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人有什么特点
湖特点湖南人刀刚的性格特征十分鲜明，起来，其特点至少有以下11个方面：一、质朴，务实而不务虚；二、倔强，又谓“霸蛮”，头撞南墙而不回；三、傲岸，不拘细行琐德；四、吃苦耐劳，如同骡子负重行远；五、坚韧执著，屡败屡战，不胜不归，打脱牙齿和血吞六、刚健，勇于任事，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七、自信，天降大任，舍我其谁，当仁不让；八、好学，虽武将亦能折节读书，求知欲旺盛；九、任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疾恶如仇，锄强扶弱；十、特立独行，具有独立自由的思想和坚强不磨的志节，喜欢别出心裁，标新立异；十一、不怕死，不要命，老子不信邪，要死卵朝天，不死变神仙，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在最无退路时舍身忘死。
参考资料：
如何理解打土豪 分田地??????
1927年9月19日，工农革命军第三团于早饭后首先到达文家市，击溃了文家市团防局清乡队，砸烂团防局牢房，救出了陈盛龙等一批革命同志。
随后，一团也进入了文家市。
下午，攻打浏阳没有成功而被敌人打散了的二团战士，由二团二营营长吴杰和六连连长熊坤带领也赶到文家市集合。
一、二、三团的所有部队到达文家市后，他们在文家市烧了大地主彭伯堂的看花楼，分了他家的盐和谷。
同时，打开了过去一直由土豪劣绅把持的文家市积谷仓，把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
并根据分工组织部队进行了广泛地宣传，发动群众。
其中，“打土豪、分田地”。
这是一副镶嵌在文家市里仁小学砖墙上的红军宣传标语。
据解说员说，这副宣传标语，是目前我国保存完整的第一个也是红军第一次写出来的宣传标语。
它说出了红军的政治主张，写出了关于如何发动农民群众起来闹革命的政治谋略。
十分关注农民问题。
因为，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换句话说，当时的中国问题的公式应该是： 中国问题←→农民问题←→土地问题←→执政问题。
也就是，谁得到了农民的拥护，谁解决了农民问题，即土地问题，谁就取得了中国问题的发言权和执政权，谁就是胜利者。
反之，就没有发言权，就是失败者，就没有资格来执政。
所以，在《中国农民问题》中，对农民问题特别是对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作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 首先，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政权落于军阀之手，完全是未得三亿二千万农民的拥护和帮助，国民革命，惟有把农民动员起来，参加革命，才能成功。
因为，农民人口要占80%。
其次，中国现在还是农业经济，大部分生产还是农业生产，受压迫最重的是农民，亟待解决农民无田耕、没饭吃、无衣穿等大问题。
第三，没有农民，便没有革命。
只靠工人孤军奋战，是以前几次革命行动失败的最大原因。
第四，革命的目的是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自由平等。
要达到这个目标，首先要解决农民问题。
这是对中国问题进行准确分析后得出的结论。
后来，又多次对这个至关中国革命胜利与否的大事作了详细的阐述。
其中，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和《湖南省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两篇文章中，对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又进一步地进行了阐发。
他说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 “中国革命的形势只能是这样：不是帝国主义军阀的基础----土豪劣绅、贪官污吏镇压住农民，便是革命势力的基础---农民镇压住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 “都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应该起来猛击买办阶级，并直接对付帝国主义，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
然若无农民从乡村中奋起，打倒宗法封建的地主阶级之特权，则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总不会根本倒塌。
” 紧接着，又进一步分析说： 农民问题中的中心问题，又是贫农问题。
“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
”如果“不使农民得到土地，农民将不能拥护革命至于最后之成功。
”为此，在《农民问题讨论案》中，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认为，要杜绝农村骚动不安的现象，惟有满足农民土地要求，进行土地革命。
到了1927年4月的土地委员会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了“土地革命”的问题，并初步形成了初步纲领： 1、确认并大力宣传解决土地问题的意义； 2、确定没收土地的标准及如何分配土地的方案； 3、建立农民的政权以便进行土地的没收和分配； 4、规定禁止买卖土地和土地国有问题； 5、解决地税问题，即如何征收田税的问题。
也就是说，至此，已经把农民问题和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土地问题，考虑得比较成熟、比较完整了。
从而，使我们所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阶级分析和利益分析的基础；使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从根本上明白了在革命的过程中“依靠谁和怎么依靠”的基本问题，明确了具体路子。
充分吸取了历史的经验，从解决土地问题入手，启发和调动了中国亿万农民的革命觉悟和参加革命的积极性，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在全国解放以后，又用二、三年的时间进行了土地改革，彻底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促进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繁荣和社会进步。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考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真正解决了农民问题的革命家，其丰功伟绩完全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
从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口号的喊出、贴出，到1929年秋天，领导的革命队伍不断发展和壮大，他致力于解决农民问题的思想和路线一直没有更改，具体的办法一直在坚持。
这种始终代表中国绝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主张，始终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宗旨和行动的纲领，也成了我们这支军队影响和带领人民的具体办法。
就是在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混战的时候，写下了著名的《清平乐、蒋桂战争》： “风云突变， 军阀重开战， 洒向人间都是怨， 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 直下龙岩上杭。
