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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红色文化口号

时间:2018-09-14 0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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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红军的故事

湘江战役--长征中最惨烈的一仗1934年11月中旬,突围的中军跨越敌军的三道封,进入湘嘉禾、兰山、临武地区。

这时,蒋介石真正搞清了红军战略转移的目的地。

他任命湘军头自何健为“追剿军”总司令,调动湘军和桂军,在零陵至兴安之间近300里的湘江两岸配置重兵,构筑碉堡,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

蒋介石则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及部分湘军在后面追击。

此时的蒋介石踌躇满志,得意洋洋,以为定能将红军全歼于湘江、潇水之间了。

11月20日,白崇禧见红军的一支部队占领了湘南的江华,又向广西恭城奔来,白崇禧同粤军和湘军一样,不愿同红军硬打而消耗实力,以防红军进入本省或被蒋介石吞掉,就借口兵力不够及防止红军南进广西,在11月21日忽然从兴安、全州、灌阳撤兵,使湘桂军阀联合防守的湘江防线出现了一个缺口。

何键为求自保,也不尽快派兵南移接防,致使这130里防线无兵防守达7天之久。

顺利通过第四道封锁线的机会到来了。

可惜,红军未能抓住这一良机。

11月25日,中革军委才下达抢渡湘江的命令。

红1军团先头部队于11月27日赶到界首,未经战斗就占领了这一渡口,很快控制了界首以北60华里的湘江两岸。

这时军委纵队也到达了离渡口不到80公里的灌阳以北的桂岩地区。

剩下的问题就是争取时间。

十万火急的命令一道接一道。

遗感的是,中央军委纵队就是加快不了行军的速度。

11月26日,走了8公里;27日,只走了6公里;28日,走了28公里;29日,走了32公里。

足足4天,才走到湘江岸边。

最高三人团是想将中央苏区整个地搬到湘西去。

临突围前,雇了几千名挑夫,绑了三千多副挑子,兵工厂拆迁一空,工厂都卸走机器,凡是能够搬走的值钱的东西都装在骡子和驴子的背上带走,组成了庞大的启方运输队。

需要七、八个人抬的石印机,需要十几个人抬的大炮底盘,也舍不得丢下。

在山间羊肠小道上行走,这样的队伍怎么能加快行军速度呢

11月29日,湘军和桂军蜂拥而来,敌人向正在渡江的红军发起了进攻。

两岸的红军战士,为掩护党中央安全过江,与优势的敌军展开了殊死决战。

红军的阻击阵地上,炮弹和重磅炸弹的爆炸声不绝于耳,许多来不及构筑工事的战士们被震昏了,耳鼻出血。

装备单一的红军要用血肉之躯抵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战斗的残酷可想而知。

但“保卫中央纵队安全渡江”的口号仍响彻在阵地上空。

12月1日,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程度,敌人对我发动了全线进攻,企图夺回渡口,歼我于半渡中。

这是生死存亡的一战,是意志的较量。

狭路相逢勇者胜。

红军将士硬是用刺刀、手榴弹打垮了敌军整连、整营的一次次进攻,湘江两岸洒下了无数红军将士的鲜血,渡口始终牢牢地掌握在红军手中。

至当日17时,中央机关和红军大部队终于拼死渡过了湘江。

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

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湘江一战,是红军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惨败。

血的事实,宣告了“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彻底破产,使广大红军指战员对王明路线的怀疑、不满以及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达到了顶点。

强渡乌江: 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在猴场作出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决定指出:“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根据地。

首先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发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务”。

红军总政治部下达《关于瓦解贵州白军的指示》。

朱德电示红军各部,“偷渡部队不应小于一个团”。

红一军团第2师进抵乌江南岸,其前卫4团逼近乌江界河渡口,进行火力侦察,准备渡江……详细经过四渡赤水: 中央红军灵活机动地创造战机,运动作战,各个歼敌,以少胜多,从而变被动为主动……详细经过巧渡金沙江金沙江位于长江的上游。

