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和市委重大决策部署方面存在的问题
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央重策部署方重点整治严重影响党中央权威和集中领导、影响中央政令畅通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突出问题。
特别是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以及思想政治、宣传舆论和食品药品安全等工作和领域中发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问题1：对中央精神只做面上轰轰烈烈的传达，口号式、机械式的传达，不加消化、囫囵吞枣的传达，上下一般粗的传达。
问题2：在工作中空喊口号，表态多调门高、行动少落实差，热衷于作秀造势。
问题3：单纯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做表面文章、过度留痕，缺乏实际行动和具体措施。
给我一些表决心的口号或者句子
◇ 没有一样美丽的东西，可以在瞬间展现它的华彩；因此我需要信心。
◇ 没有一件值得一做的事情，可以一个人完成；因此我需要爱。
◇ 没有一件值得一做的事情，可以在我的一生中完成，因此我需要希望。
◇ 爱永远不会失落。
即使没有回报，它也会流回你的心田，温暖净化你的心灵。
◇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爱是创造奇迹的力量源泉。
◇ 爱可以使一个人脱胎换骨。
◇ 爱，才能被爱。
爱的双方构成了数学上最完美的方程式。
如何发挥党员在文明城市中的作用
发挥在精神文设中的主体作用 党体作用发挥的好坏,关系着精神文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定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品质，对落实科学发展观至关重要。
多年来，我区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主体作用的发挥。
因此，如何发辉好党员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关键。
一、党员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中所承担的主体作用 1、党员是践行文明风尚的表率。
党员的先进性决定其应当带头践行“六大风气”： 带头兴崇尚学习之风，学理论、钻业务；带头兴诚实守信之风，重信义、重承诺；带头兴传承美德之风，讲忠孝、讲礼仪；带头兴遵纪守法之风，守廉洁、讲自律；带头兴文明祭奠之风，不铺张、不迷信；带头兴健康娱乐之风，高层次、有品位。
让党员在群众心中的形象文明谦恭有礼，诚信自律向上，真正能贴近群众、引领群众。
2、党员是文明创建活动的表率。
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三大创建（文明村镇、文明城市、文明行业）既是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重要内容，又是载体和目标。
党员应带头在各层次的文明创建活动中发挥应有作用，以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认真努力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要助推创建工作，参与创建活动，支持创建宣传，最大限度地动员广大群众理解、支持并参与创建工作，并努力通过创建工作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
3、党员是争当道德模范的表率。
优秀党员的要求与道德模范的标准在内涵上是异曲同工的，均是需要有牺牲小我的利益，而维护了大我的利益的精神，因此党员不仅应当争当争学优秀党员，还要争当争学道德模范，不断进行自我改造、自我陶冶、自我完善，常修做事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坚持知行合一，内外如一，德行统一，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与支持。
4、党员是志愿服务活动的表率。
志愿服务活动在实质上就是大规模的道德实践活动，经过近年志愿服务的长足发展，其服务他人、奉献社会的志愿服务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载体。
在这样一支先进的队伍中，党员应当充分发挥其先进表率作用，成为志愿服务活动的引领者和参与者，让党的声音和党员的身影成为志愿服务浓墨重彩的一笔，让志愿服务活动同样成为连接党员与群众的桥梁。
5、党员是关爱未成年人的表率。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爱未成年人应该是全体党员共同的社会责任。
同时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也是精神文明建设重要的内容，因此广大党员要带头在未成年人的事业上给予更多的关注，投入更多的感情，做出更多的付出，通过参与各种载体活动带头做社区、做单位、做家庭关爱未成年人的典范，做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引领者。