收拾金瓯一片， 分田分地真忙。
” 用词的形式，将当时的情景描写得非常清楚。
农民就是在这种得到实际利益的过程中，参加并坚定地跟着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一直到革命的最后胜利。
然而，解决土地问题的基本考虑，到底是什么
有人分析认为，除去自己就出身农民，知道农民的疾苦，需要从这里入手之外，其智源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历史文化的精华，特别是东汉王莽的一些政治主张。
在以往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史学家，一直认定王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外戚篡位建立国号“新”的窃国大盗。
对此，有自己不同的看法。
他在广东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上说出了自己的观点。
据《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中记载，当时是这样评价王莽的： “王莽，汉时一般做史的文人----范晔、班固、班超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饭，要给汉朝说几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
其实，王莽并不是一个怎么不得了的坏人。
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很诚恳地的态度来研究。
‘均田制’就是王莽时提出来的，可见他注意到农民问题了。
因为农民问题最重要者就是土地。
而他先节制田地，岂非不明乎
“以后的地主阶级看到王莽所引的政策，诸多不利于己，欲寻一代表本身利益人，取而代之。
而刘秀于是就起来了。
倡人心思汉，以迷惑一般人之耳目。
刘秀取得了胜利，此盖因王莽所代表着农民利益耳。
刘秀则代表地主阶级利益，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可以说是地主阶级的政治。
皇帝不过是地主的表征，所以，每朝皇帝的倒闭，就是地主阶级的分裂，及至兼并盛行、提地集中，逼得人不堪其苦。
东汉末年虽有黄巾之乱。
如秦末，二世大兴土木，人民的人力财力，耗费殆尽。
汉刘邦、楚项羽、陈胜、吴广，应之而起。
汉高祖先如函谷关，与秦父老“约法三章”，秦人大悦。
此盖指少数地主阶级而言的。
以后王莽出而提倡‘均田’，代表多数农民的利益的。
这时高祖的外戚、宦官、王侯等人，辄取乡间收买土地，遂成地主。
此时见王莽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他们恐慌了，遂起而勾结多方势力，以刘家宗族刘秀为号召，南阳一役，王莽遂大败，即农民阶级被地主阶级所败。
“王莽认为，土地兼并起于‘废井田’，造成贫苦农民下无寸土，甚至无立锥之地。
他认为，只有恢复井田制、解决土地问题，才能使贫者有其田，人人有田耕、有屋住，才能均贫富。
王莽改制的主观目的，确实是想解决中国数千年‘患寡不患均’的问题，这在中国历代君主中确属罕见。
然而，这在当时地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社会里，这种‘大同思想’充其量只不过是空想而已。
” 在对这个问题透彻分析的基础上，他得出了如下结论。
他继续说道： “农民问题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问题。
农民问题关系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关系到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关系到民主革命的成败。
” 所以，他最后号召我们党的所有领导干部，一定要认真地研究农民问题，并将这个基本的思想运用到“扩红”之中。
因此，就有了文家市“打土豪、分田地”的标语和口号。
实际上，这是我们党一贯的政治主张。
也正是这“六个大字”，才唤起了中国广大的劳苦大众起来，义无返顾地跟着去浴血奋战
而王莽又是何许人也
王莽，（前45---后23）新朝的建立者（8---23）。
字巨君，汉元帝后侄。
初以外戚掌汉政，成帝时封侯。
公元5年毒杀平帝，自称假皇帝。
次年立孺子婴为太子。
初始元年（8年）废汉称帝，国号新。
托古改制，将全国土地改称“王田”，奴婢改称为“私属”，均不许买卖，以图阻止土地兼并。
实行‘五均六’，屡改币制，企图节制商人盘剥，缓和社会危机。
恢复五等爵，更改官制。
法令苛细，吏治腐败，赋役繁重，造成社会经济混乱，引发绿林、赤眉大起义。
公元23年，绿林军攻入长安，被杀。
新朝崩溃。
不管史学家当时或者现在怎么说，从代表农民阶级根本利益的角度来看，王莽作为统治者当时实行的“均田制”，应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政治的开明。
王莽也应该因此而得到一定的肯定和褒扬。
对此的评价是非常正确的、是非常有见地的。
应该说，这是始终考虑人民利益的无产阶级党性的一种表现和自然流露。
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考虑，而老是按照当时封建社会的传统习惯，皇帝的外戚不能掌权的思维定势，那么，王莽的举措肯定是一种大逆不道，是一种窃国的行为。
因此，也决不会有像这样的评价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现今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更是有新的体会。
应该说，江主席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秉承了无产阶级政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基本意志和基本主张，把始终为广大的人民群众谋利益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这是非常有针对性的大方略。
如果我们党的领导干部和所有党员，不按照江主席的“三个代表”的指示去实践、去规范自己所从事的工作，那么，我们党就有失去执政资格的危险
雷锋公司的大事记
1、这个专业一般适合到核心城市，因为大型会展主要集中在这些地方。
一等：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二等：成都、西安、武汉、沈阳，，，三等：福州、宁波、南京，，，2、福州这样较小的省会城市，也会有较多的会展，但是规模就比较小。
除了房展等少数商业目的的展览外，其他大多数是形象或政令性质的展览。
3、工作内容：在福州可以做体育比赛、大型商业会展、文艺类群体活动（歌会等）、大型会议、招聘会、运动会等的组织安排工作。
有专门的会展公司或展览馆4、在福州就业前景应该是比较好的。
因为经济发热，国际国内的展览就会跟着来。
随着大陆和台湾关系缓和，福州厦门等地经济快速发展，甚至比国内其他地方还要快得多。
5、前面说的工作内容一般是在专门的会展公司或者场馆机构。
也有的公司，有自己专门的会展部门，负责参加全球各地的重要展览。
、这种公司数量不会多一般都是国际化程度很高，规模特别大的。
在这种公司任职是会展专业的一个好选择，缺点是有时不停地奔赴世界各地的参展，比较辛苦。
谁帮我找一下周恩来的诗啊
周恩来：一代伟人诗人一读这个题目，不少要感到惊奇。
在我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是诗人，实属当之无愧，他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诗词，大气磅礴，气壮山河。
陈毅是诗人，也是名副其实，一曲《梅岭三章》悲壮绝伦，令人荡气迥肠。
然而称周恩来为诗人，似乎难为人所共认。
