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干一百天”的口号
丁伙镇:以“大干一百天，全力超目标”总揽工作全局，对照目标，排找差距，重点推进、招商引资、园区建设。
一是加快。
按照“竣工项目抢投产、在建项目抢进度、签约项目抢开工、意向项目抢落实”的总体思路，对照目标，逐户排查，督促进度，确保华伦化工沿江、星火科技等6个已建成的千万元项目，恒远三期扩建、金宝杰、金华伦等在建的16个千万元项目加快。
二是加大招商引资。
强化对村级和各条口招商引资目标完成情况的督查，同时立足当前，着眼来年，拜访一批能人，邀请一批客商来丁伙考察洽谈，打好来年招商引资主动仗。
重点着手督促代尔塔增资、美富得投资等外资项目，确保10月底完成全年外资利用任务；民资上进一步盯紧3个投资3000万以上的项目。
三是加速园区建设。
快速推进西环路建设工程，确保有效对接城北工业园、融入沿运经济板块。
对新增可利用的土地进行具体规划，同时切实加强园区的软环境建设，创新服务理念，树立园区的优良形象。
通过上述措施，进一步掀起加快经济发展的新高潮，为来年“开门红”打好坚实基础。
(丁伙镇党委办) 樊川镇:大干一百天，奋战四季度，确保完成和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着力做好“四抓四促”:一是抓招商引资，促。
在今年已引进23个千万元项目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好在手洽谈的等重点意向项目，确保10月份提前完成全年25个千万元项目的任务；进一步加大外资利用，重点抓好酒店项目100万美元外资的到账和泰腾光能20万美元的增资，确保完成全年协议利用外资900万美元和450万美元的任务。
二是抓规划完善，促园区提升。
策应安大路的开通，加强园区详细规划和基础设施的完善，重点抓好东区樊东路南延、江家路东拓及排水、绿化、线路架设等各项配套工程的到位。
三是抓企业发展，促规模培植。
积极帮助企业协调资金、土地、政策等生产要素，做大做强东南机电、汽车附件、锌业集团等一批亿元企业,力争全年新培植规模企业10家，总数达45家以上。
四是抓，促产业升级。
加大以猕猴桃园、蔬果园和葡萄园为主体的农业“一区三园”建设，强化招商引资，促进的扩面提质，重点落实好300亩蔬菜和200亩葡萄的农业项目，在现有3500亩的基础上，力争年底前“一区三园”开发面积突破4000亩。
(樊川镇党委办) 小纪镇:对照全年目标任务,全力开展“三百活动”:一是强化目标，组织百日冲刺。
逐企业排任务、排序时、排潜力、排举措，达到干足产量、销足批量，力争提前一个月完成市下达的120亿元指标任务。
二是强化招商，组织百日行动。
以20个招商小组为单位，开展招商出征行动，做到关系重新链接，项目加快洽谈定案，外资催促到账，力争本月内完成全年600万美元外资到账任务。
三是强化协调，开展百企服务。
34名副镇级以上镇机关干部，会同工商、税务以及，深入百家重点企业，进行现场办公，帮助企业协调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相关矛盾，为企业新项目、新产品调研论证、立项提供服务，全力保障企业满负荷生产。
(小纪镇党委办) 郭村镇:始终把项目建设作为全镇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以项目扩大招商引资，以项目调优产业结构，以项目增强发展后劲，以项目推进。
对照全年16个千万元以上项目的目标，着力争取五大突破。
一是明确招商策略，继续接受沿江、巩固泰州、强攻外资，以爱德福乳胶制品、莱茵工具、GMT复合材料为依托，积极拓展外贸市场，在扩大外资来源上实现新突破。
二是以机械、电器产业为重点，大力引进龙头型、成长型项目和研发机构，拉长产业链，提高配套本土化率，在促进产业生根上实现新突破。
三是以金秋招商为契机，加快引进商贸、物流、金融、中介等新兴产业，在服务业先行开放上实现新突破。
四是加大投入、加速项目聚集，提升园区发展水平，增强，在推进载体建设上实现新突破。
五是全力出击抓招商，围绕目标不动摇，努力提高项目成活率、资金到位率、企业开工率，确保提前和超额完成利用民资6亿元，注册资本3亿元，300万美元；入园企业总数达40家，其中新增亿元企业1家。
(郭村镇党委办) 市外经贸局:对照注册、到账外资缺口，紧扣“三抓”战当前：一是突出重点抓注册。
重点推进仙女镇高阳建材、车用座椅、杰信空调、日清纺，大桥镇的田润新能源，招商二局的华隆轴承、招商三局的中远码头等项目的顺利注册，确保四季度完成协议注册外资14800万美元。
二是强势推进抓到账。
紧紧围绕预排项目，专人专线跟踪推进，力争仙女镇的庆鹏管道燃气、恒星钨钼、伟江机械、东泉服饰、建茂实业、程景科技、安逸大酒店等项目实现到账，确保四季度到账外资2600万美元。
三是全力提效抓进度。
进一步加大服务协调力度，与工商、外管、环保等部门紧密配合，全力协调解决项目进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加快企业注册和到账。
同时，明确专人做好与各家项目进度的对接落实，每天报动态，五天一汇总，步步跟踪推进，力争11月底提前完成全年利用外资任务。
什么是“青年之家”
万亩良田改造：对于占用农民的土地有赔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青苗费、人员安置费，一般土地赔偿费和人员安置费是前三年平均产值的10-30倍。
如果您平时很关注国家政策补贴项目等，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农医生科技示范园”。