它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狭谷间,江面宽阔,水急浪大。

如果红军过不去江,就有被敌人压进深山狭谷,遭致全军覆灭的危险。

当红军大队人马向金沙江挺进时,蒋介石如梦初醒恍然大悟,认定红军的目的既不在贵阳,也不在昆明,而是“必渡金沙江无疑”。

1935年4月28日,他下达命令,控制渡口,毁船封江。

就在红军进抵金沙江前夕,江边的敌人已将所有船只掠到北岸了。

1935年5月3日,军委干部团的同志们接受了抢夺皎平渡的任务。

他们二话未说,翻山越岭日夜兼程180里,当天夜晚就来到了金沙江边。

在渡口,他们幸运地找到了一条船。

原来这条船是送探子来南岸探查情况的,探子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后来,他们又在当地农民的协助下,从水里捞出了一条破船,用布把漏洞塞上。

然后,他们乘坐这两条船悄悄地渡到北岸。

敌人的哨兵以为探子回来了,没有在意。

他们来了个突然袭击,一举消灭了一连正规军和一个保安队,控制了皎平渡两岸渡口。

后来,他们又找到了五条船,动员了36名艄公。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赶到了龙街渡口,红三军团赶到了洪门渡,但这两个渡口都没有船只,加上江宽水急无法架桥。

军委命令他们迅速转到皎平渡过江。

从5月3日至9日,在7天7夜的时间里,红军主力就靠这7只小船从容地过了江。

担任后卫的9军团在南渡乌江以后奉军委命令一直在黔西绕圈子,时东时西,忽南忽北,牵制了敌人部分兵力。

5月6日,他们到了云南东川与巧家县之间,并于5月9日在树节渡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两天以后,敌人的追兵才赶到南岸。

可是红军已经毁船封江,远走高飞,无影无踪了。

强渡大渡河大渡河上的铁索桥1935年5月上旬,中央红军长征从云南省皎平渡巧渡金沙江后,沿会理至西昌大道继续北上,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

蒋介石急令第2路军前线总指挥薛岳率主力北渡金沙江向四川省西昌进击;令川军第24军主力在泸定至富林(今汉源)沿大渡河左岸筑堡阻击;以第20军主力及第21军一部向雅安、富林地区推进,加强大渡河以北的防御力量。

企图凭借大渡河天险南攻北堵,围歼中央红军于大渡河以南地区。

大渡河是岷江的一大支流,河宽300米,水深流急,两岸是险峻的群山,地势险要,大部队通过极其困难。

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

此地由川军2个连驻守,渡口有川军第24军第5旅第7团1个营筑堡防守。

当晚,红1团由团政治委员黎林率第2营到渡口下游佯攻,团长杨得志率第1营冒雨分三路隐蔽接近安顺场,突然发起攻击,经20多分钟战斗,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

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连长熊尚林任队长,由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

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

突击队冒着川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

快接近对岸时,川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川军。

突击队迅速登岸,并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奋勇冲杀,击退川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及时渡河增援,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

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长征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1师第1团一部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后,蒋介石急调川军2个旅增援泸定桥。

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为迅速渡过大渡河,挫败国民党军前后夹击红军的企图,决定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火速夺占泸定桥。

27日晨,右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2昼夜强行160公里,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

泸定桥扼川康要道,全长100余米,宽2.8米,由13根铁索组成,横跨在汹涌奔腾的大渡河上,两岸是峭壁,东桥头与泸定城相连。

守城川军第4旅第38团(欠1个营)在红军抵达前,已将桥上的木板拆除,只剩悬空的铁索。

是日16时,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川军突然施放火障,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展开巷战。

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经激战,红军占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向天全溃逃。

与此同时,红1师和干部团击溃川军的阻击,胜利到达泸定城,策应了红4团的夺桥战斗。

接着,中央红军主力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大渡河,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包座战役:1935年8月3日,红军总部制定了夏洮战役计划,将红军分成左右两军:在卓克基及其以南的地区的第5、9、31、32、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第1、3、4、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率领,经班佑北上。