殊不知，周恩来一生中虽然诗作不多，但不是说他不善作诗，而是在他“认定的主义是不变了”之后，一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幸福竭智尽力，日理万机，奋斗终生，写诗的时间也就难免被挤掉了。
目前，周恩来流传下来的一些诗作，大多是在青年时留下的，无论是古体诗，还是白话诗，无不是隽永深醇的上品诗作。
古人曰：“诗言志。
”周恩来的早期诗作既非咏花吟草，也非歌山唱水，或借景抒情，或咏物明志，或勉友抒怀，或忧国思民。
现摘录数首，以飨读者。
《春日偶成》是迄今见到的周恩来最早的诗作，诗曰：“极目青郊外，烟霾布正浓，中原方逐鹿，博浪踵相踪。
”这首诗发表在1914年10月《敬业》杂志创刊号上。
《敬业》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时与一批同学组成的“敬业乐群会”的会刊。
此时正值辛亥革命之后，清政府虽然被推翻，可是，外敌侵凌，内政腐败，军阀横行。
周恩来目睹时艰,爱国心切，忧国忧民，见诸言行，并与同学们创立了“敬业乐群会”，此诗发表时正当袁世凯暗害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勾结帝国主义，废各省都督之时。
神州大地“烟霾布正浓”，中华民族正处在深重的灾难中，此诗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
1916年4月出版的《敬业》第四期上，又发表了周恩来的诗。
送蓬仙兄返里有感（一）相逢萍水亦前缘，负笈津门岂偶然。
扪虱倾谈惊四座，持蛰下酒话当年。
险夷不变应尝胆，道义争担敢息肩。
待得归农功满日，他年预卜买邻钱。
（二）东风催异客，南浦唱骊歌。
转眼人千里，消魂梦一柯。
星离成恨事，云散奈愁何。
欣喜前尘影，因缘文字多。
（三）同侪争疾走，居独著先鞭。
作嫁怜侬拙，急流让尔贤。
群鸦恋晚树，孤雁入寥天。
惟有交游旧，临岐意怅然。
张蓬仙是周恩来在南开时的同学好友。
1915年11月张蓬仙退学回吉林，别离时，周恩来赠诗三首。
全诗似乎写的是学友别离之情，然深蕴周恩来为国为民的冲天志向，一腔爱国热情溢于言表。
1917年夏，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毕业，并东渡日本留学。
东渡时，周恩来写下了一首脍炙人口流颂千古的律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高唱“大江”之歌，出国探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表达了周恩来为振兴中华而求学的豪情壮志。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恩来曾在日记中写道：“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
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
”这与周恩来少年时便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是一脉相承的。
在日本期间，周恩来阅读了不少介绍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些著作，在彷徨、苦闷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19年4月，周恩来在樱花盛开的岚山，写下了几首白话诗。
现节录其中一首：雨后岚山山中雨过云愈暗渐近黄昏万绿中拥出一丛樱淡红娇嫩，惹得人心醉自然美，不假人工不受人拘束想起那些宗教、礼法、旧文艺……粉饰的东西还在那讲什么信仰，情感美观……的制人学说登高远看，青山渺渺被遮掩的白云如带十数电光射出那渺茫黑暗的城市此刻岛民心理，仿佛从情景中呼出元老、军阀、党阀、资本家……从此以后“将何所恃”
该诗表达了周恩来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心头的喜悦和振奋，对于救国救民充满了希望。
也因此，他毅然“返国图他兴”，于1919年4月回到了祖国。
不久，“五四”爱国运动暴发，天津学生热烈响应，并成立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由周恩来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以这张报纸为基地，议论时事，以唤起民众，并于1919年9月16日成立了爱国进步团体“觉悟社”。
五四运动取得了胜利，但爱国的运动并未终止，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勾结起来欺压中国人民的事件仍不断发生。
1920年1月19日，天津高校学生五六千人，由周恩来担任总指挥，奔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蛮横的军警将学生代表全部逮捕。
在狱中，周恩来与被捕代表顽强抗争，并多次在狱中宣讲马克思主义，当年的《检厅日录》中曾记载了周恩来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情况，他曾先后六次宣讲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阶级竞争史、经济论中的余工余值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同资产集中说等，在1920年，如此系统地宣讲马克思主义，这在我国是甚为罕见的，可以说周恩来是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者之一。
在狱中时，周恩来已经考虑将来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去探索救国的道路了，当觉悟社社友李愚如将要去法国勤工俭学时，周恩来在狱中写了一首长诗赠送他，下面即是其中的三段：三个月没见你\\\/进步的这般快了前些日子念强来说\\\/你要往英我以为不过说说过几天丹文又来说\\\/你要往法我也以为不过说说哪知不几天你来别我\\\/当面告诉我你能去了\\\/你竟去了到那里\\\/举起工具出你的劳动汗\\\/造你的成绩灿烂磨炼你的才干\\\/你保天真烂漫他日归来\\\/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争女权\\\/求平等来到社会实验\\\/推翻旧伦理全任你这心头一念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行行珍重你竟去了\\\/你能去了三个月没见你\\\/进步的这般快了诗中书写了离情别意，更多是勉励同学“扯开自由旗，唱起独立歌”，信中还说到“三月后，马赛海岸，巴黎郊外，我或者能把你看”，说明周恩来此时已考虑去欧洲了。
1920年7月17日，反动政府不得不释放周恩来等被捕代表，本来周恩来已经考上了新创办的南开大学文科，但因其被捕，不能再上学了，为了进一步研究“主义”，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周恩来来到了法国。
在法国，周恩来经张申府、刘清扬介绍，于1921年3月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成立了巴黎的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共产党八个建党发起组之一，周恩来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
