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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幕府时期是什么时候
幕府是12世纪末至19世纪日本武家政治时期的最高权力机构。
该词出自汉语，意为将军出征时的帐幕。
12世纪末，日本进入由武士阶层掌管实权的“幕府时代”。
19世纪中叶，英、美、俄等国家迫使日本签订许多不平等条约，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激化，实行封建锁国政策的统治动摇，具有资本主义改革思想的地方实力派萨摩藩和长州藩两藩，在“尊王攘夷”、“富国强兵”的口号下倒幕。
1868年实行“”，废除封建割据的幕藩体制，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
[1]上曾有（源氏幕府）、（）和（）。
10世纪以后，公地、公民制解体，皇权式微，社会动乱，武士阶层随之崛起。
1185年，关东源氏和关西平氏两大武士集团相争，前者胜，控制中央政权。
1192年，从朝廷取得称号，于镰仓置幕府，武士贵族专权自此始，天皇。
1333年，亡，政权复归皇室。
1335，足利尊氏弟兄起兵镰仓，1336年，两度攻入京都，废后醍醐天皇，立光明天皇，设幕府于京都。
1338年，北朝天皇授足利尊氏征夷大将军称号；1378年，第三代将军于京都室町街建新幕府，故名室町幕府。
1573年，室町幕府亡。
1600年，德川家康于关原（今岐阜县）之役击败反对派大名联军，权势日重；1603年，任征夷大将军，于江户（今东京）建幕府。
1867年，将军德川庆喜被迫还政天皇。
1868年1月，天皇政府军大败幕府军。
4月，江户和平移交给政府军，幕府领地大部被没收。
德川幕府亡。
幕府历史至此结束。
英国的第一位女王叫什么
第一位女王是“十日女王”珍·格雷，但她没有真正执掌权力，而是被玛丽一世送上了断头台。
所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女王，应该是被称为“”的玛丽一世。
在讲述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王玛丽一世之前，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已讲过的都铎朝的历史。
都铎朝（1485-1603），统治英国凡一百一十八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朝代之一。
都铎朝的一大特点，就是君主专制，这是与前朝完全不同的。
都铎朝的君主专制，起源于前朝的约克公爵爱德华四世打下的基础，而在时达到极盛。
统治数十年间，先后共有三位执掌朝政的重臣帮他打理，结局是都被他处死。
第一任沃尔西，因办理与凯瑟琳离婚一案不力，于1530年被处死；第二任托马斯·莫尔，因反对亨利八世与凯瑟琳离婚，于1535年以“叛国罪”被处死；第三任，因帮亨利八世找的王后令国王极不满意，于1540年以“叛国罪”被处死。
连续三任执掌朝政的重臣，因国王的个人喜怒而全部被处死，这在议会势力强大的前朝，简直不可想象。
亨利八世，达到了英国君王专制独裁统治的顶峰。
而都铎朝更为重要的特点则是，在这一朝代，英国的生产关系，出现了大范围的调整和进步，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英国人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其业绩惠及后世，造福后代。
在英国古代，奴隶制从来就不发达，早早就被农奴制所取代。
而到了都铎朝前期，农奴制也早已消亡。
货币地租取代了劳役地租，大行其道。
有进取心的农民们，不断兼并那些经营不善的农民们的土地，成为地主，而那些因经营不善而失去土地的农民，则沦为给别人打工的农业雇工。
充满活力的经济活动，推动英国经济迅猛发展。
年龄大一些的读者，可能有些看过曾在我国风行一时的小说，小说里面，五十年代我国农村的新富农们，喊出“谁发家谁光荣，谁受穷谁狗熊”的口号，那种状况，大抵与都铎朝这一时期的英国经济活动相似。
只不过，五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的那种发展势头，被“合作化”运动和更后面的“人民公社”所取代，从而彻底迷失了方向，而当年的英国，则势头迅猛，一发而不可收，在经济发展的大道上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直至成为世界一流大国。
当年的英国人，那才是真正走上了一条金光大道。
至1500年，在英国，农奴制和封建庄园都彻底消亡，不复存在，财富的多少，成了衡量人们身份的唯一标准，以前的封建等级确定的身份贵贱高下，已经完全无效。
兼并土地用来干什么呢
除了农业生产以外，更重要的作用则是用来养羊。
因为，至16世纪初，羊毛以及羊毛纺织品的出口，已经占到英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养羊是一个大有利润可图的事业，因此，这一时期的英国，出现了被称为“羊吃人”的圈地运动。
羊毛的价格居高不下，所以，地主们狂热地购买土地，他们把土地圈起来，作为很大的羊圈，甚至圈占村里的公地，用来改为放牧场。
甚至因为将耕地改为放牧场，而退掉帮他们进行农业劳动的佃农，因为放牧的人手，可以比进行耕作的佃户人数少很多。
这就是圈地运动。
那些经营不善的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而耕地改为牧场，又使佃农们失去工作。
所以，一些善良的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羊吃人”。
其代表人物，就是那位亨利八世所起用的第二位首辅大臣托马斯·莫尔爵士，他在他的名著中，首次发出了“羊吃人”的呐喊。
这种呐喊，当然是善良的，人道主义的，但是，我们要看到，这种迅猛的经济活动，恰恰为今后英国经济的长时期大规模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重要一步。
亨利七世的时代，英国已进入了农业和手工业并行发展的进程。
在英国，毛纺织业自然是发展得蓬蓬勃勃，而煤矿工业，冶金工业，也开始发展起来。
