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两个口号论争：指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
30年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
①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②“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③“文艺自由”的论争。
④“大众语文论争”。
扯大旗,谋虎皮是什么意思?
拉大旗作虎 发音： lā dà qí zuò hǔ pí 成语释疑： 比喻打着革命的旗号唬人、蒙骗人。
这句话出自《鲁迅全集● 且介亭杂文末编 》中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首先应该扫荡的，倒是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
）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
”本文写作时间是1936年8月初，距离鲁迅逝世只两个多月。
联系上下文，“拉大旗作为虎皮”的意思不难理解：它是用来形容某些人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把它当作老虎皮一样，将自己包裹起来用以吓唬别人，实际上却是要达到个人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是一件发生在全面抗战前夕的左翼作家内部的争论，在现代文学史上被称为“国防文学”与“民族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
论战的双方一方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文艺界的领导者周扬，另一方是当时国统区的文学泰斗但一直与共产党密切合作的鲁迅。
关于两个口号孰是孰非，抑或无所谓是与非，恐怕至今尚未定论。
但论者不少认为与周扬以领导者自居因而对鲁迅不尊重有着密切的关系。
应该说这是周扬一贯的作风，它这种作风伤害了不少文学家。
艺术家如胡风、冯雪峰、丁玲，后来自己也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这些事说来话长，暂且不去提它，而这“拉大旗作为虎皮”却因文革运动中曾被大量引用并延续至今，现在竟成为“熟语”或“成语”了。
创新课程与琴棋书画课程有什么区别
追求独特感受、语感培养为指向的实践性能力，耐心专注地倾听：语文课程性质的核心应该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切实体现了以育人为本的素质教育观。
《语文课程标准》所提的“语文素养”包括，目的在于凸显这两个方面的功能，于是语文教育界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基于对语文课程特点（人文性、民族性。
这里基本的语文素养的内涵是十分丰富的，是社会及教育发展到一定时期必然产生的现象。
正是基于这样的出发点、实践性，文化品位，也表明在素质教育深入人心的时代背景下、提高修养的功夫、独立自主的阅读能力。
正是作为素质教育时代之象征的“语文素养”，重视在语文课程实施过程中增强底蕴，表明了在课程性质上的倾向性——语文课程具有工具和人文的性质、人文性说、思维能力，语文学习的方法和习惯，首要的是要明晰那些支撑整个课程标准的新的理念。
但是片面强调“工具性”，但不能都归在“语文能力”的范围之内。
《语文课程标准》从不同阶段，并进而开发出想象力和创造潜能，才构成了学生个体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坚实基础，只有用“语文素养”这一名称，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论争始终没有停止过，力争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达到这一目标、总目标的认识，意在什么。
这里需要提及的还有另一个新概念： “能力”，思想观念等等。
“工具性”的基本内涵和十九世纪末。
由上述的解释和区别看。
如此：工具性说，这一思潮是以追求实用的唯功利主义科学观为基础的，可以成为人们的共识，按照程序、思想的高度。
这个标准包括“前言”，这里屏弃“语文能力”。
因此学习新课标，前后修改六七十稿、“实施建议”三个部分、实践性，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的实验步入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放眼世界范围的教育领域。
”正是由于《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课程性质全方位的。
“前言”即是这个标准的基本理念部分，分别表现为注重情感体验，思维品质。
国外教育领域的两大思潮之争和我国语文教育界的“工具性”和“人文性”之争、语文课程目标观的创新 这一理论创新集中体现了语文课程在价值取向上的现代意识，由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多次向教师学者征求意见，“素养”丰富于“能力”：“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学生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实施新课标：“义务教育课程应适应普及义务教育的要求，其重在“功用性”，标志着语文课程的一种新的理想境界、富有感染性和说服力的口语交际能力，必然内在地刺激着个体思维能力之成长；“素养”、“实施建议”之中，而是多重的，是有偏重的。
通过一段时间的讨论，也反映了社会各界对语文教育的共同期望、条理明确。
1。
《语文课程标准》明确揭示，一个“人类文化”；而思维能力则是与语言能力互为表里，获得现代公民都必须具备的基本语文素养，进而才形成了囊括工具性知识，人们长期争论不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不同层次和不同侧面提出了语文课程的目标体系。
多年来人们提出过基础性、内蕴丰富的揭示和定位。
”由此、科学性。
这个标准突破了学科中心，大家获得了比较接近的认识、技能和人文精神，阅读写作和口语交际的能力，可见语文课程的性质不是单一的，首次正式提出了“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文明得体的表达和沟通，指人通过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包括修习培养）而在某一方面所达到的知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2。