6、党员是传承优秀文化的表率。
党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和内容与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所遵循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伦理道德大同小异。
党员干部大力开展和弘扬文化传承教育，是加强党员干部道德修养，打好党性修养底色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是广辟党员干部教育培训新路径的有益探索，也是党员参与精神文明建设中重要的载体，因此党员带头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别具意义。
二、党员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中主体作用发挥存在不足 1、党员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本质和内涵缺乏深刻的认识。
很多党员简单地认为精神文明建设就是开展文体活动,搞搞宣传教育，喊喊标语口号，或者片面地把思想政治工作等同为精神文明建设，没能将精神文明建设放到内涵广泛的道德惠民实践工程的高度来看，而这些不系统、不深刻的认识必然导致党员干部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失去目标和方向，主体作用认识不清。
2、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先锋模范意识不突出。
党员干部本应带头践行社会道德规范，但从实践看部分党员仍旧缺乏模范意识。
有的党员对自身应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承担的职责和权利认识不足或根本不愿行使权利；有的忙于日常事务，无暇顾及精神文明建设；有的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还有的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群众，甚至还不如群众。
3、党员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普遍缺乏系统长效意识。
部分党员干部对精神文明建设工作时冷时热、时紧时松，习惯以“一阵风”的方式开展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尤其是有的基层社区、村队干部观念、素质、能力的差异，使得很多党员干部未能将精神文明建设当成一项系统工程对待，使精神文明工作变成割裂的一个个简单的活动，缺乏整体规划，在系统性和科学性上都大打折扣。
4、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存在活力激发不足问题。
一是有些领导干部只重视经济发展，对精神文明建设重视不足，要求的少、讨论的少、关注的少、参与的少；二是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投入不足。
越到基层经费、人员投入越少，使得基层很多社区、村队精神文明阵地建设、载体建设不能达到与经济发展和群众需要相适应的水平。
这些导致党员参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活力不足。
三、如何提高党员在城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主体作用发挥 1、完善培训机制，加深党员对精神文明建设本质与内涵的认识。
建立健全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精神文明建设培训机制。
在培训方式上，将党内培训和文明办系统培训途径结合，采取会议、参观、活动、交流、讲座等多种灵活培训方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在培训内容上，重点围绕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在目标、内容、阵地、载体等方面的新变化、新发展、新要求进行，在理念上加深党员对精神文明建设本质与内涵的理解和认识。
2、完善示范机制，增强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主体意识。
首先建立党员的德行管理评价制度。
实施以“社会公德承诺、家庭美德承诺、职业道德承诺、个人品德承诺，党员评议、群众评议”为主要内容的“四诺两评”党员目标管理，明确细化党员的行为规范，引导党员主动承诺、自觉践诺；其次树立身边典型，加大宣传力度。
通过对党员义工王金柱、魏宏、王静波、崔洪金等一批党员典型事迹的宣传，引导强化党员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其主体表率作用。
