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政的普遍服务具体包括什么?
邮政普遍服务是照国家规定务范围、服务标准费标准，为中华人和国境内所有用户持续提供的邮政服务。
邮政普遍服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较为全面的服务种类。
普遍服务的业务范围不仅包括国际通行的普通函件、包裹等基本业务，还包括了担负义务兵免费信函、盲人读物免费寄递、机要通信、党报党刊发行、边防通信等诸多政策性业务。
我国邮政提供的普遍服务业务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多。
二、均一低廉的服务资费。
我国邮政资费实行的是城乡同价，广大农村及边远地区与城市地区资费标准相同。
三、遍布全国城乡的服务网络。
经过多年的建设发展，邮政逐步形成了包括营业网点、运输网络、处理中心、信息系统和投递队伍在内的普遍服务运行体系，其中绝大部分设在农村，基本上实现了每个乡镇都有邮政网点，基本做到了有人的地方就有邮政服务。
中国邮政的历史
一、我国古代的邮驿与烽火台通信 我国关于通信的记载，是来自出土的甲骨文。
殷代，亦称殷商。
殷的故都在今河南安阳小屯村，清光绪年间，在此掘得龟甲兽骨，上刻文字，后称甲骨文。
甲骨文中记载着殷商盘庚年代(公元前1400年左右)，边戌向天子报告军情的记述，有“来鼓”二宇。
经考证，“来鼓”即类似今天的侦察通信兵。
在古书《诗经》中，也有“简书”的记载，‘简书”就是用兽骨刻上文字，由通信兵传递的官府紧急文书。
“简书”出于殷末周初(公元前12世纪一11世纪)，这也就是邮驿的前身。
邮驿与烽火台通信，都源于奴隶制国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通信的需要。
据历史记载，在两千七百年前的周幽王时代，就有了利用烽火台通信的方法。
关于烽火通信有个叫“千金一笑”的故事。
故事的大意是说：周幽王有个爱妃褒姒，她虽长得很美，但轻易不肯一笑。
为此，周幽王使出了 个赏格：“谁要能叫娘娘一笑，就赏他一千斤金子”(当时把铜叫金子)。
于是有人想出了一个点起烽火戏诸侯的办法，想换取娘娘一笑，一天傍晚，周幽王带着爱妃褒姒登上城楼，命令四下点起烽火。
临近的诸侯看到了烽火，以为西戎(当时西方的一个部族)来犯，便领兵赶到城下救援，但见灯火辉煌，鼓乐喧天。
一打听才知是周幽王为了取乐于娘娘而干的荒唐事儿，各诺侯敢怒不敢言，只好气愤地收兵回营。
袭姐见状，果然淡然一笑。
但事隔不久，西戎果真来犯，虽然点起了烽火，却无援兵赶到。
原来各诸侯以为周幽王又是故技重演。
结果被西戎攻下城堡，杀了周幽王，从此灭了四周。
这个历史故事不仅生动的描绘了当时利用烽火台通信的情况，同时也告戒后人，不企是什么人和什么时候，都不能拿通信当儿戏。
利用烽火台传递信息，虽然较快，但只能起到报警的作用，很难满足掌握敌情，指挥作战的需要。
所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军事上的需要，从殷商时代的“来鼓”到了周代已逐步形成了传送官府文书的更加严密的邮驿制度，并与烽火台互为补充，配合使用。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公元前221年)，在全国修驰道，“车同轨、书同文”，建立了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绎站网，制订了邮驿律令，如竹简怎样捆扎、加封印泥盖印以保密；如何为邮驿人马供应粮草；邮驿怎样接待过往官员、役夫等，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邮驿法。
汉代邮驿继承秦朝制度，并统一名称叫“驿”。
规定五里一亭，十里一亭，三十里置驿。
邮驿还随着“丝绸之路”的形成而通达印度、缅甸、波斯等国。
到了唐代，邮驿大大发展，全国共有陆驿、水驿及水陆兼办邮驿1600多处，行程也有具体规定，并订有考绩和视察制度，驿使执行任务时，随身携带“驿卷”或“信牌”等身份证件。
宋代由于战争频繁，军事紧急文件很多，要求既快又安全，因而将由民夫充任的驿卒改由士兵担任，增设“急递铺”，设金牌、银牌、铜牌三种，金牌一昼夜行五百里，银牌四百里，铜脾三百里。
实行每到一站换人换马接力传递。
到了元代，由于军事范围和疆域扩大，仅在国内就有驿站1496处，并将邮驿改称为驿站。
明代在沿袭旧制的基础上，由于海上交通日渐发达，随着郑和七下西洋，还开辟了海上邮驿。
清初有官办驿站1600余处，驿卒七万余名，驿马四万多匹，归兵部主管。
19世纪中叶以后，驿站经费多被官吏贪污中饱，驿政废驰。
到了清朝末年，近代邮政逐步兴起，驿站的作用日渐消失，于是，1913年1月，北洋政府宣布全部撤销驿站。
邮驿制度起源于奴隶制度的国家，盛行于封建社会，并随着封建制度的衰亡而告终结。
邮驿与烽火台通信虽系历代封建王朝的御用工具，但同时也是我国进入有组织的进行通信工作的开始。
它不仅在我国邮政通信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同时也为促进社会的进步、人类的文明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二、我代民间的通信组织 驿站是官府的通信组织，只传递官府文书。
一般老百姓传递信息，只有托人捎带，然而辗转传递，缓不济急，且易延误遗失。
我国古书中记载着不少有关“鸿雁捎书”一类的故事，可见古代人民通信多么艰难。
而今天人们依旧把鸿雁作为邮政通信的象征，又可见人民群众对邮政通信所寄于的厚望。
民间通信组织的形成，大约始于唐朝。
当时主要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商贸易的需要。
首先在长安与洛阳之间，有了为民间商人服务的“驿驴”。
当时还有一种叫“飞钱”的办法，就是各地商人把在长安贩卖货物所得的钱，存入各地方政府驻长安的办事机构，然后再凭收据到各地方官府如教取回，这也就是今天汇兑业务的萌芽。
到了明朝才出现了专为民间传递信息的民信局。
在西南各省也曾有“麻乡约”探亲带信的出现。
相传湖北麻城县孝感乡被迁往四川开垦的农民，由于思念家乡，相约每年推派代表回乡探望，往返时带些土产和信件，而后逐渐形成民信局。
民信局开始出现于交通方便、贸易发达的沿海城市，以后逐渐发展到内地。
民信局由私人经营，以谋利为目的。
他们一方面是哪里有利就在那里办，偏僻地区无人管；另一方面，他们为了招揽生意，相竞为主顾提供方便，如派人上门收取信件、汇款，收费也可以记帐，等等，促使民信局得到了迅速发展。
到了清同治年间(公元1821年到1874年)是民信局的最盛时期，全国大小民信局已达数千家之多。
有的在商业中心上海设总店，各地设分店和代办店，民信局之间互相联营，构成了民间通信网。
自宋、元以来，广东、福建、浙江等沿海一带的贫苦人民，有的为了谋生，被拐骗国外做苦工，这些旅居国外的侨胞，要与祖国亲友通信，或将物品和汇款寄回祖国，“侨批局”便应时而生。
“侨批局” 实际上就是侨信局，因为福建方言把“信” 叫“批”，所以把为华侨通信服务的侨信局习损称为侨批局。
由于侨批局对华侨服务周到，信誉卓著，几乎垄断了华侨寄信和汇款的业务。
自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中国以后，封建统治阶级任凭侵略者侵夺我国邮权，并伙同洋人利用亦官亦洋的特殊权利，采取强令民信局登记，接受海关邮政领导，限制民信局向轮船发运邮件，并采用资本主义的竞争手段，将大部分民信局置于无法经营的境地。
到1935年，民信局已被国民党强迫停办，而侨批局一直到解放前夕尚有100多家。
