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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鼓励生产的口号

时间:2018-05-14 03:50

谁能列举一些关于铁路企业精神的口号,越多越好。

哎,我学问,不打多了,打多了了也烦.(1)“诚信到岗位,在铁路”(2)当时有一句响亮的口“解放军打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3)先生存,再生产——青藏铁路(4)一个劲地高呼口号: “劳工万岁

”“打倒军阀

”“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

”“工人大团结万岁

”(5)要致富,偷铁路最富哲理的企业口号(2005年11月版《智慧文摘》 白云)(1)日事日毕,日清日高。

(2)要让时针走得准,必须控制好秒针的运行。

——海渔产智慧得客户者得天下。

——IBM公司(1)让每一张桌子上、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台计算机,都使用微软的软件。

(2)革命就在这里爆发,而且是微小的软件革命。

——微软公司(1)我们相信上帝、家庭和麦当劳,但在办公室时三者顺序则相反。

哪怕是一片腌黄瓜的宽度,我们都有一定的标准。

(2)质量上乘、服务周到、地方清洁、物有所值。

——麦当劳金科玉律我们的血管里流的不是血,而是可口可乐。

——可口可乐的理念我们想要一个有意义的公园,一个使家庭团聚的地方。

——沃特·迪斯尼公司任何时候,当务之急就是顾客服务更上一层楼。

——摩托罗拉公司危机之中自有良机。

——摩根公司我要为大众生产汽车。

它大得足够一家人乘坐,但也可以小得只要一个人开动和维护就够。

——福特公司产品与产品的差异,在于细节。

——SONY公司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值得企业密切关注,每一个细小的行动都是企业管理工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只有对它给予足够的关注,修正细小的偏差,企业才能成就宏图伟业。

——沃尔玛公司创新不是浮夸的东西,它要作的是具体的事,只有关注企业活动中的每一个细节,企业才能把创新工作做好。

——美国国际农机公司(1)莫道“山穷水尽疑无路”,留心细节,必将使得企业“柳暗花明又一村”。

(2)在平等竞争的条件下,从一个小小细节引发出的与众不同的点子,常会让企业有与众不同的收获。

它不仅能让企业反败为胜,还能找到打开市场大门的“金钥匙”。

——美国57罐头公司要想在这个微利时代站稳脚跟,并获得长足的发展,对每一个细节加以完美,是唯一的一条可行之路。

——苹果公司管理是树,品牌是挂在树上的果子,细节是大树的枝叶,放弃细节就等于打完大树的树叶,大树再也结不出美丽的果实——品牌。

——JVC公司作为产品,必须一开始就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

这种与众不同不是仅仅通过夸大的不属实的广告宣传就能实现的,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在细节上加以处理。

——星巴克公司21世纪的竞争是细节的竞争。

只有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做得与众不同,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拥有竞争力,才能生存和发展。

