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海经商的口号是什么时候提出的
八十年代初开始的。
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实质上就是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企业厂长负责制（城市）如：改革后，生活水平与质量大大提高，农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市场上农产品的数量和种类越来越多。
我们接触了更多的国外的先进科技和文化，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2.经济特区 特区最初指1979年后被划为改革试验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特区田的深圳、厦门、珠海、汕头4个城市及海南省。
当时国家赋予特区引进项目审批权、人员因公出国出港审批权、外贸出口权、外汇管理权及许多其它经济管理权限，并且在包括税收、外汇管理、银行信贷、劳动用工以及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给予了很多的优惠政策。
3.以上两个原因缺一不可，实际上其他特区也很多人下海，只是深圳的比较成功`改革开放时期，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许多人不满于现状，转而经商，称之为：下海。
“下”字有屈就的意思，下海的许多人员原本是政府机关人员，他们放弃有保障的就业体系而从事风险较大的商业行为，这也说明一种勇气。
人们对商人从事的行业有“商场”、“商海”之称，故而下海这个说法沿用至今。
求几个中国五六十年代左右的顺口溜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跃进时候的浮夸风的吃喝穿用不要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都有四盘菜，公子赛神仙；（说公社的）低指标，瓜菜代，得了浮肿胖起来在县上十成信心，出会场只剩八成，过了河剩下六成，上了原只剩四成，回去后剩下两成热情，一接触实际也全完了。
（说开会的）清晨的馍，两口嚼。
中午的面条捞不着。
晚上的稀饭照月亮；大人喝了饿得慌，小孩喝了光尿炕；一巴掌打到街门上（讲饥饿的）就这些吧，呵呵，那个混乱的年代啊
附：从顺口溜里看时代的发展顺口溜（打油诗），作为时代的歌谣，往往能折射出一个时代的影子，留下一个时代的烙印，可以看到中国可喜的发展变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开始对内改革、对外开放。
从此，神州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世贸组织的加入，载人航天的成功，奥运会的举办，金融危机中的持续发展，无不向世人展示，中国越来越强大了。
五十年代全民炼钢， 六十年代全民备荒， 七十年代全民下乡， 八十年代全民经商， 九十年代全民“三讲”。
（引自：顺口溜吧— ） 诗中的“炼钢”指的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的大炼钢铁。
当时，苏联“老大哥”对我们翻脸了，从中国撤走了他们的专家。
毛主席他老人家人穷志不短，毅然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号召全国人民大炼钢铁，参加人员超过一亿（全国总人口的六分之一）。
至1958年底，共炼出合格钢800万吨。
这成绩是喜人的，但代价也是沉重的。
滥采煤炭和矿石，滥伐森林，对生态环境和物质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和浪费，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
“备荒”指的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连续遭受天灾人祸——一是五十年代的“大跃进”、“浮夸风”、“人民公社化”影响了农业的发展，浪费了粮食；二是1961——1963年罕见的干旱，粮食产量急剧下降；三是抗美援越，耗费了一定的人力、物力，中国进入严重困难时期，人们的温饱都成了一个大问题，吃野菜、树皮，甚至观音粉成了普遍现象，全国人民一起勒紧裤带度荒。
“下乡”指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的一再倡导下所出现的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运动。
当时，中国的工业还很落后，发展也很慢，城镇青年“英雄无用武之地”，只好去农村解决温饱问题（接受再教育倒是次要的）。
“经商”指的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经商成了人们首选的职业，“下海”成了热门话题。
“三讲”指的是*同志提出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1995年11月8日，*在北京视察工作时指出：“根据当前干部队伍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在对干部进行教育当中，要强调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全国都要这样做……” 这首顺口溜是对中国半个世纪的发展变化的一个高度概括。
三四十年代住草房，五六十年代盖瓦房， 七八十年代换砖墙，九十年代变楼房， 家家明亮又宽敞，人人心里喜洋洋。
