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让社会组织参与到垃圾分类中
为什么要实行垃圾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扔出许多垃圾,道这些垃圾它们到哪里去?它们通常是先被送到堆放场,然后再送去填埋. 垃圾填埋的费用是高昂的,处理一吨垃圾的费用约为200元至300元人民币.而仅北京市日产垃圾就有12000吨,目前面积在36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在北京五环路以内有700多处,占地500多万平方米,每年在3-5%的速度增加.人们大量地消耗资源,大规模生产,大量地消费,又大量地产生着废弃物. 垃圾增多的原因是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项消费增加了.据统计,1979年全国城市垃圾的清运量是2500多万吨,1996年城市垃圾的清运量是1.16一吨,是1979年的4倍. 这么大量的垃圾需要把多少土地变成填埋场?占地60公顷,日处理量为2000吨的阿苏卫填埋场仅能处理北京六分 之一 的垃圾,且在第11个年头就会被填满.被废弃的垃圾填埋场不复为耕地,也无法建成生活小区. 目前,被西方国家广泛应用的另一种垃圾处理方法就是焚烧.经过高温焚化后的垃圾虽然不会占用大量的土地,但它不仅投资惊人,并且会增加二次污染的风险.二恶英这令人谈恶色变的剧毒致癌物质,就是垃圾焚烧后产生的主要气体成分之一. 此外,无论填埋还是焚烧,都是对资源无谓的浪费,我们不断地把有限的地球资源变成垃圾,又把他们埋掉或烧掉,我们将来的子孙在哪里生存? 难道我们对待垃就束手无策了吗?其实,办法是有的,这就是垃圾分类.垃圾分类就是在源头将垃圾分类投放,并通过分类的清运和回收使之重新变成资源. 垃圾分类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垃圾分类后被送到工厂而不是填埋场,既省下了土地,又避免了填埋或焚烧所产生的污染,还可以变废为宝. 垃圾分类对于一向勤俭持家的中国人并不陌生.也许你还记得五六十年代回收废品的情景：牙膏皮攒起来回收,橘子皮用来制药,生物垃圾用来做堆肥,废布头,墨水瓶等等都能得到再利 分类后的垃圾,既避免了垃圾公害,又为工农业提供了原料. 被称为垃圾生产大国的美国,垃圾分类也逐渐深入公民的生活,走在大街上,各式各样色彩缤纷的分类垃圾桶随处可见. 政府为垃圾分类提供了各种便利的条件,除了在街道两旁设立分类垃圾桶以外,每个社区都定期派专人负责清运各户分类出的垃圾. 居民对政府的垃圾分类工作也表示了极大的支持.这不仅表现在他们每个人对垃圾分类的知识耳熟能详；而且,在这里为垃圾分类处理出钱,就像为能饮用到洁净的自来水付费一样天经地义. 垃圾回收作为一种产业得到了迅速发展,在许多发达国家,回收产业正在全国产业结构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美国3个城市巴尔的摩、华盛顿和里奇蒙为例,过去回收垃圾每处理1吨需要花40美圆,分类处理以后,这些回收的垃圾在1995年就创造了5100个就业机会.在美国这3个城市只是很小的一个地区,其垃圾回收不仅节约了处理垃圾的费用,而且创造了5亿美圆的财富. 垃圾分类不仅是美国那样的发达国家的时尚,也是不少发展中国家的趋势.在巴西,许多社区都实行的垃圾分类,这位市长把市政大厅正门口的分类垃圾箱作为该市的荣耀.而附近的二十多个海滩,分类垃圾箱更像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在菲律宾的一些地方,村民自发组织起来为清洁自己的生活环境而努力,垃圾分类是这个运动中的主要内容. 不管穷国还是富国,垃圾分类都在成为世界性的潮流,而在着方面曾经世界领先的中国,这好的传统却几乎丢失了. 别人向我们学会了捡,我们却从人家那里学会了扔. 我们的生活好了起来,我们便不再吝啬卖破烂换回的那几毛钱,宁可把它们当垃圾扔掉.勤俭节约,废物利用,这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似乎已经被颐堑颂谩R灾劣诮种械淖试幢涑闪艘蛔健? 我们每个人都是垃圾的制造者,这一座座的垃圾山不都是我们一家一户亲手堆起来的吗? 我们又是垃圾的受害者,这些垃圾山吞噬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后果是要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子孙来承受吗? 我们更应是垃圾公害的治理者,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垃圾分类来战胜垃圾公害. 1996年12月15日,北京西城区大乘巷的居民在民间组织地球村的帮助下,从这天起开始垃圾分类.最初的分类桶是家委会成员用省下的年终奖购置的.