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质量的一些口号
1、释放潜前途无量，未来无可限”。
2情投入，全力以赴，消除忐忑，完成。
3、疯狂小苹果，有梦有收获。
4、拜访标兵，敢闯白宫，精诚合作，业绩飙升。
5、展示美丽与魅力，青春无限看这里。
6、冲冠不息，成功不易，且拼且珍惜。
7、销售无极限，青春多体验。
8、有单有量你就闯，无忧无虑我来帮。
9、有梦你就来，销量创精彩。
10、有业绩，有实力，Phone6浮云过，金钱麻袋装，有梦你就来，赢未来
11、把握当下，让未来为我骄傲。
12、人人争做中国好销售，老板顾客都心花怒放。
13、争先一步，诠释高效作风；挥洒激情，缔造富裕人生。
14、永不言退，加倍努力；齐心协力，共创佳绩。
15、为了我们的生活，为了我们的房子，为了我们的车子，为了我们的理想，拼不了爹就拼命吧
16、我们努力奋斗，我们爱销售。
17、放飞梦想，脚踏实地，你争我赶，后来居上。
18、有梦你就来，销量赢未来。
19、未来不迎，过往不恋；团结一致，勇往直前。
20、够胆你就来，大叫小鲜肉。
21、我“销”我长，享“售”未来。
22、销出奇迹，售尽满意。
23、销售要冲冠，全靠我来创。
24、激情成就梦想，团队铸就辉煌。
25、有梦有胆你就来，无畏无惧闯世界。
26、行动是成功的开始，加油加油加油
27、我的团队我的团，业绩销量非等闲。
28、新单续保并肩上，全力冲刺创辉煌。
29、业绩我第二，谁敢居第一
30、精诚团结，续写传说。
31、点滴努力，方可见证梦想。
32、众志成城齐努力，季度达标绩攀新。
33、有销量，不削肾，iphone到手，soeasy
34、业绩如抗日神剧，销量如长假人流。
35、订单就是小苹果，辛勤浇灌大收获。
36、双脚踏出亿万金，推销要拼才会赢。
37、有梦就追，有路就闯。
38、卖产品更卖满意，讲销量更重质量。
39、为推而销，为售而卖。
40、凝聚团队梦，汇成公司梦。
今朝同努力，梦圆有保证。
41、公司发展，销售抢滩。
能打会干，精彩无限。
42、公司业绩，我说话，团队未来，看我的。
43、各位伙伴，你们昨天成交了吗
44、一起战斗，创造奇迹。
45、最强集结，火力全开，销量冲击，争创第一。
46、你是我的小苹果，怎么销售都不嫌多。
47、销量是方向，团结聚能量。
48、重担在肩，使命向前。
49、最强集结，创赢未来。
50、扬鞭奋蹄齐心动，四面出击抢先机。
51、要成功，先发疯，不顾一切向前冲。
52、青春小鲜肉，引领新潮流
AF是什么牌子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临床路径的意义是什么
临床路径是对某一单病种的诊断疗、康复和护理所制定的一个诊准化模式，是一个严格工作顺序、有准确时间要求的规范化的医疗护理照顾计划，是流程管理方法在单病种诊疗中的体现，是持续改进医疗质量的新的管理模式。
临床路径是近年来才发展起来的诊疗标准化方法。
它以缩短平均住院日，合理支付医疗费用为特征，按病种设计最佳的医疗和护理方案，根据病情合理安排住院时间和费用，不仅可以规范诊疗过程所应常规进行的诊疗操作，减少一些不必要、不合理的诊疗行为，而且还可以规范诊疗行为应完成的时间等，增强了诊疗活动的计划性。
临床路径提供了多专业协作的工作模式，并保证医疗护理等措施在既定时间内实现并达到预期的效果；促使了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通过使用病人版的临床路径，帮助病人及家属了解医护详细过程和时间安排，使患方能积极配合和监督医院的工作，促进医患交流和沟通，使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得到不断提高。
临床路径符合目前提倡高效率、高品质、低费用的医疗服务要求。
由于临床路径提供了标准化的诊疗过程并对其实行持续监测和定期评价，有利于医院对医疗服务质量的控制和持续改进。
此外，实行临床路径能够有效地降低医疗成本和高效运用医疗资源，有利于医院在当前激烈的医疗市场竞争面前处于优势地位。
所以，研究并开发临床路径的应用，对医院提高医护质量，降低医疗费用，缩短住院天数，促进科间协作，加强医患沟通，减少医疗纠纷，提高医院的核心竞争力，具有十分现实和重要的意义。
我院近期拟从简单易操控的单病种入手，试行临床路径。
目前已选定自然分娩作为第一个进入临床路径管理的病种。
人才素质的基础是什么，灵魂是什么
树立教育新理念 培养高素质人才 人类已经跨入21 世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知 识经济、信息技术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
面对科学 技术迅猛发展、国家竞争日趋激烈、国际间的交流与 合作日益频繁的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如何把握机 遇迎接挑战、培养适应时代发展的高素质创造性人 才,是我国在世界经济竞争中能否取胜的关键因素, 也是21 世纪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面临的中心 任务。
因而,教育领域必须面向未来,树立教育新观 念,建立新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人才成长寻找新的途 径。
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人才素质的要求也在不断 被赋予新的内容。
21 世纪对人才素质的基本要求是 什么? 笔者比较赞同如下说法: (1) 具有进取、创新 精神; (2) 具有高尚的思想品质和时代责任感; (3) 具 有明确的奋斗目标; (4) 具有观察、思考和分析能力; (5) 具有较强的容纳、吸收知识的能力; (6) 具有广博 的知识储备、较深的专业知识、较广泛的交叉学科前 沿知识; (7) 具有全球意识和国际竞争意识,具有国 际交流能力和国际合作精神。
