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怒江那么美，为什么很少游客去
环境卫生的洁净，有您的—份文明，让优雅的环境与美好的心灵同在。
让我们用化学改善生存环境共享绿色世界
大自然的歌词
我们应该持怎样的环 我们应该持一种怎样的生态环保观源开发观
环保和资源开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体吗
我看不是。
因为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人类的生存。
因此科学的生态环保和资源开发是能够做到对立统一的。
我相信所有关注环境问题的人都怀着一颗为了我们的子孙万代能够更好地生存下去的赤诚之心。
我们也不应怀疑那些为了让贫困地区的人尽早脱贫致富而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人，他们同样也有着一颗保证和改善贫困地区人民生存的拳拳之心。
只不过极力主张保护的人考虑的是整个人类长远的生存问题，而积极主张开发的人要解决的却是当前局部地区人民的生存问题。
我们有理由剥夺局部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吗
这些年来，在各环保组织的宣传努力下，广大公民已经有了一定环保意识，这是各环保组织和人士的功劳，但有环保意识并不等于懂得了环保。
我们还有很多人虽然有了环保意识，但出于对自身眼前利益的的考虑和贪图享受，并不愿意自觉地去遵守环保准则。
例如，我们一些已经无需为自己的温饱担忧问题的人，为了尝一尝野味，穿戴高档皮毛时装，显耀自己的富有，于是促成并刺激了野生动植物交易市场的产生和发展，使我们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
在这一过程中，真正该受到指责的应是那些衣食无忧的消费者，而不是那些衣食无着，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去索取自然资源的人，也不应去指责那些为了让贫困地区的人民尽快摆脱困境而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人。
为什么环境问题至少在工业革命以前并未引起人们的关注，而现在却成了一个越来越影响人类自身生存的全球紧迫性问题
这是因为在过去，人类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及产生的各类垃圾还没有超出大自然的承受力，而现在，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开发利用及大量的生活和工业垃圾已经超出了大自然的承受能力。
这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是人类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物质和精神享受穷奢极欲的不断追求。
要彻底解决环境问题就必须遏制人们这一不断膨胀的享乐欲望。
因此我们在宣传环保和揭露环境问题时，最重要的应该是在我们这些衣食无忧，享受着现代文明生活的城市人中提倡一种为富济贫的道德观，过一种简约的生活。
那些生活在贫困落后地区的人，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落后简约了，已经简约到了难以维持生计的地步了。
该如何解决他们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呢
我们应该反对那种教条的，极端的环保思想。
这种思想表面看上去很正确，也极能蛊惑人心，实际上却是非常自私和不负责任的，因为他们剥夺了贫困落后地区人民的生存和发展权。
在偏远的贫困落后地区，当地的人打猎，伐树，烧荒，那是为了生存。
也正是因为现代文明的曙光还没有照射到他们，所以还沿袭着这一落后的生活方式。
在这样的生存状况下，不打猎伐树，请问你让他们吃什么
烧什么
用什么
对这些地区地方政府及当地居民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我们的一些环保者总爱不分青红皂白的加以指责，而且常犯一个善意的错误，那就是：你们不能砍伐这的原始森林，不能捕杀野生动物，不能在这的江河上建大坝，保留这的原始风貌，你们可以通过开发绿色旅游来带动经济的发展啊。
但是在当前我们国民素质和环保意识还不高的情况下，旅游真是绿色的吗
开发旅游就不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吗
让我们来看看会出现什么情况吧。
1.过去当地人只产生少量的生活垃圾，而且几乎没有不可降解的垃圾；而现在由于大量游客的涌入，带来了大量的生活垃圾，特别是那些过去当地极少见到的塑料食品包装袋;请问这是谁之过
2.由于游客们要品尝当地的野味，原来不存在的野生动植物交易运营而生了；过去当地人只是少量地捕杀和挖掘野生动植物，满足自家食用就行了；现在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也为了增加自己的经济收入，他们开始大量捕杀和挖掘野生动植物了;请问这是谁之过
3.过去当地人，民风淳朴，待人真诚；而现在伴随着各色游客而来的各种光怪陆离的山外文化，及不法商贩带来的各种假冒伪劣商品和花样百出的坑人，骗人的手段，让当地人受益匪浅，从此民风不再淳朴，待人不再真诚;请问这是谁之过
云南的泸沽湖景区就是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
然而这个报道仅仅只是简单地指责了当地的有关政府部门，有几个人想过这一切是谁带来的呢
这种情况几乎所有景区都未能幸免。
在此我并不是反对开发旅游，我想说的是，开发旅游并不是解决环保与发展的万能药，搞不好，开展旅游比开发自然资源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更大。
而实际上旅游本身也是对自然资源的一种利用，因此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是能不能和该不该得问题，而是怎样开发的问题。
生态环境的保护不应该是一味地追求原封不动，一丝一毫都不能改变。