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详细经过激战腊子口1935年9月13日,党中央率陕甘支队(由红1方面军第1、3军和军委纵队改编)由俄界出发,沿白龙江东岸。

爬高山,穿密林,歼灭了一些敌人堵击部队,于17日到达岷山脚下的腊子口。

腊子口是岷山山脉的一个重要隘口,是川西北通向甘南的门户,口宽约30米,周围是崇山峻岭,地势十分险要。

两个悬崖绝壁间夹着一道窄窄的山沟向上延伸,两边绝壁峭立。

山中一道河水急流而下,隘口处的河上架着一座木桥,横跨于两岸陡壁之上,是通过腊子口的唯一通路。

蒋介石在岷县、腊子口地区配置了两个师,妄图凭借天险挡住红军的出路。

鲁大昌两个营的兵力驻守在腊子口,1个营扼守隘口,1个营配置在隘口后边的三角形谷地,师主力配置在隘口以北至岷县一带,可随时增援。

他们在桥头和山崖上构筑了碉堡,形成了交叉的火力网。

清楚地知道,腊子口再险,红军也要攻下来,否则就得重回草地去。

乌江、金沙江、大渡河没有挡住红军的前进,雪山草地红军都走过来了。

果断地下达了“两天之内拿下腊子口”的命令。

9月17日下午,红1军2师4团向腊子口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可是由于地形不利,兵力无法展开,从下午攻到半夜,连续冲锋十几次都没有成功。

在半夜时分,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作战方案。

根握新侦察到的情况和战士们的建议,他们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政委杨成武率领第6连从正面进行夜袭,夺取木桥;如果偷袭不成就连续发动进攻,达到疲劳敌人,消耗敌人弹药,造成敌人恐慌的目的。

另一路由团长王开湘率领第1、第2连,悄悄地迂回到腊子口右侧,攀登陡峭的崖壁,摸到敌人后面去。

战斗再次打响了,正当正面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刻,迂回部队已摸到腊子口右侧峭壁下。

一个苗族战士手持带铁钩的长杆,顺着陡壁最先爬了上去,然后将事先接好的绑腿缠在树干上放下来,后来的战士拉着绑腿一个接一个地全部上去。

他们突然出现在敌人的后方,吓得敌人魂飞魄散,扔下枪支仓惶逃命。

党中央率陕甘支队通过腊子口后,9月20日,进占甘南的哈达铺。

至此,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力终于走出了雪山草地的藏民区域,打破了蒋介石妄图利用恶劣的自然条件“困死”红军的阴谋。

酣战直罗镇: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围歼红军、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详细经过直罗镇战役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第1、3军团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的保安县吴起镇,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11月3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并将红15军团编入红1方面军,共约1.1万余人,彭德怀任司令员,任政治委员。

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极为不安,其调集东北军5个师的兵力,以董英斌部4个师为西路,自庆阳、合水出动,经太白镇沿葫芦河东进;以王以哲部1个师为东路,先由洛川前推,然后经羊泉镇沿葫芦河西进,企图东西对进,围歼我军于葫芦河、洛河之间地区。

为粉碎敌人新的进攻,、彭德怀决定,集中兵力,向南作战,首先在直罗镇一带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部,尔后转移兵力,各个歼敌。

11月20日,在飞机的掩护下,敌先头部队第109师兵分三路沿葫芦河谷及南北山地向直罗镇进攻,红军以一部兵力节节抵抗,逐渐将敌诱入直罗镇,进入了红军预设的战场之内。

11月21日子夜,红1方面军主力分别由待机位置向敌展开,并于拂晓时突然向敌发起进攻。

第1军团从正北和西北方向,进攻直罗镇北山,断敌退路;第15军团从西南、正南和东南三个方向,进攻直罗镇南山及东南地区,阻敌东逃。

激战至14时,敌第109师大部被歼,其残部500余人退入直罗镇东南土寨负隅顽抗。

此时,敌东西两路援军已迫近直罗镇。

为继续歼敌,红1方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109师残部和阻击西援之敌第117师,主力则向西迎击东援之敌第106、111师。