我关注了，会有很多政策推送的。
求暑假社会实践小组的队名
额，我也是金华的，今年暑假也要一个社会实践，关于疾病调查，不知道什么名字好。
为什么电视上有很多虚假广告，明明知道是欺诈消费者却能在各大电视台播报
虽然国家广电总报，要求停止播肝病治疗仪“毛主席翡翠金钻国表”、“纤体收腹衣加雅莉”、老太鼻康膜”等55条资讯服务和电视购物短片广告。
但是虚假广告为何屡禁不止
其主要原因是，虚假广告的获利空间太大，风险成本太小，是导致虚假广告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根据《广告法》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由广告管理机关处广告费用1倍以上5倍以下罚款。
然而由于广告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将产生影响，因此虚假广告产生的利润可能是罚款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5倍罚款不足以对违规者造成震慑。
再加上电视台和地方广电“同属一家”，所以地方广电监管部门往往视而不见，使监管形同虚设。
广告公司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先用一个合法版本套用一个广审号，然后准备多个广告方案，用这个版本随时准备偷梁换柱，刊登或者播出另外几个版本的虚假广告，这是业界屡试不爽的“高招”。
工商局有权自行注销个体工商户的营业执照吗
自国家提出“双创”口号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创业，其中就有不少创业者选择注册个体工商户，但是在很多地方会出现同行业的个体户或者公司太多的情况，市场竞争太激烈，部分个体工商户出现经营不下去，不想再经营了的情况。
下面企盈小编给大家带来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不注销后果的介绍，欢迎大家阅读。
一、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不注销的后果1、进入工商黑名单如果营业执照一年不审，工商局就会自动吊销执照，并将法人和股东例为非正常黑名单。
三年内不能担任企业法人。
2、税务稽查完税情况如果公司有营业额，但在税务部门没有完税凭证，有欠缴的应缴税款，则会产生滞纳金，目前标准是每天万分之五。
如果是个体每月交了定额税，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3、银行开立的公司专户，每年要审，并要交纳管理费，如果不注销，银行可能将法人纳入征信黑名单，对法人的信用评级产生影响，对经后货款买车、买房或办理出国移民，有一定影响。
如果是个体执照，没有在银行开立专用帐号，在税务没有申请一般纳税人或小额纳税人，只每月在税务购买定额发票，以上情况，且公司账目不涉及债权、债务问题，公司不作注销，最坏结果就是三年内不能担任法人。
基本不涉及法律风险。
这种公司要注销也很单简。
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停复业登记个体工商户停业\\\/复业税务登记是指，实行定期定额征收方式的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纳税人)需要停业的，应在停业前向税务机关申报办理停业登记，停业期限不得超过一年;已办理停业登记的纳税人，在恢复生产经营前，应向原税务登记机关申报办理复业登记。
1、纳税人在申报办理停业登记时，应如实填写《停业申请登记表》，说明停业理由、停业期限、停业前的纳税情况和发票的领、用、存情况，并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罚款。
税务机关收存其税务登记证件及副本、发票领购簿、未使用完的发票和其他税务证件。
2、纳税人在停业期间发生纳税义务的，应当按照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申报缴纳税款。
3、纳税人停业期满不能及时恢复生产经营的，应当在停业期满前向税务机关提出延长停业登记申请，并如实填写《停、复业报告书》。
4、纳税人在申报办理复业登记时，应如实填写《停、复业报告书》，领回并启用税务登记证件、发票领购簿及其停业前领购的发票。
清朝是最垃圾的朝代不
的确很垃圾。
在政治上，进一步强化皇权，专制发顶尖。
没有皇帝的整个国家都不能正常工作。
明代皇帝可以二十年不上朝（当然这很不应该）而整个国家机器照常运转，换了清朝试试
军事上，八旗子弟很快就堕落成蛀虫，原本拥有的骑兵优势消失殆尽。
采用人海战术都要几经波折。
康乾算个P盛世，不知道那些无耻文人往他们脸上贴金。
康熙初期光打仗就不知打了多久，乾隆年间以是被兵力平大小金川，几易主帅，折腾了不知道多久，也只能算是惨胜，对外就更不用说了。
宋明时期我们的科技是顶尖的，宋代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75%，另外，宋代对外战争的胜率保持在70%，北宋时期一直到靖康之变前一年，宋朝国土还是呈现扩张状态。
明代引进火炮，随后就能改进出更先进的火炮。
到了清朝强化闭关锁国，重农抑商，禁止采矿，严重限制工业发展，不知道落后了世界多少西方忙着建立海洋霸权，在英国忙着酝酿工业革命的时候，清朝皇帝们还在做着“天朝上国”的梦。
