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苏军的“近卫军”是什么意思
解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和解放军相比有装备和数量的优势又国的支持，且国民党指挥官的学历普遍高于解放军，为什么却遭到了如此迅速和彻底的失败
先看看张灵甫失败的原因。
我认为国民党将军张灵甫及其号称天下无敌七十四师的灭亡主要是四个原因：首先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站在人民的对立面，这是必然的原因；第二，其军事上的冒进，使之成为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很重视的、下决心不惜一切代价要歼灭的重要目标，这是导火线；第三，国民党内部腐败，军队里派系林立，各自保存实力，打自己的小算盘，无法做到统一的调度和指挥，这是关键原因；第四，张灵甫及七十四师平时仗蒋介石御林军“王牌中的王牌”骄横跋扈，得罪了其他的友军领导，致使其关键时期被人落井下石，这是重要原因。
因为以上四点主要原因和种种其他因素导致了张灵甫这位国民党军中颇有能力的干将和王牌军七十四师的全军覆没。
张灵甫和七十四师不但是被解放军围困在孟良崮的孤军，更像是被国民政府的腐败包围的孤军，正是这种绝望使张灵甫走到了穷途末路，不得不一死报答蒋介石的器重之恩，从这个角度来看可以把他归为悲剧英雄的行列了。
再说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遭到迅速和彻底的失败，以上因素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再者老蒋的部队没有政工干部，这一点他需要向学习，打仗是打仗，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得抓上去。
国民党官兵的“效忠党国”只是口号，他们内心没有驱动力。
临上战场了，或许以大洋，或许以高官，这些对于可能生命不保的人意义可谓不大。
我认为国民党部队灭亡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因其不得人心。
古人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如果选择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最终只会被人民所淹没。
国军的抗日英雄不乏其人，铁军、王牌军也不少，装备、数量更是占优，可就是没打过小米加步枪的人民解放军，为什么呢
主客观原因想找能找出一大堆来，但关键还是民心向背的问题。
别说是机械化部队，全套的美式装备，就是美国人亲自来也不行，看看朝鲜战争就知道了。
剧中表现的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国民党人的官僚作风，对现在也有积极意义。
国共战争，国民党有兵，有武器，有大将，但仍失掉政权。
就象以前台湾一样，国民党高高在上什么都有，但打不过草根的民进党。
当年国民党的失败，一是败在国民党的腐败，再是败在没有民众基础。
他们打的是没有国民支持的仗。
而共产党人看起来什么都没有，但他们内心有希望，他们希望翻身做主人，没有任何愿望比这更有意义，于是可以舍生，可以取义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言实不谬也。
总之，《红日》是一部现实主义的成功之作，堪称新中国军事文学创作历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中国铁路为什么以“仝”为标志，是什么意思
①“工人”点明铁路行业之属性，即铁路是属于工人阶级的，而工人阶级又是国家的主人，它洋溢着铁路工人当家作主的自豪感责任感。
②“人工”：在建国初期，中国处于一穷二白的阶级，而这一标志的含义恰在说明广大铁路工人乃至中国人民勇于战天斗地，不畏艰难险阻，誓与“天公”一比高的豪迈之气，歌颂了“人”改造自然的力量和精神。
③在具体形象上，“工”字取铁轨横截面之形，整个构图外形上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火车头形象，它夺面而来，蕴含了磅礴的气势，孕育着无穷的力量。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诗意是什么啊~~~~
出自 ，何须的意思：英勇阵亡在外，青山连绵，哪里不是掩埋忠勇之士的好地方，何必一定要运回家乡安葬呢
注：古时候出征的将士阵亡后，一般收尸都是用马皮包裹着运回营地或者家乡埋葬。
原文： 已亥杂诗 ，何须。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谁给一个改革强军快板词，或者强军快板词
：军营新歌 宋勇 唐文光英雄多。
我为英雄谱新歌。
谱新歌，唱赞歌，什么兵爱唱什么歌；步兵爱唱刺杀歌,高炮兵爱唱打靶歌，水兵爱唱大海歌，航空兵爱唱飞行歌，汽车兵爱唱运输歌，导弹兵爱唱发射歌，铁道兵爱唱架桥铺路歌，工程兵爱唱开山歌，坦克兵爱唱冲锋歌，通讯兵爱唱架线歌，白衣战士爱唱救死扶伤卫生歌，炊事兵就把菜谱编成歌，开完了饭，乐呵呵，又唱起了那唠唠唠唠的养猪歌。
革命的歌，战斗的歌，团结的歌，胜利的歌；建设四化保卫四化是咱们的主题歌
要唱歌，放歌喉，军营新歌唱不休，唱一段新编绕口令，胜过那美酒醉心头。
我迈开大步往前走，眼前有六排绿杨柳。
六柳绿，绿六柳，绿柳盘根柳碰头，柳碰柳头柳枝绺，柳枝打绺柳叶稠。
柳叶稠，柳阴厚，柳阴后边有幢楼。
楼前绿柳衬红楼，楼后泉水绕楼流。
楼上有六六三十六面红旗迎风抖，楼下瞅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八个大字立在楼门口。
为盖楼，为栽柳，干部战士齐动手，到那拧牛山头采石头，到那拧牛山后伐木头。
采石头，拧牛不拧低下了头，伐木头，把木头运出了牛拧沟。
采石头，伐木头，汗水和泥烧砖头。
为盖楼人人献计谋，为栽柳个个汗水流。
他们不分夜晚与白昼，为国家节约了六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块六毛六分六厘六，还带个零头儿。
走过了六排绿杨柳，来到这绿柳柳后的楼门口，站在楼口往里瞅，有两位首长并排走；一个是师长周贵友，一个是政委尤贵洲。
师长周贵友，钁头拿在手，政委尤贵洲,水篓背肩头。
师长周贵友除了用钁头帮助六连栽葡萄,还要教育六连不甘落后加油儿争上游。
政委尤贵洲除了用水篓帮助九连浇石榴，还要促进九连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周贵友，尤贵洲，他们二人出楼分了手。