该两师遭我阻击后,因害怕被歼,于23日纷纷沿葫芦河西撤。

红1方面军乘胜追击,在张家湾地区歼敌第106师1个团。

被我军包围在直罗镇东南土寨的敌第109师残部待援无望,于23日午夜分路突围,24日上午被我军全歼,击毙敌第109师师长牛元峰。

至此,直罗镇战役胜利结束。

此役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俘敌5千余人,粉碎了敌人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东征战役: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战略转移,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

当时,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在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

1936年1月15日,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进行渡河准备西征战役: 1936年5月5日,红一方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蒋介石坚持其内战政策,不仅没有接受这一建议,而且还继续调集大批军队,准备对我陕甘根据地进行新的围攻人数统计:红一方面军长征时有8.6万人,1935年到延安的1,3军团和军委纵队约8千人.红四方面军长征时有8万人,1936年到陕北约3万人.红2,6军团长征时有1.7万人1936年到延安的红二方面军约1万余人.红25军长征时有2981人,1935年到延安3400人.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为1,3,5,8,9,五个军团和军委纵队.一四方面军会师后5,9军团随四方面军行动,5军团与33军合并为5军.9军团改为32军.红四方面军与红2,6军团会师后,32军2,6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红25军到陕南时为2500人,在陕南建立鄂豫陕根据地,部队发展到近5000人,1935年七月,25军主力3700多人由陕南出发,于9月到达陕北.

开国大典的资料 ~~~~~~~~

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首都北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委员全体出席会议,宣布就职。

会议一致决议: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纲领。

选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迅速组成政府机关,推行各项工作。

下午3时,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在天安门城楼上就位。

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于本日成立了。

”在国歌声中,亲自按动电钮,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54门礼炮齐鸣28响。

又宣读了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接着,举行盛大的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了陆海空三军,并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对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 晚上,北京市民举行提红灯游行,直到9时许结束。

图片: 开国大典资料 聂荣臻任阅兵总指挥 开国大典前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尚未成立,筹备工作主要由刚成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承担。

事亦凑巧,市长兼军管会主任叶剑英8月就被内定调华南工作,准备解放广东,9月初就到江西赣州去了。

中央任命时任副总参谋长、华北局第三书记、华北军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司令员的聂荣臻接任。

当中央决定在开国大典上要进行阅兵时,中央军委又任命他担任阅兵总指挥。

虽然北平市各机关团体、各民主党派共25个单位到9月21日才正式集会成立筹委会,并公推聂荣臻为主任委员,但实际筹备工作早已开始。

从整修天安门会场、树立旗杆、组织群众、准备鸣放礼炮焰火,特别是训练受阅部队,以及布置保卫会场安全等,都要在一个多月时间中完成。

开国大典的安全工作十分重要。

北平解放不久,城内潜伏特务难以一下肃清,而且国民党飞机还会来袭扰。

当年5月4日,国民党就从青岛派出6架B-24型轰炸机轰炸南苑,投弹30枚,毁伤我飞机4架,房屋196间,死伤24人,因此聂荣臻一直十分重视防空问题。

我们空军还未正式组建。

军委有一个航空局,专门在南苑机场组建了一个飞行中队,担任北平防空。

聂荣臻考虑很细,下令万一敌机前来,在场人员一定要原地不动,不能乱跑,听从指挥;对受阅的1978匹战马也都作了安排。

当然这一切是在中央领导之下进行的,周恩来常常具体过问。

如10月1日中央领导人的车队如何从中南海开到天安门下,周恩来带罗瑞卿都曾亲去检查。

庆典前中央人民政府举行首次会议 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是9月30日由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选出的。

主席、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委员有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等56人。

