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最早提出美育一词的是谁
在中国最早提育一是蔡元培。
美感教育是蔡元培先生非特色的教育思想，尤其以“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闻名于世。
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在其《赖斐尔》、《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教育独立议》、《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章中都有体现，特别是1917 年他在北京神州学会的讲演词、后发表于《新青年》杂志中的《以美育代宗教说》一文，最具代表性。
虽然蔡元培并未就此写成专著，但“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贯穿于蔡元培先生一生。
早在新文化运动中，他就不只一次地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
1938年2月8日，蔡元培逝世前两年，在为萧瑜编著的《居友学说评论》一书撰写序文时，还提到：“余在20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而人事牵制，历20年之久而未成书，真是憾事。
”
创办《新青年》并提出“民主”与“科学”口号的皖籍名人是 [ ] A．蔡元培 ...
美育代宗蔡元培先生提出的。
生针对当时的一些言论与现象用信仰基督教或崇孔教来改变国民素质与习惯是没有依据的，又指出宗教的三个作用即“智识、意志、情感”，智识用来解释人们当时不能解释的种种问题，今天已经被科学解决；意志其实就是道德教育作用，被今天的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等学科代替；情感即美育，治宗教中的一些形象因素，即我们今天所谓的宗教艺术，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逐渐脱离了宗教，美育也已经独立出来了，所以宗教原来的作用已经有了改变，有了科学，我们有了正确的知识，有了伦理学，我们会建立自己的道德观，但是唯有情感作用还依旧存在，而美育也是同样具有情感教育作用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用美育来代替宗教。
这是我所理解的蔡先生的最基本的意思，我猜想或许蔡先生已经意识到了美育在一个人的人生中的重要作用，也或许蔡先生想用另一种方式转变国人的观念进而转变民族的命运，因为先生明确指出美育的作用“足以破人我之见，去利害得失之计较”，美育是无功利的教育，是可以破除偏见的
蔡元培有什么人格魅力
既是一个理想主义气质很浓重的人，又是一个实干家。
他采取了种种措施，让自己的理念在得以贯彻下去。
美国学者魏定熙特别注意到支持创办的意义。
定期报道关于评议会和教职工会议的情况，使校方负责的内部事务公开化，从而取得了学生的信任。
回忆说： “如果学生们的建议有助于学校的进步，而且这些建议又是可行的话，那么它们将登载在上，这将是促成校方把这些建议付诸于实施。
这样，学生与学校之间就不再有距离感，而且，长期以来他们所深恶痛绝的校方的官僚习气将不复存在。
”这是一个利用舆论的力量进行监督的典型例子。
这样的做法，对于一般的领导人来说，无疑是自找麻烦。
而对于先生而言，则是“泰山不让寸土，乃成其大”。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蔡元培先生在的作为，真正能够领会其实质的，罕有人在。
即使是、胡适、这些他的亲密朋友，也未能全面理解他的大学理念。
他是孤独的，他的思想与时代相差太远，时代所给予他施展的余地只有方寸之大。
他执掌期间，北大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但是这只是昙花一现，随着他的离去，北大很快沉寂下来，正如鲁迅先生叹惜的那样，20年代中期以后的北大，“射一支响箭也没有一点回音”。
这在中国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蔡元培先生既不幸又很幸运。
说蔡先生幸运，是因为他在新旧政权交接的空档里出任北大校长，可谓把握了千钧一发的时机。
蔡元培先生没能够建构起一整套制度平台，仅仅依靠自己的人格平台支撑北大的发展，这同样是一种“中国特色”。
他凭借的是自己的声望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以及南方军事力量对的牵制。
教授指出，“成功，统一中国，开始实行‘党化教育’，教育界的情况于是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不只是‘教育独立’的口号被禁止，连大学课程的设置也都必须接受检查，教授治校的有效性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自由表达政见的文化空间也岌岌可危。
不识时务的胡适之，继续‘妄谈人权’、‘批评党国’，受到了政府的严重警告，险些儿被‘肉体解决’。
蔡元培名气更大，地位也更高，可照样无法挽狂澜于既倒。
”于是，蔡元培的北大成了一个永恒的神话，被一代一代表达人追忆和讲述。
说蔡先生不幸，是因为环顾世界各大名校，没有哪位校长对他所供职的大学产生过如此深刻的影响，也没有哪所大学像北大一样如此深刻地依赖一位校长。
校以人名，这本身并非正常的情况。
正常的情况是应当创设一套完整的制度，让它在创始人离开之后依然能够按部就班地运转。
