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文学史上的文学论争
①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②“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③“文艺自由”的论争。
④“大众语文论争”。
什么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口号论争”
不是。
文学论争主要是指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的突出现象。
积极展开文艺思想斗争正是左翼革命文学活动的重要内容，除了语言上的文白论争外，论争基本上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与所谓自由主义者的人文主义文学派别之间展开。
本时期的重要论争有：①1928年革命文学派对鲁迅、茅盾的批判。
②“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③“文艺自由”的论争。
④“大众语文论争”。
文学革命开始于1917年。
它是晚清文学改良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是适应以思想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化运动而发生的。
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对封建思想的批判必然地转向对封建主义文学的攻击，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成了一场文学革命运动。
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的界碑，标示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
兴起中国新文学（后来称中国现代文学）以1917年的文学革命为开端。
至此，中国古代文学终于被现代文学所取代，中国文学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学术界近些年有人试图把百年中国文学整合贯通，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起始于晚清（鸦片战争后的1895年），近代的“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
但我认为在语言，文体，审美观等几个有关文学的几个关键问题上的突变还是起始于1917年发端的文学革命。
文学革命并非单纯的文学运动，它是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寻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它的目的是人的解放。
它的主要内容有：高扬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引进西方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平等学说，社会进化论等资产阶级文化思潮，抨击以“孔教”为代表的传统伦理道德，批判专制制度与文化，反对外来侵略与殖民主义，主张民族的独立解放。
五四新文化运动开端的标志：《新青年》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第二卷改名《新青年》，1917年随主编陈独秀迁到北京）。
1915年9月—1919年五四运动，为新文化运动初期。
主要是反对中国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的现代文化思潮。
宽泛意义上的思想启蒙运动。
从五四开始，反帝与政治的需求上升，加上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传入，这场思想启蒙运动逐渐转变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运动。
《新青年》主编陈独秀，当时还是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他在《新青年》的发刊词《敬告青年》中提出了“科学”与“人权”（民主）的口号，向青年提出六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1919年1月，陈独秀把这六条归结为“拥护德，赛两先生”，（民主Democracy音译德莫克拉西\\\/科学Science音译赛因斯）“我们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此外，李大钊，吴虞都是当时的著名人物，。
李大钊写了《晨钟之使命》，《青春》，《青年与老人》。
吴虞提出“打到孔家店”，产生了轰动效应。
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除了杂志以外，还有北京大学。
1917年，著名教育学家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主张“思想自由”，采取“兼容并包”主义。
倡导对西方新思想的输入和对封建旧思想的批判，很自然的转到对作为传统道德的工具——封建旧文学的进攻，响应文学革命并寻求新的语言和文学的工具——白话，于是，就发生了文学革命。
它的基本内容是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
文学革命主要是外来思潮影响的结果，也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趋势，而直接的背景和动力则是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的倡导，几乎与新文化启蒙运动同时。
1915年6月，李大钊提出“要以其优美之文学，高尚之思潮，助我国民精神之发展”。
1915年11月，陈独秀提出：“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
”1916年8月，李大钊又呼吁中国的新文艺要像欧洲的一些文艺一样，为“自我觉醒之绝叫”，以“惊破”众人之“沉梦”。
但都是片言只语，缺乏系统的观念与方法。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发表《文学改良刍议》。
陈独秀称赞胡适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
郑振铎评价此文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
”胡适此文功绩有三：a、提出文学历史进化观：“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今日之中国，当造今日之文学”。
