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人民民主运动是哪个运动
第二条战线，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给予人民解放战争以直接的配合，使党领导的反蒋民主统一战线发展更加迅速。
第一，在政治上揭露和孤立了美蒋反动派，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
反美抗暴斗争促使驻华美军撤退及美对华政策的改变，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第二，“五·二○”运动则为中共中央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直接推动了国内的反蒋爱国斗争及中国革命的进程。
第三，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还直接牵制了国民党的力量，削弱了它的一线兵力。
在斗争中经受锻炼和考验的学生、工人、农民骨干分子，成为支援解放战争，配合人民军队接管城市的基本力量。
国统区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是指什么
1947在国统区爆发的大规模爱国学生运动是：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五二〇”爱国学生运动。
1947年5月，＂五二〇＂
边章武是谁
边章没能活到1955年解放军授衔，英年早逝，诚惜
但他早了“将军”衔。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时，中国*****的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后，因边章武跟随周恩来到国统区工作，被授为少将。
八路军根据国民革命军部队等级、军衔原则授以相应的军衔，大多用“挂”、“佩”来表示。
1938年3月武汉参谋长、政治部主任会议，八路军将领边章武佩挂陆军少将衔，代表八路军总部、各师参谋长出席会议；而罗瑞卿、张爱萍、谭政、欧阳毅挂陆军上校衔，代表八路军政治部、各师政治部出席会议。
只可惜边章武未能活到解放军第一次正式授衔，否则，其军衔当在罗瑞卿、张爱萍、谭政之上，至少应扯平1952年9月14日,彭德怀命第二十三兵团副司令边章五将军接任朝鲜停战谈判首席代表一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边章武被任命为第一任驻前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
那时 ，前苏联已授衔，为了工作方便，我方工作人员也须授以相应的军衔，这样，边章武授以中将军衔。
《哈军工传》下卷“附录7”中，刊登了“哈军工部分高级干部子女学员名录”。
其中在“家长姓名”栏计有中将38人（包括边章五）。
重庆谈判破裂的原因
国民党政府的破坏和阻挠
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关于和平建国问题的谈判。
对中共而言，重庆谈判是一次成果辉煌的谈判。
重庆谈判对中共来说首先是中国共产党和平发展道路和“和平、民主、团结”方针的胜利，为中国共产党争取了民心，赢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为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1945年8月2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
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努力推动和平的实现，各种宣传材料和宣传言论都直截了当的宣传这个方针，让广大人民了解自己的立场，支持自己的观点，使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深入人心，1945年9月10日，昆明各界人士为庆祝胜利及和平建设新中国的通电中提出：“这个新的时代应该是和平的、民主的、团结的。
”[1]在1945年10月10日签订的《双十协定》上，国民党迫于中国共产党的坚持和广大人民舆论的压力，将中国共产党的这一方针明确的写入了《双十协定》，并以此作为建设新中国的方针。
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道路和“和平、民主、团结”的建国方针的胜利。
在重庆谈判前，有一些人对当时形势认识不清楚，特别是国统区和一些沦陷区的人民，对共产党了解不多，再加上国民党长期的反共宣传，使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存在着误解，甚至采取敌视态度，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了抢占地盘，不是真正为了全国的和平。
如到达沈阳后的罗荣桓深切感受到，市民“还盲目相信‘中央’政府，见我军服装破旧，枪械不精，举止言谈‘土气’，尽管我军纪律严明，买卖公平，说话和气，也总是敬而远之。
”[2]不顾自身的危险，毅然选择前往重庆谈判，粉碎了国民党散布的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的谣言，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权。
到达重庆的当晚，《新华日报》就收到了一封由许多人签名写给毛主席的致敬信，信中说：“您毅然来渝，使我们过去所听到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诬蔑完全粉碎了，这证明中国共产党为和平、团结与民主而奋斗的诚意和决心，希望谈判成功。
”[3]在重庆谈判期间，尤其在重庆谈判中后期，已从谈判的艰巨性中认识到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不大，因此除了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斗争外，还积极主动地结交社会各界的朋友，宣传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争取民心，试图与民主力量联合起来迫使国民党作出让步。
当时，在国共两党之间还存在着第三种政治力量，这便是以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为代表的中间派。
他们虽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但是在民主革命中，往往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作为中间的势力第三方面，是国共双方都在争取的对象，因为他们代表着一大批人，谁争取了中间势力，谁就扩大了自己的同盟军”。
[4]为了取得各中间势力的支持，迫使国民党尽快同中共达成协议，在重庆期间，充分把握了这一机遇，同各民主人士进行了广泛的交往，拜访了党的一些老朋友，象宋庆龄、张澜、冯玉祥等，还会见了小民革（中国革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王昆仑、许宝驹等，对他们开诚布公，详尽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基本方针。
这些话使许多民主人士认识到中共对重庆谈判的方针是体现一切抗日党派和进步人士的共同要求，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而促使许多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谈判期间，始终同中共保持密切合作和默契的态度，许多人开始帮助中共。
如在重庆谈判期间，许多民主人士考虑到国民党经常制造暗杀事件，对的安全非常担心，有人在谈话时暗示说：“重庆气候不好，易犯感冒，您还是早点回延安吧
”有人写字条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5]这种情况充分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已在很大程度上争取到了各民主人士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期间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及真诚追求和平的种种行动，让社会各界人士大多逐步倒向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的革命统一战线巩固和扩大，人心向背已非常明显，这就为共产党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政治基础。
后来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以优势的兵力参与内战，结果短短的三年时间内便败北，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国民党挑起内战，其内战、独裁的面目暴露，很快丧尽人心，而共产党则大获人心。
而这个民心向背的政治基础很大程度上就是在重庆谈判中开始建立起来的。
中共赴重庆谈判的另一大收获便是取得了合法的地位，这对中共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按周恩来的话讲：我们利用合法的地位和合法的工作方式，大大加强了南方党组织、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力量的恢复和发展工作。
我们虽然让出了南方几块孤立分散的根据地，但却保住了有生力量，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壮大了北方根据地的力量。
由于“检查制度的取消”，我们不仅在一段时间内公开出版发行了自己的报刊书籍，“甚至国民党报纸都不能不登载我们的消息”，这是过去任何时候都未曾办到过的，所有这些都为来夺取全国的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7]此外，重庆谈判推迟了全面内战爆发的时间，使得解放区获得了相当长的一段和平恢复和发展的时间。
中共从重庆谈判中后期起已感受到蒋介石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有限，始终没有也不可能放弃武力进攻中共，为了以斗争求团结，便努力发展和壮大自己，在解放区开展了减租、生产和练兵运动，还派十多万军队和彭真、陈云等大批干部进入东北，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而且中共通过让出八个解放区，不仅粉碎了国民党宣传的中共恃其武装向中央要地盘的谣言，更重要的是中共借此集中了兵力。
因为这些解放区大多在交通要道上，国民党无论如何要来争抢，中共军队撤出后就避免了内战爆发时这些地区的解放军被国民党军队给各个击破，使人民解放军在军事态势上处于有利地位。
这些对后来内战中中共的胜利也是相当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