而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们，则正好为这些新兴工业，提供了大量的工人。
进入十六世纪后，英国的毛纺工业得到了很大发展，从业人员达百万以上，占英国总人口的大约三分之一。
毛纺业成了英国的民族工业。
毛纺织品除了满足英国本国的需要，大部分优质呢绒出口国外，为英国换取了大量财富。
毛纺业的发展，使得在一些大的城镇，出现了大规模的手工业工场。
圈地运动一直贯穿整个十六世纪，延续到十七世纪，圈地运动和英国毛纺工业的发展，对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说几句题外话，现在，有些人似乎很想为小说翻案。
不可否认，在艺术上，有很强的感染力，作者浩然，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也都算得上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无可争议的一位小说艺术大师，他在《金光大道》中描写的农村生活，也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唯其如此，我们才不得不得出结论，《金光大道》所描写的过程，是真实的，但其结论——用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来取代农民们锐意进取发家致富的努力——则是完全错误的。
参看一下十五十六世纪，工业革命前夜的英国经济状况，就可以更清楚地认清这一点。
话题再回到英国。
都铎朝时期英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势头非常强劲。
在1470-1510年间，英国纺织品的出口，翻了三倍。
这还不算，出口贸易的繁荣，还带动了英国海运业的发展，这些进出口物资，有一半是由英国商船来运输的。
英国议会还通过制定，来保护本国商船的利益。
规定，英国的出口商品，必须由英国商船担负运输任务。
这是英国经济上的民族意识的发端。
而英国航运业面临的强大竞争对手，是汉萨同盟的商船和意大利人的商船。
为了与之竞争，英国商人开始了海外探险，以寻找呢绒商品的新市场，并寻找财宝。
都铎朝，是英国中世纪历史的结束，是英国近代史的开端。
宗教改革，使英国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生机勃勃的民族国家，出现在欧洲的历史舞台上。
在都铎朝时期，英国经济开始上升，与此同时，的成就，也开始在英国传播。
商人们和地主们为经济发展商业扩张而奋斗，国王为社会秩序稳定而努力，学者们则为人文主义的兴起而耕耘。
这就是十六世纪的都铎时代，兴旺发达的英国黄金时代。
在这个黄金时代，英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全面发展，为今后的腾飞打好了坚实的基础。
今后的英国，将面临着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以上是对都铎朝前期的一个总结，接下来，话题再回到本篇的主人公，玛丽一世。
都铎朝的总的趋势是发展的，而发展中，又充满了曲折。
玛丽一世的统治时期，就是都铎朝发展过程中，颇为曲折的一段。
玛丽的青少年时代，是在屈辱和抗争中度过的。
前面已经说过，玛丽是亨利八世的长女，是亨利八世与西班牙公主凯瑟琳所生。
玛丽生于1516年。
她于1525年被封为威尔士公主。
1533年，新任克来默，宣布凯瑟琳和亨利八世的婚姻无效。
安妮·波琳很快成为新王后。
虽然罗马教廷立即宣布开除亨利八世的教籍作为报复，但是，这对于身在英国的凯瑟琳和玛丽母女的境遇，并不能有所帮助。
对亨利八世一往情深的凯瑟琳王后，被流放远方，忧郁而死，而玛丽，则于父母离婚的第二年，被剥夺了公主的称号。
新王后安妮·波琳，很快也生了个女儿伊丽莎白。
而这时的玛丽，已经是一位十七岁的大姑娘了。
安妮·波琳命令玛丽，为比她小十七岁的伊丽莎白做侍女。
1534年，议会通过，宣布安妮·波琳之女伊丽莎白为王储。
玛丽一下子由公主变成了私生女。
但是，玛丽继承了母亲那种倔强的个性，她虽然保持对父亲的忠诚，但是，却一直不肯承认自己不再是公主，她坚决拒绝放弃自己应有的权利。
对玛丽的不屈抗争，亨利八世感到极为厌恶。
他象讨厌凯瑟琳一样地讨厌玛丽。
每次，人们称呼伊丽莎白为“公主”，而只称呼玛丽为“小姐”时，玛丽都据理力争。
这使得她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惩罚。
她的珠宝和好看一些的衣服，都被安妮·波琳的左右给收走了。
十八岁的大姑娘玛丽，就这么给小女孩伊丽莎白做了侍女。
亨利八世经常去看望伊丽莎白，但从不看望近在咫尺的玛丽。
只是有一次，在亨利八世看望完伊丽莎白准备离去时，每到这种场合就被人们关到小屋里的玛丽偷跑到屋顶上，想看一眼父亲。
这时候，亨利八世无意中看到了她，玛丽立即跪下，双手合十祈祷，亨利八世朝她点了点头，随即离去。
玛丽对的反对，使得亨利八世开始考虑处死玛丽。
1536年，作了三年半王后的安妮·波琳，被亨利八世处死。
这时离被流放的前王后凯瑟琳忧郁而死，不过四个月。
玛丽在父母的冲突中，是坚决站在母亲一边的，她们母女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
安妮·波琳死后，罗马教廷曾企图为玛丽争回公主封号，他们为此与亨利八世进行交涉，但那时，亨利八世早已自立门户，宣布断绝与教廷的一切往来，双方关系降到冰点，教廷的交涉，自然是毫无结果。
不过，安妮·波琳之死，还是给玛丽的生活带来一些转机，因为以前，直接迫害玛丽的，就是安妮·波琳一家。
而亨利八世的新王后珍·西摩，却非常倾向于使这对父女和解。
这位善良的新王后，还把玛丽带进了宫里。
倔强的玛丽，虽然也给父亲写了不少富于感情色彩的信，她承认对父亲的冒犯，承认自己所犯的一切错误，希望得到父亲的谅解。
但是，她仍然拒绝承认。
从凯瑟琳到玛丽，再到后来的伊丽莎白，在这些英国贵族的血液里，都有坚定的信念，都有一股坚持自己信念的倔强与不屈的抗争，坚决不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不为眼前的困难所吓倒，决不屈服，而是为坚持自己的信念而苦苦坚持，究其动力所在，当然是为了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实现自己的理想，这是人类的一种高贵品质。