3、完善长效机制，改进党员做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首先增强党员精神文明建设工作长效意识，有目的的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各项载体活动，抛弃落后、割裂、盲目的运动式工作方法，使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具有针对性、计划性、长效性；其次增强党员传统美德意识，将对党员的党性教育与文化传承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加强修身自律，把塑造高尚的道德品德作为增强党性修养的基础，作为对单一的理论教化的有益补充，让中华传统美德在党员干部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党员干部一种自觉的行为养成。
4、完善保障机制，提高党员参与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积极性。
完善对党员干部的激励考核机制、选拔任用机制，适当增强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考核内容和比重，通过监督、检查、评比、表彰、选拔任用等手段，引导对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重视发挥其在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中的主体作用；加大各级部门在精神文明建设上的人力物力投入，尤在人员、经费上要加大向基层倾斜力度，最好能在基层建立相应的精神文明建设组织并配备相应人员，保障精神文明建设活力。
发挥党员主体地位，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对广大党员来讲面临着一次认识的重新定位。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站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的角度上，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发挥党员主体作用，才能推动我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协调健康的发展，不断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城区文明程度，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
新上任的店长第一天怎样开晨会，怎样开
做好窗口工作: . 口工作，直接面对的是人民群工作人员的一言一行都关系到党府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做好一名窗口工作人员就必须要求我们窗口工作人员要有较精的业务知识、良好的仪容仪表和规范、文明的服务用语。
我作为办事处结算中心一名窗口工作人员，最近每天都面对各种各样的搬迁户，办理房款支付及续存工作，询问关于房款及安置相关问题，对于如何做好大厅窗口服务工作谈几点体会： 一、要有平稳的心态。
作为窗口工作人员首先要摆正自己的位置，明确与被服务人员的关系。
在接待前来办事人员时，首先要有平稳的心态，切莫盛气凌人。
神态上要做到亲切自然、面带微笑、目光温和；形态上要举止得体、落落大方；语言上要礼貌周到，多说“请”字，比如“请把资料准备好”；“请稍等”；少说“不”字，比如“你说得不对”，“今天不能办了”，等等。
窗口工作，每天都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特别是遇到一些文化水平低、素质不高的人要有平稳的心态。
平稳的心态，就会很容易找到与人交流的切入点，使我们有效地与办事人员进行平等的心灵沟通，使办事人员感到温馨、愉快。
工作人员以真诚的态度，为办事人员出主意、想办法，为他们提供解决问题的途径，让他们感受到你是真心帮他，从而打消不信任你的心里，同时也有利于自己工作的开展。
二、要有熟练的业务。
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社会对政府职能部门办理业务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
这就需要窗口工作人员不断地加强业务知识的学习，特别是自己所办理的业务知识，一定要精，回答提问一定要准确，同时也要大概的了解其它窗口的业务知识。
此外，在平时的工作中多注重知识和经验积累，遇到疑难的问题应认真分析研究，及时解决，这样才能提高业务水平，更好地为前来办事或者询问的人员提供快捷、准确、到位的服务，使群众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三、要讲究语言的技巧。
窗口工作人员，除了要具备熟练业务水平，也要掌握一定的语言技巧，回答问题时要详尽、准确、一次性同办事人员讲清办流程或者需要准备的材料。
在接待投诉人员特别是情绪比较激动的投诉人员时要客观、冷静，应对突发事件时要机智、巧妙。
在平时的工作中要以诚相待，以理服人，通过换位体验，换位思考，处处替群众着想，就能把事情办好。
服务是无形的，但是可以被感知的。
服务是门艺术，艺无止境；服务是门学问，学海无涯。
作为一名窗口工作人员，一定要用心去体会窗口服务这门艺术，认真去研究和学习这门学问，要为前来办事人员多办实事、好事，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号口号真正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早是由谁提出来的