分类后的垃圾由家委会联系的小贩和企业来清运.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居民们从未中断. 作为民间垃圾分类的小小的火种,大乘巷居民的行动燃发了许多公民的热情,97年以来,北京的一些大学、中小学以及一些退休老人相继进行垃圾分类尝试.在中国少年报知心姐姐和一位从德国留学归来的女博士的帮助下,这些手拉手地球村的孩子们还用回收换来的钱建立了一所学校. 市民和孩子们的行为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关注.宣武区环卫局率先行动,于97年秋开始宣武区垃圾分类回收系统的试点工作.宣武区文明办和街道以及民间组织地球村给予积极配合. 99年4月23日,宣武区白纸坊的建功南里小区社区像过节一样热闹,中国首家垃圾分类回收系统正式启动.从这天起,居民将改变垃圾混扔的方式而按照有机类,无机类和弃土类分类投放,政府环卫部门改变混运的方式而分类清运,分拣和回收.它意味着在这里丢失多年的老传统,终于被拣了回来. 在这场人与垃圾的战役中,人们把垃圾从敌人变成了朋友.有人曾经把垃圾比喻成放错地方的资源.让我们到宣武区再生资源分拣站看一看,垃圾一旦回到应有的位置,会有什么样的用处? 每天被我们丢弃的可乐瓶和被称为白色垃圾的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盒,属于高分子聚合有机物,如果埋在地下的话,就是100年200年也烂不掉,它还会使土壤板结,降低土壤的肥力,甚至使土壤失去耕种的能力.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常会扔掉各种各样的废塑料.废塑料处理后还可制成纽扣、笔筒等用品.废塑料也是炼油的好原料.有人曾经形象地将它们比作二次油田.1吨废塑料至少能回炼600公斤的汽油和柴油. 在回收站,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废纸被送到这里,包括这些不起眼的小纸片……我们知道,好的纸张是用木材造成的,一吨废纸可再造700公斤好纸,可少砍17棵大树,还能减少生产纸浆过程中的水污染. 可是由于我国废纸的回收率还很低,只有20%左右,每年不得不大量进口废纸 仅96年就进口废纸137万吨.大家也许还记得20世纪80年代,轰动一时的洋垃圾事件,那一船洋垃圾就是打着进口废纸的旗号混进来的. 洋垃圾被赶走了,却留下了反思,我们为什么要从别的国家进口废纸来做造纸的原料?为什么我们不能最大限度的回收废纸,而是听任他们混在垃圾里埋掉或者是烧掉?中国的林木资源只有世界平均值的1\\\/4,中国的江河湖泊已由于早制的污水排放而严重污染.如果按照每人每周扔掉各种废纸平均半公斤的话,那么仅北京一个城市一周就要扔掉废纸6000多吨. 中国有着回收废品的历史传统,我们过去回收废物,或许只是受贫困经济制约的不得已的手段；在逐渐富裕的今天,我们回收废纸,则是保护环境的自觉意识和行动.因为我们清楚的知道,我们所捡回来的不止是一张张的废纸,那是我们的子孙安身立命的森林和河流. 垃圾,只有在混在一起的时候才是垃圾,一旦分类回收就都是宝贝,就连那种被成为微型杀手的废电池也是可以被化害为利的.在这个不起眼的照相馆,我们看到这样的废电池回收箱.而我们生活中用的电池,一般都含有汞或镉等有毒的重金属,这些重金属如果留在地下就很容易通过雨水的淋溶,进入到地下水当中. 这种污染是很难排除,生物学半衰期大概是30年,也就是你30年才能排出一半.因此这个对人的危害特别大.废电池里含有多种有用的金属矿才,回收利用的价值很高. 正因为废电池有严重的危害和特别的回收价值,许多国家严禁它们在与垃圾混置,日本的社区专门有这种黄色的桶,将纽扣电池等分别投放. 从97年以来,北京的一些市民和学生也行动起来,自发自觉地分类投放和搜集废电池,人民大学的青年志愿者还帮助京城一家连锁店设置了废电池回收箱. 作为对公民运动的积极回应,北京市环卫局成立了专门的废电池回收点,对废电池进行回收并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 你知道什么是生物类垃圾吗?生物垃圾就是剩饭生菜,蛋壳果皮,采帮菜叶一类的厨房垃圾 .这些看似无奇的废物可以作什么呢,原来它们却可以用来制造很好的有机肥料.像槐柏树小区里这台大纳梦生物垃圾处理机,就可以将生物垃圾烘干,粉碎,制成高效的有机肥料.居民可以用它种花养草. 用他们施种出的蔬菜,比起化肥食品来,既安全又健康,在超市还挺受欢迎.生物垃圾通常占了垃圾总量的40%,如果他们都能变成有机肥,既省下用做填埋场的土地,又节约运送他们的车辆和能源,还防止他们滋生蚊蝇和细菌.有关专家商量建议政府在所有的小区安装上生物垃圾处理机并在新建小区建立处理生物垃圾的工作房. 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看到 ,垃圾分类创造的是一个无垃圾的社会,一个使资源循环再生的社会,而这一切只需要我们的举手之劳.