（引自：顺口溜吧— ） 这首顺口溜真实地再现了中国老百姓住房条件的发展变化，说白了，就是国家的经济发展了，老百姓手头越来越有钱了，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
邮政时代：此致敬礼
电话时代：你是哪位
呼机时代：电话速回
手机时代：你在哪里
网络时代：你究竟是谁
（引自：顺口溜吧— ） “邮政时代”，大家联系的方式主要是捎信，即使不“烽火连三月”，往往也是“家书抵万金”。
“电话时代”的“电话”指的是最原始的有线电话，需要接线员转接，信号差，声音失真。
“呼机”只能呼，不能直接通话，遇有急事只好要求被呼者“速回”电话。
这首顺口溜非常风趣地道出了中国通讯发展的历程。
种田不征粮，免费上学堂。
不离北京近，公路挨厨房。
处处耸红楼，家家酒飘香。
神州农家乐，亘古破天荒。
（引自：顺口溜吧— ） 2009年，中央的一号文件第六次锁定“三农”。
这首顺口溜记录了中央惠农政策的逐一落实以及广大农村的巨大变化。
种田不再交公粮，农民不再交农业税，义务教育阶段，孩子上学不再交学杂费，都已逐一成为现实。
再偏远的山区，也都实现（或正在实现）村村通公路。
乡里人也像城里人一样，住楼房，吃香的，喝辣的。
更为可喜的是，乡里人也有了“医保”： 一个好汉三个帮，福利政策全家上。
兄弟姐妹身体壮，不测风云也难扛。
老人孩子是弱者，积极参与不用讲。
（引自：顺口溜吧— ）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的择偶观也在不断发展变化。
大姑娘找了个解放军（50年代）； 二姑娘找了个红卫兵（60年代）； 三姑娘找了个大学生（70年代）； 小姑娘找了个生意人（80年代）。
（引自：顺口溜吧— ） 为了新中国的建立，人民子弟兵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最可爱的人”；十年*时期，“红卫兵”是一个响当当的名字，是掌握国家命运的实力派，找个红卫兵，也就找到了一个靠山；1977年，“高考”恢复，知识改变命运的时代悄然来临，普通家庭的子女有了深造的机会，有了跳出“农门”、捧上“铁饭碗”的机会；改革开放后，当老板做生意，让有些人先富起来了，这些“款爷”往往就成了姑娘们的首选。
也有反映我国负面“发展”的顺口溜，也就是针贬时弊的那种。
五十年代淘米洗菜， 六十年代水质不坏， 七十年代也还可爱， 八十年代鱼虾绝代， 九十年代不洗马桶盖。
（引自：顺口溜吧— ）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工业越来越发展了，环境污染也越来越严重了。
这种污染往往最先体现在水质的变化上。
只要阁下留意，就不难发现，许多顺口溜都是中国发展变化的一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 通讯基本靠吼，交通基本靠走， 治安基本靠狗，休闲基本靠酒， 取暖基本靠抖，娱乐基本靠手， 耕地基本靠牛，照明基本靠油， 老婆基本靠买，发财基本靠偷。
掌握时间： 六十年代在天上，太阳照得明晃晃； 七十年代在墙上，挂钟嘀嗒嘀嗒响； 八十年代在手上，黑夜也能把点看； 九十年代在腰上，传呼手机随时亮。
（引自：顺口溜吧— ） ……
80年代流行语言有哪些
80年代最为流行的20个词语 1、万元户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二千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
万元户，既是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是指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
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
说到万元户，大伙眼睛都亮啦
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
我们还可以回忆起那时邀请“万元户”们作报告的场面：他们的确没有什么文化，以前更没有什么社会地位，说话难免语无伦次，甚至因为受到如此平生未遇的隆重欢迎，有些紧张和失措，但他们创业的艰辛历程无不感动每一个与会者，给人以深刻的启示。
而如今，时代变了，最流行的一个说法是——十万元户刚起步，百万元户马马虎虎，千万元户才算富。
万元户，听起来就跟穷人似的。
2、个体户、专业户 “个体户”和“专业户”的概念，都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在人们脑海里扎根的。
个体户最初出现，便为很多人所不齿。
所以，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
那时，很多人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
”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
”后来，许多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发了大财，成了款爷儿，人们的观念才转变过来，由开始的鄙夷变为满脸的羡慕。
而专亚户则是指打破了“小而全”的观念，专门从事某种行当的家庭。
它可是我国农业专业商品生产的雏形，其发展为大批剩余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
人们的眼光开始放得更长远了，不再事事兼顾，眉毛胡子一把抓，只把精力集中在更能赚钱的活计上，并从中尝到了甜头。
到80年代中期，专业户一词在社会上，已经非常流行了。
3、女排精神 排球世界杯赛、世界排球锦标赛和奥运会中的排球赛是代表世界最高水平的三个大型排球比赛。
从1981年至1986年，在世界大赛中赢得“五连冠”的殊荣，在世界排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81年11月，第三届世界杯女子排球赛在日本举行，中国女排力克强敌，跃居冠军，开创了我国大球翻身的新篇章。
