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最早提出振兴中华口号的是
孙中山。
孙中山1894年11月24日在美国檀香山创建兴中会时,提出的《兴中会章程》里就有挽救国家危亡,振兴中华的口号，将广大中华儿女团结在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下，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进步事业前赴后继。
《兴中会章程》：“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
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提出的救亡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严复提出的救亡思想的主要内容是维新变法，废除八股，教育救国。
（一）维新变法。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严复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
其在《救亡决论》中开宗明义，疾呼必须实行变法，否则必然亡国，即“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
严复作为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时代必进，后胜于今”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
（二）废除八股。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提出变法最当先的是废除八股，“然则变将何先
曰：莫于废八股”。
至于为何把废八股作为第一要务，严复认为“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
严复历数了八股的具体危害。
：“其一曰锢智慧”、“其二曰坏心术”、“其三曰滋游手”。
（三）教育救国。
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
”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
“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
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
”“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 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教育救国 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
因此，严复主张多办学校，他曾论述西 洋各国重视教育，对“民不读书，罪其父母”的强行义务教育表示赞赏。
严复要求建立完整的学校系统来普及教育，以“开民智”。
他根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提出中国的学校教育应分三段的计划，即小学堂、中学堂和大学堂。
小学堂吸收16岁以前的儿童入学；中学堂吸收16岁至21岁文理通顺、有小学基础的青年入学；大学堂学习三、四年，然后升入专门学堂进行分科的专业学习 。
同时，还要把学习好的聪明之士送出国留学，以造就学有专长的人才。
简谱是由谁发明的
数字简谱的雏形初见于16世纪的欧洲。
17世纪时法国天主教方济名会教士J·J·苏艾蒂加以改进后用来教唱家教歌曲。
18世纪中叶，著名的法国思想家J·J·卢棱再加改进，大力倡导，并编入他的《音乐辞典》之中。
19世纪，经过P·加兰、A·帕里斯和E·J·M·谢韦3人的继续改进和推广，才在群众中得到广泛使用。
因此这种简谱在西方被称为“加—帕—谢氏记谱法”。
19世纪末叶，简谱传到日本，再传入中国。
1904年沈心工编著出版的《学校唱歌集》是中国最早自编的一本简谱歌集；之后逐步普及到各地的学校，30年代随着救亡歌咏运动的开展，简谱得以在群众中广泛流传。
在中国简谱的发明者是李叔同。
最早由卢梭发明，卢梭是18世纪40年代法国著名哲学家（1712－1778年），他在1743年以论文方式将Do、re、mi、fa、sol、la、Si 7个唱名配上了阿拉伯数字，并予以系统化，被世人称为谢氏谱制。
维新思想是什么
维新思想主要存十九世纪末和世纪初，介于清末洋务运动和民年民主共和思想之间，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领袖人物。
发端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战争后蓬勃发展，并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政治运动，但在清末民初，转向保守而渐趋沉默。
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想是儒家学说主张的“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伦理观念。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进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生存受到威胁，封建传统政治思想也遭遇挑战，洋务运动、变法维新、辛亥革命先后上演，维新思想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他们从洋务派中发展出来，超越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路，由学习西方的“船坚利炮”发展到政治层面，积极主张变法维新和君主立宪，但遇到了失败。
最后在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传播之时，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维新思想的发展历程 (一)背景 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的失败，残酷打击了仍沉醉于天朝大国迷梦中的国人自大心理，以当时一大批开明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有识之士逐步认识到清政府统治制度的腐败和改革的必要性，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清醒地认识到西方先进的技术对中国构成的优势，主张向西方学习，形成了 “经世致用”的学说。
如魏源的著作《海国图志》，有句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即是典型。
而维新思想正是从这些经世致用思想衍变而来的。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所谓“洋务运动”时期。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以恭亲王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新兴官僚，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和西方列强技术的先进，开展了洋务运动，但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挽救封建传统统治，主要是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而不想对政治制度作任何改革。
