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主义杰出代表人物伟大的现实主义口号是谁
马克思 恩格斯
辩论赛口号现实主义更重要
第一阶段：现实主义文学-十九世纪欧美发展 从文学的角度说，19世纪是小说的时代；而欧洲小说在这个世纪有长足的发展，出现盛况空前的局面，在 人间喜剧很大程度上又要归功于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推动。
现实主义作家对反映复杂的现实生活怀有巨大的兴趣和自觉性。
不论他们的创作侧重于生活的那一个侧面，选取什么题材，他们的注意力都不限于个别的人物或事件，而是力图通过主人公们曲折坎坷的命运概括时代的面貌，描绘它的“风俗”、社会各个阶层和错综复杂的现实关系。
19世纪，在已成为主要文学形式的长篇小说中，从题材类型说，家庭小说和以年轻人的追求、命运为主题的小说最为突出。
但对现实主义作家而言，家庭决未孤立于社会生活之外，而是人类生活的一个十分重要而特殊的领域。
家庭小说描写在这个领域中发生的各种冲突，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狄更斯的《董贝父子》、《大卫·科波菲尔》、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莫泊桑的《一生》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家庭生活小说在19世纪的广为流行并非是作家们要逃进家庭生活的避风港中寻求心理上的暂时的平静；恰恰相反，而是因为，在一向温情脉脉的家庭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令人触目惊心的“戏剧”最能反映道德伦理、社会价值标准的巨变，从而成为作家描绘社会生活的一个绝好的视角。
在这些小说中，社会生活不但是家庭生活的大背景，而且是家庭内部各种矛盾冲突的根源。
现实主义小说中年轻的主人公们更不是远离社会的荒漠英雄，以他们的命运为主题的小说甚至比家庭生活小说更引人注目。
司汤达的《红与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许多作品(如《幻灭》)、萨克雷的《名利场》、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福楼拜的《情感教育》(它的副标题就叫“一个年轻人的故事”)等可称为这方面的杰作。
作者们在这些小说中或者通过主人公的遭遇和人生道路的抉择，极其深刻地揭示了那个社会的道德真象以及它如何扭曲、毁灭了年轻一代，或者突出年轻人和社会的对立以反映社会的黑暗和对人的压抑；追求出路和幸福的青年要么擦干他们最后一滴纯洁的眼泪，顺应社会的道德而飞黄腾达，要么不屈服于社会而被社会所窒息、扼杀。
《卡门》剧照 可以说，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从最真实、最平常的日常家庭生活、一个人的命运，到巨大的社会历史变革、处在各种社会漩涡中的主人公们的感情世界和心理秘密，无一不得到清晰的反映。
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强烈关注、对个人命运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各种社会矛盾的深刻理解、内容的丰富性等等，使得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从根本性质上成为了社会小说，在这方面，托尔斯泰等的不朽作品堪称典范。
法国现实主义文学 法国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司汤达(1783一1842)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人，他善于从政治角度把握社会。
他20年代发表的《拉辛与莎士比亚》(1825)第一次阐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1830年出版的小说《红与黑》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法国早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大都经历了从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变过程，如雨果、司汤达、梅里美、巴尔扎克。
法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其广阔的社会画面、独特的艺术形象和强烈的理性批判精神等特征而著称。
卡门剧照内容上，主要写城市富裕平民和没落贵族的矛盾，以及小市民的虚荣。
巴尔扎克(1799—1850)是19世纪法国最杰出的文学家，他善于从经济角度把握社会。
他的浩大的系统工程《人间喜剧》是世界文学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
司汤达（原名亨利·贝尔）于1783年出生在格勒诺布尔。
司汤达的作品不多，写有长篇小说《阿尔芒斯》、《红与黑》、《吕西安·娄凡《(又名《红与白》)和《巴玛修道院》，以及为数不多的中短篇小说。
其中《红与黑》是他的代表作，也是法国现实主义第一部成熟的作品。
《简·爱》 梅里美(1803—1870)是19世纪法国文学史上最富于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是莫泊桑以前法国最杰出的中短篇小说家。
他的主要创作成就是为数不多的20来篇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几乎每篇都是精品，都是杰作。
其中最著名的是《卡门》和《高龙巴》。
福楼拜(1821—1880)是19世纪中期继巴尔扎克之后法国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
他以其“客观而无动于衷”的美学原则和严谨精致的艺术风格，在法国文学史上独树一帜，为后来的自然主义和唯美主义开辟了道路。
福楼拜一生创作了8部长篇小说。
主要作品有：《包法利夫人》(1856)、《萨朗波》(1862)、《情感教育》(1869)、《圣安东的诱惑》(1874)等。
他是一位创作态度极为严谨的作家，信奉古典主义理论家布瓦洛的格言：“流畅的诗，艰苦地写”。
他对作品宇斟句酌，苦心推敲，力求在结构、语言、意境等方面臻于完美。
外科医生的家庭环境，培养了他的实验主义倾向；对艺术美的刻意追求，形成了他精湛、严谨、清澈的艺术风格。
莫泊桑是19世纪后期法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在文坛上有“短篇小说之王”之称。
1880年《羊脂球》的发表使他一举成名。
聚集在左拉周围的几个自然主义作家，以普法战争为题，结集出版《梅塘之夜》，《羊脂球》是其中最优秀的一篇，福楼拜称之为“布局、喜剧性和观察的杰作”。
成名以后，莫泊桑有机会涉足上流社会，扩大了他的视野。
从1883年开始，他写作以上层社会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一生》（1883）、《漂亮朋友》（1885）、《温泉》（1887）、《皮埃尔和让》（1888）、《如死一般强》（1889）和《我们的心》（1890）。
英国现实主义文学 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于30年代，40—50年代进入繁荣时期，出现了狄更斯、萨克雷、夏洛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等一派出色的小说家。
除此之外，还有奥斯丁、爱米丽·勃朗特、乔治·爱略特等有影响的作家，他们的创作共同促成了19世纪中期英国文学的繁荣。
查尔斯·狄更斯生于英格兰南部海港朴茨茅斯。
查尔斯·狄更斯出生两年后，全家被调往伦敦。
全家在伦敦住了三年后，又迁往查特姆。
就是在查特姆，狄更斯开始上学读书。
他父亲有一些藏书，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有像《汤姆·琼斯》、《威克菲牧师传》、《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蓝登传》和《小癞子》这样的好书。
这些书，年幼的狄更斯不止读过一遍。
至于这些书对他的巨大影响，可以从他后来的小说创作中分明看出。
1857年，查尔斯·狄更斯已年满45岁，这10年是他创作的鼎盛时期，也是他社会活动的高峰时期。