b、提出“文言合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
标志着思维方式与表达方式的同时转换，并非只是形式不涉及内容。
C、批判了一些旧文学技巧，代之以新技巧。
所谓文学“八事”：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呻吟、务去陈词滥调、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
高举文学革命大旗，正式提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陈独秀。
1917年2月，他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三大主义：①推到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到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到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②把“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斥为“十八妖魔”。
③旧文学种种弊端与国民性互为因果。
要革新政治，改造社会，必须革新文学。
胡，陈的文章在当时被文学青年奉为“圣经”。
在延安时回忆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
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新青年撰稿人一致响应胡陈的号召，其中钱玄同和刘半农最为积极热情。
刘半农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提出改革散文，音韵，主张使用形式标点，文章分段。
双簧信。
钱玄同在致《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取代文言势在必行，力主文言一致。
后来，他又提出将右行直下的书写格式改为左行横迤。
并倡议《新青年》作者自己首先用白话写文章。
北京大学教授刘师培为代表的“文选派”，对南朝梁代昭明太子萧统编选的《文选》顶礼膜拜，悉力模仿，被他斥为“选学妖孽”。
北大另一教授林纾崇拜清朝桐城派，主张师承，被他斥为“桐城谬种”。
局限：新文学主张缺乏系统细致，创作少。
影响西方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大量翻译著作的进入，在落后与先进的碰撞中导致文学的改革。
胡适从欧美的意象派诗歌的启发下提出了《文学改良刍议》的主张，胡适、陈独秀都受到西方进化论的影响，推行文学的历史进化论。
周作人从欧洲文艺复兴中找到了人道主义的“人的文学”观念。
李大钊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确定了后来革命文学的观念。
文学革命的发起和参与者大多有翻译西方文学的经历，西方文学的题材、创作手法、表现方法等广泛影响了早期新文学作家的创作观念。
外国文学为新文学提供了滋养和借鉴，为中国新文学提供了榜样，也培养了新文学的读者群。
但外国文学是在特定的时间广泛进入中国的，由于时代对文学启蒙的功利化要求，以及译介者对外国文学的不全面充分了解，导致了中国读者对外国文学接受的片面性和有限性，中国文学对外国文学的接纳是在匆忙中进行的，从古典到现代，从一流作品到三流作品金子和泥沙俱入，造成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的复杂性、丰富性和驳杂性。
（带有吃得过多过杂而消化不良的倾向）特色胡适、陈独秀、周作人、李大钊、鲁迅他们处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新旧民主革命交替，封建王朝解体和共和交替时代，青年心理的时代紧迫感和责任感加强，努力探索中国的新出路，他们深感中国传统古典文学对人精神的闭锁和弊害而要求文学革命。
这是处于历史中间地带的知识分子常有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道义和良知意识。
三十年代文学思潮中，人文主义文学思潮和左翼革命文学思潮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30年代的文学思潮,延续了五四时期的人的文学的精神观念并且在理论资源方面多有开掘。
左翼组织的文学运动的兴起形成了以阶级为标志的、具有斗争精神与激情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观念。
由是构成了30年代贯穿着多种人与阶级的对话、冲突、交流与交融的思潮格局。
左翼文学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专制和文化围剿，发展和推动了左翼文艺运动，形成文化革命的统一阵线。
推动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的翻译和传播，加强了无产阶级文艺的理论建设，第一次大规模探讨了有关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系列理论问题。
而作为人文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的梁实秋强调人性的普遍性，否认文学的阶级性，提倡天才论，遭到左联文艺家的批判。
在革命形势急变，马克思文艺理论进一步在中国传播，以及在日本左翼文学和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下，为了与国民党党制文化专制主义针锋相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于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正式成立。
会上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宣告以“站在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的战线上”，“援助而且从事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作为左联的奋斗目标，坚持艺术的“反对封建阶级的，反对资产阶级的，又反对‘失掉社会地位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促进”新兴阶级的解放“。
鲁迅在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总结了革命文学在倡导过程中的经验教训，要求在共同目标下扩大文艺联合战线，培养文学青年，坚持文学斗争，”造就出大群的战士“，强调了作家与人民大众的联系，强调作家的思想改造。