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邮政 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止，在长达100多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岁月中，我国邮权同遭丧失，形成了邮驿、民信局、侨批局、客邮、海关邮政、大清邮政等相继并存的混乱局面，(一)“客邮” 自1840年中国封建王朝闭关自守的大门被资本主义侵略者打开后，中国便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首先是英国在中国领土上任意开办英国邮局，接踵而来的是法、美、德、俄、日等国也在中国领土开办起他们自己的邮局，而清政府把这些掠夺中国邮权的外国邮局美其名为“客邮”。
这些所谓的“客邮”，从沿海到内地，直至边远地区的新疆、内蒙等地，几乎遍布全国。
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客邮”的目的，并非为了方便我国人民使用邮政，而是为了对我国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侵略目的而服务的。
有些国家还利用“客邮”大量贩运鸦片、吗啡等毒品，走私漏税。
“容邮”实际上是掠夺我国财富、毒害我国人民的场所。
直到1921年在美国召开的九国太平洋会议和限制军备会议上，才通过撤销“在华客邮案”，但日本在东北和英国在西藏的“客邮”，都赖着不撤，印度独立后继承了英国在西藏的“容邮”，直到1954年4月1日才移交我国。
(二)海关邮政与大清邮政 海关兼办邮政也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产物。
1861年，原由各国使馆自派专差传送文件的办法，因其感到不便，故要求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代收代寄邮件。
清政府承担不久，由于北方捻军和南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总理衙门怕负责任，便想推给海关办理，而当时海关的总务司(相当于今天海关总署署长)英人赫德，对中国的邮权早已垂涎三尺，此举正中下怀，便于当年(1866年)移交海关兼办邮政。
1878年7月发行了第一套大龙邮票；并于次年将所办邮局命名为殖民地色彩的“海关拨驷达”。
(拨驷达是英文邮政一POST的译音)。
公元1896年，虽将海关拨驷达改称为大清邮政官局，但邮政大权仍然操纵在英法等外国人手中。
1905年清政府成立邮传部(相当于交通部，主管铁路邮电)，直至1911年海关才将邮政移交给邮传部。
移交时，海关当局还向清政府索取了所谓办理邮政垫款、白银184万余两，由清政府逐年计息归还。
同时，依旧容许外围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实际上邮权并未全部收回。
四、中华邮政 1911年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将大清邮政的招牌换成了中华邮政，但邮政大权依旧操纵在帝国主义者手中。
例如，当时的邮政总办法国人帛黎，对辛亥革命竞宣布“临时中立”，还在大清邮票上加印“临时中立”字样，经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外交部、交通部联合提出抗议后，又加印了“中华民国”四个宇，成为“中华民国临时中立”的怪邮票。
由此可见一斑。
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从此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一个新的历程。
1924至1927年，爆发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在全国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全国邮政职工也卷入了革命洪流，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撤销洋人邮务长、收回邮权、组织工会、要求改善职工生活待遇等一系列的斗争。
这场斗争眼看就要取得胜利，但由于蒋介石的背叛而告失败。
蒋介石在1927年背叛革命，建立起他的反动独裁政权后，把军统、中统特务插进邮局，检扣进步报刊和邮件，同时摧残和镇压邮政职工的反抗运动。
到了民国后期，中华邮政虽日具有一些现代通信事业的基础，但由于国民党的腐败和破坏，当1949年回到人民手中时，已变成了一个残破不全、连职工工资也无钱发放的烂摊子。
五、中国革命战争时期的人民邮政 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首先开辟了井岗山革命根据地。
当时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了革命的需要，创立了一种叫“步递哨”的通信组织。
其通信方法是由党组织指定部分群众，负责一村传一村，一站传一站的把各村连成一个通信网。
后来为了适应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又将这种群众性的“步递哨”发展成“传山哨”。
传山哨也是群众性通信组织，以农村赤卫队为基础，指定若干哨员，每个哨员有一定哨点，平时在山头放哨，发现敌情，用信号将敌人人数、武器种类、行动方向等传给邻村。
另外，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下的部分地区，还设立了地下交通站，来往传递信息，护送干部和运送物资。
1928年5月湘赣边区工农民主政府，在江西永新县成立了中华赤色邮政湘赣省总局，并于次年发行了邮票。
图案是空心五角屋，中有镰刀和锤子。
1932年3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邮政总局。
赤色邮政对红军指战员及其家属互寄的信件免费优待，党政军各单位的通信实行贴票制度，对中华邮政发来的邮件，代收代投。
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到陕北，成立陕甘宁苏维埃，备省设苏维埃邮政分局，县设邮局。
1936年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领导下，成立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邮政总局。
在抗日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内、从边区到各行署、专区、县，甚至各树庄都设有通信组织。
如陕甘宁边区即设有通信总站，在各重要地区设有分站，各县设有县站，各区设有联络站，各村还有沿村传递的农村通信站。
其他各根据地的通信组织也大体相同。
由于各根据地经常处在战争环境中，各机关团体经常移动，有时一天之内要转移三四个地方，但我们的交通站仍能保证各级党组织直到党中央以及各地区彼此间的联系。
当时的口号是：“一处通，百处通；这里不通，那里通” ；“县不出县，区不出区” ，坚守岗位，顽强战斗。
为了通过敌伪封锁线，还在各交通要道组织了“武装交通队” 。
当时京汉、京包、京津各个铁路沿线，敌军都在铁路两旁挖了深达两三丈的壕沟，沟外筑起高墙，墙上架着铁丝网，铁丝网上还挂着铃和灯，每隔不远就有座岗楼，由敌伪军守望。
我们的交通站既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完成通信任务的。
在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站，不但传送党政军民的公文和信件，还发行抗日报刊。
交通员们把抗日报刊传播到各个根据地的每个角落，鼓舞了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斗争意志。
有时还把报纸贴到敌人的据点里和岗楼上，甚至贴到敌人盘据着的城门上，对鼓舞人民斗志、瓦解敌伪军心也起了很大作用。
从事革命通信工作的前辈们，都是忠心耿耿，把一切献给了党和人民的通信事业。