他几乎每隔两年就出版一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如《董贝父子》（DombeyandSon1848）、《大卫·科波菲尔》（DavidCopperfield,1850）、《荒凉山庄》（BleakHouse,1853）、《艰难时世》（HardTimes,1854）和《小杜丽》（LittleDorrit,1857），就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
简·奥斯丁(1775—1817)是18世纪向19世纪过渡的一位现实主义小说女作家。
在她42个人生岁月中，留下6部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1813)、《爱玛》(1815)、《理智与情感》(1811)、《诺桑觉寺》(1818年出版)、《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劝寻》(1818年出版)。
这些小说的题材均来自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家庭生活。
但作者善于从这些平淡无奇的生活琐事和世态人情中发掘出严肃的道德主题。
幽默反讽的艺术手法使作品清新深邃，回味无穷。
这是奥斯丁对英国现实主义小说的突出贡献。
奥斯丁的代表作是《傲慢与偏见》和《爱玛》。
这两部小说都写爱情和婚姻，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农村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心理，揭示出 简爱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英国乡村生活的闭塞。
萨克雷(1811—1863)是与狄更斯齐名的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
他继承了斯威夫特、菲尔丁的现实主义传统，在为数不多的小说创作中，运用讽刺等艺术手法，塑造了为数众多、绚丽多姿的人物形象，成为“当代欧洲作家里的第一流的大天才”，“一位犀利而无情的讽刺家”。
他出色的讽刺才能，对社会丑恶的辛辣抨击以及挖苦嘲笑的幽默风格，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占据特殊的地位。
夏洛蒂·勃朗特(1816一1855)是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是一位富于文学才华和艺术魅力的女作家。
她一生创作了4部长篇小说：《教师》(1846)、《简·爱》(1847)、《雪利》(1849)、《维莱特》(1853)，描写了小市民知识妇女的命运与抗争。
艾米丽·勃朗特(1818—1848)是夏洛蒂·勃朗特之妹，以唯一的长篇小说《呼啸山庄》(1847)而饮誉文坛。
小说写希剌克厉夫与女友卡瑟琳生生死死的奇特爱情和他变态复仇的性格，通过希克厉和卡瑟琳之间痛苦而曲折的爱情经历，展现了人性的扭曲与复归，表现了爱情和复仇的主题。
肖伯纳(1856—1950)受易卜生的影响，坚决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
他认为戏剧是“思想工厂”，舞台是“宣传讲台”，并由此开始他的戏剧创作。
从1892年开始发表第一个剧本，到1950年去世，他一共写了51个剧本。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 拿破仑战争之后，西方民主思潮、西方文化吸引了俄国人，俄国的文学开始繁荣。
在不到100年的时间里，出现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冈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奥斯特洛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被誉为“灿若星辰的伟大名字”的文学大师。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较之西欧各国形成稍晚，但发展迅速，成绩突然。
40年代，当法国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到高潮时，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却刚刚形成，而在50—60年代法国文学批判力量开始减弱时，俄国文学却迅速发展，蔚为壮观，并在60年代达到顶峰。
普希金(1799一1837)是俄国传统进步文学的集大成者，是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他的抒情诗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和俄罗斯民族生活的情调。
诗体长篇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开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的先河。
其作品的俄罗斯文学民族特色和语言风格，开创了俄国文学的新时代。
莱蒙托夫(1814—1841)是十二月党诗人和普希金的直接继承者。
在他短促的27年中创作了400多首抒情诗和一部长篇小说——《当代英雄》(1840)。
小说主人公毕巧林对贵族社会空虚的生活深感不满，但又徒有 油画反映的十九世纪欧洲社会状况过人的才华，缺乏生活目标，于是玩弄人生，浪费生命。
莱蒙托夫借毕巧林的日记写出了俄国文学史上又一个“多余人”的自我认识，开了俄国现实主义长篇小说心理分析和心理描写的先河。
美国现实主义代表马克·吐温 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19世纪中后期杰出的俄国作家，1866年发表的《罪与罚》，为作者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1880年发表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或译《卡拉马助夫兄弟们》），更是作者哲学思考的总结，被称为人类有文明历史以来最为伟大的小说。
有作家点评：“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执著于研讨人与上帝的关系，经常摆荡于天堂与地狱之间，穿梭于神性与魔性的两极，直到他年届六十，终于写下《卡拉马助夫兄弟们》，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竖立了一座高峰。
” 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出生于图拉省克拉皮文县的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今属图拉省晓金区)。
他家是名门贵族，其谱系可以追溯到16世纪，远祖从彼得一世时获得封爵。
1855年11月到彼得堡进入文学界，其成名作：自传体小说《童年》（1855）、《少年》（1857），这些作品反映了他对贵族生活的批判态度，“道德自我修养”主张和擅长心理分析的特色。
从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56）之中可以看到他站在自由主义贵族立场主张自上而下改革而在白己庄园试验失败的过程。
1863～1869年托尔斯泰创作了长篇历史小说《战争与和平》，这是其创作历程中的第一个里程碑。
小说以四大家族相互关系为情节线索，展现了当时俄国从城市到乡村的广阔社会生活画面，气势磅礴地反映了1805～1820年之间发生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特别是1812年库图佐夫领导的反对拿破仑的卫国战争，歌颂了俄国人民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斗争精神，主要探讨俄国前途和命运，特别是贵族的地位和出路问题。
小说结构宏大，人物众多，典型形象鲜活饱满，是一部具有史诗和编年史特色的鸿篇巨制。
1873～1877年他经12次修改，完成其第二部里程碑式巨著《安娜·卡列尼娜》，小说艺术已达炉火纯青。
美国现实主义文学 1865年至1914年间的美国文学在美国文学史上称为现实主义时期。
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是美国精神的表现，尤其是美国小说。
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一种反动。
正视现实，不尚空想。
现实主义文学又为现代主义文学铺平了道路。