对于英国人来说，不仅仅是贵族，而且因为有了这样的榜样，这种高贵的品质也深深渗入所有英国人的血液中，成为英国民族气质中最有特点的一部分。
这种坚持信念的高贵品质，不是每个民族都有的，有的民族，就很容易放弃和屈服，这与他们缺乏坚定的信念有关。
其结果呢，当然是坚持自己信念可以等到最后的胜利，而放弃和屈服，则情况只能是越来越坏，一直烂下去，直至灭亡。
坚持信念，当然是为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能更好。
人们做什么事，都是有目的的，这无可厚非。
问题是，都有目的，但是，有的人能坚持，有的人不能坚持，能坚持的人，是人类中优秀的代表。
有了这样的精神，人类才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实现自己的理想，人类才能发展，才能进步。
坚持信念，这是最重要的。
人如果没有信念，则与任人宰割的猪羊没什么区别，与行尸走肉无异。
且说亨利八世，被倔强的玛丽气得暴跳如雷，他决心立即处死玛丽。
但是，法官们却有意无意地拖延办理，为了不让玛丽上断头台，人们纷纷劝说玛丽承认《继承法案》，其中最能打动玛丽的劝说是，她是天主教在英国的希望，为了天主教，她必须活下去。
就因为这一点，玛丽听从了劝说，签署文件，承认《继承法案》，但是，同时她又秘密签署了一份抗议书，说明自己是被迫签署那份同意的文件的。
1537年，爱德华王子出生，亨利八世心情大好。
1543年，玛丽的公主封号得到恢复，1544年，她在亨利八世的遗嘱中，得到了仅次于爱德华的继承权，被立为第二位王位继承人。
1547年，亨利八世去世。
王子爱德华上台，成为英王爱德华六世。
他十岁登位，在位六年。
这是位坚定的新教国王，玛丽的恶梦还没有结束。
爱德华六世即位后，将大权交给他的大舅萨莫塞特公爵，这位大舅父，爱德华·西摩，就成为英国的摄政。
而亨利八世最后一任王后，凯瑟琳·帕尔，改嫁给爱德华六世的二舅，海军大臣托马斯·西摩。
当时，政治斗争非常激烈，西摩两兄弟，争权夺势，自相残杀，凯瑟琳·帕尔去世后，老二托马斯·西摩公开夺权野心，结果被大哥爱德华·西摩干掉。
爱德华六世，和舅舅爱德华·西摩，还有父亲的亲信，克来默，继续推动新教在英国的发展，消灭天主教的最后残余。
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的玛丽，日子自然不好过。
1547年，沃里克伯爵约翰·达得利，推翻了萨莫塞特公爵爱德华·西摩，取代他辅佐爱德华六世，并升为诺森伯兰公爵。
诺森伯兰公爵也是爱德华六世的亲信，他继续消灭天主教的残余势力，天主教剩下的可怜的财产，被剥夺殆尽。
1553年，病入膏肓的爱德华六世眼看将不久人世，为了不让天主教徒玛丽登上英国王位，爱德华六世与诺森伯兰公爵合谋，剥夺了玛丽和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让爱德华六世的表外甥女珍·格雷成为王储。
而诺森伯兰公爵又让他的儿子吉尔夫特娶珍·格雷为妻，经过这样一番多方苦心安排，他们总算松了一口气，认为可保爱德华六世死后，新教英国的江山永不变色。
诺森伯兰公爵的如意算盘打得不错，他的儿媳即将成为英国女王，以后，英国王朝就将落入他达得利家族的手中，达得利家族的子子孙孙，将世世代代成为英国国王，英国将出现一个达得利朝。
就在1553年这一年，十六岁的爱德华六世去世，珍·格雷被扶上王位。
但是，英国人对前王后凯瑟琳的冤情，都很同情，对玛丽的不屈和抗争，非常敬佩。
英国人普遍支持玛丽，认为应该由玛丽继承英国王位。
爱德华六世死后，玛丽先是逃到诺福克，然后，她很快就在乡绅们的支持下，领兵南下，胜利进入伦敦，受到伦敦人的热烈欢迎。
玛丽一举登上英国王位，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王，是为玛丽一世（1553-1558在位），这一年，她已经37岁了。
登上“王位”不到十天的“十日女王”珍·格雷，和诺森伯兰公爵等人，都被玛丽一世送上了断头台。
饱受屈辱的玛丽，终于等到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她身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一上台，就开始着手恢复天主教在英国的地位。
她废止了爱德华六世的各项法令和制度，恢复旧制度旧礼仪，英国立即与罗马教廷和解复交。
玛丽一世还用武力镇压了新教徒发动的怀特叛乱。
那些要求继续宗教改革的呼声，被玛丽一世斥为“下流腐朽的思想”。
1554年11月，长期流亡在外的天主教枢机主教波尔，回到了英国，玛丽一世立即任命他为。
1555年2月，玛丽一世和波尔，恢复了异教审判和火刑。
此后，他们大力镇压新教徒，在玛丽一世统治的五年之间，烧死新教徒二百余人，连亨利八世的亲信，前坎特伯雷大主教克来默，也于1556年被处以火刑。
玛丽一世因严厉镇压新教徒而被称为“”。
玛丽一世做着她认为是正确的事，即，将英国重新纳入罗马天主教廷的怀抱，使天主教在英国完全恢复。
但是，英国的宗教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改革的利益集团，在英国已经是根深蒂固，宗教改革给英国带来的种种好处，早已深入人心。
所以，玛丽一世的种种在英国恢复天主教的措施，并不受英国人的欢迎。
如果说，在她即位之初，英国人出于对她们母女的钦佩而支持她的话，那么，经过玛丽一世的种种恢复天主教的措施，她已渐渐失去了民心，在英国人的心目中，现在她已处在与大多数英国人对立的位置上。
只是由于君王的权势，英国人敢怒而不敢言。
1554年，玛丽一世嫁给了比她小十一岁的西班牙的斐立普。
西班牙是天主教的坚强阵地。
婚后，斐立普成为英国共治国王，与玛丽一世共同治理英国。
1556年，斐立普又继承其父卡洛斯一世之位，成为西班牙国王，是为斐立普二世，英国事实上成为天主教西班牙的一个行省。
玛丽一世的这桩婚姻，也是英国国会和各界人士极力反对的。
因为这样一来，英国将沦为西班牙的马前卒，这是早已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英国人所不能接受的。
斐立普二世是皇帝查理五世之子，查理五世，亦即，他于1555年退位，将其庞大的帝国分为两大部分，将德国交给其弟斐迪南，将西班牙及各属地交给其子斐立普。
哈布斯堡家族，从此分为两支。
当时的西班牙，可远非今天的西班牙可比，那时的西班牙，横跨欧美三大洲，是一个庞大的大帝国，占据了半个世界，是当时第一流的世界大国。