——日本东京贸易公司实现高质量就要对产品的所有零件的细节进行检验,保证企业基业长青。

——奔驰汽车实际上,企业能吸引人们“眼球”、集中消费者“注意力”的,往往就是与其众不同的细节,而不是其“通用部分”。

——丰田公司下面是中国电信的口号:1、“三新二点”:新机遇、新挑战、新市场;服务只有起点,满意没有终点2、放我的真心在您的手心3、自信、诚信;用心、创新4、网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5、“艰苦坚实、诚信承诺、实干实效”:以艰苦的作风打拼坚实的企业基础;以诚实的信念承诺一流的企业服务;实干的精神创造高效的企业业绩6、“三学二创一开拓”:学政治、学文化、学技术;创企业经济效益、创电信一流服务;灵活经营,开拓点心发展新思路7、开拓、创新,立足市场求发展;优质、高效,用心服务为用户8、精彩源于电信 创造自在生活9、贵族化的品质 大众话的生活10、中国电信,随心所欲,展现网络魅力11、中国电信,执着追求完美品质,演义网络新篇章12、让网络在竞争中完美,让人生在锻炼中升腾13、中国电信,与您携手共进,乘风飞扬14、中国电信 沟通无限15、中国电信 网络天下16、中国电信 永不停滞的沟通17、不是网络众多,不足以体现中国电信18、勤思巧干苦攀,风逆我自昂扬;创新创收创业,我誓更创辉煌19、世界有你更精彩—中国电信20、随身动随心用—小灵通21、网络之巅,谁与争峰—中国宽带网22、看得更多、看得更广、看得更远—中国宽带网23、留住那一刻永恒—中国电信24、物美价廉、沟通无限25、需求万变、努力不变26、以市场为导向、以网络为基础、以人才为根本、以发展为前提27、用心才能创新、竞争才能发展28、优服务、高效益、大发展29、和谐创新、开拓市场、团结拼搏、共创未来30、企业和市场同步、管理与世界接轨31、诚信、高效、创新、超越32、爱岗敬业、求实创新、用心服务、勇争一流33、团结、拼搏、务实、高效34、敬业、创新、务实、高效35、创新、创业、创辉煌36、超越自我、追求卓越37、效益源自创新38、诚信高效、服务用户、团结进取、争创效益39、全心全意传递祝福,尽职尽责开拓创新40、爱岗敬业、开拓进取、创新服务、放眼未来41、“e”时代—南电“e”精神:l Empressment 真诚、热心l Efficiency 高效l Enterprise 企业、进取42、学技术,提供优质服务;讲高效,以行动让用户满意;扩宣传,开拓市场新局面;建制度,树立企业新形象43、以人才为根本,以市场为导向,以质量为保证,以服务为宗旨44、节约、团结、求实、创新45、讲团结,发扬团队精神;重科技,以科技促发展;强管理,向管理要效益46、“一个基础,两个实现,三个提高”:以网络为基础;实现企业业务量目标,实现企业人均产值目标;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品牌效应,提高员工待遇47、勇创一流、勇创新高48、敢于竞争、善于竞争、赢得竞争49、用一流的待遇留住一流的人才50、团结、敬业、奉献、创新51、创建南电网络,追求美好生活52、创造更新、更全、更强、高速的电信网络53、用我们行动连接你我他54、我们网络永不堵车55、团结奋进、开拓创新、拼搏向上56、信誉为本、服务是根、扶掖人才、敬业荣群57、爱党爱国、遵纪守法、求真务实、开拓进取58、诚实守信、灵活应变、不屈不挠、勇于创新59、热情服务、转变观念、增强知识、迎接挑战60、“高、真、无、优”谐音为“高枕无忧”:即工作高效、服务真诚、无私奉献、优质服务61、励精图治,蓬勃向上,夯实企业文化底蕴,创文明新业绩,建一流企业精神62、南电是我家,家兴我荣万事兴63、南昌电信为我所信64、高质量服务,高技术创新,高速度发展65、与时俱进、拼搏向上、团结务实、争创一流66、团结协作、奋斗创新、服务用户67、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心系南电、中部崛起68、办实事、求实效,创一流服务品牌,树完美企业形象69、振奋精神,开拓进去,内聚人心,外树形象70、客户至上,技术争先,团结协作,求真务实71、以拥护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全方位提高服务水平72、求发展,中实效,一切为了企业利益;树形象,创一流,一切为了用户需要73、积极深化改革,迎接市场竞争;肩负发展重任,再铸南电辉煌74、客户是上帝,是企业衣食父母,客户越多,企业越兴旺75、社会企业的发展,离不开你我76、千里之遥近在咫尺,精彩人生共架桥梁—腾飞的中国电信77、飞奔的骏马,腾飞的电信78、自尊、自信、自强,做企业信任;开拓、进取、创新,创企业辉煌79、用户需求就是企业所追求80、传递世间情感,共创人生精彩—中国电信伴你走过每一天81、高新技术让我们解决问题,优质服务让我们处理问题82、为企业多做一点,为客户多想一点83、企业发展,服务为本;优质服务,诚信为本84、“三创、两爱、争一流”:机制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爱公司、爱岗;一流的技术、一流的管理、一流的服85、南电,让我诉衷肠

86、穿越时空,把握未来,南电带给你精彩人生

87、拼搏、超越、创造

88、拼搏创新、同创一流、团结忠诚、共享双赢89、创一流通讯企业,当中部崛起先锋90、南电是我家,繁荣靠大家91、只争朝夕,做好实事,锻造精品,把事做实92、客户是效益、人才是财富、服务是生命、管理是未来93、“三创三争三赢”:创高效、创精网、创一流服务;争奉献、争先进、争做南电明珠;赢机遇赢挑战赢入世更辉煌94、英雄城网络南电网元你我95、以服务为基础,以质量为生存,以科技求发展96、开放创新、克俭奉公、城市守信、善谋实干97、以客为本、以质求存、以优取胜、以精图新98、我们的追求是:更快、更好、更新、更精99、客户至上,服务周到;质量第一,科技领先100、中国电信连通四海101、树立南电品牌、争创一流服务102、传承文明、沟通未来103、中国电信将关爱延伸104、足不出户传全球105、有线传递服务广阔

中国共产党标语

◆ “中国共产党万岁”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

会议确定了党的最高和最低纲领,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

在这次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的口号中,明确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个口号为后来党的若干文献沿用,并出现在一些重大会议及节日庆典的标语内容中。

也是许多革命者就义、牺牲、逝世前表达对党的热爱、对共产主义事业充满必胜信念的惯用话语。

与此类似的口号还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

◆ “打倒军阀,打倒(除)列强”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的党在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中,“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为首要任务。

在大会发表的宣言最后所提的口号中,前两条就是“打倒军阀

”“打倒国际帝国主义

”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对国民政府出师宣言》又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这个口号是北伐战争中使用得最多,喊得最响亮的口号。

北伐军正是一路喊着这个口号,举着“打倒军阀

除列强”的标语,唱着“打倒军阀

打倒列强”的战歌从珠江之滨打到长江流域的。

◆ “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1922年9月初,安源路矿工人在中国共产党人组织和领导的“安源工人俱乐部”的发动下,准备举行罢工。

第二次来到安源后,在与李立三、刘少奇等人研究罢工事宜时指出,斗争中要有勇有谋,口号要提得“哀而动人”,争取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同情。

14日,安源路矿1.7万工人喊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

”的口号,一致举行大罢工。

这个口号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工人阶级悲惨的生活境遇,表达了他们要求做“人”、要做“主人” 的强烈愿望,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与支持。

