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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雪，原名：郑振铎，我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和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
原籍福建省长乐县，1898.12.19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1958年10月17日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翌日因飞机失事遇难殉职。
原名：郑振铎(1898.12.19~1958.10.17)笔 名：西谛、郭源新、落雪。
性别：男民 族：汉族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和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
原籍福建省长乐县，生在浙江省永嘉县（今温州市）。
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活动，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1919年开始发表作品。
主要作品主要作品有《唯一的听众》，在北京课改版小学六年级下册第4课、上海小学课本五年级下册第28课,海宁六年级上册第11课，人教版课本小学语文六年级上册第11课，冀教版课本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第17课。
2生平简介郑振铎郑振铎， 现代作家、学者、翻译家、1917年入北京铁路管理传习所（今北京交通大学）学习。
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并开始发表作品，同时与沈雁冰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小说月报》主编，上海大学教师，《公理日报》主编，1927年旅居英、法，回国后历任北京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上海暨南大学教授，《世界文库》主编。
1937年参加文化界救亡协会，与胡愈之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主编《民主周刊》，1949年后历任全国文联福利部部长，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人民政协文教组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民间文学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化部副部长。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联全委、主席团委员，全国文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
3代表作品著有专著《文学大纲》《俄国文学史略》《中国文学论集》《中国俗文学史》《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基本建设及古文物保护工作》《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版画史图录》，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散文集《佝偻集》《欧行日记》《山中杂记》《短剑集》《困学集》《海燕》《民族文话》《蛰居散记》，译著《沙宁》《血痕》《灰色马》《飞鸟集》《印度寓言》《郑振铎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郑振铎选集》，编辑《中国短篇小说集》《北平笺谱》（与鲁迅合编）等。
其中《别了，我爱的中国》是散文集《离别》中的一篇，后入选上海教育出版社小学五年级第二学期第18课。
《猫》（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版）其入选人教版初中新教材第七年级第二学期第26课。
诗篇：《我们是少年》和《燕子》，《唯一的听众》选入人教版六年级上册11课等。
诗篇：《别了，我爱的中国》编入沪教版九年义务教育五年级下册第18课，以及《唯一的听众》编入沪教版九年义务教育五年级下册第28课。
4个人履历青年时期（1898~1923年）郑振铎祖籍福建长乐，1898年12月19日出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
1917年夏，靠亲友的帮助到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大）求学，课余读了不少西方社会学著作和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思想上、文学上都受到启蒙教育。
不久结识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五四运动爆发时，他们各自成为所在学校的学生代表，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运动。
1919年11月，他们一起创办了《新社会》旬刊，提倡社会改造。
1919年12月，《新中国》月刊发表了他翻译的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
1920年夏，他和耿济之共同翻译了《国际歌》歌词。
1920年11月，郑振铎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
1921年春，他毕业后到上海工作。
不久担任《学灯》（上海《时事新报》副刊）编辑，又由沈雁冰介绍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工作。
同年5月10日，他主编的文学研究会机关报《文学旬刊》创刊，为初期新文学运动中有影响的刊物。
同时开始主编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还参与创刊了《戏剧》月刊，《诗》月刊等。
