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抓好意识形态工作的几点思考
第要清醒认识意识形态端重要性意识形态工作是党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从社会结构说，任何社会都是在一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的经济基础、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统一体。
其中，作为统治阶级意志集中体现的意识形态是整个社会机体的灵魂，它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
从共产党执政地位说，正因为意识形态能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提供理论依据、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柱，意识形态工作就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全局，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顺利发展，关系社会和谐稳定、国家长治久安。
这对于党的执政地位的维护自然十分重要。
从综合国力构成说，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道德文化，是综合国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重要软实力，它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因此，我们集中精力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一刻也不能放松意识形态工作。
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的事业。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思想道德文化建设与经济社会建设协调发展，全面加强意识形态工作。
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规律说，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同我们激烈争夺的重要阵地，敌对势力要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突破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下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内的苏联的解体、东欧的演变就是有力证明。
第二，要科学把握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意识形态领域面临世界范围社会思潮激荡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正确认识和把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形势极为重要。
要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这些年来的总形势有个全面判断。
从主导方面看，党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面对信息化、经济全球化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新情况、新变化，全面推进理论武装、新闻宣传、文艺出版、思想道德建设、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等方面的工作，促进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得到巩固。
另一方面，各种敌对势力加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
国内也出现了一些噪音杂音，既有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也有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对此决不能掉以轻心。
再次，要清醒认识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渗透破坏活动的特点：一是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进行的渗透破坏活动组织越来越周密，方式越来越多样；二是他们总是拿自由、民主、人权、民族、宗教这些议题大肆炒作，鼓吹普世价值(实际上是鼓吹美国的价值)，利用一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对我们党和国家进行造谣攻击；三是他们的基本手法是把个别问题扩大化、把单一问题复杂化、把一般问题政治化，，最终把所有问题都说成是我国“社会制度弊端”造成的，始终把矛头指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四是他们利用媒体特别是互联网等现代媒体作为渗透的重要渠道，散布大量有害信息，极力抹黑中国、丑化中国、妖魔化中国。
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认识和冷静分析。
还要清醒认识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
高校处在意识形态斗争和较量的前沿，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难度很大，高校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意识形态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第三，要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斗争。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表现，也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根本任务。
要按照党的十七大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四个主要方面的建设。
大力推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意识形态领域的阵地无产阶级、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资产阶级、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必然会去占领。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决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和“意识形态终结论”。
许多西方学者站在各自不同立场，对意识形态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理论，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意识形态趋同论”与“意识形态终结论”。
“意识形态趋同论”故意抹煞各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随着发展，相似点越来越多，两种制度和意识形态可以相互妥协、交融，直至趋同。
20世纪50年代以后，“意识形态趋同论”向完善、成熟的理论形态发展，并且为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实施“和平演变”战略提供理论说明，其实质在于把社会主义演变成资本主义。
20世纪30年代，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最先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他认为意识形态是“乌托邦”，应当把它“排斥”或“置于一旁”。
二战以后，一些西方学者掀起了否定意识形态的高潮，提出要把意识形态从“西方社会中排除出去”。
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后，“意识形态终结论”更是甚嚣尘上。
“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共产主义已经死亡”等类似的标题和口号在欧洲国家出版的一些论著和报刊中随处可见。
某些别有用心的西方政客大肆吹嘘资本主义的“胜利”，宣告马克思主义已破产”，称“20世纪是最后埋葬共产主义的世纪”。
西方的一些思想家也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后一个宏大的意识形态就要终结”，人们的思想观念将在没有党派和阶级性的社会共同意识中统一起来。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来，“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思想体系，是一定阶级、国家和政党根本利益的体现。
只要阶级、国家和政党还存在，意识形态就不会“趋同”，也不会“终结”。
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趋同论”还是“意识形态终结论”，其实质是要消除、否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以实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一体化。
因此，我们要坚决抵制和反对“意识形态趋同论”、“意识形态终结论”等错误观点，在这个关系社会主义存亡的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含糊。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重视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力量建设。
值得重视的是，目前在我国某些高校的哲学社会科学教学中，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潮盛行，马克思主义往往被边缘化。
本应作为马克思主义坚强阵地的高校，有些成了错误思潮传播的场所，这对社会和青年一代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对这个问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国高校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大学，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占领这个思想文化阵地，坚定不移地强化马克思主义在高校的指导地位，加强校报、校刊、校内广播电视和学校出版社的建设，严格社团、课堂、讲座和网络的管理，坚持研究无禁区、讲课有纪律，坚决反对否定、诋毁、淡化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绝不以任何理由为借口，给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以确保导向正确。
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学术、科技、体育、艺术和娱乐活动，弘扬主旋律、突出高品位，建设体现社会主义特点、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
特别是要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广大理论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把高校建设成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开展联合攻关，及时总结我们党带领人民在实践中创造的新鲜经验，以重大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努力拿出一批有价值、有分量的理论成果。
要组织高校理论工作者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促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和科研方法创新，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理论体系。
努力在高校造就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为其提供良好的条件，以便他们充分发挥在巩固马克思主义阵地中的作用。
第四，加强党对宣传文化教育单位的领导中国的一切问题，关键在党。
在这方面，首先要按照中央要求配备好领导班子。
各级党委重视选拔培养意识形态领域领导干部，配备好领导班子，确保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人手里。