周恩来在旅欧期间，一直还与国内“觉悟社”保持联系，当他得知觉悟社的社友黄爱于1922年被湖南军阀赵恒惕逮捕，并连砍三刀，惨死在长沙浏阳门外的消息时，无比悲愤，提笔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壮丽新诗：壮烈的死\\\/苟且的生贪生怕死\\\/何如重死轻生生别死离\\\/最是难堪事别了，牵肠挂肚死了，毫无轻重何如作了感人的永别没有耕耘\\\/哪有收获没播革命的种子却盼共产花开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却不用血来染他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坐着谈，何如起来行贪生的人\\\/也悲伤别离也随着死生只是他们却识不透感人的永别永远的感人不要希望人家了生死的路\\\/已放在各人前边飞向光明\\\/尽由着你举起那黑铁的锄儿开辟那未耕耘的土地种子散在人间\\\/血儿洒在地上本是别离的\\\/以后更会永别生死参透了\\\/努力为生还要努力为死便永别了又算什么这首诗不仅歌颂了烈士誓死如归的精神，更表达了周恩来作为一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生死观，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仅体现于周恩来的一生，也激励着无数革命者和后来人，在他后来几十年的革命历程中，为民族的解放、共和国的建立，鞠躬尽瘁，无怨无悔，为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幸福呕心沥血，一直把人民利益、革命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与邓颖超相约，去世后将骨灰撒向了祖国的江河大地。
他把这首诗寄给国内的觉悟社社友，并在信中写道：“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1924年7月，周恩来遵照中央的指示回国工作，从此，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人民幸福南征北战，共和国成立以后担任国家总理达26年之久，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戒马倥偬并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担任共和国总理以后，日理万机，为国事奔忙，哪有时间再去写诗
但当我们读到周恩来年青时的一些诗篇时，可以想见周恩来已经具备了优秀诗人的品质。
他的诗作虽然不多，但他的作品将与他的名字一起流芳百世，周恩来无愧于诗人的称号。
跪求2009新闻时评10篇，长短皆宜
输不下了1. 在诺奖面前，我们更需要自省 今年的诺贝尔奖已陆续颁出，又没中国什么事儿，唯一让不少人稍感安慰的是，获物理学奖的高锟是华裔。
对此，大家好像已经习惯了，因此基本听不到有关官员和科技精英们反思的声音，倒是杨振宁先生又说话了：在20年内，中国本土包括香港、澳门一定会有诺贝尔奖级的科技成果出现。
感谢杨振宁先生
他的预测，像打气，也像安慰，更像精神按摩，来得又及时，听着让人心里舒服。
不过如果因此而把眼光投向这个“20年内”，对眼前的绊脚石视而不见，或者视而不愿见，那这个“20年内”过后，恐怕还得再来一个“20年内”也说不定。
我的意思是说，别太把杨振宁先生的话当回事，对中国来说，他毕竟是个旁观者。
在诺奖面前，我们还是多一点自省更牢靠些。
可这一点，恰恰是我们一些人的短板。
不是吗
请看有关人士的眼光：去年，科技部发展计划司一官员与网友在线交流时指出，到2008年国家科研院所3775个，中国科技人力资源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媒体报道时的标题是“我国科技人力资源居世界第一位”；内地虽然尚没有一所大学排名进入世界20强名校，但不久前教育部有关人士却宣布，“中国科研能力世界第五”，依据的却是论文数量。
这个“世界第一位”和“世界第五”已是了不得的成就，好像世界科技水平的高低是称体重称出来的，而不是诺奖评出来的。
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对学术腐败保持高度的宽容，仿佛“士林之耻”也成了摸不得的老虎屁股。
不是吗
涉嫌论文抄袭的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等人，至今没听说他们有谁丢了校长职位。
中国科学家拿不到诺奖，我们痛心、焦虑，但这些抄袭了人家的论文还顾盼自雄的大学校长们，在基本学术良知和规范面前“王顾左右而言他”，甚至整个社会都对他们轻耸双肩，显出一脸无可奈何状，那就更令人痛心、焦虑
轻松愉悦地展望未来，比清除学界的积弊要容易得多，也更容易获得掌声，但却未必有多大的用处，反而容易麻痹人的神经：好像这诺奖也会搞“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那一套，风水轮着转，就是轮也该轮到中国了似的。
如果连对揭露出来的学术腐败都没有痛下狠手的决心，要从根本上遏制学术腐败恐怕也得来个“20年内”了，这只能让我们离诺奖越来越远，而不是越来越近。
我们从来不缺少表扬和自我表扬，不缺少安慰和自我安慰，我们缺少的是深刻的自省精神。
中国又一次在诺奖面前失落了，当此之时，我们最需要听到的是自省的声音——当然没有“20年内”的算命听着舒服，但这样的声音更能给人希望。
（张金岭）2. 公开真相会引发恐慌
荒唐
新华网北京7月21日电（记者周芙蓉）近日，“钴60将爆炸”的谣言在河南杞县流传，造成部分群众恐慌，逃离家乡，前往附近县市“避难”。
网上谣言源于一个多月前杞县利民辐照厂发生的卡源故障。
6月7日，该厂在完成辐照辣椒粉作业后，因被辐照的货物倒塌，造成放射源护源架倾斜，致使放射源未能降入源井内，发生了卡源故障。
卡源故障会不会造成辐射和污染、会不会影响群众生命健康，是群众最急切想知道的。
然而故障发生后一个多月内，当地政府始终没有公开发布信息。
直到7月13日，开封市政府才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而正是在这一个多月里，“钴60将爆炸”的谣言借助互联网在当地传播，部分群众逃离家乡“避难”。
迟到的政府新闻发布会，面对已经四处蔓延的谣言，显得软弱无力。
17日，“杞县发生核泄漏”“杞县核泄漏造成多人死亡”等谣言仍在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流传。
当天下午，一些群众乘坐出租车、三轮车、拖拉机等交通工具从多个方向离开杞县。
为什么事发一个多月，政府不公开发布信息辟谣
开封市环保局有关负责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解释：一方面是因为情况不严重，没有辐射和污染；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起恐慌。
对这样的解释，人们恐怕只能报以荒唐可笑的评价。
谣言止于公开真相，这是极其浅显的道理。
杞县利民辐照厂卡源故障是否属于“核泄漏”、是否会造成环境污染、是否危及当地群众生命健康，政府最有条件了解事情真相，最有责任及时、详细地公布事情真相。
只要及时公布真相，群众自然会作出正确反应。
即便真的发生了“核泄漏”事故，及时公布真相也有利于及时疏散群众、保护群众。
反之，掩盖问题、回避矛盾，只能使谣言满天飞，社会秩序混乱。
杞县部分群众选择相信谣言，不是他们不愿意相信当地政府，而是当地政府不相信群众、不尊重群众的知情权。
在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今天，当地政府的这种行为令人痛心3. 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一组曝光湘潭大学门口大量公车送新生上学的图片在网上热传，照片显示，湘潭大学门口简直是公车大聚会，从公检法用车到国土、卫生监督用车，甚至血防专用车，无所不有。
同时，记者还注意到这样一个学生，一个人担着行李，走了10多公里来报到的新生。
因为怕迟到，这个农村男生早上6点多就起身了，他之所以不搭车，就是因为怕花钱，走10公里路，至少把中午的饭钱省出来了（9月2日《广州日报》）。
新学年开学了，各式各样的“开学第一课”也纷纷走入了课堂，教育部甚至组织全国中小学生收看专题片《开学第一课》。
在这种开学气氛之下，“公车送新生”在全国各地集体上演的闹剧，无疑是最为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不必讳言，对于国内的绝大多数寒门学子来说，每年的新学年开学之际，都会亲眼目睹到“公车送新生”这一幕。
此时此刻，寒门学子一定会在心中打翻了“五味瓶”：是艳羡，是妒忌，是不平，是辛酸，是屈辱，还是愤怒
