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an为韵脚的四字词语
动荡不、删简、虎踞龙盘、一成不变报平安。
一、动荡不安白话释义：荡：摇动。
动荡摇不安定。
形容局势不稳定，不平静。
朝代：现代作者：欧阳山出处：《三家巷》第十八章:“他和陈文婷谈起，两人都觉得纵然社会上动荡不安，革命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乐观的。
”二、删繁就简白话释义：删去多余的文字或内容使简明扼要：教材要～。
朝代：明作者：王守仁出处：·《传习录上》：“如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开示来学。
”翻译：如果孔子退修六籍；删繁就简展示来学习三、虎踞龙盘白话释义：像虎蹲着，像龙盘着，形容地势险要。
也作虎踞龙蟠，也说龙盘虎踞。
朝代：北周作者：·庾信出处：《庾子山集·卷一·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
”翻译：从前的虎距龙盘；加上黄旗紫气四、一成不变白话释义：原指刑法一经制定，不可改变。
后用以指固定不变。
成：形成。
朝代：西汉作者：礼学家戴圣出处：《礼记·王制》:“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
”翻译：一成不可改变，所以君子尽心尽力五、竹报平安白话释义：比喻平安家信。
朝代：唐作者：段成式出处：·《酉阳杂俎续集·支植下》：“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窠；才长数尺；相传其寺纲维每日报竹平安。
”翻译：北都只有童子寺有竹一案；才几尺长；相传此寺维护每日报竹平安。
历史上的3次灭佛事件都是什么时候
“三武灭佛”，指的是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次事件的合称。
这些在位者的谥号或庙号都带有个武字。
魏太武帝背景北魏为了统一北方，巩固在中原的地位，以全民为兵。
那时，由于沙门历来可以免除租税、徭役，所以锐志武功的魏太武帝就在太延四年（四三八）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
在宰相崔浩的劝谏下，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排斥佛教，并渐次发展为灭佛的行动。
北魏太武帝崔浩出身于著名世族，博览经史，善于阴阳五行及术数之学，历仕魏道武帝、魏明元帝、魏太武帝三帝，官至司徒，经常参与军政机要，深受太武帝的信任；结识寇谦之之后，信奉道教，受其法术。
寇谦之早年就热衷仙道，修持汉末张陵、张衡、张鲁创立传承的五斗米道，随方士入华山、嵩山学道修炼，自诩曾有太上老君授他天师之位及《云中音诵新科之诫》二十卷。
在明元帝末年，寇谦之从嵩山入平城，结交崔浩，常通宵达旦听崔浩谈论古代治乱史，为之叹美。
后来，寇谦之把儒家学说和佛教经律论及斋戒祭祀仪式吸收到道教中来，重新改造五斗米道，以期使后魏帝王容易接纳。
魏太武帝始光初年，寇谦之献上道书，但当时朝野信奉者很少，崔浩于是上书劝谏太武帝，使太武帝因而信奉道教，并派人奉玉帛牲畜去祭嵩山。
太武帝又在平城东南建立天师道场，自称太平真君，并亲受符箓，兴建静轮天宫，奉祀太平真君，改年号为太平真君，从此笃信道教。
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
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
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
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
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
他认为道教已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已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而且老子化胡，释迦牟尼是老子的化身，三教在周朝才开始分家立派，毕竟还是一家。
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贵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
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
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贵族势力。
时间魏太武帝的废佛行动，始自太平真君五年（444年）的弹压沙门，他下令上自王公，下至庶人，一概禁止私养沙门，并限期交出私匿的沙门，若有隐瞒，诛灭全门。
翌年，卢水的胡人盖吴在杏城（陕西黄陵）起义，有众十余万人。
七年，太武帝亲自率兵前去镇压，到达长安时，在一所寺院发现兵器，怀疑沙门与盖吴通谋，大为震怒，下令诛杀全寺僧众。
