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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宣传口号

时间:2014-10-20 14:54

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现许多有深刻社会影响的口号、标语等。

下列口号接出现的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①人民

1.确立新的政权形式,了历人口最多的社会主义大国2.援朝力挫美帝,极大震惊方世界,引起了“黄祸”“麦卡锡主义”在内的恐惧思想3.强力插入五大常任理事国4.两弹一星冉冉升空,从此不再惧怕核威慑5.改革开放应运而生,使得中国偏离了邪恶而畸形的发展方向,想想现在的朝鲜,如果你生活在那个社会是多么悲哀的一件事6.和平不结盟的外交使得中国在颠簸中快速前进,中国已经落后了几百年,我7.不断回收满清割让的土地,北征珍宝岛,南战阿三于喜马拉雅山长驱直入旧德里印度被迫迁都,和平回收香港澳门,国际影响不断壮大8.跨出国门远洋护航,派出号称“中华神盾”的驱逐舰,意在耀武扬威,这表明了胡温政权越发自信 1950年10月 抗美援朝 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封锁。

1951年 西藏和平解放 1952年 土地改革完成 1954年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颁布 1956年 三大改造基本完成 社会主义体制度基本确立1958年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基本制度确立 同年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 和 宁夏回族自治区1964年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打破了美苏大国的核垄断 成功挫败对我国的长期核威慑。

1970年 我国大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 我国的航天事业迈入重要历史时期 提高了在国际上的话语分量。

1971年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 中美、中日关系开始正常化 西方世界掀起与中国建交的新浪潮 开始了中国外交事业的新局面 1978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要决定。

由此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1997 1999 香港 澳门相继回归,百年失地回归祖国怀抱,实现了几代中国人的梦想 证明“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彰显中国综合国力。

2008年 奥运会成功举行 为中国赢得世界喝彩。

新中国成立后在哪些方面取得了成就多举几个例子,说清

文学成就: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文明开发最早的古老民族之一.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历史之悠久,种类之繁多,形式之丰盈,都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文学大国的文学相媲美.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收集了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它反映社会生活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它的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更为无数的外国学人所称道. 在戏剧方面,远在十三世纪,就出现了元杂剧的辉煌.它的代表人物之一关汉卿,一生创作了70部杂剧.那惊天地泣鬼神的《窦娥冤》,那轻松、明快、活泼、幽默的喜剧《救风尘》,那颂扬正义、鞭挞邪恶的公案戏《鲁斋郎》,那翻卷着时代风云的历史剧《单刀会》等风格多样、色彩纷呈的剧作,不仅展示了我国戏剧的丰富性、成熟性和厚重感,而且还把唐诗和宋词的优点熔为一炉,把诗词的功能由一般的吟诵扩展到配乐吟唱,将诗和歌密切地结合起来. 唐诗、宋词独特的表现形式和艺术魅力,使语言的潜能发挥到了极至.它朗朗上口,铿锵有力,变化多样而又严整有序,而时代伟人,不仅继承了它的优秀传统,而且还把这一艺术推向了一个新高峰. 在小说方面,还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就出现了标志市民文艺样式的宋话本.元末明初又有两部长篇小说的伟大杰作问世,那就是施耐庵的《水浒传》和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这两部内容博大、气势恢宏、人物过百的长篇巨著,享有世界声誉. 在革命风暴中诞生、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我国现代文学(从五四时期的新文学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主义文学),以其更先进、更合理、更美好的崭新姿态,前进在今日世界进步文学的前列.《阿Q正传》、《子夜》、《家》、《春》、《秋》、《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风云初记》、《保卫延安》、《红旗谱》、《红岩》、《东方》、《李自成》、《黄河东流去》、《第二个太阳》、《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等小说;《雷雨》、《日出》、《茶馆》、《蔡文姬》、《武则天》、《文成公主》等话剧;郭沫若、艾青、贺敬之、郭小川、李季等诗人的诗歌,都以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跨进世界文学的殿堂,为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编织出更为璀璨夺目的花环. 综观三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全貌,可以看出它的发展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在中国文学发展的漫长历程中,文学的任务和功能历来都受到重视.公元前的孔子(公元前551公元 \\\/FONT>479)首先提出诗(文学)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三国魏文帝曹丕,极重视文章的写作,认为文章可以经国,提出: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对写作诗歌的目的作了更直截了当的阐释: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对此,白居易说得更为明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古代诗人、作家、文论家这些关于文学任务和功能的论述,对后来的创作实践和文学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在批判地吸收历代有关文学功能的主张中的合理成分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明确、更为群众欢迎的响亮口号: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解放区的文学取得了不可磨灭的成就,新中国的文学特别是新时期的文学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二、我国文学历来是勇于进取,在形式和体裁上不断创新或推陈出新的开放型文学.比如,诗歌的发展是由四言诗而五言诗、七言诗,由古体诗而近体诗、格律诗、自由诗.散文的发展是由先秦散文而汉赋、骈文而古文运动中的古文,到了现代,散文的种类和形式,真可谓千姿百态、色彩纷呈.在体裁上,由唐诗、宋词、元曲而明清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总之,几千年的文学发展表明,我国文学在艺术形式和体裁上,总是处在不停的运动中,在不断地创新和革新. 需要指出一点,中华民族是一个理性化程度较高的民族,能够全面、辩证、成熟地对待文学形式和体裁上的创新和革命.某一新的艺术形式和体裁出现后,并不因此否定先前的艺术形式和体裁,而是允许各种艺术形式和体裁自由竞争.比如,七言律诗、七言绝句在诗歌领域里占据主要地位后,但五言诗和四言诗并没有就此消亡,甚至直到今天,也依然存在.再比如,今天我们提倡新诗,但旧体诗创作依然很兴旺,诗与词的比翼双飞、共存共荣也很令人深思.在宋代,词在诗歌领域里占了主要地位,但宋代的诗也很有特色.即使在今天,它们也是齐头并进的兄弟或姊妹.