当日下午6时,全体代表利用统计选票时间在天安门广场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尔后回到会场才宣布上述结果。

简短隆重的闭幕式,由主持,朱德致闭幕词,奏义勇军进行曲。

主席台上第一次悬挂了五星红旗。

散会时天已经很晚了。

习惯晚上办公批阅文件的,这一天夜以继日一直工作到10月1日凌晨6点多(见李银桥《在身边十五年》)。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首次会议于10月1日下午二时在勤政殿召开。

全体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

随即,选林伯渠为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

会议还宣布接受共同纲领为施政方针,并通知各外国政府只有这个政府才是中国惟一合法政府,并愿与各国建立平等的外交关系。

会议开完,全体领导人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到天安门后下车登楼,下午三时庆典准时开始。

开国大典时的天安门会场 举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修葺一新,城楼上横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正中悬挂毛主席的巨幅画像(40年代着冠照)。

两旁的标语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万岁”,西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没有国徽,因为9月25日、26日政协的座谈会及审查委员会上认为还要修改,所以27日全体会议上只通过了国旗、国歌、国都、纪年4个决议。

那时,东西三座门(正式名称为长安左门、长安右门)及南面长长的甬道,甬道两边长长的红墙,正南门即砖石结构的中华门都还存在,形成了一个丁字形的封闭的会场。

与8个月前北平刚解放时的天安门前比较,可说是焕然一新,宽广平坦得多了。

此外在现在国旗旗杆的地方已竖了一根当时看来已很高的旗杆,旗杆上有一个金色的顶。

中华门外正阳门、前门箭楼两旁的许多建筑物上都张灯挂旗。

“北平东站”、“北平西站”的大字一夜间都改成“北京东站”、“北京西站”了。

会场里的工人、学生、干部、市民、城防部队都举了临时赶制的五星红旗及其他红旗、红灯和彩色小旗,特别是用红绢糊的大小不同的五角星灯,真是成了红旗红灯的海洋,只有市民中戴了小白帽的回民同胞举着绿底白色的星月旗,显得分外不同。

会场上的群众共达30万人,分区席地而坐,很有秩序。

金水桥北没有现在的观礼台,但搭了两个简单的台子,一个供大会指挥用,一个给惟一的外宾观礼团,这就是前一天刚到的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

受检阅部队则站在东长安街。

那时交通工具少,群众近则列队步行来,远的坐火车来。

我当时所在的单位,临时编为华北革大第四部,住在西苑大院。

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迤逦一里许要步行到清华园车站。

天未亮起床,到车站已7点,乘装煤的黑敞篷车,走了两小时才到前门车站。

经过西直门车站时还见到门头沟工人也坐火车来。

虽然“旅途”这样艰苦,但大家情绪高涨。

在前门席地而坐等到下午两点才安排进入会场,午饭是馒头凉水,每人领到三块糖、两个梨,是节日优待。

毛主席在天安门上讲话 庄严隆重的开国大典终于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

那天早晨是阴天,上午和中午还下了一点小雨,但下午却放晴了,真是老天也和万民同庆。

典礼的程序是: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宣布开会;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就位,副主席就位,委员就位;奏义勇军进行曲;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升国旗(同时鸣礼炮,礼炮毕);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阅兵;游行。

主席宣读的公告,约九百字,虽未收入新出的八卷本《文集》,但收入了《建国以来文稿》第一册及《共和国档案1949-1996》。

提到开国大典,人们很容易想到主席那句震古铄今的名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这句话,并不是在天安门楼上讲的,而是在此之前的9月21日的政协开幕词中讲的。

原文是“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这篇文章已收入《文集》。

还可提及的是升国旗、鸣礼炮。

鸣礼炮从北平解放后已是第三次。

第一次是7月7日晚天安门20万群众纪念抗战12周年及政协筹委会召开时放的。

第二次是9月21日新政协开幕时鸣了礼炮54响。

这次开国大典则以54门礼炮鸣28响,54门礼炮象征全国54个民族(当时还未有现在56个民族之说),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历28年艰苦奋斗才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