之后的几年，队员们再接再厉，连续五年获得冠军，“女排精神”从那时开始被人们口口相传。
“女排精神”在中国80年代的体育界，曾被运动员们视为刻苦奋斗的标杆和座右铭，鼓舞着他们的士气和热情。
这种精神之所以备受国人推崇，最重要的是那种足以流芳百世的不畏强敌、奋力拼搏的精神，那可远远比“五连冠”本身，更加能鼓舞国人。
4、五讲四美三热爱 1981年，《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号召青年们把“五讲四美”和“三热爱”结合起来，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建设得更加强大美好。
80年代喜欢喊口号，“五讲四美三热爱”从那时起成为最数字化的经典语言。
“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 “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是我们小时候所接受过的最直接、最通俗、最上口的素质教育。
那时我们不仅喊了，而且虔诚地去实践了。
每天比谁打死的苍蝇多，看谁衣服上染了小污垢，瞄准着某某某又骂了句脏话，赶紧报告老师去。
所以，这可是影响了一代人的口号，跟早期“世界是属干你们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一颗红心，两种准备””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等号召一样，都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成为一种标榜和纪念。
5、大锅饭 “大锅饭”是对分配方面存在的平均主义现象的一种形象比喻。
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即企业不论经营好坏、盈利还是亏损，工资照发，企业工资总额与经营效果脱节；二是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即在企业内部，职工无论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不会影响个人的工资分配，工资分配存在严重的平均主义。
80年代初期，市场经济体制很不完善，职工们都挤在一起，往国企这碗“高汤”里趟，政府就成了那掌勺的厨师。
这种制度严重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生机盎然的经济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
为彻底根除这种弊病，中央作出了要求：“建立各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认真贯彻按劳分配原则。
”之后，“打破大锅饭”的口号喊得轰轰烈烈，人们开始在商海中探出自己的触角，实现了曾是神话的“一夜暴富”。
于是，从那时候起，整个中国的经济就在“有声有色”的改革中“活”了过来。
6、冲出亚洲 新时期，我国体育界提出了豪迈的战斗口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
”1982年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第九届亚洲运动会上，经过十五天的角逐，中国体育代表团的307名运动员在18个大项目的比赛中，共夺得61枚金牌、51枚银牌和41枚铜牌，金牌总数超过前亚运会冠军日本队，首次居于第一位。
在这次亚洲规模最大的体育比赛上取得如此骄人成绩，使全国人民的体育热情空前高涨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中国体育“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展示中国人的风采。
在此后的世界级大赛中，中国体育健儿屡获佳绩。
特别是 1984年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第二十三届，250 名运动员参加了16个项目的比赛和一项表演赛。
在紧张激烈的比赛中，运动员顽强拼搏，最后我国共夺得金牌15枚，取得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突破，为祖国赢得了荣誉，终于圆了中国人 “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心愿。
7、皮包公司 皮包公司是指从事科技咨询的服务机构，在经商热中，也泛指一些从事商品倒买倒卖的中介机构。
80年代我国新旧体制“双轨”并存，某些政策还不完善，给一部分既无资金又无经营场地和固定职业的人员提供了钻空子的机会，在经商热大潮中，涌现出一批所谓的“皮包公司”。
他们利用图章与合同，进行咨询和流通领域的投机活动，一时间，皮包公司臭名昭著。
而实际上，绝大多数从事咨询服务的皮包公司对搞活科技、经济起到了良好的催化作用。
但是，空手套白狼的人越来越多，有人专门把别人的货冒充自己的，骗一点是一点，口袋一鼓便立马走人。
还有的随便拉几个人，租间店面，打着某某公司的幌子，明目张胆地坑蒙拐骗。
因此，80年代中期起，国家坚决清理整顿流通领域里那些形形色色的假“皮包公司”。
到1989年底，全国撤并公司6万多个，占公司总数的20.4％，使“皮包公司”得以还原其真正面目。
8、 铁饭碗 铁饭碗是对我国长期实行的统包统配、只进不出用工制度的一种形象说法。
改革以前，企业长期实行以固定工为主的用工制度，这种用工制度的特征在于：国家是用工的主体，企业无用工自主权；的建立不是通过法律方式，而是通过计划统配的方式；职工有充分的就业保障，企业无权辞退职工，但职工亦无流动的自主权。