马克·吐温经过内战以后的美国社会为现实主义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自内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50年,美国历史上经历了巨大变化,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宗教。
这一巨变彻底改造了美国社会的性质和观念。
新一代作家不满意于老一代的浪漫主义思想，生发了新的创作灵感。
他们对现实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企图对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他们的解释，主张客观现实，摒弃主观偏颇、唯心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
人们的兴趣现在已转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注意到现实的野蛮、肮脏，直接公开描写阶级斗争,这时的作家已能描写人物在各种条件或环境下的反映，描述远西(FarWest)、新移民和劳动阶级的斗争,这些作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这一注意现实生活的创作倾向形成了美国现实主义时期的文学。
这一时期的三个代表作家是豪威尔斯(WilliamDeanHoweils)，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和马克·吐温。
们真实地描写了美国本地风土人情，带有浓厚乡土气息，挖掘了人们的内心生活。
他们忠实地记录了美国东部地区十九世纪后半叶的生活，有行将消失的边疆地区、有农村、有小镇、还有噪动的都市。
有本土的主人公、有，美国式的姑娘，、有为生活所迫的中产阶级家庭、有商人、有心理复杂的市民。
总之,他们为后来的现实文学在题材、技巧和风格上都树立了典范。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欧美发展 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在二十世纪产生过许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0世纪，欧美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普遍得到较大发展，而且在整个世纪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呈基本平衡态势，而不再像19世纪那样，有一两个国家的成就在某个时期处于领先地位。
总体上，在19世纪已经取得长足发展的法国、英国、美国继续保持良好势头；德国、奥地利、瑞士等国一改原来的滞后面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东欧、南欧和北欧涌现出众多著名作家；在拉丁美洲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文学的第一道曙光就出自现实主义文学，而且60年代以后在世界文坛引起巨大轰动的“文学爆炸”，也是源于现实主义文学奠定的基础。
东欧的现实主义文学 东欧的现实主义文学跟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
捷克作家雅罗斯拉夫.哈谢克（1883—1923）在政治讽刺小说《好兵帅克》（1920－－1923）中抨击奥匈帝国穷兵默武的行径，塑造了帅克这个善良乐观而威武不屈的、代表着捷克民族精神的普通人形象；另一位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一系列风格独特的小说，表现捷克人民丧失生存自由、丧失国家主权的极度悲哀和痛苦。
波兰女诗人维斯瓦娃.希姆博尔斯卡（1923一）擅长寓深刻哲理于作品的字里行间，她的诗作从《呼唤雪人》（1953）到《结束与开始》（1993），都着力表现人在自然与历史中的内涵。
南欧与北欧的现实主义文学 以描写古老家族盛衰的史诗性作品和表现反法西斯题材的作品最为成功。
挪威作家克努特.哈姆生（1859－1952）的《大地硕果》（1917）和西格里德.温塞特（188—1949）的《克丽丝丁》（1920―l922）都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反映民族生活和斗争历程的史诗性作品。
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 拉丁美洲的现实主义文学，与该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同步发展，从20世纪初期至中叶蓬蓬勃勃、欣欣向荣，成就斐然。
墨西哥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有马里亚诺.阿苏埃拉（1873—1952）和奥克塔维奥.帕斯（1914一1998）。
前者的《底层的人们》（1915）再现墨西哥的民主革命历史，描写了受压迫的农民为土地和自由而进行的斗争；后者的《太阳石》（195）赞叹古代文化的辉煌，抒发了对祖国河山的挚爱激情。
智利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伟大的民族诗人巴勃罗.聂鲁达（1904－1973）是拉丁美洲诗坛最为璀璨的明星之一，在国际上享有很高声誉，于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米兰。
昆德拉 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1929一）的小说把幽默作为表现荒诞的一种形式，以反讽作为解剖人生的有力武器，以轻松、随意而且常常带有戏谑、幽默、嘲弄的笔调来写悲剧性内容，表现出一种超越了狭隘的对人类生存绝对无条件肯定之后的智者的彻悟。
他的小说曾经在20世纪20年代初引起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关注，当时的文坛出现过被称为“昆德拉现象”的热潮。
现实主义文学-社会主义概括 这个术语及其定义是在1932至1934年苏联文艺界关于创作方法问题讨论过程中，由作家和理论家提出、经斯大林同意后确定下来的。
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在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 静静的顿河作家协会章程里作了如下的表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保证艺术创作有特殊的可能性去发挥创造的主动性，去选择各种各样的形式、风格和体裁。
” 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直接相关的是无产阶级文学。
自从无产阶级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起，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就开始了。
英国宪章派诗歌、德国无产阶级诗歌及法国巴黎公社文学就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开端。
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一般认为形成于20世纪初,即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是从高尔基的《母亲》和《敌人》的创作开始的。
19世纪无产阶级诗歌，包括鲍狄埃等的巴黎公社文学，只是无产阶级文学的萌芽，不能看作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
虽然科学社会主义在19世纪中期已经形成，它能够从理论上科学地论证社会主义必然要获得胜利的历史规律性，但是，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还刚刚开始。
那些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作家、艺术家由于工人运动本身尚不成熟，他们还不能描绘出与工人运动有联系的整个时代和社会生活的广阔的现实主义图画。
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为社会主义思想团结一致的千百万人民群众行动起来之后。
换句话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成熟阶段相联系的。