但是，中国的环境没有为蔡元培提供这么一个条件。
北大离不开蔡元培，是蔡元培的骄傲，也是北大的悲哀。
1949年以后的北大，能够架构人格平台的校长恐怕只有马寅初一人——而马寅初的人格已经不再受到有关方面的尊重，所以，他更不能够完成蔡元培先生的使命。
在后半个世纪里。
北大既缺乏人格平台，又没有制度平台来保障，其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到了世纪之交，我们才发现我们最需要的还是蔡元培。
而需要蔡元培的北大是可怜的北大。
一百年了，北大依然只有蔡元培先生的精神资源可以吸取，这难道不是一种遗憾吗
清华校训，复旦校训，北大校训的内容及意思
清华校训：“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复旦校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北大无校训：“思想自由、兼容并包”1、清华校训源于周易乾坤二卦，卦辞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2、复旦校训出处：《论语 子张》博学而且志向坚定,喜欢提问而且乐于思考.3、蔡元培先生曾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字作为北大校训。
但因为种种原因，“思想自由”被“遗弃”，只剩下“兼容并包”被广为流传。
改革开放以后，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刷上八个大字“勤奋、严谨、求实、创新”。
曾有人认为这就是新的北大校训。
但大饭厅100周年纪念时就拆除了，没地方再见这八个俗不可耐的汉字了。
故北大在校训这个问题上一直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况。
新文化运动的口号
新运动的口号是“德先生”赛先生”,即是民主与科学。
1915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导民主和科学，揭开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蔡元培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
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干将。
《新青年》和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
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
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竭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新文化运动增添了新的内容。
什么叫打倒孔家店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有一个感觉，以为“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盛行的口号，事实却并非如此。
北京大学教授王东在他的一书中说，从的各种代表人物来看，无论是最主要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还是略逊一筹的刘半农、周作人、易白沙、吴虞等人，甚至包括思想最激进、最极端的钱玄同，任何一位代表人物都没有提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如今能找到关于“孔家店”最早的记录就是1921年6月16日，胡适在给作序中首次提出“打孔家店”。
具体是在什么时候，“打孔家店”演变成了“打倒孔家店”
此事不好考证。
王东认为，把“打倒孔家店”看作是的纲领性口号，是一种夸大和曲解，如果要为这个升级版的口号寻找一个起源的话，那就是缘于陈伯达等人的加工改造。
以前，陈伯达在建议成立“中国新启蒙运动学会”时表示，愿意“接受五四时代‘打倒孔家店’的号召”。
后来“打倒孔家店”的说法又得到进一步的传播，不少历史书籍和关于五四的论述中中都可以见到“打倒孔家店”的说法，比如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在中说道：“五四运动中的‘名将’之一的吴虞先生，曾被称为‘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萧超然所著的说：陈独秀“高举‘打倒孔家店’的大旗，与当时甚嚣尘上的尊孔复辟倒退逆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经历过“文革”后，“打倒孔家店”更是被广为人知，以至于许多人一提到“五四运动”，立刻便想到“打倒孔家店”。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虽只有一字之差，含义却大不相同。
“打”只是一种动作，“倒”却昭示了一种结果。
“打”的性质侧重于批判，“打倒”就是全盘否定了。
“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流行开来后，也立刻带动了人们对“五四”的符号性理解，在对传统怀有偏激情绪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是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彻底性之集中；而在对传统文化有深刻认同的人看来，“打倒孔家店”则是全面否定传统的的罪证。
