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假主要靠消费者辩词
确有其事，但AXL这个。
。
。
不芬如何，AXL（既超音）已然蚂蚱，前任领导带队辞职，现今混乱，尤其对于渠道管理方面已经引起很多渠道商的不满。
FENDER不要说当AXL是合作伙伴，估计就连看门狗都不算。
只要有更强有力的合作方，FENDER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和AXL说拜拜，而中芬很有可能就是个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湿地的悲剧产物。
AXL这只秋后蚂蚱还能蹦多久
3年
5年
也要看看他们头头Alan懂不懂我们独特的市场文化了。
丢了ESP，丢了马丁，丢了ZOOM，丢了Levy's，丢了Crate…… 如今AXL想靠FENDER东山再起
且看不久的将来就连看家的PRS也会丢掉。
AXL注定会赌输FENDER这盘棋。
下面是官方的消息： 2011年6月9日，“2011年FENDER品牌中国地区产品会议”在中国总代理商AXL国际乐器公司的组织下隆重开幕。
对于FENDER和AXL国际乐器公司来说，这都将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在这一天，一条重要信息被宣读之后，整个会场沸腾了。
“FENDER公司将推出一款适合于中国市场的，由中国组装的FENDER电吉他，售价仅为人民币1999元。
” “真的吗
”“我没有听错吧
”整个会场立刻骚动起来，每个人都不停的向周边的人打听着，证实着自己听到的信息。
当然，这是一个真实的信息。
其实，从两年以前，大家就已经开始了为这款琴的出品开始努力起来。
AXL国际乐器公司作为FENDER产品中国地区总代理商，负责FENDER产品在中国地区的推广、销售和服务。
然而，因为知识产权保护措施的不完善，让中国市场充满了“山寨”和假货，这些行为不能得到及时的遏制，损害的将是更多的吉他爱好者和乐手的利益。
AXL国际乐器CEO Alan Liu先生自幼学习音乐，在上海音乐学院毕业后赴美国继续深造，对音乐的热爱程度可谓几近疯狂。
看到假货对乐手的亵渎，他心情非常沉重，誓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在中国打响乐器行业打假第一枪。
2010年，LARRY THOMAS出任FENDER公司CEO，成功经营GUITARS CENTER的经验让他对终端市场有深刻的了解，创新是LARRY对所有FENDER经营者和试用者的承诺。
上任伊始，他在与ALAN LIU的会面中就打假一事便形成默契。
并且鼓励由AXL国际乐器开始针对中国市场的打假行为进行一系列的规划和努力。
这时，一种全新的，极富感染力的能量渗透到了整个AXL国际乐器公司。
产品、定位、核算、行为规划等一套系统的思路逐渐形成。
AXL国际乐器公司斥资5000万元人民币专为组装FENDER吉他在苏州（同里）建设新的电吉它加工基地。
美国FENDER公司产品部也投入到新的设计工作中去，短短的一年半中，先后有40多人次往返美国和中国之间，和AXL国际乐器公司（同里）电吉他生产工厂进行磋商和研究，LARRY THOMAS和ALAN LIU也都亲自参与到“打假产品”的研制和开发中。
不知道进行了多少次的实验，不知道试制了多少样品，在2011年5月，经过FENDER产品专家的测试，“打假产品”的试制终于成功。
并即将推行。
下面，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这款“打假产品”的一些细节情况： 1、 命名： 2、 颜色：渐变太阳色、黑色、象牙白色 3、 配置： 琴头 1964 START标准琴头 琴柄 加拿大枫木22品丝琴柄 指板 玫瑰木 拾音器 CUSTOM SHOP超级拾音器 琴弦 美国进口琴弦 油漆 日本进口油漆 琴桥 FENDER制式 旋钮 FENDER制式 琴体 椴木ORIGINAL CONTOUR BODY美制标准琴体 其它 采用单琴识别号码，注重防伪标示 4、 定位：该款产品旨在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维护知识产权，FENDER公司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对中国市场的鼎力支持，如此出色的产品定价仅为人民币1999元。
现在，“打假产品”的发布如同一颗重磅炸弹，立即引起中国吉他市场的高度关注，众多的乐手、吉他商店等都通过网络进行热烈的讨论。
AXL国际乐器公司也旋即开展了“倡导绿色经营、维护知识产权、抵制水货假货”的经销商签名活动，所有AXL国际乐器在中国市场的吉他分销商都加入了签名活动中来。
“好的乐手不用假琴”，这不仅是一个口号，也是一个誓言，每个优秀的乐手都有维护乐手权益的义务，AXL国际乐器也将引导大家进行“使用真琴”的网络签名活动。
第一批中国组装的FENDER吉他将在2010年10月份上海乐器展上亮相，并开始正式发售，众多FENDER的粉丝都翘首以盼。
相信在FENDER公司和AXL国际乐器的号召和推动下，“打假”活动必将成为中国全体乐手的共同行为。
脱下制服 如何执法
根据国务院和国家局的通知要求，全国的烟草专卖同仁均已遵守着装规定，从四月一日起，进行便装执法。
“脱下制服如何进行专卖执法”成了当前专卖执法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每个专卖执法人员在充分认识着装整顿的意义后，必须重新定位专卖管理，找准工作重点，积极开展好新形势下的烟草专卖管理工作。
根据几年来专卖管理的工作经验，我认为应该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r一、转变管理观念\\r当专卖制服脱下的一刹那，有一种难言的滋味，好象失去了一种依托，也好象顿时失去了一种紧紧依靠的山脉，“我该如何执法
”成了每个专卖稽查人员首当其冲的疑问
好象找不到了往日执法的那种感觉。
其实，在脱下制服之前，从上到下都一直在呼吁“专卖管理工作要从专卖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