而那时的英国，只是偏远地区的一个二等国家。
这位西班牙国王斐立普二世，与英国颇有渊源。
玛丽一世是他的妻子，自不必说，后来的伊丽莎白一世，也与这位西班牙国王打了多年交道，伟大的伊丽莎白女王，击败了斐立普二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使英国从一个二等国家，从此开始跻身于一流强国之列，而横跨大西洋三大洲的庞大的西班牙的霸权，就此开始动摇。
斐立普二世，出生于1527年，一生结婚四次，他的第一次婚姻，是他16岁时，娶了姨表妹，葡萄牙的玛丽娅，这段姻缘，由斐立普二世的葡萄牙母亲做主，婚后，双方感情冷淡，玛丽娅一年半以后就死了，留下一子唐·卡洛斯，这斯后来爱上后妈，被斐立普二世囚禁，不久死亡。
德国作家席勒，在他的名剧《唐·卡洛斯》中，描写了卡洛斯与继母的恋情。
作曲家威尔第，又将此剧本改为歌剧。
斐利普二世的第二个妻子，就是英国女王玛丽一世。
1554年，38岁的玛丽，嫁给了27岁的斐立普。
说起来，玛丽还是斐立普的表姑，因为，斐立普是“疯女胡安娜”的孙子，而玛丽则是“疯女胡安娜”的妹妹凯瑟琳的女儿。
不过，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欧洲王室，女性辈份并不重要，而只以男性的辈份为准，所以，这段婚姻的辈份，以男系角度来看，丝毫不乱。
而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姻，是欧洲王室的传统，为的是保持高贵的血统。
而斐立普与玛丽一世的这段婚姻，也正产生于胡安娜与凯瑟琳的姐妹关系。
斐利普来到英国，和玛丽一世生活了两年。
1556年，玛丽流产，而斐立普回到西班牙去继承国王王位，成为西班牙国王斐立普二世，虽然他名义上还是英国国王，但是，他再也没有回到英国。
不过，英国在玛丽一世统治期间，一直是庞大的西班牙的一部分。
后来，玛丽一世去世后，斐立普二世又娶了法国公主，瓦卢瓦的伊莎贝尔·尤金妮娅。
唐·卡洛斯所谓的与继母的恋情，就是与这位女孩，其实，他们的年龄才是班配的。
1568年，23岁的唐·卡洛斯悲惨死去，伊莎贝尔也猝死宫中。
伊莎贝尔为斐立普二世留下了两个女儿。
为了使斐立普二世尽快再生个儿子继承王位，他的德国哈布斯堡亲戚伸出援手，就在这一年，斐立普二世的堂弟，德皇马克西木利昂二世，将他的女儿安娜，嫁给了斐立普二世，还是老家来的亲人可靠，没有什么差错，这位德国公主安娜，终于为斐立普二世生下一个儿子，就是日后的西班牙国王斐立普三世。
玛丽一世的婚姻情况，大致如此，这个不幸的女人，即位时已经三十七岁了，多年的苦难生活，使得她的相貌，早早就衰老了，自然不会特别好看。
她严肃有余，女性的魅力却不足。
所以，斐立普离开英国后，再也没有回来。
而玛丽一世对她的丈夫却一直是忠心耿耿，即使在斐立普离开英国后，她仍然听从丈夫的指令，于1556年，追随西班牙，对法国开战。
结果，1558年，英国在战争中，丧失了在大陆的最后一块领地，加来。
失去了这块具有重要政治和经济价值的领地，失去了在大陆的最后的根据地，这使得英国人无不痛心疾首。
玛丽一世在英国人心目中的威望也降到了最低点。
平心而论，玛丽一世对英国的统治并不坏，她也是一位治国有方的君主，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也是颇有政绩的。
而她对新教徒的镇压，与之前亨利八世的残暴镇压相比，亨利八世处死的人数更多，而之后的伊丽莎白一世，也曾处死过二百余名天主教徒，在镇压方面，玛丽一世并不特别突出。
之所以唯独她得到血腥玛丽之名，还是因为她的所作所为，与大多数英国人是对立的，并不符合英国发展的趋势。
此外，为了符合西班牙的利益，玛丽一世还停止了英国的对外贸易，凡此种种，使得玛丽一世渐渐失去英国民心。
在玛丽一世统治下的英国，不折不扣是庞大的天主教西班牙帝国的一部分。
玛丽一世一直没有生出自己的继承人，而安妮·波琳的女儿伊丽莎白，虽然一度被玛丽一世关进伦敦塔监禁，后又被软禁起来，但是，身为新教徒的伊丽莎白，假装改信天主教，并且小心翼翼地臣服于玛丽一世，态度极为恭顺，使得玛丽一世找不到借口与她彻底翻脸，也找不到她任何谋反的证据。
玛丽一世无法剥夺伊丽莎白的王位继承权，只好眼睁睁看着伊丽莎白一天天朝着王位逼近。
1558年，42岁的玛丽一世，最终也没能生出一个继承人，在焦虑和遗憾中，离开了这个世界。
当听到玛丽一世去世的消息后，整个伦敦响起了欢庆的钟声。
伊丽莎白当即跪倒在地，用拉丁语呐喊着：“这是上帝的杰作呀
这是我们看到的奇迹
” 25岁的伊丽莎白，即位成为新的英国女王，是为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她统治英国四十五年，激动人心的伟大的伊丽莎白时代，开始了。
日本文化有什么特点
表现在哪些方面
文化的缘起日本文化自己的根
回答是肯定的管日本文化在其形成和中，始终以到如得的外来文化为媒介，但它毕竟尽有自己的根。
日本文化如同一棵树，它的根深扎于日本国的风土上。
若究其缘起，则可上溯到公元前数千年的绳纹时代。
“绳纹文化与后来的弥生文化、古坟文化，是日本原出文化的三个时期。
”日本历史始于石器的出现，绳纹时代即是日本的石器时代。
考古发掘出的那个时期的陶器表面带有丰富多彩的草绳模样，史称绳纹陶器。
绳纹陶器历史久远，外观渐趋复杂，花纹日益丰富多彩，说明其时陶器工艺的成熟以及石器加工的发达。
尽管当时日本已经处于新石器时代，但因岛国的地理位置，致使当时欧亚大陆的先进文化未能进入日本。
绳纹人群居坚穴，仍以捕鱼、狩猎、采集为生，不知农耕。
生产力的滞后，亦使其当时社会滞留在母系氏族公社阶段。
巫术支配人们的原始社会生活，也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3世纪，日本历史进入弥生时代。
考古学家在东京都文京区弥生町发掘出不同绳纹陶器的新式陶器，史称弥生陶器，史称弥生文化。
弥生陶器器形简单，花纹也不繁杂，与绳纹陶器迥然不同，反映出一种新的审美情趣。
一般认为，弥生陶器是从海外输入的，即可能是从大陆迁入的民族带去了新的弥生文化。
新的文化虽然战胜原有的绳纹文化而成为日本文化的主流，但外来人终被原住居民所同化，日本民族并未因之而断续。
弥生时代的生产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因为先进的大陆文明经由朝鲜半岛传到了日本，促经日本很快进入以稻作农耕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石器时代进入了铁器时代。