并且要求各级领导班子按照谁主管谁负责和属地原则，管好自己的队伍。
要求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干部要有良好的精神状态，看好自己的阵地。
要明辨是非，旗帜鲜明，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问题，要理直气壮、敢于负责、及时处置，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不能敷衍塞责、互相推诿、任其蔓延，决不给错误思想观点提供传播渠道，确保意识形态安全。
其次，要切实把意识形态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
自觉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经常分析意识形态领域的形势，及时掌握思想理论动向和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倾向性、苗头性问题；认真总结党做意识形态工作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信息化、经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工作的特点和规律，不断研究和探索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有效途径和办法，不断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方法，不断提高驾驭意识形态大局的本领和能力。
再次，要做好新形势下知识分子的教育引导工作。
知识分子在意识形态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意识形态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知识分子工作。
我们党一贯重视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和引导工作，在新的形势下，我们更要进一步落实和完善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这方面要做的事情很多。
首当其冲的是，要高度重视在知识分子中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努力造就政治坚定、与党同心同德、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理论家、思想家。
这是党在知识分子中最坚定的依靠力量。
应该说，这个问题目前还未引起所有宣传文化教育单位领导的重视，有的领导做得很好，有的负领导责任的同志却至今是见物不见人，甚至没有想到在这方面要做些什么。
这是一些单位多年淡化意识形态的表现，应得到纠正；同时要正确把握思想理论建设中一些重大关系，即正确处理学术自由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的关系，正确处理一元指导思想和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正确处理先进性和广泛性的关系，正确处理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关系。
正确处理这些关系对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关系极大；要善于适应新的形势，鼓励和引导广大知识分子坚持“二为”方向；要支持我国学者加强对外学术交流，不断增强在国际学术论坛上的话语权；要多听知识分子的意见，特别是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的意见，加强思想引导，主动提供服务。
即使对那些有不同意见甚至发表过错误观点的知识分子，也要多做教育引导工作，从政治上关心和帮助他们，最大限度地把知识分子团结和凝聚在党的周围，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的分歧
意识形态，一般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代表了某一阶级或社会集团（包括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又反过来指导这一阶级或集团的行动, 依据这个定义，可以说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思想观念，但不是一般的思想观念， 它有三个特征： 第一是群体性，即不是个别人的思想观念，而是已经被某个群体（阶级或社会集团）所接受的思想观念，代表这个群体的利益并指导其行动； 第二是系统性，即不是支离破碎的想法和观念，而是形成了体系； 第三是历史性，即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
下面是诸多哲学家描述的 意识形态（ideology） 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 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representation）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
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像性关系的再现。
为了说明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议题，我将首先提出两个主题，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
第一个主题涉及到用意识形态的想像形式来再现的对象；第二个主题涉及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主题一：意识形态再现了个体与其存在的真实状态的想像性关系。
……当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并不与现实对应时，亦即承认意识形态构成了一种幻觉时，我们就是认可了意识形态构造了一个现实的幻觉，它们只需被解释为发现了隐含在那个世界想像的表象后面的世界之现实（意识形态＝幻象\\\/暗示）。
主题二：意识形态有一个物质的存在。
在说到那些看来塑造意识形态的观念或表象但却没有一个观念的或精神的存在，有的则是一个物质存在时，我已经触及到这一主题。
我甚至提出，观念的观念性或精神性存在只出现在观念的意识形态中，或意识形态的某种意识形态中，这里我要补充说，它只出现在自科学涌现以来似乎就奠定了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之中，亦即出现在科学实践者在其自发的意识形态中向他们自己展示（真实或虚假）的观念之中。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意识形态特别指涉在表意层面上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方式；尽管这种表意活动卷入了各种霸权过程，但并不是在各种情况下都处于维持统治的支配水平上。
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和普遍化的过程。
通过设置一套复杂的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论争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显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
简言之，意识形态是一个话语问题，一个处于历史情境中的主体间的实践交往问题，而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我们所叙说的命题问题）。
意识形态也不只是一个偏向性的、偏见性的和党派性的话语问题，尽管没什么人类话语不是这样。
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关系。
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就研究意识形态的社会决定因素而言，存有两种主要的路径：利益论和张力论。
在前者看来，意识形态乃是一种面具或武器；而对后者来说，意识形态则是病症和处方。
以利益论来看，意识形态的主张要在争取优越的广泛斗争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依据张力论，则是在修正社会心理失衡的漫长努力背景中来考察。
在前一种背景中，人们是追逐权力，在后一种背景下，人们则是逃离焦虑。
尽管有其他差异，但所谓认知的和表现的符号或符号系统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信息的外在资源，人类生活正是依赖这种资源加以塑型的，所以它们是感知、理解、判断和运作世界的超个人的机制。
文化的种种模式--宗教的、哲学的、美学的、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模式都是一些程序；它们为社会的和心理过程的组织化提供模板或蓝图，就像遗传机制为有机体过程的组织化提供了这样的模板一样……人这种制造工具、会笑和会撒谎的动物，也是未完成的动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我完成的动物。
人是他自我实现的主体，他从符号模式建构的一般能力中创造出界定自身的特殊能力。
或者说，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图式意象的建构，人才使自己无论好歹地成为一种政治动物。
作为文化系统，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应在其分别表征的总体情境的不同符号策略类型中找寻。
科学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命名情境结构，亦即包含其中的对待这些情境的态度是无功利性的，其形式是节制的、简洁的和绝对分析性的，通过回避最有效的陈述道德情操的语义学手段，科学寻求最大限度的思想明晰性。
而意识形态命名情境结构的方式则是，包蕴其内的对待这些情境的态度乃是一种承诺。
其风格乃是华彩的、生动的和有意暗示性的：通过科学所回避的语义学手段来表达道德情操，它追求唤起人们的行动……科学是文化的诊断性和批判性层面，而意识形态则是文化的辩护性和论辩性层面，它指的是文化的那一个部分，即主动关心信仰和价值模式的确立与捍卫。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从这一较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本质上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第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并不能给予我们多大帮助，因为现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某一种思想体系是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毋宁说是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功能、作用及有效性问题。
现在人们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任务是合法化和领导权（这两个词分别来自哈贝马斯和葛兰西），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能够永远依靠暴力来维护其统治，虽然暴力在社会危机的动乱时刻完全是必须的。
恰恰相反，统治阶级必须依靠人们某种形式的赞同，起码是某种形式的被动接受，因此庞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去说服人们相信社会生活就应该如此，相信变革是枉费心机，社会关系从来就是这样，等等。
而同时，可想而知，一种相对抗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例如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作为关于社会状态的科学--向占领导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揭穿、削弱这种意识形态，使人们不再相信它，作为更广阔范围内夺取政权斗争的一部分，还必须发展自己与之相对的意识形态。
拉克洛（Ernesto Laclau） 意识形态不是由对肯定的本质的误认所构成的，确切地说是相反，意识形态是由于没有认识到以下事物所构成的，即没有认识到任何可能性不确定的特征，以及没有认识到任何最终弥合的不可能性。
.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初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概念，后来被用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这个概念所拥有的许多令人信服的力量来自尼采和弗洛伊德。
它的新颖之处就在于：理性现象可能比起非理性现象晦暗，更难以把握。
它的神秘化力量可以如此隐蔽，以至于逻辑的艺术不足以打碎这种神秘。
神秘化源于一种无意识的意图，将神秘之物给神秘化了。
就像康德超验辩证法中的理性一样，意识形态可能是幻象的必要来源。