到后来，师长周贵友去的六连不再落后争了上游，丰收还摘了葡萄；政委尤贵洲去的九连好上加好更上一层楼，秋后还收了石榴。
唱完了政委和师长，我急忙去看光荣榜。
光荣榜，亮，榜上贴着英雄像。
我越看心情越激荡，放声来把咱们英雄唱
老团长，苏铁夫，调到科研所里去当支书。
您别看老苏是个老粗，攻关路上不服输。
不服输他就苦读书，钻研业务不马虎。
老苏读书不怕苦，终于战胜了拦路虎。
他倒说：不读书，无出路，想当内行门难入。
若无读书苦中苦，难得业务技术熟。
为实现四化苦读书，我老苏不当大老粗。
辽宁战士叫石世志，广东战士叫施子实，俩新兵分到话务连，报话吐字真费事。
辽宁的石世志把四千四百四十四，时常念成（用辽宁方言）四千四百四十四。
广东的施子实把四千四百四十四，时常念成（用）四千四百四十四。
石世志，施子实，苦练吐字立大志，为求知，请老师，苦练了四十四天零四小时。
辽宁的石世志，再不把四千四百四十四，念成（用辽宁方言）四千四百四十四。
广东的施子实，再不把四千四百四十四，念成（用）四千四百四十四。
看罢光荣榜，奔向练兵场。
练兵场，练兵忙，练兵都在那练兵场。
您要不到练兵场，您就看不到练兵场上练兵忙。
数九隆冬北风刮，战士练刺杀，刺杀扎草靶，枪扎草靶草掉渣。
草掉渣，北风刮，风刮草渣裹，马华刺杀汗满颊，汗沾草渣把脸扎。
马华眼里进草渣，草渣扎眼眼眨巴，马华不让眼眨巴，眼进草渣偏眨巴。
马华刺杀北风不刮草渣不扎马华眼睛不眨巴。
齐胜利，练射击，为增强臂力托土坯。
一块坯，两块坯，三四五六七块坯，七块坯托了一分一秒一；七块坯，六块坯，五四三二一块坯，一块坯托了七分七秒七。
七分七秒七，一分一秒一，越练越入迷，练得汗水滴。
汗水滴，增臂力，举枪瞄准枪不移，枪稳击敌敌必毙，枪移射击不中敌，年终全连来评比，小齐考核得第一，全连同志笑嘻嘻，齐夸小齐神枪奇。
夸小齐，练硬功，练兵场上热腾腾。
各路英雄齐上阵，八仙过海抖威风。
抖威风，大练兵，您猜一猜，什么练兵噌噌噌
什么练兵嗡嗡嗡
什么练兵扔扔扔
什么练兵咚咚咚
什么练兵轰隆隆
什么练兵噔噔噔
什么练兵丁零零
什么练兵嘭嘭嘭
抬头看，仔细听，导弹发射噌噌噌，飞机旋转嗡嗡嗡，快艇出击扔扔扔，大炮开火咚咚咚，坦克前进轰隆隆，战士冲锋噔噔噔，通讯联络丁零零，子弹出膛嘭嘭嘭，噌噌噌，嗡嗡嗡，扔扔扔，咚咚咚，轰轰隆隆噔噔噔，丁零零零嘭嘭嘭
千声万声汇一声，原来是，三军合成大练兵。
保卫，立体战争显神通
要练兵就得苦练兵，只有苦练才能出硬功。
兵不苦练功不硬，硬功不练功必松，精兵苦练硬功硬，兵不练硬功硬不了功。
练硬功，为杀敌，建设四化比高低。
比高低，齐努力，同心同德创奇迹。
加速现代化，提高战斗力。
把思想搞上去，把训练带上去，把作风抓上去，把高峰攀上去
八一军旗高高举，永无敌，这正是：军营新歌歌一曲，我唱得不好，请同志们多把意见提。
军历史上撤销的军兵种有哪些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它在1955年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主要担负着维护社会治安，警备重要城市，守卫国家重要企业、厂矿、交通设施及保卫边疆等任务，1957年番号被撤销。
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
随着解放战争的即将胜利，保持社会稳定、维护社会治安的问题日显重要。
在此情况下，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7月6日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并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长。
罗瑞卿受命后，即开始着手组建公安部。
8月31日，中央军委根据罗瑞卿的建议，发布命令，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直属公安部领导，以保障中共中央和北平市（今北京市）的安全。
9月29日，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统一的军队，即人民解放军和人民公安部队，受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共中央军委公安部即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杨奇清为副部长。
10月30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参加全国公安工作高级干部会议的代表时曾指出：“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的主要的两个支柱。
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
国家安危你们承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天天要用的。
”11月1日，公安部启用印信，开始办公。
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公安部成立大会。
1950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整编，将陆军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
国防军集中力量担负对付外来侵略、巩固国防的任务；公安部队则主要担负肃清残匪、维护社会治安、保卫祖国建设的任务。
5月31日，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军委参谋会议上宣布：军委成立公安司令部，统一指挥全国的公安部队。
同年秋，中央军委决定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原第20兵团机关部分人员为基础组建公安部队司令部等机关，并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程世才为副司令员，李天焕为副政治委员，吴烈为参谋长，欧阳毅为政治部主任。
11月，军委公安部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等机关先后组成，正式开始工作，并开始接管与整编内卫公安部队。
至1951年10月，共组建了20个师又23个团的正规公安部队，计18万余人。
在军委组建全军正规的公安部队及其领导机构的同时，各大军区及各省、市地区也先后组建了一批公安部队。