崔浩趁机劝魏太武帝灭佛，于是太武帝进一步推行苛虐的废佛政策：诛戮长安的沙门，焚毁天下一切经像。
一时之间，举国上下，风声鹤唳。
影响当时太子拓跋晃监国秉政，一向笃信佛法，再三上表，向太武帝劝阻，虽然都不被采纳，但也由于如此，废佛的诏书得以缓宣，而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然而魏国境内的寺院塔庙却无一幸免于难，史称太武法难。
废佛后不久，寇谦之病死，崔浩后来也因撰《魏史》，书中蔑视胡族而遭腰斩，其族人被诛者百余人。
废佛后六年，魏太武帝驾崩，魏文成帝即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才又逐渐恢复发展。
北周武帝背景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宇文泰的第四个儿子。
他当了十八年皇帝，死时仅三十五岁，史称北周武帝，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这样一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灭佛呢
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我们要回顾一下周武帝的出身。
宇文护，又名萨保，是宇文泰的侄儿。
西魏时，曾任大将军、司空。
556年，宇文泰病重临终之际，曾要求宇文护辅佐少主，宇文护表面许诺。
第二年，他立宇文觉为帝，建北周。
宇文觉“性刚果，恶晋公护之专权”。
宇文护见他不服，不久将他毒死，另立宇文毓为帝，为北周明帝。
北周明帝在位四年后，宇文护又将他毒死，改立北周武帝——宇文邕。
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为宇文护掌握。
宇文护大力推行佛道，因此当时的武帝也对佛道极力的推崇，这可能也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之举。
宇文邕天和二年（567），有一个叫卫元嵩的人给周武帝上书，认为“唐、虞无佛图国安；齐、梁有寺舍而祚失者，未合道也。
但利民益国，则会佛心耳。
夫佛心者，大慈为本，安乐含生，终不苦役黎民。
”因此，他建议周武帝灭佛。
公元572年，周武帝诛杀宇文护，把大权收归己有后，于次年十二月，又召集道士、僧侣、百官再次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
这一次，“帝升高坐，辨释三教先后，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
把佛教抑为最末，事实上已是灭佛的前奏。
当时有些佛教徒不知周武帝用意所在，还一个劲地争辩不休，说明佛教当在道教之上，心里很不服气。
而另一些明眼人却看透了周武帝的心事，指出：“若他方异国，远近闻知，疑谓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深诚可怪。
”他们认为周武帝这样做并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因为“但顽僧任役，未足加兵；寺地给民，岂能富国”。
时间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
并禁诸淫祀，礼典所不载者，尽除之。
”一时间，北周境内“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宝刹伽兰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
建德六年（公元577年)，北周灭北齐后，针对继续发展的佛教实体，立即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相当于当时总人口数十分之一的人重新成为国家编户，这对急需兵源和财力的封建朝廷来讲，其意义之重要不言而喻。
影响周武帝灭佛，时间较长，涉及面广，触动深，成绩可观，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因此当时有人称赞说：“帝独运远略罢之（指灭佛），强国富民之上策”。
灭佛事实上也起到了“民役稍希，租调年增，兵师日盛。
东平齐国，西定妖戎，国安民乐”的作用。
正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才使它国力大大增强，为北周灭齐乃至北周统一北方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佛道二教极度兴盛的南北朝时期，周武帝独树一帜，毁佛断道，但并不屠杀僧侣，显示了其统治的高度灵活性。
纵然周武帝个人十分认可甚至是推崇宗教思想，但当宗教的发展与国家机器的运作发生冲突时，他能清醒认识，挈重量轻，果断抉择而不拘泥于传统，实为难能可贵。
对比同一时期，即北齐、江左政权的各位封建君主，大多不能正视宗教特别是佛教过度发展给国家带来之不利而盲目推动，更可衬托周武帝统治政策之灵活。
唐武宗背景唐武宗会昌（841～846）年间之排佛事件。
世称会昌法难。