新中国成立后,党为繁荣文学艺术而提出的口号是 [ ] A.向科学进军 &nb...

◆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

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

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

◆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

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

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

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

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1928年10月,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

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在信中,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

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

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

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1948年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

”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

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

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的主张。

9月16日,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

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

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1939年12月21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

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

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

”“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

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

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

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

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

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

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

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

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

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

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

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

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

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

”《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

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

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

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

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

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万岁

”“祖国万岁

”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为新中国成立作出贡献的英烈的故事

○吴○玉○章○维○护○国○家○尊○严 老革命家吴玉章,年轻时东渡日本留学。

1904年元旦,因清朝末年中国贫弱,日本帝国看不起中国,在悬挂的万国旗中,故意不挂中国国旗。

为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尊严,吴玉章挺身而出,代表留日学生向学校当局严正提出:必须立即向中国学生道歉并纠正错误,否则,就要举行罢课和绝食以示抗议。

学校当局在中国爱国留学生的强大压力下,只得认错道歉。

杨靖宇献身抗日 民族抗日英雄杨靖宇曾担任“南满抗日联军”司令,从1934年一直到1940年沙场献身为止。

在艰苦征战的六年中,他身先士卒地在白山黑水、林海雪原里打击日寇。

面对敌人的重兵围剿,杨靖宇率部顽强战斗,使敌人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

日酋对他又怕又恨,调集重兵围困。

有人劝杨靖宇投降,他斩钉截铁地说:“不,我有我的信念。

”最后,弹尽粮绝,杨靖宇在打完最后一颗子弹后壮烈牺牲。

敌人残忍地用刺刀剖开他的肚子,杨靖宇肚里没有一粒米,有的只是树皮、草根和棉絮。

略谈新中国成立后的戏曲改革

二 戏曲改良运动  二十世纪进入下半叶,中国的历史也翻开了新的一页。

中国戏曲的改良,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这一新时期的戏曲改良,也才真正成为一种运动。

  1950年岁尾,二百一十九位京剧和各地方戏剧种的戏曲艺人相聚北京,参加了新中国召开的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出席了会议,同每一个代表握手,并向七十七岁高龄的京剧艺人尚和玉,川剧艺人张德成,受旧社会迫害、“哑”了三十年的梆子艺人刘喜奎敬酒,三人均落下热泪。

会议闭幕,大会郑重宣告:从此废除“旧艺人”的称谓时,全体代表顿时爆发雷鸣般的、时间长达十五分钟的掌声。

掌声中,与会者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频临死亡的戏曲,以及赖以为生计的广大戏曲艺人,从此获得了新生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先后成立了戏曲领导机构“戏曲改进局”和由43位专家和艺术家组成的、顾问性质的机构“戏曲改进委员会”。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由总理周恩来签发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