通常，人们把这种用工制度喻为“铁饭碗”。
可随着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这种制度由初始时的保障变为束缚的枷锁。
企业从自身的经营管理需要出发，强烈要求改革能进不能出、用工形式单一的机制。
1983年，劳动人事部颁发的文件中规定全民所有制单位在劳动计划内招收新工人时，都要实行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用。
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便是在新招工人中实行劳动合同制。
后来，职工下岗成为很平常的事。
于是，在中国存在几十年的“铁饭碗”最终被彻底打破，“铁饭碗” 一词也再少人提及。
9、武打 自从1981年《少林寺》火爆神州，1982年的武侠小说开始风靡之后，中国人对舞拳弄棍的兴趣与日俱增。
1983年，随着由香港亚洲电视台录制、广东电视台配音的《霍元甲》在各地电视台播放，该剧的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以及霍大侠的“迷踪拳”一下子红遍了大江南北，即便是偏远的内地，也能看到年轻后生嘴里哼着蹩脚的粤语，手脚比划着霍师傅的招式。
10、《读者文摘》 与尚武之风相映成趣的是，经过了一年多的起步发展，一本温情脉脉的杂志《读者文摘》——现改名《读者》 ——在这一年脱颖而出，成了当时中国风靡一时的杂志。
这本充满温馨隽永浪漫亲情的励志读物，无条件地征服了以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主的广大读者群。
十多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之一。
而昔日的“读者”现在回想起当时的狂热不免暗叫一声惭愧。
11、迪斯科、美学 1981年迅速流行的迪斯科音乐节拍带给人们强烈的感官刺激。
这种节奏感极强的黑人音乐在中国的年轻人当中极有市场，至少在中国的摇滚出现并被广泛接受以前，迪斯科事实上是年轻人内心压抑或郁闷情绪的间接爆发和直接释放；更有充满上进心的青年一窝蜂地开始研究美学，到处都能听到有关 “美的本质”问题的业余高论，不少从国外来中国讲学的教授很惊异地发现枯燥的美学讲座竟会有成百上千的听众。
虽然人们很决就发现，美学跟他们实际上热不是一回事而移情别恋的时候，美学家们在这一年已经尽享荣耀。
12、大哥大 “大哥大”一词创源于南方，但很快风靡大江南北，成为一种显示身份的流行语。
前旧上海黑社会中，一般把其头目称作“大哥”，后来“大哥”一词就泛指某一领域里的顶尖权威人物。
80年代初，改革开放首先让南方人的腰包鼓了起来，似乎一夜之间遍地是大款。
大家都有钱，但总要分多少，于是那些大款里的大款、富翁中的富翁就被称作“大哥大”，意即比大哥档次还要高一级。
80年代中期，当代最先进的通信工具——无线手持自动电话开始进入我国市场，由于其高技术含量，只有那些商界“大哥大”级的人物才用得起，所以手持电话便物随主贵，被形象地冠以“大哥大”的美名。
“大哥大”的意义相当明确：第一，机身很大；第二，因为大，所以具有醒目的炫耀效果；第三，拥有的人很少，于是持有的人很“牛”；第四，它是一面浮华的双面镜，一面照出别人的寒酸，一面显示自己的辉煌。
那时候，谁手握“大哥大”，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有些人专找人多的地方打，眉飞色舞，唾沫四溅。
如今，科技进步，手机越来越小，掌可盈握，所谓的“大哥大”早已消隐了痕迹。
13、人体、侃大山 1979年10月，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大厅壁画上那几个裸女曾经引发出超出人体本身的震撼力。
九年后的1988年1，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了首届油画人体大展，成千上万的参观者（日平均观众超过1.2万）使平日清静的艺术宫殿变得像个大集市，虽说真正的好戏还在后面，模特儿与画院之间的纠纷闹得沸沸扬扬，但如果人们没有对人体表现出如此强烈的兴趣，你们自家的那点事儿谁会搭理
与此同时，这一年因为王朔小说的流行而渐成时尚的“侃”反映的则是一种玩世的社会心态。
一部分人穿着“文化衫”招摇过市，而更多的人则沉溺于“侃大山” 的言语快感之中。
种种烦恼、郁闷都在这种亦庄亦谐的调侃中得到了释放。
14、 民工潮 “民工潮”是农民纷纷外出打工所形成的潮流。
每年农历正月前后，浩浩荡荡的民工大军南下北上，东奔西跑，铁路、公路车流如水，交织成一股逾月不退的“春运潮”。
过去人们总说农村是个大，如今“民工潮”浪打浪地涌出来，拍打着城市的门户。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每一个角落，也强烈震撼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
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有限的土地上富余劳动力越来越多。
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农民背起行囊，离开家园走天涯、闯天下。
于是，农村一度出现了“送出一人，全家脱贫”的诱人景象，也带动了更多的农民源源不断地走出家乡，进入城市，最终涌动成潮。
民工潮的奔涌，是一个跨世纪的壮举。
民工的跨省流动总的看是一巨大的历史进步，这种劳动力的自发调节和平衡，既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欠发达地区农村的脱贫步伐，也极大地支援了发达地区的经济建设。
当然，民工进城，由于文化的碰撞、生存方式的激变，他们给城镇带去活力的同时，也带去了纷乱和冲突，给城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带来一系列有待解决的课题。