至1951年5月，先后在华东、东北、中南、西北、西南等大军区和铁道兵成立了公安部队领导机构，各省、市也相继成立公安总队，负责领导各地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工作。
1951年9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将全国内卫、边防、地方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受中央军委统一领导。
1955年7月18日，根据国防部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
据此，公安部队司令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部；各大军区公安部队司令部也相应改称公安军司令部或公安部队处；公安部队学校改称公安军学校。
从此，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
公安军组建后，在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继续担负着原公安部队的职能。
在内卫方面，执行清剿土匪、警备城市、平息叛乱、警卫首脑机关、守护重要工业设施、守卫重要的铁路桥梁隧道、看押劳改罪犯及捕歼空降特务等任务；在边防方面，执行国境警卫、侦察、检查和边境事务管理等任务。
对巩固和捍卫诞生不久的国家政权，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起了重要作用。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部分公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公安部队入朝，执行巩固战地后方治安、保障交通运输安全、清匪肃特、防空护路、警备城市、纠察执法以及看押战俘等任务。
在执行任务中，涌现出“警卫英雄”贺福洋、“剿匪和群众工作模范”张福全、荣获朝鲜三级国旗勋章的戴子和、“人民功臣”孙广起等一批英雄模范。
1957年1月，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军实行精简整编。
鉴于社会治安日趋好转，且公安军的作用与省军区、军分区的地方部队基本相同的情况，军委决定撤销公安军的番号及其领导机构，将其所辖的内卫、边防、城防部队交归省军区、军分区和城市警备司令部领导和指挥，将凡是可以改为警察的看守监狱、守卫工厂、仓库和国家机关的部队均改编为警察，连同其所担负任务一并拨给国家公安部门；专区、县的公安部队交地方政府公安机关改编为人民警察。
从3月开始，公安军所属的部队开始陆续地撤销与整编。
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的番号正式被撤销。
从此，公安军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消失了。
公安军被撤销后，在总参谋部和大军区司令部设警备部或警卫处，作为研究和领导内卫、边防工作的业务部门。
2.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是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它在1955年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主要担负着国土防空作战的任务，1957年番号被撤销。
在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就陆续组建了一些高射炮部队，以抵御国民党军的空袭。
1948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提出了对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
遵照这一方针，中国人民解放军加强了防空部队的建设。
从1949年4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各野战军高炮部队为基础，先后在华北、华东、东北等地建立了几个地区性的防空司令部。
截至1949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组建了近20个高射炮团，分别部署在北京、上海、沈阳、抚顺、南京、长沙、武汉等大中城市。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为加强对主要城市和工业区的防空，防止国民党军的轰炸袭扰，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在各主要城市和工业区相继设立了一些防空司令部。
期间，为统一对防空部队的领导与加强国土防空建设，中央军委于1950年9月7日决定组建国土防空部队的领导机关——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
同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在北京成立，隶属中央军委领导，周士第任司令员，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谭家述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部队还是作为陆军的一个兵种来建设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防空部队先后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参加作战，并取得了辉煌的战果。
据统计，在整个抗美援朝作战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防空部队共作战1万余次，击落敌机400多架，击伤敌机1500多架，对掩护朝鲜后方交通线和重要军事、工业目标，配合其他部队作战，起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按照边打边建的原则，由单一的城防高炮部队逐渐发展为包括探照灯、雷达、通信等诸兵种合成的部队。
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在执行防空作战任务时亦归防空司令部统一指挥，这样就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国土防空作战体系。