青年志愿者协会属于慈善类社会组织吗
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的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又一次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
如何理解组织文化对组织发展的作用
摘要：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的迅速崛理论界对组织文化的起步，组织文化在企业的发展战略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本文分析了万科集团“以人为本”的文化对其在我国房地产领域甚至整个市场竞争环境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并且进一步的探讨了组织文化是如何影响组织的核心竞争力。
此外，本文还对现当代我国企业应当如何建设其特有的组织文化进行一系列的反思。
这对我国相关学者以及企业管理人员研究建设组织文化具有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万科；以人文本；组织文化一、引言自企业产生一直到20世纪上半叶，组织文化的作用并未引起管理人士的关注。
后来，随着日本的本土企业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左右的开始迅速的崛起，其逐渐能够与众多美国企业的实力相杭衡。
自此，越来越多的美国学者与企业家开始重点关注并研究日本企业在众多领域的兴起之路。
20世纪80年代以后，学术界形成企业文化的理论探索高潮。
美国学者阿伦·肯尼迪与特伦斯·迪尔便首次提出了企业文化这一理念。
此理念一经提出便获得了广大学者与企业管理人员的重点关注，并引起了一定程度的广泛讨论。
从此，学术界与企业界便开始了一系列的对以企业文化为核心的组织文化的研究。
这些学者与企业管理人员对组织文化的研究以多种不同的视角来展开，并且在此基础上构
为什么说在当今的社会中组织者的形象和员工的形象有重要关系??
1．形象和形象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象就是人过视听觉、触觉、味觉等各种感觉器官在大脑中形成的关于某种事物的整体印象，简言之是知觉，即各种感觉的再现。
有一点认识非常重要：形象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对事物的感知，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感知不会完全相同，因而其正确性受到人的意识和认知过程的影响。
由于意识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事物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不同形象会对人的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
企业形象是企业内外对企业的整体感觉、印象和认知，是企业状况的综合反映。
在印象的基础上，加入人们的判断，进而形成具有内在性、倾向性和相对稳定性的公众态度，多数人的肯定或否定的态度才形成公众舆论。
公众舆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和其他途径（如人们的交谈、表情等）反复作用于人脑，最后影响人的行为。
企业形象有好与不好之分，当企业在社会公众中具有良好企业形象时，消费者就愿意购买该企业的产品或接受其提供的服务；反之，消费者将不会购买该企业的产品，也不会接受其提供的服务。
企业形象的好与否不能一概而论，多数人认为某企业很好时，可能另有一些人感到很差，而这种不良的形象将决定他（她）不会接受该企业的产品或服务。
任何事物都不能追求十全十美，因此，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企业形象。
2．企业形象的分类企业形象的分类方法很多，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企业形象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1）企业内在形象和外在形象。
这是以企业的内外在表现来划分的，好比我们观察一个人，有内在气质和外在容貌、体型之分，企业形象也同样有这种区别。
内在形象主要指企业目标、企业哲学、企业精神、企业风气等看不见、摸不着的部分，是企业形象的核心部分。
外在形象则是指企业的名称、商标、广告、厂房、厂歌、产品的外观和包装、典礼仪式、公开活动等等看得见、听得到的部分，是内在形象的外在表现。
（2）企业实态形象和虚态形象。
这是按照主客观属性来划分的。