持这种极端环保观的人在关心环境的同时，忽略了生存和发展问题，特别是偏远的贫困落后地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他们把环保理想化和教条化了，使环保失去了生命力。
这种人自己吃饱喝足，无忧无虑地在城市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种种好处，有几个到过偏远的贫困落后地区，更别说在那生活和工作了。
少数人去过，那也不过是坐着豪华越野车蜻蜓点水般去游山玩水而已。
他们只不过是想借此，保留下供城市人酒足饭饱后能有个娱乐和寻幽猎奇的后花园罢了。
按照他们的观点，人类恐怕要回到原始社会才符合要求。
这种思想只能使我们作茧自缚，让社会停滞不前。
一次我到云南省的独龙江旅游拍照。
那里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清澈的溪流江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同时当地居民贫困的生活状况也给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然而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一个边防战士对我说的一段话：“这里对你们旅游者来说是青山绿水，可是对我们这些天天在这的人来说则是穷山恶水。
”请注意，这还只是一个只需在此服役两年的人说出的话，那么对于那些世代生活于此的人来说又会如何呢
这句话对我犹如当头棒喝，使我这个也曾大喊环保的人清醒了许多。
我们不能把所有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都视为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这样做真的太自私，太教条。
我们反对的因该是那种不顾长远利益，盲目的，过度的毁灭性开发，而对那些能使当地人脱贫致富，步入文明，已做过生态评估，考虑到了开发后的生态恢复，有序的，科学合理的开发不因横加指责和阻止。
实际上，只要做到科学合理的开发，那种局部的，暂时性的破坏并不会造成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而相反会形成新的生态景观，甚至改善原来恶劣的自然环境。
这样的例子并不是没有。
远的有四川的都江堰和贯通南北的大运河，近的有浙江的千岛湖和云南的鲁布革水电站。
在环保方面，我们目前最急迫的目标不是简单粗暴地去指责和阻止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而是要提高整个国民的素质，特别是要提高那些住在城市中，生活在文明中，不愁吃穿的现代城市人的环保意识。
那些偏远贫困地区没有环保意识的人，他们对环境的破坏是微乎其微的，而且是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有些甚至可以说其行为本身就是当地生态环境中的一个链。
反倒是我们这些有文化的现代城市人在吃饱穿暖之余，为了贪图享受，刺激了一些奢侈业如皮毛，高档木制家具，野味餐饮，一次性用具的发展，这些行业的发展才真正对生态环境造成了彻底而毁灭性的打击，现代文明的城市人才真正是生态环境直接和间接的杀手。
试想，假如有两个人，一个是不愁吃穿的富人，一个是衣不掩体，食不果腹的穷人，一只珍惜的野生动物出现在他们面前，富人为了享用皮毛和野味而捕杀之，而穷人则是为了御寒，填饱肚子活命而捕杀之，请问两种行为都该受到指责吗
怎样的环保才“理智” ——兼评Charles Krauthammer的《Saving Nature, But Only for Man》 随着时间范围的普遍的环境恶化，环保已经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面对各种各样关于环保的建议、提案、规则、法律，有人提出要对它们进行选择。
比如，大学英语书的某篇课文宣扬这样一种被称为“理智环保论”的观点，这种观点“理智”地宣称：人类“不是为大自然，而是为我们自己保护环境”，因此人类应该“仅在居住环境受威胁时再作出紧迫调整”。
为了争取支持，该理论“不要求人们为其它生物作出牺牲”。
人类确实是为了“我们自己”而保护环境，但问题在于如何保护。
这篇文章宣称我们应该在“居住环境受威胁时再作出紧迫调整”，就是说我们应该等到自己都住不下去了才想到保护环境。
是谁让环境糟糕得住不下去的
确实，这其中有地球自身的气候变化周期的因素，但在工业化革命以来的短短几百年里，把环境变得不宜于人类居住的，主要还是人类自己。
面对一天比一天恶化的环境危机，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不改变视环境为“自由资源”的错误观念，而是借口某些环境问题不紧急而听任环境继续恶化，这绝对不是一个“理智”的人应有的态度。
事实已经证明，采取“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污染治理方式，会造成大量资金的浪费——因为制造污染取得的效益往往小于消除污染要花费的成本。
然而，由于这只是“外部不经济”，不用作者自己立即买单，因此他就会对消除这些污染毫无兴趣。
于是，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作者在心甘情愿地为别人的“外部不经济”买单的同时，又采取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大量地为别人，甚至他的后代，制造着代价巨大的“外部不经济”。
该文的另一个奇怪的观点是“不要求人们为其它生物作出牺牲”。
试想一下，如果人们被要求为其它动物作出“牺牲”，那么“牺牲”的会是什么呢——大概仅仅是一些金钱，或者改变食用野味的爱好而已。
我们知道，当生物间有冲突的时候，要不两败俱伤，要不总有一个要作出“牺牲”。
现在人类不“牺牲”，那只有让其它生物牺牲了。
它们应该如何为人类牺牲呢
很简单——献出生命。
作者说，他喜爱北极驯鹿（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把这句话说出口的），但是为了能开采到石油，他不惜破坏驯鹿在阿拉斯加的繁殖地——因为这样能避免战争。
且不说事实已经证明，开采了阿拉斯加的石油，根本不能避免战争；即使可以避免战争，为了人类的石油便宜一些，而使北极驯鹿无法繁衍后代，这种在种族延续和金钱间选择金钱的做法是否理智，实在值得考量。