”我认为，脱下制服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制服的脱下并没有减少我们的管理权力和责任，但为我们如何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r因此，脱下制服后，要想搞好专卖管理工作，就必须转变管理观念，专卖管理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不再是一种口号，而成了我们实实在在的工作内容，让我们真实的感到，管理观念真的该转变了
\\r二、搞好诚信等级化管理\\r目前，诚信等级化管理是新形势下烟草专卖管理工作的切入点，诚信等级化管理不但明确了经销户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为经销户的规范经营、遵纪守法进行了指导和要求，而且也为烟草批发企业和行政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诚信等级化管理是搞好新形势下专卖管理工作的法宝。
\\r以前，我们如果要取缔哪个经销户，经销户就会大吵大闹，甚至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活动，往往很难取缔，暴力抗法、阻碍执法的现象屡有发生。
\\r进行诚信等级化管理完全符合了《行政许可法》的精神，而“诚信等级化管理实施办法”也完全按照《行政许可法》、《烟草专卖法》、《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订的，根据违法情况确定每个经销户的积分，达到一定的积分进行警告，再达到一定积分就严格按照法定程序依法取缔，而对于达到“4a级诚信”的经销户进行挂牌经营，并通过各种新闻媒体进行公布。
本地进行诚信等级化管理一年来，没有发生一起暴力抗法和阻碍执法的现象，依法取缔的4个违法大户也没有一个通过社会关系进行说情的，更没有无理取闹的。
因此，要搞好新形势下的烟草专卖管理工作，必须开展好诚信等级化管理。
特别是线路稽查员要严格按照诚信等级化管理的要求开展日常工作，在捍卫《烟草专卖法》尊严的同时，做好客户服务，真正体现出执法为民的思想。
\\r三、加大信息员发展\\r当前，专卖执法越来越难，不仅仅是法律界定了我们检查的范围--只准在经营场所进行检查，而且，不法烟贩和广大群众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即使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会以“拿出你们的搜查证再进去检查”来阻挡了我们进一步深入检查的步伐，不得不让我们执法人员谨小慎微、如履薄冰
更何况目前不法烟贩异常狡诈，藏在家中生活场所隐蔽的地方的还是一些小户，真正的违法分子不会明目张胆的将不法卷烟放在门市上，甚至连自己家里都不放，而放在不为人知的亲戚、邻居或闲置的院内。
大些的不法烟贩根本不在门市上出售，而是利用农村一些老弱病残的闲散人员进行访销、送货，即使专卖人员抓住他们，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让公安人员也无可奈何，甚至有的当场发病、抽风，还得忙着找医生。
\\r因此，仅靠平时的日常检查很难奏效，专卖管理已经转化成一场斗智斗勇的信息战。
专卖中队的稽查员只有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并大力发展社会信息员，悬赏打假。
目前，社会信息员可以说是专卖管理的眼睛和耳朵，没有信息员的稽查中队无疑是盲人摸象，不得要领。
\\r四、努力成为业务多面手\\r目前，都在提倡细化管理，每个稽查中队配有稽查车辆和线路检查摩托车，有分工有合作，在做好重点客户的稽查基础上，线路稽查员分组包片，按照检查日程安排，分线而治。
\\r从目前违法动向和管理形势来看，线路稽查员稽查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线路稽查员是把专卖管理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的前驱。
要做好自身角色的转变，专卖稽查员必须成为业务多面手。
首先，必须熟知法律法规。
这是每个专卖稽查员最基本的素质要求，在日常线路检查的过程中，不但能准确回答客户的法律咨询，而且要做好宣传，让每个客户熟知烟草管理的有关法规，使其自觉守法经营。
其次，了解卷烟工艺。
在向经销户宣传从事假冒伪劣卷烟违法的同时，要重点向零售户及消费者宣传假冒伪劣卷烟的危害性。
因此，线路稽查员必须了解卷烟加工的一些简单工艺过程，指出假冒伪劣卷烟在工艺上、原料上对消费者的真实危害，这样将比单纯的宣传一些专卖法律法规效果要好的多。
第三，熟悉销售业务。
其实，经销户最关心的还是经营收益，线路稽查员要拉近与经销户的关系，就必须熟知销售业务，指导经销户的卷烟经营，让其盈利，从而化解检查者与被检查者的敌对关系。
第四、个性化管理。
要想管好经销户，就必须摸清每个经销户的卷烟销售情况、脾气性格、兴趣爱好等，从卷烟波动分析存在的原因，从脾气性格、兴趣爱好实施攻心策略、个性化管理，当经销户自觉或不自觉的将你当作“自己人”的时候，就会向你透漏一些不法动向，甚至利用经销户“狗咬狗”和“贼喊捉贼”的心理，侧面掌握经销户的不法动向、不法卷烟隐藏地等情况。
\\r五、提高自身综合素质\\r新形势下的烟草专卖管理工作为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稽查人员，只有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身综合素质，才能真诚担当起专卖管理者的责任。
因此，我们每个稽查员在熟练掌握国家法律法规、有关政策的同时，还应该努力学习市场营销、消费心理学、客户关系管理学、微机操作、市场分析等知识，学会利用业务数据分析市场和经销户的动向，利用科学的营销理念转变我们的角色，利用现代化的技术武装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真正成为一名新形势下的合格的烟草专卖管理执法人员。
自己上了当,也要让别人跟着上当,大家都是什么心理啊?
