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美丽石家庄，创卫我先行。
整治食品、清理楼道广告展健康体检……连日来，裕华区多个街道、社区开展了一系列“创卫”主题活动，推进“创卫”工作扎实深入开展。
方村镇多措并举，扎实开展食品摊贩整治规范工作，首先对辖区从事食品经营的小摊贩进行逐户排查，检查食品小摊贩是否持有备案卡、健康证等有效证件，对持证情况进行登记，摸清食品小摊贩数量、经营业态、经营食品种类、从业人员信息等基本情况。
其次，建立健全准入制度，督促符合《河北省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小摊点管理条例》的食品经营者，办理《食品小摊点备案卡》，现场下达《限期办理通知书》，将办理《备案卡》需要提交的材料、办理地点、限期办理时间等基本信息一次性说明，确保从业人员听得明白、记得清楚。
再次，落实“马上就办”工作要求，对携带材料齐全的食品从业人员现场收取材料、马上办理、立等就取，发放《食品小摊点备案卡》，同时与食品小摊贩签订《食品销售安全承诺书》，落实食品安全要求，强化食品安全责任。
最后，制定食品摊贩日常监管计划和实施方案，完善长效管理机制，加大对校园附近、广源路、方郄路等重要路段流动摊贩及食品摊贩违规占道经营、环境污染行为的查处力度。
裕兴街道积极做好小餐饮改造、南王旱厕拆除、各社区病媒生物防治、城中村、“五小”行业达标、辖区市场占道经营清理等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工程；抓好废品收购站、食品监管、重点场所卫生监管的整改工作；各社区组织楼组长、志愿者对辖区及楼道内外小广告进行清理；集中清理辖区积存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各社区联合小区物业对小区车辆乱停乱放的现象进行规范。
对于推进和整改不力的社区及单位，将采取约谈机制，实现即知即改、立知立改，高效推动创卫工作深入开展。
方村镇第二社区在建华南社区卫生院的大力支持下，于3月26日、27日举办了“关爱弱势群体 共建和谐生活”残疾人免费体检活动。
体检项目包括心电图、B超、血常规检查、身高、体重等。
废牛皮纸的进口限制
3.1.1 进口废纸到属地口岸后由分支机构组织实施卫生除害处理、卫生检疫、动植物检验检疫。
3.1.2 进口废纸的检验检疫现场不得少于2人。
3.1.3 进口废纸必须在口岸完成检疫和环保项目检验，每批按10%开箱抽箱查验，对环保项目检验合格的批次方可通关放行，品质和数\\\/重量 检验在货物到达目的地通关后由厂方协助检验，分支机构进行监管，并对品质不合格的货物出具《检验检疫证书》。
3.1.4 进口废纸检验检疫项目包括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环保项目检验、品质和数\\\/重量检验等。
3.1.5 货物在工厂进行品质检验过程中，由分支机构对货物的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和环保项目检验实施统一监管。
3.1.6 分支机构组织工厂检验人员进行卫生检疫、动植物检疫、环保项目检验的技术培训，不定期对工厂检验检疫工作进行检查。
3.2 现场检验检疫 3.2.1 由分支机构实施卫生检疫 1）核查货物是否来自检疫传染病疫区或监测传染病疫区。
2）检查遭受病原微生物污染情况。
3）检查货物是否携带或孳生啮齿类动物及病媒昆虫。
4）检验检疫人员在查验中发现涉及卫生检疫物品时，分支机构会同卫检处采集样品送实验室进行卫生检疫分析，提出处理意见实施共同处理，并由卫检处协助分支机构出具卫生检疫证书。
3.2.2 由分支机构实施动植物检疫 1）检查货物中是否夹带土壤、杂草、种子。
2）检查货物中是否夹带动植物产品、动植物性废弃物及其他有害生物。
3）检查货物中是否夹带动物尸体、病原物。
4）发现问题严重时应会同动检处或植检处采集样品送实验室进行检验分析，提出处理意见，实施共同处理。
由动检处或植检处协助分支机构出具检疫证书。
3.2.3 分支机构实施环保项目检验 1）观察集装箱外观是否正常，有无破损，膨胀等情况，核查到货与《装运前检验证书》是否相符。
2）核对集装箱封识、标号等与申请单证中列明的是否一致。
3）进口废纸必须进行放射性检测。
4）集装箱运载的进口废纸按SN0574-1996标准规定10%开箱查验，掏箱检验。
5）经查验货物的杂质含量有超标的可疑时，需在口岸全部掏箱检验。
3.2.4 分支机构实施品质、数量、重量检验出证 1）对货物的品质、数量、重量分别按照相应的标准及贸易合同要求在货物使用工厂进行检验，分支机构应对工厂检验人员进行检验检疫法规、技术标准培训。
2）工厂在掏箱过程中发现环保项目严重超标时应停止掏箱，及时报告分支机构，待分支机构检验人员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现场处理。
4． 检验结果的判定与处理 4．1 经检验检疫合格、未发现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出具《入境货物通关单》，并在其备注栏内注明“上述货物经初步查验，未发现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物质”。
4．2 环保项目控制标准与要求 4.2.1 进口废纸中禁止混有其浸出液中有害物质浓度超过GB5085.3-1996中鉴别标准值的夹带废物。
4.2.2 进口废纸中禁止混有其浸出液PH值等于或大于12.5和等于或小于2的夹带物。
4.2.3 进口废纸中禁止夹带放射性废物。
4.2.4 进口废纸的放射性物质污染控制指标应符合GB8703-88有关物体表面放射性物质污染控制水平的要求。
4.2.5 进口废纸中下列夹带废物的总重量不得超过进口废纸重量的万分之三。
A）易爆性废物； B）各种液态废物； C）临床废物； D）厨房废物、卫生间废物； E）密闭容器等。