这也许是最近的一种看法。
假如人们相信阿尔图塞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总是表现了某种方式，正是在这种方式中，意识会经验到它对决定它的那些客观的和物质的条件的依赖，亦即对科学理性在其客观性中要加以把握的条件的依赖。
然而，一个必然产生的疑惑是，这是否同时在告诉我们以下意识的某种怪异性，这种意识是有关科学所控制的秩序的，确切地说，与科学所属的东西相关，亦即主体的断裂，科学与存在之间的巨大鸿沟和游戏。
比尔格（Peter Bürger） 应该注意到，在这种模式中，意识形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社会现实的拷贝，亦即社会现实的复制，而应看做是社会现实的产物。
意识形态是一种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对作为一种不充分事物的所经验的现实的反应（真正的现实，亦即人在现实中展开的可能性被压制了，因此人被迫进入在宗教领域中幻想地实现他自己）。
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某种社会状况的反映；它们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各个部分：意识形态的要素并不只是掩盖了经济利益，它们不只是标语和口号：它们是所进行的现实斗争的组成部分和要素。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意识形态在社会学分析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但这个术语的困难首先在于：要么它是用于描述：a）一个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系统的或自觉的信仰，恰如意识形态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意指一些普遍原则或理论主张，或通常不那么中听的说法，是指一些教条。
要么是用于描述：b）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独特的世界观或普遍观念，它既包括一些系统的和自觉的信仰，也包括不那么自觉的和系统阐发的态度、习惯和情感，甚至包括一些无意识的假定、意旨和承诺。
威廉森（Judith Williamson） 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意义，它是由社会的状况必然产生的，并有助于永久维持这些社会状况。
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归属的需要，一种身处某个社会阶层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很难察觉。
实际上这种需要也许是想像性地被赋予的。
我们所有人都真实地需要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共同文化。
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提供了这一需要，它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潜在地）实现一种肯定的功能。
齐泽克（Slavoj Zizek） 作为一种信念，一组观念、信仰、概念等，意识形态的内在概念被用来使我们确信其真理，但实际上服务于某种隐含的特定权力利益。
与这一概念对应的意识形态批判模式就是征候式阅读模式：这一批判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裂隙、空白和笔误来揭示官方文本隐含的偏见--以平等和自由来揭橥市场交换中合作者的平等和自由，当然，这种市场赋予生产方式所有者以特权。
意识形态不再被视为一个保证社会再生产同质的机制，不再作为社会的凝聚力；它变成了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含混关联的和异质的过程的家族，其范围是严格地局部性的。
依照这些思路，所谓的统治的意识形态主题批判努力要表明，一种意识形态要么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但不限于某一社会阶层，要么揭露意识形态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是边缘化的。
如何抓好意识形态教育未端落实 毕福剑 吸取教训
第一，从这里我感觉到我们意识形态教育还需要注意教育的方式方法和灵活性。
我在基层工作，我讲一下个人意识形态教育的方式. 第二，我觉得意识形态教育还要注重在末端抓落实。
抓意识形态教育不能喊在口号上，还要把其一些具有典型案例和剖析原因与我们政府、军队、高校教职工等人员的晋级考核中，落实到教课书中去，落实到时事政治教育考试中去。
第三，由国家宣传部、教育部统一编写关于对毛、对文命的正确认识，对英雄战斗史的正解认识教材，统一发放各相关部门。
个人建议，不妥之处，希望谅解。
怎样理解文艺意识形态
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命题，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理论支点。
这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意识中反映人们所处的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和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的总和，在阶级社会中，对于每一个社会成员来说都是先在的，就像葛兰西所指出的，“是由每个人从其进入这个意识的世界之时起，就自动陷入的许多社会集团所强加的”（P.233）。
人们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进入一定文化、接受一定意识形态的过程。
阿尔都塞也认为只要一个人进入社会，就不可避免地落入到“巨大的意识形态的襁褓”之中，他的思想和行动无不受一定意识形态的支配和规范，所以他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一种“文化客体”，是人们必须接受的赠品。
出于对意识性质以及它与人的思想、行为之间关系的自觉认识，马克思主义才从根本上把文艺界定为一定社会意识形态，并要求无产阶级文艺自觉地担当起以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以社会主义精神来教育和鼓舞人民大众的历史使命。
因而意识形态性也就成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思想灵魂。
正是由于这样，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这个命题自它提出之后就遭到许多“纯艺术论”的倡导者的反对，新时期以来，在我国文艺理论界也引起了不少人的质疑和否定，以致有些文艺部门的领导也回避文艺的意识形态性、不敢理直气壮地坚持文艺的意识形态性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思想上放弃了对文艺的领导。
这些年来，我们的文艺事业在走向繁荣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与社会主义文艺方向完全背道而驰的创作倾向，起着腐蚀人们的意志、毒害青少年的灵魂、败坏社会风气的作用，这显然是与文艺界所出现的一股淡化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是分不开的。
这股思潮在我国出现自然不是没有原因的，分析起来大概有这样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了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想的影响。
自上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有些思想家就竭力否定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否定意识形态与现实社会中个人存在活动之间的内在联系，把意识形态直接等同于国家意识形态，等同于一个纯粹的政治性的概念，并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科学，而纯粹是一种意识形态，断言随着苏东剧变，冷战的结束，意识形态也宣告终结。
这观点很契合我国某些长期以来深受极“左”思潮压制和饱受“四人帮”文化专制之苦的作家和批评家的思想和心理，他们也就趁我们不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之机，以批判文艺界的极“左”思潮之名，跟着在我国掀起一股否定和消解文艺意识形态性的思潮，试图以文艺是一种“美”、一种“文化现象”来取而代之。
这些观点在理论上自然是经不起分析的，因为“美”不可能完全脱离“真”和“善”而独立存在的，所以审美评价和审美选择在根本意义上来说无疑是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评价。
因此审美观的差异说到底就是一种价值观的差异，它是不可能与意识形态完全没有联系的。
另一方面，也与以往我们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片面性和不确切性是分不开的，这种片面性和不确切性具体表现为：一是纯科学的倾向，亦只是从意识论、认识论的观点，从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关系、反映被反映关系的角度，来说明意识形态的性质，对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属性和价值内涵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和阐明。
意识形态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意识，它作为反映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们的思想要求、利益、愿望的那一部分思想观念，是属于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和社会集团的信念体系和行为规范的范畴的，它的任务就是为了凝聚人的思想，把人的行为引导到同一的方向、共同参与到对社会的变革实践。
所以，它不仅有认识的属性，同时还有价值的属性，不仅有理论的功能，同时还有实践的功能。
这些方面，葛兰西、阿尔都塞和晚年的卢卡契都曾有不少合理论述和发挥，并得到西方学界较为广泛的认同。
如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作为表象体系之所以不同于科学，是因为在意识形态中实践——社会的职能比理论的职能重要得多”。
卢卡契认为意识形态的“目的是使人的社会实践变得有意识有活力”，“所有意识形态所面临的决定性问题是：Was tan（做什么）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意识形态时也认为它是“社会哲学或政治哲学的一种形式。
其中实践的因素与理论的因素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观念体系，旨在解释世界并改造世界”。
这些见解都是值得重视的。
但是在我国过去，可能为了与马克思、恩格斯早年以意识形态所指代的“虚假的意识”，亦即指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合法的统治而制造出来的一种虚幻的价值观念划清界线，在阐述意识形态时都侧重于从它对社会存在的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方面，亦即认识论的、科学性的观点来进行发挥，而忽视从实践性的、对社会变革的功能方面来进行理解，这就把意识形态实证化了、认识论化了、纯科学化了。
这理解显然是不够全面、准确的。
二、是纯理论的倾向，侧重强调意识形态是自觉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思想（理论）体系，而无视它与社会心理、个人心理和日常意识之间的内在联系，不认识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自觉的思想观念，不但是从对社会心理加工、提升而来，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是以社会心理为“共同根源”的，同时还表现为只有经由社会心理，意识形态才能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这样，就把意识形态混同于意识形态理论和意识形态科学，视意识形态为远离生活、高高在上、只是少数意识形态专家在研究的纯思辨的、理论形态的东西。
尽管我们在理论上都承认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之间是相互影响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的，但由于对这种反作用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没有足够的注意和深入的揭示，从而使得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的理解还只是停留在抽象的理论说明上，在解决实际问题方面，几乎显得无所作为。