类似的，作者喜爱斑枭（但愿他喜爱的生物越少越好），但是为了伐木工的生计，他不惜支持他们砍倒森林灭绝斑枭。
我不知道作者怎么会持这样一种奇怪的逻辑——似乎伐木工不伐木就不能找到新工作，并且不伐木就失去了所有经济来源，因此他们不伐木就无法生存，所以为了他们的“生存问题”，只好把斑枭“出卖”了。
在这位作者的眼里，只要人类和其他生物的利益发生冲突，哪怕只要牺牲人类的很小的利益就能换回其它生物的宝贵生命，他也会认为人比其它生物更重要。
这就是所谓的“理智”的环保观。
在这种“理智”的环保观中，我们看不见一点“理智”的影子，透过冠冕堂皇的包装，我们只能看到一种莫名的“唯我独大”的霸气、一种为了一丁点的经济利益可以听任其它生物灭绝的可怕的漠视。
作者说，那些为不会立即对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的事进行的环保是“奢侈环保”，“奢侈环保”仅当只需很小的代价就能达到才是好的。
可是，有什么与环保有关的事只需很小的代价就能达到吗
几乎没有。
也就是说，作者对那些为不立即对人类的健康和安全构成威胁的事而进行的环保是不会支持的。
我们需要这样的“理智环保论”吗
这种“理智环保”，其实就是坐等环境恶化，直到等不下去了，大家都受不了了，然后齐心协力把某个环境问题缓解一下。
一方面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出现的速度越来越快；另一方面，缓解环境问题的速度远远落后于它产生的速度。
有些问题，我们本可以把它遏制在萌芽阶段，可“理智环保”者偏要等到污染不可收拾时才出手。
可以说，这种“理智”已经超越了常人的理解能力。
怎样的环保才理智
那就是被那个作者看作“感情用事”的环保的办事方式。
要环保，就要热爱大自然，而不是把它看作我们“利用”的对象；要环保，就要把环境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而不是听任问题一天天扩大。
这样的环保，才是真正理智的环保。
国家荣誉勋章获得者
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名单（按姓氏笔划排序）于 漪“人民教育家”于漪，女，汉族，中共党员，1929年2月生，江苏镇江人，上海市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曾任全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会长。
她长期躬耕于中学语文教学事业，坚持教文育人，推动“人文性”写入全国《语文课程标准》。
主张教育思想和教学实践同步创新，撰写数百万字教育著述，许多重要观点被教育部门采纳，为推动全国基础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卫兴华“人民教育家”卫兴华，男，汉族，中共党员，1925年10月生，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系原主任、教授，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经济学科评议组成员。
他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经济学教育家，长期从事《资本论》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主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教材是全国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教材之一。
他提出的商品经济论、生产力多要素论等，在经济学界影响广泛。
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第一、二届论文奖。
王 蒙“人民艺术家”王蒙，男，汉族，中共党员，1934年10月生，河北南皮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原文化部部长，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作为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文学创作者，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之路。
其作品《青春万岁》《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活动变人形》《这边风景》等具有代表性和开拓性意义，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各国出版。
发掘培养了一大批优秀青年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繁荣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荣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王文教“人民楷模”王文教，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11月生，福建南安人，原国家羽毛球队总教练，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54年，他为振兴新中国羽毛球事业，从印尼回到祖国，曾多次获得全国羽毛球赛男子单打、双打冠军。
退役后先后执教福建羽毛球队、国家羽毛球队，在他任总教练期间，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了1982、1986、1988、1990年汤姆斯杯团体赛冠军，涌现出56个世界单项冠军。
荣获国际羽联“终身成就奖”。
王有德“人民楷模”王有德，男，回族，中共党员，1953年9月生，宁夏灵武人，宁夏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原党委书记、局长，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带领职工大力推进防沙治沙，营造防风固沙林60万亩，控制流沙近百万亩，有效阻止毛乌素沙漠的南移和西扩，呈现出人进沙退的可喜局面。