弥生人从事农耕，种植粮食，共同劳动逐渐形成大的村落，父系社会制度取代了母系制度，阶级差别、政治支配关系也逐渐形成。
当时，自然崇拜和巫术迷信依然支配着人们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农耕祭祀活动盛行，成为弥生文化的一大特征。
从公元三四世纪到六七世纪，以畿内为中心，全国各地建造了许多以前方后圆坟为代表的高冢古坟，标志着日本由弥生文化进入古坟文化的时代。
古坟的建筑需要征集大批劳动力，坟内陪葬有镜、剑、勾玉等精致工艺品，象征着死者生前拥有强大权力。
这与一般民众死后的简易安葬形成鲜明对照，说明强大的专制集权已经形成，即以畿内为中心的大和国终于在5世纪初统一了日本。
这个时期，日本从大陆不仅源源不断地输入物质文明，而且开始导入大陆的精神文明。
一方面，移居日本的汉人和韩人即所谓“归化人”开始使用汉字记事，一方面，中国的阴阳、天文等知识传入日本。
到6世纪，儒家经典、佛教等亦经朝鲜半岛传入日本，揭开了日本精神文化的序章。
有上述可知，日本原初文化的萌发和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
从迄今关于绳纹、弥生和古坟文化的研究来看，日本原初文化是原始社会的日本人在与外部自然的斗争中、在寻求和丰富自身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产生的，并且一旦岛国日本与外界取得联系，外来先进文化便立即被导入，成为日本文化的生长激素。
其次，在精神文化上，巫术和祭祀支配着原始社会日本人的社会生活，这种原始信仰为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形成提供了基矗第三日本原初文化的形成与日本民族、国家的形成几乎同步，二者关系密切，不可分离。
即以大和地区为中心，融合诸民族而形成为“大和民族”；“大和国”也终于统一了“百余国”，建立起天皇制国家。
大和国统一日本后，不仅吸取中国先进的生产技术，而且开始吸取中国的政治制度，特别在推古朝改革进程中（554－628），以圣德太子（574－662）为首的改革派精心研究中国经典，博采从中国和朝鲜传入的各种先进思想和文化，尤其是圣德太子制定的十七条宪法更是兼取中国法、儒、墨及佛家等思想，结合日本具体情况制定的。
在大化革新中（646），孝德天皇（587－654）则仿照唐代官制，全面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而把日本社会推进到法制完备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
从7世纪到19世纪中叶，是日本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历经飞鸟（593－710）、奈良（710－794）、平安（794－1192）、镰仓（1192－1333）、室町（1333－1573，含南北朝、战国）、安室桃山（1573－1603）、江户（1603－1868）等时代。
早期的封建社会（飞鸟、奈良、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集中体现为白凤、天平文化和平安文化。
所谓白凤文化是指大化革至奈良时期的文化，天平文化泛指整个奈良时期的文化。
此间，日本主动与隋唐建立密切关系，积极摄取隋唐、特别是唐代文化，有力地推动了日本文化的发展。
佛教传来后便为朝廷所利用，受到朝廷保护以至成为国教。
以奈良药师寺为代表的佛教艺术，成为当时日本文化史上的一大景观。
另外，在使用汉字记事的基础上，日本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日语的音和声，创造了“万叶假名”，并用之创造了和歌集《万叶集》。
至此，日本结束了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这是日本文化史上划时代的大事。
随着假名的出现，日本文学逐渐占据主流地位。
建筑与雕刻、绘画与音乐、书道与茶道等，也都各展“和风”，显示日本文化的独自特色。
中期封建社会（镰仓、室町时代）的日本文化，以武士文化为特色。
武士，本意为学习武艺，执掌军权者。
它在日本作为新兴阶层出现是9世纪中期以后的事。
那时，随着庄园实力的强大，为镇压农民，对抗国司，保卫庄园利益便组建私人武装力量，谓之武士团。
镰仓幕府的建立，标志着以武士为统治阶级的武家政权已经成为支配日本的实际力量。
镰仓幕府衰败时朝廷试图夺回政权未果，室町幕府执政。
与以朝廷为中心的贵族文化比较，武士文化则倾向于大众，包含许多新的大众文化因素。
就武士阶层自身而言，在以主仆契约为人际关系原则中形成的人伦道德，既有践踏生灵的非人性的一面，又有忠诚于主人的新的道义活力的一面；五十的道德也因时代而异，必须对之加以具体分析。
以武士的军旅生活为题材的武士文学，与武士心境相吻合的禅宗的流行，以及各类理论著作的出现，都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史上的新特点。
后期封建社会（安室桃山、江户时代）的日本文化，亦即江户时代（又称德川时代）的文化。
江户时代历时260余年，时日本封建社会成熟期也是崩溃期。
由于长期的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加之一度锁国，致使前近代的日本文化异常繁荣，臻于成熟。
概言之，江户文化的主潮流不外是：其一，中国的儒学、特别是朱子学取得独尊的地位，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推动日本精神文化的发展。
其二，具有日本独特的思想文化的创出与繁盛。
其三，西方文化的受容与研究。
开国与明治文化德川末期（1845－1867），日本同时迎来了民族危机和封建制的危机。
从18世纪中叶起，欧美列强开始窥视日本。
1854年佩里率美国舰队第二次叩关，迫使日本签订《日美亲善条约》，日本的大门被打开；继之签订的“安政五国条约”，结束了200余年的锁国政治，把日本置于半殖民地的地位，加深了全面沦为殖民地的民族危机。
与此同时，开港后国内各种阶级矛盾激化，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发对幕府专制的斗争高涨。