就是因为27元，上当的人也没把这钱当回事，因此不投诉了，投诉还觉得麻烦。
这种心理被卖家俘获了，被他打了擦边球。
所以过于便宜的产品还是给自己多打“
”
中国联赛有假球吗?
中国联赛“假球野史通鉴” -------------------------------------------------------------------------------- 1999年12月9日 迄今为止，在中国联赛场上还没有一场比赛被官方定论为假球。
（1987年全运会预赛上那场关于“辽宁，山东是一家，二比二平进前八”的默契比赛得中国体育高层震怒，却不在联赛记录之列。
）假球认定之所以艰难和犹疑，缘于“假球证据说”，没有证据，就很难义正辞严地认定假球。
姑且不论这种证据说的合理性，不过起码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即使无法凭证据将假球认定，那么凭比赛场上呈现的事实，以及凭比赛结果造成的诸多影响，绝对有理由怀疑一场假球的存在。
这就好像一个人丢了东西，他就有理由怀疑他的邻居，他的朋友，他的同事，起码他应该认定一个贼的存在，而不该用 “忘了放在哪里，一时没找到”等借口让自己安然，哪怕他每次丢东西都没有“人赃俱获”的破案本领。
就像没有“人赃俱获”便不能将怀疑中的“贼”扭送派出所、公安局一样，没有证据的怀疑中的“假球”，便也不能在媒体上被真正地曝光，不过那些颇有模样，很有分量的传言、疑点，也在足球圈内，球迷中间悄悄流传，时间长了，这些人人心中有，人人笔下无的传言和疑点便沉聚成一部“假球野史”。
因为当年中国封建统治的虚伪和专横，许多真实的历史事件常常是靠民间野史来记述其原貌的；因证据的难以搜寻，使假球的官方认定无法一锤定音，舆论记录中更是无法实现名正言顺，于是，有可能接近事实的假球事件或许真的存在于风靡的传言里，流行的疑点中…… 当许多年以后，那些愤懑和委屈都已成为记忆，当那些肮脏的交易被时间冲洗得难以辨清，我们面对未来对今天这段假球历史的严肃追问，能够呈现的大概只有这一页记载着传言和疑问的“假球野史”。
假球报应论 今年降组的松日队是颇感悲愤的，他们在自觉大功告成的当口忽然得到了前功尽弃的消息，喜事变成丧事，悲痛无疑是巨大的，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愤怒，被假球愚弄的愤怒。
据说松日集团的董事长潘苏通已经开始实施一个足以惊天的“翻案计划”…… 问题是今天沉浸在降组悲愤里的松日队可曾记起了1997年河南队升组功亏一篑时的惨烈一幕
那个初冬时分澎湃在中原大地上的哀伤热泪竟然这么快就能积合成一条汹涌的复仇河流，将当年那个升组成功的松日队冲进今天这个降组的苦难轮回。
1997年那个关于松日队与河南队的故事，已经不必细致地提起。
当时，只差一步入甲A的河南队遭到一支上海籍队伍的凶猛阻击，而沪上名帅徐根宝统领的松日队却极其轻意地战胜对手升组成功。
在这个悲喜两重天的难忘时刻，徐根宝一句“谢天、谢地、谢人”日后被人们时常提起。
这句千恩万谢里感谢的到底是什么呢
是该感谢那支阻击河南队的老乡队伍并肩战斗的情意
还是该感谢那支无心恋战的对手捧上的顺水人情
名满华夏的徐主帅感激的是那些地北天南的“无数好兄弟”，清贫而清白的中原苦旅终于没能在甲A找一块希望的“宿营地”。
打假球是要遭报应的。
虽然没有人明目张胆地指责松日队当年升组是假球功勋，但是，当他们今年蒙冤的时候，一位在中国足坛很有份量的人物却在第一时间打来电话：“看到了吧
这是他们当年应得的报应
” 遭到假球报应的球队还有许多，最令人难忘的是辽宁队1995年的降组之役。
那一次主场对太阳神队的比赛只要获胜则保组无忧，而当时的太阳神队又真正的无心恋战，况且当时有关幕后交易的无数传言一律实实在在地表明，辽宁队非赢不可。
事实上，当时的太阳神队主教练张京天在指挥的时候也真的换下了彭伟国等绝对主力，所有的迹象都在暗示辽军将保住那一颗历尽艰辛攻入的领先球，最终保组成功。
不料，正是两名替补小将的鬼使神差踢碎了辽军的保组美梦，为什么赛后的姜峰、于明哭得那么伤心
或许他们觉得是“天灭辽宁”，为什么赛后的张京天老人会老泪纵横
或许这位辽宁籍的老教练无法解释他眼前发生的事情
横亘于中国专业足球时代的辽宁王朝就这么突然而离奇地坍塌了。
当时也有一位辽沈老球迷嘴里念叨着“报应” 。
他们最先想到的是1991年联赛的收尾之战中辽宁队与大连队的表现。
当时，大连队只有战胜辽宁才能保组，结果大连队果然以5：4胜出，而辽宁队所中四元竟然全是由孙伟一人包办的，他因此而比当时风华正茂的高洪波多出一粒进球，捧走了当年的金鞋奖…… 所谓“假球报应论”听来近乎玄妙，事实上，一支队伍有做过假球的经历在记忆里，他的心地便不再纯良，（这有点像一日行窃，终身是贼。
）他们不大容易踏实地训练和比赛，而且，他们已经开始置身于造假的恩怨纠葛当中，脱不掉、甩不开。
于是对手刺刀见红的时候，他们想做假，自己想拼命的时候，假球故人已在眼前。
假球势力论 打假球而又平安无事，是需要一些势力的。
今天，青岛队最后三轮的骁勇异常已经引起了广泛质疑，但是他们却仍然远离着是非仇怨的涡流，这或许与他们动手较早有关。
例如他们先赢了江河日下的申花，接着只是在大胜了天津队时遭到怀疑，但在最后一轮的时候，保组困难户已把目光紧盯在了沈阳身上，对他们与近来以“锻炼新人”为口号的吉林队一役不再关怀。
不过，更多的传言却集中于青岛队的 “朝中有人”，例如，说几位青岛人均是足协中的实力派人物；不过，马上有人反驳说青岛队95年也曾降组，于是就有人说今年足球工作会议在青岛召开的时候，与会人员得到了很好的接待，况且这座山青水美的滨城吸引着全国的游客，也吸引着足球圈内人士常常故地重来……云云。
传言虽然噪杂得难以置信，但均是指向对势力的猜想。
势力在往年常常以“官哨”的形式起作用，今年这种作用并不明显，况且真正的势力格局绝非“野史”所能准确描绘。
青岛队的神奇表现至今仍然神奇地“存之坦然”。
不过，“势力说”耐人寻味的猜想绝难就此打住。
已有传言说平安队的保组成功缘于他们关于“孙继海参赛资格 ”的把柄，一旦降组，他们就要以此向足协发难，这样他们就依靠威胁，而获得了某些支持势力，终于被网开一面。
还有，吉林敖东队近几轮屡战屡败的“放水”嫌疑之所以无人问津，或许缘于他们身处延吉，轻举妄动可能引起民族问题，他们因此获得了重要的势力支持……云云。
传言自不可信，不过“野史”记录的传言喜欢对“势力”刨根问底，因为相对于“隐秘的金钱交易”，其各自拥有的势力对比还是有一定的揣摩可能。
已经有媒体披露，北京国安队之所以舍生忘死地阻击辽宁队夺冠的步履，与日前一名山东省副省长出面周旋有关。
虽然，这位副省长所起的作用是使国安队避免选择放水一途，但是，这在各种比赛规定里仍属禁止一列。