元和十四年（819），唐宪宗敕迎佛骨（即所谓舍利）于凤翔法门寺。
先在宫中供养三天，然后送京城各寺，供僧俗礼敬，从而再次掀起全国性的宗教狂热。
是时，“王公士民瞻奉舍施，唯恐弗及。
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资治通鉴》卷二四○)。
唐武宗对此，韩愈从儒家立场出发，予以坚决反对。
他上表认为，佛教只是夷狄之法，非中国所固有，因而不合先王之道。
又说，佛教的流行使“乱亡相继，运祚不长”，对封建统治有害而无益。
他着重指出：“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
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臣君之义，父子之情”，故不宜敬奉。
于是他断然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世之惑。
”（《谏迎佛骨表》，《韩昌黎全集》卷三九)并表示，“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
此表正与宪宗的奉佛心意相抵触，且历数前代奉佛之君运祚不长，因而招致宪宗的盛怒，欲处韩愈以极刑。
后经裴度、崔群等人的说情，最后被贬为潮州刺史。
韩愈反佛是在佛教势力达于鼎盛的情况下进行的，具有比唐初傅奕反佛更为深刻的影响。
史称韩愈“素不喜佛”，信奉孔孟之道。
他有感于安史之乱后藩镇力量强大，中央政权削弱，又有感于儒学的衰微和佛、道的蔓延，曾写下《原道》、《原性》、《原人》等论文。
他在这些论文中认为，只有大力扶植名教，提倡忠君孝亲的孔孟之道，限制佛、道的传播，才能有效地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他在《原道》中指出：“今其法曰：必弃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养之道，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今也举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几何其不胥而为夷也”。
意思是说，佛教背弃纲常名教，有碍国计民生，不合文化传统，务必予以排斥。
韩愈反佛的出发点和立论根据，是为了强化中央政权的政治经济利益，确立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比傅奕涉及的社会和思想问题要深刻得多。
为了实现他的儒家政治理想，他在《原道》中提出“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的口号，试图以行政手段彻底废除佛教。
这一思想为此后唐武宗的灭佛提供了重要依据。
而他所提出的儒学独尊和儒家“道统”，则对宋代理学的形成有明显影响。
宪宗在唐中期还算是个有作为的皇帝。
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国势日衰，而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僧尼之数继续上升，寺院经济持续发展，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
唐武宗继位后，在整顿朝纲、收复失地、稳定边疆的同时，决定废除佛教。
他认为，废佛是“惩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济人利众”(《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的唯一办法。
这是武宗决心灭佛的主要原因。
唐武宗即位后，武宗开始了对佛教的整顿。
而赵归真因曾遭京师诸僧的诮谤，常感“痛切心骨，何日忘之”（《宋高僧传》卷十七)，这时便利用武宗对道教的偏信，于宫中“每对，必排毁释氏”（《佛祖历代通载》)。
他向武宗荐引了道士邓元起、刘玄靖等人，以声气相求，同谋毁佛，加强了唐武宗灭佛的决心。
会昌三年（843）四月，朝廷“命杀天下摩尼师，剃发令著袈裟作沙门形而杀之”（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
会昌四年三月，以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而“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
帝颇信之”（《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时间唐武宗灭佛，实始于会昌初年，而至会昌末年达到高潮。
早在会昌二年（842），武宗已令僧尼中的犯罪者和违戒者还俗，并没收其全部财产，“充入两税徭役”（《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
会昌四年七月，敕令毁拆天下凡房屋不满二百间，没有敕额的一切寺院、兰若、佛堂等，命其僧尼全部还俗。
会昌五年三月，敕令不许天下寺院建置庄园，又令勘检所有寺院及其所属僧尼、奴婢、财产之数，为彻底灭佛作好准备。