尽管幕府作了一些改革，试图摆脱内外危机，终因封建的幕藩体制病入膏肓而于1868年崩溃，明治政府成立。
从此，日本揭开了近代史的新篇章。
明治时代（1868－1912）是日本资本主义形成、发展并走向帝国主义的时代，也是日本从19世纪迈入20世纪的世纪之交的时代。
从文化史上看，明治文化一方面要为明治初期新政府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体制提供依据，又要为其后的资本主义近代化建设服务；另一方面日本文化还要完成自身的转型，展开文化本身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明治文化大体经历了启蒙与西化、批评与反思、折衷与创造这样三个阶段。
明治初期，刚刚从封建体制中脱胎出来的新政府，为实现向资本主义的彻底转变，提出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三大政策。
文明开化意味着从前近代社会的解放、意味着资本主义近代化。
当时日本已经认识到既要汲取西方的物质文明，更要汲取其精神文明。
被誉为国名教师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说：“文明有两个方面，即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外形易取，而文明精神难求。
”因此，他提出一个“首先改革人心，然后改革政令，最后达到有形物质”，在日本实现现代文明的模式。
于是，以“明六社”为中心，一批有为的知识分子掀起了思想启蒙运动，西化大潮冲击着日本列岛，荡漾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震撼着日本人的心。
但是，潮水有涨必有落。
在西化热潮稍事冷却后，国粹主义者复出，试图否定启蒙成果，复活传统。
在批评复古逆流肯定文明开化大方向的同时，有识者也对前期思想文化界的混乱进行反思，根据日本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探索以导入的西方文化为媒介，创造日本现代文化的道路。
可以说，明治后期文化已经完成落现代转型，并且在与西方文化共流、撞击与相融中，探索出现代日本文化发展的独自道路。
短命的大正文化大正时代（1912－1926）是短暂而相对稳定的时期。
该时代的根本特征，事大正民主主义风潮席卷文化的各个领域。
自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垄断资本迅速发展过程中，不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逐渐形成落一个新的中间阶层机中产阶级。
这一阶层在政治上反对当时的军阀官僚专制，要求实现政党政治，实施普选，从而形成大正民主主义运动。
在此时代背景下产生的大正文化带有鲜明的现代性，机主张确立近代自我，宣扬个人主义、理性主义，成为大正文化的基调。
大正民主主义思想的核心是民主主义，倡导民主主义的理论代表吉野作造认为，政权运作的终极基础在于民众，起最终决策也应符合民众意向。
以民为本是吉野政治思想的根基。
他虽然承认天皇制，但主张实现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即限制军阀、官僚专制，扩大议会的权力。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吉野的思想无疑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
在民主主义的时代风潮下，大正时期的哲学社会科学也一展新貌。
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哲学领域，而波及整个知识界。
作为新康德学派之日本版的文化主义、人格主义、教养主义，一时风靡思想界。
文化主义在肯定文化价值的同时，还强调人的主体性，由之而泛起人格主义思潮，即把人格价值视为唯一的伦理价值。
为大正文化推波助澜的岩波书店刊出许多新书，并于1915年到1917年推出哲学丛书，宣传理想主义哲学，被称为“岩波文化”。
此外史学家津田左右吉对日本古代史的合理主义解释，民俗学家柳田国男对前人尚未涉足的庶民生活的研究，有力地推动了大正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
在大正时期，如果说政治思想以民本主义为代表，哲学以新康德学派的理想主义为代表的话，那末，文学领域则以“白桦”派为代表。
以武者小路实笃为首的一批年轻作家于1910年4月创刊文学杂志白桦，形成很有影响的文学派别“白桦”派。
至1923年（大正12年）停刊的13年间，该派高举新理想主义旗帜，展开活跃的文学活动，居大正文坛主流地位。
他们不满于日趋衰落的自然主义文学，提倡“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把“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作为该派文学的目标。
以此思想为指导，他们创作出许多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作品，哺育了不少知名作家。
白桦派运动还超出文坛，在教育界乃至社会上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此间，戏剧、美术、音乐等文化领域，都展现出异于明治文化的新貌。
大正文化清新而繁荣，然而，大正时代未及展开便匆匆消逝，短命的大正文化亦随之落下帷幕。
昭和前期文化的浮沉昭和时代（1926－1989）始于本世纪初期，终于本世纪末期，历时63年，可以说是日本现代史上唯一能够代表20世纪风云变幻及其特质的重要历史时期。
无疑，这种变幻与特质在昭和文化史上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昭和前期，伴随日本社会的激荡与变幻，日本文化也造光明与黑暗、进步与倒退的较量中谱写自身的历史。