与此相类似的例子也曾发生在95年的辽宁队身上，当主场败给太阳神队之后，辽宁队唯一的盼望就是八一队客场战胜四川队。
当时一位辽军的助理教练与某球迷大款携巨资急赴蜀地意欲鼓励八一队拼下四川全兴队。
这种区别于某些“黑色诱惑”的“红色鼓励”在当时操作的过程中也需避人耳目，当然其结果仍以失败告终。
不过，当时这种操作失败虽有多种因素，但其中“保卫当年职业化联赛造就的金牌球市”一条，因借助了某些上层势力而发挥了巨大作用，也在传言之列。
假球情义论 假球的操作是需要有情义辅佐的。
沈阳海狮队今年的保组成功，让包括辽沈球迷在内的许多人始料不及。
谁都知道，在最后一轮比赛中，海狮队仅仅自己战胜对手仍于大事无补，还需要让平安或松日两队中出现一支告负的队伍。
结果这两大队伍竟然全部败北，而沈阳队却能够在最后一刻奇迹般地反超。
连日来，围绕这一事件的民间传言纷至沓来，不一而足，其中引人注目的一条是：沈阳队凭借自己多年来的保组经验审时度势，并利用其它保组对手首鼠两端的心态，变劣势为优势，一举成功。
如何保证自己战胜对手而又让松日和平安落败呢
传言中是这样解释的：赛前，海狮俱乐部就有意无意地流露出保组绝望的意思，并且突出重庆隆鑫队“打假英雄”的形象，从而造成海狮重庆之行注定是死亡之旅的假象，这样就会使松日和平安两军在为保组而做的各种努力上减弱力度。
比赛开始之后，海狮队故意先失一球，并以疲弱落后之姿结束上半场。
这时，天津赛区的松日队与成都赛区的平安队都得到了一个错误的信号：隆鑫队是真打，海狮队已经“破罐子破摔”。
于是，平安队的对手四川队害怕隆鑫队胜出会抢占自己的三甲之位；松日队的对手天津队也想用真打来平息连日来的舆论质疑，平安队与松日队此时也高枕无忧地放弃了各方面努力，于是分别输给了对手。
而就在这时，沈阳队在最后时段暴起发力，在隆鑫默契的帮助下一举胜出……这种欲擒故纵，欲扬先抑的奇绝妙计之所以奏凯，不仅仅是单纯的智慧力量使然，更是沈阳队多年来摆正位置，与同行真心相处而获得的真情回报。
传言中，对沈阳海狮队的这种“情义无价”的赞叹听来颇让人心动。
例如：松日队之所以败给天津，是因为当年身为天津市足协要员的王学智告别家乡和岗位远赴南国淘金，深受天津足球人士埋怨，早就想在不结深仇的前提下给他点颜色看看，否则，早就可以不顾沈阳海狮队的战况早早放水给对手一个心安。
再如：平安队，又想赢球，又不愿花钱，终于在沈阳队落败的消息传来之后，让全兴队争三甲的心思占了上风，多悬呵
反观，沈阳海狮队就是脚踏实地，试想让已树起“真打” 威名的隆鑫队出演这最后一幕，需要多么大的力度
人情，需要多年患难与共的经历培养，需要无数的风浪考验方才能信任在胸。
试想，如果双方往日有仇，今日有怨，那么商量做假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如果双方旧日无往来，近日无交情，那么手捧巨金不知找谁去送。
已有传言放出话来，某些口碑好、重义气、信誉度高、交游广阔的资深足球人可望成为中国第一批“假球经纪人 ”，致力于假球双方的牵线搭桥，眉来眼去，追款清账。
对那些收钱不放水，放水未得钱等一系列违约做法予以“行规”监督甚至处罚。
假球模糊论 假球有的时候不仅是找不到证据，而是根本没有证据，它的形成也不是录音、录像所能记录的，它发生的动因本就模糊不清。
北京国安队成功地阻击了辽宁队，时下已经引起无数喜欢辽宁队的球迷们记恨。
大家的记恨是因为不解，“跟你又没什么关系，你为什么拼命
”然而对另一个冠军阻击手武汉红桃K队来说，则是另一种声音：“反正我已经掉组，我为什么拼命
” 如果说，国安队的表现真的可以说是“狠争一口气”的话，那么红桃K队在山东队面前的表演简直就是“脱掉一层皮”。
按说，山东队主场迎战铁定降组的红桃K队，战而胜之自在情理之中，但是，如果按照许多人信奉的“足球场上什么都可能发生”的话，红桃K队利用山东队的轻敌思想，抓住其心驰京华苦候佳音的散乱心理，战而胜之也未必就是什么天方夜谭。
可是，我们看到的是，红桃K队0：5惨败后仍潇洒依然，主帅科萨诺维奇面对如此尴尬竟然可以堆起一脸真心笑容与老乡忘情拥抱，并且同饮庆功喜酒。
与战平辽宁队就有了夺冠般喜悦的北京国安队相比，科萨诺维奇的表情也是一个冠军的拥有者。
如果说，国安队的“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不是异常表现，那么武汉队的“开门放水，顺水推舟”自然也不该是假球。
然而他们面对的却同是冠军的争夺者，他们自身又同处一个“事不关己”的位置，他们要么应该担负起阻击的任务，要么该留下放行的人情。
国安队是否受到了山东方面的“红色鼓励”无从探寻；武汉队是否成了其主帅献给同乡的礼物，更是难以查问，真假俱已模糊，即使在传言里，即使在“野史”中。
假球合理论 如果放在一个较大的背景下，假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即然市场上假冒伪劣的商品屡禁不绝，凭什么要求同样以商品姿态出现的职业联赛杜绝假球
假冒伪劣产品的风行标志着一个商品经济时代的初级段落，它与生产能力、防伪技术、相关法制、消费意识等一系列问题紧密联系，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将伴随着打假的浪潮走进未来的成熟段落。
足球呢
即使在西方足球联赛发达的国度里，也偶尔有假球丑闻传出，那么说明他们把假球抓住了、认定了、披露了。
他们或许也让一些假球蒙混了过去，只有当事人心里清楚，球迷和舆论都受到了欺骗，所以没听说他们那里因假球而怨声载道。
有人说辽宁队今年如果夺冠，那么就是中国的凯泽斯劳滕，如果是亚军就是中国的拉奇奥。
去岁的拉奇奥队也是一路领先，最后一场遭受帕尔马队的顽强阻击，被AC米兰反超而过。
当时记忆中只有米兰人欢乐的笑脸和拉奇奥遗憾的热泪，远没有我们今天如此胸闷难言。
可见在中国联赛场上还没有凯泽斯劳滕，还没有拉奇奥。
假球的存在大概也与中国足球职业化所处的初级段落有关，与从业人员的素质、防假打假的措施有关，问题是，我们也该像我国的商品市场经济那样，在真正的“防假，打假”努力中走向未来的成熟段落。
这是我们在今天说“假球存在的合理性”，也说“假球发展的不合理性”。
所谓“存在就是合理的”本身就是不合理的，要不然我们为什么总是说：“存在着许多不合理现象”呢
说假球存在有合理性，是为了不让我们绝望；认识到假球的不合理并真正地采取行动，才有可能赢得希望。
淘宝卖家欺骗大众，用超过维权的时间的漏洞来骗人，让人不能投诉，别相信这间网站，否则吃亏的是自己。