洋务思想虽然有别于维新思想，但洋务运动使一批知识分子进一步见识了西方社会的各个方面，是早期维新思想形成的催化剂。
（二）早期维新思想的形成 伴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从洋务派中逐渐分离出一部分人，形成了早期的维新派，代表人物有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郑观应等。
早期维新思想形成于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前期，是对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魏源等政治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早期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代思潮，它反映了当时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势力的各种要求，主张用和缓渐进，以不对封建制度作根本变动的方法，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作全方位的改革。
他们大多是洋务运动的支持者，也主张学习西方的工商科技；同时也建议作政治制度改革，向往西方的议院民主政治。
早期维新思想，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改革主张，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也没有付诸行动，但为戊戌变法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维新变法思想的成熟 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彻底失败，救亡图存成了中国社会的急迫需求，由此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
这一时期的维新思潮以1895年的“公车上书”为起点，直到“百日维新”告一段落。
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
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与中国洋务运动挫折的对照，使中国知识分子反思，必须从政治制度领域入手，康有为等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一、下诏鼓天下之气；二、迁都定天下之本；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变法思想纲领。
[①]期间维新派出版了一系列杂志和著作，如《时务报》《湘报》《新学伪经考》《仁学》《天演论》等，还演变成一场政治运动。
维新运动的高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恨和攻击，于是一场维新派与顽固派的论战开始了。
洋务派也站在顽固派一边，形成了维新派与顽固派、洋务派的尖锐对立。
封建顽固势力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来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思想武器。
论战主要是围绕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提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等问题进行的。
1898年戊戌政变发生，维新政治思想的实践遇到了巨大的挫折。
（四）维新思想的落伍 康梁逃到日本后，继续大力宣传维新思想，特别是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影响很大，他们继续主张开民智、兴民权、呼吁振兴实业，发展教育、宣传科学，形成了一股政治思潮。
但是改良派无论如何张扬自己的理论，比起后期兴起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是落后了。
两股政治思潮曾就民主革命的是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改良派沦为了保皇派，仍然竭力维护腐朽的清政权，因此退出了历史主角的地位。
严复和康有为在中华民国成立后，还先后参与帝制复辟，仍然主张君主立宪，为社会所抛弃。
康有为于1912年在北京建立孔教会，被袁世凯所利用，形成了以尊孔为基本内容的复古思潮，大力鼓吹封建的纲常伦理，阻碍了民主思想的深入传播。
严复参加了以杨度为首的促进帝制的筹安会，成为拥护袁世凯复辟称帝国的“筹安会六君子”之一。
康有为此后仍然固守其复辟派的立场，主张还政于清，于1917年与张勋一起拥戴溥仪复辟，展开了一场闹剧。
二、维新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早期维新思想的主要主张 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
早期维新派在经济上主张振兴工商业，在文化上主张兴办学校，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
他们有的还主张在政治上实行君主立宪。
他们从洋务活动中体会到，洋务派单纯照搬某些外国的制造技艺是不够的。
他们主张，不仅要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更应该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
如冯桂芬的维新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中，他指出清政权的弊政“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产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第一次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内政、外交、军事、文化全面改革的必要，如博采西学、废除八股文、改革科举、奖励科技人才、减均赋役、发展农业、兴修水利等；他主张“采西学”、“制洋器”，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王韬于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以《弢园文录外编》最能反映其政治、经济思想。
王韬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
他在探讨君主制制度下的君民关系时，提出了重民思想，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
薛福成先后出任驻英国、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的使节，广泛了解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他的《筹洋刍议》最能反映其主张变法维新的思想，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致力于介绍西方科技政治，曾盛赞欧洲君主立宪制度“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
郑观应所著《盛世危言》是早期维新派中具有典型性的书籍。