《指示》指出:“戏曲应以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

”与首要任务相符的,应予以鼓励、推广,反之,应加以反对。

当前的戏改工作“应以主要力量审定流行最广的旧有剧目”。

要“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

”要加强艺人的教育并从艺人中培养戏剧改革的干部。

要“改革旧戏班中某些不合理制度”,并“在企业化原则下,采取公营、公私合营和私营公助的方式,建立示范性剧团、剧场,有计划地、经常地演出新剧目,改进剧场管理,作为推进当地戏曲改革工作的据点。

”⑾  这一《指示》的基本内容,被概括成为“改戏、改人、改制”的戏曲改革基本方针。

  1952年10月6日至11月14日,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

全国23个剧种的37个剧团、1600多名演员为大会演出了82个剧目。

这是一个空前的聚会,是一次盛大的检阅。

这次盛会第一次集中地展示了中国戏曲文化的优秀遗产,振奋了人心,交流了技艺,从而开创了戏曲走向新的繁荣的好局面。

  从《指示》发布之日至1956年底,全国挖掘出传统戏曲剧目51867个,记录下14632个,整理改编四千余个,上演剧目达一万余个。

据统计,全国有专业戏曲作者819人,业余作者587人,以及从事剧目工作的专职人员3061人。

  昆剧《十五贯》的改编和演出,是这一时期最为杰出的成果。

  在这一时期,戏曲改革的成就和经验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在此以前,戏曲的改良只是少数团体、少数人的自觉行动。

到了这一时期,由于有执政党的领导,戏曲的改良成为了全国戏曲界的整体行动。

在这种整体行动中,改革的规模大,行动的速度快,变革的成效也就显著。

如全国性的观摩会演,加强了剧种之间的交流与学习,对促进艺术生产力的发展和提高戏剧艺术质量大有裨益。

  第二,将艺术归还给了大众。

  旧的戏曲,精华与糟粕并存。

戏曲文化中的一些糟粕,成为“毒害人民的鸦片”;而一旦成为精品,就被封建统治阶级据为己有,“罩进玻璃罩”,让人民群众“看不懂,不要看,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

”  国家的政权掌握在人民手中之后,戏曲的改革就是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需要作为剧目取舍的首要标准。

同时,由于有了强大的政治力量的扶持,戏曲这一旧的戏剧范型经过改良,成为了当时人民大众宣泄自己情感的艺术形式。

  第三,戏曲的改革在这一时期注意了“先内容后形式”的精神,使戏剧的主体回归,从而带动了戏曲外在形式的“移步换形”。

  在改革运动的初期,由于有一部分新文艺工作者加入到戏曲队伍,他们一方面有着用文艺创作去表现生活的激情,一方面又少有旧范型规则的束缚。

为了表现新的生活,对戏曲旧的范型进行了大胆的突破。

如湖南花鼓小戏《双送粮》,在新文艺工作者的参与之下,戏曲音乐体制出现了专剧专曲的新变化,剧中一曲《浏阳河》传遍大江南北、流播半个世纪,成为了一首流行歌曲(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戏曲唱段),使新戏曲适应了新时代。

  第四,戏曲演员的地位迅速提高,戏曲队伍的素质得到增强。

戏曲演员在旧社会一方面是被歧视、被侮辱的对象,另一方面也应看到,他们中间不少人沾染了旧社会的习气,也缺少必要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

这一时期的戏改工作十分注重对“人”的帮助和教育,使旧艺人在政治、文化、艺术上都得到提高;使他们接近人民的生活,了解社会的需要,使戏曲真正地属于人民大众。

  在这一历史时期,新中国刚刚诞生,百废待举,创业艰难;再加上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把战火燃烧到鸭绿江边,中国人民被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就在这种比较严峻的形势之下,党和国家仍把旧社会视为“雕虫小技”的戏曲,提到议事日程,对于戏曲的大事,党和国家领导人事必躬亲。

他们领依靠焕发出无比高涨的革命热情的戏曲工作者,在广阔的范围内拯救、扶持了临危的戏曲,在中国戏剧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成绩是巨大的。

但因历史与时代的局限,这一时期的戏曲,就变革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在戏曲范型的变革上,错失了一次良机。