pdf版：全文如下：－－－－－－－－－－我凭什么信任你 —当前的信任危机与对策 彭泗清(北京大学) 近几年来,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已经成为一种危害力极大的病毒,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给个人,家庭,企事业单位和整个社会带来很大的损害.这种病毒的发作,使社会上弥漫着不信任的情绪,导致了一种严重的社会病,这就是信任危机. 信任对于社会生活,就象空气对于生命一样重要.要保证社会正常运行,就要求人们对生活中的一切有一个基本的信任.否则,人们就会提心吊胆,草木皆兵.试想一下,如果我们看到美酒,首先想到的不是甘甜可口,而是它会不会让人双目失明;如果我们看到微笑,第一个联想不是友善,而是笑里藏刀;如果我们踏上外观宏伟的大桥,第一反应不是闲庭信步的轻松,而是如履薄冰的紧张(担心它突然坍塌);如果我们去医院做阑尾手术,却总害怕胃被切掉;如果我们在马路上救助一个遭遇车祸的陌生人,却被他的亲友当作肇事者......那么,我们还能够正常地生活吗 可惜的是,这一个个匪夷所思的如果,却早已是一个个众所周知的真实故事,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 一 信任危机的六种表现 信任危机有两个方面,一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的泛滥,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不少东西,不少人本身的可信度很低,不值得信任;二是不信任心态的普遍化,即人们对很多事物和个人不信任,包括对一些本来值得信任的也持怀疑态度.这种不信任的心态,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泛滥的心理后果,它对社会生活的危害,可能比这些现象本身还要严重.在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不信任心态的各种表现. 1 对商品和服务的不信任 现在,不少人在购买商品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这是不是假货 无论是对街头小店,还是对国营大店,人们都有这种担心.社会上,有为数不少的一批人靠制假贩假为生.制假的技术越来越高明,一些假冒商品甚至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贩假的手段越来越巧妙,一些假货在流通领域通行无阻,甚至比正牌商品还顺畅.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地方利益纵容造假行为,一些执法人员为了个人利益包庇造假贩假者.1992年3月,《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曾经以疯狂的黑潮来形容遍及全国的假冒行为.几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打假的力度,推行百城万店无假货等活动,但是,这种黑潮却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打假专业户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值得注意的是,假冒伪劣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大,由日用消费品(假烟假酒,假名牌服装,假化妆品,假电器等),到生产资料(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药,假钢材等);由小件商品,到大型工程(如前不久震惊全国的重庆塌桥事故,杭州劣质堤防,还有不少祸国殃民的豆腐渣工程);由物质产品,到精神产品(如盗版书以及一些虽是正版但错误百出的书籍);由对普通老百姓的欺骗,到对国家和整个社会的欺骗(例如一些人用假文凭,假证件骗取工作,一些企业用假报关单骗取国家外汇,用假合资证明骗取优惠政策,用假发票偷税漏税等,此外,假币伪钞的问题也已经相当严重). 假冒伪劣在服务领域也同样存在.在全国,无证经营的江湖医生的广告到处可见.在北京,一些人经常在居民楼里散发各种小广告,冒用国营煤气天然气公司的名义,贩卖质次价高的服务.即使是由正规厂家或机构提供的服务,也存在乱收费和质量差等问题. 客观地说,近年来,名牌产品和优质服务是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但是,由于假冒伪劣的波及面很广,也由于真假难辨,良莠难分,很多人只好对所有的商品和服务都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2 对提供产品和服务的人不信任,并进一步扩展到对所有外人不信任 对商品和服务的不信任导致了人们对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如生产厂家和销售服务人员的不信任.一些不法分子和不法厂商的坑蒙拐骗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消费者对市场的信心,破坏了很多行业的信誉,使不少坚持规范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和个人也被殃及.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状况使不少人产生人心不古的感慨,认为现在社会上的很多人都是唯利是图,从而对陌生人抱有一种普遍的不信任态度.有一段顺口溜较为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心态:五十年代人帮人,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防人,八十年代各人顾各人,九十年代人宰人. 3 对熟人甚至对亲朋好友的不信任 这种不信任与熟人之间和亲友之间越来越多地卷入经济交换有关.长久以来,人们一直信奉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把亲朋好友当作值得信赖的力量.对于熟人,人们也相信兔子不吃窝边草,认为熟人之间不会发生坑蒙拐骗的行为.然而,在今天,人们突然发现熟人甚至亲朋好友也并不那么可靠.杀熟的现象已经见怪不怪,合伙办公司的好朋友反目为仇的故事也时有所闻.对熟人和亲友之间朴素的信任感破坏得最为严重的可能是传销活动.传销本来是一种很好的销售方式,但是当它被引入中国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畸形发展,造成了很坏的社会影响.