与此同时，那些脱离了普通学生身份的权贵子弟，悠然端坐于父辈权力所驱驰的公车中，一瞥之间望见窗外肩扛手拎的寒门学子，又会升腾起怎样的心情呢
是骄傲，是得意，是不忍，是羞惭，还是麻木
无论如何，一条根植于“代际效应”的“心理代沟”，已不经意地在校门口一划而过，把同一个屋檐下的学子划分得泾渭分明：一边是“富二代”，另一边是“贫二代”；一边是少数特权家庭的成员，另一边是大多数普通民众的阵营。
一瞬间，我们心中仿佛于无声中听见一声惊雷，所有关于诸如“人人生而平等”的教育，都将在公车驶过之后被碾压得一地粉碎。
在显意识或潜意识里，学子们会再次确认自己的“身份”和“权利”，明白自己位于不公平处境中的哪一端。
一年又一年，类似的一幕总是在不断上演，所有的学子也都会渐渐麻木。
无论是车中人还是车外人，都对呼啸而过的公车见惯不怪。
然而，所有的学子也许都会认定：这个社会是不公平的，并且也是不可改变的。
这正是最糟糕的结果。
事实上，面对最为强有力的社会现实，一切说教和口号都是苍白无力的。
学校外堂而皇之呼啸而过的一辆公车，顿时让学校内的谆谆教导都变得可笑。
这对于学子们树立人生观、世界观，无疑将会造成极为深刻的隐伤。
所以，“公车送新生”是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关键在于它确认并强化了社会不公正，不利于广大学子树立积极向上的信念。
这一点，必须引起教育部门的高度重视，会同全社会一起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取缔这个最糟糕的“开学第一课”。
（浙江宣华华）4. 少用“不明真相”是地方政府和媒体的责任云南省陆良县近日发生群体性事件，百余群众与维持秩序的民警发生冲突。
在当地个别新闻报道中，称“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农村恶势力煽动下……”。
借此，云南省委宣传部下发通知，要求省内媒体在报道类似突发公共事件时，禁用“刁民”“恶势力”等称谓，不得随意给群众贴“不明真相”“别有用心”“一小撮”等标签。
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发布有关群体性事件的信息时，爱用“不明真相人员”“不明真相群众”等词句。
像云南如此明确媒体在群体性事件中禁用“不明真相”等形容词，在我国还是头一次。
云南省委宣传部要求当地媒体，“对于没有充分事实依据就给群众乱扣帽子、乱贴标签的行为，即使是一些地方和部门提供的新闻稿或召开新闻发布会的说法，新闻媒体也应该拒绝报道”。
此做法值得其他地方在处理群体性事件中借鉴。
对于群体性事件，一些地方至今还有“捂”的惯性思维。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快报事实”的主张，有利于避免谣言传播，有利于消除群众怨气，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人民内部矛盾中大多数群众的共同诉求都有合理的地方，在互联网普及、信息传播便捷的今天，掩盖矛盾往往是掩耳盗铃，其结果不利于及时制止损害百姓利益、忽视群众诉求现象，反而有可能使“小事拖大，大事拖炸”。
发布群体性事件原因，不能张嘴就来。
云南省委宣传部提出，各种公共突发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明确，要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发群体性事件或者其他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问责。
在事件尚未完全平息、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尚未得到圆满解决、权威调查结论尚未做出的情况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随意用“不明真相”等词句给事件“定性”，有敷衍视听、推卸责任之嫌。
这不利于社会稳定，不利于事件处理，不利于相关责任人吸取教训。
当群体性事件发生时，少用“不明真相”等词句、少指责成百上千的群众，实际有利于及时化解矛盾、平息民怨。
这是新闻媒体的责任，更是对地方政府提出的要求。
5. 风险时期考验治理真智慧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一个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
频繁发生的集体上访和群体性突发事件，以及关乎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昭示着高风险时期的来临，对各级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从近期发生在湖北石首、吉林通钢的群体性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利益协调、信息公开和风险预警等机制亟待完善。
群体性事件和公共安全事故频繁发生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人均GDP迈上了1000美元的台阶。
从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这意味着社会公共安全进入了高风险时期。
从整体上看，当前我国社会是和谐稳定的。
但也必须看到，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深刻变化，导致影响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高风险发展阶段特征明显。
风险时期的主要标志是各种群体性事件呈高发态势，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
仅在过去一年，全国就发生了一系列轰动性群体性事件，如贵州瓮安、云南孟连、甘肃陇南先后发生激烈的警民冲突……今年初，中央综治办主任陈冀平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当前涉及农村土地征用、城镇房屋拆迁、国有企业改制、涉法涉诉、退伍军人安置等方面的上访和维权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因非法集资、大学生就业、医疗养老和环境污染等诱发群体性事件的因素正在增多。
遏制群体性事件多发态势是一项艰巨任务。
值得警惕的是，一部分群体性事件往往因一些偶然事件引发，参与人员没有明确的组织，许多人并非利益相关者，主要是发泄不满情绪，而冲击对象往往是党政机关或国家工作人员。
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都呈现出以上特征。
风险时期的另一特征是涉及公共安全的卫生、环境和灾难等事故频繁发生。
从非典危机到甲型流感，对我国传染病控制体系提出了严峻考验；松花江苯污染、阳宗海砷污染，对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略生态环境保护的发展思路敲响了警钟；地震、洪涝和台风等自然灾害及安全生产事故，对政府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应对公共危机，消极懈怠必酿大祸从去年以来先后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公共安全事件可以看出，有些地方政府应对危机的能力仍然欠缺，化解矛盾消极懈怠，贻误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致使矛盾激化酿成大祸。
以三鹿奶粉事件为例，石家庄市政府于2008年8月2日接到三鹿集团公司关于三鹿牌奶粉问题的报告后，在8月2日～9月8日的38天中，未采取积极补救措施，从未就三鹿牌奶粉问题向河北省委、省政府做过任何报告，也未向国务院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报告，导致事态进一步扩大，酿成举国震惊的重大食品安全卫生事件。
