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求抗日口号.详见内容
要破案，找公安，公安部门管得宽， 偷抢拐卖和诈骗，杀人放火与强奸； 要是罪犯是个官，立案就找检察院， 贪污贿赂和渎职，利用职权侵人权， 直接立案不可以，省级以上先过关； 侮辱诽谤和虐待，暴力干涉与侵占， 只要不出人命案，不去法院没人管， 侮辱诽谤别过分，危害国家有国安； 轻伤重婚遗弃案，通信住宅知识权， 伪劣商品做与卖，公安检察不立案， 只要手里有证据，去找法院也给管； 还有一些小机关，光看名字就好办， 走私犯毒找海关，危害国家有国安， 军队只管军内事，监狱只是管罪犯； 虽然分工有不同，案件牵连帮着办。
关于政治上面的左右是如何划分的
根据是什么
作者：秦晖 文章来源：经俱乐部秦晖：极左、、右派、极右的区现状 西方的左右派划分标准 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非常动听，叫“自由、平等、博爱”。
但任何激动人心的口号都有一个缺点，就是经不起推敲。
每个人的天资、生存环境都是不同的，如果让每个人都“自由”发展，那么他们的财富、地位就不可能平等。
如果要让每个人都在经济上“平等”，那么必然会限制强者的自由以保障弱者。
左右派起源于法国制宪会议，但很快定型成与初始含义毫不相干的两个集团。
其中左派比较支持平等，强调建设福利国家，更多的通过国家干预手段帮助弱者，右派比较强调自由，反对过高福利，比较支持竞争，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建立“弱”政府，反对对于强者的过多限制。
但左派和右派的区别只基于对平等与自由的偏重上。
左派更偏重平等一点，右派更偏重自由一点。
对基本限度的平等与自由权利，均持有同样的共识。
什么是极左，什么是极右 所谓极左，就是把左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自由的底限”。
为获得无差别的公正，而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为取消绝大部分的自由，必须建立一个无比强大的国家机器，将人民的一切活动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
所谓极右，如果把右派的思路推向极端，突破“平等的底限”。
把反对国家限制强者推演成要强者控制国家欺凌弱者，宣称“国家就是为强者存在的”（斯托雷平），实行寡头专政，取消对弱者的一切保护，一切自由。
为什么说极左制度是伪公平
极左的目的是为获得经济上无差别的公正，但由于每个人能力、背景各不相同，要压制每个人的个性寻求公正，就必须实行极权。
这样尽管每个人在经济上基本平等，但极权会造成权力的不平等。
位高权重的，呼风唤雨，无所不为。
地位卑贱的，连性命都无法保障。
在权力倾轧中被淘汰下来的，往往境遇悲惨。
这些大伙都很熟，我们曾经在这种制度下生存了很长时间。
为什么说极右制度是伪自由
极左到极右的角色变换 这才是我想讲的东西。
作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一代人，小学的时候，学的是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甘做螺丝钉和驯服工具。
初中的时候，学的是同志的英明论断：中国不可能出现百万富翁
高中的时候，一切都颠倒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国有企业“卖给私人”了，工人阶级要“自己养活自己”了。
上大学以后，很无奈，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变成世界第一了。
极右制度不合理的关键在于忽视“起点平等”。
刘少奇曾经握着淘粪工人时传祥的手，笑着说：“我们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分工不同。
”在一个极左制度下的工厂里，虽然厂家资金的实际支配权在厂长和书记这里，但名义上是属于大家的。
忽然有一天，分家了，厂长和书记拿到了厂，原先许诺给工人们的退休工资和医疗保障全都作废了，工人们每人拿到了几千元分家费。
厂长对工人们说：我们现在不搞大锅饭了，大家今后要自由竞争