左联成立后，先后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十字街头》（鲁迅主编）、《北斗》、《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革命文艺刊物，左联成为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一个支部，与国际上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保持紧密的联系。
左联还成立了马克思文艺理论研究会，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艺思想和作品做了系统的介绍，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是自觉地把文学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的新文学运动，也是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思想运动。
在大革命失败的革命低潮时期，革命文学的倡导，不仅在文学界树立了鲜明的旗帜，而且在整个思想文化界的斗争中，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左联的成立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发展，标志着党对文艺事业的直接领导，明确了文艺同革命的密切关系。
左联的纲领强调了文艺在革命事业中要”作解放斗争的武器“，文艺作家”要负起解放斗争的使命“。
人文主义思潮则反对”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艺的超功利性与独立性，认同艺术”超脱现实的原则“，认为”艺术和实际人生的距离“。
”要求人心净化，先要求人生美化“（朱光潜）。
并且认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的是忠实--忠于人性“，”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标准“。
他们的文艺思想本质上承传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但与当时左翼革命文学所理解的中国现实政治需求有一代距离。
人文主义文艺思潮倡导者多为对西方文艺有较全面的系统理解，同时又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功底，他们的学识可以担当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桥梁。
但在中国特定的时代，他们的文艺观念被误解，而没有受到重视，但对后来的文学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为什么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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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具体内容
目的
意义
30年代文艺思潮与运动通常意义上的“30年代文学”指1928年到1937年这一阶段的文学，也称为“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
“现代文学的‘第二个十年’（1928—1937）是国民党政权由建立到相对稳定，同时又危机四伏的历史时期，为维持思想统治，国民党政府曾做过建立党制文化与党制文学的种种努力。
……尽管掌握政权的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在思想文艺领域却未能形成具有影响力与号召力的独立力量。
在30年代决定着文学的基本面貌的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及其文学和民主主义、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运动及其文学。
”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1—192页。
30年代基于不同政治立场的文艺群体在文坛上占主流地位的是左翼文艺和自由主义作家的创作。
1.国民党党制文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
宣言：《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以民族意识为中心的文艺运动》（1930.10）等。
刊物：《前锋周刊》、《前锋月刊》（1930）；《黄钟》（1932）等。
代表人物及作品：潘公展、朱应鹏、王平陵、黄震遐、傅彦长等；小说《陇海线上》、《大上海的毁灭》，诗剧《黄人之血》等。
2左翼文学运动（“左翼革命文学思潮”）。
3“自由主义作家”群体（“人文主义文学思潮”）。
——在文艺观点上对国民党的党制文艺和左翼文艺都有不满，更强调文学的“独立性”。
.. 革命文学的倡导和“左联”的成立一、革命文学兴起的背景 1.国际背景：1928年正是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波澜壮阔地展开的时候。
当时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活跃，日本乃至朝鲜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高涨，给了中国革命作家以推动和鼓舞。
1928年和1930年在莫斯科和哈尔科夫先后召开了两次世界革命作家大会，第二次会议上还成立了“国际革命作家联盟”。
（苏联有“拉普”——20世纪20～30年代初苏联最大的文学团体，“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俄文缩写的音译。
日本则有“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简称，1928年成立，并创建机关报《战旗》。
）这都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造成了很大影响。
2.当时国内革命斗争形势发展的现时需求：20年代初期，恽代英、肖楚女、邓仲夏等共产党人就开始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1925年茅盾发表《论无产阶级艺术》，1926年郭沫若发表《文学与革命》等成为30年代革命文学的前奏。
1927年“4·12”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单独领导革命，政治上的独立要求文学上的独立。
大革命失败后，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汇集于上海。