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诞生，结成各种文艺团体如“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联盟”，1928年12月新组“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1931年该协会又扩建为“全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创刊《无产阶极文化》杂志，指导无产阶级文化运动。
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工》、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是描写无产者生活的优秀作品。
左翼剧团上演进步剧《目依旧是奴隶》、《暴风雨》、《怒涛》等，直到“七七事变”后，仍坚持演出揭露社会黑暗的戏剧如《赤裸裸的街》、《永远向前》等。
美术同盟在在举办群众性画展的同时，还把作品送到群众手中。
思想家结成“唯物论研究会”，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哲学上展开反法西斯主义的理论斗争，涌现出如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如上所述，昭和前期正是日本加速帝国主义法西斯化并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直至失败的时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是国家主义、超国家主义思潮和日本主义思潮逐渐泛起进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作为“国策”于1932年成立了“国民精神文化研究所”；1934年军部在《国防的真实意义和加强国防的主张》中，叫嚣”战争是创造之父，文化之母”；1935年众议院通过“国体明征”决议，1940年大搞“建国二千六百年事业纪念”活动，强调“日本精神”，宣扬“皇道主义”意识形态。
在政府推动下，文化界组织各种法西斯文艺团体，大搞“战争文学”、“报国文化”；思想界也蜂拥而上，鼓吹日本精神论，提倡回归日本。
从1933年到1935年新潮社推出十二卷本的日本精神讲座，以期在皇道意识下重建日本学，并试图通过重新吟味和认识久被冷落的日本精神与日本文化，根治国家的癌症。
京都学派的右翼哲学家则提倡“世界史的哲学”“战争哲学”来为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作哲学家论证；更有甚者如大川周明、北一辉等公然炮制日本型法西斯理论，直接为政府推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提供理论根据。
政府在提倡和推行法西斯文化的同时，还不断强化思想统治，镇压一切进步文化，迫害一切进步的文化人士。
至于马克思主义则完全被禁，1939年“唯物论研究会”被取缔。
河上肇，户阪润、永田广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先后被捕入狱，有的在狱中被迫害之死。
面对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强权统治，少数知识分子在挫折中发生动尧妥协乃至变节。
至此，战前日本文化完全失去生机，而被血腥的侵略战争所吞没。
战后日本文化的繁荣和困惑战后日本社会安定、经济持续发展、为文化的全面繁荣创造了条件。
其特色最重要的是生活文化、物质文化的发达及其大众化现象。
这是因为战后扩大了思想言论的自由度，且从制度上得到保证；战后劳动者权力的扩大与生活水平的提高，也成为大众文化昌盛的契机。
战后日本文化的大众化特征，主要表现：⒈在劳动者的各类文化团体、文化俱乐部相继出现并展开活跃的活动；⒉旧文化形态的复活；⒊海外文化的流入；⒋大众文化合高级文化的融合。
文化的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提高了作为社会主人的大众的主体素质，使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得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导致文化商品化，使人片面追求文化的消费价值，从而导致创作热情锐减，以至颓废文化泛滥，也就是说，战后日本文化繁荣的同时，却出现了一种不可忽视的负面现象即文化的颓废与停滞。
平成文化1989年裕仁天皇逝世，皇太子明仁即位，年号平成。
上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世界格局发生急剧变化的十年，在冷战结束，世界正向多极化发展，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在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而努力。
新的国际环境也给日本文化带来影响。
素有吸纳多元文化之长的日本文化在把自身融入世界文化的过程中，将更繁荣。
无论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文化交流是多么频繁，相互影响是多么深远，从古至今，日本文化的发展还是有它的许多特点，有许多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发展规律。
在日本文化（包括性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过程中，有许多看起来是很矛盾对立的现象，可是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了自具一格的东亚文化，这种情况可以说是举世罕见的。
所以美国哲学家穆尔认为，日本文化是“所有伟大的传统中最神秘的，最离奇的”。
这种矛盾与统一首先表现在文化的吸收性和独立性方面。
从历史上看，在100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大量吸收了中国的大唐文化。
1868年德川政权崩溃、明治维新开始后，日本进入了“文明开化”时期。