4.2.6 除上述各条所列废物外，在废纸利用过程中无法直接利用的其他夹带废物（如废木料、废金属、废织物、废玻璃、废塑料和渣土等）总重量不得超过进口废纸重量的百分之二点五。
4．3 品质、数\\\/重量检验合格的，出具《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4．4 对不符合环保要求的和品质、数\\\/重量检验不合格的货物，出具《检验检疫证书》。
4．5 对不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货物，及时将所出具的《检验检疫证书》副本移交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海关依法处理，并按有关规定及时报国家质检总局。
4．6 动、植物、卫生检疫不合格的，按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并及时逐级上报。
4．7 品质、数\\\/重量检验不合格的，向报验人出具《检验检疫证书》。
一个讲述自然灾害的纪录片,科教台播过,十集,还有汶川地震,讲述在自然灾害前人们的无力
楼主:搜集一篇关于汶川特大地震灾害的财政思考:我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包括气象灾害、地质灾害、洪涝风暴潮灾害等水文灾害、病虫害和鼠害等生物灾害）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历史长、危害范围广、爆发率高，且具有季节性、阶段性、持续性、周期性、交替性和群发性等特征，也是损失最严重的少数国家之一。
四川汶川“5·12”特大地震，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痛定思痛，最近一个时期特大灾害频发的背后，留给人们太多的思索。
本文仅从财政视角做点粗浅思考。
一、亟须改善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合理构建自然灾害财政投入机制当人们惊愕于汶川特大地震之后，一个本能的反应可能是问责——为什么这样大的自然灾害没有预报
专家解释：地震的短期预报是世界性难题。
后来发现，这次地震伤亡，大部分因学校、医院、政府部门等公共建筑设施倒塌所致。
可以这样设问，假如公益性基础设施抗震设计能力再强一些的话，假如城市布局和工厂布局远离地震断裂带的话，假如人们的地震预防知识再多一些的话，那么伤亡和损失可能会大大减少。
从表面看相关部门有失职之处，但从深层次思考，则是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城乡“二元”财政供给模式差异长期作用的结果。
公共产品理论认为，国防、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天气预报、地震预报等属于纯公共产品的范畴，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不能由私人必须由政府来提供。
建国以来，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战略，选择了一条重视城市忽视农村、重视市民轻视农民、重视工业牺牲农业的路径，改革开放以来又出现了重视经济忽视社会、重视增长轻视保护的倾向，于是形成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二元”的矛盾。
在此过程中，国家财政直至1998年以前都属于典型的生产建设型财政，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出现了“失灵”，公共产品和服务出现了不足和短缺——“上学难、看病难、看病贵、住房难”。
同城市相比，乡村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显得更为捉襟见肘。
研究表明，占全国人口近60％的农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中小学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城乡社保覆盖率之比高达22∶1.2006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分别为11759．5元和3587元，而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5．8和43.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公共产品和服务只能是低标准、低水平和不充足的，此次汶川特大灾害的“惩罚”暴露出其中的“软肋”。
为此建议：一是加快构建“一元化”财政制度。
改变长期以来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统一城乡财政，让公共财政阳光照耀农村。
在基础设施、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逐步实行城乡“一体化”供给，统筹城乡居民公共品成本分摊制度和收益共享制度。
二是形成自然灾害财政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合理构建预警、防治、救助三位一体财政投入模式，克服轻预防重捐助的被动模式，坚持主动出击、防患于未然。
三是根据辖区收益原则，合理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
全国性或区域性灾害以中央财政为主、地方财政为辅，地方性灾害以地方财政为主、中央财政为辅，自然灾害的预防支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