只有到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时期，才具有这种革命的形势和特点。
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正是在第一次俄国革命的高涨时期酝酿成熟的。
这部作品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
作者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指导下，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展现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广阔画面，明确展示出这一革命的未来前景，通过对革命者的艺术形象的描写，揭示了在整个社会生活中运行着的革命洪流，并为工人群众树立了社会主义事业必胜的信念。
在这里，高尔基运用与过去艺术家不同的方法解决了新时代给艺术提出的新课题。
《母亲》的产生标志着世界艺术史上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高尔基被公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
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艺术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向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尽管在革命胜利初期，苏联文艺界出现过许多具有各种不同思想倾向的文学流派和团体，但至2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文学中已涌现出一大批具有共同思想艺术倾向的重要作品，如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革拉特科夫的《水泥》、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与《好
》、法捷耶夫的《毁灭》、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第一、二部）、潘菲罗夫的《磨刀石农庄》以及阿·托尔斯泰、列昂诺夫、费定等作家的作品。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继承并发展了高尔基在《母亲》创作中的基本原则。
它们在忠于现实的基础上，力求对现实事件作出历史的全面的描写，对新生事物表现出满腔的热忱，而且这些特点已成了苏联文学中的主导倾向。
绥拉菲莫维奇的作品《铁流》中译本封面。
从20年代后半期起，许多苏联作家、理论家开始注意创作实践中这些日趋成熟的经验，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许多不同的创作方法的口号，如“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有倾向的现实主义”，“社会的现实主义”，“英雄的现实主义”等。
其中“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理论家竭力主张“辩证唯物主义创作方法”，这是把哲学上的概念直接搬用于艺术创作。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现在已成为全世界一切进步作家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文学正在这个旗帜之下前进。
正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组成部分一样，中国人民的文学也是世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组成部分。
第三阶段：现实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意大利电影、文学领域出现的流派。
新现实主义是抵抗运动的产物，反映了这一运动的理想和要求。
它是一群经过反法西斯斗争洗礼的进步作家、艺术家的组合，以争取社会进步、民主、平等为思想旗帜，以忠实地反映历史的真实和面临的现实为艺术纲领。
新现实主义文学从诞生到衰退，前后持续了十余年。
它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
反映抵抗运动和南方问题，象一根红线贯串在早期新现实主义文学中。
作家们以经历墨索里尼统治的“黑暗的二十年”或参加反法西斯斗争的亲身体验，热情地描写意大利人民反对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侵略者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维加诺：《安妮丝之死》，1949），对法西斯残害善良人民的令人发指的罪行，予以无情的揭发和鞭笞（普里莫·莱维：《如果这是人》，1947）；以巨大的现实主义力量，暴露意大利南方惊人的贫困、落后(卡尔洛·莱维：《基督停留在埃博利》，1945)；反映南方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和他们政治上的觉悟（约维内：《神圣的土地》,1950；贝尔托:《满天红》,1947;《强盗》，1951）。
但另一方面，早期新现实主义作品也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缺陷。
作家们不能正确、深刻理解自己描绘的事实，缺乏对事实本身的艺术概括和揭示。
他们尖锐地提出了问题，但挖掘不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更不清楚解决问题的办法，因而常常流露出小资产阶级意识和哀伤情调。
这些作品的基本特征表现为人道主义思想和写真实的创作原则。
新现实主义者满怀诚挚的爱怜，描写善良而软弱的小人物，如失业者、流浪汉、贫苦农民、公务员，他们为了获得一块面包、一片土地而同命运搏斗，但都以失败告终，美好的追求都成泡影。
作家们为小人物的遭遇发出愤怒的呼喊和抗议。
这些洋溢着人道主义精神的作品，展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广大劳苦群众同严峻现实的深刻冲突和对立，揭露了整个社会民不聊生、危机四伏的阴暗情景。
杜甫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
1、“穷年忧黎元”，始终关心人民疾苦，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核心。
杜甫生活在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
他出身一个“奉儒守官”的官僚家庭，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等特权。
这一阶级出身规定了杜甫要成为一个热爱人民的诗人不可能不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杜甫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也正说明了这点。
青年时代南游吴越、北游齐赵。
天宝六载，到长安应试，因李林甫作梗，在长安潦倒10年左右。
安史之乱爆发后，途中为叛军所俘。
后脱身逃至凤翔，谒见肃宗，官左拾遗。
后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不久，关中大旱，为饥饿所迫，弃官入蜀，筑草堂于成都，安家定居。
后入西川节度使严武幕，被荐为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称杜工部。
大历三年乘舟出三峡，死于湘江舟中。
杜甫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思想。
他生活在唐王朝由盛到衰的动乱年代，仕途坎坷，历经祸乱，因而能够体念人民的疾苦。
其诗结合时事，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如《兵车行》、《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都是揭露统治阶级专横骄奢、人民倍受其苦的不朽诗篇。
还有著名作品“三吏”、“三别”等，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晚年所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