《盛世危言》贯穿着“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的改革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他竭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广办报纸；改革官员选拔制度，官吏应由民选产生；发展教育，注重掌握西方天文、地理等新式人才的培养；改革科举考试，增设格致、电子、医学等新科目，录用精通西学的人才。
在经济方面，郑观应提出了著名的“商战”理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主张以商立国，以工翼商。
这样的主张就和洋务派的宗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了区别。
（二）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19世纪90年代，维新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
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是中国19世纪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站在时代前沿，顺应世界历史潮流，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同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探索救国救民真理，奠定维新变法的理论基础，努力扩大维新变法思想的传播，造就维新变法的人材，形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潮。
90年代初，康有为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招徒讲学，阐发维新变法的思想。
康有为把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学说同传统的儒家思想相结合，宣传维新变法的道理。
他把进化过程划分为三大阶段：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
“春秋之义，有理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而每一世都有他相应的政治制度，君主专政适于据乱世，君主立宪适于升平世，共和制度适于太平世。
当人类从较低的社会层次发展到高层次，政府的形式也要相应改变。
康有为的维新思想在社会上引起极大轰动，被称为“思想界之大飓风”。
梁启超在上海担任《时务报》主笔期间，发表《变法通议》等论文。
梁启超的文章文笔犀利，饱含激情，通俗新颖，富有哲理性。
宣传“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道理。
猛烈抨击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阐述变法图存的道理。
认为只有实行变法才是救亡图存的唯一出路。
严复也对封建专权制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他呼吁变法图强，挽救危亡；创办《国闻报》，编辑《国闻汇编》，宣传维新思想。
他的译著《天演论》在1898年维新运动高涨之际正式出版销行，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部代表资产阶级的译著，以崭新的理论启迪了中国长期为封建主义所笼罩的思想界，”物竞天技、适者生存”，进化论成为当时及此后的主流思潮。
他主张的“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理论 ，是其救国方案的主要内容。
（三）戊戌变法的主要内容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
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
政治方面，准许官民上书言事；取消闲散重叠机构，裁汰冗员；废除旗人寄生特权。
经济方面，京师设立铁路矿务局和农工商总局，保护农工商业的发展；奖励创造发明；改革财政，编制国家预算决算；裁撤驿站，设立邮政局。
军事方面，裁撤绿营，精练陆军，改习洋操；实行征兵制；添设海军。
文化教育方面，开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兼习中西文科；废除八股，改试策论，开设经济特科；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准许设立报馆、学会；派人出国留学、游历。
但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
因此戊戌变法也叫百日维新。
（四）后期复辟思潮的主要内容 一是攻击和否定民主主义思想，肯定和颂扬封建的孔孟之道，宣扬非孔孟之道不能为立国之精神，其出发点是从国家政治思想角度抨击民主制，全面否定资产阶级民主理论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民主共和制。
二是攻击民主共和制度不适宜于中国国情，认为国人民主意识淡薄，不懂得民主政治，正是因为民主理论的宣扬导致当时的中国“欲为强国无望也，欲为富国无望也……终归于亡国而已矣”。
[②]三是鼓吹君主制，宣扬只有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
三、维新变法思想的深远影响 维新变法思想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种政治思想，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1、它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
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总体上符合历史发展趋势。
2、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
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希望通过变法使中国走向强大，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
3、它也是近代中国一次思想潮流的解放。
资产阶级接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在社会上起了思想启蒙作用，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特别是严复的《天演论》影响深远。
4、促进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正是由于维新变法思想的先行作用，使后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思想有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正因为戊戌变法的失败，让民主革命家们看到非革命不足以实现根本的变革
陶行知的资料
陶行知，1891年生，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
安徽歙县人。
毕业于金陵大陶行知(15张)学文学系。
后留学美国，曾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
回国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继任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推动平民教育运动，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