正在礼炮轰鸣时,毛主席按动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在场群众都把红旗红灯高高举起,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

朱总司令下达总部命令 毛主席宣读完公告后,阅兵开始。

检阅司令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阅兵总指挥是聂荣臻。

首先由聂荣臻陪同朱总司令坐敞篷车开始检阅。

检阅毕,朱总司令回到城楼主席台宣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的最重要内容为“坚决执行中央人民政府和伟大的人民领袖毛主席的一切命令,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因为当时华南的两广海南、华东的福建一部分、西南全部(四川、西康、贵州、云南、西藏)均未解放,新疆虽宣布和平起义,解放军尚未到达迪化(乌鲁木齐),更不要说还有台湾,所以朱总司令的命令是有针对性的。

命令宣布后,进行分列式。

受阅部队以海军两个排为前导,接着是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战车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

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14架在全场上空自东向西飞行受阅。

前后历时3小时。

难忘的群众大游行 整个阅兵结束后,群众游行开始。

一批批群众队伍,无不迫切希望走到城楼前,看到衷心敬爱的毛主席。

天很快黑了下来,天安门楼上的灯光突然照亮,上面是一串红橙色的灯,下面好像是三道粉青色电虹灯,再加上巨大的探照灯光射向全场,灯光闪闪,好似波浪。

焰火在天安门附近三处施放,五彩缤纷,此起彼落。

群众手里举的纸灯、纱灯也都点亮了,广场上是灯的海洋。

等到八点多钟,华北革大七八千人的队伍才在华北大学之后行动。

队伍慢慢走近金水桥,只听见城楼上扩音器传出“万岁”、“万岁”的声音,才知道是毛主席在回应华大同学的欢呼。

我们紧跟着走过金水桥,大声高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才见到城楼上大宫灯前毛主席那魁梧的身躯,他不戴帽子,挥动着手用湖南口音高呼“万岁”,有时还喊“同志们万岁”,这时我们都感到毛主席看见我们了,口号喊得更为起劲,血都要沸腾了。

我们还看到少奇同志,看到他身旁的女同志,我们猜一定是宋庆龄副主席。

我们把手举到头顶鼓掌,主席台的领导人也鼓掌,人民的领袖们真是和我们心连心。

寻找关于贵阳旅游业的宣传标语

“爽爽的贵阳 避暑的天堂”、“炎热夏季 爽在贵阳”、“北京看奥运 避暑来贵阳”、“一季清凉 四季梦享”、“游在爽爽的贵阳”

红二方面军长征的路线和经历是怎样

从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1年),牂牁郡(今毕节境内)土著人盛览向武帝派遣出使西南的特使司马相如讨教作文之术,然后返回故乡招生授徒开始,到明洪武十七年(1384)毕节置卫,再到明正统四年(1439)土著人唐谏“献宅基地修学庙”,明眼人可以从盛览与唐谏两个人物的身上,透视出这长达1550年的历史期间,毕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历程。

特别在教育上,为史学界称之为贵州教育的发端。

明清两代,贵州共培养出700名进士,第一名就是毕节的张谏(在外地求学)。

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颖川侯傅友德率30万大军南征,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普定侯陈桓、靖宁侯叶升领兵屯田毕节,再到洪武二十六年(1393)都指挥使李焕着手修建毕节城池;从1949年组织5.3万干部随军下江南,到同年11月28日毕节解放,首任县委书记张西华、县长牛林枫到任;从1964年中央抽调大批干部赴贵州,到支黔干部赵福亮出任中共毕节县委常委、组织部长、书记、第二书记,人们可以看出,这总计长达580多年的历史时期,毕节这个地方就迎来了三批北方客人,使毕节与外界沟通,实现南北文化交融,彝苗汉各民族共生共荣,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从l911年10月3日,周素园领导的贵州自治学社发动武装起义,一举夺取政权,建立大汉贵州军政府,到1934年1月,中共贵州地下党第一个党支部———毕节支部成立,林青出任支部书记,缪正元、秦天真为成员,再到1936年2月,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领导的几支地方武装席大明、周质夫、阮俊臣部开到农村,中国工农红军二六军团一弹未发进驻毕节,并在毕节建立川滇黔省苏维埃革命委员、中共毕节中心县委和贵州抗日救国军,红军在毕节活动20天后,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率领600多人随同红军撤离毕节投入长征这一历史过程,人们可以看出,岁月流程虽仅有25年,但毕节已实现从旧民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义革命的转变,成了永放光芒的红色革命根据地。