今年6月17日晚，湖北省石首市某酒店门前发现一具男尸，当地警方调查后初步认定为自杀。
由于对死因表示怀疑，亲属将死者尸体停放在酒店内，引起数千名群众聚集围观，随后引发激烈的警民冲突。
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迅速演变成重大群体性事件，深刻教训是：事发后民间谣言流布，政府却没有及时出面澄清事实；围观群众开始聚集时，政府也没有足够重视，主要领导更没有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当然，也有些地方领导很委屈，因为公共危机发生后，他们很卖力地“迅速反应”过。
今年5月湖南省浏阳市镇头镇发生镉污染死人事件后，浏阳市委市政府迅速组织专家进行镉检测，随后湘和化工厂被永久性关闭，工厂法人代表被刑事拘留，浏阳市环保局局长和分管副局长被停职。
与此同时，浏阳市积极对话村民和死者家属，协调治疗、赔偿等相关善后事宜。
尽管如此，7月29日，仍有数百名村民涌到镇政府，要求检查身体与生活补助。
第二天，上千村民围堵镇政府、派出所。
政府为何吃力不讨好
浏阳市副市长蒋国平在接受半月谈记者采访时认为，化解民怨需要准确理解群众诉求，否则也是一种消极懈怠。
镉超标到底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应该怎么治疗
当地村民未来生产生活会受到多大影响，如何修复
在对群众进行物质补偿的同时，是不是应该更多一些精神安慰
这些更需要政府深入了解受害群众真实诉求，才能把问题解决到点子上。
利益协调和信息公开是关键高风险时期，预防和处置各类风险，首先必须要有高度的预见力，及时制定各类风险应急和长期预案。
尤其对于目前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态势，各级党政部门要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和调处工作，将隐患排除在萌芽状态。
云南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李汉柏总结说：“各种群体性事件虽然诱因复杂，但矛盾的焦点都集中在党委、政府和群众的关系上，往往与党委政府决策不当、工作不力、作风不实等问题有关。
”其次，在各类风险“变现”之时，政府应该加强执行力，迅速作出反应化险为夷。
特别是在资讯传播速度空前加快的高风险时期，各级政府化解危机的执行力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
有专家指出，很多让网络炒得沸沸扬扬的事件，原本可以低成本收场，却始终没有出手，最后变成了网民做主政府埋单，付出了极大的社会治理成本和政府形象修复成本。
此外，沟通能力也是一些地方政府目前存在的很大弱项。
领导干部应该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积极主动为群众排忧解难。
综观各种群体性事件的背后，往往存在领导干部作风飘浮、漠视群众利益和干群关系紧张等问题。
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曾就孟连事件痛斥道：“说话没人听，干事没人跟，群众拿刀砍，干部当到这份儿上，不如跳河算了
”决策透明、信息公开是对政府沟通能力的又一有力考验。
杭州“飙车案”一审判决后，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立即召开新闻发布会，由审判长对判决结果进行详细解读，供公众议论、审视、评判。
一些社会事件发生后，公众之所以不信任事发地执法、司法机关，正是因为这些部门长期以来总是认为自己对事件的处置具有天然的权威性，极端漠视群众的知情权。
西湖区人民法院的上述做法，正是在改变这种心态，以坦诚换取公众信任。
（记者伍晓阳）6. 水价上涨的最大推力并非“外资”据《经济观察报》报道，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官员及有关专家正在就水价在部分城市调研。
此前，中国多个城市上调水价，外资水务企业被认为是涨价的操纵者，并被指垄断了中国水务市场。
关于水价上涨的各种说辞，已谈论颇多。
此次住建部出面将外资作为重点对象展开调研，足见水价上涨一事已经引起中央的高度关注。
其实，关于“水价上涨乃外资操纵之嫌”的论调早前也有人提过，但是，基于我国目前水务市场现状，外资虽占有份额但仍然较低，能否达到垄断之势有待考证，若说间接影响或不为过，然致以“操纵”一词，或冠以“外资威胁论”之名，恐言之过重。
单从市场行为角度来看，外资进驻我国部分城市的水务市场，对效益低下的企业实施合并重组属于正常的市场行为。
虽说操纵之嫌言之过重，但论及水价上涨的幕后推手，倒确实有些问题值得深思。
首先，出于战略考虑，外资自然要不惜血本拿出远高于企业净资产的价钱实现其跨期收益，但是，深入思考，受益者绝不只是外资一家。
诚然，长期来看，外资在既定的特许经营期限内，的确要通过提价来收回成本，但这与水价上涨的关系间接性强，而直接性弱。
近几年来，大规模的外资高溢价战略之所以屡试不爽，根本上是地方政府短期行为所致。
一方面，外资合并让地方政府攫取了短期的溢价收益，并巧妙地利用水价上涨将外资水价成本转给了消费者；另一方面，外资合并以后，水务企业冗员庞大的包袱，也同时转让给了外资。
其次，供水的根本症结尚未破题。
从公共用水的受益范围来看，属于全国性公共品，若再加上国家安全的战略考虑，水资源供应理应由中央政府来提供。
而从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水务行业管理重心却在地方，水价调整的决策权归于各地省级政府。
而更值得注意的是，绝大部分省又把决策权下放到城镇政府。
地方政府提供供水的公共服务能力各异，且供水服务本身盈利水平低下，受政绩观的影响，地方政府自然更愿意把这个包袱转出去。
再次，水价形成机制透明度低，监督缺乏依据。
从理论上看，构成自来水水价的基本公式为：水价＝水资源费＋（成本＋正常利润）＋污水处理费。
但是，具体到每个环节都离不开地方政府和供水企业的“捂捂盖盖”。
目前，我国关于水价成本监审的法律法规尚未形成，无形之中又扩大了地方政府在调整水价时讨价还价的空间和自由裁量权。
如果外资的利益诉求与地方政府政绩捆在一起，恐水价上涨的暗箱操作可能更大。
因此，水价上涨其背后最大的推力来自于谁，还不能简单地以外资操纵妄下定论。
但也从另一个侧面给我们敲了一个警钟。
一是作为具有国家战略安全的水资源供给，政府要么创新机制，寻求更为有效的供给方式，要么在有效方式尚难找到的情况下，需要中央政府的积极介入，负责起全国水资源的分配和供给；二是，地方政府的短期行为是与中央博弈的结果，政府失灵比市场失灵更可怕，治理水务市场，要下大改革力度，与地方政府政绩挂钩，供水企业减员增效是改革必经的过程，不可回避之；三是，中央对于水务行业要上升到战略高度全面考虑，尽快采取措施，制定可行性办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否则，长此以往，地方政府定会竞相将城市供水企业纷纷外包。
待到日后，外资大规模进驻之势形成之时，恐“外资威胁论”就不再是今天的“狼来了”。
6. 从昆明立法保障谈如何看待舆论监督最近，昆明市拟将保障新闻舆论监督列入地方法规，有专家认为，将“文件支持”转为“立法支持”，是“破冰之举”。
由此回首舆论监督之路，不禁感慨万千。
进而想到我们对舆论监督究竟该怎么看的问题，以期能进一步形成共识，为舆论监督创造良好环境。
首先，舆论监督应当纳入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必须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这个阳光，首先应当是一种制度环境，指的是在制度设计上要充分体现对权力的制约、协调与监督。
这个监督毫无疑问应包括舆论监督。
同时，舆论监督应当作为监督权的一部分，和决策权、执行权一道，进入权力结构与运行机制的制度设计，这样才能真正发挥其威力与作用。
其次，舆论监督应被摆在重要位置。
温总理曾经说过：“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由于舆论监督特别是媒体的舆论监督具有其先天性的内在优势，因而舆论监督是各类监督中最有活力和魅力也更具有潜力的部分。
