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厉史上有名字姓龙最有名的人
古代龙姓龙圉：夏朝太康和后羿时期的贤臣。
龙子：又称“龙叔”早留有名言的龙姓名人，主张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此句被孟子引用以告滕文公。
龙贾，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期魏国人。
魏惠王时期曾出任大将军。
曾与为公子昴领兵与秦人商鞅在河西大战，战败，被罢官。
后魏惠王徐州相王时临危受命，领兵三万与齐人大战，战败，被齐将田忌射杀。
龙且：秦末楚汉争霸时期西楚国大将，西楚霸王项羽帐前第一猛将，少时随项梁项羽起兵反秦，与项羽情若兄弟，后每战皆亲身奋勇杀敌，深得霸王项羽信任，任西楚国大司马统帅楚国精锐骑士，后在齐国由于轻敌误中韩信水淹之计导致大军溃败，虽率亲兵奋力而战然大势已去，最后力战而死。
[4] 龙述：即龙伯高，名述。
两汉之际人，东汉京兆郡（今属陕西）人，曾任山都长，建武时官至零陵（今湖南永州市）太守，任职4年。
公元88年卒葬零陵西门司马塘（今零陵区徐家井办事处新建村）。
原司马塘建有龙氏祠，清同治十二年(1873)重建，1949年拆毁。
墓位于永州市妇幼保健站左侧，封土堆东西长3．7米，南北宽l米，高1米，石砌护围已毁。
“文化大革命”期间，封土堆一半被附近居民围墙圈围，另一半为菜园，墓前4米为居民住房。
墓有古碑2块，一块刻“东汉零陵太守龙伯高墓”，另一方为清光绪十年(1884)永州府儒学刘源题刻。
永州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将其公布为第一批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列古墓葬之第一位。
龙太初：宋代人，曾以诗人名义拜见王安石，并作《沙诗》一首，赢得王安石赞许。
龙镯：宋代人，乾德年间州太守，有惠政，深得民心，当地百姓绘《来鹤图》颂其德仁夫：吉安（今属江西）人，元代浙江儒学副提举，著有《周易传》一书。
[4] 龙起雷：字时声，侗族，明朝五开卫（今贵州黎平县）人。
明神宗万历十六年（公元1588年）举人，次年进士。
他是黎平的第一个进士。
他也是贵州侗族中的第一位进士。
历官江西清江县知县、燕京苑平知县、南京大理寺（明朝中央审判机关）少卿等。
为官清廉，刚正不阿，曾弹劾首辅（内阁大臣）赵志皋等人，因得罪当权派吏部尚书李戴，被李戴废除大理寺卿官职。
从此还乡，淡泊自安，无所请属。
他与史龙起春、龙起渊等文行并有声，时称三龙。
《黔诗纪略》录其诗二首。
龙许保：明代贵州人，苗族，率众起义与官军对抗十余年之久，攻破印江、思州、石阡等城，后遭镇压，被俘遇害。
龙燮：望江（今属安徽）人，清代著名戏曲家，著有《琼华梦》、《芙蓉城》等。
龙文彬：清江西永新人，同治年间进士，《周易绎说》、《永怀堂诗文钞》、《明会要》等为其所著。
龙启瑞：清代广西临桂（今桂林）人，道光年间状元，授翰林院修撰。
历任江西学政、江西布政使，著有《小学高注补正》、《经德堂诗文集》等。
龙汝元：清代直隶宛平（一作大兴，今属北京）人，曾任职游击、参将、大沽协副将，在与英法联军挑起的第二次大沽之战中阵亡。
龙泽厚：清末广西桂林人，早年从康有为学，参加桂林圣学会、上海强学会等进步组织，后主持旧金山《文兴报》，作上海天游学院教务长。
著有《南海先生上书记》。
龙鸣剑：四川荣县人。
早年赴日留学，参加同盟会，后组织同志军，开展武装斗争，在去往叙州（今宜宾东北）的行军途中因病去世。
龙云；（1884年11月19日-1962年6月27日）云南昭通炎山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滇军将领，云南省政府主席。
字志舟，原名登云。
彝族人，彝名纳吉鸟梯。
龙国桢：原重庆永川万寿乡人，民国进步官员，留学日本。
1912年，四川都督府建立，任都督参赞、高等审判厅院正，1914年起先后任安徽高等审判厅检察长、贵州高等审判厅厅长、京师检察长、总检察厅检察长、四川高等法院院长、刘湘21军顾问、四川省政府考试委员会主任、四川省政府统计室兼综核室主任等职，为官正派，1946年赋闲家居。
解放后，加入民建，任相辉学院教授、重庆文史馆员。
现代龙姓名人龙潜少将龙潜（1913-1992），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福建独立团、军委直属队、军委干部团特派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5支队政治部副主任兼军法科科长，新四军第2师政治部锄奸部部长，淮北行政公署公安局局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苏皖边区政府公安总局局长兼淮阴城防司令员，华东军区后备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教导师政治委员，南京市公安局局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南京军区防空军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检察院检察长，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兼军区军事法院院长，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军区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济南军区副政治委员。
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红星功勋荣誉章。
1992年逝世，终年79岁。
龙飞虎少将龙飞虎（1915-1999），江西省永新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29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第8军6师7团排长、连政治指导员，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长等职，先后参加了进征赣南、回守井冈山、攻占长沙等战役战斗和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作战，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八路军驻太原、南京、武汉、桂林、重庆办事处副官、科员、科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央首长的安全保卫工作。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任周恩来同志随从副官，负责警卫工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8月，主席率代表团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他负责谈判期间的警卫安全工作，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解放战争时期，任主席处行政秘书兼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保证了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