这样一来，“五四”就失去了它的丰富性和立体性。
王东说，由于长期以来“打倒孔家店”一直被当做的主要口号，于是就导致了海外的一些学者多半藉此把断然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激进主义，判定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主流、精神实质。
如历史系教授周策纵的专著《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林毓生所著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
在《中国意识的危机——“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中，林毓生提出，许多五四人物为了提倡自由、科学与民主，认为非全盘而彻底地把中国传统打倒不可。
这是与自由主义基本原则完全违背的。
林毓生教授的结论极为精彩，但若是五四中没有“打倒孔家店”的话，这个结论就值得商榷。
事实上，像陈独秀这样的思想领袖，在新文化运动中一直处于一个“两难”境地。
一方面，他肯定孔子本人及其学说在当时社会情况下的价值；另一方面，他则坚持认为“孔子之道不适于现代生活”。
1920年，陈独秀在一文中又说：“我们不满意于旧道德，是因为孝悌的范围太狭了……所以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悌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
现在有一班青年却误解了这个意思，他并没有将爱情扩充到社会上，他却打着新思想新家庭的旗帜，抛弃了他的慈爱的、可怜的老母；这种人岂不是误解了新文化运动的意思
因为新文化运动是主张教人把爱情扩充，不主张教人把爱情缩小。
”有意思的是，其他“反孔”精英也都一再声明不反对孔子本人，1917年2月4日，李大钊在一文中写到：“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
”即便是最激励地抨击孔子的吴虞也连番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之伟人。
”但是不管如何，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急风骤雨后，人们再提起“孔子”这两个字时，感受已与往常大不同了。
1921年，新儒家代表人物梁漱溟在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不无心痛地写到：“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以至于“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这又是为何呢
也许鲁迅的一段话可作为答案，他在谈到“袁皇帝”、孙传芳和张邦昌这三个人时说：“一看最近的例子，就更加明白。
从二十世纪的开始以来，孔夫子的运气是很坏的……这三个人，都把孔夫子当作砖头用，但是时代不同了，所以都明明白白的失败了。
岂但自己失败而已呢，还带累孔子也更加陷入了悲境。
他们都是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
既已厌恶和尚，恨及袈裟，而孔夫子之被利用为或一目的的器具，也从新看得格外清楚起来，于是要打倒他的欲望，也就越加旺盛。
所以把孔子装饰得十分尊严时，就一定有找他缺点的论文和作品出现。
”（《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孔子不言神怪，是近于科学的。
孔子的礼教，是反民主的，人们把不言神怪的孔子打入了冷宫，把建立礼教的孔子尊为万世师表，中国人活该倒霉
”在《孔子与中国》一文中，陈独秀深为这种情况感到痛切，“请看近数十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同时孔子便被人高抬一次，这是何等自然的逻辑
”那么，谁才是孔子的真正敌人
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学说口号的是哪位
蔡元培 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中，不止一次的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口号，强调美育是一种重要的世界观教育。
1938年2月8日，离蔡元培先生逝世两年的时候，他为《居友学说评论》一书撰写序文时说：“余在二十年前，发表过‘以美育代宗教’一种主张，本欲专著一书……而人事牵制，历二十年之久而未成书，真是憾事”。
我们通过对蔡元培先生有关论著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至少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第二，“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
蔡元培先生从两个方面论述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
首先，蔡元培通过对宗教欺骗性的批判和对宗教本质的揭示，从理论上动摇了宗教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在他看来，“初民时没有科学，一切人类不易知道的事，全赖宗教去代为解释”，[1]而社会向前发展了，宗教的神秘主义性质却没有改变。