陶行知原籍浙江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后迁居安徽古溪地方 ，不久又移居古城徽州（歙县）城西黄潭源村。
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
接管了祖上的一片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
母曹翠 （Lè）。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
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出过洋，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先进的东西。
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
陶行知自小十分聪敏好学。
六岁时，曾在邻居家厅堂玩耍，看见厅堂墙上挂着对联，便坐在地上临摹起来，被邻村方庶咸秀才看见，以为神童，免费为其开蒙。
后入家乡蒙童馆吴尔宽处就读。
十五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
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
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
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
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人的随意摆布，入学仅三天，他即愤而退学。
1909年他考入南京汇文书院，次年转入金陵大学文科。
他更加自觉而刻苦努力地学习，以便能更好地实现报效祖国的愿望。
读大学期间，在他倡导并主编中文版校刊《金陵光》上，他写了《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一文，号召全校同学，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报效祖国，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辛亥革命爆发时，他曾回乡投身革命运动。
1914年，他以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26年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1927年创办晓庄学校。
1932年创办生活教育社及山海工学团。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
设想以教育为主要手段来改善人民的生活。
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宣传抗日，参加民主运动，进一步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
先后创办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培养出不少革命人才。
并曾帮助一些进步青年前往革命根据地。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1]1946年7月25日病逝于上海，终年55岁。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
作品《陶校长的演讲》选入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第9册，《自立立人歌》四首中前两首选入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第10册。
编辑本段人物生平 陶行知，1891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
陶行知手迹（1930年夏）[2]祖籍浙江绍兴，6岁蒙馆，14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
1910年靠教会资助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
受辛亥革命影响，在校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主编《金陵光》学报中文版，宣传民族、民主革命思想。
1914年留学美国入伊利诺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后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师从杜威，与胡适同乡又同学。
1917年秋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等职。
开始他富于创意而又充满艰辛的教育生涯。
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
他特别重视农村的教育，认为在3亿多农民中普及教育至关重要。
年底，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主张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利，推动教育改进。
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识字读书处和平民学校，推动平民教育运动。
1927年3月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0年4月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崇尚科教救国的思想。
1931年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在上海创办自然学园、儿童科学通讯学校 主编《儿童科学丛书》等。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还开展小先生运动。
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八一宣言”的感召下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
一二·九运动后，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年初，成立国难教育社，被推为社长，张劲夫任总干事，拟订《国难教育方案》，把生活教育和民族民主革命斗争结合起来。
5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
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宣 言，主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复信表示支持。
7月，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抗日救国，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
在布鲁塞尔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
期间当得悉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年参加国民参政会，致力于抗战期间的教育活动。
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的号召，成立了中国战时教育协会。