对此,笔者认为应从 以下几方面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探索新的人才培养 目标,使我们的人才培养适应新的时代要求。
一、人文素质教育———学会做人 1988 年1 月,75 位诺贝尔得主在巴黎发表了一 个宣言,第一句话就是:如果人类要在21 世纪生存 下去,必须返回2500 年前到孔子那里去寻找智慧。
这是面对科技高度发展和知识广泛应用为人类带来 巨大物质财富,又被人当作获取超额利润的手段,无 节制地用作向自然索取的工具,为人类带来环境污 染、生态破坏、资源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灾难所发出 的深刻反思。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生态危机、道 德伦理的滑坡所带来的困境成为科学巨子以及全世 界人民关注的焦点。
回归自然、呼唤人文精神,在21 世纪逐渐成为主导的倾向。
尤其高校在担负培养新 世纪高素质人才任务时,应确定的首要任务是教他 们学会如何做人。
“学会做人”是新世纪人才最基本的素质。
“学 会做人”包含了极其丰富的内涵,我们通过加强人文 素质的教育,或许能找到其中的答案。
人文素质教 育的目的就是教育人们学会做人。
它是以培养人文 精神为目标,将人类优秀的文化成果通过知识传播、 环境熏陶使其内化为做人的基本品质和基本态度的 教育。
人文精神是优秀文化孕育而成的内在于主体 的精神品格,它需要通过对人文知识、人文科学的学 习和熏陶后内化而形成。
人文科学包含着世界文明 的优秀成果,也包含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包 含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也包含启迪人的智慧、开发 人的潜能、调动人的精神、激扬人的意志、规范人的 行为、维护人的健康、控制社会稳定乃至发展经济、 协调人际关系等。
通过对学生进行人文科学教育, 可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培 养他们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使他 们在激烈的竞争中,不仅要有坚实的科学知识和较 强的综合创新能力,而且要做道德高尚、有益于人民 有益于社会的人。
在进行教育中,首先要更新观念,提高思想认 识,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基础作用 和核心作用。
通过改革教学内容,调整专业课程体 系,加大人文科学课程比例,文理交叉互相渗透,建 立统一的各专业必修的人文科学课程。
如马克思主 义哲学、文学艺术、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史、人生修养、 语文基础等,使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知识的教育互 补,使学生在专业知识学习中接受人文素质教育,建 立符合社会发展的道德伦理观念,培养人文精神;并 且可多方面开展人文素质教育活动,如社会调查、社 会实践、社会服务和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使学生在 多种多样的活动中,在与人和社会、自然交往中开拓 视野,关注人类,关心未来,认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正确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实现 自己的人生价值,培养和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做精 神文明的人。
二、终身教育———学会生存与发展 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类创造的知识呈指数增 加。
20 世纪60 年代以来,科学技术上的新发现、新 发明比过去2000 年的总和还要多。
仅仅在宇宙空 间技术领域中,就出现了12000 多种不曾有过的新 产品和新工艺。
科学发现、发明和新技术的普及及 应用的周期也愈来愈短。
在美国,电话普及用了75 年,电视机普及用了30 年,而计算机普及仅用了10 年。
与此同时,知识的更新周期也大大加快,20 世纪 初为30 年,50 年代后为15 年,70 年代至今,缩短为 5年。
过去学者的知识在校时可获得80 % ,工作后 再学20 %;如今,90 %的知识需要靠工作后再受教育 而获得。
进入21 世纪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 展和生产工艺的日新月异,使越来越多的人难以适 应新的生产程序、新的产品、新的工种、新的职业对 劳动者提出的新要求。
我国也面临此类问题,国家 将陆续对4000 个工种实施职业资格准入制度,劳动 保障部在不断研究和公布新的职业。
为适应这充满 竞争的生存环境和更好地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价值, 人生中需要适应不同的岗位和再次选择职业已成为 残酷的现实。
因此,为了适应知识、工艺、产品更新 换代对要人才素质的要求,学习将成为人的一生中 最重要的活动之一,教育将贯穿人的生命和始终,终 身教育成为现代人才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所谓终身教育,是指教育制度为个人提供终身 参与有组织的学习活动的机会,使其进行系统性学 习以适应变迁需要,达成自我实现目标,增进自我导 向学习的能力与动机。