他们在遇到敌人的时候，不措“与文件共存亡’，用生命来保住党的重要文件，写下了无数可歌可颂的光辉篇章。
在解放战争中，组织和扩大了随军邮政机构来支援战争。
在各野战军政治部之下都建立了军邮总局，在各兵团、纵队和师团中设立了许多军邮分局、支局和军邮站，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军邮通信系统。
大家知道，当时我军采用的是运动战，一支部队常常一天转移几次。
可是我们的军邮局却有办法使各部队和后方的邮件随时都能交流．当时，我们军邮局的交通员们一般还都是肩背步行，往往白天跑七八十里路，晚上又跟着部队行军。
有时在特殊情况下，部队一昼夜行军二三百里路，军邮员也要在这二三百里路上带着邮件一站一站的跟着跑。
有些军邮员往往连续十天半月行军，几天几夜不睡觉，而且在长途跋涉之后又立即投入线前战地的通信工作。
他们把后方报刊和指成员们的家债，一直送到前沿阵地，大大鼓舞了士气，支援了解放战争。
六、建国以来人民邮电事业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邮电通信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广大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类邮政业务量都有大幅度增长。
1988年与1949年比较，邮政业务总量由69500万件发展到了3149900多万件，增长了44倍，业务收入达323000多万元增长了35培。
其中：函件由59000万件发展为5970O0万件，增长了9倍；包件由277万件发展到10500万件，增长了37倍；汇票由447万张发展到17500多万张，增长了38倍；报刊发行由建国初期实行邮发合一时的8900万份，发展到25160O0多万份，增长了280多倍。
近几年还陆续开办了特快专递、电子信函、邮政快件业务和恢复开办了邮政储蓄业务，深受广大用户欢迎。
在国际邮政通信方面也有很大发展。
目前，我国已与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直接通邮关系，年收寄国际函件8200多万件，包件近60万件。
中国集邮总公司还向8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中国邮票，我国邮政还同16O多个国家交换邮票。
40年来，邮政固定资产由5亿元增加到20亿元。
改革开放的十年邮政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前30年的总和。
邮政服务机构达52800处，比建国初期增加了一倍，其中农村地区占80%以上，增加了60多倍，从而基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广大农村和边疆地区不通邮的局面。
全国邮路总长度达150多万公里，比建国初期增加了7倍．目前，具有自备火车邮箱500多辆，邮运汽车9600多辆，机动邮船15艘，加上委托民航运邮，在全国范围内基本形成一个水陆空邮政运输网。
随着社会主义电通信事业的发展，邮电职工队伍已由1949年的103000人发展到1989年的1028000人。
他们在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自觉地接受党的部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发扬“人民邮电为人民”的优良传统，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严格的通信纪律、在社会上赢得信誉，人民群众亲切地称呼邮递员为“绿衣使者” 。
在邮电企业管理方面，经过长期反复实践，初步取得了适合我国具体情况的社会主义管理体制和制度，从而使邮电企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个进程中，基本上适应了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群众对通信的需要。
在党的对外实行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加快“四化”建设的方针指引下，被列入先行行列的邮电通信事业将随着国民经济的腾飞而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充分发挥邮电通信在国民经济建设中“先行官”作用，保证到2000年使我国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翻的宏伟目标，届时我国将建成一个以邮区中心局为基础以缩短传递时限为目标的水、陆、空多层次、多渠道、综合利用、四通八达的邮政通信网。
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是谁
曹汝霖 清末民初高级官员，新交通系首领。
字润田。
生于上海。
幼年入私塾，后去汉阳铁路学堂读书。
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904年归国，任职商部商务司。
后被调入外务部。
1913年被袁世凯指派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
同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
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
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总理。
翌年1月通过西原龟三向日本兴业等银行借款500万日元。
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
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又向日本大宗借款，充作军饷。
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向日本再次借款。
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的首领。
1919年初任钱能训内阁交通总长。
五四运动中，北京学生包围并冲入曹宅，放火焚毁其房屋。
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罢免他的职务。
此后，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
抗日战争时期任汉奸组织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
1949年去台湾，1966年8月死于美国底特律。
著有。
五四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这次运动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弘扬民主、科学的精神，促进了，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条件。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
五四运动的前夕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结束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
但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座大山，却仍然压在中国人民的头上。