探索形成“宽林带、多网络、多树种、高密度、乔灌混交”的防沙治沙模式，实现了“沙漠绿、场子活、职工富”的奋斗目标，为全国防沙治沙提供了宝贵经验。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治沙英雄”“改革先锋”等称号。
王启民“人民楷模”王启民，男，汉族，中共党员，1937年9月生，浙江湖州人，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
他发扬“大庆精神”和“铁人精神”，敢于挑战油田开发极限，研究并提出了“分阶段多次布井开发调整”理论，其中表外储层开发利用技术突破了国内外认为不能开采的禁区。
他主持的油田高含水后期“稳油控水”项目研究，为大庆油田实现27年5000万吨以上高产高效持续开发作出重要贡献。
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改革先锋”等称号。
王继才“人民楷模”王继才，男，汉族，中共党员，1960年4月生，2018年7月去世，江苏灌云人，江苏省开山岛民兵哨所原所长、燕尾镇开山岛村原党支部书记。
1986年开始，他和妻子奉命守卫开山岛，三十二年如一日排除困难、坚守孤岛、为国戍海，自己动手修缮营房、建设哨所，坚持每天巡海岛、护航标、写日志，坚决与走私、偷渡等不法分子作斗争，有力捍卫了国家利益， 把人生最美好的年华无私奉献给国防和海防事业。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爱国拥军模范”等称号。
艾热提·马木提“人民英雄”艾热提·马木提，男，维吾尔族，中共党员，1969年10月生，2016年9月去世，新疆皮山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皮山县公安局原副局长。
从警27年始终战斗在基层一线，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充分发挥反恐处突实战经验丰富的优势，事事冲锋在前，带领公安干警成功侦破一系列案件。
2016年9月在搜捕公安部A级逃犯时遇自杀式爆炸袭击，身负重伤，经全力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他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诠释了一名人民警察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铮铮誓言。
荣获“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布茹玛汗·毛勒朵“人民楷模”布茹玛汗·毛勒朵，女，柯尔克孜族，中共党员，1942年6月生，新疆乌恰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恰县吉根乡护边员。
她长期扎根于祖国边疆，无怨无悔、默默无闻地将青春年华奉献给祖国的守边事业，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冬古拉玛边防线上五十多年如一日巡边护边，每天最少要走20公里山路，在她守护的山口，创造出无一例人畜越境事件的守边业绩。
她积极宣传爱国护边工作，在边境线的许多石头上刻下“中国”两个字，这些“中国石”成为当地护边守边、彰显爱国情怀的象征。
荣获“全国爱国拥军模范”“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叶培建“人民科学家”叶培建，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月生，江苏泰兴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技术顾问、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嫦娥一号总设计师兼总指挥，嫦娥三号探测器系统首席科学家，嫦娥二号、嫦娥四号、嫦娥五号试验器总指挥、总设计师顾问，在各号嫦娥方案的选择和确定、关键技术攻关、大型试验策划与验证、嫦娥四号首次实现月背软着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申亮亮“人民英雄”申亮亮，男，汉族，中共党员，1987年8月生，2016年6月去世，河南温县人，原65307部队70分队班长。
他从军报国信念坚定，军事技能训练刻苦，熟练掌握连属主战装备，精通运输车、瞄杆钻车、挖掘装载机等装备操作，成为“一专多能”型骨干，入选集团军“百名专业技术能手”人才库。
2016年5月赴马里执行第四批维和任务，在执行任务中遭遇恐怖袭击，果断指挥战友向目标射击，在汽车炸弹爆炸瞬间将战友推离，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部队其他人员的平安，被评为烈士并追记一等功。
朱彦夫“人民楷模”朱彦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3年7月生，山东沂源人，山东省沂源县西里镇张家泉村原党支部书记。
1947年参军，经历战斗上百次，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失去了四肢和左眼，10次负伤，3次荣立战功。
退伍后用自己的抚恤金，建图书室、办夜校，帮助农民提高文化素质。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25年，带领群众治山治水、脱贫致富，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变成了山清水秀的富裕村。
他身残志坚，用残肢抱笔，历时7年创作两部自传体长篇小说《极限人生》和《男儿无悔》。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麦贤得“人民英雄”麦贤得，男，汉族，中共党员，1945年12月生，广东饶平人，原91708部队副部队长。