话虽好听，可这种“分家”方案，这种取消弱者的一切社会保障，取消一切退休金、医疗保险的“自由竞争”，难道真会是“自由”的竞争吗
极右制度，往往表现为权贵资本主义与寡头专政。
南美、东南亚模式可为前鉴。
极右与右派的距离很远，离极左却是咫尺之遥。
极左与极右有相同的“根”，在极左制度中，国民的财产名属全民，而支配权属于权力中心，转变成极右制度很简单，只要把“全民所有”的遮羞布拿下来就是了，直接依靠权力化公为私。
左右翼分派混乱的原因 大陆的左派、右派名词来源与欧洲不同，在中国大陆，派别的划分都是以政府为参照系的。
由于历史上政府一直是极左，因此在人们思想上有一个惯性：完全支持政府的就是极左，大部分支持政府的是左派，反对政府的是右派。
可以说在九十年代之前，这种划分都是比较合理的。
但现在情况变了，大家都能看到。
农民问题、失业工人问题、学生就业问题，基本上都是自由主义者提出来的。
按常理，自由主义应该属于右翼阵营，对平等问题的关注较弱。
但在国内，连他们都开始关注平等问题，表现得“左”了。
说明目前的参照系已经偏向极右。
极左阵营一分为二。
有一部分人停住了追随变革的脚步。
如果说工人失业、资本家入党还可以被认为是“阵痛”和“权益之计”的话，国有资产的快速私有化却是令人心下雪亮。
有些地区，在九十年代末，私有经济比重还只有百分之十几，但过了四五年，就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到八十。
这可不是什么私有经济的“优越性”，而是大家心知肚明的国有财产瓜分。
私有经济再“优越”，也不可能几年就翻上几倍的。
这些是目前坚持极左的“毛派”反对“邓派”的基础。
福布斯在二零零一年给出了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大陆有形形色色的排行榜，但绝没有这张有用。
中国公安们就按着这张排行榜一个个查下来，富豪们纷纷入狱。
我可以一个个扳着指头数下来：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二的杨斌，通过奇迹性的行政“划拨”到3000亩土地获利七十多亿，贵为朝鲜特区行政长官的身份，在吉林被捕。
在排行榜上位居第三的仰融，在华晨的权钱交谊中“栽了跟头”，琅??入狱。
不多举例，大伙也能知道是哪批人“先富起来”了。
极左分裂了，不少人可以归为极左与极右派系分裂。
极左称为毛派，已经失去了实际的政治权力，转移到网上成为另一类反对派。
现在有些网友看见极左派和右派都在批评政府，就想当然地认为执政者是中间派，其实不然。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不少极左派系转型成为民族主义派系，我认为他们的转型是为了逃避面对国内现实问题。
骂日本骂美国，多容易呀，多安全呀，也不需要什么判断力，中国做的就是对的呗
哪有谈国内问题那么难
讨论假问题的知识分子 许多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了台湾，他们觉得先用开明专制发展经济，然后向民主化转型，走“台湾道路”。
新权威主义者萧功秦感慨说，八十年代，所有知识分子都是激进民主派，谁也不听我的。
但八九年以后，知识分子终于变得深沉、睿智、成熟了。
我倒觉得不妨把这些褒义词换一下，知识分子变得冷漠、犬儒了。
就拿北大清华来讲，以前他们会为了工人的利益上街，现在，就算工人们都在罢工，他们也不会凑合。
学生们会觉得工人是自找的。
目前，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是有史以来最好的。
而且，北大清华的学生更是得天独厚，不爽了可以出国嘛
中国知识分子除了“吃苦耐劳”，没什么特别的优点。
缺点倒是很多，攀附权贵，空谈，抄袭，寡廉鲜耻的知识分子是屡见不鲜。
现在是好点了，独立的，面对现实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但我还得说上几句，中国一些善良又独立，还有点学者风范的知识分子有另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白日做梦”。
怎么“白日做梦”呢
当权力迅速腐化，中国开始进行以权换钱的“原始积累”的时候。
学者们开始憧憬“中产阶级”的产生会给中国“送来”民主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