最后以诸位统治者的名言做结顺治：“中国这地方，能守住就守，守不住的话，从哪来回哪去” 康熙：“将来之乱，不在蒙古，而在中国” 雍正：“朕以外国之君主中国之事” 乾隆：“朕乃夷狄之君非中国之人。
” 慈禧：“辫子不可去，辫子去，中国不亡而大清亡” “满汉不通婚” “汉人兴满人亡” “防汉甚于防洋” “宁赠友邦，不与家奴” “屠戮汉人，营养满人” “汉人强，满人亡” “（维新派）保中国不保大清” 出身满族的清宫女作家德龄在其《清宫两年记》(珠海出版社31～33页)一书中提到：她父亲告诉她，他们不是中国人，但却是中国人的主人。
这种朝代不垃圾还有那个朝代垃圾
什么是人道主义?
1、广义的人道主义（Humanism）Humanism，《现代英汉综合大辞典》，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1版解释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
有人指出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在西方可以用一个词来（Humanism）表示。
广义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是一种关怀人、尊重人、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同敬仰神、以神为中心的神本主义和神道主义相对立。
广义的人道主义（人本主义和人文主义）发端于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后来成为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核心内容。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把它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和“博爱”三大口号。
它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发挥了反封建的积极作用。
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它逐渐成为资产阶级维护阶级统治、欺骗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
2、狭义的人道主义（humanitarianism）狭义的人道主义是关怀弱势群体、救助危难之人的道德境界和慈善行为，包括扶老育孤、助残济困和救死扶伤。
1941年Mao泽东为中国医科大学第一期毕业生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1996年武警战士龙金华为抢救一名落水者而牺牲。
事后发现被救者是小偷，救小偷算英雄吗
武警浙江总队政委说，龙金华并不知道落水者是小偷。
从人道主义出发，既使是一个将要被枪决的死刑犯落水，也要先把他救上来，过后再枪毙。
当前在国际关系中流行的“人道主义援助”等词语中的人道主义也是在狭义被使用的。
旧中国和新中国有什么区别
一、人民的真正解放 “中国人民真正解放了”是今日中国最流行的口号之一。
表面看来，凡是口号都或多或少地具有宣传性。
但从历史观点看来，这口号是无可否认的、空前的、崭新的基本事实。
从最早有文献的商代起，国王是世袭的，“国”是“王室”的扩大，国家的土地是国王的“产业”。
商部落国家最大多数的成员，即卜辞和《尚书》“盘庚篇”中的“众”，直接间接都是商王的隶属，从事生产，担负劳役兵役。
周代疆土扩大了，不得不施行封建，土地和人民都属于周天子和列国封君；因为列国封君是由周天子所封，所以理论上“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经过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巨变，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出现，帝国制度延续到辛亥革命，共两千一百多年。
在这漫长的帝国时期，土地所有和赋役制度，人民在政治、法律、经济、社会地位，各朝代之间都有些性质及程度上的不同，本文不必细论。
但值得注意的是当西汉皇帝制度建立之际，民间称皇帝为“国家”。
以县吏成天子的刘邦，和以贫农成天子的朱元璋，祭祖时除牺牲菜馔之外，还陈列了赋役图册。
历代少数君主，为延续皇朝的生命，保持社会的安定，有时不得不采取些所谓“惠民”的治标措施。
但无疑义地，两千年来人民始终是田赋、劳役、兵役的对象，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被鞭策者，决不是国家的主人。
文颜博对宋神宗：“殿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
”一语道破了两千年的基本史实。
即使历代“起义”的领袖们，从秦汉之际的陈涉、吴广直到晚清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基本政治社会观念都是陈旧的。
其中比较激进的，在起义初期虽多少有些原始均产的号召，但这些起义，或者失败，或者将要成功时已经变了质。
起义成功者，建立新皇朝，人民仍是被统治剥削的对象。
太平天国的下级成员虽较富于“革命”思想，但洪秀全和其他主要诸王生活腐败，“天朝田亩制度”大体都没有实行。