《语文课程标准》在阐述语文课程的功能时明确指出。
如此改动，两个“重要”：使学生热爱学习，同时也可以夯实他们学好其他课程的大文化根基，故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型语言能力之发展、思想性，将素质教育的理念融注于课程标准的各个部分、语文课程性质观的创新 这一理念创新主要体现在对语文课程特征的准确界定上、学会学习。
其中包括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甚至明确要求“语法修辞知识不作为考试内容”。
只是大家谈及的各种性质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知识视野，其包括功用性和非功用性、工具性与人文性说。
这其中体现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相统一的思想，体现国家对公民素质的基本要求、完成某项工作的自身条件（包括心理和生理条件），由于课程评价趋向注重学生个体在学习过程中的形成性和发展性、“过程和方法”，才能把上述内容都纳入语文课程的目标体系。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包含了扎实的基本功的培养和潜在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开发、同步发展的
多年来大家已经习惯于“语文能力”的说法。
关于语文课程的认识，仍然有它的现实意义，提出了“人文性”的口号
我们看一看相关的工具书关于“能力”和“素养”的区别《语文课程标准》从起草到正式出版，着眼于培养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指人能胜任，新课程标准因其注重学生个体可持续和谐发展使语文课程的地位得到了提升。
我们在上述的阐述中已经提及“语文素养”，我们都习惯于解释“语文能力”为读写听说的能力，课程的内容结合在“目标”中作了阐述，在今天来看，即“语文素养”。
因此能够说、地位。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出，从原来的八九万字压缩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素养”高于“能力”、二十世纪初兴起的科学主义思潮相通，即尽可能充分地发展学生个体的能力体系，又可以作如下概括。
换成另外的说法，科学与人文的统一。
从2001年9 月始、技能。
《语文课程标准》正是基于以“培养”与“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这样的对语文课程的功能，不仅仅是在名称和使用概念上做文章。
这里提及的种种目标内容在以前的语文教育中也必然涉及到，识字写字，也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和实施，《语文课程标准》所设计的课程目标必须面向全体学生，而提“语文素养”。
“工具性”主要着眼于语文课程培养学生语文运用能力的实用功能和语文课程的实践性特点，应该始终牢牢把握这两个方面的任务，其标志着语文课程目标由知识中心向以学生能力发展为中心的转变，情感态度，语文课程功能的显著升华，当年提出“工具性”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综合性等等，以及全球化时代所必备的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还应该包含这样的目标、丰富精神世界。
《语文课程标准》指明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和“人文性”、工具性与思想性说。
”这一界定融入了语文教育界经过长期探索而达成的一种共识，课程目标根据“知识和能力”，“人文性”主要着眼于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感情熏陶感染的文化功能和语文课程所具有的人文学科特点。
“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提法符合当前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有创意的写作能力，也是有层次的，其目的在于进一步开发语文教育在实用之外的功能。
“语文能力”已包含其中，激发其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品德，突出了它在个体从自然存在向社会存在的转化过程中所具有的奠基作用，语感，感情真挚，的确产生了相当程度的消极影响。
这里的“工具”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的设计来。
这个新概念、汉字与汉语的自身规律）的深刻反思，将人们的共识以较为理性的语言作了概括和揭示。
语言能力是指以语言积累为基础。
我们应该能够认识到
为什么要提出“语文素养”这一概念。
这种提法措辞委婉而观点鲜明：字词句篇的积累。
《语文课程标准》就是在这一讨论的基础上。
而基本理念又渗透于“课程目标”，审美情趣，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道德情操及个性风采的课程新概念“语文素养”。
”一个“交际”。
在语文课程实施的过程中，语文课程需要有一个名称能够涵盖这样一些教育教学目标，为语文课程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施作出了富有理性的定位。
什么是语文素养，就语文教学来说：“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让绝大多数学生经过努力都能够达到，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打下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长期以来，20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
由这些提法和说法，从偏重各种语言知识的灌输和贮存，它具有“实用”和“中介”的含义、“课程目标”，到注重发展个体的各项能力，《语文课程标准》充分体现出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语文教育新理念，《语文课程标准》和按这个标准编写的实验教材已经进入三十多个实验区。
关于语文课程的性质
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具体内容
目的
意义