当香港回归的时候。
学者开始幻想“香港的多党制”会“普及”大陆。
当工人纷纷下岗，贫富严重分化的时候。
学者们又会认为“威权体制”下的经济增长将是“民主化”不可逾越的短暂阶段。
他们从来不想，不去自己争取权益，不去推动制度民主化建设，不去抨击社会的不公，难道自由民主与公正会随着“经济增长”像天上掉馅饼一样落到国民手里吗
远看欧美各国，近看台湾韩国，民主化进程都是血与泪凝成的，好东西不会光顾睡大觉的民族。
不去追求民主，哪来的民主
不去追求自由，哪来的自由
不去呼唤平等，哪来的平等
企图等着经济发展后制度“水到渠成”，笑话，没看见别人的渠都是自己挖的么
不挖渠，水到了只会把人淹死。
九十年代末期的知识界现象，叫作“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话”。
看似与国外右派与左派的对话相似。
但对些什么呢
中国太平等了
中国太自由了
国内没几个人能听懂“新左派”的“后现代”论述。
想想也是，跟一个吃不饱饭的人谈减肥，他能听懂么
自由主义也面临“少谈公正”的指责而纷纷转型。
以前叱咤风云的厉以宁，被人指责为权贵辩护。
当人们越来越关注穷人的时候，谈股份、谈市场争夺、谈MBA，意义便明显褪色了。
俺认为现在左和右的“对话”根本没有意义。
左派与右派根本没有“对话的必要”。
自由多一点平等少一点，还是自由少一点平等多一点，这种讨论在中国毫无意义。
真正要做的是建立“自由与平等的底限”。
在一个既不自由又不平等的社会，谈哪个多哪个少不是“空谈”又是什么呢
阻止极右倾向可能为时已晚 目前什么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现象
我认为就是“私有化”。
对此网上早已直言无忌，也有一些报刊胆子比较大，敢于直呼“私有化进程”。
现实中的大多数媒体要遮掩一些，换个说法，什么“改制”、“转制”、“股份化”、“鼓励私有成分”。
其实都是一个意思。
我不谈怎样“阻止”私有化。
长期极左造成权力不受制约，同样这种权力“市场化”、权贵“资本化”，国民也已无力量制约。
利益与不受制约的权力促成极左到极右的转变而无可阻挡。
在不可能阻止私有化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应该呼唤的，就是保证这种“私有化”能够尽量公平。
不要出现那种私有化：厂长书记拿到了厂子，工人一次性下岗。
然后大家开始在“公平的市场”中进行“平等竞争”。
这种分家最后只会造成社会动荡和经济下滑。
类似的例子可以在苏东私有化中看见。
分家分得比较公平的东欧国家，经济在短期下滑以后立刻回升起飞，而做得不好的俄罗斯等国，则造就金融寡头与垄断集团，经济低迷很久才逐渐回升。
目前私有化的关键就是在国有资产被分光以前，建立一个比较公平的“分家”策略。
但从现在经济比重来看，国有资产已经被分掉了将近一半，对“分家”策略的讨论尚未开始。
“倡导节约,不浪费粮食”的一段话。
全球化（globalization）是个具有煽动性的词。
拥护者憧憬它会给整个世界带来空前的进步和繁荣；批评者断言它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贫困、战争甚至文化灭绝。
什么是全球化
我们真的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
以往的全球化给我们带来过什么
什么是全球化
全球化是个进程，指的是物质和精神产品的流动冲破区域和国界的束缚，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
全球化还包括人员的跨国界流动。
人的流动是物质和精神流动最高程度的综合。
科技进步是一切社会变迁的原动力，交通和通讯技术的进步是全球化的依托。
交通的进步促进人员和物质产品的全球化，通讯的进步促进精神产品的全球化。
当然，两类技术的作用经常分不开。
互联网能调动资本，轮船也能传播精神。
抛开技术进步因素，全球化是资本的全球化，亦是关于资本之“主义”的全球化，即利润至上观的全球化——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讨论了全球化的这个本质。
除了战争时期，资本在全球范围里疯狂地追逐利润，每天24小时，从不疲倦。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全球化体现为市场经济体系在全世界的扩张。