民工潮方兴未艾，经由各种渠道的疏导和管理，民工流动趋向有序，呈现出了“风景这边独好”的大好形势。
社会应该为这些勇敢的农民喝彩。
15、走穴 《新民晚报》1989.4.24：“今天，一些影星、舞星、歌星，包括节目主持星等等群星，也到下面‘走穴’，也可能站在‘野台子’上热闹一番。
然而，人们不无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光彩往往被过重的市侩气熏黑了。
” “走穴”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演艺界出现的新名词。
所谓“走穴” 据《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走穴”是指“演员为了捞外快而私自外出演出”。
显然,“走穴”是一种无纪律的谋利行为,早已为公众所诟病。
16、下海 “下海”一词是在中国刚开放时的用词，意思就是做生意。
也含有风险的意思。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开始繁荣，一个新的自由空间正在出现。
一些人，主要是政府机关人员、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等放弃在传统体制内的位置，转而到这一新的空间里创业经商、谋求发展，这样的行为被称作“下海”。
“下海”曾带动一些普通人走向致富的道路，快速奔向小康生活。
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下海经商是一代人的梦想，也是他们的抉择。
从改革开放初期“下海”一词就伴随着中国人一路走来。
一批又一批的人毫不犹豫的跳进商海，以身试水。
17、独生子女 没有兄弟姐妹的孩子。
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具有同样的身心发展规律。
但兄弟姐妹关系会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产生作 中国 80 年代以后，随着把规定一对城市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优生和优育定为一项基本国策 18、 第一、思想品德好。
即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热心为集体服务，积极参加劳动，尊敬师长，团结同学，遵守社会公德，自觉执行《小学生守则》和《小学生日常行为规范》，在同学中能起模范作用。
第二、学习好。
即为“四化”学习的目的明确，学习态度端正，勤奋学习，不断提高自学能力，学习成绩优良（低年级90分以上，中年级85分以上，高年级80分以上）或有显著进步。
第三、身体好。
即坚持锻炼身体，积极参加文体活动，有良好的卫生习惯，身体健康，体育成绩在75分以上（或达到国家体育锻炼标准）。
19、深圳速度 是中国大陆形容建设速度非常快的一个词。
这个词出自1982年11月～1985年12月的37个月期间，中国建筑第三工程局(集团公司)一公司在承建深圳国际贸易中心大厦（简称国贸大厦）时，创下了三天盖一层楼的速度，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无仅有的。
深圳国贸大厦建成后，是当时深圳的最高楼，成为深圳地标，而且周边也因国贸而被称为国贸商圈。
当时深圳的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快速进行中，国贸的建设过程经报道后，成为深圳城市建设的一个典型被广为宣传。
因此“深圳速度”、“三天一层楼”是当时媒体提到深圳常用的词汇。
不过，深圳国贸大厦建设虽然以快速而著称，但是却不是所有的施工单位都能模仿的，在某些地方即便是加长每天的工时都不可能达到。
其中有些条件是自然因素，有的地方是不能达到的。
比如，深圳由于气候原因，混凝土的凝固期远短于中国内地很多城市，而且在施工时候加入了加速凝固的凝固剂，因此混凝土在浇铸后可以更快凝固，以加盖上面一层。
此外，建设中还使用了多层的楼板模板，不必等下面一层完全完成再将模板撤除而加盖上面一层，节约了不少时间。
20、夏时制 夏令时比标准时早一个小时。
例如，在夏令时的实施期间，标准时间的上午10点就成了夏令时的上午11点。
夏令时，又称日光节约时制或夏时制，是一种为节约能源而人为规定地方时间的制度，在这一制度实行期间所采用的统一时间称为“夏令时间”。
一般在天亮早的夏季人为将时间提前一小时，可以使人早起早睡，减少照明量，以充分利用光照资源，从而节约照明用电。
各个采纳夏令时的国家具体规定不同。
目前全世界有近110个国家每年要实行夏令时。
（各时区多数位于其理想边界之西，导致实际上全年实施夏令时。
） 1986年至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全国范围实行了六年夏令时，每年从4月中旬的第一个星期日2时整（北京时间）到9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夏令时）。
除1986年因是实行夏令时的第一年，从5月4日开始到9月14日结束外，其它年份均按规定的时段施行。
夏令时实施期间，将时间向前调快一小时。
1992年4月5日后不再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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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判是什么》龙永图强力推荐 内容提要 本书的每一章都有自测题，经过生动地分析讲解后，以四种动物枭、狐、羊、驴做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不同谈判者的性格及心态，决定着不同的谈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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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盖温·肯尼迪是英国剑桥大学博士，现为爱丁堡谈判咨询公司首席谈判专家。