罢工最终取得了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中影响最大的口号之一。

◆ “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1923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上,与会的代表们围绕着统一战线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认为:目前中国的革命是国民革命;国民党是代表国民革命运动的党,是革命势力集中的大本营;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应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国民革命的工作,应当由国民党组织进行,“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等人放弃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势力向共产党的攻击,采取了一再退让态度,直接招致了大革命运动的失败。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对大革命失败的原因进行总结。

与会的不少人对陈独秀、共产国际代表、苏联顾问在处理国民党、农民土地、武装斗争等问题上表现出的右倾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发言中指出,党中央所犯错误中的一个错误是不认识军队的极端重要性。

他强调全党“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的这个意见切中要害地指明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也为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这段话后来成为党创建、领导和掌握人民武装并进行斗争的行动口号。

◆ “工农武装割据” 秋收起义后,率领起义部队进至井冈山,打土豪分田地,建立革命政权,开展游击战战争,创造了以宁冈为中心的工农武装割据局面。

1928年10月,在论述了红军与根据地存在和发展的理由时指出:“虽有很好的工农群众,若没有相当力量的正式武装,便决然不能造成割据局面。

所以‘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共产党和割据地方的工农群众必须充分具备的一个重要思想。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就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政权三者结合在一起。

这是后来以农村包围城市,进而夺取城市思想的最初表述。

◆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自领导工农红军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探索出“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之后,党和红军内部不少人仍然对革命前途表示出悲观情绪。

到了1929年年底,这种情绪依然在党和军队内弥漫。

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在一部分人当中散发了一份对红军前途究竟如何估计的征求意见信。

1930年1月5日,写信给予了答复,批评了林彪以及党内一些同志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

在信中,指出:“这里用得着中国的一句老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说,现在虽只有一点小小的力量,但是它的发展会是很快的。

它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

由此,“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成了中国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终取得彻底胜利的代表性表述。

◆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存在的教条主义思想,专门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他指出:“你对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某个问题的发言权。

”“注重调查

”“反对瞎说

”“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本本主义”者必须“速速改变保守思想

换取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斗争思想

到斗争中去

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

”这个论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形成正确工作方法的行动口号。

◆ “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1930年夏天,党内出现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认为“在新的革命高潮日益接近的形势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成为党目前战略的总方针”。

为此,制定了一个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大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红军攻打南昌、长沙、武汉、九江、柳州。

红三军团一度占领长沙后,李立三进一步明确提出“争取武汉附近省区之首先胜利”,命令各路红军进攻武汉附近的城市,最后形成“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局面。

这一冒险口号致使红军受到重创,被迫撤回各个根据地,党在白区的各级组织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

◆ “御敌于国门之外” 1933年9月下旬,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调集50万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实行第五次反革命“围剿”。

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废弃了过去几次反“围剿”斗争中采取的积极防御方针,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提出了“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口号,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之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

11月下旬,红军连续作战近两个月,非但没有能够在敌占区或敌我交界区打败敌人,反而因辗转困战于敌军的主力和层层堡垒之间,遭受重大损失,陷于被动处境。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艰辛的长征之路。

◆ “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精神,以中共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比较完整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

一二九运动中,党领导北平学生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

瓦窑堡会议批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错误,改“工农共和国”口号为“人民共和国”。

红军东征回师通电呼吁“停战议和,一致抗日”。

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后,中共中央放弃“反蒋抗日”口号,开始执行“逼蒋抗日”政策。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致电,提出了“五项要求”、“四项保证”,表明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民族抗战而愿意作出巨大的让步。

5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报告中将上述党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作的努力,概括为“停止内战”、“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大具体口号。

◆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 1936年12月,在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演说中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我们是以少胜多的--我们向整个中国统治者这样说。

我们又是以多胜少的--我们向战场上作战的各个局部的敌人这样说。

”1948年1月18日,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议草案《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又说:“当着我们正确地指出在全体上,在战略上,应当轻视敌人的时候,却决不可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也轻视敌人。

”这些论述后来被概括为“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口号,成为战略和策略思想的集中表达。

◆ “兵民是胜利之本” 1938年5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发表的《论持久战》中专以“兵民是胜利之本”为标题,论述了全面抗战,全民抗战的观点。

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主张进行广泛的热烈的政治动员,解决兵源、财源等困难问题,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目标。

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日,主张全面抗战思想的集中表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及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充分说明了这条抗战路线的正确性。

“兵民是胜利之本”既是“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这一思想的发挥,又是后来“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全民皆兵”、“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类口号的来源。

◆ “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之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投降派汪精卫集团在年底公开投敌。

国民党顽固派在抗战问题上也处于动摇之中。

1939年国民党政权颁布《限制异党活动之办法》,取消抗战初期人民和各抗日党派争取得来的民主权力,并在一些地区制造残害八路军军政人员的惨案等一些反共磨擦事件。

7月8日,针对时局发生的变化,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提出了“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

”“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

”“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的主张。

9月16日,将这三点主张概括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口号。

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民族存亡而抗日到底和为争取人民民主而不懈斗争的坚定立场。

◆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939年2月,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针对根据地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局面,提出了“自己动手”的口号。

随后各根据地逐步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后,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的指示中,要求各根据地实行“自己动手、克服困难(除陕甘宁边区外,暂不提丰衣足食口号)的大规模生产运动”。