在解放初期,在戏改工作的领导者中,对戏曲的改革,本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目前京剧的乐曲还是根据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和方式制成的,因此,它更适合表现封建社会的生活,拿它们来表现现代人的生活和情绪,就觉得有些格格不入。

如何使这表现社会的生活节奏的旧音乐能为新的现实内容服务,我们以为可以作为今天改进京剧的一个方向来提出。

⑿  中国现在除了京剧和其他各种地方戏曲之外,已经产生了一种由《白毛女》所代表的新型的歌剧。

……这种歌剧是新生的东西,它还没有成熟;由于它的符合人民需要的新内容,也由于音乐上的一部分成功的创造,它已经受到群众的欢迎;应当承认它是民族戏曲的一种新形式,这种形式是应当加以鼓励和扶植,加以发展的。

但是这种新歌剧还没有充分地继承民族戏曲的丰富遗产,而新歌剧的发展只有在这个条件下才能找到光明的前途。

它在广大人民中间的影响,目前还不及中国原有的各种戏曲。

同时这种戏曲正在逐步革新,有些地方戏曲在表现现代题材的时候,和新歌剧已经没有什么基本的区别了。

⒀  如果按照这种文艺改革思想指导和鼓励戏曲改革中的“移步换形”,戏曲可能能够走上现代化之路。

然而,戏曲旧范型的封闭性和保守性过于强大,在这一时期和以后的历史时期中,由于我们反对和批判西方文化的同时,尊重和提倡民族的传统文化。

在这种背景下,戏曲旧范型同样受到尊重和保护;变革被终止。

另一方面,由于新歌剧是延安文艺运动的成果,同样受到尊重,于是,“没有什么基本区别”的新歌剧与表现现代题材的新戏曲开始分道扬镳,成为了两种“戏剧形式”:戏曲不能弄成歌剧,歌剧也要区别于戏曲。

这样,戏曲的变革被人为地割裂,失出了“目的”;而歌剧的“势力范围”被限制,得不到充分健康的发展。

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进程被因此而阻隔。

  第二,在戏剧文学创作中,出现了一种“左”的倾向。

  戏剧文学创作主体的回归,是这一时期戏曲变革的可喜现象,但由于受政治思想上“左”的影响与干扰,这种回归受到挫折。

如:在历史剧的创作之中,有的剧作家将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融入历史题材、并作出一种新的解释,这本来是文艺创作中的一种常用的手法;无论成功与否,其本身只是一个学术问题、一个艺术问题。

然而,在这一时期,这种手法被简单地扣上了“反历史主义”、“主观主义”、“公式主义”、“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等政治帽子;作家也因此受到排挤、批判和打击。

这种简单粗暴的文艺批评和错误的处理方法,不但为后来的文艺事业留下了隐患,也成为了戏曲变革的一种无形的阻力。

  第三,建国初期,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曾经明确指出了表演艺术团体的建设方向:1、企业化的原则;2、公营、私营、私营公助三并举的所有制形式;3、建立经常演出新剧目的示范性剧团。

本来,这是表演艺术团体健康发展的正确方向,然而,随着国家政治形势的发展,剧团的企业化成为了一句空话,全国的演出团体成为了公营剧团,示范性的剧团也已无须存在。

从此,绝大多数的表演艺术团体失去了内部的活力。

  第四,戏剧艺术教育没有跟上艺术发展的步伐。

旧的徒弟制的废除、科班的消失之后,并没有在广大基层剧团建立起比较行之有效的、新的艺术教育制度。

以后虽然陆续开办了一些各种类型的艺术院校,但对于众多的剧种、众多的基层剧团和众多的从艺人员,依然是杯水车薪。

因此,戏曲团体内的表演艺术、技术的“近亲繁殖”式的传承体制,加上剧团内部的“大锅饭”式的经营体制,造成了戏曲演员整体素质的退化。

  总之,就整个中国戏剧发展史而言,戏曲艺术在这一时期虽然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但没有发生质的变革。

  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1956年,党宣布:我国在各个领域、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开始转入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对此,文化艺术界欢欣鼓舞。

  早在1952年,中央文化部副部长周扬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指出:“戏曲遗产是反映过去人民生活的,但新的人民生活,也需要新的戏曲来表现它。

因此,如何用各种戏曲形式恰当地,而不是生硬地表现人民的新生活,成为戏曲工作者当前的、也是长期的一个严重的创造性任务。

”从此,努力使戏曲形式现代化成为了文艺工作者关注的焦点。

文艺家们采取的促进戏曲现代化的手段之一,就是大力提倡现代戏。

  在1956年之前,由于戏曲界在进行“改人、改戏、改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并没有摆到十分突出的位置。