实态形象又可以叫做客观形象，指企业实际的观念、行为和物质形态，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诸如企业生产经营规模、产品和服务质量、市场占有情况、产值和利润等等，都属于企业的实态形象。
应态形象则是用户、供应商、合作伙伴、内部员工等企业关系者对企业整体的主观印象，是实态形象通过传播媒体等渠道产生的映象，就好像我们从镜子中去观察一个物体，得到的是虚像。
（3）企业内部形象和外部形象。
这是根据接受者的范围划分的。
外部形象是员工以外的社会公众形成的对企业的认知，我们一般所说的企业形象主要就是指这种外部形象。
内部形象则指该企业的全体员工对企业的整体感觉和认识。
由于员工置身企业之中，他们不但能感受到企业外在属性，而且能够充分感受到企业精神、风气等内在属性，有利于形成更丰满深入的企业形象；但是如果缺乏内部沟通，员工往往只重局部面看不到企业的全部形象，颇有“不识庐山真面回”的感觉。
我们认为，内部形象的接受者范围更小，但作用却很大，与外部形象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决不可忽视。
（4）企业正面形象与负面形象。
这是按照社会公众的评价态度不同来划分的：社会公众对企业形象的认同或肯定的部分就是正面形象，抵触或否定的部分就是负面形象。
任何企业的企业形象都是由正反两方面构成的，换言之，企业形象应是一分为二的，公众中任何一个理智的个体都会既看到企业的正面形象、又看到企业的负面形象。
对于企业来说，一方面要努力扩大正面形象，另一方面又要努力避免或消除负面形象，两方面同等重要，因为往往不是正面形象决定用户一定购买某企业产品或接受某项服务，而是负面形象一定使得他们拒绝购买该企业产品和接受其服务。
（5）企业直接形象和间接形象。
这是根据公众获取企业信息的媒介渠道来划分的：公众通过直接接触某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由亲身体验形成的企业形象是直接形象，而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或借助他人的亲身体验得到的企业形象是间接形象。
对企业形象作这种划分十分重要，如果一个用户在购买某种商品时看到的是粗陋的包装、落后的设计，试用时这也有毛病、那也不如意，无论别人告诉他这产品如何如何好、这家企业如何如何不错，他也一定不去购买，因为直接形象比间接形象更能够决定整个企业形象。
有些企业以为树立企业形象只能靠广告宣传，而不注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就是只看到间接形象而忽视了直接形象。
（6）企业主导形象和辅助形象。
这是根据公众对企业形象因素的关注程度来划分的：公众最关注的企业形象因水构成主导形象，而其他一般因素构成辅助形象。
例如，公众最关心电视机的质量（图像、色彩、音质等等）和价格（是否公道合理），因而电视机的质量和价格等构成电视机厂的主导形象，而电视机厂的企业理念、员工素质、企业规模、厂区环境、是否赞助公益事业等等则构成企业的辅助形象。
企业形象由主导形象和辅助形象共同组成，决定企业形象性质的是主导形象；辅助形象对主导形象有影响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能够与主导形象实现相互转化。
3．企业形象的子系统企业形象的组成因素虽然非常复杂，但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层次，即理念形象、行为形象和视觉形象。
（l）企业理念形象——是由企业哲学、宗旨、精神、发展目标、经营战略、道德、风气等精神因素构成的企业形象子系统。
（2）企业行为形象——由企业组织及组织成员在内部和对外的生产经营管理及非生产经营性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员工素质、企业制度、行为规范等因素构成的企业形象子系统。
内部行为包括员工招聘、培训、管理、考核、奖惩，各项管理制度、责任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企业风俗习惯，等等；对外行为包括采购、销售、广告、金融、公益等公共关系活动。
（3）企业视觉形象——是由企业的基本标识及应用标识、产品外观包装、厂容厂貌、机器设备等构成的企业形象子系统。
其中，基本标识指企业名称、标志、商标、标准字、标准色，应用标识指象征图案、旗帜、服装、口号、招牌、吉祥物等，厂容厂貌指企业自然环境、店铺、橱窗、办公室、车间及其设计和布置。
在企业形象的三个子系统中，理念形象是最深层次、最核心的部分，也最为重要，它决定行为形象和视觉形象；而视觉形象是最外在、最容易表现的部分，它和行为形象都是理念形象的载体和外化；行为形象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它是理念形象的延伸和载体，又是视觉形象的条件和基础。
如果将企业形象比作一个人的话，理念形象好比是他的头脑，行为形象就是其四肢，视觉形象则是其面。
如何加强社会建设?