1922年 1月，他主编中国第一个儿童文学刊物《儿童世界》周刊，并写作了许多作品，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事业起了开山作用。
1923年1月，他接替沈雁冰主编《小说月报》。
在此期间，他在《文学旬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学评论，与封建旧文学作了坚决的斗争，并批评了新文学阵营中一些人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成为当时与沈雁冰齐名的文学研究会的重要理论批评家。
创办《公理日报》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创办《公理日报》， 文学研究会成员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
同年，他参加发起中国济难会，并与郭沫若、沈雁冰、胡愈之等人签名发表《人权保障宣言》。
这一时期，他撰写的主要学术著作有《俄国文学史略》、《太（泰）戈尔传》、《文学大纲》等。
《俄国文学史略》（1924）是中国这方面第一本专著，对介绍俄国文学（包括苏联文学）起过积极作用。
书中列专章介绍评述了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人的文学理论，高度评价了高尔基的创作及其文学思想，在当时尤为难得。
《泰戈尔传》（1925）是中国第一本介绍、评述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专著。
80万言的《文学大纲》（1927）将中外文学史及其名著合在一部书中叙述，开阔了文学工作者的眼界，在介绍世界文学历史、加强中外文学交流和比较研究等方面都有过大的影响。
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1927年2月，郑振铎与叶绍钧、胡愈之等人发起成立上海著作人公会，公会积极参加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的革命活动。
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胡愈之等人致信国民党当局，强烈抗议屠杀革命群众，为此险遭逮捕。
欧洲避难和游学5月，他乘船到欧洲避难和游学。
在法、英等国家图书馆里，遍读有关中国古代小说、戏曲、变文等书籍，并研究了希腊罗马文学，译著了《民俗学概论》（后毁于日军炮火）、《民俗学浅说》（1934）、《近百年古城古墓发掘史》（1930）等专著，还创作了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1929）中的大部分作品。
1928年10月，又回到了上海。
回国回国后，郑振铎参加发起中国著作者协会,并任执行委员。
1931年秋，去北平任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中文系教授。
1932年，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此书图文并茂、史料丰富、眼界宽阔，充分肯定了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1934年，又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佝偻集》等论文集，以及借希腊神话题材歌颂现实的革命斗争的小说集《取火者的逮捕》。
这一个时期里，他还参与主编了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文学》、《文学季刊》等。
1935年春，郑振铎到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
此后，他主编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组织许多著名作家、翻译家、学者，系统介绍中外古典文学名著，规划宏伟。
虽因当时条件所限未能全部实现原计划，但仍是30年代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要成果。
在这前后，他参加《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工作，与鲁迅合作编选《北平笺谱》、《十竹斋笺谱》，协助鲁迅编选出版瞿秋白遗著《海上述林》。
1935年底，参加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6月，中国文艺家协会成立，郑振铎被选为理事。
这个时期里，他还撰写了文学论文集《短剑集》（1936）和历史小说集《桂公塘》（1937）。
抗战时期抗日战争爆发后，郑振铎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和创办《救亡日报》等。
上海沦陷前后，他为国家抢救了大量珍贵的文献古籍，并编选影印了《中国版画史图录》、《玄览堂丛书》、《明季史料丛书》等。
1938年他的《中国俗文学史》出版，此书代表当时国内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
抗战胜利后，他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上海分会负责人，并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促进会。
他主编《民主》周刊。
与李健吾主编《文艺复兴》月刊，号召作家为人民、为民主而写作，还编印了《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域外所藏中国古画集》等。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2月，郑振铎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
7月，参加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文学工作者协会（后改名为作协）的常务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文化部副部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理事等职。
编著有《伟大的艺术传统图录》（1952）、《中国古代版画史略》（1985）等，并主编了《古本戏曲丛刊》、《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
