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面红旗，是中国共产党于1958年提出的一个施政口号，意指“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具体内容是什么
总路线：指1958年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指以钢为纲，全面跃进的大炼钢铁运动人民公社：指实施以一大二公为特点，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标志的人民公社运动
中国大跃进时期党中央提出了1959年钢产量比1958年翻番的口号，于是全民掀起了大炼钢铁的热潮，各地出现了
“ 1958年大炼钢的是：1957年11月至1958年12月期间，为了相应中产党提出的“赶美”的号召。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全民炼钢运动。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批评经济工作中的“右倾保守”现象，提出“我们就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
”大跃进运动开始。
同月，在莫斯科提出要在十五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
11月18日毛发言中说：我国今年又52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1000万吨至1500万吨钢，再过5年，可以有3500万吨至4000万吨钢。
就能赶上和超过英国。
12月，刘少奇在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八次全国会议代表大会上向全国公布了十五年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超英国的口号。
后来热情不断高涨，对完成这个目标的时间不断缩短。
作为内部要求7年赶上英国，8年或10年赶上美国；外面分开提法就是争取15年或更短时间内在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超过英国。
这就是赶英超美，严重违背经济规律与实际国情。
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全国出现的“大跃进”形势，认为中国正经着“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时期。
会议还调整了“二五”计划的指标，钢产量由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从5000亿斤上升到7000亿斤。
会后，“大跃进”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农业提出“以粮为纲”，要求5年、3年甚至1-2年达到12年发展纲要规定的指标。
工业提出“以钢为纲”，将赶超英国的目标缩短为7年、5年以至3年。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这些指标又进一步夸大了2倍。
指出1959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钢产量达到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
认为实现此计划，我国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等少数几种外，都将超过英国。
随后全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浮夸风”，以及一些荒诞不经的口号。
但截至58年8月底，全国钢产量仅450万吨，只剩四个月要完成650万吨。
9月1日发表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奋斗。
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
”要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帐。
”提出“全力保证实现钢产量翻一番，是全党全民当前最重要的任务”。
于是开展了全民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10月经如高潮，成千上万群众不分行业，男女老幼一齐上前线，劳动力由7月底的几十万增至6000万。
土高炉由3万座增至数百万座。
土法炼钢，练出来的大多数是废钢，而且来源多为从各家各户搜集锅等铁器。
这是无法想象的历史壮观：一个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在1百多天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全部投入到炼钢运动之中。
主要做法是：1、各部门、各地方都要把钢 铁生产和建设放在首位，为“钢元帅升帐”让路；2、各级党委第一书记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大搞土法炼钢；3、对原有企 业的生产能力不断追加投资，致使基本建设规模迅速膨胀，战线越拉越长；4、商业银行全力支持工业大跃进，以致拆东墙补 西墙，打乱了正常的资金流通。
经突击蛮干，1958年12月19日党中央宣布，提前12天完成钢产量翻番任务，钢产量为11 08万吨，生铁产量为1369万吨。
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所炼300多万吨土钢、416万吨土铁根本不能用 。
估计炼钢铁在全国约损失200亿元。
在1958年以后，全国出现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 口号，对此回答： 在1958年以后，全国出现了“跑步进入
1、犯了左倾冒进主义错误 大跃进。
2、提出了改革开放理论。
3、三步走，第一步解决温饱，第二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第三步，在21世纪末，成为发达国家。