而我们之所以强调要真正阐明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反作用的道理必须深入分析揭示它的内在机制和内在环节，就是由于马克思所说的：“思想从来也不超出世界秩序的范围”，因为思想不可能直接打破现实关系实现对社会的变革，所以“思想根本不可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
”这表明意识形态总是以现实的人为物质载体的，它要在现实中发挥作用，首先必须融入生活、融入大众、融入社会心理、融入人们的人格无意识之中，唯其这样，它才有可能转化为一种实践的精神动力。
在这方面，葛兰西、赖希、弗洛姆等人都曾做出许多有益的探讨，如葛兰西提出：必须革除“哲学是一种奇怪而艰难的东西，认为它是由特定领域内的专家或专业的和系统的哲学家所从事的专门理智活动”的观念，“不应把所谓‘科学的’哲学的东西，同只是观念的和意见的片断汇集的、日常的和大众的哲学分割开来”。
他批评当时意大利流传的以克罗齐和金蒂雷为代表的“内在论哲学”，认为它的最大的缺陷之一就在于：“它们不能在上层建筑和底层之间、‘普遍人’和知识分子之间建立起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
这些探讨对于我们克服对意识形态理解的纯科学、纯理论的倾向，全面、深入理解意识形态性质，实现意识形态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是有突出贡献和积极意义的，它应该被吸收到我们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来，并作为我们探讨文艺意识形态性的重要理论依据来加以研究。
二鉴于以上认识，我认为，要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有一个准确、全面的理解，就必须从克服以往对意识形态理解上的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和纯理论化两方面入手。
首先是纯认识论化、纯科学化的倾向。
对文艺的性质作纯认识论化和纯科学化的理解在我国由来已久。
早在“五四”时期，有些作家和理论家在介绍西方现实主义（当时叫“写实主义”）的时候，就没有分清现实主义和在实证论哲学和实验医学理论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自然主义之间的差别，把现实主义混同于自然主义，认为它是“经过近代科学洗礼的最值得提倡的写作态度和方法”。
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随着苏联文艺理论的引入，当时苏联广为流传的“文学和科学、哲学一样，都是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和认识，所不同的只是文学通过具体形象达到客观真实”的文艺观，更是被当作文艺的经典定义被我国文艺理论界所接受，以致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与六十年代初，我们在试图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编写我们的“文学概论”教科书，把文艺的性质界定为意识形态时，根据当时哲学界对意识形态的流行观点，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也完全作了纯认识论和唯科学主义的理解。
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一开篇对“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和社会生活的关系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时认为它仅仅就是“一定社会生活的反映”。
基于这样一种理解，以往在我国流行的前苏联的文艺观，也就很自然地被吸收和整合到我们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解释中来，致使纯认识论与唯科学主义的文艺观长期以来成为雄霸我国文艺理论界的一种主导观念，至今影响尤存。
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赞成把文艺的性质纯认识论话，并非认为文艺不是社会生活的反应，因为一切艺术的东西不可能是凭空产生的，从根本上说都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生活，只不过认为文艺的反映与一般的认识，特别是科学（非意识形态）是不同的，所以，把文艺意识形态性做纯认识论的解释，不仅从普遍性层面上不足以揭示意识形态本身的内容，而且在特殊性层上更与文艺的特性相悖。
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所昭示的任何事物的性质都是多重的，相对的可以区分为普遍性和特殊性两个层面的思想，同志提出：“对于事物的每一种运动形式，必须注意它和其他各种运动形式的共同点。
但是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这就是说，注意它和其他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
只有注意了这一点，才有可能区别事物”。
那么，文艺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的特殊点是什么呢
我认为就是由于作家的审美反映所赋予文艺的审美特性。
审美不同于一般的认识，它是以主体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与客体建立联系的。
这种情感的反映形式决定了它与一般的认识具有以下不同的特点：就反映的对象来看，认识的对象是不以主体自身利害和好恶为转移的客观事实，是事物的实体属性，而情感作为人们面对客观事物所引起的态度和体验，总是以事物能否满足人的某种需要（物质的和精神的）为转移的，它反映的是主客体之间的某种关系，是事物的价值属性；就反映的目的来看，认识既然是为了达到对事物客观属性的把握，它所要判明的是“是什么”，目的是给人以知识，而情感反映的对象既然是事物相对于人的需要而言的，因而它离不开人的喜好，它要判明德不仅是一个真与假、而且是一个善与恶、美与丑的问题，所要把握的不仅是“是什么”，而更是“应如何”；就反映的方式来看，由于“是什么”是事物的一种客观属性，它一般通过陈述判断的形式表达出来，一般是以概念、抽象、判断、推理等逻辑思维的方式来加以表述，而情感反映的由于是“应如何”，是人们对事物的一种评价、选择、意识和愿望，所以是以形象思维的方式表达出来。
正是由于情感反映不同于一般认识反映的这些特点，使得文艺作品看似像实际生活那样不带任何主观倾向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实际上无不蕴含着作家对现实人生的态度、评价、理想和期盼，在不同程度上无不打上作家思想倾向的烙印。
尽管历史上有些作家标榜他是纯客观的，但只要他被自己笔下的人物和事件感动了，他就不仅会把自己的思想倾向融入作品，而且由于情感机制的激发，还使得作家自己长期潜伏在心灵深处，支配、驱使着自己行动的那种潜意识的追求、企盼和梦想也都浮现出来，在作品中得到集中的流露，从而使得表现在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往往比作家所意识到的要深广得多。
所以，出现在作家笔下的艺术形象往往也就成了作家审美观念和审美理想的载体，一种他内心期盼的“应如何”的人生图景。
“应如何”是一个理想的尺度，它是需要通过人的行动去争取的，所以就其性质来说是一种实践的意识。
当然，对于这种实践意识，我们不能像西方现代人本主义那样把它完全主观化和个人化，看作只是作家个人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意向和精神向往；这是由于意识有社会意识和个人意识之分，而我们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向来是指社会的意识、集群的意识而言，而非纯粹个人的意识。
所以在实际的文艺作品中，这种“应如何”的人生图景虽然以作家个人理想、愿望、企盼和梦想的形式表现出来，但由于作家是社会的人，他的思想情感总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在接受社会的教育和熏陶过程中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这样那样地受着他所处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制约的，因而在他的作品中也必然这样那样地以个人的形式反映着一定社会、时代、集团和群众的思想愿望，如同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伟大作家“最主要的个人特性，‘最高的独创性’表现在这里，就是他在自己的领域里比别人更早或更好、更充分地表现了他那个时代社会的或者精神的需要和憧憬”。
愈是伟大的作家，他与社会、时代、群众的这种联系也就愈紧密、愈深刻。
所以，就文艺的性质来说，毫无疑问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的。
正是由于这样，这就决定了一切进步的文艺作品也必然像其他进步的意识形态一样，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凝聚和团结群众，激励和支配人们的行动，把人们的行为引导到同一方向，共同参与和投入到社会变革中去的作用。
列宁在会见埃森时提出“真正的文学”应该“教导人、引导人、鼓舞人”。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的文艺“要使群众警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号召作家“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造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
”都是基于对文艺意识形态性的这种实践性的内涵的理解而提出来的，都表明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所彰显的文艺不只是对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的介入。
因此作品从作家手中完成，它的价值还只是潜在的，只有通过读者阅读，把作品中的思想情感转化为读者的思想情感，并在读者的行动得以落实，作品潜在的价值才转化为实在的价值。
这就要求我们把文艺不能仅仅看作是一个“实体性的定义”，同时还必须看作一个“功能性的定义”不能仅仅从作家创作及其成果一维，而且还必须从读者阅读及其功效一维来进行考察。
只有这样，我们对文艺的意识形态性才会有全面而深入的理解。
三我们指出意识形态就其性质来说不仅是认识的而且是实践的；而实践是人的实践，它总是以人为物质载体的。
在对人的理解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反对黑格尔等德国思辨哲学家把人看作是一种“无人身的理性”，认为他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这样，实践也就不像黑格尔所理解的是一种抽象的理念运动，而首先是一种感性的物质活动，同时也决定了实践不仅仅是由理性观念所支配的，同时还必须要有一种感性心理能量，如人的需要、动机、情感、意志等因素所驱动。
所以如果我们赞同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是认识性的，同时也是实践性的话，那么也就等于表明了意识形态不是纯理论的，它与社会心理以及它的具体表现领域——日常意识、个人意识和人格无意识有着先天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社会心理与社会意识形态虽然同属于社会意识，但却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层面。
一般来说，社会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意识，通常以一定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而社会心理是一种自发的，感性的、亦即融化在日常生活之中的未经分化、加工、定性的经验水平的意识，通常以一定社会群体的感觉、情绪、意志、愿望以及社会的风尚、习俗等形式表现出来。
它们的关系是：一方面，意识形态是通过对社会心理的加工、改造提升而来，以社会心理为“共同的根源”；而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的关系最为直接、紧密，是一种日常的实践意识，它作为人们“行为的调节器”，直接支配和决定着一定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所以，意识形态要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也就必须经由社会心理。
若是只停留在理论宣传而不能转化为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也就很难成为在实际生活中激发和推动人们行为的精神力量，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也就无从谈起。
社会意识与社会心理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首先被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所发现。