1939年7月在四川重庆附近的合川县古圣寺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1941年，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月，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
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4月，回到上海，立即投入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
在他生命的最后100天，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
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赶往探视。
但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
编辑本段主要贡献 陶行知的教育活动是在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他的教育实践是与民主爱国的活动相伴而行的。
早年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等。
他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
陶先生一生办过许多各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还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和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
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
编辑本段人物著作 著作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中国教育改造》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8 年4月初版本 《斋夫自由谈》 上海《申报》馆 1932年4月30日初版本 《教学做合一讨论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2年10月初版本 《中国大众教育问题》 上海大众文化社 1936年8月初版本 《普及现代生活教育之路和及其方案》 生活教育社 1945年10月10日自刊版本 《行知书信》 上海亚东图书馆 1929年1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3 年7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前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5年12月初版本 《行知诗歌三集》 上海儿童书局 1936年11月初版本编辑本段陶行知与《申报》 1932年《申报》连发了三篇时评：《剿匪与造匪》、《再论剿匪与造匪》、《三论剿匪与造匪》，鲜明反对内战。
《剿匪与造匪》 “今日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
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
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
” 以我愚见，匪无非是那些自以为正统的人给和他们立场不同或反对他们所作所为的人乱扣的帽子，但凭良心说，这世上真的没有谁愿意当匪，但匪是怎么出现的，也就是谁造的“匪”，很多人都搞不明白，或者搞得明白也故意装不明白，破馆某一老夫子就说：“哼，现在讨论鸡和蛋的问题没有任何意义”，哈，这老夫子其实明白土匪怎么来，却故意装不知道，整一虚伪的家伙，这种人最大的喜好就是粉饰太平、抚着良心乱说话。
土匪出现，自然要去剿灭，任“匪势”乱涨，会危及江山社稷，搞不好会弄出另一个梁山泊，从另一方面说，给几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旁若无人乱窜，这老脸也着实丢不起，所以，刀枪棍棒加石头砖块再加口水唾沫一起上，也不看自己的斤两，一门心思把土匪往死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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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笨的人不明白，因而见“匪”就剿，天天和“匪”斗气，以其斩尽杀绝，还自己安宁，这种一厢情愿的做法最后免不了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以说，谁剿“匪”越厉害谁就灭亡得越快，这已经有无数的事实证明，剿匪就好比拉弹簧，越用力拉反弹得就越厉害。
因此，见到土匪出现，聪明的人一般不会随便硬对硬，多是另想办法，土匪喜欢美女、帅哥，就送帅哥、美女安慰一下；土匪喜欢金银珠宝就给他们一金矿；土匪喜欢戴乌纱，就眯着眼封他们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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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一句话，投其所好，保管有用，嘿，连整天只懂画画的宋徽宗都明白这个道理，打不过之后就招安梁山泊英雄，宋江最后乖乖就范，宋朝是武功最差的朝代，老赵家的子孙也曾被“匪“吓得不轻，可最终没有被“匪”所灭，有一定道理的。
小说里的东西不可信，说点近的，我最讨厌的老太婆慈禧在和义和团抡了一圈拳脚不敌后，脑筋急转弯，“抚而用之”，最后把没有防备之心的义和团搞得凄惨，这老太婆治国不行但谁也不能否认她不是聪明人。
但我认为，最最笨蛋以及不可救药、等着灭亡的人还是一边造匪，一边又大张旗鼓去剿匪的家伙，简直是吃饱了撑得慌没事找事做，这些笨蛋脑子不知进了水还是怎的，从不想为啥那些本来以德服人和蔼可亲的人成了“穷凶极恶”的“土匪”，这些“匪”怎么不去别的地方安营扎寨闹革命，就偏偏和自己对着干
哈，俺觉得最好笑的事情还是有些人自己明里暗里干着土匪的勾当，却诬蔑善良可爱的人是“匪”，偏要要拿冲锋枪去剿“匪”扮正义
经典作品 《创造宣言》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
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
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
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
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荡妇来糟踏，糟踏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无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
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
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
教师的成功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
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
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