辛亥革命，民国建立以后，直到一九四九年，不断的内忧外患，军阀割据下的穷征暴敛，国民政府二十二年当权期间史无前例的自私自利，使得人民的处境较若干前代更为悲惨。
国民党当政以后，出卖了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利用江浙财阀与各省土豪劣绅共治天下，建立了多种近代型的经济金融机构，以吸取民脂民膏。
正因为这些机构是近代型的，所以吸取民脂膏的效率远远超过以前任何皇朝。
这些基本史实已是中外无政党背景的人士所一致公认，勿庸多论。
解放前人民真正的地位，可由我亲身阅历中得到最好的反映。
我于一九四二年初，奔父丧，由昆明赶回浙江金华祖籍，再设法接济天津的母妹，在沦陷区困居一年之久。
次年三月中才自上海经徐州转商邱，再从安徽亳县往“无人之境”，重入自由区，在河南漯河镇遇雨，暂时无法继续内进。
有一天午饭后在街上看见警察打人，打得很惨。
我加以拦阻，对警察说，如果这人犯法，可以带他去法院或县政府以法审判，不应加以毒打。
那警察毫不迟疑的向我大叫：“这些老百姓不揍，还揍谁
”我回答说我也是老百姓。
他向我上下端详一番，见我身穿已经露线的苏格兰海立斯厚呢上衣和卡叽布裤，瞪着眼回答：“你穿着西装，还是老百姓
”当时我虽不是第一次体会到老百姓处境的悲惨，但却是第一次充分体会到原来我这新型的“士大夫”，究竟还是属于统治阶级的最外围。
两千年个个皇朝都“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可是国民党政权末期，极大多数的新型“士大夫”都被通货膨帐弄得一贫如洗，朝不保夕了。
一个绝对自私不顾一切剥削人民的政权，毕竟自行溃烂了，被人民摒弃了，无形中加速了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我这个后知后觉者，当时虽已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专攻英国史和西欧史，也就在金元券、长春、淮海战役之中，开始逐渐发现了“大我”。
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开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后半。
这次斗争与前代起义的基本不同在领导与目标。
前代多次起义领导的观念与目标，都很陈旧，都是希望建立新皇朝。
这次解放斗争的最高领导，不是贫下中农和工人，而是抱负大、眼光远、毅力强、不自私、有理想、接受近代共产主义的高级知识分子。
他们充分了解大多数被压迫的人民是最大的革命潜力，发挥这庞大革命潜力要靠组织、思想教育、和积极行动。
他们的目标，是彻底改造旧社会，建立一个以最大多数贫苦人民为主人的新社会。
这次革命最初虽以苏联为榜样，但主要策略和步骤与前者很有不同。
帝俄末期的共产党最初并无革命武力和革命基地。
最高领袖列宁是迟至一九一七年才被德国用专车秘密送回俄国的。
十月革命成功的步骤是共产党员乘帝俄欧战溃败疲倦不堪之际，渗入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京，吸取对现状不满驻扎两京的若干沙皇军队单位，逼迫沙皇中央政府和临时政府的崩溃，然后才把革命逐步推展到全国。
而中国共产党革命的“主流”，从一九二七年起即了解大都市之不足恃，即着眼于组织农民军队，建立农村革命基地。
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论动力虽是自外引进的共产主义，但革命的最高领导，自一九二七至今四十六年来，不断地以理论与实践互相印证，不断地就国内外情势因时因地制宜决策，将一个引进主义逐步变成了一个适合国情的革命建国纲领。
在这个新的革命建国纲领之下，特别是经过了文化大革命，中国人民才第一次变成了国家的真正主人。
今日中国的人民，除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以外，宪法上都规定了同样的权利，而且并无性别和民族的歧视。
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权的范畴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完全相同。
政治方面包括选举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宗教信仰的自由；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居住和迁徙的自由，以及控告违法失职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权利。
此外，公民权还包括工作、教育医药、福利等权利。
但是，在实践上，享受以上极为广泛的公民权有一先决条件——“个人”的言行和意识必须不反人民的利益与意志，而“人民”是极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
换言之，政府剥夺少数反革命、反无产阶级专政的人们的政治权利。
进一步分析，正因为“个人”必须服从“人民”这个前提的存在，宪法上所规定的公民个人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也就有了局限性；为了调剂各地区的人口与物资，为了经济建设，个人居住、选业、迁徙的自由往往也不免受了限制。
因此，西方自由主义者和海外倾慕自由主义的中国人总不免要批评新中国并非真正民主，并强调现代西方与今日中国的基本不同－－个人在集体社会中的地位和价值。