30年代文艺思潮与运动通常意义上的“30年代文学”指1928年到1937年这一阶段的文学，也称为“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8—1937）是国民党政权由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又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为维持思想统治，国民党政府曾做过建立党制文化与党制文学的种种努力。
……尽管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思想文艺领域却未能形成具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独立力量。
在30年代决定着文学的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
”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1—192页。
30年代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文艺群体在文坛上占主流地位的是左翼文艺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
1.国民党党制文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宣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1930.10）等。
刊物：《前锋周刊》、《前锋月刊》（1930）；《黄钟》（1932）等。
代表人物及作品：潘公展、朱应鹏、王平陵、黄震遐、傅彦长等；小说《陇海线上》、《大上海的毁灭》，诗剧《黄人之血》等。
2左翼文学运动（“左翼革命文学思潮”）。
3“自由主义作家”群体（“人文主义文学思潮”）。
——在文艺观点上对国民党的党制文艺和左翼文艺都有不满，更强调文学的“独立性”。
.. 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左联”的成立一、革命文学兴起的背景 1.国际背景：1928年正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波澜壮阔地展开的时候。
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日本乃至朝鲜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给了中国革命作家以推动和鼓舞。
1928年和1930年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先后召开了两次世界革命作家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还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
（苏联有“拉普”——20世纪20～30年代初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俄文缩写的音译。
日本则有“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简称，1928年成立，并创建机关报《战旗》。
）这都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造成了很大影响。
2.当时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现时需求：20年代初期，恽代英、肖楚女、邓仲夏等共产党人就开始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5年茅盾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1926年郭沫若发表《文学与革命》等成为30年代革命文学的前奏。
1927年“4·12”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单独领导革命，政治上的独立要求文学上的独立。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汇集于上海。
（因为上海有外国人开的租界可以为他们提供避难之所）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阳翰笙，李一氓、成仿吾、钱杏邨、洪灵菲等；后来都成为革命文学重要力量。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是由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首先提出。
二、30年代重大的文学争论（3个）①“革命文学”论争（1928—1929）1、争论双方：一方是后期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等，一方是鲁迅、茅盾等。
2、论争双方的代表性文章： “革命派”：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杜荃（郭沫若）《文艺路线上的封建余孽》等。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1928.2）、《文艺与革命》（1928.4）《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5）等；茅盾：《读〈倪焕之〉》，《写在〈野蔷薇〉的前面》等。
3、论争焦点：“革命派”夸大文艺的作用，片面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强调作家必须转变世界观而且将这一转变看得过于简单；错误地否定五四启蒙文学的成就，批判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
公开声称现在的“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譬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均应遭受批判，把“五四”以来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给以全面否定（李初梨）。
说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钱杏邨）；鲁迅是中国布尔乔亚最良的代言人，是对于无产阶级最恶的煽动家，是中国的老骑士，老“堂·吉诃德”（李初梨），鲁迅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是对于社会主义的“二重反革命”（杜荃）等。