1956年后,当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在戏曲界,戏曲现代化的问题自然摆到了议事的首要议程。

  然而,在以后的二十余年里,由于“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我们在取得一些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失误,遭受了重大的挫折。

在这种背景下,属于上层建筑的戏曲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下表,就反映出了“文化大革命”之前,我国在政治、经济上一些大的失误对戏曲艺术所造成的直接的影响:  年份 政治、经济形势 戏曲界大事  1957年春 宣布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 大胆放手开放戏曲剧目  1957年秋 反右斗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 铲毒草抓右派  1958年 大跃进 提出“争取在三五年内各剧种剧团现代剧目达到20%-50%”“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  1959-1961年 庐山会议,“反右倾”斗争,三年自然灾害 提出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并举”方针  1962年 提出“抓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 江青秘密策划对《海瑞罢官》的批判  1963年 “四清运动”开始 戏曲问题论争,提出“大写十三年”禁演《李慧娘》  1964年 进一步开展“社教”运动,批判杨献珍“合二而一” 大力提倡现代戏批判写“中间人物”,江青发表《谈京剧革命》  1965-1966年春 “文化大革命”前夜,姚文元发表批判《海瑞罢官》文章 “清官”问题争鸣  由于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戏曲的命运就尾随着政治而“运动”。

1958年提出的“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和1963年提出的“大写十三年”,虽然把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提到了首要的位置,对戏曲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它被绑上了“左”的战车,戏曲本身的审美价值受到轻视,于是戏曲的变革受到了严重的束缚。

  1962年起,一批政治野心家开始直接插手戏曲改革。

从此,戏曲艺术陷入了不可自拔的灾难深渊。

  1964年6月5日至7月31日,文化部举办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

全国十九个省、市的二十九个剧团演出了现代京剧剧目三十五个,其中大戏二十五部,小戏十个。

出现了《红灯记》、《芦荡火种》、《奇袭白虎团》、《节振国》、《六号门》等一大批成就突出的剧目。

就在会议期间,同志于6月27日作出了一项措辞非常激烈的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批示》虽然不是针对观摩演出大会和组织这次大会的文化部,但对大会无疑将产生影响。

7月5日,江青、康生等窜到大会,在会上,江青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长篇讲话,开始篡夺戏曲改革的成果,为“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进而占领整个上层建筑领域。

  戏曲的变革步入歧途。

在江青等一小撮政治野心家的操纵之下,戏曲界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所谓“京剧革命”。

  “京剧革命”一是破,二是立。

“大破大立”。

  “破”:首先是《李慧娘》被禁演,继而是京剧《谢瑶环》、《海瑞罢官》被批判,然后又是“横扫一切”。

一时间,几乎所有的戏曲剧目都在批判、禁演之列。

由戏及人。

不少优秀的戏曲艺术家被打倒,戏曲表演艺术团体被摧毁、遭解散。

优秀的民族戏剧传统遭受了灭顶之灾。

  “立”:体现在戏剧方面,就是精心泡制“革命样板戏”。

  从1964年至1976年的十三个年头中,江青直接插手戏剧改革。

采取了“领导出思想、作家出技巧、群众出生活”的“三结合”创作体制,将一批已经出现在舞台上的现代戏剧目,通过精心挑选,集中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以“十年磨一戏”的精神,终于加工制作了一批“光辉的文艺革命样板”,其中包括音乐、舞蹈作品,共计18部。

⒁它们是:  京剧:  《智取威虎山》(1958年、1964年据小说《林海雪原》改编)  《红灯记》(1964年据电影《自有后来人》改编为沪剧《红灯记》)  《沙家浜》(1960年沪剧编演,原名为《碧水红旗》《芦荡火种》)  《海港》(1967年创作演出)  《奇袭白虎团》(1964年创作演出)  《龙江颂》(1963年创作演出)  《杜鹃山》(1964年改编小说《潘虎》为话剧)  《平原作战》(1973年根据几部电影内容拚凑而成)  《磐石湾》(据话剧、沪剧《南海长城》改编)  《红色娘子军》(据小说、电影及1964年昆剧《琼花》改编)  舞剧:  《红色娘子军》(据小说、电影改编)  《白毛女》(据歌剧改编)  《沂蒙颂》(据京剧《红嫂》改编)  《草原儿女》(据通讯、电影《草原英雄小姐妹》改编)  音乐:  交响音乐《沙家浜》、《智取威虎山》  钢琴伴唱《红灯记》  钢琴协奏曲《黄河》  ——这就是当时九亿人口、十三个年头全部的文艺生活