传销网络往往是依靠熟人和亲友关系建立起来的,病态的传销使很多人上当受骗,而直接的骗子,即传销者的上线,往往是熟人或亲友. 4 对管理者及执法者的不信任 假冒伪劣和坑蒙拐骗的泛滥,是与一些管理者和执法者的贪赃枉法相辅相成的.在不少地方,打假成了假打,一些贪污腐败分子与制假贩假者相互勾结,对社会巧取豪夺.一些官员玩忽职守,以权谋私,任人唯亲.社会上曾经流传一段名为十种人的顺口溜,描写了不同领域中的腐败分子:第一种人搞承包,吃喝嫖赌全报销,第二种人大盖帽,吃了原告吃被告,......这段顺口溜虽然不无夸张的成分,但是它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一些管理者和执法者的不信任情绪. 5 对法规制度的不信任 近二十年来,我国的立法工作进展很大,各种地方性,行业性的法规也在逐步建立,各类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制度也日益健全.但是,由于法规制度本身还不完善,也由于法规的执行过程存在问题,如有法不依,权大于法等,使得不少时候,法规制度还难以落实,在一些地方,法制只是一纸空文.法规已经很多,但是法治还离我们很远.一些人总认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法律的权威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相应地,不少人对法规制度也持一种不信任的态度. 6 对基本价值观的不信任 这是最深层的不信任.当人们觉得人心不古的时候,对人性也就会产生怀疑.一些过去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价值观念也会动摇.例如,自古以来,中国文化将诚实,善良,互助,同情,守法等当作个人必备的基本道德,但是,近年来,这些道德观念成为一些文学作品调侃的对象,它们的正当性受到挑战.有些学者指出,社会上存在着一种渴望堕落的心态;有些人提出了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口号;有些人试图发展一套背离原有的价值观念的生活方式. 在一个良性运行的社会里,也难免出现不信任的情况,但是,其不信任往往针对明确的对象,局限于具体的特定的范围,不会扩大化.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出,在当前的中国,不信任已经蔓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由浅层的不信任发展到深层的不信任,由局部的,个别的不信任扩大为普遍的不信任,由理性的,依赖证据的不信任转变成情绪性的,不自觉的,无条件的不信任.正是这种不信任的深化和扩大化,使我们认为中国社会面临信任危机.那么,不信任为什么会深化 为什么会扩大化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先看看信任是如何产生和维持的. 二 信任的产生和维持 信任问题自古就受到思想家们的重视.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信任象空气一样被当作理所当然的存在, 在社会科学中一直以沉默的面目出现,没有成为学者们注意的焦点.在1950年代, 心理学家开始对人际信任进行实验研究.近十几年来, 信任已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个热门课题.近几年,一些学者开始对中国人的信任行为进行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研究表明,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信任,一是人际信任,二是社会信任.人际信任以个人因素和私人关系为基础,是根据对他人的可信程度的理性考察和与他人之间的情感联系而产生的信任.它的影响因素包括对对方的人品和能力的了解,双方的熟悉程度,双方个人背景的相似性,双方关系的好坏等.社会信任是社会制度和文化规范的产物, 是建立在法理(法规制度)或伦理(社会文化规范)基础上的一种社会现象.对社会信任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些人将它看作法规制度的产物, 认为人们之所以守信用, 是因为受到法规制度的制约, 不敢作出背信弃义的行为, 之所以信任他人, 是因为相信这些社会机制的有效性.另外一些人认为社会信任是文化价值观的产物, 人们之所以守信用或信任他人, 是因为文化中含有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并得到人们的认可和内化.这两种理解事实上对应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信任,前者是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后者是道德性的社会信任. 在传统社会中,信任行为的主要形态是人际信任和道德性的社会信任.很显然,人际信任只能存在于熟人之间,因此它的范围比较小,往往局限于一个小圈子.在传统农业社会,人们基本上生活在熟人圈子中,单靠人际信任和朴素的道德规范就可以维持社会的良性运行.传统社会中的商品和服务往往由手工作坊提供,对它们的信任也以人际信任为基础,人们看重的是生产经营者的信誉,注重的往往是带有个人特色的老字号和老师傅.在社会现代化的过程中,由法制产生信任的机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人们可以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 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而给予他人信任.在现代社会中,商品生产和服务提供的社会化程度很高,个人化色彩很淡,对它们的信任也不可能以人际信任为基础,而必须依赖于标准化的管理和严格的监督.在今天,人们同样注重生产经营者的信誉,企业也力图创造名牌,但是,建立信誉的方式与传统社会不同,靠的主要是制度因素,如比行业标准更高更严的管理和监督.因此,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对人的信任,还是对物的信任,都必须借助法制手段.