（因为上海有外国人开的租界可以为他们提供避难之所）包括鲁迅、郭沫若、茅盾、阳翰笙，李一氓、成仿吾、钱杏邨、洪灵菲等；后来都成为革命文学重要力量。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是由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首先提出。
二、30年代重大的文学争论（3个）①“革命文学”论争（1928—1929）1、争论双方：一方是后期创造社的郭沫若、成仿吾、冯乃超、李初梨、朱镜我、彭康、“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等，一方是鲁迅、茅盾等。
2、论争双方的代表性文章： “革命派”：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钱杏邨《死去了的阿Q时代》，杜荃（郭沫若）《文艺路线上的封建余孽》等。
鲁迅：《“醉眼”中的朦胧》（1928.2）、《文艺与革命》（1928.4）《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1929.5）等；茅盾：《读〈倪焕之〉》，《写在〈野蔷薇〉的前面》等。
3、论争焦点：“革命派”夸大文艺的作用，片面强调文艺的宣传作用，强调作家必须转变世界观而且将这一转变看得过于简单；错误地否定五四启蒙文学的成就，批判鲁迅、茅盾等进步作家。
公开声称现在的“一般的文学家大多数是反革命派”，譬如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等作家均应遭受批判，把“五四”以来新文学当成资产阶级文学而给以全面否定（李初梨）。
说鲁迅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钱杏邨）；鲁迅是中国布尔乔亚最良的代言人，是对于无产阶级最恶的煽动家，是中国的老骑士，老“堂·吉诃德”（李初梨），鲁迅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是对于社会主义的“二重反革命”（杜荃）等。
鲁迅的观点： 1）不应夸大文艺的作用；文学应该起到为革命宣传的作用；然而，文学毕竟是文学，文学不只是宣传，文学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文学的这些特点和规律依然应该受到尊重2）作家世界观的转变不是凭一时的热情和简单的口号，要有切实的作品和真正革命的思想。
4.“革命文学”论争的意义： 积极意义 1）扩大了“革命文学”的影响。
2）双方由“论战”到联合，促成了“左联”的成立。
消极意义 1）论战双方均流露出一定的宗派主义情绪，呈现出30年代文艺领域一系列论战所共有的非理性色彩。
2）虽然因为共产党高层的介入而终止了这场论战，但双方争论的焦点问题并未得到有力澄清，革命文学派的“左倾”幼稚病仍然遗留到了后来的“左联”中。
②关于“文学给基于遍人性”的论证。
批评对象是新月派及其所宣传的人性论。
③关于“文艺自由”的论辩。
论证发生在胡秋原、苏汶（杜衡）和左翼作家之间。
论争的焦点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胡秋原一方强调艺术的独立性。
、“左联”的成立及左翼文学1、“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时间地点：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霞飞路召开，解散于1936年发起人：鲁迅、冯雪峰、柔石、冯乃超、李初梨、彭康、蒋光慈、田汉等40余人。
理论和行动纲领：艺术反封建阶级、反资产阶级、援助并从事物无产阶级艺术的产生。
主要的文学活动：①创办刊物。
成立前的《创造月刊》《文化批判》，成立后的《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等 ②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节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提倡。
③加强了与国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联系④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成立后设立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并在1931年决议《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中将“文学的大众化”作为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⑤文学思想中体现为对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的提倡。
2、对30年代左翼文学的认识 1）一般而言，狭义的“左翼文学”特指30年代与“左联”有关的文学创作活动；不能等同于“无产阶级文学”、“工农兵文学”、“延安文学”等概念。
2）30年代左翼文学的成就离不开“左联”的倡导和扶持，但不能简单地完全归因于“左联”这一政治色彩浓厚的组织。
3）我国文学史上对30年代左翼文学有着两种极端的评价：一是惟左翼文学为正统，忽略或排斥沈从文等非左翼作家（以建国初的文学史叙述为代表）；一是以左为“祸”，否定或贬低左翼文学的成就（文革十年对30年代“文艺黑线论”的错误批判和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学术观点）。
2000年以来，“左翼文学”重新成为研究热点，对“左翼文学”的评价也愈加公正客观4）“左翼文学”阵营的构成很复杂，不能笼统地用某一个标准对其进行判别。
可以包含不同层次： 鲁迅作为一个左翼知识分子坚持对社会思想的改造；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坚持要推翻国民党政权（不同于共产党的政治理想）。
郭沫若、丁玲、张天翼、蒋光慈、柔石、殷夫等既是共产党员又是很有才华的作家。
茅盾（曾经是党员但后来与党组织脱离了联系，但一直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介于真正的党内人士和自由知识分子之间。
戴望舒、郁达夫等人仅仅是同情无产阶级的杰出作家。
冯乃超、周扬等人则更多的是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宣传者和执行者而缺乏文学创作的才能。
5）30年代左翼文学虽然成分复杂，但仍有其共性： 其一，战斗性和反抗精神——体现了作为强权压迫下的文学的特点。
其二，对社会底层的强烈关注——体现了左翼文学对“阶级”意识的强调。
其三，对社会重大现实题材的关注和在理论上对形式大众化的倡导（在创作实践中未必能很好地贯彻——区别于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