社会建设是一门大学问。
社会建设在今日之中国是迫在眉睫的大事。
\ 自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来，狠抓GDP是应该的。
GDP蒸蒸日上是天大的好事。
GDP过去是、今后仍然是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可是，要防止片面性，不能搞GDP拜物教。
GDP上去了，不完全等于经济上去了。
经济上去了，更不等于社会建设上去了。
不搞市场经济国家富不起来，如果搞权力进入市场的“泛市场化”，丢掉了国魂，国家也强不起来。
社会的需要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布局和结构。
不重视协同发展，不强调社会要同经济齐飞，有时候经济上去了，社会建设反而会掉下来。
生产长一尺，群体性事件长一尺多的严酷现实告诉我们：把GDP增长所带来的财政，砸到对付上访、陪访上，是无效的GDP。
因片面追求GDP，动歪脑筋，而引发出群体性事件，这种GDP是破坏性的GDP。
社会建设投入少，维稳成本就高。
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铁的规律。
假若早一点把那笔财政用到社会建设上，不就可以消灾了吗
至少不会有那么多群体性事件吧
\ （一）增加对社会事业的投入。
社会事业是社会发展的载体和硬件。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在哥本哈根举行的有中国首脑参加的世界首脑会议上，规定科教文卫体、安全、社保、环保等社会事业的投入不得低于总投入的30%。
其增幅不得低于经济增幅。
还规定，如果哪个国家低于30%，将受国际舆论谴责。
谴责别国不是“干涉内政”吗
不是，至少在监督社会事业投入这个问题上，不能算干涉内政。
因为社会病是会越过国界传染的。
社会事业投入的多寡与社会病的发病率成反比。
为了降低人类社会病的发病率，只能这样硬性规定。
事实上不少社会秩序比较好的国家，社会事业的投入都高于50%。
现在我们的社会事业是分而治之。
各争各的百分之一二三，还恨不得来点挖肉补疮，这绝不是大手笔的做法。
建议今后先给社会事业切出一半蛋糕来，然后由科教文卫体、安全、社保、环保再进行第二次分配。
这是个治国方略的重要一环，是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物质保证。
\ （二）壮大社会组织。
社会事业是要人去做的。
人一旦组织起来，其力量会呈几何级数上升。
社会组织的多寡和层次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进程的尺度。
参加社会组织的多寡和层次也是衡量一个人的文明进程的尺度。
现在，中国的各类社会组织如雨后春笋，七、八年间就翻了一番。
可是，以每千人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同别的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建议政府主动地腾出空间，放手壮大社会组织。
在对社会组织的认识上，要克服“一日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恐惧心理。
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有害的社会组织都是极个别的。
有社团法在，谁也不能超越法律之上。
政府要积极地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扶植社会组织茁壮成长，同时，也要防止社会组织在被购买服务后，再反过来向政府“购买”（即“回扣”）项目的不良倾向。
要变社会组织的审批制为登记制。
社会组织是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也要注意克服行政化倾向，非赢利组织要克服追利赢利的倾向。
社会组织又称“自组织”。
既然是“自组织”就要自立自强。
政府不能越位、错位，社会组织同样不能越位、错位。
政府要娴熟地运用社团法来管理社团，用社团自己的章程来要求社团，规范社团，而不是别的。
\ （三）完善社会保障。
生长老病死，衣食住行用，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条件。
资产阶级为了笼络人心，为了资产阶级自身的利益，为了剥削的需要，给被剥削者以社会保障。
以为人民、靠人民为宗旨的人民政府更应当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
社会不保障弱势群体，弱势群体就不会保障社会。
中国在“应保则保、能保尽保”的思想指导下，社会保险、社会保障，不分东西，不论城乡，全面铺开，深受欢迎。
可是，我们社保、医保的水准还不够高，今后应随着财政的增长而增加。
当前应当注意的是，不要把城乡二元结构凝固化，不要再在城、镇、农之间拉开差距。
市民、农民都是人民。
选举权不搞四比一了，社保呢
以此类推，也不要搞类乎“四比一”的傻事了。
要改革医疗改革，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 （四）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
社会秩序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条件。
“民以食为天，民以''安''为地。
”秩序不好，住在豪华的房间里也会吃不下，睡不着。
有序则有力。
有序则有乐。
而要有序，必先有规范。
规范必须是五大规范并用，少了一个都不行。
五大规范是：法律、纪律、道德、宗教教规和乡规民约。
这里着重提一下乡规民约。
我们既然以“社区”为时髦，争相改称“社区”，就应当有社区的样子，建设名副其实的社区，发动居民自己制定社区规范。