1953年秋季，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在华北地区进行防空战役演练，开始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正规化建设。
1955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的番号总称定名为防空军，将防空部队由陆军的一个兵种上升到一个独立的军种，与陆军、海军、空军、公安军处在同一个平台上。
同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正式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北京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区司令员的杨成武兼任司令员，成钧、谭家述任副司令员，谷景生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成钧兼任参谋长。
在防空军成立的同时，还组建了防空军第1军，接着又组建了3个防空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成立后，认真贯彻中央军委加强防空建设的方针，一方面继续组建新的防空军部队，一方面注重加强防空军部队的自身建设，同时还积极向苏联方面学习防空军建设的先进经验，请苏联防空军专家来中国帮助建设防空军指挥所，改进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防空系统。
另外，还从苏联引进了一批较为先进的高射炮系统，以提高防空军部队的作战能力。
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55年8月至195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共组建有4个大军区防空军领导机构、1个防空军军部、11个高炮师师部、32个高炮团、6个探照灯团、25个雷达团、5个通信团又1个通信营。
学校训练也初步形成体系，先后建立了高级防空、高射炮兵、防空、雷达、技术等9所学校。
部队、学校总计近15万人，在共和国的蓝天筑起了一道铜墙铁壁。
1957年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对全军实行精简整编。
会议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
鉴于当时空军、防空军两个军种的任务相似，机构重叠，不便于指挥协同等情况，中央军委决定防空军与空军合并为一个军种，建立空防合一的新体制。
同年5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和防空军正式合署办公。
此后，防空军的干部大部分合并到空军，一部分分配到国防科委工作。
7月26日，中国国防部发布命令，正式宣布撤销防空军的番号。
从此，防空军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已不复存在。
3.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原来是陆军的一个兵种，主要由建筑、通信、线路、隧道、桥梁、舟桥等专业工程部（分）队编成，担负着铁道工程技术的保障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及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等部于1945年10月31日组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
为保护当时东北境内铁路运输的安全，东北人民自治军以一部兵力于同年12月20日组成了东北人民自治军护路军。
随着东北解放战争的发展，东北人民自治军护路军也不断发展壮大。
1948年7月，东北人民解放军以原东北人民自治军护路军为基础，另外补入了部分二线部队和铁路技术干部、技术工人，组成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
1949年1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出电令，成立军委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任命滕代远为军委铁道部部长。
同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以原东北人民解放军铁道纵队为基础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归中央军委铁道部领导，滕代远兼任司令员、政治委员，吕正操兼任副司令员。
在解放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队的战斗口号是：“野战军打到哪里，就把铁路修到哪里”，先后抢修通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和西北地区的15条铁路干线，铺路1600余公里，修复桥涵970余座，另外还修复了大量的铁路设施，从而确保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路运输的通畅及安全，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作战行动。
对于铁道部队所起的重要作用，新华社曾专门发表评论，指出：“全国铁路网的基本恢复，使首都和全国主要城市紧密连结起来，使前方与后方、铁路沿线的城市和广大农村、工厂、矿山联系成一个整体，对于支援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海南岛，对于全国的经济建设，均将起着巨大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为恢复国民经济，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队投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行列中。