30年代文艺思想论争一、左翼作家对“民族主义文艺”的批判 傅彦长：《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用“民族主义”抹杀阶级意识，用文艺的“中心意识”维护国民党的专制统治。
瞿秋白在《屠夫文学》里痛斥“民族主义文学”是“鼓吹杀人放火的文学”（1931.8）。
茅盾《“民族主义文艺”的现形》，鲁迅《“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均对其本质进行了深刻批判。
二、与新月派的论争1928年3月，新月社创办了《新月》月刊，徐志摩在发刊词《〈新月〉的态度》中就对包括“功利派”、“偏激派”、“攻击派”、“主义派”等在内的文学派别进行批判，这必然与左翼文学的主张产生了矛盾，一开始就引来左翼阵营的批评。
随后即有关于文学“基于普遍人性”的论争。
对梁实秋等人的反驳，鲁迅的杂文最有说服力。
（P155—156）
四条汉子是哪四个人
四条汉子”的称谓，源自鲁迅的《答徐并关于抗日统一问题》一文，指阳翰田汉、夏衍、周扬四人。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们四人都是上海临时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成员。
文委作为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领导机构，成立于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往江西苏区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领导。
1933年6月起，文委改由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
“文委”领导的团体有左联、社联、剧联、美联、教联、音乐小组、电影小组等等。
其中，周扬1933年5月起任“左联”党团书记。
1934年开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苏省委遭到破坏，“文委”失去了上级领导，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联系；到1935年2月阳翰笙、田汉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扬和夏衍，在与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周扬担任了“文委”书记。
“四条汉子”是代表中共来领导上海文艺界的，但是，在“左联”还有一个众望所归的盟主——鲁迅。
作为新文化运动主将的鲁迅，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当时的的上海是国民党白色恐怖的天下。
国民党面对日益扩大的左翼文化阵营，其文化“围剿”的手段已由单纯地检查书报、电影和封闭书店发展到采用暗杀、绑架等手段。
1934年6月至10月，上海中央局两次遭破坏，文委已经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进行活动了。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阳翰笙、周扬等文委成员依然在开展工作，并寻找机会向鲁迅汇报工作。
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员阳翰笙、周扬、夏衍、田汉在内山书店与鲁迅见面。
这次会面，在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这样描写：“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约我谈话了，到得那里，却见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说是特来通知我：胡风乃是内奸，官方派来的……这真使我口呆目瞪。
我的回答是：证据薄弱之极，我不相信
当时自然不欢而散……”“四条汉子”的称谓由此而来。
到了文革期间，江青等人以“文艺黑线专政论”作为切入口，从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与文艺思想等方面，彻底否定了左翼文学运动。
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被判定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观点的“资产阶级口号”；而鲁迅倡导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则被明确肯定为代表革命路线的“无产阶级口号”。
随后，那些当年活跃于左翼文坛而解放后又担任党的文艺部门领导的左翼作家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也都统统被指控为“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追随者或隐藏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内奸与叛徒。
与之相应，另一方面的结果则是按照权威意识形态的需要来塑造左翼文坛上的鲁迅，把鲁迅视为革命文艺路线的代表。
左翼文艺运动中所发生的实验性错误或消极面统统都推到周扬、夏衍等那些“异端”身上，左翼文学运动发展过程所具有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因素完全被忽视。
此后，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随，“两个口号”的论争被定为敌我之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国防文学”被定为卖国文学、汉奸文学，不仅鲁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条汉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蛮的批斗，并长期被关押，那些在鲁迅文章中被点过名的“论敌”，也同样未能幸免，而拥护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冯雪峰等人，也并未因此得到开脱，一样处于被打倒的地位。
在此过程中，鲁迅虽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视，但其中架空鲁迅、神话鲁迅的现象也与之伴随始终。
“文革”期间，“四人帮”以鲁迅批评“四条汉子”为借口，无限上纲，对“四条汉子”进行政治迫害。
它成了某一历史时期若干人政治命运的象征，成了一条政治术语，然而这绝非鲁迅本意，他绝对想不到，自己的一段文字，日后竟成了一桩轰动全国的“文字狱”，竟成了“四人帮”致“四条汉子”于死地的工具。
左联的主要活动