只有充分赋予媒体舆论监督的权力，只有充分发挥媒体舆论监督的作用，权力才不会不作为、乱作为、私作为、选择性作为和恣意妄为。
其三，舆论监督也是主旋律。
一味的称颂只会让被称颂的人陶醉，身处危境、困境而不自知。
对危险、矛盾、问题的视而不见，当驼鸟，只会坐等社会情绪发酵，等来的不会是社会的和谐稳定，反而是不和谐不稳定。
惟有无处不在的眼神和声音，在睽视、在提醒、在提防、在了望，我们才能避过航行途中的险滩暗礁，风正气顺一帆悬。
因而，主旋律，应当既包括报道真、善、美，也揭露假、恶、丑。
对前者的崇尚和对后者的鞭挞，有机统一于社会的主旋律。
二者的相互作用、协调、配合，才会形成一种精神，体现一种气度，凝聚一种力量，成为主流、主导，达致和谐、和美。
对真善美的弘扬会激励人向上，对假恶丑的批评会迫使人向上，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也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
其四，只有敢于进行舆论监督的媒体才更有公信力和影响力。
在互联网、手机等新技术条件下，一个地理位置上极为偏僻的地方发生的一件事，只要其本身具有足够的社会关注度，要不了多久，地球人都会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主流媒体如果对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问题不揭露，对一些事件背后的隐性矛盾不分析，公众就不太会信任你，最终还会离开你。
不断失去读者，主流媒体就会逐渐边缘化。
而这，将直接导致党和政府的主张、意图、决策等不能有效地传递。
7. 企业改制重组必须维护职工权益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记者王敏）中华全国总工会14日发出《关于在企业改制重组关闭破产中进一步加强民主管理工作的通知》，这对于当前的企业改制重组具有重要意义。
企业只有充分尊重职工、紧紧依靠职工，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改制重组才能顺利推进。
受金融危机影响，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加快，企业改制重组愈加频繁。
许多企业通过改制重组获得改革发展的动力，重新焕发生机。
但值得关注的是，一些企业在改制重组过程中忽视职工民主权利，企业重大决策和改革方案在未经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甚至在职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强制实施，结果事倍功半，甚至事与愿违。
企业改制固然是经济行为，但操作者、执行者、受益或受损者都是具体的人，有时上万职工的切身利益。
涉及成千没有广大职工的充分理解和积极支持，改制不可能成功。
除商业秘密外，企业改制的一切事项，从企业的总资产、总负债到职工关注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障、裁员安置等问题，都应及时向职工公开，充分听取职工意见，接受职工监督。
要充分发挥企业职代会的作用，在改制重组中严格履行民主程序。
职工代表大会是职工参与决策、管理和监督的重要组织形式。
企业要依法将改制方案提交职代会审议，广泛听取职工意见，保障职工各项民主权利的落实。
对改制企业而言，应更加重视工会组织的作用，让工会组织真正成为“职工之家”，使职工可以依托工会组织反映自身合理诉求，畅通利益沟通渠道。
企业也可以通过工会对职工开展细致、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让工会真正成为联结职工、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桥梁与纽带。
广大职工含辛茹苦为企业发展奉献了智慧和汗水，企业改制重组必须让广大职工成为受益者。
任何企业改革都应把“保障职工利益”作为首要任务，由职工全员参与重组方案协商确定。
只有坚持以职工为企业之本，把职工作为企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顺利实现企业改制重组，获得新发展。
洞市的古法造纸
原因：1927年蒋介石、汪精后叛变革第一次革命战争遭败。
目的：为了挽救革命，1927年7月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在共产党力量较强、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江西、广东4个省举行秋收暴动，彻底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
会议决定派去湖南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和领导秋收起义。
时间：1927年秋 关于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问题 有的观点认为，安源会议上确定起义时间是9月11日开始，所以就应以9月11日作为秋收起义的发动时间。
这是不准确的，也是不合当时实际的，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
湖南省委关于夺取长沙的命令中“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令到即各遵照执行。
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运亦已特别加紧工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
并告右令 湖南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第一师第四团团长朱少连．．．．．．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
1927年9月8日晚”（26）“鄂南决于九日发动”，与鄂南邻近，且一直保持着联系的驻修水师部，也会知道中央这一命令。
许多报告和回忆文章也提到了修水爆发秋收起义的时间是9月9日。
在《余洒度的报告》中：“九月八日得先俊兄转来萍乡举动决议，乃告以俊部同志决议书云：第三团决即响应萍乡，望兄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两团应互相联络。
又云：此系同志决议，未便拒绝等语。
度当时侦察平、浏敌人兵力，我军以合力攻一面为宜，正拟将第一团集中铜鼓，适得先俊此项意见，因以时迫，未便迟疑，乃将第一团改道长寿（九月九日）取平江．．．．．．”（27）。
何长工、陈明义的回忆文章中均有相同论述，不一一列出。
当时湖南省委负责人彭公达对秋收起义时间也有表述：“（三）驻在铜鼓、修水一带的之浏阳及平江农民军，于十一日分三路进攻平江的长寿街，预计有得胜之可能。
后因收编的邱团反戈，腹背受敌，遂遭失败。
”（28）彭公达讲述十一日进攻平江长寿街，根据修水县城至长寿街的行程，也就肯定了修水部队誓师起义的时间应是9月9日。
事实上9月9日起义部队在县城紫花墩誓师出发，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当日到达渣津，第二天从渣津出发打下朱溪厂后，驻修平边界，9月11日向平江进军。
与彭的报告非常吻合。
人物： 关于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 过去在论及秋收起义的领导人问题时，绝大部分权威刊物均说成是同志领导了秋收起义。
笔者认为这种结论是不全面的，同志是秋收起义的核心领导，但绝不是唯一领导，1927的三大起义中，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人都很多，自然秋收起义也是集体领导。