①我们先讨论自由的问题，然后再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
近代西方政治及宪法理论上最基本的单元是个人，国家和社会集体不能侵犯个人的公民权利、尊严、政治信仰和言论，与在法律范畴以内的任何行动。
在新中国的政治及宪法的理论上，个人虽也是国家和社会的最基本的小单元，但个人无法脱离社会阶级而存在，属于少数阶级的个人，必须服从最大多数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的意志。
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寓个人于人民的趋向日益显著。
从纯理论看来，今日的中国和西方诚然有基本的不同，但从实践上看来，二者间性质和程度的不同远不如一般想像为甚。
我们在比较当今中西政治观念和制度的短长之前，必须要了解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局限性。
西方极端个人自由观念萌芽于美、法革命之前，大起作用于此两大革命之后。
美、法革命深受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的影响。
十八世纪的功利主义相信“自然秩序”(Natural order),相信每个人都是自私自利的，但社会的总利益和秩序却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和协。
因此功利主义者主张国家和政府不应干涉个人的自由和一切经济力量的自然发展，应采取放任(laissez-faire)的主义和政策。
不消说，这本是过于天真乐观，决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一种看法。
即使西方资本主义经典派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一七七六出版的《原富》之中，已部分地指出，个人与个人之间、社团与社团之间，往往存在着利害上的矛盾与冲突。
英国工党的“精神祖父”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虽系功利主义之集大成者，进一步强调指出各阶级间利益往往冲突，调整这些冲突的机构应该是议会，议会立法应该根据他所提出的基本原则－－“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
”他这主张，经过十九世纪晚期费边(Fabian)社会主义者的发扬，劳工运动和组织的日渐发达，和工党的正式成立、竞选、几度当政，就成了英国型“社会福利”国家的理论基石。
西欧、北欧和英联邦中若干国家大致也走了这条历史路线，因此逐渐以“社会福利立法”弥补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不公道和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西方民主国家和新中国的社会立法，基本上有很大的共同点，二者是不谋而合地根据“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这一原则。
即以理论渊源而论，早期的马克思，也是深受边沁影响的。
惟其如此，所以无论在西方或在中国，随着经济生产和社会组织的日趋复杂，社会（也就是严复译成的“群”）的“权界”日益扩大，个人（严译的“己”）的“权界”日益缩小。
即使在民主的西方，个人的净余“权界”，在生活实践上已与宪法及政治理论上的个人“权界”发生了相当大的差距。
今日西方和中国对于个人“权界”还是有一些差距。
这差距的存在是因为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
英国和西北欧若干国家有代议制度的传统，社会福利立法是历经代表多数选民的政党在议会里长期斗争的成果；其历史发展程序是渐进的，不是经过革命的。
因此，这些国家大体上允许个人信仰和言论的自由和理论上（但决不是实际政治行动上）激烈政党的存在。
帝俄和解放前的中国，人民受统治阶级种种的压迫与剥削，人民生命财产没有充分法律保障，更没有代议制度的传统，从立法上逐步改善人民福利的道路根本不存在，解放人民的唯一道路是革命。
革命的初步目的既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革命成功之后，当然无法允许残余反革命势力的复辟。
因此，在新中国“个人”的“权界”，在理论和实践上，确是多少受了“寓个人于人民”的局限。
客观评估新中国人民的实际地位和检讨新中国是否民主，我们决不可忽视与自由具有同等重要、甚至比自由更为重要的因素——平等。
根据我个人对西洋史的粗浅认识，我把民主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
“初级”的民主，一般仅做到以宪法保障个人的自由，较“高级”的民主，才考虑如何逐步减少社会各阶级间因贫富悬殊而引起的种种不平等。
很显然，即使在所谓“高级”民主的英、美等国，虽已有了一些社会福利立法，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依然存在。
美国最近出版了两部对平等问题理论上颇有启示的新书。
