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语与广告口号的区别与联系
广告口号是理念，广告语就是产品的广告，比如‘为人民服务’，它就是一种理念，比如‘####用了都说好’，它就是一种广告语
现代科学技术与人类文明之间的关系
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新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三个在西方影响较大、占传统地位的法学流派。
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的法制化和法治建设，亦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新自然法学的启示意义 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学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自然法思想的意识可以追朔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断翻新，内容不断完善。
产生于20世纪特殊社会环境的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旦、富勒、和等等。
他们的新自然法学说（或学说）各有侧重点，各不相同，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
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法律应当关注某种应然性，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并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
无论是马里旦的神学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还的或的权利论，无不注重研究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础，法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法应追求的理想境界③ 他们的手中都有一份价值表，为应然的法律之制定和评价提供了所依据的标准。
新自然法学派强调法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必然反映一定的价值关系，极为重视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
他们通过总结、抽象和思考，为法律的建构铸造了理想的框架和模型。
二、分析法学的启示意义 分析法学在主要以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它基本上继承了传统的分析法学的理论，严格地区分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律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律，着重对实在法进行逻辑分析而不作有关的价值判断，否认价值和道德的必然联系。
凯尔森指出，价值判断在性质上是主观的，因而只能是相对的；人们不能用理性认识来回答有关法的普遍和最高价值这一命题；对于自然法学中的绝对正义，他认为这是一种自欺或者等于一种。
④ 既然对正义持道德和不可知论的态度，⑤ 于是凯尔森认为，正义只能是一种合法性，应当建立与价值无关的纯粹研究法律结构的法律科学（即所谓纯粹法学），就其对象实际上是什么来加以叙述，而不是以某些特定的价值判断的观点来规定它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
⑥ 哈特给法下的定义是法律是 一种特殊的规则，这是他的语义分析法学的基本原理，他以奥斯丁的分析实证法学作为重要的理论渊源，主张法律与道德有联系但并无必然联系，法律应当采用广义的概念，即将法律的效力和法律的非道德性区分开来，以体现除了道德之外法律的所有其它复杂的特征。
分析法学把我们从自然法学家法律的中拉回到实证的 现实世界，在对法律形式的逻辑分析上运用了更多的新的方法，继承了传统分析法学对实定法的重视和研究，也吸收采纳了其它法学流派的合理成分，内容丰富，颇具影响。
三、社会学法学的启示意义 社会学法学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
是在社会学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实证主义的法学思潮，它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认识和研究法律问题⑦ 社会法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狄骥、埃利希和庞德。
狄骥提出了社会连带主义学说，体现出社会本位的价值观，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强调社会义务。
埃利希则以提出活的法律的观点而闻名于世。
他认为，这种支配社会本身的法律，尽管并不曾被制定成法律条文，但即可预防纠纷的出现，在纠纷出现后，也可以籍以解决而毋需求助于国家的法律机构。
⑧ 他让人们注意到国家制定法之外的其他行为准则（如习惯、职业道德、行业规定等等）对于社会秩序的意义，摆脱了纯粹法律规范分析僵化的法学研究视角和方法，将法律分析的重点引向了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环境。
庞德的社会学法学理论被认为是一种典型的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理论。
他提出法律是一种'社会功能'或'社会控制'，用法律的功能性概念来取代逻辑性概念，主张有用即是真理。
他还提出了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纲领，启示人们关注法律制度和法律学说的实际效果，强调以社会学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关注法律的作用而不是抽象内容；并且注重法律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联系。