同年四月，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全面毁佛运动。
僧尼不论有牒或无牒，皆令还俗；一切寺庙全部摧毁；所有废寺的铜像、钟磬悉交盐铁使销熔铸钱，铁交本州铸为农具。
八月，下诏宣布灭佛结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
”（《武宗本纪》，《旧唐书》卷十八)同时还“勒大秦穆护、祆三千余人还俗”，以使“不杂中华之风”。
影响从会昌二年（842）十月起，武宗下令凡违反佛教戒律的僧侣必须还俗，并没收其财产。
此后，武宗陆续下令限制佛寺的僧侣人数，不得私自剃度，限制僧侣蓄养奴婢的数量，很多寺院被拆毁，大量的僧侣被强迫还俗。
会昌四年（844）二月，武宗降旨“不许供养佛牙”，同时规定：代州五台山及泗州普光寺、终南山五台寺、凤翔府法门寺等有佛指骨之处，严禁供养和瞻仰，如有一人送一钱者，背杖二十；若是僧尼在这些地方受一钱施舍者，背杖二十。
到会昌五年（845），又开始了更大规模的灭佛。
他下令僧侣40岁以下者全部还俗，不久又规定为50岁以下，很快连50岁以上的如果没有祠部的度牒也要还俗，就连天竺和日本来的求法僧人也被强迫还俗。
日本圆仁和尚在他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次“法难”的情况。
根据武宗的旨意，这年秋七月裁并天下佛寺。
天下各地上州留寺一所，若是寺院破落不堪，便一律废毁；下州寺院全部拆废。
长安和洛阳开始允许保留10寺，每寺僧10人。
后来又规定各留两寺，每寺留僧30人。
京师左街留慈恩寺和荐福寺，右街留西明寺和庄严寺。
天下各地拆废寺院和铜像、钟磬，所得金、银、铜一律交付盐铁使铸钱，铁则交付本州铸为农器，还俗僧侣各自放归本籍充作国家的纳税户。
如是外国人，送还本处收管。
武宗这次大规模的灭佛，天下一共拆除寺庙4600余所，拆招提、兰若4万余所，僧尼26万余人还俗成为国家的两税户，没收寺院所拥有的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没收奴婢为两税户15万人，另外还强制大秦穆护、祆3000余人还俗。
武宗灭佛沉重打击了寺院经济，增加了政府的纳税人口，扩大了国家的经济来源。
在“废佛”的过程中，对其它外来的四教：祅教、摩尼教、景教和回教，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废除手段。
凡国中所有的大秦寺（景教），摩尼寺，一并撤毁；斥逐回纥教徒，多半道死；京城女摩尼七十人，无从栖身，统统自尽；景僧，祅僧二千余人，并放还俗。
武宗灭佛的原因可能有多种。
主要原因是当时佛教的势力非常强大，唐武宗在他的旨意中说，佛教寺院的规模比皇宫还要大，十分天下财，而佛有七八，寺院不纳税，对国家财务是一个重大损失。
同时僧人过多亦会影响生产活动，造成田荒民饥等后果，影响国家稳定。
另一可能是唐武宗本人更加信奉道教，因此打击佛教。
由于毁佛成功，从而扩大了唐朝政府的税源，巩固了中央集权。
安史之乱读后感100字
这个故事告诉人们，不要像那样不好好管理国家，但要像他那样为了大家的利益敢于舍弃所爱的人，这种精神也是很可怕的。
这才是枭雄本色。
我们还要学习和忠心耿耿的扶持的品质，不管有多危险，都要对主人忠心耿耿，这是奴才本色。
安史之乱为什么会爆发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
安史之乱与黄巢起义
是中国唐代于公元755年至763年所发生的一场叛乱，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改元天宝后，政治愈加腐败。
耽于享乐，使国政先后由李林甫、杨国忠把持，又放任边地将领拥兵自重，任三道节度使（平卢、范阳、河东），军权在握。
天宝十四载（755年），趁唐朝内部空虚腐败，发动兵变，翌年就攻入都城长安，安氏称帝。
安西节度使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皆采以守势，但不为杨国忠所接受，被迫出战，最后以失败收场。
逃入四川，到了马嵬坡途中六军不发，有将领请杀杨国忠与杨贵妃，后兵分二路，玄宗入蜀，太子李亨在灵武自行登基，是为唐肃宗，后世史家认为“马嵬之变”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
郭子仪被封为（灵武，在今宁夏灵武西），奉诏讨伐，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会师常山（河北正定），击败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
及后被其子安庆绪所杀，在唐军的收复下，另一叛将史思明投降。
758年，由于朝廷一项暗杀史思明的计划外泄，史思明发动兵变，杀安庆绪并称“大燕皇帝”。
至761年，史思明被其儿子史朝义所杀。
翌年，唐代宗继位，并从叛军中收复洛阳。
最后史朝义被李怀先逼迫自杀，八年的结束。
唐朝进入的局面。
