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倾和右倾各是什么
有什么区别
左倾是冒险主义、机会主义，右倾是保守主义、投降主义用“或“右”来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
当时的国民公会里山岳派在左，吉伦特派在右。
山岳派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中的革命民主派，因坐于会议大厅的最高处得名。
1792年吉伦特派退出雅各宾俱乐部后，山岳派实际上成为雅各宾派。
哲学上讲：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就是正确的认识，如果执行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当时的实际，就是正确的；如果超越了当时的客观实际，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情就是左倾盲动（冒险）主义；如果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某种事，一般叫右倾保守（投降）主义。
在战争年代，党内左倾容易走向关门主义，右倾容易导致投降主义，因此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左倾（反左左为右）的冒进性。
在和平时期，党内左倾容易走向空想主义，右倾容易导致妥协主义，因此还要反对左倾、右倾，但主要是反右倾（反左右为中）的保守性。
其实，左与右的区别由来已久。
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老子就说过：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以责于人。
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文明的口号是哪年提出的?
四个现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
1954年召开的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明确的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1956年又一次把这一任务列入党的八大所通过的党章中。
文化自信只是一句口号，一个理论名词么
一、文化自信，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记在阐述面向未来对挑战必须牢牢把握的八个方面的要求时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使用“文化自信”一词。
2014年2月，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2014年10月，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2014年12月20日，他在澳门大学考察时再次强调文化自信，指出“五千多年文明史，源远流长。
而且我们是没有断流的文化。
建立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还有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是基础”。
今年5月，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他又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
”总书记把文化自信作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后的第四个自信提出来，并把文化自信作为前三个自信的基础提到更高地位，意义极为深远；也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更趋成熟，给我们的自信提供坚实基础。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和民众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是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敬畏与信仰。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
中国道路来自以史为鉴的发展进步，中国方案来自立足本土的实践成就，中国文化来自古为今用的文化传承，中国精神来自源远流长的精神志气。
坚持文化自信来源于源远流长的民族记忆和圆融大气的中国智慧，来源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也会让我们在这一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坚定。
二、文化自信是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更是人类文化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
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
社会主义从它一诞生就是一种崭新的文化现象。
同志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现在它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应该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先进，这才称得起社会主义，称得起先进的社会制度。
”社会主义文化是区别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一种文化形态，是社会主义社会文化的主流、主旋律，体现了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积极地反作用于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它的灵魂、精髓就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第十七届六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文化大约包括三个方内容：一是马克思主义（包括思想等）；二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三是民族主义，也就是爱国主义。
中国文化蕴涵着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精神，是我们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
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需要我们有民族文化的自信，用共同理想信念凝聚民族意志，用中国精神激发中国力量，让中国文化成为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大的思想公约数，成为统领和融通各族人民的文化血脉与精神家园。
只有很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文化，坚定而自觉地做到文化自信，才能很好地认识和坚持当代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基础。
文化自信是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如果缺乏文化自信，那么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就很难支撑起来，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所以，只有坚持文化自信，才能进一步做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更广泛。
文化自信渗透在“三个自信”之中，文化可以深入人的一切活动、一切方面，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它不像道路、理论、制度自信都有特定的存在空间。
比如说，道路自信讲的是路径，理论自信讲的是行动指南，制度自信讲的是行为规范。
文化自信不仅渗透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之中，而且在人的一切活动、一切方面都存在，所以文化自信的影响更广泛。
文化自信更深厚。
文化自信内化于心将影响深远，文化是人各项活动里面的基因，是我们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的传统。
文化一旦内化于心，就有稳定性和长期性。
一旦文化自信树立起来，这个影响不仅是深厚的，而且是长远的。
有了这种文化自信，我们就有信心建设强大的、走向世界的、支撑经济实力的文化软实力。
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必须牢记，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
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被终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
中国人和中国人民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三、文化自信就是始终不渝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根本指导思想。
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这一根本问题上，我们必须坚定不移，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有丝毫动摇。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成果，它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也为先进文化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我们党从一诞生就举起马克思主义这面旗帜，并在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思想和包括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成为指引中国文化前进的根本指针。
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中华文化注入了先进的思想内涵，中国人民获得了科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在思想上精神上得到极大的解放。
正如同志所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
”我们现在讲“老祖宗”不能丢，这是历史的结论，也是现实的必然。
我们讲中国的成功在于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这个中国具体实际就包括与中国文化的结合，才能产生如此巨大的能量和生命力。
中国在革命和建设中形成的革命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沿着马克思的理论道路”站在社会主义的历史高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扬弃。
这仍然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方法和方向。
站在中国和平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起点上，我们坚持和倡导文化自信，就是要对悠久的民族传统文化保持自信，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保持自信，对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保持自信。
长期历史实践证明，推动理论创新的动力源泉，既来源于人民实践，也来源于中华传统文化。
在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同志率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根本性命题，并赋予这个命题以“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深刻含义。
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统一与良性互动中构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