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果实，又在1915年，为实现他的皇帝梦而接受了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使中国面临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
袁世凯死后，各帝国主义支持的各派军阀连年混战，给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发生了新的变化。
在1914年至1918年期间，由于欧洲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和压迫。
中国的民族资本工业在这时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也壮大起来了，产业工人的数目由1913年的约65万人发展到1919年的200万人左右。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和参加斗争，是五四运动能够取得胜利的主要因素。
五四运动发生前，军阀势力利用封建思想禁锢人们的头脑，推崇作为封建专制制度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借以维持统治。
严酷的现实引发当时先进分子的反思。
他们认为，辛亥革命由于忽视了思想文化战线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致使革命成果遭到破坏。
因此，为了完成改造社会的使命，必须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于是，作为五四运动的先导，标志着中国人民新觉醒的新文化运动便应运而生。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1916年起改名)，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和科学。
新文化运动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是中国近代史上未曾有过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为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为五四运动的发动作了思想准备。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为中国革命指出了道路。
正如同志在一文中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的社会情况可以说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不久，五四运动就由巴黎和会作为导火线而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经过 ??结束后，1919年1月，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在巴黎召开所谓和平会议，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
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也算是战胜国之一，因而派出了陆征祥、王正廷和顾维钧等五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
在中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等七项条件。
代表到达巴黎后，由于留欧中国学生的要求，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条和要求收回大战时被日本乘机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权利的陈述书。
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
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
这种想法当然是十分天真的。
由于美、英、法和日本相互勾结，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又奉行对外妥协的卖国政策，帝国主义根本不理睬中国人民的正当要求，反而无理地在和约中规定把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
巴黎和会彻底暴露了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也打破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幻想。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清了这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解决自己的命运。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
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
5月3日，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在报上发表，全国群情激昂，人们的悲愤再也不能抑止下去，一个声势浩大、规模壮阔的爱国运动终于爆发。
晚上，北大法科大礼堂挤满了学生。
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
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表示爱国的决心。
会上，大家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
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
他们手拿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字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
学生们愤怒极了，高呼打倒卖国贼。
随后， 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示中国人民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
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
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
警察总监加派二百名警察守卫曹宅。
学生围攻警察，向他们讲道理。
少数勇敢学生则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
曹汝霖从后门溜走。
学生们痛打了正在曹家的章宗祥，并在曹宅放起火来。
北洋政府派出大队军警，逮捕学生市民32人。
同学们的正义斗争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群众的广泛同情，社会各界对政府当局纷纷提出抗议。
军阀政府不得不在5月6日释放被捕学生。
5月7日，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重庆等地学生都在这一天举行了大规模的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开来。