  在“样板戏”的创制过程中,戏剧工作者通过长期地摸索和总结,在艺术上取得了如下一些主要经验:  一、在塑造人物方面采取了“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  二、“要程式,不要程式化。

”批判地吸取传统戏曲程式中的有用部分,根据生活加以改造,从而创造出新的程式。

如《智取威虎山》中的马舞、滑雪舞就吸收了京剧旧程式中的走边、趟马、圆场、翻跳等。

  三、采用了新的“专剧专曲”的戏曲音乐体制;唱腔设计、唱法上“坚持从人物出发”,而不是“唱声不唱情、唱流派不唱人物”;音乐设计和伴奏对主旋律“作加强补充性的烘托”,丰富了戏剧音乐的表现能力;在乐队体制上采取了中外器乐混合的乐队篇制。

  四、在舞台美术方面,大量采用了写实性布景。

  等等。

  这些经验,大多出自第一个“样板戏”京剧《智取威虎山》创作集体。

它对以后的“样板戏”和一段较长时期内的戏剧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样板戏”的陆续出台,统治、甚至独霸了中国戏剧舞台。

在高压政治之下,学习移植“样板戏”成为了戏剧界的中心工作;“学唱革命样板戏”几乎成了全国人民政治文化生活的头等大事;在不长的时间内,“样板戏”在广大城乡得到了“普及”。

  回顾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国戏曲改良运动,我们能够获得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第一,在这一时期内,提倡“文艺从属于政治”于是,文艺作品永远只能是政治的宣传品。

从1949年至1976年这一历史时期所创作的戏剧剧目,到今天能仍有保留演出价值的剧目屈指可数,就是这一原因所造成。

由于受到这一原因的影响,戏剧创作者和评论者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单纯地从政治的和社会学的角度去思考、处理、评价戏剧题材,影响了戏剧作品朝审美的层面去拓展、去深化。

  第二,以行政的方式去领导和指导戏剧工作,虽然能使戏剧的改良成为一个整体的、统一的行动,但另一方面也约束了戏剧艺术自身发展。

戏曲自产生以来,从来没有象这一时期这样随着政治的变化而频繁地振荡,随着政策的更换而左右摇摆。

特别是当它被政治野心家操纵之后,不但给戏剧事业本身,而且还给整个社会文明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第三,现代戏的大力提倡,虽然使戏剧文学创作恢复到了应有的位置,但是由于在一段时间内受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戏剧的主体意识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复归;“三突出”等创作口号的提出,反倒使这种主体意识彻底地失落。

  第四,戏曲范型的许多基本原则在文革时期被强行突破。

这种突破虽然是文化专制主义的副产品,但对于戏曲克服反常所造成的危机,不无好处。

长期以来的“流派”、“行当”、“程式”等争论不休的“理论”问题,通过这一时期的实践,顺利地获得了解决。

特别是在音乐(如西洋乐器的加入)、舞台美术、表演诸方面的经验,为后来的戏剧创作所借鉴。

  第五,“样板戏”能走遍全国,除了高压政治的作用之外,京剧语言的通晓性是全国其他地方戏曲剧种所难以取代的。

  第六,“样板戏”“三结合”的创作方式虽然不可取,但它集中了一批戏剧文学、导演、表演、音乐、舞美等方面的拔尖人才,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创作集体,合力攻关,长期磨炼,坚持不懈地进行戏剧探索实践的作法,对我们不无启示。

  等等。

  我们通过对解放以来中国戏曲改良运动正反两个方面经验的总结,也许能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扬弃这一阶段戏剧改良中所有的错误,吸取其中一切成功的经验,我们能否解决戏曲在当代社会中所面临的问题,而振兴戏曲呢

  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因为随着这一时期的终结,中国社会开始步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新的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许多新的、质的变化。

戏曲,作为一种传统的戏剧范型,虽然仍然可以存在,但作为一代戏剧,它已临近尾声;作为时代的戏剧主流,戏曲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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