彭公达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曾说“．．．．．．湖南暴动我是实际参加其工作的一个，湖南暴动的失败，我负有严重的责任．．．．．．”，（29）既然彭公达“我负有严重的责任”，自然彭公达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同样也属于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根据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
”（30）同时，如前所述，由于秋暴之初是两条线，江西这条线的卢德铭、余洒度也应是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卢德铭离开起义部队赶往武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及时带回了党中央的指令，又于起义之日及时赶回了起义部队指挥起义；在兵败金坪回师台庄之时，否决了余洒度的复攻平江的决定，果断率领部队与同志靠拢；在文家市会师期间，又坚决支持同志关于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两次转兵，都表现了卢德铭实事求是的精神及具战略家的眼光。
在党指挥枪的体制尚未建立之时，军队领导人的份量是非常重的，对整个部队的走向影响非常大，所以总指挥卢德铭应为秋收起义的主要领导人。
余洒度在修水活动时间近一个月，在修水期间，“当即派吴会治来鄂报告一切，并请求示知。
”（31）积极与党组织保持联系，接受党的领导，做好秋收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以“诸同志均以军事统一不可缓”进行编师，制作军旗（“这是我们内部的决定，没有得到上级的指示”）， 率先于9月9日带领部队起义。
尽管余洒度后来叛变了革命，但其起义之初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应该肯定的，所以余洒度也应为秋收起义的领导人。
性质 意义 作用 影响：1.第一次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国民党背叛革命后 ，中国共产党并没有立即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而主张“组织工农暴动于革命的左派国民党旗帜之下”。
这突出地体现在南昌起义中。
但到了秋收起义的筹备过程中，以为代表的 湖南省委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的旗帜已失去威信，提出了与中央不同的意见。
在湖南，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湖南工农民众的强烈憎恨 ，产生了“唾弃国民党的普遍心理”。
提出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湖南省委也提出“湖南对于此次暴动，是主张用共产党的名义来号召”。
更进一步地，提出暴动后的政府不再是国民党政府，而是工农革命委员会 ，湖南省委也决定要“扩大的宣传苏维埃政权”。
当时中央并不同意湖南省委的这一正确主张。
1927年 8月23日，中央复函湖南省委时批评说 ：你们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可以抛弃国民党的旗帜?这是不对的”。
由于、彭公达(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人的坚持，秋收起义从一开始就高高地举起了共产党的旗号 ，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鲜明旗帜。
历史证明，秋收起义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号 ，首创工农 革命军，是符合中国革命发展形势的正确举动。
秋收起义暴发后第 10天，中共中央也作出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议决案》，指出“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作 自己的旗帜”，“以后关于组织群众的革命斗争，当然无论如何说不上再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惨痛教训的结果，表明中国共产党将过去让 出去的革命领导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2.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的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时，第一次举起土地革命的旗帜，起义部队前委也多次进行过土地革命政纲的探索。
但是，囿于主客观条件，南昌起义并没有解决好土地政策的问题。
在南昌起义中，曾实行过没收200亩以上大地主土地 的政策。
在地少人众的南方，农民称这种政策实行的结果为“耕者无其田”。
因为中国大地主少，小地主多，单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
因此这一政策不符合中国国情。
湖南省委在秋收起义过程中对土地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提出了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土地政策，“湖南省委认为现在的土地革命到了根本取消地租制度、推翻地主政权的时期，此时党对农民的政策，应当是贫农领导中农，拿住富农，推翻整个地主制度的土地革命”。
这一土地政策包含了如下两方面内容 ：第一，明确土地革命是要推翻整个地主制度，准确地抓住了土地革命的目标；第二，提出了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即在土地斗争中依靠谁 、团结谁、中立谁、打击谁这一全党都在探索的重要问题。
尽管还是有所缺陷，但实践证明，湖南省委提出的这一土地政策是正确的，代表了当时全党的最高水平。
中国共产党后来制定的民主革命时期土地政策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步完善起来的。
3. 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开始。
4.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对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发展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它点燃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创建了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政权，锻造了一支体现无产阶级性质的新型人民军队，确立了我们党依靠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群众路线，培育了以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为主要内容的井冈山精神。
井冈山革命斗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进程，成为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
5.井冈山革命斗争最重要的历史贡献，就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
这是80年来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