杜甫被尊称为诗圣，与诗仙李白并称李杜，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主要就在于其诗歌现实主义创作方面的杰出贡献。
从杜甫的生活经历我们不难看出，是杜甫与人民的关系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因而关注民生疾苦是他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内核。
杜甫的诗歌具有较强的现实性和高度的人民性。
诗人三十五岁后，结束了读书和壮游的生活，深入社会底层，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了统治阶级的罪恶，写作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三史”（《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现实主义诗歌的不朽名篇。
杜甫的诗歌表现出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诗人在《又呈吴郎》中，通过寡妇的扑枣，说出了穷人心坎里的话：“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
不为困穷宁有此
只缘恐惧转须亲。
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
诗人在《石壕吏》中，更是对人民生活作了历史的实录：“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
听妇前致词：‘三男邺城戎，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
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
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
孙有乳未去，出入无完裙。
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
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
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
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
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
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
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为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
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
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
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
”（《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惜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
”（《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指责：“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
”（《喜闻贼盗蕃寇总退口号》）总之，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
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
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
”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
”他对裴虬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
”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韧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
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2、“向来忧国泪”，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又一大特色。
杜甫不仅是一个“穷年忧黎元”，深深关注人民疾苦的诗人，也是一个“向来忧国泪”，不惜自我牺牲的爱国主义者，他诗歌渗透着爱国的血诚。
当国家危难时，他对着三春的花鸟会心痛得流泪。
如《春望》：“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一旦大乱初定，消息一传来，他又会狂喜得溅泪。
如《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杜甫一生关怀着国家的命运：“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凄其望吕葛，不复梦周孔”。
同时，杜甫的诗歌还表现出对统治阶级各种祸国殃民的罪行怀着强烈的憎恨。
诗人《兵车行》中抨击了唐玄宗的穷兵黩武，致使人民流血破产：“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千云霄……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县官急索租，租从何处出
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
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
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
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
”杜甫虽然接受了儒家的思想，但他的忠君是从爱国爱民出发的。
正因如此，他一方面对皇帝存在着很大的幻想，希望通过皇帝的“下令减征赋”来“各使苍生有环堵”；另一方面，他也写了“唐尧真有圣，野老复何知”“天子多恩泽，苍生转寂寥
”等诗句，直接讽刺皇帝，对权贵达官们祸国殃民的罪行，他更勇于揭发。
二、现实主义精神在杜甫诗歌创作艺术上的主要体现1、现实主义创作风格在为事诗和抒情诗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杜甫的为事诗，特别值得我们珍视。
在他以前，文人写的为事诗是很少的，叙人民的事的就更少。
杜甫的为事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现实主义特色也表现得最为突出，最为充分。
可分为以下几点：首先，善于艺术的概括现实生活。
在杜甫许多著名的为事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善于选择和概括有典型意义的人物，通过个别，反映一般。
比如《兵车行》中那个“行人”的谈话，便说出了千万个征夫戌卒的相同或相似的遭遇；“三吏”、“三别”更是典型概括的最好的范例。
例如《无家别》里，写乱后乡里的面目，写无家可归的士兵的心理：“近行只一身，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写士兵对死于沟壑的母亲的回忆，都有极其深广的现实内容。
就以《羌村》来说，虽然是为述诗人自己乱后回乡的经历，但是，诗中所写的“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等家人相逢的情景，以及“邻人满墙头，感叹亦郗虚”的场面，绝不只是反映了诗人自己的生活经历。
杜甫这些诗所以千百年来都一直能令人读后感到惊心动魄，其秘密也就在于它是现实生活的高度集中的概括。
