱德、彭德怀、陈毅等领导人的英姿气概。
东面组浮雕主题为“红色割据”。
展示在井冈山斗争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内容，即开展土地革命、军队建设、党的建设，政权建设的生动场面。
西面组浮雕主题为“浴血罗霄”。
这组浮雕通过反映井冈山斗争著名的龙源口大捷等战斗和以茨评为中心的井冈山军事根据地及其五大哨口以及九陇山军事根据地，展示红军以非凡的毅力，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多次军事“进剿”和“会剿”以及艰苦卓绝的战斗生活。
纪念碑前还设计建造了一尊“母亲”雕像，寓意井冈山是中国革命摇篮，是对后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大课堂。
九、上杭县古田会议旧址 古田会议纪念馆位于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
基本陈列分：“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光辉的古田会议决议”、“古田会议永放光芒”三大部分，展示了“古田会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经过、内涵及其伟大意义。
全馆占地面积8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11000平方米；管辖着古田会议会址、中共红四军前委机关暨红四军政治部旧址——松荫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写作旧址——协成店、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会址——文昌阁、中共闽西特委机关旧址——树槐堂、红四军司令部旧址——中兴堂等六处革命旧址。
背景介绍：1928年4月,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任书记。
随后,红四军在朱德、、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
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
因而,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党中央如实汇报了红四军的工作。
29日,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全部情况的详细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3人组成专门委员会,深入研究讨论红四军的问题。
经过1个月的讨论,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著名的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肯定了红四军建立以来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的领导,明确指出“应仍为前委书记”。
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12月28日至29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
会上,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九月来信。
大会经过热烈讨论,一致通过了代表前委起草的约3万余字的8个决议案,总称《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其中第一部分,也是最为核心的内容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后来编入了《选集》。
会议选举、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重新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总结了红四军成立以来军队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借口削弱党对红军的领导,必须使党成为军队中的坚强领导和团结核心。
古田会议决议的中心内容是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要用无产阶级思想进行党的建设和军队建设,即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在农村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在党和军队的主要成分是农民的条件下,如何克服来自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把党建设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把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这是事关党的事业兴衰成败的根本性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十、百色市百色起义纪念馆百色起义纪念馆，位于广西自治区百色市东北郊迎龙山。
由张云逸大将提议，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批准，成立于1961年，原名“右江革命文物馆”。
1996年11月1日，经江泽民同志题写，正式改名为“百色起义纪念馆”。
介绍百色起义、红七军光辉的战斗历程和右江各族人民为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在进行的英勇斗争。
通过序厅、“起义厅”、“英烈厅”、“功臣厅”、“小平厅”五个部分，全面展示百色起义的过程和在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突出同志的思想和丰功伟绩。
背景介绍：1929年春，蒋桂战争爆发，给广西革命斗争带来了有利时机。
桂系战败后，蒋介石委派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和广西编遣特派员。
俞作柏、李明瑞到任后，要求中共派干部到他们的军政机关协助工作。
中共中央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从中央和广东省委派出、贺昌、张云逸、陈豪人等40多名党员、干部到广西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负责统一领导。
于1929年7月到广西南宁后，积极探索统一战线新形式，一方面对俞作柏、李明瑞等地方实力派进行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另一方面担负着领导广西党组织的重任。
9月下旬，俞、李不听中共广西党组织的劝告，决定通电反蒋。
领导广西党组织借故把我党掌握的部队留在南宁。
不到十天，俞、李反蒋宣告失败。
俞、李失败的消息传到南宁，引起很大的骚动。
10月中旬，、陈豪人等率警卫部队的部分党员、干部，指挥装满物资的船队溯右江驶向百色。
同时，张云逸等率警备四大队的教导总队，从陆路掩护前进。
10月20日，率领船队和张云逸率领的部队，在恩隆县（今田东县）平马镇会合。
10月22日，与张云逸率教导总队和特务营进抵百色。
进驻百色后，广西党组织紧锣密鼓地筹划武装起义。
10月23日，在百色粤东会馆召开部队党的领导成员会议，部署在右江地区的重要工作。
10月下旬，、张云逸、陈豪人等到学校、部队、街道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发动青年学生参加革命军队。
10月28日，根据的指示，第四大队和右江农军密切配合，分别在百色、奉议、恩隆等地同时行动，收缴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武装，俘敌千余人，缴获枪支千余支，拉开了百色起义的序幕。
10月30日，中共广东省委通知广西特委，决定建立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由担任前委书记，统一左右江地区的党和军事指挥。
11月初，前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龚饮冰秘密回到百色，向中共广西前委传达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命令，批准在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
12月11日，中共广西前委在百色城东门广场召开百色起义和红七军成立庆祝大会，工人、农民、士兵、居民和师生数千人参加大会。
从此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光荣诞生。
按照中央的任命，中共中央代表任红七军前委书记（1930年3月20日任政治委员），张云逸任军长，陈豪人任政治部主任。
军部设在百色城粤东会馆，政治部设在百色城清风楼。