1947年起，先后任中央纵队一大队大队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28师82团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28师副政治委员等职，指挥部队参加了睢杞、济南、淮海、渡江、上海、福州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军副政治委员，福建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福州军区后勤部部长、福州军区副司令员，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顾问等职，对福建沿海的海防建设有重要建树。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99年7月1日因病在福州逝世，享年85岁。
龙开富少将龙开富（1908-1977），湖南省茶陵县人。
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编入工农革命军。
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总政治部通信排长，中央军委警卫团连长兼连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炮兵营政治委员、军团第四科科长，中央军委直属政治处主任。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央军委警卫营营长、商业管理处处长。
解放战争时期，任辽西军区后勤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后勤部部长，第四野战军44军后勤部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后勤部第二政治委员。
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修补代表，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77年2月3日逝世，终年69岁。
龙书金少将龙书金（1910-2003），湖南省茶陵县人，1929年参加农民赤卫队，1930年编入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军团政卫连班长、排长、连长等职，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以及直罗镇、东征、西征等战役战斗。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连长、副营长、营长、副支队长、团长，山东纵队鲁北支队队长，115师教导6旅7团团长，冀鲁边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山东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副师长等职，带领部队深入敌占区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斗争，参加了平型关、大宗家、侠河村、王家楼等战役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东北民主联军第7师副师长，东北野战军第17师师长，第四野战军43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参加了东北夏、秋、冬季攻势，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和辽沈、平津、渡江、湘赣、广东、粤桂边等战役战斗。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参加指挥解放海南岛战役。
海南岛解放后，他历任军长、海南军区副司令员兼某军军长、广东省军区司令员、广州军区公安部队司令员、广东军区司令员兼广州市警备区司令员、湖南省军区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等职。
他坚持从严治军，为加强部队的全面建设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保卫边疆、建设边疆和巩固国防做出了贡献。
是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3年4月16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3岁。
龙炳初少将龙炳初（1914-1975），江西省莲花县人。
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6军团第49团政治处干事。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9旅718团特派员，第4支队政治委员，南下支队第3大队副政治委员，第9团政治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西北野战军第5师15团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师政治委员，天水步兵学校政治委员，甘肃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
是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1975年12月24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终年61岁。
龙振彪少将龙振彪（1914-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由团转为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电台报务员，第6军团电台队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电台队长，红二方面军第6师电台队长。
参加了红军长征，圆满完成了无线电通信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120师358旅电台队长，湘赣川黔省电台队长。
组织所属人员高标准地保证了作战、谈判等任务的通信联络畅通。