如拉布里奥拉在谈到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时，就竭力反对庸俗的经济唯物主义那种“非常粗糙和直线式的表达和说法”，强调“在力图从社会条件中引出作为它们思想表现的第二性成果（如艺术和宗教）之前，必须在研究某种为了一定变化的社会心理学方向具有丰富的经验和某种本领。
”并反对把意识形态仅仅理解为某种“教义和体系”，如在谈到道德时，所强调的就是“那种平常在一般人的爱好、风俗、忠告、判断和评价中以经验的和日常的形式存在着的那种道德”。
普列汉诺夫对拉布里奥拉的关于“社会心理”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中介这一学说给予很高的评价，并断言：“要了解某一国家和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有知道它的经济基础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是没有精细的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
……因此社会心理异常重要，甚至在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历史中都必须估计到它，而在文学、艺术、哲学等科学的历史中，如果没有它，就一步也动不得。
”而之所以这样，就是由于文艺是以作家的审美情感为心理中介来反映生活的。
在现实生活中，引发作家创作冲动的首先并非是他理性上认识到的，而是他心灵所直接感受到、体验到的东西。
这就决定了文艺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并非某种抽象的思想观念，而是现实世界中人的意志、愿望、企盼、梦想等活生生的心理事实，所以列宁在把列夫·托尔斯泰比作为“俄国革命的镜子”时，特别强调他是“俄国千百万农民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到来的时候所具有的思想情绪的体现者”，“通过他的嘴说话的，是整个俄罗斯千百万人民群众。
”文艺作品与社会心理这种紧密的内在联系，使得它虽然不像其它意识形态那样致力于对社会心理作理论上的概括和提炼，但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却是最直接、敏锐，也是最丰富生动，因而也最有利于我们认识它所反映和产生时代的社会现实。
孔子很早就提出了“诗可以观”，所谓“观”就是“观风俗之盛衰”。
所以《乐记》中以“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来说明文艺是“生人心者”，即一定社会心理的反映。
这在现在看来还是正确的。
意识形态不仅以社会心理为中介来反映社会存在，而且也通过社会心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
这是由于实践是人的活动，人的活动源于一定需要，而需要总是要在一定的对象中获得满足的。
这样就产生了人的活动的动机和目的，并推动着人去探寻一定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满足自己的需要。
所以实践作为一种感性物质活动，总是离不开意志的激发和情感的驱动的。
亚里斯多德在把科学分为“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并把伦理学纳入到实践科学中的时候，就是为了反对苏格拉底把德性看作只是一种知识，认为他“取消了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因而也取消了激情和性格”。
这就充分说明“激情和性格”等非理性的驱动因素在人的行为中的重要。
所以，只要我们把意识形态不仅看作只是理论的，同时还是实践的，那么，在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两者的关系上，我们仅仅只看到社会存在向社会意识形态转化过程中的社会心理以中介作用是不够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认识社会意识形态在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过程中同样也必须经过社会心理。
这一点并没有引起拉布里奥拉和普列汉诺夫的足够注意，倒是后来为实践哲学的创始人葛兰西以及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者赖布、弗洛姆等人所揭示和阐明。
他们不仅都反对把意识形态看作只是一种抽象的思想体系，认为它是与社会心理、日常意识融为一体的，而且只有当它融入于人的心理结构，成为人的一种社会无意识，人格无意识的时候，才能真正发挥它的社会作用。
这正是文艺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亦即审美意识形态的优势之所在。
由于文艺是通过作家的审美情感和审美体验来反映生活的，“情感只能向情感说话”，“情感只能为情感所了解”。
这就决定了文艺不像其他意识形态通常以理论的方式让人接受，而是把理性的东西化为感性的东西，通过阅读过程中读者的感受和体验，直接进入读者心理。
所以，当读者为作品所感动了，也就意味着他已经站到作家的立场，以作家的眼睛在看，以作家的耳朵在听，以作家的心灵在思考。
在思想情感上与作家融为一体了。
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不仅比之于理论教化更能深入人心，而且它的作用也更为持久，更能转化为读者的人格无意识，并对他们的思想行为产生终身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纯粹休闲、消遣、娱乐而不影响人的心灵的文艺是没有的。
但是由于我们受过去把意识形态政治化、纯理论化的思想的影响，往往把当今社会流行的那种所谓“满足私人生活空间需要”，“以一种轻松的方式为大众提供文化娱乐”的所谓“大众文化”当作是一种疏离意识形态的纯娱乐文化。
但是西方有些学者似乎不这样看，如霍克海默、阿道诺、马尔库塞等都认为这些所谓“大众文化”通过轻松娱乐实际上都是以资本主义的“虚假意识”在欺骗人和操纵人，从而瓦解大众的反抗意志，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
在我国则曾有人从相反的角度提出发展“大众文化”可以“起到消解主流意识形态的作用”，而以他们的意识形态来占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文化生活空间。
不论他们论述的角度怎样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都说明了“大众文化”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纯粹的“娱乐文化”是没有的。
正是由于这些文化是如此全面、深入地融化在大众的生存空间，对大众的思想和行为起着强大而深刻的影响，所以葛兰西把“市民社会”整个地归入到上层建筑的范畴，并提出无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性。
这对我们认识在把发展文化产业化的过程中如何坚持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的意义是有深刻的启示意义的。
如何将意识形态从观念转化为能力
意识形态事关党和国家的形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否得到国内民众衷心拥护和国际社会广泛认同的根本问题。
由于意识形态在党执政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因而长期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
可以说，国内理论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涌现出众多理论成果，其共同特点是多为学理性的文本研究，以思想性、逻辑性见长。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大潮的冲击，雷言雷语、贪污腐败、奢糜享乐、作风腐化等问题在一些党和政府领导干部身上屡屡出现，这些消极现象在让我们痛心疾首之余，也不得不追问党的意识形态理论如何内化为领导干部的自觉能力。
当代我国意识形态研究领域得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研究中心副主任兼秘书长朱继东同志，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研究作风，潜心致力于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研究，其研究专著《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已于2014年4月由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这一50余万字的“大部头”作出了把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由学理性探讨向实践领域拓展的突破性贡献，弥补了国内意识形态建设研究的空白。
一、高屋建瓴:清晰严谨的逻辑理路 《新时期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开篇明确界定了“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内涵，即通过新的理论观念、理论概括、理论创新来辨别、引领、掌控社会思潮、社会主流意识的实际水平，主要体现为思想辨别力、理论创新力、共识凝聚力和话语支配力。
通过查阅比较相关研究资料，笔者认为朱继东同志提出的意识形态能力概念是一个全新的理论概括，是一个思想性、学术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崭新研究域。
在书中，作者不仅提出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新研究域，还对其进行了积极而深入的探索。
增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是全书写作的主旨，作者紧密围绕意识形态能力的主题，以意识形态能力是什么、为什么要提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如何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逻辑主线展开了研究工作。
作为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理论基石，探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十分必要。
朱继东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虽然并不作为全书的重点，着墨不多，却抓住了当前学界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不足之处，作出了三个方面的发展：第一，史论结合，针对传统的文本解读阐释的研究方式难以真实完整呈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精髓的弊病，作者在研究过程中，运用历史发生学的方法进行文本研读，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思想还原到具体的历史背景之中，从而准确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机制和深层旨归，廓清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精神；第二，注重思想史的纵向比较。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并非是马克思恩格斯天才头脑的灵感闪现，而是在充分继承了西方思想史的优秀成果的确基础上加以发展创新的。
如同以往的研究一样，作者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巨大思想贡献。
不仅如此，作者还对意识形态进行了语义学考证，运用经济分析法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古希腊源头和近代启蒙理性阶段的演变、波折进行了历史追溯，从而在思想史的比较视野中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性、超越性和革命性价值；第三，注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发展历程研究。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进而向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成熟完善的。
该书真实完整地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的产生、转变、发展历程进行了再现，帮助我们更加准确清晰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精髓。
意识形态能力是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问题。
在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深入研究基础之上，作者敏锐地抓住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这一核心问题。