一部是我芝加哥大学同事、人类系教授费乐思(Lloyd Fallers)的《不平等》(Inequality: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considered)，他根据多年对非洲若干原始及近代型社会的调查研究，并与当今美国社会对比，得到一个综合的结论——一般西方社会学上所谓的“社会阶层化”，不过是以成套的术语掩饰社会阶级间种种真实的不平等。
这是打破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学虚伪的一针见血之言，对我们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谛甚为有用。
另一部是哈佛大学政治系教授罗尔斯(John Rawls)讨论社会公道理论的新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他虽囿于美国传统中对个人自由的极端重视，并坦白承认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无法彻底消除，但主张国家法令措施应以促进社会上最穷阶级的福利为原则。
他这一主张仍不超过边沁理论的范畴。
所不同者，边沁生时，任何国家最大多数的人民都是穷因的农民和工人；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资本主义最发达的美国，最大多数的人民已经属于“中产”阶级，而最穷困的人民，已经变成少数了。
他对边沁基本原则因时制宜的修正，值得我们采用，作为进一步探索社会公道和民主真缔的共同分母。
不用多说，凡是没有政治偏见，访问过新中国的中外人士，都不得不承认，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国一切法令措施几无一不以贫下中农和工人的福利为准绳，无一不暗合较罗尔斯的立法标准。
与其他国家和社会比较，新中国的人民生活方式，更接近真正的平等。
诚然，国内薪酬还有高低几级的存在，而且一个近代复杂的社会，不能没有精细的社会分工。
但薪酬等级虽仍存在，各级薪酬和收入之间的绝对数量差别，事实上已远较资本主义社会、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社会为小。
而且新中国的薪级差别今后会逐渐缩小。
更重要的是领导干部（用陈旧的术语是“统治者”）和工作成员（“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彼此平时互相砥励，必要时互相批判，而且干部一般都以身作则参加劳动生产，生活方式与劳动群众相同。
美国、西欧、战后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贫富阶级层间生活方式之悬殊，勿庸赘述。
即使在苏联，劳动人民和拟定执行生产计划的各级“官僚”干部之间，还是有很大的隔阂和生活方式的不同。
六十年代中，美国若干科学家会讲出真实的笑话：在国际多种科学会议的场合，苏联科学家闲谈时，往往提到他们的薪酬相当都市工人薪酬二十倍以上，甚至很自豪地显露他们在黑海克里米亚半岛有别墅。
无可否认，新中国社会里，平等的成分较举世任何其他社会为高。
在穷索民主真谛时，我个人觉得还须应用前此未曾被人提到过的第三尺度——从日常生活上权衡比较今日中国与西方人民“当家作主”的程度。
无论在何国家，人民与政府最高决策的关系，都是很间接的，所以人民是否当家作主非从最基层单位中去探索不可。
西方和日本等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小规模独立经营者虽仍存在，大多数人民都是大小企业和各种机关的雇员，雇员当然不是主人，理论上，只有在一切生产工具都属于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才能作主人。
但在苏联及东欧，生产计划之拟定与执行自上层层而下，一般人民在基层单位中是处于被动的。
惟有在新中国，人民在基层单位中充分表现出主人的地位。
以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而论，最基层的单位是生产队。
在生产队中，每个成员都参加草拟全队的预算和生产计划，计算工分，摊派收入，决定公积金和再提交的合理分配。
负责人和成员之间关系平等、直接、亲切。
通过负责人，生产队对生产大队以及更大的公社的生产及分配都能参加商讨。
十九世纪前半，西欧有些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曾极小规模地作过类似的试验，但因整个社会未变，都失败了。
新中国六亿农民如此当家作主，确是人类史上崭新的一页。
结束本节：我们必须强调化学式百分之百纯粹美备的民主制度，人类史上至今尚未出现，也许永不会出现。
我们用个人自由和社会平等两个尺度衡量中西理论与实践之后，不得不承认西方先进国家比新中国尊重个人的自由，但还做不到新中国社会平等的地步。
中西社会制度互有短长，是由于历史传统和历史发展程序的不同。
片面地褒此抑彼，不顾历史背景，专唱人类还未出现过的“理想国”的高调，都不免有失公道。
我们如再用社会基层单位中人民当家的程度作为第三尺度来衡量，天平显然要倒到新中国这边。
“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乍看似宣传，穷索是事实。
惟有抓住这个基本事实，才能了解新中国其他的主要特色和成就。
二、组织能力与思想教育 历代盛衰兴亡关键无一不在于广义的国家组织能力。
传统中国悠久历史之中，战国、秦、西汉这段时期国家组织能力最强。
西汉以后，层层自上而下的国家组织之中往往发生不少阻力，消弱了国家组织能力。