他认为，宗教是排斥现实世界和现世幸福的，企图让人们“到另外一个世界上去，而把具体世界忘掉。
这样一切困苦便可以暂时去掉……”，[2]这样引导人们回避现实，其本质就是一种精神欺骗。
蔡元培先生曾经分析复杂的宗教，求得它最后的原素，不过是一种信仰心。
亦即人内心中存在的崇拜与敬畏。
同时他又指出，这种信仰心又绝不是至高无上、永远不变的，而是以哲学中的玄学为标准，受哲学的影响和制约；哲学进步了，人的信仰心也会进化和改良。
这些分析不仅揭示了宗教存在的本质，而且也瓦解了宗教所谓永恒的神圣地位，这在当时颇具理论深度，从而成为“以美育代宗教”命题的理论基础。
其次，通过批判“美育附丽于宗教论”，进一步阐明了“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艺术的发展，在对待宗教与美育的关系问题上，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派：一派坚持美育要继续与宗教合为一体；一派主张美育应与宗教分离而独立发展。
蔡元培明确的反对前者而主张后者。
在他看来，宗教具有慰藉感情的作用，但无论那种宗教都具有“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的偏狭性，所以，“以此两派相较，美育之附丽与宗教者，常受宗教之累，失其陶养之作用，而转以激刺感情”。
所谓激刺感情，就是宗教把人们的感情活动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和利害关系中去。
在当时的中国有些佛教徒不仅承袭“崇拜舍利受持经忏之陋习……不惜于共和时代，附和帝制。
宗教之为累，以至于此。
皆激刺感情为之也”。
[3]因此，与美育相比，宗教具有明显的局限性：“一、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强制的；二、美育是进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三、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
” “鉴激刺感情之弊，而专尚陶养感情之术，则莫若舍宗教而易以纯粹之美育”。
要使感情勿受污染和刺激使感情为纯正之感情，同时要满足人性发展的内在需求，那就只有舍宗教而取美育。
因此，“以美育代宗教”的可能性也就成了必然的论断。
对“以美育代宗教”的必要性问题，蔡元培先生也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在《以美育代宗教说》等文中，蔡元培先生从心理学的角度，通过对人的精神作用与宗教的关系之演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对以美育代宗教的必然性作了有力的论证。
蔡元培把人的精神作用分为三种：知识、意志、感情。
他认为，“宗教之原始，不外因吾人精神作用而构成”，最早的宗教常包含有此三种作用，即知、情、意三者都是附丽与宗教的。
知识作用附丽于宗教表现在：把人类的起源、生命的存亡、社会的兴衰治乱等等问题都归于神，如旧印度教归之梵天，基督教推本于上帝。
感情附丽于宗教表现在：利用人们美的活动作为诱人信仰的方法和祈祷的形式，以培养人们的宗教感情，如歌舞、壁画等寄托和表现感情的形式，一直都被宗教所利用。
意志作用附丽于宗教表现在：用宗教的劝说支配人们的意志活动，总之，同知识、意志一样，感情作用也必将随社会的发展而摆脱宗教的束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其次，在《以美育代宗教》、《美育代宗教》等文中，蔡元培从教育发展的视角，对以美育代宗教的必然性进一步作了论证。
“宗教本旧时代教育，各种民族，都有一个时代完全把教育权委托于宗教家，所以宗教中兼含着智育、德育、体育、美育的元素。
说明自然现象，记啼创世次序，讲人类死后世界等等是智育。
犹太教的十戒，佛教的五戒……是德育。
各教中礼拜、静坐、巡游的仪式，是体育。
宗教家择名胜的地方，建筑教堂，饰以雕刻、图画……有超出尘世的感想，是美育”。
[4] 与前文相类似，蔡元培先生认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德、智、体三育均已渐离宗教。
他认为科技发展以后，不但自然历史 、社会状况可用归纳法求出真相，就是潜意识、幽灵一类的东西，也要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宗教上的说法不攻自破，所以宗教与智育无关。
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发展以后，知道人类行为是非善恶的标准，随时随地都有可能不同，所以现代人的道德必须符合现代社会，而绝非千年以前的先贤可以为之预定；而宗教上所列的戒律往往出自千年以前，不仅挂漏太多，而且与现实不符之处甚多，所以德育方面也于宗教无关。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运动场、疗养院的设置也因人而有适当的布置，运动方式极为复杂，旅行的便利，也日进千里，已非宗教仪式所能比拟，所以体育方面，也与宗教无关。
于是，宗教上所被认为尚有价值的也就只有美育元素了。
然而宗教中的美育因素作为宗教的一部分就必然引起审美者的联想，从而受到宗教中智育、德育各部分的影响。
如此，则所谓慰情作用必然会演变成“激刺感情”，美感也就不再是纯粹的美感。
所以，他坚定的认为，不能以宗教充美育，而只能以美育代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