之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作为各根据地克服经济困难,实现生产自给的努力目标。

这个口号在解放后,当全国或某个地区出现经济困难的时候,一直是党和政府鼓励人民生产自救的行动号令。

◆ “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 抗日战争爆发后,一大批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爱国激情和追求光明的愿望来到延安,对他们的引导、帮助和教育成了党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前夕,发表了《五四运动》纪念文章,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

”后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其他文章、讲话中又多次阐明了这一观点。

这一观点被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行动口号,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教育青年及知识分子各项方针、政策的总指针。

◆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一系列反共磨擦事件,1939年9月16日,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些事件的严正立场。

他说:“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

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

”对中国共产党的严正立场,国民党顽固派置若罔闻,继续扩大事态,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坚持正义,为了人民和民族利益,敢于打击和消灭一切来犯之敌的斗争口号。

◆ “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语出1939年12月21日所作《纪念白求恩》一文。

诺尔曼·白求恩(1890-1939)是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

1937年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率加美医疗队来到中国,帮助抗战。

1938年3月到达延安,不久前往晋察冀边区工作,他热忱的态度、高度的责任心和忘我的工作精神,受到八路军士兵的称赞。

1939年11月12日,他不幸因病毒感染牺牲。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写道:“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诚。

”“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

从此,“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努力加强自身党性、道德修养的典型口号,并在人民群众当中经久流传。

◆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这是1942年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中为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而采取的两条宗旨,也是正确地进行党内斗争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政策。

在解释这个方针时指出:“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

这就是‘惩前毖后’的意思。

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

”这就从根本上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的“残酷迫害,无情打击”的错误方针,并为后来正常情况下的党内斗争指明了正确的路线。

◆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 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节节胜利和解放区的迅速恢复与发展,抗日战争胜利指日可待,国民党政权准备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继续推行独裁统治的反共反人民之心也昭然若著。

1943年3月10日,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竭力宣扬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业绩”,论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合理性,甚至提出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口号。

对此,中国共产党给予了回击。

8月25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列陈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发挥的作用,驳斥了国民党的种种谬论。

社论最后套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的话语,指出:“如果今日的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那就是没有了中国。

”之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成为根据地人民的共识和口号。

后来这个口号被视作是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真理性认识的高度概括语言,还被用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的名称,唱遍全国,一直至今。

◆ “为人民服务” 这句话原本是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会上的演讲。

张思德生前系中央警备团战士,1933年参加革命,任劳任怨,1944年9月5日,在陕北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

在演讲中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

”“为人民服务”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立党宗旨的高度概括语言。

“为人民服务”,在解放后,还被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作为座右铭和行动口号加以使用。

◆ “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的典故出自《列子·汤问》。

讲的是90高龄面山而居的愚公开山修路,子孙相继,不畏艰难的故事。

在中共“七大”作闭幕词时,用了这个典故。

他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

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

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工作。

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愚公移山”从此成为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坚韧不拔,不懈奋斗精神的典型用语和口号。

解放之后,它又发展成“愚公移山,改造中国”,成为鼓舞全国人民改变中国一穷二白落后面貌的动员口号。

◆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1945年6月11日,在“七大”所做的闭幕词中指出:“我们宣传大会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

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从此,“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勇于奋斗,敢于牺牲斗争精神的写照。

此后,它在军民当中广为流传,成为人们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员令。

◆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 1945年4月23日,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结束之际,在“七大”所做的开幕词《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最后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只要我们能够这样做,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政策,只要我们一致努力,我们的任务是必能完成的。

”1949年3月5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他又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从此,“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成为中国共产党人自我修养的要求。

解放后,它在全国人民当中流行开来,成为人们自我修养的格言。

此外,“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反骄破满”和“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的口号也表述着相同的意思。

◆ “自力更生” 抗日战争胜利之时,针对一些人迷信武器,不相信人民群众力量的错误认识,在1945年8月13日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说中,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原则。

他说:“我们的方针要放在什么基点上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叫做自力更生。

我们并不孤立,全世界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人民都是我们的朋友。

但是我们强调自力更生,我们能够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打败一切中外反动派。

”从此“自力更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斗争口号。

这个口号后来还演变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或“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等口号。

◆ “和平”、“民主”、“团结”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积极准备内战,对此,中共中央于1945年8月25日发表了《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

《宣言》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之后,“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主与富强的新中国,并协同英美苏及一切盟邦巩固国际间的持久和平。

”“我们必须坚持和平、民主、团结,为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政治口号,反映了当时经历了长期战乱、专制压迫、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在其后的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一直为之奋斗,直至完全实现。

◆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946年8月6日,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

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对解放战争时期,革命人民和军队战胜装备上强大的敌人,起到了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它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本质是“泥足巨人”这一论断的发挥。

1958年12月1日,在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有发表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指出:“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

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

”从此,“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成为中国人民在思想上、战略上藐视一切貌似强大的敌人的口号。

◆ “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1947年6月,经过一年的战略防御,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并取得了节节胜利。

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国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蒋介石国民党20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

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到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

”《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还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八项基本政策。

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布了解放军67条口号,要求军队所过之处,向人民普遍书写、张贴、印发、宣讲,其中“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第一条口号。