起因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甲子日（755年12月16日星期二），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节度使的安禄山发动节度使之士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突厥等民族组成共十五万士兵，号称二十万，在范阳起兵。
天宝十五年占领长安、洛阳，进入安史之乱的最高峰。
重点人物* 安禄山：其先祖是西域粟特贵族，因功受唐王朝赏封赐姓“安”。
* 安庆绪：安禄山之子。
* 史思明* 史朝义：史思明之子。
* 高仙芝* 封常清* 哥舒翰* 陈玄礼* 郭子仪* 李光弼* 许远* 张巡* 颜杲卿* 鲁灵* 张介然===============================安史之乱是我国历史一次重要事件，是唐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安，指安禄山，史，指史思明，“安史之乱”系指他们起兵反对唐王朝的一次叛乱。
安史之乱自唐玄宗至唐代宗宝应元年（755～762年）结束，前后达七年之久。
这次历史事件，是当时社会各种矛盾所促成的，对唐朝后期的影响尤其巨大。
安史之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反映，主要包括统治阶级和人民的矛盾，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民族矛盾以及中央和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等等。
唐玄宗开元时期，社会经济虽然达到空前繁荣，出现了盛世的局面，但同时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王公百官及豪富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兼并，莫惧章程”，以至“黎甿失业，户口雕零，忍弃枌榆，转徙他土”。
均田制破坏，均田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流民。
加之，唐朝最高统治集团日益腐化。
从开元末年，唐玄宗就整天过着纵情声色的生活，杨贵妃一家势倾天下，任意挥霍，宫中专为贵妃院织锦刺绣的工匠就达七百人，杨贵妃的姐妹三人每年脂粉钱就上百万。
杨氏兄弟姐妹五家，“甲第洞开，僭拟官掖。
车马仆御，照耀京邑，递相夸尚。
每构一堂，费千万计”。
统治阶级的腐朽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使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激化，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
唐玄宗后期，“口有蜜、腹有剑”的奸佞人物李林甫，出入宰相达十九年之久。
他在职期间排斥异已，培植党羽，“公卿不由其门而进，必被罪徙；附离者，虽小人且为引重”。
继他上台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更是一个“不顾天下成败”，只顾循私误国之人，他公行贿赂，妒贤忌能，骄纵跋扈，不可一世。
奸臣当道，加深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尤其是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成了安史之乱的导火线。
此外，西北派军阀哥舒翰与东北派军阀安禄山之间，也素有裂隙。
内外交错，使唐玄宗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与臣、文臣与武将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化。
民族之间的矛盾，也是使安史之乱爆发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隋唐以来，河北北部幽州一带杂居着许多契丹、奚人，打败突厥以后，又迁徙许多突厥人在这一带居住。
他们的习尚与汉人不同，互相歧视，安禄山正是利用这点拉拢当时的少数民族上层，作为反唐的亲信。
史称安禄山于天宝十三载（754年）乱前，一次提升奚和契丹族二千五百人任将军和中郎将。
在他的收买下，当地少数民族竟把安禄山和史思明目为“二圣”。
中央和地方军阀势力之间的矛盾，则是促成安史之乱最为重要的因素。
由于唐朝均田制和府兵制的破坏，从唐玄宗起便不得不以募兵制代替府兵制。
这些召募来的职业军人受地方军阀的收买笼络，和将领形成一种特殊的盘根错节、牢不可分的关系。
加之，开元以后，在边防普遍设立节度使制度，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至于“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兵甲，又有其财赋”，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到天宝元年（742 年），边军不断增加，达到四十九万人，占全国总兵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中又主要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仅安禄山所掌范阳等三镇即达十五万人。