5月9日，军阀政府以为风潮已过，下令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辩护，并传讯被释放的学生，追究5月4日行动的主使人。
当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辞职出走。
北京学生们对反动政府这种反人民的措施愤怒之极，5月19日，北京各校学生同时宣告罢课，并向各省的省议会、教育会、工会、商会、农会、学校、报馆发出罢课宣言。
要求严惩曹、章、陆三贼；取消诬蔑学生的反动命令。
天津、上海、南京、杭州、重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学生，在北京各校学生罢课以后，先后宣告罢课，支持北京学生的斗争。
北京学生在罢课以后，一方面派代表到全国各地联络，商讨采取一致行动，发动更大规模的斗争；另一方面组织演说团，在群众中广泛宣传。
自此以后，北京全城的街道、胡同、游艺场所都有学生活动。
军阀政府则采取极其野蛮无理的手段，制止学生们的各项爱国活动，不许学生举行会议，检查新闻，查封报馆。
步兵和马队在街上往来巡逻，逮捕学生。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军阀政府，要它加紧镇压学生运动。
5月25日，教育部开会：限各校学生三日内复课，否则将予以严厉镇压。
6月1日，军阀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
反动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青年学生更大的义愤，斗争也更加尖锐。
6月3日，北京数以千计的学生涌向街道，开展大规模的宣传活动，被反动军警逮捕170多人。
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
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
6月4日继续逮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
皮鞭和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
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
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迫使警察也束手无策。
6月3日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的消息，迅速传到全国。
从广东到黑龙江，爱国运动的浪潮在二十多个省份的一百五十多个大中小城市掀起。
从此，五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运动的中心从北京移到上海。
运动的主力，也由青年知识分子扩大到工人阶级。
首先发动罢工的是中国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地区--上海。
6月5日，上海日商的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纱厂、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和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全体罢工，参加罢工的有两万人以上。
6月6日、7日和9日，上海的电车工人、船坞工人、清洁工人、轮船水手，也相继罢工。
罢工工人总数前后约有六、七万人之多。
上海工人阶级的罢工风潮，迅速波及各地。
京汉铁路长辛店工人，京奉铁路工人及九江工人都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的推动下，工商业资本家也加入了斗争的行列，举行罢市。
但他们不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作坚决的斗争，主张文明抵制，张贴幸勿暴动的标语，甚至还对帝国主义提出秩序井然的保证。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骇。
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对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更是意味着致命的严重威胁。
上海的工商学各界联合会也于6月6日打电报给北洋军阀政府，要求严惩卖国贼，反对在和约上签字。
爱国运动汹涌澎湃地发展着，一个浪头比一个浪头猛烈，一天比一天高涨。
军阀政府眼看自身难保，不得不于6月9日和10日批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贼辞职。
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
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
陈独秀因此被捕。
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军阀政府的这一暴行。
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
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
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
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
6月28日是和约签字的一天，中国的留法学生和工人包围了中国代表的寓所，代表被迫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
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得到了实现。
五四运动在其开始，只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6月3日之后，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圈子，形成全国范围内工学商联合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
中国工人阶级以崭新的战斗姿态、英勇顽强的精神和无坚不摧的伟大力量，显示出自己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先锋队伍和领导力量。
毫无疑问，中国工人阶级参加斗争，对五四运动获得重大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五四运动的深远影响 五四运动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纷纷创办刊物，编辑书籍，组织进步团体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仅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中，就出现400多种刊物。
在各种学说竟起争鸣的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十月革命的道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