在这种良性互动中，决不能轻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和独特价值。
总书记指出：“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只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引领文化建设，才能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意识和社会文化生态中，辨析主流和支流、区分先进与落后、划清积极与消极，有效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抵御腐朽文化影响，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四、文化自信就是礼敬自豪地对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家园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历史，宏观地看，主题是民族复兴，主线是胜利进步，主流是成绩成功，本质是为了人民。
今天，我们之所以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因为我们党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有攻坚克难的勇气，也是因为我们党没有丢弃来时的道路、“老祖宗”的理论和原创性的制度，还有中华民族文化的根脉，不忘初心。
纵观世界政党史，凡是丢弃了的，教训很大。
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清醒、要自信。
今天，在创造了巨大的物质文明财富之后要着力补齐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这个短板，在国家综合实力特别是国家硬实力得到迅速提升之后要着力补齐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个短板，就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开启当代中国的精神文化寻根之旅，弘扬中华文化，建设精神家园。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不仅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也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杰出贡献；不仅铸就了历史的辉煌，而且在当代仍然闪耀着时代的光芒。
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地球上肯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中华民族文化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东方文明大厦，为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世界公认。
中国元素从古到今都是世界许多地方的重要文化元素之一。
虽然经历了近百年的暗淡，但是我们今天传承创新，走出阴影，昂然向前，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中国文化美丽世界，中华民族文化造福世界文明。
当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是回到过去、守旧复古，而是要立足新的实践、顺应时代潮流，不断进行新的文化创造。
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些糟粕，需要摒弃。
对待传统文化，要按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要求，进行科学梳理、精心萃取，深入挖掘和提炼有益的思想价值，使之不断发扬光大，成为涵养民族精神的不竭源泉。
我们讲文化自觉和自信，这是一股无穷的力量。
特别是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今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必将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过程中发挥巨大作用。
文化自觉，包含着对文化在历史进步中地位和功能的深刻认识，包含着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包含着对发展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文化自信，是我们对理想、信念、学说、优秀传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信任和珍视，对我们核心价值体系的威望和魅力有一种充满依赖感的信奉、坚守和虔诚。
五、文化自信就是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谱写中国方案的现实精神力量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的先进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而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民族风格，是带有中华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包含三层含义：它作为一种文化，具有文化的一般属性，并遵循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它是一种社会主义文化，具有社会主义文化的本质特征；它是一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具有中国民族的风格和特点。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符合中国国情、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反映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发展趋势的新文化，它的产生和形成基于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实践。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改革开放时期孕育形成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革命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所进行的文化创造，是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也是人类文化的最新高地。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明显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荣辱观。
我们要坚持弘扬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旗帜，在不断进行文化创新的同时不断增强精神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当前，在实践中坚持文化自信，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从国内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在激发社会活力的同时也带来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变化，人们思想和行为的自主性、选择性、差异性日益增强，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多样文化的难度增加。
从国际看，文化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因素，全球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意识形态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会长期存在。
刘云山同志指出：“新时期我国文化发展方向和路径选择，文化纲领和政策的制定，都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展道路和党的性质、宗旨决定的。
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才能确保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更好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良好文化条件。
”第二，党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是我们文化发展的优势，应当倍加珍惜、倍加自信。
我们党领导各族人民在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实践中，创造了鲜明独特、奋发向上的革命文化。
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到雷锋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再到载人航天精神、北京奥运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还有西藏革命与建设中形成的“老西藏精神”“两路”精神等，这些富有时代特征、民族特色的宝贵财富，不断实现着中华文化的再生再造，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文化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现在，有的人以所谓重新评价为名，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革命文化是“过去时”，今天讲革命文化没什么意义，随心所欲地戏说历史、消解红色经典，对英雄人物、历史人物进行颠覆性评价。
这是对历史的歪曲，也是对文化的亵渎。
应当看到，在中国人民艰辛革命历程中形成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凝聚升华，是中国和中国人民伟大创造精神的生动体现。
不论现在还是将来，革命文化都是激励我们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都是值得我们自豪与自信的。
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用好用足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丰富革命文化资源，使之深深融入人们的精神世界，不断汇聚新的精神力量。
只有对自己文化有坚定的信心，才能获得坚持坚守的从容，鼓起奋发进取的勇气，焕发创新创造的活力。
中华民族素有文化自信的气度，正是有了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才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保持自己、吸纳外来，形成了独具特色、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
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其既有的传统、固有的根本。
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
对于当今中国来说，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丰富的革命文化，就是我们文化安身立命的根基，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定海神针， 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千方百计地弘扬，使其惠及当代、恩泽后人。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体现了中国人一如既往的文化自信。
同志告诫我们： “中国在最困难的时候都能坚持自信。
现在我们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我们更应该坚持自信。
只有坚持自信，我们才能够进一步往前发展，才能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才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
思路不开阔是经历太少，见识太短还是思考力度不够