杜甫还善于把巨大的内容集中在一两句诗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所以震撼人心，就因为它是诗人以如椽的诗笔，概括了社会现实中的尖锐的矛盾，写出了统治集团的铁案如山的罪证。
例如：“十室几人在，千山空自多”，“战泪流依旧，军声动至今”等，同样是以高度集中概括而“力透纸背”的名句。
卢世榷评“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肥”二句说：“合字肥字，惨不可读。
诗有一字而峻夺人魄者，此也
”“合、肥”二字所以具有“峻夺人魄”的力量，便是高度集中的结果。
其次，寓主观情感于客观描述中。
也就是将自己的主观意识、思想感情融化在客观的具体描写中，而不明白说出。
这是杜甫为事诗最大的特点，也是杜甫最大的本领，因为必须具有善于克制自己的激动的冷静头脑。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老翁跃墙走，老妇出门看。
吏呼一何怒
妇啼一何苦
……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
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
”除“吏呼一何怒”二句微微透露了他的爱憎之外，便都是对客观事物的具体描写。
他把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价融化在客观的为述中，让事物本身直接感染读者。
又如“有吏夜捉人”这一句，无颖是客观为述，但同时也就是作者的讽刺、斥责。
不必明言黑暗残暴，而黑暗残暴之令人发指，已自在其中。
此外，《丽人行》中对杨国忠兄妹的荒淫，只是从他们的服饰、饮馔和行动上作具体的刻画，不显加谴责，而讽意自见。
白居易也是现实主义诗人，我们如果拿他同样是反对穷兵黩武的名诗《新丰折臂翁》来和杜甫的《兵车行》对照，马上就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异。
在《兵车行》里，杜甫始终没有开腔，“行人”的话说完，诗也就结束了。
但在《新丰折臂翁》中，白居易在为述那折臂翁的谈话之后，却自发议论，明白点破作诗的主旨。
白诗的讽刺色彩虽然很鲜明，但杜诗寓讽刺于为事之中，更觉真挚哀痛，驰魂夺魄。
再者，使用人物的个性化对白。
为了把人物写得生动，杜甫吸收了汉乐府的创作经验，常常运用对话或人物独白，并作到了人物语言的个性化。
这类作品很多，现以《新婚别》为例。
这是写的一位新娘子的独白：“……嫁女与征夫，不如弃路旁。
结发为君妻，席不暖君床。
暮婚晨告别，无乃太匆忙
……仰视百鸟飞，大小必双翔。
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
”新婚竟成生离死别，本是痛不欲生，但一想到自己还是刚过门的新娘子，所以态度不免矜持，语带羞涩，备极吞吐，这是完全符合人物的特定身分和精神面貌的。
所以我们读起来，总有一种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
还有，采用俗语。
这是杜诗语言的一大特色。
杜甫在抒情的近体诗中即多用俗语，但在为事的古体诗中则更为丰富，关系也更为重要。
因为这些为事诗许多都是写的人民生活，采用一些俗语，自能增加诗的真实性和亲切感，并有助于突出人物性格和语言的个性化。
比如同是一种呼唤妻子的动作，在《病后过王倚饮》一诗中，杜甫用的是“唤妇出房亲自馔”，而在《遭田父泥饮》中，却用的是“叫妇开大瓶”，“叫妇”这一俗语，便显示了田父的本色。
其它如《兵车行》的“爷娘妻子走相送”，“牵衣顿足拦道哭”，《新婚别》的“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也是很生动的例子。
再如《前出塞》的“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更是有同谣谚了。
最后，善用细节描写。
杜甫善于捕捉富于表现力的、能够显示事物本质和人物精神面貌的细节。
例如《兵车行》：“长者虽有问，役夫敢伸恨”便是这样一个细节。
它不仅提示了那个役夫“敢怒不敢言”的痛苦心情，而且也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压迫。
又如《石壕吏》用“夜久语声绝，如闻泣幽咽”这一细节暗示出老妇竟被拉走的惨剧，《丽人行》用“犀助厌饫久未下”这一小动作来刻画那班贵妇人的骄气，都是很好的例证。
他细节描写最出色的是《北征》中写他妻子儿女的一段：“……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
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
……那无囊中帛，救汝寒凛冽。
粉黛亦解苞，衾倜稍罗列。
瘦妻面复光，痴女头自栉。
……”这里不仅生动地描绘了小儿女的天真烂漫，而且也烘托出了他自己的悲喜交集的复杂心情。
前人说杜甫“每借没要紧事，形容独至”，其实就是细节描写。
这些特点，在杜甫的每首为事诗中往往都具备，可谓“具体而微”。
2、现实主义精神也体现在与浪漫主义理想的有机结合之中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抒情诗也有他自己的风格。
他往往象在为事诗中刻画人物那样对自己曲折、矛盾的内心世界进行深入的解剖，《赴奉先咏怀》头一大段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乍一看好象很抽象，其实仍很具体，他用“滋泪满衣裳”来写他的喜极而悲，并抓住“漫卷诗书”这一小动作来表现他的大喜欲狂，下面四句虽然属于幻想，但在幻想中仍有丰富的形象性。
在为事诗中，杜甫寄情于事，在抒情诗中，则往往寄情于景，融景入情，使情景交融。
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情景同时出现，如他的名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江山如有待，花柳更无私”。
（《后游》）另一种是只见景，不见情，如《登慈恩寺塔》：“秦川忽破碎，泾渭不可求。
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
”其中便包含着忧国忧民的心情。
“五更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高江急峡雷霆斗，古木苍藤日月昏”，其中也同样有着诗人跳动的激情和那个混乱时代的阴影。
在为事诗中，杜甫尽量有意识地避免发议论，在抒情诗，具体地说在政治抒情诗中，却往往大发议论，提出自己的政见和对时事的批评，如“由来强干地，未有不臣朝”、“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之类。
为了适应内容的要求，杜甫的为事诗概用伸缩性较大的五、七言古体，而抒情诗则多用五、七言近体。
杜甫是一个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诗人，这就决定了他的现实主义是有理想的现实主义。
因此在他的某些为事兼抒情的诗中往往出现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洗兵马》可以作代表。
诗一开始就以飘风急雨的笔调写出了大快人心的胜利形势，热情地歌颂了祖国的中兴：“中兴诸将收山东，捷书夜报清昼同。
河广传闻一苇过，胡危命在破竹中。
”但一面又以唱叹的语气提醒统治者要安不忘危：“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
三年笛里关山月，万国兵前草木风。
”并幽默地讽刺了那些因人成事、趋炎附势的王侯新贵：“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
”也没有忘记人民的生计：“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
”诗的结尾更通过“安得壮士挽天河”的壮丽幻想，提出了“净洗甲兵长不用”的希望。
全诗基调是乐观的，气势磅礴，色彩绚丽，充满鼓舞人心的力量，但又兼有清醒的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王安石选杜诗以此诗为压卷，是有眼光的。
此外《凤凰台》、《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都是较突出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
杜诗的风格，多种多样。
但最具有特征性为杜甫所自道且为历来所公认的风格，是“沉郁顿挫”。
时代环境的急遽变化，个人生活的穷悉困苦，思想感情的博大深厚，以及表现手法的沉着蕴藉，是形成这种风格的主要因素。