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部队于1950年转入以担负主要铁路干线、桥梁为重点的复旧工程。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于1950年9月转隶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同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部队以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的名义陆续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执行铁路保障任务。
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转隶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领导。
1952年8月，正式列为中央军委序列。
从开赴朝鲜至1951年初，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部队主要执行道路抢修任务，先后修复铁路900多公里。
随后，在朝鲜北部1300公里的铁路线上，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空袭破坏进行了持续的反轰炸斗争，基本上能做到随炸随修，随修随通。
从1951年8月开始，“联合国军”实施了长达10个月的以切断中朝人民军队后方供应为目的的“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即“绞杀战”。
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随即展开了艰苦激烈的反“绞杀战”斗争，并最终粉碎了“联合国军”的空中封锁，保障了铁路运输，建成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创造了战争史上的奇迹。
1953年初，为了做好反“联合国军”登陆的作战准备，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仅用两个多月的时间，紧急抢建了长达129公里的殷（山）龟（城）铁路，相应改善了朝鲜北部的铁路布局，对进一步保证战时运输畅通具有重要意义。
1953年7月朝鲜战争停战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部队帮助朝鲜人民开始重建家园，参加朝鲜北部铁路的新建和复旧工程。
1953年9月，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铁道兵团与志愿军6个铁道工程师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
同时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的番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成立后，还没有统一的领导机构，于是中央军委决定组织铁道兵的领导机构。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领导机构于1954年3月5日正式组成，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寿轩任副司令员，崔田民任副政治委员，徐斌任参谋长。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下辖10个铁道兵师、1个桥梁独立团、1所铁道兵学校和2所文化速成中学，共8万人。
此后，铁道兵部队几经扩编和整编，人数最多时达51余万人。
1956年8月，铁道兵还组建了第1军，这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历史上组建过的惟一一个军。
1958年10月该军被撤销。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建设的不断加强，铁道兵部队的技术装备也得到相应补充和改善，其技术水平和应变能力也随之提高，在国家铁路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参加了中印边界自卫作战中抢修公路的任务；20世纪70年代末，又参加了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
198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第七次大裁军。
根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于1983年10月1日归国家铁道部建制领导。
从此，作为陆军一个兵种的铁道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消失了。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的历史上，继王震之后，先后有李寿轩、张翼翔、刘贤权、陈再道等人担任过铁道兵司令员一职，崔田民、吕正操、刘贤权、旷伏兆等人担任过铁道兵政治委员一职。
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自成立以来，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先后担负和参加了包兰、成昆、京原、襄渝、青藏、南疆等52项铁路工程和北京地下铁道的修建任务。
连同其他国防、林业和各种专用铁路在内，共建成铁路近1.3万公里，被誉为“铁路建筑的突击队”。
此外，还完成了一些公路、机场、洞库等国防建设工程以及包括引滦入津等任务在内的民用工程，多次完成抗洪抢险、抗震救灾、森林灭火、清雪开道等紧急任务。
4.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简称基建工程兵，是陆军的一个兵种，主要担负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施工的任务。
基建工程兵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兵种，它的组建与部队的作战、训练并无直接的关系，而是为了工程建设。