在内忧频仍外患空前的二十世纪前半，诚如中山先生所说，诺大的中华民族已像“一盘散沙”。
新中国却能在短期之内，将一盘散沙般的民族转变成空前富于组织能力的国家。
为加深了解新中国组织能力的革命，先扼要将古今作一对比。
中华民族在战国期间已开始表现高度组织能力，大体上由于两个主因。
一、战国期间主要七国之间生存竞争非常激烈，逼使各国非力求富强之道不可。
富国强兵之道，并非高谈“仁义”的儒家所能把握，而是几派法家的专长。
法家的最终目的是造成绝对君权，在当时也就是绝对的国家权力。
法家虽不否认社会上尊卑贵贱的存在，但主张在君主一人之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消除春秋式贵族特权阶级，建立以个人才干为标准的官僚制度，推行郡县制，逐步走向一元化集权国家的方向。
二、为了生存竞争力求富强，法家了解农民的重要，因此把农民解放为自耕农，增加农产，扩充兵源，逐渐变成以农、战为本的军国主义的国家。
法家是为绝对君权服务，并不是为农民服务，只是为了增强君权才不得不解放农民。
新被解放的自耕农虽是担负赋役的被剥削者，但身份权利毕竟远胜于农奴，而且从力农和战功还有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机会，因此广大的农民多少发挥了些积极作用。
秦行商鞅之法，百五十年间改革比其他六国彻底，最后征服六国，建立了统一帝国的基础。
刘邦攻下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可见西汉一承秦制。
汉武初年虽崇儒罢黜百家，西汉政制本质，由一代政治天才汉宣帝（公元前七三－四九年）数语道破： “（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史，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曰：‘陛下持法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史实，不知所守，何路委任
’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 汉宣帝这席话非常深刻坦白。
一、他强调指明西汉的政制仍是根据自战国、秦以来的法家系统。
在法家循名核实的原则下，全部庞大复杂的国家机构——自丞相、御吏大夫、中央官吏，经郡守、县令长，以至县以下的乡、亭、里、伍、聚落——尚能得到合理的推动。
西汉郡守权重责专，也是行政效率较高的一个原因。
二、汉宣帝确是锐利灵验的预言家，西汉之开始衰亡，正由于元（公元前四八－三三年）、成（公元前三二－七年）诸帝盲目崇儒的种种恶果。
经过元、成和东汉的开国，儒家成了长期的正统政术。
儒家重“礼”实在是维持不平等阶级社会的理论工具，与法家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相反。
东汉开国的君主刘秀，本人就是南阳的大地主，他建立皇朝时依靠不少其他地区豪族的拥护。
儒家的主张正适合东汉皇朝的需要，成为辩护豪族私利的理想理论工具。
东汉最重孝道。
二百年间虽不乏笃行的孝子，但孝道也成为豪族、士大夫自私行为的掩饰品。
各地豪族鱼肉乡里、抗避国家赋税固不可谓“忠”，但侵吞小民田产，略略周济贫乏族人，在当时士大夫操纵的“清议”之下，却往往被认为是广义的“孝”。
此外，汉武帝时临时监察性的十三部刺史，在东汉已渐形成为超级的大“省”。
州牧往往出身于世家豪族。
因此从东汉后期起，国家的组织能力，受到地方政权和社会豪族双重的阻力，终于演变成三国割据的局面。
在以后的朝代，这两种阻力或不同程度地继续存在，或阻力形式有所改变，但无疑义地，国家组织能力都被各种阻力所削弱。
最后分析起来，影响国家组织能力最基本的因素是人民是否有积极性。
在广土众民的中国（公元后二年人口已经六千万），自皇帝到庶民层层复杂的国家机构，如果不靠人民积极的所作所为，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组织能力的。
在以法家为政术的六国和秦，各国君主为竞争图存，不得不解放农奴，保障自耕农的利益，所以农民多少有些积极性。
秦始皇大一统之局既成，列国间生存竞争的压迫已不存在，好大喜功，不再体恤民力，以致覆亡。
西汉虽承秦制，不时抑制豪强，但始终无法阻止土地的兼并和贫农的流离。
东汉以降，直至解放，虽不无政治上和社会上安定的时期，但人民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
人民消极的抵抗是逃避赋役，积极的抵抗是参加农民起义。
因为种种政治和社会上的阻力，长期人民消极或积极的抵抗，两千年来，华北一再陷于五胡、辽、金，全部中国两度征服于元、清，并几番演出了地方割据。
即使在一统局面之下，人民的被动性也严重地影响了国家的组织能力。
二十世纪前半的中国，承继了自清初以来，因人口爆炸而产生的种种空前的社会经济困难，自清末督抚专权兵为将有所引进的多种政军弊端，并面临旷古未有的民族生存危机——西方及日本帝国主义的榨取鲸吞。
当时救国主张虽多，回顾起来，惟有中国共产党深刻了解自上层改革的无效，帝国主义控制下的几个大都市的不足恃，真正救亡图存的办法是到落后的农村解放人民，建立革命基地，从基层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力量。
正因为共产革命的领导坚信救亡必先救民，而领导方面自始即与民众同甘共苦，所以解放以后，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政府一切措施无一不根据最大多数最贫苦人民的意愿与福利，政府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史无前例的平等的社会。