自己订的，自己会自觉执行。
政府从无数小社区的乡规民约中，提炼出公民的行为规范，容易为大家接受，并且兑现。
不是起源乡规民约的“七不、八不”规范，作用不能说没有，问题是百姓所知甚少。
规范是动态的。
规范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
规范应当随着人口素质的提升而不断修订。
规范既要有稳定性，又要有变动性。
\ （五）理顺社会结构。
社会结构就是诸社会要素之间比较持久、稳定的相互联系的模式。
说得通俗点，就是各类人群之间的地位怎么摆。
在阶层关系上，不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都认为橄揽形结构最为稳定。
“橄揽形”就是穷人少，富人也少。
早几年以整版整版的篇幅大批中产阶级，是个失误。
当今中国中等收入的人数与财富不成比例。
少数富人占有的财富过多，贫富差距过大。
不论用什么指数、系数，什么五分法、十分法来计算，中国自1997年以后的贫富差距都是超过了警戒线，接近甚至采到了危险点。
贫富差距已经大到让那些贫富差距大的国家甘拜下风了。
“劳资两利”是中国共产党1948年提出的口号，是新民主主主义的政策。
这口号，这政策，在迎接新中国、建设新中国当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劳工神圣”是中国总统孙中山、美国总统罗斯福、教育家蔡元培等很多人发出的呐喊。
综观今天充斥在社会上的形形色色的矛盾，可以断言：大量的是劳资矛盾。
劳资矛盾的主要方面表现出来的是“劳”，可是根子在“资”，是“资”不按照中国共产党的“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去做的恶果。
今天的官民矛盾，说穿了也是贫富矛盾的变形。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多次说过：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
两极分化是走“邪路”。
两极分化会引发“打内仗”。
这是入木三分的提醒。
今后，我们要在缩小贫富差距上花大力气，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第一次社会结构的调整；消除两极分化是第二次的社会结构调整。
第二次比第一次的难度更大，意义也更重大。
社会结构不搞好，国无宁日。
有差距而不悬殊，是治理社会主义国家的又一重要方略。
\ (六)夯实社区自治、自理。
社区在中国兴起是向公民社会迈出了一大步，强化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
可是，社区的现状同社区的内涵还有一定差距。
社区的本质要求是社会共同体的自治组织。
现在居委会自治搞得比较好，像社区的样子。
如今有的地方把街道称“社区”，却是有名无实，是像“人民公社化”一样的超越阶段。
街道分明是“二政府”，街道干部分明是政府官员，不是选举产生，怎么是自治的“社区”呢
何不同全国一致，把居委会当社区
如果坚持街道是社区，必须花九牛二虎之力来一个“去行政化”。
与此相关的是要解决属地化问题。
社区是地域概念，是“近”地域的共同体，必须有所在地区的各行各业的人一起参加。
不论企业大小、不论级别高低，一起参与共建共享。
没有共建，何来共享
没有共享，谁肯来共建
在共建、共享中互补、互动、互联，最终联成社会主义大厦的牢不可破社会基础，把社区联成老人的天堂，儿童的乐园，公民的宁静港湾，联成公民社会的前沿。
居委会、业主委员会、党支部以及房管所、派出所，还有物业公司之间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从政策层面上加以理顺。
现有的红头文件尚有值得讨论的地方。
\ (七)扩大社会参与。
社会建设是全体社会成员自己的事。
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以主人翁的身份、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社会建设。
要拓展社会参与的广度，加大社会参与的力度和深度。
参与是靠利益驱动的。
利益是参与的引擎。
民主是参与的高速公路。
只要真正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只要真正实行民主，让参与者在参与中体会到参与有用，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像火山一样崩发出来，“三请、四请也不来”的状况一定会转变为“一请就来”、“不请自来”的热烈场面。
在网络化带来信息对称的今天，已经没有多少秘密好保了。
大量的政务都可以公开，各类社会政策都可以发动群众讨论。
有些人成天喊“宣传政策”，到头来把宣传的成本搞得很大，可宣传的效果却微乎其微。
孰不知，决策前的一次讨论胜过决策后的十次宣传。
人在参与决策前的讨论中是主体，是自觉的；人在接受决策后的宣传中，是受体，是被武装，是被动的。
敢不敢发动讨论取决于对群众的评价。
你认为群众是阿斗，你就不会发动群众讨论，你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你就会求计于民，发动群众讨论。
讨论，要像大学生辩论赛那样，一定要有、也一定会有正方、反方的观点交锋、碰撞。
碰撞产生火花。
在多种意见面前，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在选择了最佳方案后，既要看到非最佳方案的长处，也要看到最佳方案的短处。
这样，在执行最佳方案时，才能眼观四方，从容不迫，谨慎从事，而不致于忘乎所以，不会在思想方法上走直线。
“社会冷漠”是可怕的，是不祥之兆。
社会参与是社会建设的加速器。
社会建设又是吸引千百万群众社会参与的强大磁石。