1965年“八六”海战中，他在弹片插在头部、脑浆外露、鲜血模糊双眼的情况下，坚持战斗3个小时，凭着惊人的战斗意志和过硬的素质本领，在几台机器、几十条管路、几百个螺丝里，检查出一个只有拇指大的被震松的油阀螺丝，成功排除故障，确保了机器正常运转和舰艇安全。
他的英勇战斗事迹被媒体广泛报道，在全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被誉为“钢铁战士”。
荣立一等功，荣获“八一勋章”和“战斗英雄”“全国自强模范”等称号。
李保国“人民楷模”李保国，男，汉族，中共党员，1958年2月生，2016年4月去世，河北武邑人，河北农业大学教授。
他始终奋战在科技兴农、脱贫攻坚和教书育人第一线，先后取得研究成果28项，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18项，培育了16个山区开发治理先进典型，带动10万山区农民增收58.5亿元。
参与开发的聚集土壤、聚集径流“两聚”理论，使邢台前南峪森林覆盖率达到90.7%，植被覆盖率达到94.6%。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脱贫攻坚模范”“改革先锋”等称号。
李道豫“外交工作杰出贡献者”李道豫，男，汉族，中共党员，1932年8月生，安徽合肥人，原中国驻美国大使，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
他长期从事多边和双边外交领域工作，深度参与我国在多个重大外交问题上的决策和处理。
任常驻联合国代表期间，稳妥处理第一次海湾战争爆发等重大复杂敏感问题，提升了我国国际话语权。
任驻美国大使期间，积极宣传我国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巧做工作，善于斗争，妥善处置中美关系，坚定捍卫国家利益。
吴文俊“人民科学家”吴文俊，男，汉族，中共党员，1919年5月生，2017年5月去世，上海市人，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五、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对数学的核心领域拓扑学作出重大贡献，开创了数学机械化新领域，对国际数学与人工智能研究影响深远。
他用算法的观点对中国古算作了分析，同时提出用计算机自动证明几何定理的有效方法，在国际上被称为“吴方法”。
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张 超“人民英雄”张超，男，汉族，中共党员，1986年8月生，2016年4月去世，湖南岳阳人，92950部队原飞行中队长。
2015年3月，他加入舰载机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掌握了舰载战斗机操纵特点和舰载飞行要领，飞行技战术水平得到跨越式提升。
2016年4月，执行任务时突遇空中险情，他果断处置，尽最大努力保住战机，被迫跳伞，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9岁。
被追授为“逐梦海天的强军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被中央军委批准为全军挂像英模。
南仁东“人民科学家”南仁东，男，满族，群众，1945年2月生，2017年9月去世，吉林辽源人，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
他潜心天文研究，坚持自主创新，1994年提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概念，主导利用贵州省喀斯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22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FAST重大科学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关键作用。
荣获“改革先锋”称号。
秦 怡“人民艺术家”秦怡，女，汉族，中共党员，1922年1月生，上海市人，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艺委会顾问、一级演员，第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她坚持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主演了《铁道游击队》《青春之歌》《女篮五号》等30多部影片，塑造了多个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
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都贵玛“人民楷模”都贵玛，女，蒙古族，中共党员，1942年4月生，内蒙古四子王旗人，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王旗脑木更苏木牧民。
上世纪60年代初，年仅19岁的都贵玛，主动承担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
上世纪70年代，都贵玛自学蒙医蒙药和妇产科知识，先后挽救了40多位年轻母亲的生命。
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热 地“民族团结杰出贡献者”热地，男，藏族，中共党员，1938年8月生，西藏比如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第八、九、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长期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重要领导职务，先后配合6位自治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工作，积极维护班子团结和主要领导同志威信，参与西藏自治区稳定与发展各项重大决策的研究和实施，就西藏稳定与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提出观点和意见。