1957年，他编集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册，书中基本上包括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在中国文学研究中所涉及的各个领域、专题，反映了他在这些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1958年10月18日，他在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失事殉难。
5社会评价杰出贡献郑振铎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杰出贡献。
在文学理论方面，他是文学革命初期为人生的文学的重要倡导者之一。
1921年6月，他进一步提出需要血和泪的文学的口号（《血和泪的文学》），要求进步作家创作出带着血泪的红色的作品（《我们的杂记》）。
从那时起，他一生坚持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强调文学在社会改革中的功能，提倡文学为人民服务。
在文学研究方面，20年代初即提倡和从事中外古今文学综合的比较研究，较早提出和着手用新的观点、方法整理和研究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一贯重视民间文学和小说、戏曲的资料收集和研究，作了很多属于开拓性的工作。
青年时代回故乡首先，要探索的是，郑振铎在青年时代是否回过故乡
郑振铎虽然生长在温州，后来升学到北京，从铁路管理学校毕业后到了上海，长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但是，他和故乡亲人却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且回过故乡。
茅盾在1921年10月15日致启明（周树人）的信中就曾提及“振铎回乡葬祖去了”（见《茅盾书信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出版）。
据研究郑振铎的专家陈福康博士考证，这次经福州到长乐葬祖的时间有一个多月。
这里的“回乡葬祖”，自然是回到祖籍地长乐首占村老家了。
1995年初冬，长乐首占村为纪念郑振铎征集有关的文物，征集到一件珍贵的资料———首占郑氏残缺的“讣告”，在一张八开纸上，尚能见到具名者共36人，其中有“缌服侄曾孙振铎”等字样，分析起来，这是郑振铎的曾伯祖或曾叔祖丧葬的“讣告”，这正印证了他有“回乡葬祖”之行。
另据首占郑氏族亲追忆，那个年代，首占“岱阳郑氏宗祠”内悬挂有许多反映郑氏先辈事迹的匾额和介绍，正中挂有明嘉靖名臣、刑部尚书郑世威（1503－1584年）亲书的“世培忠厚”的祖训……这一切，使郑振铎对先辈的业绩和可贵的品质有了更多的了解，对故乡增添了深厚的感情。
因此，他虽然长期在异乡生活、学习、工作，但是，他却始终是关心和热爱故乡的。
与故乡人民心连心1919年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福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福州，各校学生曾先后两次集会声援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追悼被反动军警殴打致死的北京大学闽籍学生郭钦光；在厦门，青年学生举行集会示威游行，后来又发展成为有各界人士参加的国民大会，愤怒声讨军阀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
五四的烈火，在八闽大地燃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者却先后派军舰到厦门、福州，实行武装威胁，在福州甚至开枪逞凶。
在北京的郑振铎闻讯，就积极参加组织旅京福建省学生抗日联合会，成为该会领导人之一。
他参加编印《闽潮》，奔走呼号，声援故乡的反帝爱国运动，始终和故乡的人民心连心。
原籍福建长乐的著名作家冰心，当时就读于北京协和女子大学预科，她就是在这次声援活动中认识郑振铎的。
时隔60年，冰心对他的爱国爱乡热情和感慨激昂的发言，还有深刻的印象。
热情接待故乡学子郑振铎虽然长期在京沪一带任职，但凡是故乡有人来访，他总是热情接待，并仔细了解故乡的情况。
由于历史上长乐属福州府辖，所以从概念上说，故乡的范围自然是比较大的。
1939年夏天，福州一位文学青年———三山中学高中生陈洪海（“青青文艺社”社员），因为听说暨南大学文学院在院长郑振铎主持下，教授阵容很强，他很想越级报考该院。
经当时在福州供职的著名文学家郁达夫（1886~1945年）介绍，到上海去拜访郑振铎，受到其热情的接待。
郑振铎看完介绍信之后，先了解郁达夫在福州的近况，接着又详细问及：陈仪（1886~1949年）主持福建省政府有些什么“措置”
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1891~1969年）在治理教育方面有哪些成绩
因为那时正值郑贞文进行本省教育改革，省立县立学校停换教员校长的时候，他从报纸上已看到一些报道。
他认为“郑贞文也有郑贞文的苦衷”，他特别关切地问：日本帝国主义者在福州横行的表现、福州的建设、文化事业进展、故乡失业人数和群众生活的情况怎样
……陈洪海介绍了有关情况之后，他感慨地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时代，福建人最来得乐观
”最后，郑振铎说，曾在福建出版的一本文学杂志上看到陈洪海的作品，颇为赞许。
故乡的文学青年往访郑振铎，当然不止一个，黄骏霖先生在《忆西谛郑师》（载《榕花》1981年第一期）一文中，也谈及他在燕京大学求学和上海执教期间，受到这位“大同乡”亲切接待和关怀的情况。
这些事例说明，郑振铎当时虽然没有到福州，但对故乡的情况却有所了解，并且极为关切。
当然，他对故乡情况了解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
不忘故土乡情深郑振铎不忘自己祖辈生长的故土，还表现在他的乡情上，他总是公开标明自己是福建长乐人，有时撰稿编书，还特意署上“长乐”二字，例如《清人杂剧初集跋》结尾时，就署“一九三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本集印成，长乐郑振铎跋”他编的一本书名就是《长乐郑氏汇印传奇第一集》，在此书的序文后，也署名：“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长乐郑振铎序”，甚至在他的印章中，也使用“长乐西谛”。