终身教育包括正规、非正规、 非正式教育形态。
实施终身教育的形式可以有多 种,一种是回到大学学习第二专业;一种是企业或研 究机构自己培训;一种是社会业余教育。
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教育中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网络教育等 各类社会教育形式的蓬勃兴起,为终身教育开辟了 良好的学习途径。
政府应更加支持、关注教育机构 所实施的高等教育的自学考试、函授教育、网络教育 等,教育机构也应进一步扩大专业设置,规范和完善 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切实保证教育质量;高等学校 可采用到校进修或远程教育为需求者开放绿灯,为 他们再次充电提供最新的前沿领域的新思想和新成 果;劳动培训部门和企业的培训机构应定期对社会 就业人员、企业员工和各级管理者进行上岗培训和 业务再提高学习。
未来对人类提出了终身教育的要求,使我们对 知识、文化追求的观念逐渐走向理性,这是社会发展 的使然。
人们将通过对新知识的不断学习,获得生 活必需的技能,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增进个人的健 康,促进个人成长,达成自我实现。
同时,个人的终 身学习,将对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水平,为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创新意识教育———学会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 力。
有了创新,便有了技术的革命和社会的发展。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带来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创新 能力成为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正如中国科 学院院长路甬祥院士所言:“一个拥有持续创新能力 和大量高素质人才资源的国家,将具备发展知识经 济的巨大潜力;一个缺少科学储备和创新能力的国 11 家,将失去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
”江泽民同志指出: “要迎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和知识经济迅速兴起的 挑战,最重要的是坚持创新”在今年年初召开的第四 次全国科技大会上,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中国未来 15 年科技发展的目标是2020 年建成创新型国家。
创新型国家必须由具有创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来建 设,因此,对创新人才的培养,是教育领域迎接新世 纪挑战、完成历史使命刻不容缓的课题。
所谓创新人才,是指那些依靠自己的创造素质 做出创造性产物的人,其灵魂是具有科学的批判精 神,特征是对学科的兴趣。
创造素质是个大课题,但 基本内涵不外乎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 等几个方面。
爱因斯坦认为:创新意识是科学创造 的出发点、动机和推动力。
创新意识作为创造活动 的前提可以给创造者以精神刺激,可以激发和引导 创造者去思考问题、怀疑问题、提出问题、探索问题, 进而去解决问题,创造出新的思想和方法,可见,创 新人才的首要素质是创新意识,灵魂是具有科学的 批判精神。
没有创新意识,创造性思维和创造能力 的培养便无从谈起。
21 世纪的中国教育必须更新教育观念,确立创 新意识教育观,要把具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的创新 人才的培养作为主要目标,要改革教材和教学、考试 方式中不利于创造性人才培养的因素,要优化课程 内容,将对学生创新素质的养成渗透于课程之中,要 积极培养学生对学科的兴趣,要积极营造适于创新 的教育环境与氛围,注重学生独立思维和强烈的创 造意识的培养,开阔他们的思路,鼓励他们思维的批 判性,允许他们标新立异,大胆质疑,对现有的知识 提出疑问,对旧的学术权威提出挑战,在积极发现和 创造新的知识方面充分发挥独特个性,要教他们如 何在知识的海洋和日益膨胀的信息中,按照新的方 式把已有的知识和新信息结合起来加以利用,从而 学会如何去思维,如何去创造,同时要注重对学生强 烈的进取心,坚韧的意志力,高尚的品德修养等优良 创造品质的培养,以全面提高学生的创造素质,为他 们创造能力的培养奠定基础。
四、综合素质教育———学做通才 这里所说的通才,是指具有较扎实的专业理论 和技能,同时又具有较宽厚的知识面,一专多能、专 博相兼的人才,并不是指样样都精通,强调的是综合 素质。
在古代,由于各类学科尚未分化,呈综合状 态,因而当时杰出的人才大多是综合性的。
到了近 代,随着自然科学不断发展,学科不断分化,这一时 期的优秀人才大多是专才。
20 世纪以来,科技发展 的趋势是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综合成为科技发展 的主流,学科之间互相交叉又不断产生大量的边缘 学科、横断学科、综合学科。
各种新技术的不断渗 透,知识呈网络型分布,多角度、全方位的横向研究 和立体研究成为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共 同研究方法。