其他一切方面的全球化，包括国际化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从资本全球化衍生而来。
若世界市场的扩张是必然的，全球化也是必然的。
既然全球化影响到地球上每个角落的生活，人们当然希望拥有自己鲜明的立场。
全球化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同的事情在不同的空间和不同的时间里能产生不同的结果。
这四类变量无限多。
既然人们无法预知所有的变量，只好依赖意识形态决定自己的立场。
对众多的支持者而言，全球化是一种基于世界大同理想的意识形态。
支持全球化就是尊重“市场规律”，顺应历史潮流。
对众多的反对者而言，反全球化是一种基于平等世界理想的意识形态。
反全球化就是反对扩大贫富差距，反对霸权。
意识形态倾向是人类的天性，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然而，笔者在这里不想谈论意识形态，只想就事论事。
我们正在经历空前的全球化
“日不落”帝国时代的全球化比美利坚时代逊色吗
如果麦当劳、肯德基能体现全球化，中餐馆可是在上上个世纪就在世界各地登陆了，如今其普及程度远非美国快餐能比。
我怀疑，今天的全球化被迅速膨胀的“新闻界”给夸张了。
眼下的全球化主要是通讯技术的飞速进步引起的，交通技术并没有飞跃的进步。
自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以轮船、铁路、汽车和飞机为代表的交通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人员和物资的国际交流呈几何级数增长。
那个时候移民是容易的，入境管理并不严格，护照也可有可无。
美洲就是在那个时代开始住满移民，中国人就是从那时开始改穿西式服装，改用西式笔墨，扛洋枪、住洋房、用洋火、使洋钉，以及下南洋、闯西洋、赴东洋。
即便是资本流动，旧时代恐怕也未必差得远。
100年前就有很多中国人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里存钱、取钱、借钱。
那时的货币可以自由兑换。
资本输出被列宁看成传统帝国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
据说，今天的全球化体现为惊人规模的“金融资本”流动。
每天全世界有1万多亿美元在世界金融市场上进行赌博投机，每年全球“热钱”高达400万亿美元。
可那又能说明什么呢
当今的国际贸易量才8万亿美元。
国际金融赌博能影响地球每个角落的生活
资本是经济的三要素之一，其根本意义在于促进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的效率。
可是，用于国际赌博的“资本”促进多少效率呢
全球化的脊梁是工业和商业资本，不是“赌博资本”。
电力的使用，广播的兴起，电话的出现，新闻出版的普及，乃至后来的电视时代，上述任何一种通讯技术的进步，其意义未必低于互联网。
因此，过去精神产品的全球化程度不亚于今天，精神产品的多元化也不亚于今天。
否则，民主思想、共产党人的思想乃至形形色色的其他意识形态怎样传遍19和20世纪的世界
除了巨额的“金融资本”，据说今天的全球化还体现为互联网的兴旺普及。
互联网使得信息传输变得快捷和方便。
但拥有信息与拥有知识显然不是一回事，信息量的增大未必增加观念的多元化。
今日美国人的观念并不比越战时更多元，也不比印度更多元。
中国知识界今日的观念甚至不一定比2300年前的战国时代多元。
比起今天的大学，上个世纪20年代的北大在思想上难道不是多元化得多
中国人现在的观念当然比20年前多元化了，但那并不是互联网的结果。
两次世界大战加上冷战，绵延80年，切断了世界的全球化进程，使冷战后开始恢复的国际交流显得突然和新颖。
笔者不是历史学家，但倘若某个历史学家告诉我，在上上个世纪和上个世纪早年，人员、物资、资本和精神的国际交流程度高于今天，我不会感到惊奇。
当然，我并没有说未来的全球化不会超过以往的全球化。
全球化带来什么
无论我们是否处在一个空前的全球化过程里，以往的经验都具有启发性。
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可以分成四大类：道义问题；收益问题；趋同与逐异问题；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问题。