他是世界著名的谈判和谈判技能培训专家，曾为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千家公司进行商务谈判技能的培训与指导，并进行过上千次的关于谈判策略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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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谈判的成功与否，并不取决于管理人员的专业技术而取决于管理者的谈判技巧。
寸步不让，除非交换。
不接受对方的第一次出价。
对谈判者最有利的两个字是“如果”。
龙永图又发表新言论----中国养老问题不能全指望政府2007-09-14 13:59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北京CBD国际论坛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北京CBD国际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中国养老问题不能全指望政府”。
“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仅靠政府买社会保险，远远不能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养老保障”。
“西方的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
“大包大揽会让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走到国家社会保障濒于破产的地步”。
很遗憾，在记者笔下，只用了包括标点符号在内的109个字，就把秘书长对“步入老龄化社会”的“中国养老问题”如此重要的社会政策发表的观点介绍完了，难怪网上顿时嘘声一片。
当然，“中国养老问题不能全指望政府”，这样表述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妙就妙在那个“全”字上了——非不能“指望”，而是不能“全指望”。
但是，老百姓还是不放心，因为这句语笃不详的话后面总好像有个陷阱似的。
再联系其他的说法，“西方的经验证明，政府大包大揽是不可持续的”，“大包大揽会让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最终走到国家社会保障濒于破产的地步”，如果把这个说法理解为西方国家的现行社会保障制度都是“不可持续的”，都会“濒于破产”，这显然对中国老百姓是个灾难。
因为中国政府目前正在试图学习发达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的经验，从而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中国已经深陷其中而且不可能自拔的老龄化进程。
有位欧洲的社会政策学家曾经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西方右翼经济学家的言论在中国好像比在西方更有市场
说实话，以上对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评价，现在即使在西方社会中好像也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因为西方国家突然遭遇“石油危机”，经济上陷入“滞涨”和不景气，于是就将“社会福利”当作“替罪羊”，从而造成了“拿穷人开刀”的黑暗十年。
进入90年代，西方国家对此进行了反省。
当然，“福利国家”理论并非十全十美，于是，寻求更为积极的“第三条道路”成为一时时髦。
现在，过了将近30年，回过头去看，“福利国家”理论的核心内容——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没有丝毫变化，社会保障制度的大框架实际上也仍然基本没变。
社会保障理论把老年人退休后领取的养老金看成是他自己工资的延迟使用。
所以，在养老保险的问题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谓“指望政府”、“靠政府买社会保险”的问题。
人们在劳动年龄阶段，把工资的一部分交给政府，退休时再从政府那里把钱领回来养老——无论是“现收现支”模式，还是“储备积累”模式——本质都一样。
可能有人要说，那还有企业缴纳的那一部分呢
其实，“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也是劳动者自己的钱。
企业给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本来就是工资的一部分。
缴纳保险费了，工资自然就会少，这常常是以较长时间不加薪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现在从农民工那里看得最明显。
所以，无论是旧体制，还是新体制，其实都一样。
计划时期讲“必要扣除”，国家把应该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早就在“暗中”扣掉了，没有存下钱来，是怨不得老百姓的。