而中央军则不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太差，平时毫无作战准备，打起仗来，不堪一击。
地方军阀的日益强大，与中央政权矛盾日深，到天宝末年，终于爆发成为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的性质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更具体说，是唐中央政府与地方割据势力的矛盾斗争。
安史之乱的首领们虽曾利用了人民对唐王朝的反抗情绪以及民族矛盾的因素，然而这并不能影响这次叛乱的根本性质。
另一方面，在战乱中由于安史叛军对人民的残暴行径，曾引起了象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以及张巡、许远的死守睢阳等的反抗斗争，这些局部地区反暴政的斗争是正义的，但同样也丝毫不能改变整个战争的性质。
安史之乱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几点：第一，战乱使社会遭到了一次浩劫。
《旧唐书·郭子仪传》记载：“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
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
既乏军储，又鲜人力。
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几乎包括整个黄河中下游，一片荒凉。
杜甫有诗曰：“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我里百余家，世乱各东西”。
这说明经过战乱，广大人民皆处在无家可归的状态中。
第二，安史之乱，使唐王朝自盛而衰，一蹶不振，此后实际上统一的中央王朝已经无力再控制地方，安史余党在北方形成藩镇割据，各自为政，后来这种状况遍及全国。
安史乱起，唐王朝分崩离析，已经没有力量镇压这次叛乱，只好求救于回纥以及由少数民族出身的大将。
当史思明之子史朝义从邺城败退时，唐遣铁勒族将领仆固怀恩追击，仆固与唐王朝有矛盾，为了私结党羽，有意将安史旧部力量保存下来，让他们继续控制河北地区，使安史旧将田承嗣据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张忠志（后改名李宝臣）据成德（仿河北中部）、李怀仙据幽州（今河北北部），皆领节度使之职。
这就是所谓“河北三镇”。
三镇逐渐“文武将吏，擅自署置，赋不入于朝迁”，把地方军事、政治、经济大权皆集于一身，“虽称藩臣，实非王臣也”。
以后其他地区，如淄青（今山东淄川、益都一带）李正已，宣武（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李灵曜，淮西李希烈等皆各自割据，不服朝廷管理。
这些方镇或“自补官吏，不输王赋”，或“贡献不入于朝廷”，甚至骄横称王称帝，与唐王朝分庭抗礼直到唐亡，这种现象没有终止。
第三，阶级压迫和统治阶级的压榨更加深重，因而促使农民和地方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化，最后迫使农民不得不举兵起义，形成唐中叶农民起义的高潮。
安史之乱后，国家掌握的户口大量减少潼关和虎牢关之间，几百里内，仅有“编户千余”，邓州的方城县，从天宝时的万余户，骤降至二百户以下。
政府却把负担强加在犹在户籍上的农民，所谓“靡室靡农，皆籍其谷，无衣无褐，亦调其庸”。
唐宪宗元和年间，江南八道一百四十万户农民，要负担唐朝八十三万军队的全部粮饷，所以 “率以两户资一兵，其它水旱所损，征科妄敛，又在常役之外”。
在方镇统治下的人民，也遭受着“暴刑暴赋”，如田承嗣在魏博镇“重加税率”，李质在汴州搞得地区“物力为之损屈”，等等。
唐政府和各藩镇的横征暴敛，终于激起了农民的不断武装起义，代宗一朝，“群盗蜂轶，连陷县邑”，其中规模较大的有发生于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的浙东袁晁起义，同年的浙西方清起义，以及同期的苏常一带的张度起义，舒州杨昭起义，永泰年间（公元765年）邠州起义等等。
这些起义虽说很快就被镇压，但更加削弱了唐朝的力量。
第四，经过安史之乱，唐王朝也失去了对周边地区少数民族的控制。
安禄山乱兵一起，唐王朝将陇右、河西、朔方一带重兵皆调遣内地，造成边防空虚，西边吐蕃乘机而入，尽得陇右、河西走廊，安西四镇随之全部丧失。
此后，吐蕃进一步深入，唐政权连长安城也保不稳了。
唐王朝内忧外患，朝不保夕，更加岌岌可危黄巢所领导的唐末农民大起义。
公元875年,黄巢发动起义,起义军提出“均平”的政治口号。
公元881年,起义军攻下唐都长安,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国号“大齐”,也叫“齐”。
后来起义虽被唐王朝所镇压,但却导致了唐王朝的迅速灭亡.黄巢（