他几十年来为西藏发展、和谐稳定、民生改善倾注了大量心血，付出了巨大努力，赢得了西藏各族人民的爱戴和尊重。
顾方舟“人民科学家”顾方舟，男，汉族，中共党员，1926年6月生，2019年1月去世，浙江宁波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原院校长、研究员。
他是我国脊髓灰质炎疫苗研发生产的拓荒者、科技攻关的先驱者。
他研发的脊髓灰质炎疫苗“糖丸”护佑了几代中国人的生命健康，使中国进入无脊髓灰质炎时代。
荣获全国科学大会成果奖和“全国消灭脊髓灰质炎工作先进个人”等称号。
高铭暄“人民教育家”高铭暄，男，汉族，中共党员，1928年5月生，浙江玉环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
他是当代著名法学家和法学教育家，新中国刑法学的主要奠基者和开拓者。
作为唯一全程参与新中国第一部刑法制定的学者、新中国第一位刑法学博导、改革开放后第一部法学学术专著的撰写者和第一部统编刑法学教科书的主编者，为我国刑法学的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
高德荣“人民楷模”高德荣，男，独龙族，中共党员，1954年3月生，云南贡山人，云南省怒江州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
他是少数民族脱贫攻坚的带头人。
在任期间，科学制定发展战略，突出培育“水电、矿业、旅游、边贸”为主的特色产业群，为当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作出贡献。
退休后，继续驻扎在独龙江河谷，跑工地、进农家，千方百计打通了独龙江乡通往山外的唯一公路，实现独龙族整族脱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家中。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等称号。
郭兰英“人民艺术家”郭兰英，女，汉族，中共党员，1930年12月生，山西平遥人，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第一、二、三、五、六届全国人大代表。
她为中国民族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和民族演唱艺术的发展作出开拓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塑造了《白毛女》中的喜儿、《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等众多光彩夺目的舞台艺术形象。
她演唱的《我的祖国》《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八月十五月儿明》等脍炙人口的歌曲，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至今。
董建华“‘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董建华，男，汉族，1937年7月生，浙江舟山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八、十、十一、十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他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为贯彻落实“一国两制”方针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出重要贡献。
他带领特区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外部经济环境变化以及“非典”疫情等带来的种种困难，妥善处理诸多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维护香港的整体利益，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香港顺利回归与平稳过渡和“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作出重大的历史性贡献。
程开甲“人民科学家”程开甲，男，汉族，中共党员、九三学社社员，1918年8月生，2018年11月去世，江苏吴江人，原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常任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是我国核武器事业的开拓者、我国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的创建者之一。
先后参与和主持首次原子弹、氢弹试验，以及“两弹”结合飞行试验等多次核试验，为建立中国特色核试验科学技术体系，锻造改革开放安全屏障，推进科技强国事业作出杰出贡献。
荣获“八一勋章”“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和“改革先锋”称号。
樊锦诗“文物保护杰出贡献者”樊锦诗，女，汉族，中共党员，1938年7月生，浙江杭州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研究馆员，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她是我国文物有效保护的科学探索者和实践者，长期扎根大漠，潜心石窟考古研究，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隋、唐代前期和中期洞窟的分期断代。
在全国率先开展文物保护专项法规和保护规划建设，探索形成石窟科学保护的理论与方法，为世界文化遗产敦煌莫高窟永久保存与永续利用作出重大贡献。
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先进工作者”“改革先锋”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