李大钊同志在1919年5月到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段时间内，写下了不少战斗性的文章。
其中著名的像一文，是我国第一篇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论文。
他还通过在北京大学讲课和学术讲演，积极从事马克思主义的宣传。
等进步刊物在这期间刊载了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
许多先进青年纷纷组织进步社团。
李大钊同志和邓中夏同志在北京大学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展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周恩来、邓颖超等同志在天津组织了觉悟社，恽代英同志在湖北组织了利群书社，都在宣传新思想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同志这时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
他主持的《湘江评论》是当时全国最有份量、见解最深的刊物之一。
由于它鲜明的革命色彩，只出了五期便被反动军阀封刊，但却对湖南革命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全国也有影响。
在社会主义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也开始出版，《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中文译本也问世了。
经过五四运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知识分子，开始投身到工人运动中，马列主义通过先进知识分子的介绍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
1920年5月1日，上海、北京等地举行了由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我国第一次群众性的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活动。
《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北京还出现了要把土地、工厂收归劳动者所有的传单。
这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已经开始和工人运动相结合。
1920年5月，在共产国际帮助下，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同年11月上海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9月间，等同志在湖南也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与此同时，李大钊同志在北京以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为基础建立了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董必武、陈潭秋同志在湖北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广州、天津、杭州、济南等地以及留学莫斯科和日本的中国学生也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留法学生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也于1921年2月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
同志在长沙同铁路、印刷、纺织、泥木、搬运等各行业各工厂的工人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为工人办事，办学校，向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
同一时期，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刘少奇同志等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
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邓中夏同志等在长辛店举办了劳动补习学校，组织铁路工人开展了许多工作。
当时还出版了各种以工人为对象的刊物，如上海的《劳动界》、北京的《劳动音》、广州的《劳动者》等等，向工人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指导工人群众的革命斗争。
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工人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据不完全统计，1920年工人参加罢工的有五六万人，而1921年则达到十三万多人。
1921年7月1日，在中国的工业中心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工人阶级战斗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了。
这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
从此以后，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终于冲破各种障碍，从胜利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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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主义列强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民族危前严重。
与时，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压迫，又严重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从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一些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变法”的主张，很快得到传授，并且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思潮。
在反对封建顽固思想的同时，一些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看到了洋务运动的弊端，痛感封建专制制度的腐败，开始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进行社会改革。
他们认为只有变法、维新，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以挽救迫在眉睫的瓜分危机。
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越来越多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举起了“变法”“维新”的旗帜，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批判，并在1898年（农历戊戌年）发生了著名的戊戌维新运动。