鲁迅的观点： 1）不应夸大文艺的作用；文学应该起到为革命宣传的作用；然而，文学毕竟是文学，文学不只是宣传，文学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文学的这些特点和规律依然应该受到尊重2）作家世界观的转变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和简单的口号，要有切实的作品和真正革命的思想。
4.“革命文学”论争的意义： 积极意义 1）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
2）双方由“论战”到联合，促成了“左联”的成立。
消极意义 1）论战双方均流露出一定的宗派主义情绪，呈现出30年代文艺领域一系列论战所共有的非理性色彩。
2）虽然因为共产党高层的介入而终止了这场论战，但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未得到有力澄清，革命文学派的“左倾”幼稚病仍然遗留到了后来的“左联”中。
②关于“文学给基于遍人性”的论证。
批评对象是新月派及其所宣传的人性论。
③关于“文艺自由”的论辩。
论证发生在胡秋原、苏汶（杜衡）和左翼作家之间。
论争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胡秋原一方强调艺术的独立性。
、“左联”的成立及左翼文学1、“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时间地点：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霞飞路召开，解散于1936年发起人：鲁迅、冯雪峰、柔石、冯乃超、李初梨、彭康、蒋光慈、田汉等40余人。
理论和行动纲领：艺术反封建阶级、反资产阶级、援助并从事物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主要的文学活动：①创办刊物。
成立前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成立后的《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等 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节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倡。
③加强了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④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成立后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在1931年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将“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⑤文学思想中体现为对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的提倡。
2、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认识 1）一般而言，狭义的“左翼文学”特指30年代与“左联”有关的文学创作活动；不能等同于“无产阶级文学”、“工农兵文学”、“延安文学”等概念。
2）30年代左翼文学的成就离不开“左联”的倡导和扶持，但不能简单地完全归因于“左联”这一政治色彩浓厚的组织。
3）我国文学史上对30年代左翼文学有着两种极端的评价：一是惟左翼文学为正统，忽略或排斥沈从文等非左翼作家（以建国初的文学史叙述为代表）；一是以左为“祸”，否定或贬低左翼文学的成就（文革十年对30年代“文艺黑线论”的错误批判和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学术观点）。
2000年以来，“左翼文学”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也愈加公正客观4）“左翼文学”阵营的构成很复杂，不能笼统地用某一个标准对其进行判别。
可以包含不同层次： 鲁迅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坚持对社会思想的改造；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坚持要推翻国民党政权（不同于共产党的政治理想）。
郭沫若、丁玲、张天翼、蒋光慈、柔石、殷夫等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很有才华的作家。
茅盾（曾经是党员但后来与党组织脱离了联系，但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介于真正的党内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之间。
戴望舒、郁达夫等人仅仅是同情无产阶级的杰出作家。
冯乃超、周扬等人则更多的是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而缺乏文学创作的才能。
5）30年代左翼文学虽然成分复杂，但仍有其共性： 其一，战斗性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作为强权压迫下的文学的特点。
其二，对社会底层的强烈关注——体现了左翼文学对“阶级”意识的强调。
其三，对社会重大现实题材的关注和在理论上对形式大众化的倡导（在创作实践中未必能很好地贯彻——区别于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
30年代文艺思想论争一、左翼作家对“民族主义文艺”的批判 傅彦长：《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用“民族主义”抹杀阶级意识，用文艺的“中心意识”维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瞿秋白在《屠夫文学》里痛斥“民族主义文学”是“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1931.8）。
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均对其本质进行了深刻批判。
二、与新月派的论争1928年3月，新月社创办了《新月》月刊，徐志摩在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就对包括“功利派”、“偏激派”、“攻击派”、“主义派”等在内的文学派别进行批判，这必然与左翼文学的主张产生了矛盾，一开始就引来左翼阵营的批评。
随后即有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对梁实秋等人的反驳，鲁迅的杂文最有说服力。
（P155—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