在这个时期，日本按照11个世纪前全盘接受中国文化的方法引进西方的文明，并取得了巨大的效果，为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要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以及佛教、儒教甚至基督教都曾对日本文化起过作用，日本在变化，但是却从未真正脱离其最古老的本土文化根源。
以上这种情况可以从日本社会的许多现象看出来。
现在电视、空调、汽车、电脑、出国度假等已深深地渗入了日本的普通家庭，日本人的生活表面变得无可辨认了。
尽管如此，在现代化的帷幕背后仍旧保留了许多属于日本本土文化的东西，从深层分析看，日本仍是一个传统的国家。
例如，他们爱吃生冷的食物，比较崇尚原味；喜好素淡的颜色和天然情趣；家族势力、家族意识和集团意识很强；民间信仰和巫术特盛；女子对男子的温顺和依赖；想发财，能发财，但发了财以后又不知所措；等等。
这种矛盾与统一又表现在文化的输入与输出方面。
日本是个十分重视也十分善于吸收和输入他国文化的民族，从7世纪的“大化革新”大规模地输入大唐文化，到19世纪的“明治维新”大规模地吸收与输入西方文化，都对日本的发展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相比较而言，中国在历史上就不太善于吸收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地大物博固然是一种优势，但是如果只注意输出而不重视输入，不重视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不断地发展自己，那么这种优势也会走向反面。
随着日本经济的高度增长，日本向外推销自己文化的意识越来越强烈，而且提出了战略性的口号，那就是曾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所说的“国际化”。
在这方面，日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资金。
据90年代的一份统计资料说，由日本官方机构主持的海外文化交流项目，诸如邀请或派遣学者、留学生，开展大型文化活动等等，每年的经费预算为10亿日元。
日本外务省所属的国际交流基金，鼓励、资助的主要是和日本有关的项目，例如国外的日语教育，日本文化和文学著作的研究、翻译和出版，或与此相关的文化活动。
政府的这种大投入推销本国文化的举措收效显著。
日本的茶道、花道之所以享誉世界，日本的文学作品之所以有众多语种质量较好的译本，和这些举措是有密切关系的。
还有一个矛盾统一的方面是日本旧时的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
在日本古代，不论政府如何强调外来文化，可是民间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有所保留。
例如，在平安时代（公元794-1185年）大力提倡大唐文化的时代，日本所有的文人男子都用汉语写作，但是妇女不这样，结果她们成为日本本土文学的先驱。
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可以在政府准许、控制的许多地区的界线内随心所欲。
在那里，男扮女装的演员、男性卖淫者、妓女、木版画家都能取悦于神。
江户时代的城市民间文化，尤其在比较繁荣的17世纪，和这个狭小的享乐世界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许多作家、音乐家、演员、画家都出入于或活跃于这个受官方蔑视、可是却深为平民所喜爱的“淫荡世界”。
暴烈的娱乐和荒诞的色情在官方的严格控制下仍旧成为人们发泄情感的重要手段。
不论时代如何变迁，这类文化的根本性变化很小，对这个现象的重要性是不可低估的。
最后，这种矛盾统一又表现在对性的文雅和粗俗方面。
应该认为，总的说来，日本民族是一个文雅的民族。
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礼貌而且温和”，他们是以“温和的人的感情”而不是以“干巴巴的、生硬的理论思想”来表达他们自己的。
和大多数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更受感情的约束。
例如，当两个人争论时，西方人往往生气地说：“你难道不明白我说的意思吗?”而如果是日本人，他会将怒火和不悦隐藏在礼貌的面具之下，说道：“你难道不明白我的感情吗?”从总的看来，日本人比较宽容，常常用不同的方式维持表面的和谐，冲突总是被一层温和的、礼貌的面纱所掩盖。
这种文化现象当然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表现在男女的性问题上。
在日本男女的性交往过程中，即使是嫖妓，人们也讲究规矩，讲究礼貌，把最粗鄙的性动作用一层文雅的外衣遮盖起来，否则怕被别人看不起，而绝大多数日本人是很要面子的。
在这方面，似乎和中国古人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不同的地方是，日本人更重视把这种态度形成一种外在的礼节，而且还存在形成鲜明对比的粗犷、暴烈的一面。
在实际生活中，日本人轻柔、温顺的民族性格是和民间文化中突出的极端的暴力共存的，但是，并不是每个日本人都着迷于虐待狂幻想，而且不是人人都接受性和暴力。
在日本的现代社会生活中，被绳子捆绑着的裸体女人的照片公开地刊登在大众报纸上，被强奸、性施虐的镜头在电视中比比皆是，人们在乘地铁上班去的途中十分公开、自然地翻阅带有裸体少女照片的黄色刊物，不以为羞，也不以为怪，性兴趣似乎成为一种生活的主流，为较多的人所接受，不用像中国人那么偷偷摸摸、羞羞答答，把性兴趣掩藏在家室或不为人知的角落里。
日本人不把它看成是一种邪恶，而把它看成是一种宣泄和幻想。
礼貌、温和、温顺就这样和带有死和虐待狂的幻想结合起来了，但是这种幻想很少渗入真正的生活。
日本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在文化发展过程中善于输入和输出，民间文化的强大生命力，以及文雅与粗犷并存的文化特点，在性的方面也是表现得很明显的。
如果在性文化方面，以日、中两国作为一个对比，许多方面表现出“同”还是主要的，可是由于以上所述日本文化发展的一些特点的存在，两国的性文化又有不少异。
探其同，再究其异，可能会更好地了解日本，也会更好地了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