“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
直至他遇难的前十天，在“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说“我是生长在温州的福建人”。
郑振铎虽然自幼生长在温州，但因家庭生活环境关系，却能说福州方言，他和家里人日常谈话都是用福州话。
1931年冬，郑振铎在《纪念几位今年逝去的友人》（载清华大学《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一期）一文中，提及他和胡也频（1903~1931年）在上海会面的一些情况时写道：“他和我见面的时候不少。
他那生疏的福州话，常使我很感动，我虽生长在外乡，但对本地的乡谈，打得似乎要比他高明些。
”这就是说，他们二人虽然长期在外地，但是郑振铎的福州话，要比胡也频说得好些。
在饮食爱好方面，郑振铎也是保留着家乡的特色，以富有家乡风味的闽菜，招待文朋好友，显然，这是郑振铎所感到自豪的。
他宴请鲁迅、冰心等人，席间吃的就是其母亲亲手烹调的福建菜。
郑振铎还很喜欢福建的水仙花，曾把家乡人送去的水仙花特意赠给鲁迅。
福州之行收获大郑振铎手迹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曾回到福建。
1954年春，他在文化部任职期间，参加“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于2月27日到达福州，慰问驻福建前线三军。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作为慰问总团代表之一，曾在前线某部大会上讲话慰问驻军并作过报告；他和代表们登山越海，深入前线进行亲切的慰问活动，受到指战员的热烈欢迎，在此期间，他还和文艺界人士举行座谈，进行了参观活动。
他对福建发展的大好形势，有着很深的印象。
3月4日，他在给友人刘哲民的信中写道：“福州市面很繁荣，土特产不少，因为交通不大方便，有的东西便无法运到外面推销。
像漆的筷子，最为精良，但运到外边的却不是上等货，纸张也很好，水果极多，将来当能大大交流也。
”信中还提到“工作很忙，不能有时间写信；但有些故事是应该写出的，不知在什么时候写
回北京后，又要大忙，恐更不容易动笔了。
”4月1日，他在信中又写道：“这一月多的慰问，收获甚大，或将写几篇文章出来，正在仔细打腹稿；不知能否写好
”的确，他此行收获很大，故乡的山山水水，许多生动感人的事迹，在他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然而，由于他返北京后公务繁忙，终未能及时动笔。
1957年他又因公来福州，关心问及清道光年间福州才女李桂玉所作的长篇评话《榴花梦》收集的情况。
这部巨著，全书360卷，483万字，比《红楼梦》长4倍，他亲自查阅此书，建议由福建省文化厅，福建师大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珍藏。
令人惋惜的是，郑振铎虽然对故土情深，但终因身负重任，工作繁忙，对外文化交流又多，不仅在来福建慰问一个多月里，他以公务为重，未曾回过长乐首占。
1957年来榕以后，也未能再回故乡
爱国爱乡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事实说明，郑振铎对故乡的感情很深，但这种乡情并非出于狭隘的家乡观念，他不论到哪里，总是积极投入于当地的爱国运动。
他不论是在温州、在北京，或者在上海，他总是和当地文化人士一起，提倡新文化，并且积极投入反帝斗争和抗日救亡运动。
他虽然能讲福州话，但与家乡来访的文学青年陈洪海等人谈话时，却是讲“国语”（普通话）。
在上世纪30年代中期，他就主张“中国之知识界应一律说国语，如知识分子一直因循下去说他的方言，则国语永无普遍的一日。
”显然，他虽热爱故乡，但他总是从整体来考虑，把对祖国的爱摆在前面的。
而他为祖国的早日富强而忘我工作的精神，永远值得后人追怀
小学五年级课文里作者落雪的详细资料
的确很垃圾。
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皇权，专制发顶尖。
没有皇帝的整个国家都不能正常工作。
明代皇帝可以二十年不上朝（当然这很不应该）而整个国家机器照常运转，换了清朝试试
军事上，八旗子弟很快就堕落成蛀虫，原本拥有的骑兵优势消失殆尽。
采用人海战术都要几经波折。
康乾算个P盛世，不知道那些无耻文人往他们脸上贴金。
康熙初期光打仗就不知打了多久，乾隆年间以是被兵力平大小金川，几易主帅，折腾了不知道多久，也只能算是惨胜，对外就更不用说了。
宋明时期我们的科技是顶尖的，宋代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75%，另外，宋代对外战争的胜率保持在70%，北宋时期一直到靖康之变前一年，宋朝国土还是呈现扩张状态。
明代引进火炮，随后就能改进出更先进的火炮。
到了清朝强化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禁止采矿，严重限制工业发展，不知道落后了世界多少西方忙着建立海洋霸权，在英国忙着酝酿工业革命的时候，清朝皇帝们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梦。
最后以诸位统治者的名言做结顺治：“中国这地方，能守住就守，守不住的话，从哪来回哪去” 康熙：“将来之乱，不在蒙古，而在中国” 雍正：“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 乾隆：“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
” 慈禧：“辫子不可去，辫子去，中国不亡而大清亡” “满汉不通婚” “汉人兴满人亡” “防汉甚于防洋”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屠戮汉人，营养满人” “汉人强，满人亡” “（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 出身满族的清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珠海出版社31～33页)一书中提到：她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人。
这种朝代不垃圾还有那个朝代垃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