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 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
左联从一开始就重视理论批评工作，其成员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武器，对于“新月派”、“民族主义文艺运动”、“自由人”、“第三种人”及“论语派”等的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
对国民党当局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
他们很重视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先后在《大众文艺》、《拓荒者》、《文学导报》、《北斗》、《文学》、《文学月报》以及其他报刊上发表文章，展开热烈讨论，形成很有声势的文艺大众化运动。
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
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作品，鲁迅的《故事新编》以及他和瞿秋白的杂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春蚕》，蒋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张天翼、叶紫等人的小说，田汉、洪深、夏衍等人的剧作，中国诗歌会诸诗人的诗歌，都以其思想上艺术上新的拓展，显示了左翼文艺的实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左联的培养下，涌现了沙汀、艾芜、叶紫、周文、蒋牧良、艾青、蒲风、聂绀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学新人。
他们给文坛带来许多生气勃勃的作品，成为30年代文坛上活跃的力量。
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还在于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题材和主题。
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斗争，工人群众对资本家剥削的猛烈反抗成为许多作品描写的内容。
农村生活和斗争的题材也进入了许多作家的创作视野，不少作品以真实生动的艺术画幅反映了农村贫困破产的景象，显示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斗争。
此外，30年代动荡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真实、集中的反映。
所有这些作品都体现着强烈而鲜明的时代色彩。
胡风是
（19O2～1985），现代文艺理论家、诗文学翻译家。
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
湖北蕲春人。
1920年起就读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学，其间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作品。
1925年进北京大学预料，一年后改入清华大学英文系。
不久辍学，回乡参加革命活动，后一度任职于国民党的宣传、文化部门。
1929年到日本东京，进庆应大学英文科，曾参加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艺术研究会，从事普罗文学活动。
1933年因在留日学生中组织抗日文化团体被驱逐出境。
回到上海，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行政书记，与鲁迅常有来往。
1935年编辑秘密丛刊《木屑文丛》。
翌年与人合编《海燕》文学杂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
》，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革命文艺队伍内部由此开始了一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
这一时期发表大量文艺理论批评文章，结集出版了《文艺笔谈》和《密云期风习小记》，还出版了诗集《野花与箭》与一些译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风主编《七月》杂志，编辑出版了《七月诗丛》和《七月文丛》，并悉心扶植文学新人，对现代文学史上重要创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曾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常委、研究股主任，辗转于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地从事抗战文艺活动。
1945年初主编文学杂志《希望》。
这一时期著有诗集《为祖国而歌》，杂文集《棘原草》，文艺批评论文集《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在混乱里面》、《逆流的日子》、《为了明天》、《论现实主义的路》，散文集《人环二记》，译文集《人与文学》等。
1949年起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其间写有抒情长诗《时间开始了》，特写集《和新人物在一起》，杂文短记《从源头到洪流》等。
胡风的理论批评文字涉及多种文体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等，但中心是围绕着现实主义的原则、实践及其发展而展开的。
对胡风的一些理论主张，长时期内一直存在着不同意见，展开过批评，发生过论争，胡风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了反批评。
1954年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几年来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三十万言书”），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之首，被捕入狱，并开展全国范围的批判、斗争。
1979年获释。
1980年平反。
后出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和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等职。
他的文学理论著述辑为3卷本《胡风评论集》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