当然,人际信任并没有从现代社会中消失,私人之间的信任,尤其是亲密关系中的信任,还是以相互的了解和情感的关联为基础,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法制因素已经渗透到现代的人际信任之中,例如,对于婚姻家庭关系,传统社会主要靠习俗来制约,现代社会则有一系列的法律来规范,一些现代夫妻,不仅有山盟海誓,还有婚姻合同. 三 信任危机的根源 上面的讨论表明,建立和维持信任的机制主要有三种:一是个人因素与私人关系,二是法规制度,三是道德规范.在现代社会中,这三种机制各有用武之地,在不少场合还需要它们的相互配合.这三种机制是否健全有效,决定了社会中信任水平的高低.考察一下中国社会中这些信任建立机制的情况,就不难找出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根源.我们先来看看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信任模式. 1 中国传统信任模式的特点和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信任主要是通过私人关系来建立, 以人际信任为核心,道德性的社会信任也往往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则很少. 中国传统的人际信任很有特色,它靠双方关系中的义务关联来保证人际信任,靠个人尽力履行义务,并将义务扩大化来发展信任.在传统的人际交往中,交往双方的地位往往是不对等的,人们被教导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真诚奉献,耻于索取,而不要主动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自己的权利.这种道德规范对个人的要求非常高,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没有其它措施相配合,它可能带来两个负面的效果:其一,真诚奉献者的权利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不守规范的人可能坐享其成,即所谓的好人吃亏,小人得势,其实际效果往往是鼓励违背规范;其二,如果要求个人服从这种规范的社会压力很大,一些道德水准达不到这种高境界的人可能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成为所谓的伪君子.由于从外表行为很难辨别真伪,人们就以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作为对策,这种防人之心使得人际信任往往需要较长时间的考验才能建立,而且局限于小范围内. 在中国传统的信任行为中,普遍性的社会信任不是靠法规制度来建立,而是试图通过道德楷模的示范,如君子,圣贤,英雄,模范的带头作用来形成.这种机制要有效地运转,必须具备很多条件,例如,带头的榜样必须是无私的真诚的奉献者,而且得到群众的认可;榜样的行为必须是最有影响力的,即没有其他相反的力量来与榜样抗衡;群众必须真诚地学英雄,见行动.这种机制当然有它的优点,如果行之有效,它具有很大的社会动员作用.但是,这种机制过分依赖个别道德精英自我牺牲式的奉献行为,以道德高尚和纯洁作为信任的一个重要基础,有过于理想化的倾向.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机制可能是相当脆弱的,一方面,它对道德精英过分苛求,使他们要承受巨大的道德压力,并可能使社会上最优秀的分子得到最差的待遇,造成极其荒谬的不公平,结果使绝大多数的人不敢成为真正的道德精英,妨碍了全社会道德水平的提高.另一方面,当社会上扮演道德精英角色的人出现问题时,整个信任体系就可能崩溃,个别人的道德问题可能引发全社会的道德危机和信任危机. 中国传统社会也有很多的法规制度,但是却只有人治,而没有法治,因此也就缺乏法制性的社会信任.在注重人治的社会中,规章制度能否深入人心,往往是由法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个人行为的道德性来决定的.法规制度本身的权威没有独立地建立起来.所以,人们对基本价值观的信任,对法规制度的信任都是以对法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个人信任为前提的.按照中国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都应该是道德精英.但是,现实与理想往往相距甚远. 2 目前的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 简单地说,当前信任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以私人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信任和传统的道德性的社会信任,已经不能满足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法制性的社会信任还没有有效地建立起来. 首先,传统的人际信任主要存在于长期的,稳定的,利益没有完全分化的熟人关系之中.在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人际关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跟陌生人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这种交往常常是临时的,变化的,而且双方的利益关系可能是竞争性的.在熟人关系中,交往的动机和方式也不同于过去.因此,传统社会中那种强调个人义务,忽视个人权利的信任发展模式已经不适用于今天的人际关系.但是,对于在新型的人际关系中如何建立人际信任,人们还缺乏准备,社会舆论也缺乏切实可行的引导,因此不少人难免误入歧途.一些人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加强了防人之心;一些人觉得既然先人后己老吃亏,就干脆先己后人,多了利己之心;还有一些人信奉起厚黑学来,滋生了害人之心. 其次,在推行市场经济的今天,靠榜样示范来建立道德性的社会信任的方式已经遇到了严峻的挑战.市场经济的前提是承认社会成员之间个体利益的分化,承认平等交换的正当性,因此,虽然市场经济不反对无私奉献的道德行为,但是,它更注重社会公平,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付出和收获的平衡.