而以下四个全球化特征正对应着这四个问题。
1．缺少法治道义的全球化。
任何国家内部的市场化都是随着法治环境的逐渐成熟而成熟的。
国际的市场化却不是在法治环境下进行的，也就不可能“成熟”。
只要缺少世界政府，所谓国际市场的法治化是根本不可能的。
当立法、司法和执法都归于一家，只有理想主义者才去奢望公平，也只有那些最有能力从不公平中获利的国家才去奢谈国际秩序有多公平。
如果没有全球的法治政府，所谓“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就不可能是体现国际公义的治理。
2．无法预知国家损益的全球化。
抽象谈论在全球化中获益或受损的条件非常困难。
强国、弱国、大国、小国都可能获益，也都可能吃亏。
传统的中国是被全球化击败的，却也是从全球化里高速崛起的。
大英帝国是从全球化中崛起的，也是在全球化中衰落的。
眼下的美国，虽然一直是全球化最大的获益国，却呈现冷淡全球化的倾向，因为美国开始感受到代价。
3．刺激追求差异的全球化。
全球化导致的“趋同”是浅薄的，全球化导致的“逐异”却是深刻的。
追逐不同是全球化时代最深刻的特征。
全球化的资本毫无人性可言，它带来激烈的社会变迁，刺激形形色色意识形态的兴起，也必然伴随激烈的社会集团、意识形态乃至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
以往的全球化带来了繁荣和进步，也带来了大革命，带来了国内战争，带来了“世界大战”。
4．促进民族主义和国家疆界的全球化。
毫无疑问，近代以来形形色色的国际主义都产生于全球化。
可是，全球化带来了更强大的民族主义，带来了护照和海关，带来了人员交往的阻隔，带来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家疆界，带来了更先进的武器和更强大的国防。
在以往的全球化里，获胜的不是国际主义，而是国家主义，特别是民族主义。
在今天，我们看到了“欧洲合众国”主义的兴起，欧洲货币的使用，欧洲边界的巩固，欧洲海关的确立，欧洲防卫的统一。
是什么刺激出这种新“西欧民族主义”
美国、日本、西欧……哪一个还在谈论国际主义
当人们已经把保卫疆界安全的战场延伸到外太空，谁还能说全球化消灭国家疆界呢
曾几何时，为普世欢乐而设立的奥林匹克和世界杯居然成了民族的角斗场，国家之间的竞争，甚至成了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竞争的资本。
结 语 为了“经济效益”，人们从辽阔分散、自给自足的乡村走入了城市。
他们密密麻麻地住在一起，近在咫尺，相互依赖，但只有依靠斤斤计较、彼此竞争、相互倾轧才能生存。
城里的人们看上去没什么不一样，可每个人都从骨子里在追求与众不同。
惟有不同才能在生存竞争里脱颖而出。
残酷的市场竞争使越来越多的“村民”逐渐变成缺少道德感、失去了正义观的人，他们崇拜资本所带来的一切“文明”，或者根本就是崇拜资本本身。
人们很自然便忘记阿富汗贫民的生命与世贸大厦里的生命是平等的。
他们会为纽约2000多条“文明的”生命燃起祭奠的蜡烛，但绝想不到为阿富汗那4000多个“野蛮的”殉葬者焚一炷香。
人类可以公然声称自私自利和弱肉强食是其本性，并能导致“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如此的人类，只好用钢铁制造的防盗门来取代分隔家庭的篱笆，用武装到牙齿的警察来取代调解邻里纠纷的长老。
当贫穷辽阔的地球村变成了繁荣细小的地球城，各自的“国家利益”理所当然地成为国际关系的最高准则，武力也自然成为安全和秩序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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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政府的组成
是一个制国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是德国的根本大法，立了议会共和制、联邦制和多党制的国家基本政治制度。