这个口号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热烈的拥护和响应,对整个解放战争后来的迅速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 “将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人民解放军已经控制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在江南也难组织起有效的防御。

蒋介石请国外势力调停遭到拒绝,国民党内的桂系乘机要求打出“和谈”旗号,威逼蒋介石“毅然下野”。

蒋介石被迫发表“求和”声明,其条件是保留伪“宪法”,伪“法统”和国民党军队。

一些中间派人士为假象所迷惑,劝说共产党“立即停下来”。

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撰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

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绝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

由此,“将革命进行到底”成为革命人民和军队继续斗争的行动口号。

革命胜利后,它又成了不少革命家矢志共产主义伟大事业奋斗不息的座右铭。

◆ “一定要解放台湾”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计划将台湾作为退出大陆的最后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为解放全中国,彻底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作出了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

1949年3月15日,新华社发表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第一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

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将“解放台湾”,全歼蒋介石集团的最后残余势力作为人民解放军1950年的任务之一。

这个口号从此时起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为止,一直是党和政府对台工作方针的主要表述内容。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际,1949年9月30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委托起草了会议宣言。

在宣言的最后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它既表达了对先烈们丰功伟绩的追念,又表达了对建设新中国的坚定信心。

这个口号以及类似的“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国万岁

”“祖国万岁

”等从此一直是国庆及其他国家法定节日规定的而且流行最广的口号之一。

◆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949年9月21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表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开幕词。

在同月30日,他为这次会议起草的宣言中指出:“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从此,“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成为人们表达历经艰难困苦的民族获得新生的无比自豪自信、自强的话语。

建军80周年 口号

科技强军,文明建军,严格治军,创新,和谐,打的赢。

共和国的利剑。

激励员工积极性的短文

没有必要像那么多烦恼啊

人活着就事要快乐

所以祝你快乐哦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尽情的说吧

只要做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可以啦啊!笑一笑没有什么大不了啊

(*^__^*) 嘻嘻……

建筑工地上的标语

1.安全施工,幸福一生

2.同创安全工地,共享美好生活

3.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千万要注意

4.作业时戴安全帽,流汗总比流血好

5.生产莫违章,安全又保障

6.安全你一人,幸福全家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各方面取得辉煌成就的原因有哪些?

1.首先,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十分坚强的领导,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式,先试点再全面,逐步发展.通过经济改革入手,中国改进了激励机制,提高了集体和个人的福利. 2.其次,中国的改革始终坚实实事求是的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理论的精髓.中国根据改革开放中遇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不断的总结经验,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同时中国也积极的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为世界的共同繁荣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3.提出的科学是第一生产力的口号,鼓励、促进了我国科技的发展前进. 4.广大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 5.重视人才的培养,加大了教育投入,如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 6.对外开放,引进了先进的技术;国际合作加强. 7 正确的指导方针和领导 8 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 9 我国资源的丰富10、人民建设美好家园的热情

解放后中国的变化

从1949年10月建立到90年代初,我国城市生产关系发生了多次变化,主要是在过渡时期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现就此问题作一简单阐述。

一、过渡时期:这一阶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和改革。

建国后,由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胜利,国家政权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因此,人民政府采取坚决措施,没收了国民政府的财产、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以及帝国主义在华企业,转归社会主义国家所有,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由此掌握了国家的经济命脉,为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奠定了经济基础。

在接收过程中,为了尽快恢复生产,大多采取“保持原职原薪原制度”的办法,因此,这些工矿企业里仍旧保留着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的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各种压迫工人的生产和技术管理制度。

从1950年到1952年,中国共产党在城市工矿业中进行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确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制度,实现厂矿经营管理的企业化和生产技术的现代化,对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第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调整和改造。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以前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反帝反蒋,解放后又拥护中共的领导,而且在建国初期,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比例较大,调动其积极性,对增加工业品满足人民需要、帮助商品流通以促进城乡交流、吸收职工就业、培养技术管理人才、增加国家税收和积累等方面,还有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中共对其进行了合理调整,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加以限制,利于国计民生的鼓励发展,逐步把私营工商业纳入的轨道,对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1953—1956年,为了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贡献和拥护党的领导、愿意接受改造等现实因素,通过形式,运用和平赎买的方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逐步把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

由此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成为建立的主要步骤之一。

第三:对城市的个体手工业进行,建立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总之,在过渡时期,我国城市中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并且还照搬苏联模式,形成了高度集中、统一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本阶段变化不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随着定息制的结束,原先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完全彻底地变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

第二、在中,许多城市也建过人民公社,但大多有名无实。

三、文革十年动乱体阶段基本无变化。

四、新时期:本时期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70年代到90年代初:党中央正确地总结了建国以来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吸取了“文革”的教训,并借鉴外国经验,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把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变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为间接管理为主、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实行政企分开。

由此增强了企业活力,解放了生产力,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二阶段,从90年代初到现在:党中央在认识国情和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建立的目标,把企业推向市场,并且由原先的粗放式经营逐步向集约化经营转变。

由此进一步解放、发展了生产力,为中国21世纪经济腾飞奠定了基础。

建国后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经几个阶段,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大范畴里,发展沿着一定的路径前进,改革首先就是制度的变革,对于解放生产力有显著的作用。