按照这种逻辑,对社会贡献大的人应该得到更多的报酬和奖赏,而不是做自我牺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实行让一部分技能突出或经营有方的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正是这种逻辑的体现.可惜的是,我国的道德建设远远落后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切实可行的新的道德规范. 第三,以法制为基础的社会信任还非常缺乏.在现代社会中,仅有道德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健全法制并落实法治,社会才能良性运行,社会信任才能获得根本性的保证.广义地说,法治是管理社会的一种方式.一些人将当前的信任危机归咎为所谓的道德滑坡,这种说法当然不无道理,但是,如果我们有完善的法治,道德滑坡就不可能滑那么厉害,退一万步,即使道德水平降到最低点,人们的行为也会因为法治的约束而滑不下来.可以说,法规不健全和法治不落实是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泛滥的最重要的原因.例如,假冒伪劣之所以屡禁不止,与我国目前很多行业的标准化水平不高,监督机制不健全有关.在发达国家,推行标准化是保证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的重要措施.如果对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都制定了具体的严格的统一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且由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进行全过程的严格检查和监督,那么,假冒伪劣就可以得到有效的遏制. 四 重建信任的对策 根据上面的分析,信任的重建需要解决以下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加强各个领域中的制度化建设,并树立法规制度的独立权威.对产品和服务,要全面推行标准化管理;对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要制定行业规范;对管理者和执法者,要制定详细的工作规章.而且,这些标准,规范和规章,都应该向全社会公开,让人们知晓.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由过去主要依赖于人的道德自律,转变为主要依赖于客观的制约措施.值得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国已经取得了不小的进展.例如,目前,一些地方正在推行政府采购,用公开透明的招标方法来购买政府部门所需的物资,从制度上杜绝了此领域中的贪污腐败行为,受到了群众的好评. 第二,健全监督机制.监督有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两种,内部监督包括自我监督,如生产厂家自己的质量监测,和系统内部上级对下级的检查.外部监督则是指由有公信力而且有控制力的第三者来实行监督.目前,尤其需要加强外部监督.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督,内部监督就可能流于形式.例如,在以前,我国医疗事故的鉴定主要由医院自身来执行,或者由卫生主管部门来负责,由于一些医院及其主管部门为了保护自身利益,往往将本来应该由医院方面承担的责任推卸给患者,结果引起很强烈的不满.近年来,一些地方对此做了改革,由法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局外人与医方一起组成鉴定小组,大大提高了鉴定的公正性.此外,我国去年推出的特派稽查员工作,由于从制度上保证了稽查员的独立性,如直属国务院领导,稽查期间的吃住和交通全部自己解决,不准从企业接受任何好处等,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成为一种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必须指出的是,外部监督应该是多层次的,监督者也应该接受监督.这就要求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扩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广度和深度. 第三,将道德建立在一个现实的基础上.在社会生活中,如果道德规范过于理想,要求人达到一个高不可攀的水平,那么,这种道德就会很脆弱,甚至很虚假.如果将道德建立在一个很理想的基础上,最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少数精英人物苦苦地追求高尚的道德,而大多数人表里不一,实际行为处于很低的道德水平.只有建立切实可行的道德规范,才能使大多数社会成员都达到正常的道德水平.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实道德基础是平等互利,而不是无私奉献.无私奉献是一种高贵的品德,个人可以以此来要求自己,但是社会不应该以此来要求所有人. 第四,调整人际交往的规则,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人际信任.在新的条件下,人际信任很难再靠某一方的以身作则来维持,很多时候也不可能靠传统的人际资源来保证.我们应该树立平等互利的意识,讲求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在新的基础上,增加人际信任的程度. 如何解决信任危机,重建中国社会的信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不信任心态的转变,更需要我们长期的努力.只有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有了根本的好转,全社会的信任水平才可能恢复正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