理论三个代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 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阶段、新境界。
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
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
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党章中将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二. 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局面和新成就，使我们从历史的比较和国际的观察中深刻地认识到，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
在当代中国，只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理论的伟大旗帜，用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
一种科学理论的诞生，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的。
理论所以能够出现在当代中国，也是有着深刻原因的。
在政治立场上更加坚定社会主义。
在发展的道路上以实现共产主义，以大力发展生产力为基本立场。
三.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这是对理论形成与发展的高度概括。
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主题。
现在，发生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发展问题则越来越突出。
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不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谋求更快的发展。
这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竞赛；也是一个国家能否在世界上站稳脚跟，处于有利位置的竞赛。
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我们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大国，必须尽快发展起来。
这就要求有一种能够指引我们更快更好地发展，不断走向胜利的理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不断创造出许多新经验和新事物，这些，就是产生理论的源泉。
可以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就不可能形成理论。
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以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也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它使我们从正反两个方面加深了对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
这种认识是付出了很大代价换来的，对于形成正确的理论是十分珍贵的。
四. 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同志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早就发现苏联模式的某些弊端，他们在寻找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曾经做出过许多努力，提出过许多好的思想。
理论继承了这些思想和观点，并加以丰富和发展，逐步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
编辑本段理论的形成过程理论从形成到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大体可分为四个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是这一理论的准备和初步提出的阶段。
1976年粉碎“四人帮”的胜利，把我们党和国家从危难中拯救出来。
但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方面的后遗症还很严重，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还未走上正确的轨道，百废待兴。
为了清除“左”的思想影响，党领导和支持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
通过这场讨论，我们党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摆脱出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召开的。
这次会议冲破了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严重束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革的任务；并针对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错误思潮。
旗帜鲜明地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想开始形成，奠定了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基础。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胜利完成。
决议在系统总结三十二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确道路的十点经验。
这十点经验，成为理论的雏形。
（这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抄袭者死。
）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和实践中的作用‘
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非常重视实践。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入挖掘的实践意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认真总结他在这方面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对于全党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长期坚持和不断发展党历经艰辛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既坚持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又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作用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在于他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坚持用这一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它给世界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了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因此，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否则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多次指出：“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
”①1945年4月在党的七大会议上，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历史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
他指出：“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②正是这个原因，反复强调要努力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并把这个工作看作是中国革命能够取得最后胜利的一个重要保证。
建国以后，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一直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因为“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③。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历史时期，能够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趋势和规律，能够提出许多与众不同的见解，这当然有很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与他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是完全分不开的。
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同时中国的国情与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欧洲相比又有着很大的特殊性，因此，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既强调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指导，又特别强调只有实践才是我们认识的基础。
他坚决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割裂开来的做法，多次强调指出：“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④ 在这里，他既肯定了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又肯定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非常重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他不止一次地指出：“事非经过不知难，每每一件小事却有丰富的内容，要从实际生活经验中才会知道。
”⑤正是这个原因，反复强调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够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他说：“人们必须在自己的实践中，精心地去寻找客观事物的固有的而不是自己主观地臆造出来的规律，并利用这种由客观反映到主观的规律，亦即客观真理转化为主观真理，就可以改造客观世界，实现人们的理想。
否则是不可能的。
”⑥ 不仅如此，他还认为实践在人的认识发展过程中是比理论更为基础的东西，他经常说：“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
”⑦在他看来，理论的作用就体现在它能够为实践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因此，“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
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⑧ 正是这个原因，学了理论以后，他并不像党内的教条主义者一样用“本本”来套中国革命和建设无限丰富的实践，相反，他以自己所学的理论为指导去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实践。
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够自觉地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需要出发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这一过程中成功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二、反对盲从心理，坚持从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认识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反复强调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必须“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⑨。