所以，归根结底，养老保障是公民的权利，也是政府的责任，这个基本原则是要说的一清二白的。
当然，秘书长的话也可以理解成不要“全”指望政府，即希望国人退休前能够多渠道地去筹划和准备自己养老费用。
这话当然不错，但犯不上拉上西方国家，因为人家“三支柱”、“四支柱”地早就这样做了。
龙永图“不要被刁民挟持”言论惹争议 事件回顾 6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以及众多国内著名专家对增城市的公园化战略进行研讨，提出增城市要在五年内建设上千个公园。
在论坛上，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公园化战略在增城具有可行性。
龙永图更寄语增城：“你们要大胆去干，像汪洋书记说的那样杀出一条血路来。
任何伟大的改革经验都不是根据上面的指令做出来的，都是从基层先搞起来的。
” 谈到当下时有出现的“最牛钉子户”，龙永图认为，要平等协商但不能要价过高。
他认为，有些钉子户要价过高，不光要房价还要地价，而地是国家所有的，因此政府要以人为本、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不能做群众的尾巴。
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
龙永图“刁民论”不得人心 【关于“钉子户”：对待刁民政府要硬气，不要被刁民挟持】 谈到当下时有出现的“最牛钉子户”，龙永图认为，要平等协商但不能要价过高。
他认为，有些钉子户要价过高，不光要房价还要地价，而地是国家所有的，因此政府要以人为本、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本，不能做群众的尾巴。
培育市场主体是什么意思
全国首创集中定宰 “一把刀杀猪、一口锅烫毛、一杆秤”。
与国内许多城市一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深圳屠宰业仍然是传统的屠宰业，自发的私宰网点遍布市区，不仅技术落后，食品安全卫生更无法保障。
在当时李广镇副市长的特批下，时任深圳市工商局（物价局）副局长的龚培连同兄弟部门一起创议、订立了变“千把刀”为“一把刀”的思路，即定点设场、集中屠宰、集中检测。
在这一思路的推动下，市工商局与贸发、肉检等部门分工合作，排除阻力，掀起了深圳乃至全国第一次肉食品生产、经营的监管改革。
结果是，深圳全市只在清水河设立一家定点屠宰场，实行生猪集中屠宰、集中检测和定向批发，同时按深圳特区的差率控制办法改分散议价为统一订价，市民吃上了安全无公害、价格合理的“放心肉”。
龚培连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当时的国家内贸部部长在厉有为书记陪同下还专门来深圳考察，随后在北京试点，进而推广到全国。
多个“第一”成为全国市场建设样板 改革开放的消息传出后，国内各省市的经营者纷纷跑来深圳办个体、 集体、内联、独资、合资、合作等企业，经营的商品品种五花八门，包括生产资料、生产要素在内的分类多样、功能齐全的市场，此时呼之欲出。
龚培连表示，在市场培育过程中，同兄弟部门密切合作，使深圳在多个领域创下了全国第一，并成为国内其他省市的市场样板。
1991年5月，全国第一家保税生产资料市场——深圳市保税生产资料市场成立。
8个行业19家公司的贸易行经工商部门核准后进场设点，经营保税生产资料业务。
深圳工商部门还引导经营者采购质优价廉的进口商品，同时协调相关部门为保税区内经营者减免各项费用。
据统计，当时深圳保税市场的价格比香港还要低5～10％。
这促使特区企业直接到该市场购买所需的进口生产资料，在提高特区市场对外开放度的同时，推动了深圳特区外向型经济的发展。
1991年6月，全国第一家生产资料期货交易所——深圳有色金属交易所成立。
当时曾任监事会成员的龚培连告诉记者，深圳工商部门当年参与了该交易所的前期调查论证、研讨分析和相关管理规定的制定工作，并核发了48家会员单位经营资质证照。
成立后的交易所面向国内企业，经营国家指令性计划外产品，如铜、铝、锌等常用有色金属。
几乎同时，全国首家动产拍卖行也经市政府批准成立，字画等工艺品首次得以进入市场。
时任监事会主席的龚培连表示，成立动产拍卖行的想法来自于对香港市场的考察。
他当时有幸参观了一位大律师的工艺品拍卖行，深受启发。
“一件工艺品本可卖到1000元，离开拍卖行，它也许只能卖10元钱。
”动产拍卖行的成立，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书画名家和相关协会前来观摩、试水，并纷纷效仿。
据粗略统计，深圳动产拍卖行的拍卖品共涉及十四大类500多种，成立4年多时间里拍卖总成交额达到2000万元。
积极推动企业股份制改造 深圳建市初期，市工商局的注册登记工作主要服务于招商引资。
龚培连告诉记者，那时候深圳的许多企业对什么叫法人，什么叫股东，什么叫股份、集团还十分陌生。
招商引资难度更大，外商来深圳不容易找到合作对象，不敢盲目投资，只能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场地租金，选择“三来一补”项目；深圳企业不清楚国际化的企业运作，也担心被外商欺骗。
“没办法，那时只能推着企业走。
” 深圳工商部门渐渐意识到，要想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必须帮助企业完善运作机制，促使其形成按国际惯例运作的现代企业制度，并尽快与国际接轨。
在深圳国营大中型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中，工商部门积极参与股份制改造方案和上市公司的审批，对股份制改造的公司章程和登记条件积极审核把关，依法合理界定企业股份关系，规范企业内部组织。
同时，该部门还积极扶植企业集团的发展，支持大中企业走专业化、集团化、跨国经营的道路；积极支持企业集团开办财务公司、科技开发公司等直属职能机构和多功能企业，使其真正形成集资产经营、市场开发、科技进步、利润结算、服务于一身的集约化、多元化企业。