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电台队长，晋绥军区司令部通信科副科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通信科科长，西北通信联络处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兼西安军管会电讯处处长。
领导通信人员出色地完成了西北、东北战场特别是西北战场的作战通信保障任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司令部通信处副处长，通信学校、高级通信学校校长，通信兵学院院长，总参谋部通信部副主任，总参谋部通信部顾问等职。
为我军通信兵现代化建设和通信兵院校的创建、发展作出了贡献。
是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55年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
2000年9月27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龙道权少将龙道权（1913-2000），江西省永新县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军第12师35团通信员、宣传队长、政治指导员，红1军团第1师1团营政治教导员，红5军团第34师102团特派员，第13师特派员，红5军团保卫局第二科副科长，大金省保卫局代局长等职，参加了苏区“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第二科副科长，第二分校政治部保卫科科长，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三团政治委员，第1军分区副政治委员等职，率领部队多次参加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4旅政治委员，第19兵团63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大同、正太、青仓、保北、清风店、察南、平津、太原、扶眉、陇东等战役战斗和解放兰州、宁夏之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委员，率部参加抗美援朝战斗。
回国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广州军区空军政治委员等职，是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荣获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二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1988年7月被中央军委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2000年2月17日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7岁。
龙福才少将龙福才（1909-1965），江西省永新县人。
1929年参加少先队，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一方面军第3军9师机枪连副指导员、指导员，参加了攻打吉安的战斗。
1932年任红3军9师军医处政委、参加了兴国、水口、草台岗战斗。
1934年任红1军团1师直属队总支书记，1935年任红1军团1师卫生部政委。
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到红军大学学习，后在抗大校务部担任总支书记、指导员。
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第4后方医院政委、八路军卫生学校政委。
1939年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考察团干部室组长。
1940年任延安军政学院大队指导员。
1941年任冀中军区警备旅政治部主任，参加了1942年冀中“五一”反扫荡，年底任警备旅代政治委员。
1944年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晋绥军区第6军分区副政委，领导了忻州土改工作。
1948年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7纵12旅政委，1949年任一野7军20师政委，参加了晋中、太原等战役。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7训练基地政治委员，华东军区防空部队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空军副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获三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5年9月22日逝世，终年56岁。
龙大道龙大道(1901-1931) 字坦之，名康庄，字坦之，侗族，1901年出生在贵州省锦屏县茅坪镇茅坪村。
10岁入新学校接受“读书不忘革命，革命不忘读书”的教育，15岁于锦屏县高小毕业，进天柱县中学读书。
1919年春随乡亲放木排东下武汉，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中部，受教务主任恽代英的影响，6月参加了武汉地区爱国学生运动。
1922年冬，龙大道考入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聆听李大钊、邓中夏、瞿秋白等人讲学，接受马列主义革命理论。
1923年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11月23日，经张其雄、施存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为了决心找到共产主义的光明大道，改名为大道。
1924年9月，龙大道受党的派遣，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次年6月，奉命回沪，在上海总工会曹家渡办事处从事工人运动。
1926年5月，龙大道任中共曹家渡部委书记，兼任部委职工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不久调任上海总工会组织部，负责工人纠察队的组织训练工作。
10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工会举行武装暴动，龙大道指挥闸北地区，因准备不周，这次起义未能成功。
1927年1月，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主席团成员，上海职工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2月龙大道又参与领导了第二次武装起义，起义失败。