在这新社会的基层中，人民确是主人，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新中国无疑义地是世界上组织最严密的国家之一。
上自中央政府，中经省、市、自治区、县，下至城市里的街道邻里，乡村里的生产队，无一不包括在组织网之内。
就纯理论而言，有两点值得分析。
一、仅有组织，未必能充分发挥组织力量，古今中外实例甚多，不胜枚举。
二、新中国严密的组织网中，是否还有削弱组织的阻力。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以上两个问题在实践上都已不存在。
基本原因是今日的中国不是专靠形式上的组织，而是特别注重政治、社会上每个阶层之中，各种阶层之间，不断地搞思想教育、讨论路线问题。
思想路线教育的结果，不但使组织上可能的阻力不能存在，而且激发组织成员的工作积极性。
这是文化革命以后的中国的最主要的特色之一。
诚然，古今中外当权者无不了解广义思想教育的重要。
传统中国和传统欧洲都施行愚民政策，都曾有多次程度不同的思想统制。
即使在最尊重个人自由的近代西方，每个人从幼到老，不知不觉地都被政府、教会、学校、社团、家庭等等不断地洗脑；进一步分析，国家及社会大小单元用以洗一般人民的脑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几无不源出于广义的统治阶级。
洗脑决不是新中国的专利。
但新中国敢诚实地把思想教育叫作洗脑，而且思想教育的方法备极周至，收效独宏。
传统中国和古今西方的思想教育都是像孔子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只有新中国的思想教育是：“民不可使由之，必先使知之。
”换言之，新中国思想教育的目的，是从反复讨论分析之中，使每个成员都发现他的“大我”，洗涤了他过去可能有过的自私观念，然后彻底检讨有关措施的理论与实践，是否真正符合国家和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与利益。
因此，这种史无前列的思想教育才能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发挥人民积极的组织能力。
历史工作者在此应该顺便提出新中国与前代还有一重要不同之点。
历代政制积弊之一是帝王居于深宫，官官层层相护，往往上方命令不能认真执行，民间疾苦也无由上闻。
新中国有全国性严密的传播组织，报纸、期刊、广播经常向民众申析最高领导的政策与意旨，报告各地建设、政情和民隐。
成千成万的大字报更是人民主动发表意见的特殊媒介。
凡此诸端无一不促进上令下申，民情上达，更增强八亿人民戮力同心建国的意愿和信念。
综合古今，新中国之所以最重视思想教育，似与我国源远流长的理性与人本主义的传统有关。
早在史前和商代，宗教的重心已经不是正统的神，而是广义的“人”。
解放后各地区发现的史前陶且（祖）和石且，且的字的源，和商代的祖先崇拜，都是明证。
至晚在商、周之际，理性和人本主义的思想已经萌芽。
周初的政治家虽表面上谈“天命”，实际上不但对“天”的权威表示怀疑，而且强调国家的兴亡基本上是靠人民的意志和努力。
周初文献和金文例证甚多，兹不赘。
即使祖先崇拜，经过了孔子和荀子的理性化，大体上已变成为了满足人类心理和社会需要的一种仪式，脱离了正统宗教的性质。
这理性和人本的传统，经过南北朝和隋唐期间与佛教的斗争，不但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间接地使近代中国种种改革和革命运动都无须与“上帝”搏斗，（人类史上，宗教一向是籍“上帝”的权威反对任何开明改革和社会革命的。
即使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免暗遭宗教的顽抗。
）尽管儒家的政治和社会哲学为历代帝王所利用，它对人本主义的发扬传播，对社会环境和教育力量的极端重视，至今还有普遍的影响。
新中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但把传统上为制造士大夫的教育变成了为人民服务的教育，并且从几十年宝贵的实践经验之中，把思想教育方法改的周至美备。
因此充分激发了人民和国家的组织能力。
新中国思想教育的核心－－以人民的意志与努力改造人类社会－－既不能说没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又不能不认为是“古为今用”最辉煌成果之一。
三、民族“武德”的重现 人类史大部分都是残酷无情的生存斗争史。
缺乏尚武精神的民族是无法长期独立生存不被异族征服控制的。
军事在国史中，尤居关键地位。
春秋时代的军队大体上为各国贵族所包办，战争规模比较大，军队下层也包括当时所谓的“国人”，也就是庶民里最上层的自由民。
春秋的军队既以贵族为主要成员，所以当时风气皆以当兵为荣，士兵一般也遵守武士的行为规范。
据我阅览所及，春秋时期对“武”或“武德”解说最详的是楚庄王。
他在公元前五九七年悸之战败晋复霸之时，曾提出“武”的字义是“止戈”，并说明“武”的广义作用：“武、禁暴、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
”证以史实，楚壮王所讴歌的是高度理想化的“武德”，在传统中国从来没有完全实现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