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末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
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
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
在刀法之交响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
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有人说：环境太平凡了，不能创造。
平凡无过于一张白纸，八大山人挥毫画它几笔，便成为 在机场与合影一幅名贵的杰作。
平凡也无过于一块石头，到了菲狄亚斯、米开朗基罗的手里可以成为不朽的塑像。
有人说：生活太单调了，不能创造。
单调无过于坐监牢，但是就在监牢中，产生了《易经》之卦辞，产生了《正气歌》，产生了苏联的国歌，产生了《尼赫鲁自传》。
单调又无过于沙漠了，而雷赛布（Lesseps）竟能在沙漠中造成苏伊士运河，把地中海与红海贯通起来。
单调又无过于开肉包铺子，而竟在这里面，产生了平凡而伟大的平老静。
可见平凡单调，只是懒惰者之遁辞。
既已不平凡不单调了，又何须乎创造。
我们是要在平凡上造出不平凡；在单调上造出不单调。
有人说：年纪太小，不能创造，见着幼年研究生之名而哈哈大笑。
但是当你把莫扎特、爱迪生，及冲破父亲数学层层封锁之帕斯卡尔（Pascal）的幼年研究生活翻给他看，他又只好哑口无言了。
有人说：我是太无能了，不能创造。
但是鲁钝的曾参，传了孔子的道统，不识字的慧能，传了黄梅的教义。
慧能说：“下下人有上上智”，我们岂可以自暴自弃呀
可见无能也是借口。
蚕吃桑叶，尚能吐丝，难道我们天天吃白米饭，除造粪之外，便一无贡献吗
有人说：山穷水尽，走投无路，陷入绝境，等死而已，不能创造。
但是遭遇八十一难之玄奘，毕竟取得佛经；粮水断绝，众叛亲离之哥伦布，毕竟发现了美洲；冻饿病三重压迫下之莫扎特，毕竟写了《安魂曲》。
绝望是懦夫的幻想。
歌德说：没有勇气一切都完。
是的，生路是要勇气探出来，走出来，造出来的。
这只是一半真理，当英雄无用武之地，他除了大无畏之斧，还得有智慧之剑，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能开出一条生路。
古语说：穷则变，变则通。
要有智慧才知道怎样变得通，要有大无畏之精神及金刚之信念与意志才变得过来。
所以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创造之路迈进吧。
像屋檐水一样，一点一滴，滴穿阶沿石。
点滴的创造固不如整体的创造，但不要轻视点滴的创造而不为，呆望着大创造从天而降。
东山的樵夫把东山的茅草割光了，上泰山割茅草，泰山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茅草没有东山多。
泰山上的“经石峪”、“无字碑”、“六贤祠”、“玉皇顶”，大自然雕刻的奇峰、怪石、瀑布，豢养的飞禽、走兽、小虫和几千年来农人为后代种植的大树，于他无用，都等于没有看见。
至于那种登泰山而小天下之境界，也因急于割茅草而看不出来。
他每次上山拉一堆屎，下山撒一泡尿，挑一担茅草回家。
尿与屎是他对泰山的贡献，茅草是他从泰山上得到的收获。
茅草是平凡之草，而泰山所可给他的又只有这平凡之草，而且没有东山多，所以他断定泰山是一座平凡之山，而且从割草的观点看，比东山还平凡，便说了一声：“泰山没有东山好。
”这话被泰山一棵树苗听见了，它想到自己老是站在寸土之中，终年被茅草包围着，徒然觉得平凡、单调，烦闷、动摇，幻想换换环境。
一根树苗如此想，二根树苗如此想，三根树苗如此想，久而久之成趋向，便接二连三的，一天一天的，听到树苗对樵夫说：“老人家，你愿意带我到东山去玩一玩么
”樵夫总是随手一拔，把它们一根一根的和茅草捆在一起，挑到东山给他的老太婆烧锅去了。
我们只能在樵夫的茅草房的烟囱里偶尔看见冒出几缕黑烟，谁能分得出哪一楼是树苗的，哪一缕是茅草的化身
陶行知创办社会大学，自任校长割草的也可以一变而成为种树的老农，如果他肯迎接创造之神住在他的心里。
我承认就是东山樵夫也有些微的创造作用——为泰山剃头理发，只是我们希望不要把我们的鼻子或眉毛剃掉。
创造之神
你回来呀
你所栽培的动苗是有了幻想，樵夫拿着雪亮亮的镰刀天天来，甚至常常来到幼苗的美梦里。
你不能放弃你的责任。
只要你肯回来，我们愿意把一切—我们的汗，我们的血，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都献给你。
当你看见满山的幼苗在你监护之下，得到我们的汗、血、心、生命的灌溉，一根一根的都长成参天的大树，你不高兴吗
创造之神
你回来啊
只有你回来，才能保证参天大树之长成。
罗丹说：“恶是枯干，汗干了，血干了，热情干了，僵了，死了，死人才无意于创造。
只要有一滴汗，一滴血，一滴热情，便是创造之神所爱住的行宫，就能开创造之花，结创造之果，繁殖创造之森林。
<手脑相长歌> 人生两个宝， 双手与大脑。
用脑不用手， 快要被打倒。
用手不用脑， 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 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编辑本段求学经历历史背景 陶行知投身教育，与他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是祖国的危难之际，多事之秋。
自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由一个闭关自守的封建社会，到被帝国主义列强们用枪炮打开国门， 在哥伦比亚大学 被迫对外开放，成为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他在美国留学的经历，使陶行知更深地认识到祖国传统教育的一些弊病，并立志去改造。
他亲眼见到了世界一些发达国家中的先进的东西，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强烈反差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的心，他热切地希望祖国能够尽快地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早日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
勤奋成才 陶行知的父亲（名位朝，字槐卿）靠教书为生，母亲曹翠（Lè）接管了祖上的一爿酱园，后因社会经济萧条而破产倒闭。
由于有自小聪敏好学，陶行知6岁蒙馆。
15岁时，其母在歙县一所教会中学“崇一学堂”帮佣，陶行知经常到那儿帮母亲做些事，被学校校长英国人唐敬贤看中，免费让他入学读书。
他在睡觉的宿舍墙上，挥笔写下了“我是一个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豪言壮语，抒发他满腔的爱国热情并激励自己为祖国早日走向现代化而发奋学习。
他三年的课程两年学完，并以优异成绩毕业。
1908年十七岁时他考入了杭州广济医学堂。
想通过学医来解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病痛，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志向。
但是，因这所教会学校歧视非入教的学生，他不愿意自己思想受外国
体用一致的文化教育观的提出者是谁
“”口号的最初提出，是在19世纪末叶的晚清时期，即从到期间（1894—1900）。
在这五六年间，几个不同的政治派别，先后发出了“”的响亮呼喊。
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后，帝国主义加紧了侵略步伐，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进行瓜分中国的罪恶活动。