比如同是鄙薄权贵，李白说“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却说“野人旷荡无腆为，岂可久在王侯间”；同是写友情，李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杜甫却说“故凭锦水将双泪，好过瞿塘滟预堆”，一飘逸，一沉郁，是很明显的。
三、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传统的历史地位及其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上的伟大贡献，给后世带来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历代的人们，包括许多杰出的古典诗人在内，莫不向他拜倒，把他的诗歌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同时，历代还出现了许多搜集、注解和研究杜诗的著名学者或选家。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还没有一个诗人，曾经像杜甫拥有这样多的追随者。
如果把杜甫的所有影响都说出来，几乎要涉及唐代以后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部历史。
这里，仅能从一些比较重要的方面来简括地说明杜甫的影响是如何的广泛而深刻。
杜甫的为人民歌唱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首先对唐代诗歌的发展，直接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唐代中叶，以白居易为首的一群诗人所倡导的“新乐府”，就是在杜甫诗歌创作的启发下所形成的一个现实主义诗歌运动。
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由白居易而后，又一直贯注到唐末的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荀鹤等人的创作中去，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放射着光辉。
除此以外，杜甫诗歌在艺术表现方面，也给唐代诗人以深刻的影响，如韩愈、李商隐等都是分别从不同的方面受到杜甫创作艺术的影响，并建立起自己的风格。
唐代以后，杜甫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增长变得日益广泛深入。
宋代的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追步杜甫奇峭的一面，而形成“江南诗派”。
又如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以及金代的元好问，明代的李梦阳，清代的杜氵睿、屈大均、沈德潜等等，也都在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情况下受到杜甫的影响。
当然，有些诗人（如陆游等）能够学到杜甫的好处，也有的仅是得其皮毛甚至加以歪曲的继承。
杜诗引起历代人们的酷爱，不仅是由于艺术，更是由于思想。
如陆游就曾在诗中说：“后世但作诗人看，使我抚几空嗟咨。
”文天祥被俘后，在燕京狱中每天读杜诗，集杜诗的五言句，他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
”民族英雄的话，有力地证明了杜诗所具有的崇高的思想内容。
韩愈说得好：“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的确，我们不能不为在我们祖国文学史上同时出现这样两位伟大的诗人而感到自豪。
余华《活着》这本书的最大价值是什么
二十世纪九代的经典文本，的第一篇力作。
小说描述了一位江南少成长经历和历程。
作品的结构来自于对时间的感受，确切地说是对记忆中的时间的感受，叙述者天马行空地在过去、现在和将来这三个时间维度里自由穿行，将忆记的碎片穿插、结集、拼嵌完整。
因这部小说于2004年3月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
是一篇读起来让人感到沉重的小说。
那种只有阖上书本才会感到的隐隐不快，并不是由作品提供的故事的残酷造成的。
毕竟，作品中的亡家，丧妻，失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这样的故事并不具备轰动性。
同时，也不是一个具有很强煽动能力的作家，实际上，渲染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余华一直所不屑的。
余华所崇尚的只是叙述，用一种近乎冰冷的笔调娓娓叙说一些其实并不正常的故事。
而所有的情绪就是在这种娓娓叙说的过程中悄悄侵入读者的阅读。
这样说来，以一种渗透的表现手法完成了一次对生命意义的哲学追问。
在后来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现实主义为标榜的中国主流文学评论，对给予了尖锐的批判。
例如：认为作者将主人公福贵最终的活着类比为一种类似牲畜一般的生存，并予以唾弃。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尤其是当海外市场对《活着》给予了高度的评论评价后，有关《活着》的另外一些见解渐渐出现。
例如：《活着》是繁华落尽一片萧瑟中对生命意义的；福贵的命运昭示着人类苦苦追寻一切不过虚妄而已，结尾那个与福贵同行的老牛暗示一个另高贵的人难以接受的事实：其实人真的只是一种存在，它和万物一样并无意义。
追寻，探究的本质不过是一个大笑话而已等等。
事实上，后一种可能是非常大的，因为余华在冰冷中叙述残酷是他的拿手好戏。
他就象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慢条斯理地将生活的残酷本质从虚假仁道中剥离出来一样，《活着》用一种很平静，甚至很缓慢的方式，将人们在阅读可能存在的一个又一个向好的方向发展的幻想逐个打碎。
这样就会有一个结局：人们就对此书留下深刻了印象。
因为阅读是一次心理的恐惧经历。
实际上，这又暗示了中国文学的另外一个事实：以现实主义做口号的现实主义其实是最不敢面对现实的。
比如：本质上，人活着本身除了活着以外，并无任何意义。
那么如果一定要赋予意义的话，那么唯一可以算作意义的，恐怕只有活着本身了。
《活着》的伟大感可能恰恰源于这里。
也正因如此，《活着》就明确了一个内容，活着在一般理解上是一个过程，但是，活着本质上其实是一种静止的状态。
余华想告诉读者：生命中其实是没有幸福或者不幸的，生命只是活着，静静地活着，有一丝孤零零的意味。
新古典主义的口号是什么.a，回到偃b
所谓“新古典主义”，首先是遵循唯理主义观点，认为艺术必须从理性出发，排斥艺术家主观思想感情，尤其是在社会和个人利益冲突面前，个人要克制自己的感情，服从理智和法律，倡导公民的完美道德就是牺牲自己，为祖国尽责。
艺术形象的创造崇尚古希腊的理想美;注重古典艺术形式的完整、雕刻般的造型，追求典雅、庄重、和谐，同时坚持严格的素描和明朗的轮廓，极力减弱绘画的色彩要素。
“新古典主义”的“新”在于借用古代英雄主义题材和表现形式，直接描绘现实斗争中的重大事件和英雄人物，紧密配合现实斗争，直接为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服务，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
因此，新古典主义又称革命古典主义，它的杰出代表是达维特。
——常识艺术篇。
现在的社会很现实，社会上那么多弱势群体，关心弱势群体好像是个口号主义，现在打工赚钱怎么也追不上物价
（一）“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胜利完成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初步成果的情况下，我们党于1982年9月隆重召开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9月1日，为大会致开幕词，第一次明确而郑重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主题。
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
但是，照搬照抄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文选》第3卷，第2、3页。