遗憾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以来存在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思想倾向。
恩格斯曾经多次批评了这种错误的做法，指出：“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
”⑩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条件的特殊性和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历史特点，这种错误思想倾向在中国共产党内表现得尤为明显。
由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基本上都是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通过苏俄这个渠道开始真正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因此，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苏联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是具有权威性的。
同时，中国共产党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成立的，并且在中共二大之后又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有义务执行共产国际的相关决议。
毫无疑问地，由于中国的国情与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国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而且两国又是邻国，因此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正是这个原因，“走俄国人的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曾经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响亮口号。
但是，由于苏联共产党长期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同时也由于共产国际奉行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的蔓延在中国共产党内形成了一种对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盲目跟从的心理。
这是中国革命多次遭受重大挫折的重要原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障碍。
坚决反对这种盲从心理，也坚决反对那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做法，强调要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认识问题。
即使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也主张要经过自己头脑的思考，指出：“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11} 在他看来，只有采取这种独立思考的态度，才能够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
坚持从实际出发，是极为突出的特点，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从不放松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并且努力按照不断变化着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行动方针，十分注意通过实践的检验来修正或充实原有的想法。
他在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时候反复强调：“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
”{12}这些是他能够不断地提出创见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大革命失败后，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这种从实际出发分析和认识问题的思维品质就显得更为重要。
正因为坚持从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出发去分析和认识中国革命问题，他才能够认识到农民和农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特殊重要性，从而顶住共产国际和党内教条主义者的强大压力，在实践中开辟出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革命新道路。
也正因为始终强调要从实际出发，他才能够不受那些陈旧观念的束缚，对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作出大胆的概括，不断提出新的创见。
正是这个原因，他才能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种问题得出正确的认识。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所写的著作，充分反映了这种从实际出发去分析和认识问题的思维特点。
对于这个问题，学者赵福亭做了分析，指出：“他搞革命，同有些革命领袖人物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是从大量地研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开始，去找出在中国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和道路，而是在实际斗争中，像他说的老老实实地通过实地调查研究，去学习、去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升华成为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日益地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
在中国革命的一些问题上，他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理论观点，他提出的主张、方法和政策，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符合的，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虽然他所论述的问题，马列主义的本本上可能没有具体地阐述过。
”{13} 三、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 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这种国情的特殊性决定了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过程中，必然会形成许多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联系的独特的经验，其中既有正面的成功的经验，也有反面的失败的教训。
因此，能否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既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能否得到顺利地发展，也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得到顺利地推进。
对此，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因此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一直都非常重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
在他看来，如果没有经验的积累，是不可能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什么事都需要经验，什么好的政策都是经验之总结。
”{14}还把缺乏经验看作是我们党在历史上犯各种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指出：“过去发生‘左’的偏向，是因为大家没有经验。
没有经验，就难免要犯错误。
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要有一个过程。
”{15}事实上，即使有了经验，如果不善于总结，也不可能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
正是这个原因，把善于总结实践经验看作是领导者的责任，指出：“善于总结经验，就是领导者的任务。
”{16}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历史证明，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之所以能够领导我们党制定出适合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高度重视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
但是，毋庸讳言，晚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这些失误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我们党缺乏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晚年不重视甚至完全地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遭受了严重的挫折。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在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方面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方法，这为他成功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
首先，特别重视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积累的典型经验。
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只有那些典型的经验才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趋势和规律。
正是这个原因，多次指出：“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前委的领导同志们，在对自己领导的各项重要工作发出决议或指示之后，应当注意收集和传播经过选择的典型性的经验，使自己领导的群众运动按照正确的路线向前发展。
”{17}在他看来，由于典型的经验反映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因此，必须着重地总结那些典型的经验，只有这样才能为制定适应中国革命和建设发展需要的路线方针政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
其次，非常重视从反面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多次指出，由于受到人的认识能力和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在实践的过程中错误总是难免的，因此共产党人应当不要怕犯错误，而要积极地进行探索和实践。
同时，他又指出，由于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因此犯错误也不完全是坏事，“错误一方面损害党，损害人民；另一方面是好教员，很好地教育了党，教育了人民，对革命有好处”{18}。
正是这个原因，不仅强调要重视吸收正面的成功的经验，而且他还强调要重视吸收反面的失败的教训，指出：“失败的教训同样值得研究，它可以使人少走弯路。