历史人物张谏 字孟弼,明朝赤水卫(今贵州毕节境内)人。

明朝时贵州的第一个进士。

少有志气,北走四川就学于刘仲珩,很受仲珩喜爱。

当时正值刘忠愍奉命出使四川,仲珩带孟弼拜见,忠愍亦非常喜爱孟弼。

明宣宗宣德十年(公元1435年)中举人,然后到京师留在忠愍门下受业。

明英宗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考取进士。

受行人。

因母去世去职守孝三年,后官拜监察御史,出督福建银课时,遇地方不宁,孟弼率兵协助官军捕之,回到朝廷时,上疏请罢闽中银课。

后父亲去世,又守孝三年,孝毕累迁顺天府尹,因正直被贬穿州知府,后又升太仆寺卿,卒于任上,留有《望古》诗一首。

林蔡氏 女,明朝毕节卫(今贵州毕节)人。

其夫为毕节卫指挥,早逝,其子林晟年幼袭职。

蔡氏寡居,有志气,且懂得军事,因子晟年幼不懂军事,她便出来管理军事,卫中各军指挥都敬佩蔡夫人。

蔡氏有文才,军政闲暇时又教子晟以诗文。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七月,苗民攻赤水城,四川都指挥张祥来征不克而死,毕节震惧。

时官军皆调征平越,林晟又在守备贵阳,毕节城中仅有军队数百人。

蔡夫人临危不惧,率仆人及军民修补城墙守卫。

不久,水西叛酋普奴率众来攻城,由于蔡夫人指挥有方,拒敌三月,贼自去她便率众追击,使敌大溃,毕节城得以保全。

人称蔡氏为女将军。

能诗,《黔诗纪略》录其诗一首。

夏曦(1901-1936),又名隆梓,字蔓伯,又作蔓白,化名劳侠,湖南益阳镇(今湖南桃江县)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

早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

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

曾参加湖南学生联合会领导第一师范学生“救国十人团”,开展抵制日货运动。

旋与等组织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

1920年,参加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学习、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传播马列主义。

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秋,参加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的接见。

1922年回国后,在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员。

1922年至1923年,任湖南学联干事部主任,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

1924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为湖南省委)委员。

曾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曾在益阳、宁乡等地组织农民军。

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被派往湘西根据地,任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书记,在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中,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给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党团组织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造成了重大损失,红三军被迫退出湘鄂西根据地。

1934年6月,他在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上开始认识和纠正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1935年冬,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

在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36年2月,在红二、六军团长征途中,不幸于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牺牲。

林青,原名李远方,又名李肃如。

1911年出生于贵州省毕节县。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林青被英租界巡捕房逮捕。

1933年出狱后返回家乡毕节,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中,并在斗争中发展进步青年入党。

1934年1月,林青等人在毕节建立了党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

这是党在贵州建立的第一个支部。

林青在毕节的抗日救亡活动,积极而有成效。

他将进步青年组织起来,成立宣传革命的群众团体——毕节草原艺术研究社,以文艺的方式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林青的活动引起了反动军阀的仇视。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遵义,林青闻讯后立即奔赴遵义。

中央地方工作部部长李维汉会见了林青。

林青向李维汉汇报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李维汉代表中央肯定了贵州地下党的工作,并指示由林青等人组成中共贵州省工作委员会,林青任书记兼遵义县委书记。