1966年8月，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将其直属的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本建设工程兵，使其成为一个职业化的施工队伍，以解决地方施工队伍在其施工期间因家属拖累较大、跨区调动困难等因素带来的一系列矛盾。
在中共中央作出组建基建工程兵的当年，即分别在冶金部、煤炭部、水电部、化工部、建工部、交通部等中央各部直属的施工队伍中抽调有关人员，组建了第一批基建工程兵部队。
基建工程兵组建后，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
部队不使用国防经费，而是实行经济核算，自负盈亏。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又多了一个兵种，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工程建设中又多了一支生力军、突击队。
在第一批基建工程兵组建之后，中共中央于1971年至1979年，又先后组建了铀矿地质和矿山、水文地质普查、北京地铁和市政建设、战备通信、黄金地质等部队。
随着基建工程兵部队的不断增加，中央开始着手组建基建工程兵的领导机构，以解决部队的统一指挥和领导问题。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后，经中共中央的批准，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于1978年1月正式成立。
到1979年底，基建工程兵共辖有10个军级或相当于军级建制的指挥部、32个师级或相当于师级建制的支队、5所技术学校、150多个大队或团，总人数约50万人。
基建工程兵虽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在部队建设上仍贯彻执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
基建工程兵的建设方针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
自组建以来，基建工程兵的足迹几乎踏遍了全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
在工程建设中，基建工程兵不怕苦、不怕脏、不怕累，以顽强拼搏、勇于创业的精神，相继完成了湖北省化工厂和化肥厂、陕西省桑树坪煤矿、辽阳石油化学纤维总公司以及潘家口水库等国家大中型建设项目和重点单项工程130多项；探明了一批铀和黄金矿床；完成了北京地铁第二期工程，为北京和其他一些大中城市建起了大批教学、科研楼房以及民用住宅；完成了华北、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220余万平方公里的水文地质普查任务，填补了国家雪线以下350万平方公里中最艰苦地区的大面积水文地质空白，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基础资料；修筑和改造秦岭、天山、川藏和青藏等公路2300公里；参加了河南省抗洪救灾和辽宁、河北等地的抗震救灾斗争。
在完成各项任务的过程中，基建工程兵部队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以“雷锋式好干部”姚虎成为代表的英雄模范人物，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8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第七次大裁军。
为适应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和军队精简整编的需要，国务院、中央军委于同年8月作出了《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
基建工程兵大部按系统对口集体转业到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自治区；水文地质部队转隶有关军区；战备通信部队移交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水电、交通、黄金地质部队划归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1983年11月，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被撤销。
至此，作为一个兵种的基建工程兵完成了其自身的历史使命。
5.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除了上述撤销的军兵种外，被撤销的兵种还有骑兵，另外还有司号兵、探照兵、对空情报兵等兵种专业被撤销。
其中，骑兵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的一个兵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已组建起来。
在解放战争时期，骑兵部队最多发展到10余个骑兵师，这也是其发展的鼎盛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还组建过专门的骑兵学校。
1985年，中国进行百万大裁军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摩托化和机械化取代了骡马化。
至此，骑兵作为一个独立的兵种已不复存在，全军仅象征性地保留了几个骑兵营、连，目的是为了展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的骑兵风貌，让中外人民了解、目睹现代条件下的这一古老的兵种，另外，还担负着中国影视片的拍摄任务。
义和团的口号是什么
义和团口号其一：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自信天，不信神，忘祖仙。
男无伦，女行奸，鬼孩俱是子母产。
如不信，仔细观，鬼子眼珠俱发蓝。
天无雨，地焦旱，全是教堂止住天。
神发怒，仙发怨，一同下山把道传。
非是邪，非白莲，念咒语，法真言。
升黄表，敬香烟，请下各洞诸神仙。
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
兵法艺，都学全，要平鬼子不费难。
拆铁道，拔线杆，紧急毁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英美德俄尽消然。
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义和团口号其二：神助拳，义和团，只因鬼子闹中原。