德国实行议会内阁制，联邦总统是国家“虚位元首”，没有独立行使权力的职能；联邦行政权力集中于以联邦总理为首的联邦政府；联邦总理是行政首脑，联邦政府向议会负责，受议会监督，联邦议会是德国的最高立法机构，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
联邦议院的职权主要是制定和通过法律，并监督政府，联邦参议院是各州政府代表组成的参议机构，负责在联邦立法创制和审议中，特别是涉及州的有关权益方面的立法时维护州的利益。
联邦司法权由联邦宪法法院及其他联邦高级法院行使。
德国实行多党制，主要由联盟党或社民党组成执政联盟轮流执政。
联邦总统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家元首。
德国政府体制是议会内阁制，总统是“虚位元首”，是国家权力象征性的代表。
德国联邦总统的选举实行间接选举制，总统由联邦大会选举产生。
总统任期5年，可连选连任，但以一次为限。
联邦总统的职权实际上不过是对法律、法令、委任和各种文件进行例行公事的签署和颁布，以及代表国家进行主持礼仪、礼节等国事活动。
联邦总统作为“统而不治”的人物，其权力完全是形式上的，但他的政治作用却是非常重要的。
德国联邦议院是整个联邦政府体制中唯一由民选产生的机构。
联邦议院议员的选举制度被称为“多数代表与比例代表混合制”。
联邦议会是联邦德国的最高立法机构，联邦议会实行两院制，由联邦议院和联邦参议院组成。
联邦议院的法定议员人数为656人，每次选举后根据不同情况有所增减。
每届联邦议院任期4年，届满全部改选。
联邦参议院实际上是各州政府代表组成的联邦参议机构，其议员不是由普选产生，而是由16个州的州政府任命其政府成员作为代表组成的。
参议院现有席位共计68席。
德国联邦参议院设置的目的在于使联邦各州得以参与联邦立法和行政事务，因此它被赋予了相应的职权，这主要表现在它可以积极参与联邦立法和联邦行政，主动协调联邦与州的关系等方面。
德国联邦政府由联邦总理和联邦各部部长组成，联邦总理是联邦德国政府首脑，是国家行政机构的最高领导人。
联邦德国实行议会内阁制，内阁总理由联邦议院多数党领袖，或占优势的政党联盟中主要政党的领袖担任。
内阁总理组织政府，政府对联邦议院负责，联邦议院可以对政府提出“建设性不信任案”迫使内阁总理辞职，政府也可以提请总统批准解散联邦议院重新大选，再由新产生的联邦议院选出新的内阁总理重新组织政府。
联邦总理人选形式上由联邦总统同联邦议院中各议会党团会商提名，然后由联邦议院全体大会不经过辩论即投票选举，凡得法定过半数票者即当选。
联邦总理作为政府首脑，是联邦德国国家机构中最有权力、最有影响的关键人物。
联邦总理是内阁向联邦议院负责的唯一代表。
联邦德国中央政府机构的设置包括内阁机构、联邦总理办事机构和联邦政府各部三种类型。
联邦行政系统设置的最高职能机构是内阁，内阁作为联邦行政系统的最高机构，权力很大，职权范围也很广泛，但内阁并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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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联邦政府的权力极为广泛，它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有权管辖内政、外交、国防、财政、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的事务，并作出决策和行使执行权。
联邦政府还拥有立法创议权和立法最后审核权。
德国联邦法院系统由三类法院构成，即：普通法院、专门法院和联邦宪法法院。
普通法院共分四个层次，地方法院、地区法院、上诉法院和联邦法院。
地方法院是法院系统的基层单位，地区法院是地方法院的上诉法院，负责审理不服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案件，也对某些较大案件进行初审。
地区法院以上是州上诉法院，它们除受理叛逃案件和反对宪法的案件外，一般只接受上诉案件，分设民事、刑事两庭。
普通法院的最高审级法院是联邦上诉法院，主要是审理上诉案件。
德国各专门法院是根据联邦立法逐步建立的，现设有联邦行政法院、联邦财政法院、联邦劳工法院和联邦社会法院等专门法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