在改革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但整体上体现为渐进的变革的特征,巧妙的制度调整是避免陷于路径锁定的重要原因。

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如何突破路径依赖,改革政治经济中较困难复杂的环节,需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可行的制度调整方式。

本文尝试探讨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及制度调整与路径依赖的互动作用。

[关键词]经济发展,路径依赖,锁定,制度要素贡献率,制度调整 相关理论的综述 路径依赖 ,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

”(诺思,1994)这种激励结构会影响或改变人们的偏好和理性计算,进而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和行为,并最终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果和绩效。

随着人口数量、要素相对价格、技术及偏好的变化,制度安排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化,即发生制度变迁。

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制度变迁的一个示例。

很多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如我国20 世纪70 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

有时候也可能发生剧烈的、非连续性的制度变革, 如我国过渡时期的“运动”。

本文所说的制度调整即指这种渐进和连续的演变。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最先被运用到技术变迁路径分析之中。

其核心思想是,某一技术一旦因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而被采用或在竞争中稍占优势,便会最终占据市场,将其他甚至更优的技术驱出市场。

经济增长 是一国潜在生产能力在技术进步、观念更新和制度演化基础上的持续增加,是一种长期经济现象。

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徐雷,2003)。

新制度经济学家最初是把技术变迁的分析运用到企业制度变迁分析之中。

诺斯和大卫在此基础上,为了解决“是什么决定了历史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能生存相当长的时期两大理论问题,将路径依赖的概念引入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建立起了分析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绩效的一般理论框架。

诺斯认为, 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中实质上是分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也能运用到制度变迁之中。

诺斯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不完全市场的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 ,“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态所修正 ,从而使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非绩效性制度变迁路径。

所以,一方面是偶然性因素和上述两种力量决定了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存在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

杰兹·豪斯勒(Jerry Hausner) 、鲍伯·杰沙普(Bob Jessop)等人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重新解释了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

他们认为,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建立是外部偶然性因素(如第一次和) 的产物,而后计划经济这种非绩效的经济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而未被富有绩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其原因就在于制度递增收益和交易费用等因素形成了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而递增收益的来源主要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同效应、正规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学习和适应性效应等。

另外,他们还运用退出闭锁状态的分析方法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改革方案提出种种建议。

他们认为,由于原有路径的递增收益主要来自社会意识与正规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互依赖的网络效应,因此改革应当加强信息传播,改变非正规约束和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政治变革和经济的“休克疗法消减原有制度的递增收益机制,并建立新制度相互作用的网络效应,以形成新制度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 ,同时通过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利用私有化以减少路径转换的沉没成本,使之具有可转换性。

哈利斯和诺斯则集中分析了经济、政治转型的问题,认为要形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良性自我强化机制,仅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以及各种非正规制度的建设,以形成制度耦合的自我强化机制,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确定信息的流通,使这种自我强化机制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采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来分析制度变迁有其局限性,如对退出闭锁的处理就是不充分的。

在技术变迁中,要退出闭锁状态, 就意味着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退出闭锁状态就意味着彻底地打破旧体系而快速地形成新体系,但是“政府干预 和“革命 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不予考虑的命题。

另外,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因素,而只考虑了如何打破旧制度,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

诺斯(1994 , 1997)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建立在经济人对“成本—收益进行比较计算”的基础上的。

制度创新的动力源于个体在现存制度下对最大潜在利润的期望。

潜在的外部利润主要体现在外部性的内在化、风险的分担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

潜在的外部利润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是潜在的外部利润还必须与变迁成本进行比较,当潜在利润超过了预期成本时,才能产生新的制度安排。

具体地说,制度变迁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构成的,也就是对这些规则所作的边际调整。

其内在的逻辑就是,在竞争过程中个体和人的不断学习和知识积累推动了组织的发展,而组织的发展又会推动制度的变迁。

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路径依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

在制度变迁方面主要是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经济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如渐进地进行市场化改革,以逐步替代计划经济体制,把握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在速度与稳定之间进行了权衡(林毅夫等,1993) 。

也有学者认为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局部的突破性变革,避免了单纯改进、修补旧体制部分可能陷入久拖不决、长期僵持的泥沼 (陈孝兵,2001) 。

在微观层面,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外部环境的影响、资本所有制形式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一些细致的工作,如国有企业因公有化程度高,委托代理层次多,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远,监督效率理所当然就低,于是便产生了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责任不对等等现象(张维迎,1995) 。

林毅夫(1997) 则强调从外部环境入手,解除企业面临的各种负担,进入竞争性的市场,在这个前提下再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

简新华(1998) 的观点则是二者并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激励监督作用。

刘汉民(2002) 认为资本所有制是企业有效治理的前提。

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是与不同国家或企业所处的环境分不开的。

在既定的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下,只要企业所有权安排得当,任何与其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相适应的资本所有制形式都是可以有效的。

问题的提出 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但在从量化角度量度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果。

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生物学中引申过来的“路径依赖”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从定性角度解释了很多国家的发展现象,宏观经济如何从路径依赖造成的制度锁定中解放出来,不断向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更高的状态演进,在理论界出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争论。