二、慈善事业要走出命令动员模式，健全鼓励捐助的税收制度此次汶川特大自然灾害，牵动着国人的心，各种形式的捐助活动在政府、企业、学校、社区等不同层面。
轰轰烈烈的捐助行动背后，依然惯用计划经济时期“号召式”、“口号式”手段，通过一定的组织形式，按照职务高低、经济规模大小规定着捐助标准。
这种构建在非规范、被动式基础上的慈善事业，常常是在灾难事件发生时才有公益行为，必然是缺乏计划性、统筹性、前瞻性。
诚然，造成我国慈善事业不温不火的原因可以列举很多，但相关税收制度设置上的缺陷亟须引起重视。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为防止富人过分聚集财富，往往运用遗产税的手段加以限制。
作为“富人税”，该税种在均衡贫富、缓解分配不公、鼓励勤劳致富、引导公益捐赠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功效，备受各国推崇采用，当今世界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征遗产税。
在美国，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为50％。
在日本，遗产继承最多只能传至三代，高额税收限制了不劳而获者。
在发达国家，甚至还出现了有遗产继承权却无力承担遗产税的“怪现象”。
当今，欧美许多国家对所有的慈善捐助给予免税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当时的政务院曾在1950年1月颁布的《全国税收实施要则》中列有遗产税内容，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开征。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奇迹，2007年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四位，城乡居民告别了短缺，积累了一定的财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已初见成效，培育了一大批中产阶级，产生了一部分高收入者。
“仓廪实而知礼节”，社会财富的增加为开征遗产税提供了前提和可能——“税源”的客观存在。
同时，当人均收入进入1000美元—3000美元的社会转型期，也将带来剧烈的社会动荡，出现两极分化，步入了“矛盾凸现期”，这为实施税收政策手段的再调节——开征遗产税提供了现实必要性。
为此，要通过制度创新，实现“被动”捐助为“主动”捐助、“要我”捐助为“我要”捐助，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和源泉。
三、兄弟式互助符合中国国情，从制度上完善横向转移支付制度转移支付的制度设计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纵向模式，这种“罗宾逊”式转移支付，简单易行，作用直接，往往受到青睐。
更上一级政府凭借其政治权威，便可轻而易举地向下集中财力，完成财力和资金在各级政府间无偿转移。
由于纵向转移支付能够较好地体现上级政府的施政意图，各国纷纷采用。
我国也不例外，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量一路攀升。
1995年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总量仅为2532．9亿元，到2006年猛增至13589．4亿元，年均增长16．5％，其中绝大部分用于中西部地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地区财力分布不均的矛盾。
此次汶川地震，得到了各地的慷慨捐赠。
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另一方面，也透视出构建区域间横向转移支付的可能。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度，受资源禀赋等多因素的制约，地区差异巨大。
要很好地解决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问题，单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极易引起发达地区的“不满”，而且过分地“杀富济贫”、追求公平也会造成效率的损失。
近些年来，国家陆续启动了东部发达地区对口支援西部欠发达地区的援助行动，收到了一定成效。
虽然谈不上严格意义的横向转移支付，但达到了先富帮后富的目的。
为此，建议国家出台相关法律，规范相关制度，积极开展试点，在新一轮财政管理体制调整中适度运用，以弥补现行纵向转移支付的相对不足，实现区域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
四、强化捐赠资金监管，整合各类捐赠资源此次汶川地震，来自社会各界的直接捐助超过百亿元，加上日后重建的资助，算得上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大一次爱心行动。
如此庞大的资金量，如果疏于管理，非但会降低资金使用效益，也会辜负捐赠者的期望。
巨额的救灾资金如同灾民的救命钱。
无论是官方、专业组织还是民间行为的捐助，都应纳入财政、审计部门的监管范畴。
一是从严控制借机敛财行为的发生，特别要加大对中介组织、网络媒体捐助的监管力度，规范捐助主体、捐助行为，逐步消除捐助过程监控的盲点，严肃查处发“国难财”事件。
二是全过程监控捐助资金的使用管理，研究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法和使用程序。