全书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分别从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提出与内涵、新时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挑战、国外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经验教训借鉴和加强我国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四个角度，展开了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系统性研究。
在意识形态能力的学术思想史梳理基础之上，作者对意识形态能力进行了性质的界定，认为其特指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同人类的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相联系的革命意识形态。
作者没有抽象地空洞地谈论意识形态能力，而是将作为其研究对象的意识形态能力建立在自觉分工的经济基础之上，从而使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具备了现实的物质基础，使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明确了服务群众的历史使命。
这种革命阶级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必须发挥革命性的历史作用，其思想观念和口号不仅能够以社会代表的名义动员群众向旧制度、旧社会宣战，而且是每一种革命得以成功的舆论、思想基础。
在梳理了意识形态能力发展的相关理论轨迹和学术前沿之后，作者也深入剖析了意识形态能力在新时期面临的全球化、市场化、网络化三大冲击以及考验。
针对这些挑战，作者并不局限于中国视角，而是积极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的建设中吸取经验，苏联甚至利比亚、委内瑞拉的做法、经验和教训均在作者的研究视域之中。
通过这种广泛的国际比较，作者最后将研究的落脚点放在了中国，围绕“价值自信、团结群众、抵制渗透”的中心思想，从十个方面提出了加强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科学路径。
二、掷地有声：突出的鲜明特点与创新之处 理论联系实际，理论研究直接为现实服务，是朱继东同志一以贯之的治学之风。
这种良好的治学作风具体体现在本书上，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具有问题针对性强、内容翔实、观点独特和建议可行的鲜明特点。
问题针对性强。
作者拥有十多年新闻工作的宝贵经历，对当今社会具有深刻的洞察力，从而敏锐地捕捉到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误区。
他的研究工作一直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在对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研究过程中，他针对“去意识形态化”、“非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多元化”、新自由主义、“普世价值”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错误思潮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直面历史虚无主义、“军队国家化”、西方的新闻自由等在国内曾销声匿迹的有害言论沉渣泛起的负面效应，以及部分党员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着的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问题，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国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客观现实，准确把脉到了部分领导干部所患的思想病症，查找了致病的思想根源。
正是全面深刻地把握住了领导干部这一群体意识形态工作能力问题，作者不仅廓清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更加重要的是，还为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解决该问题做好了充分准备。
内容翔实。
问题针对性强是建立在大量翔实可信的材料基础之上。
对于研究工作，作者是一位严谨细致的有心人。
他获得材料的方式十分多样，实地调研、社会观察、网络舆论、经典文献、学术论文、访谈交流都成为材料的来源和渠道，而绝不仅仅停留于对文本的解读。
作者自己阅读、搜集和整理过的资料已逾300万字，如此丰富的海量资料增强了他的研究信度和效度。
观点独特。
观点创新是学术研究中的一项重大创新。
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是作者在本书中提出的核心观点，充分了体现了意识形态理论与问题相结合的视角，延展了学界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研究的深度，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
不仅如此，价值自信也是本书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和理论创新。
作者针对西方推销的西方价值观和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认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自信显得尤为重要。
价值自信是一个人、群体、组织，更是一个政党、民族、国家对自身价值的高度自信和充分肯定，是民族始终秉承的精、气、神，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根本的精神动力，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基础和强大力量源泉，并且从逻辑上厘清了价值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关系。
建议可行。
围绕着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这一核心问题，充分反映思想建设领域的现实需求，作者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建设等十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具有一定指导性、实用性、创新性、前瞻性的具体对策性观点，既有大量的现实基础和很强的指导性，又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彰显出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具有操作性强的特点。
除了上述的鲜明特点以外，本书还具有三大创新之处： 新概念。
能够提出新概念是理论研究的重大创新，是研究能力的典型体现。
作者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提出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新概念，架起了意识形态从理论到实践的桥梁。
作者对“意识形态能力”作出全面而详细的诠释：意识形态能力就是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通过加强纯洁性建设、先进性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通过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提高理论素养、坚定理想信念和破解现实难题等建立强大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政治自信和价值自信，通过建立、巩固和弘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充分发挥意识形态的感召、激励、引领作用，团结、动员、指引全党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不断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平演变等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或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渗透，为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的能力。
新领域。
随着“意识形态能力”概念的提出，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也呈现在我们面前。
围绕着这一新概念，意识形态能力的内涵外延、建设意义、建设原因、建设经验、建设机制、建设方略等领域都留下了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各个破解、给出答案。
作者以历史脉络为经，以国际格局为纬，坚持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从国际国内两个视角出发，探索回答了意识形态能力的文本学解读、现实意义、经验教训、建设机制等领域的问题，涌现出一系列创新性观点，初步建构了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研究的理论体系。
新启示。
作者在研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意识形态能力建设问题时，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视野，而是将研究关注点拓展到了利比亚、委内瑞拉等正在进行社会主义探索的国家，得出的研究结论更具有时代感、现实感、针对性。
作者认为在向左走、向右走的十字路口的选择上，苏联放弃了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是其亡党亡国的根源，利比亚一味迎合、讨好西方让自己的国家走向了灭亡，而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带领全体人民学习马列，以思想为指导，反对美国霸权向全世界普及了社会主义思想，取得了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的巨大成绩。
全面深入地总结其他国家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力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我们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借鉴和启示。
三、赫赫之功：历史与现实的双重理论意义 马克思曾告诫我们：“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
”他所说的意识形式就是意识形态，揭示出了意识形态问题的极端重要性。
从特拉西在《观念学原理》中首次将意识形态概念界定为，研究认识的起源、界限及可靠性的程度，经黑格尔、费而巴哈、鲍威尔等人的继续发展，直到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作出了科学的界定，具体来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
”。
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的对象。
任何真理要想保持生命力，就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扬弃和发展。
作者提出的意识形态能力观点不仅在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思想史上具有一定地位，而且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建设上具有重要价值。
意识形态能力研究丰富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
目前，国内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概念内涵、意识形态理论演变历史、基本观点、基本特征和本质等方面；国外学者对于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意识形态概念及其形式的研究，以及对意识形态与政治关系、科技关系、精神分析关系、文化关系的研究等方面。
这些研究的研究对象多为意识形态本身，研究方式多为逻辑推理与建构，《领导干部的意识形态能力建设》一书作者在对上述思想的充分掌握、分析过程中提出了“意识形态能力”这一崭新的研究对象，从而使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在学理上得到拓展深化。