亡国灭种的威胁迫在眉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这种形势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深切忧虑和极大愤怒。
“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
”（谭嗣同：）人们在悲愤中思索和探求着免致神州陆沉的救国之路。
“”的口号就是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提出来的。
1894年11月（光绪二十年十月）和1895年2月（光绪二十一年一月），孙中山先后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
这个组织的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
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为了挽救祖国的危亡，他们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且郑重宣告：“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第一卷，19、22页）正是孙中山先生第一次鲜明地发出了“振兴中华”的号召。
不久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变法维新运动。
这个运动的直接目标是改良封建政治，而根本动因则是出发于救亡图存。
在运动中维新派反复宣传祖国命运和前途的危急：“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康有为）于是，他们也提出了中国如何“自振”的问题。
康有为说：“天地为愁，我将何容
昧昧我思之，惟有合群以救之，惟有激耻以振之。
”（）梁启超也说，如“中国终不自振，终不自保，则其所谓沦胥糜烂者，终不能免”；因此，一切有志之士，都应把握“中国可以自振可以自保之机”（）。
这里所说的“激耻以振之”、“自振”等等，显然与“振兴中华”是同一含义。
戊戌维新运动刚失败，反帝爱国的就如狂飙一般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
在这场斗争中，义和团同样提出了“振兴中国”的口号。
有一个材料说：“（义和团）初以捉拿洋教，振兴中国为名。
”（第3分册）在义和团的一些传单、揭帖、告白中，一方面指斥帝国主义“祸乱中华”的罪恶，一方面表示要“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决心。
尽管在这些文件中带有某些迷信色彩和笼统排外主义倾向，但在这层薄薄的外衣下包裹着的爱国主义实体却仍然是显而易见的。
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不同的政治派别似乎是不谋而合地提出大体相同的口号，这当然不是偶然的巧合。
这表明，在当时，为“振兴中华”而奋斗，已经成为时代之要求，人心之所向，因此，这个口号的出现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了。
一切爱国的、要求祖国独立和民族自由的人们，都强烈地感到“振兴中华”的必要性和神圣性。
事实上，许多志士仁人，也正是在“振兴中华”的崇高信念的驱使下，纷纷投身到政治改革、抗击侵略和革命斗争中去的。
“振兴中华”曾是那一个历史时期促使人们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强大推动力。
今天，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
但是，近代史上这种为“振兴中华”而贡献自己一切的献身精神，仍然是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的。
作者简介 李文海，1932年2月出生，江苏无锡人。
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1955年9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留校任教，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社会兼职：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等。
出版有《世纪之交的晚清社会》、《历史并不遥远》、《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等专著。
相关资料 兴中会 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清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并起草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声明：“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会员入会秘密誓词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意即推翻清政府，建立一个美国式的联邦政府。
次年，孙中山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并对会章进行了部分修改，进一步阐述了该会“振兴中华”的宗旨：“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
”兴中会的主要成员是爱国知识分子、爱过商人和会党分子，他们具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或民族主义思想。
兴中会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开始形成。
兴中会成立后，先后策动和领导了乙未广州起义和庚子惠州之役。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孙中山联合华兴会、光复会部分成员成立了中国同盟会。
强学会 清末维新派政治团体。
又名译书局、强学书局或强学局，以求“中国自强”为宗旨。
光绪二十一年（1895）十月初，在翁同龢支持下，由康有为发起、文廷式出面组建于北京。
康有为起草了《强学会叙》，疾呼：“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
”意在唤起社会各阶层的危机意识，早日促成变法。
会址设于北京宣武门外的后孙公园，以《中外纪闻》作为机关报。
会员每十天集会一次，安排专人宣讲“中国自强之学”。
后又在上海设分会，发行《强学报》。
同年十二月初六日（1896年1月20日）御史杨崇伊在李鸿章授意下，上疏弹劾强学会“私立会党，将开处士横议之风”，“请饬严禁”。
旋被清廷封禁，该为官书局。
保国会 清末进步爱国团体，光绪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七日（1898年4月7日），康有为、李盛铎联合各省旅京维新志士倡建于北京。
康有为起草了《保国会章程》，宣称：“本会以国地日割、过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故开斯会以冀保全”；“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
计划在京师、上海分设总会，在各省、府、县设立分会。
在北京先后举行过三次集会，康有为、梁启超等在会上痛陈国势阽危，国难深重，号召人们各尽其力，奋起保国，从而有力地推进了维新运动。
随后，陈虬等联合浙江11府3厅1州旅京人士成立保浙会，四川旅京人士成立保川会，云南旅京人士成立保滇会，参加者逾百人。
因频遭封建顽固派弹劾、恫吓，谤言四起，保国会遂告无形解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