制度调整也是制度变迁的一种说法,这里更强调制度方面的微调,而不是剧烈的变动。

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到底占多大比重是个仍然答案的问题。

另一方面,是否存在制度路径依赖,制度因素带来的边际收益是否呈现出递减效应,如何跳出这个路径依赖的轨道,使经济发展出新的增长点和活力,迈入更良性的轨道的机制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如何看待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路径依赖 我国建国后一直遵循的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范畴里,进行着经济基础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探索。

在1949~1955年,进行了新民主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1959年尝试进行社会主义大跃进式发展,结果直接导致了对国民经济持续了近3年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是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十年政治运动,意识形态中的矛盾突出地影响到了经济建设,可以认为,1978年以前的中国经济发展进程始终深陷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斗争,曾经带来中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给新中国的建设者指出有效进行经济建设的正确路径,反而是僵化的教条主导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

这个阶段的历史符合诺思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制度的初始点偏差,进一步导致发展路径沿着不正确的轨道发展下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强化这一过程,尽管在左的思潮中也出现了以刘少奇、等人试图摆脱这种路径的努力,但结果是不成功的,中国经济深深地锁定在低绩效的非理性状态中而不能自拔。

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的基础上开始的,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以是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了生产力为标准,这是“对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为指导思想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彻底否定,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在全民对政治运动已经深恶痛绝的年代,给了大众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良好期待,得到了来自基层群众的热烈响应。

从农村联产承包制开始,启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通过城市经济改革,以及不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价格双轨制等措施不断强化对改革收益的认知和期待,逐步使增量性的经济改革路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轨道,形成了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路径依赖。

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个年头,增量改革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能够改和容易改的方面基本都改完了,对于存量的改革势必牵动众多既得利益者,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与改革者的矛盾冲突,而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

在改革前期回避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做法,既形成了目前不可逆转的改革局面,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但也不可回避地带来了路径依赖的影响,似乎增量改革才是必须的,存量部分是不能轻易触动的。

政治体制问题是不可以触动的,否则社会就会发生动乱。

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都已成为不能跳出现有路径锁定的理由。

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次大的成就,连续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都和及时颁布实施的经济新政策有关,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次都是不断修正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不断向市场经济逐步逼近,不断地微调,不断地使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的过程。

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 。

实证研究结果 发展经济学对于经济增长的模式的认识,从哈罗德、多马的简单模型,发展到内生性的增长模型,对于生产、技术创新、劳动和资本的研究相对较充分,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尝试对其影响的程度进行度量,如舒元等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舒元、徐现祥,2000)。

张军也做过一些测算,得出生产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张军,2002),而美国的经济中,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80%以上(Solow, 1965)。

有些研究者也尝试了对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测量,如对1991~2000年美国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测算,认为在1992~1994年制度创新贡献率曾高达40%左右,而在稍后几年却很微小(姜照华,2003)。

也有人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2.4%,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李升,2004)。

有些研究成果从表面上是检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采用了“直接技术贡献”和“间接技术贡献”的细分法,而在后一种里实际包括了制度创新的因素,并测算出这部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在一段时期内远大于直接技术贡献率(谭德庆,2000)。

有学者从所有制变革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作用角度出发,选取中国1990年和2001年各地区的截面数据做拟合检验,得出制度方面10%的差距会引起8.37%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同时提高物质资本产出弹性3.7%(王金营,2004)。

对制度变迁在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研究 ,有一个值得一提的成果(傅晓霞,吴利学,2002)。

采用了一个包括资本和劳动投入,技术和制度变量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F(T,K,L)=AKαLβIγ, 其中Y代表产出;A代表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等其他未显示的进入生产函数的增长因素,对此我们沿用索洛余值法来处理;K和L分别代表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I代表制度变迁变量,从非国有化率(FGYH)、市场化程度(SCH)、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CZSR)和对外开放程度(DWKF)等四个方面测量了制度变迁的影响。

计算出1978~1999年我国经济增长中制度变迁的贡献率为35.2778%,这充分显示了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巨大作用。

农业经济全面发展。

解放前,由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该市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水利条件差,旱涝灾害频繁,多数耕地只种一季稻,粮食亩产二三百斤。

建国初期,党和政府领导人民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摧毁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现了广大农民“耕者有其田”。

随后,依靠集体力量,大力加强农田基本建设,推广优良品种、合理密植、合理施肥,加强病虫害防治,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农业经济不断发展。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突出农业开发和科技兴农,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56年间,乐平市粮食总产增长3倍,去年粮食总产32.59万吨。

蔬菜播种面积达到25万亩?总产61.25万吨,产值8.9亿元,远销100多个城市,蔬菜迅速成为该市农村的一大支柱产业、龙头产业和富民产业。

棉花、油料、畜、禽、水产均大幅增加;林业经省验收已消灭荒山。

去年,被评为全省农业发展先进县市。

工业生产“白纸绘新图”。

旧中国,乐平县工业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只有一座煤矿、一家小发电厂和几家小型机器碾米厂,轧花、纺织等仍然是手工生产,1949年全县工业产值仅有688万元。

从五十年代开始,国家利用乐平的资源优势,兴建了一批部、省、地属采煤、采锰、发电等工矿企业;六十年代,又兴建了一批大中型医药、化工、机械等企业,并扩建、增建了一批县、乡煤矿,发展成为江西三大产煤基地之一。