意识形态能力概念及相关理论体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不是观念的演变历程，而是现实历史的发展进程。
意识形态问题绝对不能仅仅停留于观念层面而裹足不前，而是应该在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发展。
“历史从那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
”历史进程需要逻辑的再现，抽象逻辑具有把握历史发展内在规律的独特作用。
由于时代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思想只是一些初步的、原则性的零散观点，并未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
本书作者提出的意识形态能力问题，以思维逻辑对人类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历史进行抽象的、理论的把握，在对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的研究过程中，抓住主流和典型、舍弃细枝末节，抓住必然性，抛弃偶然性，更加深刻地凝炼出了人类社会处理意识形态问题历程中的基本规律。
意识形态能力建设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
目前国内学界对于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党史梳理归纳，经验性的总结较为多见，而对于新形势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时效性研究还很不充分。
同时，对于党作为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者的泛泛研究较多，而针对具体群体的意识形态工作主体特征的研究还极为少见。
本书作者一方面立足于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这样一个大变革、大调整、大发展的时代背景，另一方面又抓住了领导干部这一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主体，有所针对，有所侧重，使研究对象更为具体，研究基础更为扎实，研究工作更加深入。
四、知行合一：切实提高领导干部意识形态能力的实践价值 理论只有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真正实现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因此，如何实现由意识形态能力理论向提高意识形态工作有效性的飞跃，是意识形态能力问题研究的落脚点。
朱继东同志敏锐地抓住了意识形态能力建设的责任人——领导干部，以如何促使这一群体掌握和提高意识形态能力为研究的中心任务。
作者花了很大的力气、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讨如何使领导干部掌握意识形态理论，并转化为切实的意识形态工作能力。
为此，作者创造性地从思想、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以下领导干部需要掌握的十大意识形态能力： 以领导干部道德为抓手，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坚定正确理想信念的能力；以纠正错误倾向为抓手，加强理论知识学习，增强引导社会思潮的能力；以弘扬红色文化为抓手，加强先进文化建设，增强建设价值自信的能力；以清除不合格党员为抓手，加强纯洁性建设，增强主动拒腐防变的能力；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抓手，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增强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以核心价值体系为抓手，加强统一战线建设，增强团结共创伟业的能力；以真实性原则为抓手，加强新闻宣传工作，创新掌控舆论阵地的能力；以通达社情民意为抓手，加强六大能力建设，提高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以坚持共同富裕为抓手，加强市场经济研究，增强推进科学发展的能力；以反意识形态渗透为抓手，加强国际问题研究，增强反和平演变的能力。
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哪些方面
意识，它是哲学、心理学以及其它有关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或研究课题。
究竟 什么是意识，不仅它本身是一个一时难于说清楚的复杂问题，而且从古至今人们对 它的理解也很不一致，众说纷纭，让人莫衷一是。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称的“意识”一词有两种用法：一个当动词用，即指 “意识到”的活动，亦即认识活动；一是当名词用，即指与物质相对立的活动的结 果，如知识、思想、观念等等。
心理学研究意识问题与哲学研究意识问题有一致之处，但又有所区别。
从一致 处来说：二者研究的都是意识问题，而且科学心理学对意识问题的研究，接受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从区别来说： 哲学研究的是作为名词使用的“意识”，即与 “物质”相对立的意识，是总体研究人的意识，其基本问题是意识对存在的关系问 题，即指个人意识，也指社会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是作为动词使用的“意识”，即 指“意识到”的活动、认识活动，是较为具体地研究人的个体意识，研究它的实质、 发生和发展、结构和功能等，虽然在心理学的一些学科（例如社会心理学）中也不 免会较多地涉及社会意识问题，但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它所研究的毕竟是 个体意识。
因此，在心理学中，意识是“人所特有的一种对客观现实的高级心理反映形式” 。
笔者曾撰文（《意识问题杂谈》，载《心理学探新》，1982年第4期）谈到：作 为人所特有的心理现象的意识，是包括感觉、知觉、思维在内的一种具有复合结构 的最高级的认识活动，思维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人类以共同劳动等实践 活动为基础结成的社会中同语言一起产生、又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是 借助于第二信号系统而实现的脑对客观现实的反映；它具有自觉性、能动性、创造 性等特点；在人的各种心理活动中，它发挥着调节、控制、指导的作用；它不仅是 社会的产物，而且在阶级社会中还会带有阶级性色彩。
这后一句话反映了个体意识 与社会意识的必然联系性。
1992年，笔者在《论消费者的意识》（该长篇论文提交 湖北省心理学会学术年会交流，后经删节为《消费者的意识与消费类型》一文，载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1993年第3期）一文中再次写到意识：“从广义方面来理 解，‘意识’是指与物质相对的活动的结果，用作名词，如知识、思想、观念等等， 哲学中常说的‘存在决定意识’这‘意识’是精神的东西，所以，‘意识’与‘心 理’是相通的，但二者内涵不完全相同”；从狭义方面来理解，‘意识’是指人的 认识活动，用作动词，如‘意识到’，所谓‘意识到’也就是‘认识到’，心理学 中所说的意识，就是指的‘意识到’，即人的心理活动，它是一种认识形式，是一 种反映形式。
……在医学上，意识是指‘神志清晰状态’或‘醒觉状态’；在精神 医学上，意识是指病人整个精神活动的清晰程度和清晰范围”。
因此，“‘意识’ 作为人的一种高级认识活动，包括对环境和人自身的识别能力以及其清晰的程度。
正常人在清醒的时候，意识是明晰的，神志清楚，能正确地识别和理解时间、地点、 人物、事件以及自己的经济收入和消费状况，能对周围环境的作用（包括周围他人 消费情况对自己的影响作用）作出相应的、合适的、有目的的、能动的反映和反应。
” 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人有意识。
意识形态 讲简单点就是人类对于人类社会的认识角度,共产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下面是诸多哲学家描述的 。
意识形态（ideology） 阿尔图塞（Louis Althusser） 意识形态是一个诸种观念和表象（representation）的系统，它支配着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的精神。
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的生存状态想像性关系的再现。
为了说明我关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功能的中心议题，我将首先提出两个主题，一个是否定的，另一个是肯定的。
第一个主题涉及到用意识形态的想像形式来再现的对象；第二个主题涉及的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
主题一：意识形态再现了个体与其存在的真实状态的想像性关系。
……当我们承认意识形态并不与现实对应时，亦即承认意识形态构成了一种幻觉时，我们就是认可了意识形态构造了一个现实的幻觉，它们只需被解释为发现了隐含在那个世界想像的表象后面的世界之现实（意识形态＝幻象\\\/暗示）。
主题二：意识形态有一个物质的存在。
在说到那些看来塑造意识形态的观念或表象但却没有一个观念的或精神的存在，有的则是一个物质存在时，我已经触及到这一主题。
我甚至提出，观念的观念性或精神性存在只出现在观念的意识形态中，或意识形态的某种意识形态中，这里我要补充说，它只出现在自科学涌现以来似乎就奠定了这一概念的意识形态之中，亦即出现在科学实践者在其自发的意识形态中向他们自己展示（真实或虚假）的观念之中。
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 意识形态特别指涉在表意层面上展开的权力斗争的方式；尽管这种表意活动卷入了各种霸权过程，但并不是在各种情况下都处于维持统治的支配水平上。
意识形态通常被感受为自然化和普遍化的过程。
通过设置一套复杂的话语手段，意识形态把事实上是党派的、论争的和特定历史阶段的价值，显现为任何时代和地点都确乎如此的东西，因而这些价值也就是自然的、不可避免的和不可改变的。
简言之，意识形态是一个话语问题，一个处于历史情境中的主体间的实践交往问题，而不只是一个语言问题（我们所叙说的命题问题）。
意识形态也不只是一个偏向性的、偏见性的和党派性的话语问题，尽管没什么人类话语不是这样。
意识形态是指很大程度上被掩盖了的贯穿在并奠基于我们实际陈述的那些价值观结构，我说的是在其中我们言说和信仰的方式，它们和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关系有关……亦即情感、评价、感知和信仰的模式，它们与社会权力维系具有某种关系。
吉尔兹（Clifford Geertz） 就研究意识形态的社会决定因素而言，存有两种主要的路径：利益论和张力论。
在前者看来，意识形态乃是一种面具或武器；而对后者来说，意识形态则是病症和处方。
以利益论来看，意识形态的主张要在争取优越的广泛斗争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依据张力论，则是在修正社会心理失衡的漫长努力背景中来考察。
在前一种背景中，人们是追逐权力，在后一种背景下，人们则是逃离焦虑。
尽管有其他差异，但所谓认知的和表现的符号或符号系统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它们都是信息的外在资源，人类生活正是依赖这种资源加以塑型的，所以它们是感知、理解、判断和运作世界的超个人的机制。
文化的种种模式--宗教的、哲学的、美学的、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模式都是一些程序；它们为社会的和心理过程的组织化提供模板或蓝图，就像遗传机制为有机体过程的组织化提供了这样的模板一样……人这种制造工具、会笑和会撒谎的动物，也是未完成的动物，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我完成的动物。
人是他自我实现的主体，他从符号模式建构的一般能力中创造出界定自身的特殊能力。
或者说，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正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建构，以及社会秩序的图式意象的建构，人才使自己无论好歹地成为一种政治动物。
作为文化系统，科学和意识形态的区别应在其分别表征的总体情境的不同符号策略类型中找寻。
科学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命名情境结构，亦即包含其中的对待这些情境的态度是无功利性的，其形式是节制的、简洁的和绝对分析性的，通过回避最有效的陈述道德情操的语义学手段，科学寻求最大限度的思想明晰性。
而意识形态命名情境结构的方式则是，包蕴其内的对待这些情境的态度乃是一种承诺。
其风格乃是华彩的、生动的和有意暗示性的：通过科学所回避的语义学手段来表达道德情操，它追求唤起人们的行动……科学是文化的诊断性和批判性层面，而意识形态则是文化的辩护性和论辩性层面，它指的是文化的那一个部分，即主动关心信仰和价值模式的确立与捍卫。