大会散发了红七军政治部印发的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等宣传品，会后举行盛大的游行。
同一天，广西前委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召开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领导人，雷经天任主席，韦拔群等10人任委员。
12日，前委在平马召开盛况空前的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和红七军成立大会。
百色起义是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影响和鼓舞下，于广西聚居着壮、汉、瑶等民族的百色举行的全国著名的武装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一次光辉实践。
百色起义的胜利，标志着右江革命进入了新的阶段。
竹山有哪些传说
竹山县，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个县，在鄂西北。
竹山村，全南县陂头镇的竹山村。
竹山村，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牛路头管区的竹山村。
竹山县： 开启中国古史宝藏的钥匙——庸国 （传说中的“庸人自扰”……） 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庸，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含贬义的字，庸人，则是一群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的代称。
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的国家。
庸国这个古国，在历史上并不平庸。
盛极一时的庸国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
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
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北部一带。
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
实际上，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
历史上著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
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
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
《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
《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
”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
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
《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
”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
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
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
辖商、丰阳二县。
”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
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
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
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
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
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
《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
”《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
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
”“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
”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
”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庸国大事记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伐纣时，周武王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进攻商国。
庸国名列于八国之首。
公元前611 年（楚庄王三年），庸国趁楚国闹饥荒之际兴师进攻。
楚庄王联合秦国、巴国反攻，灭亡庸国。
分历史阶段叙述： （一）史记中南蛮领袖时期(神农时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为汉水流域文化宗师开创了南方文化新的繁荣时代。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
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
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傩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
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 “上庸”一名的由来固然神奇，但能够懂得这个名词所象征的文化学底蕴的人也许不多。
众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
守中持平，正是中华文化的真谛。
孔子哲学的根底正深植于“中庸”二字里。
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庸人消极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极必反的深层真谛后采取的最佳生活态度，即“抱中守一”而臻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善不恶的解脱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直趋升华的一条捷径，是人类智慧峰顶上的灿然常开的一朵雪莲。
惟有中庸，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和合通变、直人大乐的永恒幸福。
堵河人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虽然居于文明的峰顶之上，仍然守着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脱，数千年如一日，冷眼看历史沧桑变幻，一如既往地守候着这方创世的圣地，这块流浪者们最初的旅行驿站。
居上而庸，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词义上的大智慧。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
“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
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反叛和聪颖。
在夏商时代，庸人有一些独特的文化风采，比如：因善于铸造青铜器被称为“镛人”，据说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
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为侯国。
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
《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
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
《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
《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