同时,知识经济是以知识决策为导向 的经济,其决策和管理必须知识化,不少重大决策都 成为一个极其复杂,需要多学科、多行业、多主体参 与密切配合、综合分析的系统工程。
单一学科的专 门人才已很难适应这种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 实。
这就要求我们的人才必须博学多才,我们的教 育必须注重通才教育,培养人才的综合素质。
目前,国外各类学校十分重视通才教育。
如日 本从上世纪70 年代起就提出“培养理想的世界通用 的日本人”的口号。
强调“没有综合性,就不会产生 伟大的文化和伟大的人物”,大学纷纷设立了“综合 学部”、“综合学科”以及“综合研究机构”。
他们普遍 实行有利于综合性人才成长的完善的学分制,许多 理工大学开设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等综合性跨学科 课程,实施培养集科技、文学、经贸、外语于一身的 “四合一”人才计划。
美国的高等学校以培养“通才” 为目标,一、二年级不分专业,所有学生都要学习文 理科的课程,即使到了高年级进行专业教育后也要 强调文、理教育,在重视基础理论的同时,提倡“百科 全书式”的教育。
我国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科学技术水平 的限制,传统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价值取向 主要是培养单科性的专业人才,高等教育主要是进 行专业教育,即培养学生各种专业知识和能力,这已 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
我们应改变这种专业口径过 于狭窄的人才培养模式,一方面要大力调整专业设 置,拓宽基础知识,加强知识融通与迁移能力的培 养;另一方面,要切实为学生创造拓宽知识领域的条 件,在试行学分制基础上,增加选修课程,提倡学生 跨系科选修,实行双学位制、主辅修制,构建完善的 知识和能力结构,拓展知识背景和能力基础。
除了 提高学生学科专业的能力外,还要考虑学生其他能 力的培养,如社交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综合思维能 力、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等,全面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
使学生毕业后,成为既能在专业市场方面 挑大梁,又能在科学管理、公共关系中游刃有余;既 善于跟踪国际前沿,又有强烈市场意识,能够驾驭知 识经济的优秀人才。
五、开放性教育———学会竞争与合作 21 世纪是世界经济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
在激 烈的竞争中又酝酿着合作,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 益频繁。
发达国家的一些企业纷纷寻找战略合作伙 伴,利用投资、购股、联盟、合作等方式扩大国家之间 或公司之间的科技合作,结成国际联盟,做到科技知 识的共同生产和成果共享,把市场推向全球,在竞争 中获得更大规模经济效益。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企 业也积极向海外融资,并依靠引进国际人才和先进 科学技术来推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并打入了国际市 场,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而面对世界地经济一体化 的多市场前景,这种成功仍显不足。
中国著名经济 学家温元凯教授在关于中国经济形势及投资热点的 专题报告中指出:中国企业运用国际资本还处于低 级水平。
中国企业与国际资本对接不起来,一是缺 人才,缺乏能把企业包装成华尔街认可的投资形式; 二是交往太少。
中国需要新的视角,需要优秀企业 家。
中国企业需要实现从区域性公司到全国性公司 到跨国公司的战略升级。
这无疑需要一批具备从事 国际交流、合作和跨国工作能力和开放性人才。
这 是知识经济时代对人才的挑战。
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缺乏全球意 识,培养的人才缺乏国际交流、合作和跨国工作的知 识和能力。
一些学生思想较封闭,选择学习科目仅 从兴趣和今后就业出发,缺乏认识未来科技、经济日 益走向国际化趋势的大视野,缺乏思维的创造性、前 瞻性,竞争合作意识淡薄,在今后参与世界经济竞争 中将难以担当重任。
因而,高等教育应确立“开放 性”人才培养目标,一方面积极引导大学生开阔视 野,关心国家大事,关注世界风云,培养对新事物、新 信息、新科技的敏锐感受,积极主动地学习和吸取世 界现代先进科技文化知识,努力提高外语水平,增强 全球意识和开放意识,增强竞争意识和合作意识,培 养参加国际竞争所必需的基本素质、知识结构和应 变能力;另一方面,应积极促进高等教育向国际化发 展,高等院校通过国际间的校际合作、交流、互派学 生等手段,使高等教育的科学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 直接与国际接轨,为培养更多面向世界、适应未来的 开放性人才提供条件。
综上所述,当代教育一定要树立新的教育理念, 确立培养目标,探索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途径和模式, 以期使我们培养的人才能顺利适应新时代新形势的 要求,并更好更快地服务社会、服务人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