康有为是这次运动的主要领导者。
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
出身于封建官僚地主家庭，少年时期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
后从早期改良主义者和外国传教士的译著中接受了西方一些资产阶级政治思想。
中法战争失败民族危机加深，促使康有为思想发生变化。
1888年，他利用在北京参加顺天乡试的机会，向光绪皇帝第一次上书，说明“外夷交迫”、“兵弱财穷”的危机，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
这次上书虽因顽固派的阻挠未能上达皇帝，但却流传民间，影响极大。
康有为为了宣传他的变法主张，一方面，在广州创办了“万木草堂”，招收学生讲学，宣传他的主张，培养维新骨干。
另一方面，他致力于著书立说，1891年、1896年，康有为先后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这两部著作是他主张变法维新的重要理论根据。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把历代封建统治阶级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古文“经典”，公然宣布为“伪经”，这无疑是思想领域里的一声惊雷，不仅打破了长期以来古文经学的绝对权威和思想沉寂的局面，而且对维护封建制度的理论依据提出了挑战。
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从资产阶级改革政治的要求出发，用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附会公羊学派的学说，用公羊学派的“据乱、升平、太平”三世学说来解释历史发展的趋势，认为社会必然要沿着“据乱、升平、太平”三个阶段向前发展：“据乱世”就是西方的君主专制时代，“升平世”即君主立宪时代，“太平世”即民主共和时代。
尽管这种划分是不科学的，但他确认历史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君主专制制度是要改变的，这就直接冲击了顽固派“敬天法祖”的反动思想，给变法维新找到了理论根据。
然而，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中还有许多封建毒素。
他企图把儒家的某些经典和变法维新思想调和起来，这正反映了康有为以及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与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是他后来在政治上倒退的一个原因。
3、维新运动的高涨 1895年4月，康有为在京参加会试期间，传来了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
在全国反对签订卖国条约的巨大声浪中，康有为愤慨异常，发动参加会试的一千三百多名举人联名上书清政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爱国知识分子的上书请愿，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经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
康有为也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领袖的地位。
为了争取更多的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支持和参加变法，康有为等人还在北京、上海、湖南、广东、天津等地，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开办学堂，大力宣传维新思想，大造变法图强的舆论，变法维新运动逐渐高涨起来。
1895年8月，康有为在上海创办了《万国公报》（后在北京改为《中外纪闻》），同年又在北京成立了第一个从事维新变法活动的组织强学会。
后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并创办《强学会》，宣传西学，鼓吹变法。
在上海，梁启超等创办了《时务报》，宣传维新变法。
在湖南，谭嗣同撰写了《仁学》一书，设立了时务学堂，建立了南学会，创办了《湘报》，宣传变法，抨击时政。
在天津，严复创办了《国闻报》，著有《原强》、《辟韩》等书，翻译了《天演论》，介绍进化论思想。
据1895至1898年不完全的统计，全国各地所设立的学会、学堂、书局、报馆达三百多所，其中大多数是维新派创立的。
维新派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宣传了维新思想主张，对变法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4、变法维新与顽固守旧的争论 维新运动的普遍高涨，更加引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惊恐和仇视。
他们攻击康有为等维新派是“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咒骂变法维新思想是“异端”、“邪说”，要求严惩康有为。
维新派通过学会、学堂、报纸，围绕着要不要变法这个根本问题，同顽固派和洋务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论和斗争，形成了十九世纪末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和封建顽固思想的激烈论战。
这一场维新与守旧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思想的正面交锋，是作为新的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代表的资产阶级，第一次向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挑战。
这场论战，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中国近代在文化思想领域的中学和西学、新学和旧学之争。
维新志士们坚信“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
对封建主义的旧思想旧文化的批判和对资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的提倡，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开始改变了社会风气。
这种新的社会思潮，有力地推动了变法维新运动的高涨。
5、百日维新及其失败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
这一侵略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义愤。
康有为闻讯，即从上海赶赴北京，在12月和第二年的1、2两月，连续三次向光绪上书（即第五至第七上皇帝书），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指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同时再次强调变法维新、救亡图存已刻不容缓。
这对光绪帝震动很大。