～884） 唐末农民战争领袖。
曹州冤句（今山东曹县西北）人。
稍通书记，屡举进士不第，以贩私盐为业。
家富于财，善击剑骑射。
唐懿宗咸通（860～873年）未至僖宗乾符（874～879年）初，连岁凶荒，黄河以南尤其严重。
农民起义纷纷爆发。
乾符二年（875）初，王仙芝、尚让等在长垣（今河南长垣东北）发动起义，唐未农民战争爆发。
五月，黄巢与同族兄弟、子侄黄揆和黄恩邺等八人募众数千响应。
接着王、黄两军会合，协同作战，东攻沂州（今山东临沂）不克，就西向进攻洛阳周围地区。
唐统治者急调大军夹击。
王、黄乃于乾符三年十月间南趋唐州（今河南泌阳）、邓州（今河南邓县），以后又活动于今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反复冲击敌人。
同年底，蕲州（今湖北蕲春东北）刺史裴偓对王仙芝进行诱降，仙芝动摇，欲受唐官职。
黄巢指斥他说：起初我们共立大誓，横行天下，现在你独自取官降敌，广大群众何所归宿
因怒击伤仙芝首。
仙芝畏众怒，不敢受唐命，遂与黄巢分兵作战。
黄巢率军北上，攻克郓州（今山东东平北）、沂州等地。
以后王、黄虽曾一度台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不久又分兵。
乾符五年，王仙芝在黄梅（今湖北黄梅西北）战死，尚让率余部奔毫州（今安徽毫县）与黄巢所部会合，推黄巢为黄王，号冲天大将军，建元王霸，署置官属。
从此，黄巢成为起义军的最高领导人。
两支义军会合后，势力又见壮大。
黄巢再度北上，克沂、濮等州，然后沿黄河南岸西进，“欲窥东都（洛阳）”，唐朝急调军队增援东都。
黄巢知攻东都无望，于是引兵南下，渡过长江，东趋下游。
在越州（今浙江绍兴），遭到镇海（今江苏镇江）节度使高骈部将张璘、梁缵的阻击，义军乃转由浙江南进，开山路七百里，进入福建，攻克福州（今属福建）。
黄巢在福州大力打击官僚，地主，杀了顽固不化的“处士”周朴。
后率大军沿海岸南进，于六年九月攻占岭南重镇广州。
经过大约两个月的休整，黄巢在这年冬又率领大军北伐，自号“义军都统”，并发表文告，宣布即将打入关中，指斥唐朝以宦官掌握朝政，纲纪紊乱，朝臣与宦宫勾结，贿赂公行；还宣布义军禁令，禁止刺史广殖财产，县令犯赃者全族处斩。
他所指责的都是当时极弊，深得群众拥护。
义军拥众数十万，从桂州（今广西桂林）出发，乘大筏沿湘江顺流北上，攻克潭川（今湖南长沙），又下江陵（今属湖北）。
本欲乘胜进兵中原，直趋关中，但至荆门（今属湖北）为唐将领刘巨客所败，乃转而东进。
于广明无年（880）五月在信州（今江西上饶）击毙淮南（今江苏杨州北）节度使高骈的骁将张璘。
七月，自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东岸）飞渡长江。
高骄与唐廷有矛盾，又慑于义军声威，虽拥兵十幸万，但保境而已，不敢出战。
黄巢渡江后门破竹之势跨越淮河，于十一月占领东都洛阳。
进军途中，义军“整众而行，不剽财货”，沿途群众纷纷参加义军，众达百万。
入洛阳城后，义至劳问冒民，间里晏然。
黄巢北攻时，还特意转牒唐朝各镇兵将：你们各宜守垒，勿犯我兵锋。
我将入东都，到京师向皇帝问罪，与你们无涉。
这些话分化了敌人营垒，所以兵行无阻。
黄巢在东都并未久留，随即转旗西指，于年底突破潼关（今陕西潼关东北）天险，最后攻下了京师长安。
唐僖宗和大宦官田令孜南逃成都。
义军入城之日，向贫民散发财物，并由大将军尚让向群众宣布：“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
汝曹但安居无恐
”十二月十三日（881年1月16日）黄巢即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元金统。
原唐朝官员，四品以下酌情留用，三品以上全部罢宫。
其中枢主要官员有：尚让为太尉兼中书令，赵璋为侍中；原唐官崔理和杨希古并同平章事（即宰相）；孟楷、盖洪为尚书左、右仆射，兼军客使（掌管近卫军队）；翰林学士中还有著名诗人皮日休。
黄巢在长安执行严惩皇族、公卿的政策，唐宗室留长安者几无遗类，义军查获降官张直方夹壁中隐藏的高官显贵百余人后，全部处死。
大齐政权还没收富豪的财产，号称“淘物”，宫室皆赤脚而行。
次年，唐军曾一度攻人长安，义军暂时撤出，当夜反攻，将唐军驱逐出城。
但黄巢既未派大军追击唐僖宗，也没有首先全力歼灭分镇关中的唐朝禁军，大齐政权也缺乏必要的经济政策，生产、财政均无着落，这样，敌我力量对比就逐渐发生了不利于义军的变化。
关中地主坚壁清野，使大齐政权陷入严重的缺粮困境；中和二年（882）大齐的同州（今陕西大荔）防御使朱温叛变降敌；沙陀族李克用应唐朝的乞援，率劲旅一万七千人南下；敌方军力大大增强。
这时，黄巢发现困守关中已很不利，乃于三年四月东撤，攻逼蔡州（今河南汝南），唐节度使秦宗权战败，投降黄巢。
六月间，义军开始围攻陈州（今河南淮阳）。
守将赵犨顽抗，义军久攻不克，朱温和李克用又先后前来增援赵犨，黄巢遂于四年四月解围，逾汴而北，又遇到唐徐州节度使时溥的阻击，作战不利，最后退至狼虎谷（今山东莱芜西南），于六月十七日兵败自杀（一作为甥林言所杀）。
历时九年余的农民战争至此结束。
不久后，唐王朝即告灭亡，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