1958年8月，报纸上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这个口号的错误突出表现在 A．过分夸大了人
主要原因：因为害怕中国崛起太快,影响苏联的发展,加上美国的和平演变战略使之苏联无力支援中国。
1960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苏中关系最为复杂和紧张的时期。
中国在1949年后首次出现了非常严重的经济困难，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许多错误与严重自然灾害的后果充分表现出来，食品危机没有出现缓解的征兆。
不但如此，苏中两国间在50年代末出现的分歧不仅涉及国家发展的优先地位，而且还包括两国利益的战略分歧。
中国“放弃学习苏联模式”的口号，意味着极力争取与苏联在军事和战略上保持独立，这同样也是由于中国的主权与独立问题所决定的。
谈论影响苏中关系恶化新的因素以及苏联从中国召回专家的原因，应当指出这不仅是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更是在中国经济危机日趋加重背景下，首先触及两国民族利益的对外政策概念分歧。
1958年的台湾危机证实了中国对外政策路线的变化。
苏联一贯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
如果1954年沿海岛屿的类似情况曾得到苏联的无条件支持，但在1958年的反应则相反。
中国领导对沿海岛屿的政治斗争采取了公开对抗的方式，造成了远东局势的紧张。
情况的复杂还在于中苏之间具有的同盟义务。
无论中国，还是苏联的文献资料都证明在1958年8月轰炸沿海岛屿前一个月，与赫鲁晓夫在会面中没有讨论该问题。
根据苏斯洛夫的证实，“我们在1958年没有得到炮击台湾地区沿海岛屿的通报。
同样如此，我们也没有得到有关印度支那边界冲突的实质和中国意图的通报。
”同样证实了在1958年夏与赫鲁晓夫的会面中没有提到炮轰沿海岛屿的问题。
从台湾危机的过程可以看出，中国方面在未来武装解决“两个中国”问题上，首先寄希望于苏联公开的军事支持。
葛罗米柯对此向苏共中央通报了1958年9月7日与周恩来会谈的情况。
“周恩来同志谈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讨论台湾地区局势问题上的出发点是，假如美国发动反对中国的战争，并为此使用战略核武器，苏联应当做出强烈警告，但不参加战争。
只是在美国大规模使用核武器的情况下，由此冒险扩大战争，苏联应用核武器给予回击。
”“依靠自身的力量”为基础的独立对外政策路线，预示着北京认为可以使自己的政策不受苏联利益的束缚。
事先不进行协商，相反还拒绝进行军事合作的上述前景，显然不能令苏联政府满意。
苏中两国对外政策概念的分歧不仅局限于台湾问题。
长崎市发生的拔掉中国红旗事件导致中国1958上半年在对日关系上对外政策路线的变化。
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停止了与日本的一切进出口业务，拒绝同日本签订渔业协定，减少了文化联系。
不仅如此，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在1958年6月接见社会主义国家大使时表示：“如果日本当局继续使关系紧张化，组织任何挑衅，那么我们有力量重演1945年。
”日本借口保障民族国防进行积极武装的结果再次令苏联领导对可能履行与中国签订的，主要条款旨在共同打击日本武装干涉的友好条约的义务感到担心。
中国与印度的关系在1959年春严重恶化。
根据苏斯洛夫的看法，“关系恶化是同西藏反革命叛乱相联系的，印度反动势力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叛乱。
中国同志正确果断地镇压了西藏叛乱。
为呼应帝国主义报刊对西藏问题的叫嚣，他们把自己宣传运动的主要火力集中转移到反对印度和尼赫鲁本人身上。
不排除尼赫鲁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反对中国的阴谋，但他远见卓识地意识到印度与中国、苏联以及所有社会主义阵营友好的迫切重要意义。
如果印度反动势力得以将尼赫鲁推翻，社会主义阵营将遭受严重损失。
然而中国人说：“他们认为尼赫鲁政府有下台的可能，但如果亲西方的反动政府在印度执政，并非是大灾大难。
”根据他们的看法，这只是在印度加速了革命。
中国上述对外政策立场的结果导致与印度关系的紧张和边境冲突。
至于中国与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则是在印度尼西亚政府决定限制农业地区，其中包括10多万华人在内的外国人贸易后，中印争论紧张起来。
中国方面就上述事件的抗议遭致该国的反华情绪强烈。
中国政府的类似举动令苏联政府感到担忧，因为这有可能促使印度、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亚洲国家转向实行不符合苏联利益的方针。
如果再提及中国与缅甸、泰国的不和睦关系，那么在1960年初，中国对外政策路线导致与亚洲及远东地区几乎所有非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处于不良状况。
苏联领导的对此看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失误削弱了中国（同样包括苏联）在亚洲的地位，在一系列亚洲国家中出现的与西方及美国结盟的强化趋势，意味着完全不符合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的共同对外路线。
所有这些国家间的问题在中苏领导的会面中都曾讨论过。
赫鲁晓夫1959年访问中国期间，在会谈中提出了亟待改善两国领导就对外政策重大事件进行相互通报的问题。
赫鲁晓夫1959年对毛主席说：“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是正常的，作为中国的盟友，我们却不知道中国同志明天在对外政策领域里采取什么措施。
”根据苏斯洛夫的证实，“中国同志对赫鲁晓夫同志的意见反应过敏，他们声明自己对台湾及沿海岛屿问题的政策完全正确，并能够将其对尼赫鲁关系的正确路线进行下去。
会谈进行的极其紧张，甚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陈毅声明，中国对尼赫鲁关系的路线似乎是虚与委蛇的，而我们的政策将会更加强硬和正确。
显然，我们对上述声明予以了坚决的驳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