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
《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
”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
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
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
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
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
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
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
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
实现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
梁启超在评价庸国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
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
”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文化国力大增，据考证，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为楚文化的先河。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
究其原因是：庸国人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变”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
然而，庸国的灭亡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
自此，堵河以古巫养生为特质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居于民俗之中绵延下去。
（二）辉煌后的沉潜时期(公元前611年—公元968年)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楚争雄的此消彼长，上庸归属不定，朝秦而暮楚。
秦汉时期，分天下为郡县，上庸县属汉中郡。
大批不满秦朝专制苛政的难民纷纷逃入秦巴山间的上庸郡大山老林中。
三国时期，为上庸郡。
甘露四年(259年)为新城郡，下领堵河流域七县，孟达曾任太守，曾有长诗《上堵吟》著称于世。
“魏咸熙元年为公国，封刘后主(禅)”(《华阳国志》) 两晋时期，上庸郡曾为清河康王子铨封地庸王国”。
上庸郡成为逃避战乱和苛政的最佳避难所，这就有上庸郡治下的武陵县渔人闯入桃花源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
南朝时期，上庸郡领九县。
是为“上庸郡领九县”。
宋天监四年改上庸置安城县，立罗州。
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罗州治上庸，以扶猛为刺史，统上庸一郡。
废帝改新丰为上庸县，改安城为竹山县。
即今竹山县南部为上庸县，北部为竹山县。
隋开皇十八年(599年)，改罗州为房州，领竹山、上庸三县。
大业三年废州置郡，郡治在擂鼓与竹溪界边的县河堡，领光迁(房县)，永清(保康)、竹山、上庸四县。
唐朝时期天下分十道，竹山、上庸属山南东道房州，州府设在方城山，贞观十年移治房陵。
唐贞观十年是个转折点，竹山(上庸)作为秦巴山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宋开宝年间(968—975)，省上庸县入竹山县，奠定了沿用至今的竹山县建制规模范围与名称。
“竹山县”的历史开始了。
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968年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堵河地域文化史随着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变幻而进入辉煌后的沉寂。
然而，竹山一带的《竹枝词》通过刘禹锡的发现介绍给盛唐诗坛吹送了一股强劲清丽的新风。
一时间，堵河人口头传唱歌谣成了唐宋以降的大诗人骚客效仿的范本。
下里巴人，和者众多。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巴山楚水奉献给华夏文苑的就是这样优美的绝唱。
堵河文化是典型的自娱型民俗文化，它弃绝了一切的功利主义，它是堵河人内在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和无意识渲泄。
堵河文化没有文字、书籍作载体，也没有代表性的士族文豪，更没有为皇帝御用的大翰林大学士，它扎根在泥土中，绽放在人迹罕至的秦巴山间。
“君子以无名自隐为务”，以致使后人难以借助显态文化表征来给它诠释，只能从口传心授至今的民俗丰富载体中去感悟当年的那份飘逸、那份自由、那份坚实、那份神奇、那份豪野之气。
（三）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时期(968年一1949年) 自宋开宝元年上庸、竹山二县合一为竹山县开始，堵河流域的主要地区竹山县建制趋于稳定。
此际中国进入稳定的封建时代。
元代置行省，竹山县属房州襄阳路。
明置布政司，竹山属湖广布政司郧阳府。
清隶湖北省郧阳府。
堵河流域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历来为“秦楚走廊”、“楚蜀通道”。
堵河为“通向四川的盐道”和“通向江汉的中药材之路”。
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东西南北流民杂居混成：(1)远古土著先民后裔；(2)庸人后裔；(3)巴人后裔；(4)濮人后裔；(5)；蜀中流民；(6)三秦流民；(7)荆楚流民；(8)豫中流民；(9)叛逆巨匪流民；(10)流放士族后裔。
多地区、多民族、多阶层、多成份的流民把堵河作为逃避战争、早涝、赋税、瑶役、仇杀的“避风港”和“桃花园”，在这块相对肥沃、偏僻、封闭的土地上共同开拓新的家园。
与此同时带来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独具风格的异域异质文化因子，给堵河文化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形态。
对堵河文化给予巨大冲击与极大丰富的历史契机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荆襄大移民浪潮。
明朝周洪谟在《创置郧阳府纪》中说：“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万，有司逐之，渴疫者过半。
天子籍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郧津之地置郧西，使流寓、本著参错以居。
于是就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房、竹六县。
”此次移民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一带即安置七万余户近三十万人。
其数目大于土著人一倍。
自此，这占人口1\\\/2的荆襄移民自然而然地将江汉平原先进的平川农耕文明和集市商贸文明带进堵河，使堵河土地、资源得到更有力的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以中药材等土特产交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活动，培育出外向型农业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和白莲教起义军残余大量逃人竹山，以隐蔽形式定居下来，约有5万余人，繁衍为特殊的部族。
据《清史稿》载：竹山一直是白莲教和太平军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劫后余身的幸存之地。
据《竹山县志》记载：“竹山匪患连绵不绝，每三年平均一次大暴动”。
农民起义军后裔继承了先辈的刚烈血性，敢于反抗、善于斗争。
竹山近一千多年历史上爆发过600余次大大小小的起义。
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种族心理培养出李来亨、王聪儿、马二姐、张振武、施洋、熊光文这样的志士。
在堵河人血液里涌动的既有“竹枝词”山歌里的那种柔情蜜意，也有施洋怒斥吴佩孚演讲词里的那种匕首投枪。
堵河文化温柔敦厚、中庸平和的背后蕴藏着时代飓风的“风暴眼”。
阴柔和阳刚的交融构成万物变化的两面性的有机统一，当民族和人民的生存处于危险关头时，刑天舞干戚的金刚怒目正如佛门智者的“狮子吼”，把沉迷于酣梦中的人们唤醒。