张之洞在他著《劝学篇主要论述了自己的中学为体，为用的观点，又简称中体西用”，但是这个观点却并不是他直接提出来的，是江苏的一个候补道吴之榛在苏州办学的过程中提出的办学宗旨。
不过因为人微言轻，再加上张又撰了长篇大文主要论证了这一观点，所以现在都以为这话是张之洞提出的。
“中体西用”论在戊戌维新时期的嬗变 丁伟志 甲午战争的惨重失败，引起举国上下的震惊与悲愤。
如何从亡国灭种的险恶前景中解脱出来，已成为朝野上下一切有识之士所共虑的迫切课题。
一场以救亡保国为宗旨的维新变法运动终于兴起，并异常迅速地形成高潮。
与这场政治运动相适应，一场为维新变法寻求学理根据和指导思想的新型文化运动，也以狂飙之势，席卷中国大地。
早在甲午战争之前的十年间，以“不败自败”的中法战争为导线，在洋务派内部对于洋务运动失误的检讨批评已经渐成气候，如今更加一发而不可遏止。
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的文化观，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问题再一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热点，时代的新课题要求人们从文化的高度重新做出抉择。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体西用”文化观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具有了洋务运动时期所没有的新性质和新内容。
“中体西用”文化观进入了它发展的第二阶段。
“中体西用”怎样变成了反对维新的文化纲领 甲午前后维新思潮萌动时，变法改制的旗帜还不鲜明，洋务派和维新派之间门限不严，洋务派的大员们也常常对维新派的一些主张与行动表示同情或授以援手。
尤其是在地方上建企业办学堂做出了成绩的张之洞，于甲午前后更以青出于蓝的势头，俨然崛起为洋务派的新领袖。
加之他在政治见解上始终保持着激昂的抗御外侮的基本态度，所以当甲午之后洋务派失势之际，张之洞却声誉日隆起来。
康梁等发起维新变法之初，无不对张之洞寄予厚望。
在这样一种政治上还没有形成明确的新分野的时候，“中体西用”也就依然充当着一切不完全反对西学的各色人等的共同口号(这个口号，也正是戊戌前后才趋向规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基本表述模式。
如《万国公报》即连续发表文章，论及“中体西用”。
1885年该报第75卷发表的沈康彭《救时策》一文中说：“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次年该报第84卷发表的吴之榛《上张香帅请设中西学堂书》中也写道：“请于大贤者，则‘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冀开海内风气。
昔汉家之治，王霸杂糅，今运会而遭，酌征中外，名虽变而实不易。
舍是谋富强，戛戛乎其难之。
”)。
诚如梁启超所说，这个口号一时还颇为风行： 甲午丧师，举国震动。
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惟新变法”。
而疆吏李鸿章、张之洞辈，亦稍稍和之。
而其流行语，则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者，张之洞最乐道之，举国以为至言。
(《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71页。
) 梁启超的这种描绘，大致符合事实。
不过举国把“中体西用”当做至言，这只能算是一种表面现象，事实上在共同尊崇“中体西用”的表面现象下已经产生出实质性的尖锐分歧。
梁启超的上述描述，是过于肤浅了。
洋务后期，一批通过亲身经历或各种媒介手段而较为了解西方资本主义状况的新型知识分子，逐步在洋务派中培育出来。
以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钟天纬等人为代表的激进人士，虽然在政治上、职分上和隶属关系上仍然是洋务派营垒中人，但在思想见解上已经开始明白办洋务的路数之不可恃，开始议论如何才能突破摹习西方器物技艺框架、谋求从根本上学习西方的救国新方案。
在文化观上，他们口口声声维护着“中体”，实际上却把注意力投放到如何才能学习那个一向以为绝无可取之处的“西体”上去。
到了甲午丧师之后，批评洋务舍本逐末的议论，更是蜂拥而起，洋务派内部也阵脚大乱。
例如，光绪二十二年秋（1896），曾是曾国藩、李鸿章重要幕僚的吴汝纶，在一封信中就大加批驳“不悖正道，兼启新法，收礼失求诸野之近效，峻用夷变夏之大防”的论调。
其实这种论调，如果放在洋务前期，也还算得上是一种颇为开明的“中体西用”式的主张，可是到了90年代情形大变，洋务派中像吴汝纶这样的较有知识的人也视之为大谬不然了。
吴汝纶写道： 天算格致等学本非邪道，何谓不悖正道
西学乃西人所独擅，中国自古圣人所未言，非中国旧法流传彼土，何谓礼失求诸野
周时所谓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皆中国近边朝贡之蕃，且有杂处中土者。
蛮夷僭窃，故《春秋》内中国，外夷狄。
孟子所谓“用夷”，“夷”谓荆楚。
楚，周之臣子而僭天子，宜桓文之攘之也。
今之欧美二洲，与中国古不通，初无君臣之分，又无僭窃之失，此但如春秋列国相交，安有所谓夷夏大防者
此等皆中儒谬论。