\ 在全方位的参与中，科学发展观一定会迅速转化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巨大物质力量。
瑕不掩玉，应当看到中国今天社会的主流面是美好的。
未来的中国社会将是无限美好的。
近代中国第一个组织社会救助组织是谁
1.2近代中国的社会救济制度到了近代，中国的福利思想一方面承继了儒家思想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西方福利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的“补救型”社会福利思想。
“补救型”社会福利思想将社会福利看成是一种在常规的社会机制不能正常运转或者不能满足一部分社会成员某些较为特殊的社会需求时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因此，社会福利的目标被锁定为“为社会弱者服务”，即济贫。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中国近代史上的国家济贫制度形成于上个世纪初，中华民国建立后的第四年（1915年），政府便仿照英国的“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了《游民习艺所章程》。
1928年，政府又颁布《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机构规则》，翌年，颁布了《监督慈善团体法》。
1930年政府在全国推行救灾准备金制度。
这些立法显示，中国政府已经开始尝试用法律手段来规范济贫行为。
1941年政府组织了一些专家学者，准备制定《社会救济法》。
1943年《社会救济法》公布实施。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国家济贫大法。
同时，政府认为以前制订的相关法规已经不合实际，接着又公布了一系列法规，如《社会救济法施行细则》（1944年）、《各省市县市地方救济事业基金管理办法》（1942年）、《社会部奖助社会福利事业暂行办法》（1944年）、《救济院规程》（1944年）、《管理私立救济设施规则》（1945年）、《赈灾查放办法》（1947年）等等，逐渐形成了一整套与济贫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1943年的《社会救济法》规定，社会救济的对象为：“一、年在流失岁以上精力衰耗者。
二、未满十二岁者。
三、妊妇。
四、因疾病伤害残废或其他精神上身体上之障碍不能从事劳作者。
五、因水旱或其他天灾事变致受重大损害或因而事业者。
六、其他依法令应予救济者。
”《社会救济法》规定的“救济方法”有十二种：“一、救济设施处所内之留养。
二、现款或食物衣服等必需品之给予。
三、免费医疗。
四、免费助产。
五、住宅之廉价或免费供给。
六、资金之无息贷予。
七、粮食之无息或低息贷予。
八、减免土地赋税。
九、实施感化教育及公民训练。
十、实施技能训练及公民训练。
十一、职业介绍。
十二、其他依法所定之救济方法。
”[5]但是，遗憾的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上述法律法规并没有得到认真贯彻。
在实践中，政府只是敷衍了事，措施不力。
尤其是救济机构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只是沿袭封建时代的旧制和作派，难有作为。
针对当时的现状，在民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
本世纪20年代，西方现代社会学及社会工作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
1911年步济时先生在北京组成的“北京社会服务俱乐部”，这个组织数年后发展到有600名学生参加。
1921年，燕京大学成立了社会学系，1929年扩大为社会学与社会工作学系，他们广泛开展社会调查和社会救助的实践。
在他们的推动下，有一批知识分子在中国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其中，以梁漱溟先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和以晏阳初先生的“平民教育促进派”最为著名，并且在山东邹平和河北定县进行了实验。
但是，由于当时社会环境恶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社会改良的尝试都没有取得实际效果。
当时，国外教会和慈善机构也曾在中国开办了一些慈善活动。
教会组织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基督教青年会（YMCA）。
在30—40年代，美国的一些慈善组织，如红十字会、救世军等，也来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赈灾活动。
他们一度雄心勃勃，试图以善举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
但是不久以后他们就发现，中国的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外国慈善家们能够管得了的。
综上所述，在旧中国始终是“剩余型”思想占据主导地位。
因为处在政府腐败、战争频乃、灾荒连年的历史环境下，即使是“剩余型”的济贫也无法实现。
只有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初就将劳动人民的社会福利问题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上。