反叛精神从另一面丰富了堵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加强“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色彩。
第三次机遇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昌、黄冈一带的商人被迫迁徙于堵河，这时，为逃避战乱，约有8万人逃进竹山、竹溪一带定居，带来的是“九头鸟”的商业文化因子和黄梅戏。
使得堵河文化得以同站在时代前列的武汉都市相接轨，并产生城关、宝丰、官渡这样较繁华的秦巴集市。
与此同时，外面世界的洋货进山了，山里的土特产顺着堵河流进了湖广。
与移民文化粉墨登场的同时，堵河地方特有的古巫文化在民众中仍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给乱世、衰世的人们心灵上频添了许多安慰。
三次移民潮给堵河地域文化带来先进的平原耕作技术，先进的商品经销意识，蔑视权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价值观念，使堵河文化在痛苦的蜕变中迈向近代化。
接受了新因子的堵河文化在经历外来异域文化板块的撞击与挑战后，在时代精神的洗礼中重新进行整合。
在文化整合的造山运动中，堵河为辛亥革命奉献出军事总指挥、国民党元勋张振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奉献出中国劳工第一位大律师、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施洋，张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一般伟岸刚烈、以堵水一般豪迈奔放屹立中国社会大改组、大变迁的最前列，参与缔造民主与自由的新世界的大运动，生动地体现出堵河文化风采和这种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独具魅力的人格，尤其表现出堵河人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和合通变的革新意识。
顺应自然，善于养生；改造世界，敢于创新；追求自由，热爱和平；致力幸福，不断革命。
——堵河地域特色文化赋予堵河人刚柔相济和合通变的鲜明性格。
堵河以古巫为特质的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将异域异质移民文化纳入自己的旗帜下，贯注以伏羲、女娲伟大的创世精神，蚩尤、丹朱强烈的反叛精神，以及庸人特有的和合通变的文化基因，使整合后的新型堵河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实现异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
（四）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贯注和提升时期（1949—）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堵河地域文化漫长的发展之旅终于矗立起划时代的界碑。
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在农民翻身的热烈鼓点声中升起鲜艳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以强大的力量改造着地域文化，下里巴人竹枝词和堵河号子、竹山高腔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新生活的色彩；傩戏和巫术被当作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抛弃；由地域文化中的糟粕所滋生的各种邪教、反动会道门组织受到有力的镇压，新型社会主义农民文化应运而生。
这种文化仍然继承了巴楚文化中的浪漫热烈、奔放豪迈的高调浓色。
地域特色文化怎样才能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
这个课题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仍然没有得到很圆满的解决。
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潮泛滥，文化成了政治简单的传声筒，时代精神成了简单的几句政治口号，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当作糟粕抛弃了，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特色。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堵河地域特色文化出现复苏的生机。
余曼白代表的堵河剪纸艺术进入国际艺坛，展现出堵河地域文化独特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风格；罗维扬主编的县级文艺刊物《堵河文艺》进入国际文化交流展厅，代表当时中国县级文艺刊物的水准，并以之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作者群，乡土文化得以张扬。
小荷才露尖尖角，堵河文化以艺术的幼苗显示的是土壤的肥厚。
九十年代中期，竹山县全面开展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素质，消除精神贫困的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
农民自觉地用政治、道德、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十星级创建活动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同当代历史发展对农民的必然要求结合起来，致力于农民的全面发展。
竹山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各大新闻传媒的重视和关注，1996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把学习“竹山经验”作为主题，由此，“竹山经验”走向全国，成为精神文明创建史册上的一个专有名词。
1997年春，竹山县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定为国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示范点，同时成为与张家港、天津和平区、大连并肩的全国“四大文明创建典范”。
透过社会纷纭复杂的表象，我们透视到“文化力”的巨大作用，“文化力”往往是某些泡沫似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乃至经济运动幕后的导演。
竹山作为贫困山区的特困县一举成名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独特的丰厚底气使然。
地域文化发展走势和民众的心理需求构成戏剧性突变的“内因”，而时代精神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则是其“外缘”。
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明创建成为群众自觉行动，民众需要精神理念作为生活的目标与动力，地域文化需要在暗河低谷中寻求振起的突破口，三者的内在机制在历史特定时空点跨世纪转折关头终于因缘和合，揭开了地域文化复兴的序幕。
堵河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文化根的苏生，是世界文化壮丽的回归，让文化更好地为人的自由与幸福服务，推动人类由物我对立的必然王国向物我一体的自由王国进化。
——这就是堵河文化始终不渝的神圣使命。
因此，堵河文化必须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所有成果并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纳消融，在壮丽的回归中重建新型范式；堵河文化必须借助强大的文化复兴浪潮和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启蒙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堵河文化必须抛弃实用主义和盲目迷信的枷锁，在跨世纪戏剧性矛盾冲突中再度振起，凤凰涅磐。
《山海经》中的记载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
有草焉，其名曰黄囗，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
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多苍玉。
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
有兽下，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筓而黑端，名曰豪彘。
出自《山海经 西山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