创新监管模式，前移管理过程，实现由传统的事后监督向事前、事中监督转变，坚持专项监督与日常监督、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并重，严肃查处贪污、挪用、寻租等违法违纪行为。
三是统筹使用各类捐助资金，防止“条条化”、“部门利益化”，禁止“撒芝麻盐”、“分小钱”，杜绝“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切实整合各类资源，尽快实现灾区重建。
四是严格追踪问效，通过构建简单易行的考评体系，引入中介评价平台，及时、透明地向社会各界反馈捐助资金使用绩效。
五、灾后恢复重建要注重制度创新，构建多元筹资机制据有关方面初步测算，汶川地震的直接损失高达1000多亿元，灾后的重建也将是一组天文数字。
鉴于这场自然灾害具有突发性、连续性、广泛性等特征，属于“市场失灵”的范畴，要通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政府投入。
虽然去年我国的财政收入规模达5万多亿元，四川省的财政支出规模为1700多亿元，但同满足13多亿人日益增长的“社会公共需要”相比，财政资金依然十分短缺，灾后重建单纯靠中央政府、四川财政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所以，要注重制度创新，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避免政府过分包揽，充分调动“政府”、“市场”、“灾民”三方面积极性，多方筹措重建资金。
一是加快推进灾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通过完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临时救助制度等，确保特困受灾群体得以妥善安置。
二是运用财政担保、贴息、以奖代补和必要的税费减免等政策工具，引导灾民、企业、民间机构支持灾区重建。
三是重新评估震区重建的地质结构、环境承载能力和管理成本，积极探索开发式、移民式等安置新模式，避免步入“建设—破坏—再建设—再破坏”的恶性循环，最大限度地节约社会资源。
四是加强灾区金融服务体系建设，通过特别优惠贷款、农业保险等鼓励灾区恢复重建。
同时，积极探索地震险的试点。
五是发行汶川地区地震重建债券，运用市场化手段，多方筹措建设资金。
六、乡村组织不宜弱化，保障其行使职责的财力基础此次汶川特大自然灾害，在整个救助过程中乡村组织、乡村干部的作用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
无奈的背后，也在一定层面上暴露出乡村治理的部分危机。
从本质上看，乡村组织弱化是个财政问题。
建国初期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制度，伴随着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推开，以1984年撤社建乡为标志，完成了历史使命。
人民公社时期，国家通过人民公社“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将农民组织起来，国家与人民公社打交道。
人民公社解体后，国家不得不通过乡村组织与农户打交道。
在经历了短暂繁荣之后，随着1990年前后“三农”问题的出现，乡村组织一直备受非议，乡村干部在一定程度上背上恶名，成为乡村“麻烦”的制造者。
研究机构和决策层面一直在乡镇机构存废问题上做文章、搞试验。
在压力型财政体制和政绩考核制度双重作用下，更上一级政府通过集中财权、下放事权，不断弱化乡村财力基础，特别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改革之后，乡镇财政更是有名无实。
一级政府丧失了财政基础，就步入了无财行政的窘境。
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干部同样做出了理性选择——“不作为”。
原有以“三提五统”和农业税（特产税）为维系的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也逐渐转化为依赖上级政府转移支付的单一模式。
原来乡村组织同农民的这些天然联系，由此也就中断了，由相对均衡演变为非均衡。
中国属于单一制国家，不同于西方的联邦制，长期的“大一统”文化熏陶，不同于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寄希望通过农民自治实现乡村事务的自我管理，尚不具备条件，“自上而下”治理仍然是中国特色。
“上有千条线，下有一根针”。
乡村作为中国现行五级政权的末梢，对上连接着四级政府，对下是七八亿农民，是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重要载体。
所以，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历史条件下，乡村一级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为此，一是审慎推行弱化乡村治理的各项改革。
二是赋予乡镇一级政府完整的政权、财权、事权、产权。
三是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税制。
四是加大直接面向乡镇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祝您愉快.开心!!!参考资料：\\\/CaiZheng\\\/Shuiwu\\\/3495_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