在1922—1948年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的历次全国劳动大会上，都将救灾救济作为党的重要政策提出，并在当时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或解放区，为贯彻落实这些政策作出了努力，由苏区、边区或解放区政府颁布了有关法令。
1945年7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会上通过决议，成立了以周恩来、董必武为首的中国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简称“解救”，1946年改称中国解放区救济总会，简称“救总”），并制定了《解放区临时救济委员会组织和工作条例》。
救总的任务主要是调查和统计抗日战争时解放区所受的损失，接收和分配联合国的救济物资，并且与宋庆龄领导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相配合，为解放区的灾民和战争难民提供了大量的救济款项和物资。
救总的工作实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救灾救济工作打下了基础。
[6]1.3 建国初期的社会救济制度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中国就遭受了遍及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16省区的特大洪水灾害，成灾人口达4500多万人。
针对当时的严重灾情，1949年11月负责救灾救济的内务部召开了各重灾省区救灾汇报会，提出了“不许饿死人”的口号和“节约救灾，生产自救，群众互助，以工代赈”的救灾方针。
同年12月，政务院发出了《关于生产救灾的指示》，内务部发出《关于加强生产自救劝告灾民不往外逃并分配救济粮的指示》。
1950年2月，成立了以董必武为主任、包括内务部、财政部等12个有关部委的中央救灾委员会。
4月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
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领导下，全国上下同心协力，战胜了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如1950年华北地区和1952年华东地区的大旱灾，1953年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1954年江淮流域的大水灾，1955年南方各省罕见的冻害。
建国之初，中国有数以百万计的城市贫困户。
在各大中城市，街巷中满是灾民、难民和散兵游勇，失业人员和无依无靠的孤老残幼也比比皆是。
尽管当时国家财政还十分困难，但仍拨出大量经费和粮食，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社会救济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后一年多时间里，武汉、广州、长沙、西安、天津等14个城市紧急救济了100多万人。
1952年，全国152个城市常年得到定期救济的人口达120多万，得到冬令救济的约达150多万。
有的城市享受社会救济的人口竟达20—40％。
为了帮助城市贫民从根本上解决生活问题，“生产自救”摆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首先是以工代赈，组织大批失业贫民参加市政建设。
其次是举办烈军属和贫民生产单位，从事手工业和小型工业生产。
大规模的城市社会救济和生产自救迅速稳定了社会，恢复了秩序，使城市社会生活走上了正常轨道。
50年代中期，中国农村实现了合作化后，农民的生、老、病、死就基本上依靠集体经济力量来给予保障。
即使是因年老残疾、体弱多病而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民，也可以通过由集体分派其力所能及的轻活，同样记工分，同样参加年终分配，直至其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才由其家庭主要负起赡养的责任，同时部分集体还给予一定的支助。
这样，其基本生活需求的就有了水平虽然不高但切实可靠的保障。
对无依无靠无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残疾人和孤儿，则由集体实行“五保”供给制度，即“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保教）”。
上述种种措施最早在1956年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中得到了确认。
[7]到50年代后期，中国与计划经济相配套的传统社会救济制度框架基本确立。
从整个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安排看，在城镇，以充分就业为基础，将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组织到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之中就业，社会保障是随着就业而生效的，职工、干部连同他们的家属的生、老、病、死都靠着政府和单位了。
在农村，随着农业合作化的层次越来越高，范围越来越广，到1958年建立人民公社，几乎所有农民都成了社员，他们可以享受集体保障。
即使是孤寡老人和孤儿也可以吃“五保”，有集体供养。
综上所述，在城市的国家保障和农村的集体保障这两张安全网中，已经网罗了中国绝大部分人口，漏在网的外面的或者挂在网的边上的人是极少数。
当时，只有这些边缘群体才是吃“政府救济”的，这项制度的重要性自然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