不久,贵州地下党组织通过秘密工作搞到敌人的军用地图和密电码本,交给了中央特派员潘汉年,为红军长征做出了贡献。

同时,林青又将从遵义带回的红军战报秘密传阅,并利用刊物宣传红军、宣传抗日。

同年7月19日,林青不幸被捕。

在狱中,敌人先以高官厚禄收买他,妄图彻底破坏贵州地下党组织,被林青坚决拒绝。

敌人又对他施以各种酷刑和死亡威胁,妄图撬开他的嘴。

面对穷凶极恶的敌人,林青坚贞不屈,义无反顾地面对死亡。

1935年9月11日敌人将林青押赴刑场。

行刑前,林青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中国共产党万岁

”等口号,高唱《国际歌》,大义凛然,从容面对死亡。

凶残的敌人为阻止他,竟然用刺刀刺进他的口中……林青壮烈牺牲,年仅24岁。

余达父(1870—1934),名若泉,号达父,彝族杰出诗人、法学家,是毕节历史上最早的留学生之一。

余达父世居四川省古蔺县水潦乡,自幼过继给伯父余象仪为嗣,入籍于贵州省毕节县龙场驿大屯。

他没做过土司,却因过继给伯父余象仪而成为大屯土司庄园的少主人。

幼读家塾,后受业于进士葛子惠门下,研习经史子集、诗词文赋。

1906年留学日本,入江户和佛法律大学,专攻法律。

他选学法律是为了要营救遭遇冤狱的哥哥若煌。

在日本与贵州辛亥革命领导人平刚结为挚友。

1910年学成归国,秋试中举,成为前清政法科举人,但未受清廷一官半职,就回乡守母丧。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一月后贵州自治学社领导的起义亦宣告贵州独立。

达父先生被选为省立法院议员,即自家乡赴省城贵阳,但贵州革命政权很快就被滇黔军阀勾结所颠覆。

余达父被迫远赴上海避祸,与安健(彝族)创办《斯觉报》,鼓吹革命,鞭挞军阀。

后又赴北京开设律师寓所,任专职律师,又在法政学校兼任教员。

时人称他“学究申韩,辩媲苏张”,“仗义直言,耻附权贵”,这样正直刚烈的性情,不见容于腐败黑暗的当时,居京5年,落寞归里,在大屯家中读书著述。

后中风半身不遂,卧病3年治愈。

这时乡间兵匪频仍,难以安居,经挚友周素园介绍给省长袁祖铭,出任贵州大理分院刑庭庭长,乃全家迁居贵阳。

在任上“法理深邃,冤屈雪伸”,时与官场相扦格,再次弃官入云南,漫游数载,又归乡里读书著述,但仍不见容于地方权势,复寓居省城,在王家烈任省主席时,受聘为省政府名誉顾问。

1934年,贫病交加的余达父在贵阳不幸逝世,归葬大屯故里。

平刚曾亲题其遗像,高度评价他在经学、史学、文学、法学上的成就,怜惜他的怀才不遇报国无门。

余达父先生学问深湛,著作等身。

生前刊印者即有《邃雅堂诗集》十四卷、《罂石精舍文集》四卷、《蠖龛拾尘录》二卷、《通雍余氏宗谱》一卷;未刊稿有《且兰考》一卷、《且兰野史》四卷等。

时人称誉他“读书万卷,用宏取精工书善文,昔擅诗名”、“法律名家,文学泰斗”、“深谙政法,尤擅诗文”。

其中《邃雅堂诗集》是先生手订的平生诗作千余首的精选本,在当时就广受识者好评。

陶新春(1825—1867)原名陶正春,又名陶虎,清威宁州遵化里(今贵州省赫章县境内)人,是太平天国革命时期黔西北苗族人民起义的著名首领。

周素园(1879—1958),又名培艺,别字树元,澍元,贵州毕节人,1879年3月7日生。

前清贡生,年轻时立志改良政治,寻找救国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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