总之，社会法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了打破'法律关门主义'禁锢的历史重任，⑨ 它社会本位的立场，法律社会化的研究方法和视角，对于法律的发展和一定社会的变革，其重大的启示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四、综述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 如上所述，论及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无庸置疑，其最大的意义正是他们本身--众多的法学家们通过对前人的承继和自身敏锐的思考，开创出一片浩瀚的法理学思想的海洋，它们虽然不是真理，但却是人们永恒探索真理之路的台阶。
无论是宏观的构筑还是微观的探索，都给后人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宝藏和无穷无尽的启示。
具体来看，三大法学流派的意义如下： （一）让我们从多个角度窥探到法律的本质、目的和研究方法。
正如博登海默所言，真理是人们在任何特定时间的经验的总和。
法律仿佛是一座有许多厅堂的大厦，用一盏灯很难同时照到每个角落。
而一个法学流派，就如照亮法律大厦的一盏灯，横看成岭侧成峰，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勾勒出了法律的形象。
三大法学流派被美国法学家霍尔（Jerome Hall） 总结为法律中三个不可分的因素，他们分别代表着法律的价值、概念和事实。
不仅在实质性的内容上，更宝贵的，三大法学流派为后人认识、研究和发展法律，提供了丰富的途径和方法。
新自然法学 提示人们注重的法的价值支柱和道德性，在法制建构时必以某种准则为依据，从而避免了法律丧失实质的正义，也避免了法学堕落为纯技术性的学科。
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注重对实定法的研究，对于法律规范、法律结构、法律秩序及法律体系内部各要素的统一等等命题均有深入的探讨和卓越的贡献。
他们所采用的逻辑分析和实证主义的方法，更是后人研习法律的必要工具。
社会法学派则倡导社会本位的理念，注重法律的实际效果，重视法律与社会生活及其它学科之间的联系，不仅如此，他们所采用的法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及实用主义的态度，更是深远地影响了西方乃至全世界法学的发展趋势。
当然，无论三大法学流派的贡献有多么卓绝，他们都不可能是大写的真理，都只是局部的、相对的。
然而，站在历史的尾页，以事后诸葛的口吻批评他们的局限，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真正有意义的是谦恭的弄清他们给了些什么
我们得到些什么
应当怎样利用
除此之外，再没有更大的价值了。
（二）三大法学流派适应了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状况的要求，具有历史现实意义 任何事物的产生总是由于某种需要；而它产生之后，也必然首先服务于这种需要。
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正是应特定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需求而产生的；而论及它们的意义，首当其冲也正是满足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要。
19世纪中叶，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稳固，古典自然法学自由、平等、权利的抽象口号已不能满足他们巩固既得利益、加强社会控制的要求，因此，历史法学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应运而生，他们带来了具体明确的法律观念、严谨的逻辑体系从而维持了现实的法律秩序。
二次大战中，法西斯势力给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这唤醒了人们法律不能没有正义的标准和相对普遍的价值准则，⑩ 无论善恶的法律只会助纣为虐，戕害人民。
在这背景之下，新自然法学得以出现，重新正视和评价法律的道德性、正义、权利这些古老的话题，确保了法的价值依托。
而社会法学派的历史背景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陷入了瓶颈，经济危机连续爆发，百业萧条，人心浮动，传统的自由主义、经济放任主义和法律关门主义均受到社会现实的质疑和轰击，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打破法律系统独立论的束缚成为必然的趋势。
法社会学对症下药，倡导社会本位，注重法与社会生活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主张充分发挥司法的能动性，因而出现伊始便受到变革者们的热切欢迎。
在需求最为迫切的美国，更是成为长期主导法学界的学派。
由此可见，思想领域的任何发展和运动均产生于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同时也为这个时期提供了一种自持之势⑾ ，也就是产生着历史的现实意义。
（三）三大法学流派继承并发展了西方法哲学的传统学说，使这些思想以更合理的形式得以流传 三大法学流派除了法社会学派产生较晚，无所谓新、旧之分外，其余二者都可以冠以新的名号。
新自然法学派自不必说，凯尔森、哈特的分析法学也是在奥斯丁旧分析法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成的。
当代西方的法学流派，既继承了各自祖传的学说，又互相吸收对方的某些合理因素，呈现出相互靠拢的趋势。
如新自然法学较古典自然法学，少了一些形而上而多了一些操作性，迎合了社会实证主义潮流的要求；而新分析法学则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说，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法的价值即自然法最低限度的内容之存在，显现出对自然法学说的吸纳。
正是这种修补和相互的借鉴，使得西方的传统法律学说没有因为历史的发展和自身的缺陷而遭受淘汰的厄运。
而是以一种相对当代社会经济生活来说更合理的新形式得以传承。