与此同时,县属地方工业也日益发展。

改革开放后建立了乐安江工业园,进园企业达到80多家,已形成煤炭、建材、医药、纺织、食品等五大支柱产业,拥有青霉素、桃酥、谷酒、粒珠大米等20多个国优、部优、省优产品。

2005年,该市规模以上工业产值达到34.17亿多元,比1949年增长400多倍。

交通邮电事业突飞猛进。

解放前,乐平仅有南昌至景德镇的一条公路通过县境,不足30公里,只设有一个招呼站,客货运输主要靠木帆船、土车和肩挑背驮。

如今情况大不相同,铁路、公路成网,运输工具现代化,交通四通八达,已发展成为赣东北的交通枢纽。

而且,市、乡公路和80%的行政村公路已实现硬化,铺上 水泥或柏油。

汽车、机动车过去一辆都没有,现已发展到1万多辆。

该市汽车年平均客运量为600万人次,货运量为300万吨。

此外,邮电事业也由原来以步行为主,城区仅有5部电话,发展到现在村村通邮路、电话,拥有14000多部程控电话和近万部移动电话,并与全国、全世界联网。

城市建设旧貌换新颜。

解放前,乐平县城只有东、西、南、北四条石板小街,面积不足2平方公里,人口不满2万。

五十年代初,县委、县政府对古老的西街、南大街、南外街和东大街进行了拓宽,六七十年代兴建了一大批新式建筑,主要街道铺设了水泥路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特别是1992年撤县设市以来,乐平先后改建和新建的有洎阳路、翥山路、迎宾路、安平路、八一路、公园路、环城路、长寿路、新平路、珠海路等10条宽阔的街道,建起了赣东北大市场、仿古商廊、江西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南河公园、西门广场和3个农贸市场等;建成了日供水3万多吨的自来水厂,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新建住宅200多万平方米。

新建大楼最高的赣东北供电大楼有22层。

市区面积也扩大到16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增加到14万多人,城市绿化覆盖率达16.5%。

1997年获“江西省城市卫生进步奖”。

去年,城市环境质量考评被列为全省9个县级市的第一名。

农村小集镇建设也旧貌换新颜。

财政收入大幅增长。

解放初期,乐平的财政收入很少,到1954年,全县财政收入仅有400万元。

2005年,全市财政收入已达到4亿元,比解放初期增长近100倍。

由此,全市经济实力大大增强,进入了全省十强县市的行列。

金融事业亦稳定发展。

各项社会事业日益繁荣。

解放前,乐平虽属文化古县,但教科文卫等社会事业却相当落后。

现在却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新景象:教育方面,解放初期,全县仅有1所中学,3所完小。

现在全市有各类学校760所,在校学生15万多人,教职员工7000余人。

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先后为高等院校和中专输送优秀学生近2万名。

全市已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农村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两基”工作于1996年顺利通过省验收。

农村完小以上学校楼房率达80%。

科技工作通过实施“科技兴市”战略,取得较大成效,全市现有各种科技服务机构27个,各类科技专业技术人员8700余人,近年来,一大批科研项目得以实施,被定为全国科技示范县(市)。

文化新闻方面获得很大发展,特别是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更快,目前平均每户就有1.2台电视机。

文艺创作空前繁荣,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散文集、杂文集等20多部书籍。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市区有市人民医院等6个,各乡镇(场)都有卫生院,全市共有卫生技术人员3031人,80%的农民参加了合作医疗保险,城乡均由缺医少药变成了人寿年丰,人平寿命由解放前的35岁现已提高到71岁。

此外,体育事业已发展为全民健身运动,1996年乐平获全国“武术之乡”称号。

人民生活水平蒸蒸日上。

解放前,乐平农村处于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状态,多数村庄破烂不堪。

30%人家住茅房。

解放后,农民生活有如“芝麻开花节节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民生活水平以更快的速度上升。

2005年,全市农村人平收入达到3737元,城镇居民人均收入6237元,均比1949年分别增长150倍以上。

彩电、电冰箱、录放机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

卡拉OK、摩托车,甚至是小汽车也步入少数先富起来的家庭。

同时,人民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城市居民人均居住面积20平方米,农村人均住房面积达34平方米。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已达到39亿元,“穿衣讲漂亮,吃饭讲营养,住房讲宽敞,行路乘车辆,家电已普及,子女上学堂,还有票子存银行”,已成为如今乐平城乡人民生活的真情实况。

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56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全市上下积极贯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开展形势任务教育和基本路线、基本国情教育,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荣辱观”思想教育,以及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深入持久地开展创建文明城市、文明乡村、文明单位、文明户活动,大力表彰先进,弘扬正气,较好地形成了职工爱岗敬业、农民勤劳致富、教师热心教书育人、学生奋发读书的氛围,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

全市被评为省、景市级文明单位82个、文明村30个;先后有40多人获得全国劳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三八红旗手”、省劳模等光荣称号;见义勇为、拾金不昧的先进人物也层出不穷。

同时,全市广泛开展普法教育,实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依法惩处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分子,社会治安持续稳定,1997年被评为全国法制教育先进县(市)、全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先进县(市),公、检、法、司和交警大队也分别被评为全国、全省的先进集体。

回顾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党的正确领导和广大党员在实施“三个代表”中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所结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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