劝奉教，乃欺天，不敬神佛忘祖先。
男无伦，女鲜节，鬼子不是人所生。
如不信，仔细看，鬼子眼晴都发蓝。
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阻住天。
神爷怒，仙爷烦，伊等下山把道传。
非是谣，非白莲，口头咒语学真言。
升黄表，焚香烟，请来各等众神仙。
神出洞，仙下山，扶助人间把拳玩。
兵法易，劝学拳，要灭鬼子不费难。
挑铁道，把线砍，旋再破坏大轮船。
大法国，心胆寒。
英美俄德哭连连，一概鬼子都杀尽，大清一统庆升平。
义和团最早兴起于山东和直隶（今河北）交界地区。
它是在义和拳等民间反清秘密结社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反帝爱国群众组织。
其成员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劳动群众，还有不少无业游民。
义和团的名称最早见于1898年6月山东巡抚张汝梅的奏折。
次年秋起，清政府在公文中也开始使用这一名称。
此后，“义和团”一词逐渐取代了“义和拳”，或与“义和拳”并用。
山东的教会势力极为猖獗，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也就异常激烈。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军事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鲁西北地区，群众经过长期酝酿，奋起抗教，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主要发源地。
至1899年，阎书勤、赵三多等领导的冠县一带的义和拳，以及朱红灯、本明和尚（亦称心诚和尚）领导的茌平、禹城、平原一带的义和拳，已相当活跃，声势甚大。
他们在反洋教斗争中相互声援，有力地打击教会侵略势力，使帝国主义和清政府为之震惊。
长期以来，直隶人民也不断反抗教会的欺压，参加斗争的群众相当广泛。
赵三多、阎书勤等在山东冠县竖旗起义后，直鲁交界地区和直隶南部很快出现了义和团的活动，不时攻打教堂。
义和团兴起以后，提出了许多反帝口号，如“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扶清灭洋，替天行道”①和“兴清灭教”、“洋人可灭”②等等。
在斗争过程中，义和团也张贴过反清的揭帖，如“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③等。
义和团以宗教和军事合一为其组织形式。
基层单位是坛（或称厂、炉、场、团），各坛人数不等，多至百人以上，少则五十人或二十五人。
几个或十几个坛组成总坛（总团）。
各总坛之间互相独立，不相统属。
作战时分编为哨、班，一哨有五十至一百人，负责人称哨长（或队长、百长），哨下分班，每班十人，设班长（或称十长）。
就其总体来说，义和团是一个没有统一领导和指挥机构的松散组织，主要靠揭帖聚会，有事时“传单一出，千人立聚”④，事毕即散。
青年妇女也有类似组织，名为红灯照，蓝灯照等。
她们一般担任勤务工作，有时也参加战斗。
义和团的总坛首领称老师或老祖师，各坛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
大师兄平时掌管坛内各种事务，战时负责领队和指挥作战。
山东地区的义和团有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及分编哨队各名目⑤。
有的义和团还有大元帅、副元帅、大先锋、军师、总管粮台等称谓⑥。
其中总办、统领一般由有威望的教师担任；前敌、催阵由勇敢能战者充当（作战时他们骑马当先，往来督战）。
义和团主要使用大刀、长矛等冷兵器，并有少量鸟枪、抬枪、抬炮等火器。
义和团有较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如宣扬神道相助，刀枪不入等。
但义和团制定的某些团规戒律，如“不准公报私仇，以富压贫，依强凌弱，以是为非”①、“毋贪财，毋好色”②等，则体现了义和团反对邪恶、反抗压迫、保护善良等劳动人民的品德，因而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义和团运动直接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清政府慑于帝国主义淫威，曾先后多次下令“速为剪除，……实力搜剿”①，“切实弹压，毋令滋事”②，“从严惩办，以靖地方”①。
但是，清军的武力镇压，动摇不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决心，因而此伏彼起，“剿”不胜“剿”。
于是有些官吏认为，如果一味“袒教抑民”，势必“激之生变，铤而走险”②，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③，以求民教相安。
清政府这种改“剿”为“抚”、被迫承认义和团为合法团体的政策，使义和团得到了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以致声势日大，更加有力地打击了传教士和教民的凶焰。
1899年10月上旬，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
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
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
10月中旬，朱红灯指挥义和团击退数百名清军骑兵的进攻，后又进至距平原县城仅十八里的森罗殿。
不久，朱红灯率众冲出重围，转至茌平。
同年11月，朱红灯及本明和尚被清军游击马金叙部逮捕，后在济南遇害。
此后，鲁西北地区的义和团在高唐县人王立言等领导下继续进行斗争。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廷决心把山东义和团镇压下去。
1899年12月6日，派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统兵前往镇压。
12月25日，袁世凯统率装备精良的七千名武卫右军到达济南。
他见山东“民情强悍”，义和团民“所在多有”，便“分布队伍逐处弹压”。
④至1900年夏初，“各处拳厂，均已撤闭”，有的“潜匿僻壤，私相演授”。
⑤王立言等首领相继牺牲，幸存的团民在阎书勤等领导下，或转为秘密活动，或进入直隶继续坚持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