詹姆逊（Fredric Jameson） 从这一较高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本质上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第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并不能给予我们多大帮助，因为现在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某一种思想体系是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毋宁说是其在阶级斗争中的功能、作用及有效性问题。
现在人们认为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任务是合法化和领导权（这两个词分别来自哈贝马斯和葛兰西），换句话说，没有任何一个统治阶级能够永远依靠暴力来维护其统治，虽然暴力在社会危机的动乱时刻完全是必须的。
恰恰相反，统治阶级必须依靠人们某种形式的赞同，起码是某种形式的被动接受，因此庞大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基本功能就是去说服人们相信社会生活就应该如此，相信变革是枉费心机，社会关系从来就是这样，等等。
而同时，可想而知，一种相对抗的意识形态的功能就是--例如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作为关于社会状态的科学--向占领导权地位的意识形态提出挑战，揭穿、削弱这种意识形态，使人们不再相信它，作为更广阔范围内夺取政权斗争的一部分，还必须发展自己与之相对的意识形态。
拉克洛（Ernesto Laclau） 意识形态不是由对肯定的本质的误认所构成的，确切地说是相反，意识形态是由于没有认识到以下事物所构成的，即没有认识到任何可能性不确定的特征，以及没有认识到任何最终弥合的不可能性。
. 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 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初是一个黑格尔式的概念，后来被用于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批判，这个概念所拥有的许多令人信服的力量来自尼采和弗洛伊德。
它的新颖之处就在于：理性现象可能比起非理性现象晦暗，更难以把握。
它的神秘化力量可以如此隐蔽，以至于逻辑的艺术不足以打碎这种神秘。
神秘化源于一种无意识的意图，将神秘之物给神秘化了。
就像康德超验辩证法中的理性一样，意识形态可能是幻象的必要来源。
这也许是最近的一种看法。
假如人们相信阿尔图塞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总是表现了某种方式，正是在这种方式中，意识会经验到它对决定它的那些客观的和物质的条件的依赖，亦即对科学理性在其客观性中要加以把握的条件的依赖。
然而，一个必然产生的疑惑是，这是否同时在告诉我们以下意识的某种怪异性，这种意识是有关科学所控制的秩序的，确切地说，与科学所属的东西相关，亦即主体的断裂，科学与存在之间的巨大鸿沟和游戏。
比尔格（Peter Bürger） 应该注意到，在这种模式中，意识形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成是社会现实的拷贝，亦即社会现实的复制，而应看做是社会现实的产物。
意识形态是一种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对作为一种不充分事物的所经验的现实的反应（真正的现实，亦即人在现实中展开的可能性被压制了，因此人被迫进入在宗教领域中幻想地实现他自己）。
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某种社会状况的反映；它们是整个社会现实的各个部分：意识形态的要素并不只是掩盖了经济利益，它们不只是标语和口号：它们是所进行的现实斗争的组成部分和要素。
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意识形态在社会学分析中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术语，但这个术语的困难首先在于：要么它是用于描述：a）一个阶级或其他社会集团系统的或自觉的信仰，恰如意识形态的这个词的通常用法是意指一些普遍原则或理论主张，或通常不那么中听的说法，是指一些教条。
要么是用于描述：b）一个阶级或社会集团独特的世界观或普遍观念，它既包括一些系统的和自觉的信仰，也包括不那么自觉的和系统阐发的态度、习惯和情感，甚至包括一些无意识的假定、意旨和承诺。
威廉森（Judith Williamson） 意识形态就是某种意义，它是由社会的状况必然产生的，并有助于永久维持这些社会状况。
我们会感到有一种归属的需要，一种身处某个社会阶层的需要，尽管这种需要很难察觉。
实际上这种需要也许是想像性地被赋予的。
我们所有人都真实地需要一种社会存在，一种共同文化。
大众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就提供了这一需要，它能在我们的生活中（潜在地）实现一种肯定的功能。
齐泽克（Slavoj Zizek） 作为一种信念，一组观念、信仰、概念等，意识形态的内在概念被用来使我们确信其真理，但实际上服务于某种隐含的特定权力利益。
与这一概念对应的意识形态批判模式就是征候式阅读模式：这一批判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裂隙、空白和笔误来揭示官方文本隐含的偏见--以平等和自由来揭橥市场交换中合作者的平等和自由，当然，这种市场赋予生产方式所有者以特权。
意识形态不再被视为一个保证社会再生产同质的机制，不再作为社会的凝聚力；它变成了一个维特根斯坦式的含混关联的和异质的过程的家族，其范围是严格地局部性的。
依照这些思路，所谓的统治的意识形态主题批判努力要表明，一种意识形态要么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但不限于某一社会阶层，要么揭露意识形态在社会再生产中的作用是边缘化的。
军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模糊认识有哪些?应该坚持什么?反对什么?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军队的具体化，也必然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因而科学认识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指导，对于培育当代军人核心价值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社会意识形态的科学内涵，系统阐明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和功能，是对价值观念的系统化、理论化概括，为构建和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供了指导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集团为维护和发展其统治而构建的价值观念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
统治阶级不仅是物质生产的控制者，而且是制造价值观念的领控者，作为统治阶级价值观念体系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是“制度化的思想体系”，是对社会存在的合法论证，其目的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现行的经济社会制度，巩固统治阶级和社会成员的共同思想基础。
任何阶级的国家，不仅按照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引领、统摄和支配社会各利益主体的价值观念，而且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塑造国家机器。
军队作为执行统治阶级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任何军队的军人价值观，都是为有效执行统治阶级赋予它的政治任务而确立的。
从本源上讲，西方国家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的价值观，在理论上是欺人之谈，在政治上是衍生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西化”“分化”战略。
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其阶级性质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本源，把党、人民和国家作为最高价值主体是我军的显著标志，党的领导就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灵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捍卫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归宿。
阶级性决定政治性，从这个“阶级性”延伸出来的“忠诚”、“热爱”、“报效”、“献身”、“崇尚”等特有政治内涵的核心价值观，鲜明而深刻地体现了我军的政治属性。
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作为军事领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核心，是我军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从根本上决定和反映着军人的政治立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对军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起着主导作用，必将在新形势下对我军的不断发展发挥着巨大的导向、凝魂、励志和塑形的功能。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
灌输的过程，是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武装头脑、启发自觉、达成共识的过程。
军人核心价值观培育，首先要抓好理论灌输这一基础工程。
灌输的目标要求必须达到“信念”的境界，因为“信念”是理智与情感的合金，居于价值观的内核地位，是一种始终不渝的内心定力，具有支配一切价值取向的根本作用。
只有当广大官兵对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成为坚定不移的“信念”时，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才达到了成功的目的。
围绕“信念”的目标要求，必须采取全方位的灌输方式方法。
抓住灌输的源头，把培育核心价值观纳入军事院校教学体系和新兵入伍教育，使我军新成员一迈进军营就受到系统规范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具有区别于社会青年的军人特质。
打造灌输的文化，充分运用军队媒体资源和舆论工具，持续不断地进行正面宣传感化，大力开展官兵喜闻乐见的思想文化活动，把培育工作植根于先进军事文化的沃土之中。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各种意识形态的转变中，世界观的转变是最根本的转变。
一种价值理念要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效果，不能口号化，必须观念化，需要转化为世界观。
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不是一个随机性的教育口号，也不是一种表象化的政治标签，而是一个渗透军人血脉的内化过程和融入心灵深处的认知过程，关键在于把这种价值观转化为认识处理思想和行为问题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和准则，成为官兵价值认知、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衡量尺度。
抓转化，最重要的是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紧密联系社会生活和军队生活实践，紧扣官兵思想实际，通过启发教育、互动教育和自我教育，使广大官兵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从而坚定价值追求的立场，掌握价值认知的观点，运用价值判断的方法，达到核心价值观内化为军人自觉的心理品质、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的目的。
部队日常管理涵盖军人的生活方式方方面面，是培育军人核心价值观的广阔空间，必须把核心价值观融入官兵的生活和行为方式，使之转化为官兵的心理品质和行为习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价值目标和价值实践，是实现价值追求的两大支柱。
价值目标引领价值实践，价值实践是衡量和检验价值目标的依据和标志。
履行使命是军人价值实践的广阔载体。
军事训练作为和平时期部队最经常、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平台，因而必须紧贴训练、依托训练、推动训练，必须把核心价值观渗透到军事训练的各个环节，成为激发练兵热情、催生战斗力的意志和智慧之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