西方法学，正是在这种否定之否定的循环中发展至今，它们对传统--也就是民族文化的内在秩序承继与遵从，同时又紧扣发展中的社会状况而自我更新，因而产生和完备出一套与西方社会相适配的法律体系。
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具有某种普适性而为其他民族所竞相学习和借鉴。
（五）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启示意义 斗转星移，时光飞逝。
人类社会步入现代的殿堂已五百年有余。
上世纪初叶，随着西风东渐，中国社会开始由古代的、传统的社会体制向近现代文明过渡⑿ 尽管中西法律文化的底蕴和发展的路径大相径庭；尽管外国的经验不可能代替中国的经验⒀ 但谁也无法否认人类社会和法律科学发展规律的客观性，无法否认市场经济社会关系的共同性，也无法否认西方法律文化发展至现代的先进性和一定程度的普适性。
建立健全的、符合现代精神的法律文明体系已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
而在借鉴的过程中，我们必需首先关注西方的法哲学思想，因为它是法律文化首要的组成部分，思想代表着知，而制度代表着行，不知者，无以为行。
⒁ 现代西方三大法学流派的法律思想，正是对几千年来西方法学理论的承继和发展，蕴涵着诸多西方法哲学思想的精髓。
在我们虚心求道于西方，几从虚无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今天，研究现代西方法学流派绝不是奢侈的娱乐；它实体性的思想、它对法学的研究方法乃至学术的精神，都当为我们所重视和学习。
对待西方法律，盲目的排外自大或者只求其用，不问其体的盲目移植，都是不可取的。
尽心研究西方法律文化及法哲学的本真，以及这些法哲学思想与社会历史条件的相互关系，从而发掘出西方法律活的灵魂为我所用，才是我们应当做的事情。
郭沫若的艺术观与文学主张
中的利义观《论语·里仁》里有句话,叫义取，现在人们总在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说实在的，人们仍然是过多的最求利益。
什么是义气
所谓义气就是指思想和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
什么是利益
所谓利益，即利益、功利、主要指物质利益。
义气与利益的问题，实际上就是道德原则和物质利益的关系问题。
每个时代都不同，义气与利益的关系在每个时代的看法也都不同。
在中国古代，对于利义的追逐牵涉到人的分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能不为利所动，能够见利而先思义，便是君子；见利而忘义，抛弃人生原则，便是小人。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价值取向不同的人，其得到比如社会对他的评价等等的也不同。
曾经有过一个人皆君子言必称义的时代，当时或许有过大义灭利的真君子，但更常见的是以义逐利的伪君子和假义真信的迂君子。
那个时代过去了。
曾几何时，世风剧变，义的信誉一落千丈，真君子销声匿迹，伪君子真相毕露，迂君子豁然开窍，都一窝峰朝利而去。
据说观念更新，义利之辨有了新解，原来利并非小人的专利倒是做伯乐天经地义。
“时间就是金钱
”枣这是当今一句时髦口号。
企业家以之鞭策生产，本无可非议。
但世人把它奉为指导人生的座右铭，用商业精神取代人生智慧，结果就使自己的人生成了种企业，使人际关系成了一个市场。
我曾经嘲笑廉价的人情味。
如今，连人情味也变得昂贵而罕见了。
试问，不花钱你可以买到期个微笑，一句问候，一丁点儿恻隐之心
不过，无须怀旧。
想靠形形色色的义和说教来匡正时弊，拯救世风人心，事实上无济于事。
在义利之外，还有别样的人生态度。
在君子小人之外，还有别样的价格。
套孔子的句式，不妨说：“至人喻于情。
” 义和利，貌似相反，实则相通。
“义”要求人献身抽象的社会实体，“利”驱使人投身世俗的物质利益，两者都无视人的心灵生活，遮蔽了人的真正的“自我”。
“义”教人奉献，“利”诱人占有，前者把人生变成一次义务的履行，后者把人生变成一场权利的争夺，殊不知人生的真价值是超乎义务和权利之外的。
义和利都脱不开计较，所以，无论义师讨伐叛臣，不容支配众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紧张。
如果说“义”代表一种伦理的人生态度，“利”代表一种功利的人生态度，那么，我所说的“情”便代表了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
它主张率性而生，适情而止，每个人都保持自己的真性情。
你不是你所信奉的教义，也不是你所占有的物品，你之你权在于你的真实“自我”。
生命的意义不在奉献或占有。
而在创造，创造就是人的真性情的积极展开，是人在实现其本质力量时所获得的情感上的满足。
创造不同奉献，奉献只是完成外在的责任，创造却是实现真实的“自我”。
至于创造和占有，其判别更是一目了然，譬如写作，占有注重的是作品所带来的名利地位，创造注重的只是创作本身的快乐。
有真性情的人，在与人相处唯求情感的沟通，与物相触独钟情趣的品味。
更为可贵的是，在世人匆忙逐利又为利的时代，他接人待物有一种闲适之情。
我不是指中国士大夫式的闲情逸致，也不是指小农式的知足保守，而是指一种不为利驱、不为物役的淡泊生活情怀。
仍以写作为例，我想不通，一个人何必要菱等身呢
倘想流芳千古，一首不朽的小诗足矣。
倘无此奢求，则只要活得自在即可，写作也不过是这活得自在的一种方式罢了。
肖伯纳说：“人生有两大悲剧，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
”我曾经深以为然，并且佩服他把人生的可悲境遇，表述得如此轻松俏皮。
但仔细玩味，发现这话的立足点仍是占有，所以才会占有欲未得满足的痛苦和已得满足的无聊这双重悲剧。
如果把立足点移到创造上，以审美的眼光看人生，我们岂不可以反其意而说：人生有两大快乐，一是没有得到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寻求和创造；另一是得到了你心爱的东西，于是你可以去品味和检验
当然，人生总有其不可消除的痛苦，而重情轻利的人所体味到的辛酸悲哀，更为逐利之辈所梦想不到。
但是，摆脱了占有欲，至少可以使人免除许多琐屑的烦恼和渺小的痛苦，活得有器度些。
我无意以审美之情为救世良策，而只是表达了一个信念：在义与利之外，还有种更值得一过的人生。
这个信念将支撑我度过未来吉凶难卜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