）这一主题的提出，为党的十二大制定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的纲领，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作出的这一基本结论，体现了他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精髓的深刻理解，对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对全党全国人民新时期的伟大创造和集体智慧的集中概括。
这是他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进行艰辛开拓和理论思考的宝贵成果，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开始形成。
“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我们党在新时期重新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是贯穿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和活的灵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即向全党提出：“要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文选》第2卷，第153页。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
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最重要的就是同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思想伟大旗帜。
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
”（《文选》第2卷，第163页。
）马克思主义是在实际斗争中不断发展的学说。
只有在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解放思想，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才能坚持和发展马列主义、思想。
指出：“马列主义、思想是在实际斗争中发展着。
我们当然不会由科学的社会主义退回到空想的社会主义，也不会让马克思主义停留在几十年或一百多年前的个别论断的水平上。
所以我们反复说，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对思想旗帜的真正高举。
”（《文选》第2卷，第179页。
）正是由于把对马列主义、思想的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辩证地统一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之中，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进入新的境界，达到新的高度。
坚持“走自己的路”，是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最高体现，是我们党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条根本经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
在新的历史时期，多次回顾了独立自主地开创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将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宝贵经验，以教育全党树立起在现代化建设中“走自己的路”的坚定信念。
他谈到：“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是没有的。
但是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在军阀割据的时候，在敌人控制薄弱的地区，领导人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了政权。
”（《文选》第2卷，第126页。
）根据这一历史经验，他深刻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
”（《文选》第2卷，第163页。
）要走适合中国情况的、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首要问题是“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
提出：“这里问题很多，需要全党做实际工作和理论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
（《文选》第2卷，第164页。
）1980年12月，他再次提出：“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
（《文选》第2卷，第356页。
）这就是说，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就必须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伟大实践，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总体概括。
要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反复强调的一条基本原则。
但是，“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文选》第2卷，第250、313页。
）中国应当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是在新时期反复思考的一个核心问题。
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和广大群众的集体智慧，为党对社会主义进行重新认识提供了宝贵的思想源泉。
1979年10月，指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
”（《文选》第2卷，第201页。
）1980年1月，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在发展经济方面，正在寻求一条合乎中国实际的，能够快一点、省一点的道路”。
“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
……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
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
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
”（《文选》第2卷，第246、250、251页。
）同年4月，他在同外国友人的谈话中更深刻地指出：“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我们相信这方面是有希望的。
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
”（《文选》第2卷，第312页。
）正是通过解放思想和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明确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成为党的十二大的指导思想，也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
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
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文选》第2卷，第337页。
）坚定不移地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和目标开拓前进，就一定能够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真正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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