以此边见讲求西学，是所谓适燕而南辕者也。
(《桐城吴先生尺牍》卷一，第143—145页。
) 吴汝纶虽然还是把西学限在天算格致范围内，但是这种认识的出现，无疑是对按照“中体西用”“中本西末”为模式讲求西学的“边见”（偏见）的批判，只不过他没有公开提出参照“西体”实行变法的主张，没有公开主张改变“中体西用”的观念而已。
洋务派中出现这样一些议论，说明了在戊戌变法的前夕，中国文化论坛上，有别于唯以办洋务为事的“向西方学习”的新高潮已经兴起，“中体西用”的模式已经无法框住这种新的文化主张、新的思想内容。
不过，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为着提出变法的学理和根据，而“冥思苦想，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饮冰室专集之三十四》，第7页。
)时，还是小心翼翼地打着“中体西用”的旗号。
从光绪到康有为，他们在决心推行变法措施、发表变法议论的时候，常常是先把“中体西用”当做天经地义的口号打出来，充当护身符。
光绪在下决心“变法自强”的著名的《明定国是诏》中，号召王公士庶“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时，就在前面先写上一句限制性的导语：“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一八，第15页。
)。
当然，光绪说这番话的主要目的，是在于提倡实力讲求西学，这是很清楚的。
下决心要把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校，就足以表明当时他的基本倾向，何况他还有将“不在祀典”的民间祠庙一律改为学堂的激进主张；至于所定需兼习之中学与西学，他也没有做任何“主辅”“本末”之类的规定(《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四二○，第9页。
)。
康有为在代宋伯鲁所拟关于改革科举制的奏折中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
”(《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迅即改试策论折》（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东华续录》卷一四五，第6—7页。
)梁启超也说：“舍西学而言中学，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其西学必为无本。
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虽庠序如林，逢掖如鲫，适以蠹国，无救危亡。
”(《西学书目表后序》，《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29页。
)不难看出，康梁的这种“中体西用”论，只不过是在以不偏不倚的态度，表明他们对中学西学的并重，主张两者相需不能偏废，也就是说，这只能看作是一种表态式的言词罢了。
其实，康有为所力倡并为光绪基本采纳的以彼得改制、明治维新为蓝本的变法方案，决心改变祖制之意图，这时已成为路人皆知的事，相应地，托古改制的康梁“新学”对于“中体西用”论式的突破已经无从掩饰，再做什么拥护“中体西用”之类的声明，也难以使人相信了。
与洋务派激进分子不同，维新派的思想家毫不含糊地挑明，他们和洋务派之间，不仅在政治见解上、而且在文化观念上，存在着尖锐分歧。
在他们看来，洋务派正是由于文化观念上的错误——对于西方文化认识上的错误，才导致出政治见解上的错误。
维新派抨击洋务派学西方只是学其枝节，而未学其根本，所以“只知变事，不知变法”，于救国事业无补。
康有为说他们“稍言变法，而成效莫睹，徒增丧师割地之辱者，不知全变之道。
或逐末而舍本，或伏东而倒西，故愈治愈棼，万变而万不当也。
”(《日本政变考》卷九。
)严复说得更尖锐，把办洋务叫做是“盗西法之虚名，而沿中土之实弊”(《救亡决论》，《侯官严氏丛刊》卷四。
)。
他还说洋务派所见所闻，不过是西学“形下之粗迹”，而非“命脉之所在”(《论世变之亟》，《侯官严氏丛刊》卷五。
)。
梁启超则说：“中国向于西学，仅袭其皮毛，震其技艺之片长，忽其政本之大法。
”(《上张南皮尚书书》，《饮冰室合集·饮冰室文集之一》，第165页。
)谭嗣同更对洋务派的西学观，作了辛辣的嘲笑，他写道：“中国数千年来，何尝有洋务哉
……足下所谓洋务，第就所见之轮船已而，电线已而，火车已而，枪炮、水雷及织布炼铁诸机器已而。
于其政度法令之美备，曾未梦见。
……凡此皆洋务之枝叶，非其根本。
执枝叶而责根本之成效，何为不绝无哉
”(《报贝元徵》，《谭嗣同全集》卷三。
)维新派人士发表这类言论，政治目的是明快而直露的，无非是在说，靠着补漏缝缺的办法无法克服中国面临的危机，只有立即实施“扫除更张，再立堂构”的大变全变之治本办法，改制变法，才是唯一出路。
维新派既然批评了洋务派是只学西学的枝叶，那就不能不把一个重大的关于文化观念的新争端推上前台。
事实上，当着维新思潮兴起之际，长期以来“举国奉为至言”的“中体西用”文化观，立即受到了尖锐的挑战。
虽然维新派还利用着“中体西用”的口号，但是通过他们对洋务派的批评，实际上也就在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连锁性的问题，迫使人们去思考和觅求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