”{19} 在他看来，由于党和人民在错误中受到了教育，吸取了教训，因此“错误常常是正确的先导”，吸收反面的经验也为形成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创造了条件，因为“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作斗争中形成的”{20}。
最后，还非常注意吸收借鉴他人的经验。
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特定群体的实践范围总是有限的，与之相应地，实践经验的积累也要受到限制，因此注意吸收和借鉴他人的经验就显得非常地必要。
对此，是有着深刻的认识的。
他指出：“虚心接受别人的经验也属必需，如果样样要待自己经验，否则固执己见拒不接受，这就是十足的‘狭隘经验论’。
”{21} 正是这个原因，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他不仅高度重视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而且还非常重视吸收和借鉴他人的经验。
事实上，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各个历史时期提出的许多思想理论观点，都吸收和借鉴了苏联等国家革命和建设的经验。
比如说，他在民主革命时期反复强调要进行两条路线的斗争，这既是总结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结果，也吸收借鉴了列宁等领导俄国革命的经验。
再比如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所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既是对建国以来中国自己建设的初步经验的总结，也吸收借鉴了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经验教训。
实践证明，正是因为坚持用科学的方法来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他才能够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四、在新的实践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 在长期领导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非常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理论升华。
正是经过的总结和加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许多独特经验才上升成为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理论原则，也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成功地实现了理论创新。
大革命失败以后，在实践上最先率领队伍向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地区进军。
在领导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的认识得到升华，他把农村根据地的斗争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国情联系起来，指出：“中国的特点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
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
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22}这样，经过的总结和加工，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就带上了强烈的理论色彩，上升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这一理论既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也反映了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而农民又占据人口多数的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规律。
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到坚持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是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根本保证，而且他还找到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途径。
他指出：“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主要的不是对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而是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
我们要把农民、小资产阶级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放在我们的领导之下。
”{23}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强调要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指出：“如果我们能够普遍地彻底地解决土地问题，我们就获得了足以战胜一切敌人的最基本的条件。
”{24}这样，经过的总结和加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斗争的经验就上升成为完整的工农联盟的理论原则。
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牢固的工农联盟，这不仅反映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特点，也反映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则。
也是在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对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动力、对象及其性质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任何别的革命，它只能是和必须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25} 。
这条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上升成为完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为了向国内外阐述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明确地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26}这样，经过的总结和加工，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根据地政权建设的经验就升华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原则，这为新中国的政权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按照中国共产党人所制定的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方针，新中国成立之后，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呈现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总结建国初期我们党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实践经验，在这个基础上他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
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7} 这样，经过的总结和加工，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就上升成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个科学的理论原则。
这条总路线的提出不仅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也反映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规律，即无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不仅要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而且还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为了减少社会主义改造对国民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还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
这样，经过的总结和加工，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也上升成为科学的理论原则。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非常重视把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丰富的实践经验上升成为科学的理论原则。
1956年党的八大前夕，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要求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这条基本方针的提出正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经验进行理论升华并借鉴苏联等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结果。
在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进行科学总结的基础上，还对社会主义社会自身矛盾的状况作了分析，确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点作了分析。
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地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理论，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
”{28} 他以此为依据，明确地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这样，经过的总结和加工，建国以来我们党在处理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在处理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就升华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理论。
在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误进行总结的时候，也把对我国社会发展所处阶段的认识上升为科学的理论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分作两个阶段的思想，提出我国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强调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可能比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需要更长的时间。
总之，经过的总结和加工，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就升华成为科学的理论原则，基本上解决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等重大理论原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