光绪帝一方面深感民族的严重危机，不愿做亡国之君；另一方面企图通过变法摆脱慈禧对他的控制。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接受了康有为的变法主张，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
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为止，共103天，史称“百日维新”。
因这一年是农历戊戌年，历史上也称为“戊戌变法”。
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据康有为等人的建议，颁布了几十条改革的诏令。
主要内容有：经济方面，保护农工商业，设立农工商局，切实开垦荒地，提倡开办实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设立铁路、矿产总局，修筑铁路，开采矿产；设立全国邮政局，裁撤驿站；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等等。
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制度，废八股，改试策论；设立学校，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自由创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等等。
军事方面，训练海、陆军，陆军改练洋操，裁减旧军，以及力行保甲，等等。
政治方面，删改则例，裁汰冗员，取消闲散重迭的机构；准许“旗人”自谋生计；准许百姓向朝廷上书，等等。
尽管变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但新政的推行在许多方面对封建制度都有所触动，这必然为封建顽固势力所不容。
明定国是诏书颁布后四天，慈禧就迫使光绪下三道谕旨：革去光绪的智囊、帝党中坚翁同龢一切职务，驱逐回籍；新授二品以上官员要向太后谢恩；任慈禧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并兼北洋大臣，统帅北洋三军。
这三道打击新政的命令，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完成了准备工作。
为了克服后党的阻力，反击后党的进攻，9月4日，光绪下令将阻挠上书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六人革职。
次日，任命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军机章京，参与新政事宜。
7日，又将对抗变法的李鸿章逐出总理衙门。
帝后党斗争白热化。
慈禧太后加紧策划政变，派人与在天津的荣禄密谋，准备于10月在天津阅兵时废黜光绪帝，捕杀维新人士，政变已呈密云欲雨之势。
既无武装又无群众的维新派将希望寄托于曾加入过强学会、统带新军的袁世凯，以对付后党顽固势力。
而袁世凯大耍两面三刀手法，一方面答应维新派的请求，表示愿保护新政举兵杀荣禄，另一方面则立即向荣禄告密。
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下令囚禁光绪，宣布废除维新诏书和新政措施，革除、逮捕、流放和摧残维新人士以及支持维新派的官员，再次“垂帘听政”。
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康广仁、杨深秀六人惨遭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梁启超逃往国外，维新运动宣告失败。
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面对十九世纪末年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狂涛恶浪，挺身而出，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奔走呼号，要求维护民族独立，是一次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
他们大胆地批判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变革封建专制政治，发展资本主义，是一次推动社会进步的政治变革运动。
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批判封建主义旧学，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里产生了极大影响。
所有这些都说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有进步意义的。
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是由于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企图在不推翻清朝反动的封建政权、不触动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依靠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用“和平”、“合法”的手段，进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其结果只能碰得头破血流。
戊戌变法的失败还表明，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找不到真正打破旧势力的力量源泉，得不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结果只能依靠一部分封建官僚为后援，甚至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软弱性。
6、思想文化的更新及社会风气的转变 戊戌变法不但在政治变革上是一次历史的超越，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是一次重大的历史转折。
维新志士们在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探索和斗争中，以大无畏的勇敢姿态，对陈旧腐朽的旧文化和顽固势力愚昧守旧的思想状况，进行了痛切的批和鞭哒。
在反对旧学、提倡新学，批判“中学”、提倡“西学”的同时，他们在许多思想和文化学术领域有所创新、有所建树。
在社会思想政治学说方面，康有膸、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政论，在思想学术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
除了社会政治思想外，在其他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领域，也开创了新的局面。
在历史学方面，黄遵宪、梁启超等开始对传统史学提出了挑战。
在文学艺术领域，黄遵宪法成为“诗界革命”的先驱，梁启超等人则提出了“诗界革命”的口号，并对小说的社会作用开始高度重视。
在教育领域，实行重大改革，规定教学内容上应博采西学，考试内容上改试策论，同时拟普遍兴办学校。
在新闻出版事业上，也有了初步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主要报刊有已30多家，还出现了新开设的多家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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