龚培连表示，那一时期，国内还没有集团公司，深圳组建集团公司的条件也比广东省苛刻。
“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希望培育出更优质的、能走在国内前列的集团公司。
” 这一时期，该部门还大力扶植大中型企业争创驰名商标，增强企业发展后劲。
“康佳”、“飞亚达”等一批享有盛名的商标都在此时诞生。
改革登记制度，放开企业手脚 “打个比方，开办一家制鞋厂，先要通过贸发局等若干部门审批，到了工商局，鞋带还要当作单独一项经营范围登记。
”龚培连坦言，“当时的企业登记管的就是这么死，一家企业经过多个部门审批后再到工商部门审核发照，不知要经过多少个月，市场环境都可能发生变化了。
”龚培连把当时这一客观状况比喻成“捆着手脚下海学游泳”，根源在于深圳的企业登记审批制度没有与国际接轨。
1993年3月30日，对龚培连而言，是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市工商局就刚刚获市政府批转出台的《深圳市工商企业登记管理规则》举行新闻发布会。
该规则突破了原有的企业登记制度，由审批注册制改为国际通行的核准登记制，并大幅放宽经营范围的核准规定，使企业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松绑，经营中拥有更多的灵活性，提高了应变能力。
根据这一规则，企业登记时限缩短了1／3，外资企业开业登记时限甚至缩短了4／5，提交的材料也从14种减少到7种。
企业登记实现了咨询－受理－初审－核准－回复的一条龙服务脉络。
新闻发布会吸引了数十名中外记者。
深圳商报第二天进行了专题报道；几天后，相关新闻出现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的华人报纸上。
仅仅一周后，市工商局受理了700多家企业的登记申请、1800多人次的现场咨询。
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今天的龚培连嘴角依然挂着一丝兴奋的微笑。
“管生”“管死”还要“管活” “我们要管生，让企业生得又快又顺；我们也要管死，让害群之马死得其所；我们还要管活，让其活得富有青春活力和魅力。
”这是龚培连当年对深圳市场管理原则的论断。
他认为，就一个市场、一个企业而言，其“生”、“死”、“活”，是固有的规律性命题。
“生要优生，死要死得其所，活要活得健康、活得有效益。
”为此，他在长达13年的工商物价部门领导工作中不断探索。
“管生”，深圳在国内率先实行企业登记制度改革，改审批制为“准则登记制”。
根据政府定期发布的产业政策，企业依照相应的“准则”向登记主管机关申请登记，不必经过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审批（除专控、专营外）。
“管死”，在改革开放初期，多种市场、货币、价格形式并存又相互影响的特殊市场环境下，深圳工商部门切实加强企业倒闭、清盘、注销及对不法经营行为日常清理等工作，不断净化市场环境，力争让“死者”死得其所。
“管活”，是市场、企业的美好愿望，也是政府实现职能转变、寓监管于服务的体现。
早在20世纪80年代，龚培连便在深圳工商物价部门的实际工作中开始了积极探索。
“热情的红娘、聪明的参谋、高明的医生”、“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建设深圳‘购物天堂’”，对于当年提出的这些服务口号，老人如今仍记忆犹新。
此外，他还从培育市场体系、完善价格体系、建立咨询听证制度、改革传统管理手段等方面不断探索完善政府对企业、市场的服务职能。
为什么有希望工程
希望工程的由来 1989年3月，一条爆炸性新闻引内外的广泛——时任团组织部长的徐永光辞官下海，创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该会的宗旨是争取海内外关心中国青少年事业的团体、人士的支持和赞助，促进中国青少年教育、科技文化和福利事业的发展，推动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促进国际青少年的友好关系，维护世界和平）。
这条新闻能够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是在“官本位”思想较重的国度里，人们钦佩徐永光的决心和勇气；二是毋庸置疑，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教育，存在数以万计的贫困儿童，他们的成长、教育急需全社会伸出关爱之手。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成立后，徐永光和他的同仁们都想：该怎样选一个突破口，集中力量，救助贫困地区数千万计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少年儿童，使他们有机会上学。
目标确立以后，中国基金会的创业者们又搜肠刮肚，要为这项具有战略意义的事业取一个响亮的名字。
在无数次思想的火花迸发与碰撞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能够涵盖这项事业意义的名称：“希望工程”，寓意这项事业既充满希望，同时又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希望工程”的提出，随即成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青年工作中最响亮的一句口号，又成了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壮丽篇章，它牵动了数以千万计的人，救助数以千万计像苏明娟一样眨着大眼睛、渴望读书的贫困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