接着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决定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
中共中央改组上海区委，成立主席团，设置经济斗争、交际、纠察三部 ，龙大道为经济斗争负责人，参加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主持制定的第三次起义作战计划，龙大道是闸北地区指挥者之一。
3月21日，上海工人武装起义成功。
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游行工人、学生和市民，龙大道也身负重伤，并被上海淞 沪警备司令部通缉，悬赏1000元银洋捉拿。
4月27日至5月9日，龙大道出席了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9日至23日，龙大道率领上海工人代表团参加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报告了上海工人三次开装起义的经过。
会后被留在武汉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工作。
之后龙大道化名赵庄去汉阳兵工厂组织罢工，在一家茶馆和地下交通员接头时被捕，经党组织营救，与几十名难友越狱成功。
出狱后继续领导汉阳工人斗争。
1928年3月，在上海召开的有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参加的浙江省委扩大会议上，龙大道成 为新的8位领导人之一。
分工担任工人部长。
是年底，中央调龙大道回上海工作，以特派员的身分去芜湖、安庆、景德镇等地巡视工作和领导工人运动。
1930年1月 ，龙大道任上海总工会秘书长，先后领导了浦东日华纱厂和闸北、虹口纱厂的罢工斗争。
6月，由于龙大道与林育南、李求实、何孟雄等多次向党中央和共产国际反映“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而被扣上“机会主义”、“取消派”的帽子，受到打击排斥。
1931年1月17日，由于叛徒出卖，龙大道等27名共产党员重要干部在上海被逮捕。
19日，龙大道等由公共租界特别法庭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总局，26日被移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龙华看守所。
在狱中，龙大道和难友们吃的是砂子饭，睡的是木架叠床，脚上还带着20斤重的特大“半步链”，经常遭受酷刑拷打。
龙大道置个人的生命安危于不顾，奋力抗争，还给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了一份长报告。
2月7日晚，国民党反动派以移解南京关押为名，将龙大道、林育南等24人骗出牢房，集体秘密杀害于龙华塔下。
龙大道遗骸安葬于上海龙华24烈士墓中。
龙德云（1905——1956年），字腾霄，彝族，盘县糯寨人。
少时家有田产二百余石。
七岁始读私塾，成绩优异。
20年代，其父受响水的地霸邓云阶及黔军驻盘旅长易德安的迫害。
腾霄遂立志从戎，投军于滇军张冲部。
受张赏识，被委任为独立团三营营长。
后又保荐进云南讲武学堂。
因家又遭不幸，停学回家。
民国21年（1932年），赴昆明考入云南教导团第三军官训练队第二中队学习。
三年毕业，分在滇军第七旅任职。
26年编入60军184师赴前线抗日。
在台儿庄血战中受伤，遂回武汉治疗。
伤愈返昆后，任云南广福独立团营长。
因不满该军专制腐败而弃职赋闲于昆明。
其间与旧友朱家壁、何现龙等有联系。
受学生运动的影响，自订《新华日报》阅读。
朱、何又常将《今日之苏联》、《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书刊交腾霄阅读，思想渐趋革命。
民国35年，腾霄回到家乡糯寨，即写信召回在滇军护卫团任职之弟德霖。
民国36年，龙腾霄与司开德（乡长）及德霖共商革命之事。
先后与水塘、老厂、忠义、乐民等地拥有武装力量的钱有光、钱云亮、孙治文、肖崇武、杨宏伟、丁伟光、陈云飞等联系。
邀约陈、丁、钱三人于乐民斗阁，讲述革命道理，晓以反蒋救国的大义，化解了三姓长期不容的矛盾。
三方杀鸡盟誓，决心摒弃前嫌，停止械斗，拥共反蒋。
腾霄等以指导种烤烟为掩护，走村串寨，宣传共产党政策和革命形势，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发动群众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反迫害。
民国37年3月，腾霄在“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司令员朱家壁、副司令员何现龙的领导下，成立“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黔西南第一支队”。
五月腾霄被委任命为支队队长。
腾霄在300余人的基础上，很快组织了千余人的武装力量，并于同年农历八月八日在糯寨召开大会，公开成立“农村经济复兴委员会”。
38年3月，亮出旗帜，发出“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声明，开展游击战。
腾霄率领游击队周旋于云贵边境，南盘江畔。
从糯寨战斗开始，经归顺，海子之战，又在水塘争取乡长张贞玺起义。
袭击归顺，活捉并当场枪决乡长许子明。
继而转战三万底、保田、祭山树、老厂、十里等地，捣毁区乡政权，开仓济贫。
到38年7月的一年时间中，先后打死打伤敌军数百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枝。
民国38年7月，腾霄奉调三支队司令部工作，国民党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致信腾霄，劝其“痛改前非”。
腾霄则复信要刘效法傅作义将军“高举义旗”。
并正告曰：“否则前途危急……如被引渡归来，何忍见于法场”。
1946年春，他联合了各有上百条枪支的丁伟光、陈云飞、孙志文、司开德等上层任务，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壮大了革命武装力量，组成了一支三千多人枪的武装队伍。
1949年7月，奉罗盘地委指示，龙的原滇桂黔边区纵队黔西南游击支出改编为“滇桂黔边纵罗盘支队盘县游击团”。
二弟龙德霖同志任团长。
龙腾霄调任罗盘支队任参谋长。
解放后，龙腾霄同志任云南罗盘地区贵州兴仁专署工作，任兴仁专署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
1951年龙赴中央民族学院军政干部培训班深造。
结业后调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工作。
因病于1956年逝世。
龙清泉（1990 - ），奥运冠军，中国男子举重队队员，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人。
北京奥运会中国奥运冠军中仅有的几个少数民族运动员之一。
在2008年北京第29届奥运会56公斤级比赛中，以抓举132公斤，挺举160公斤，总成绩292公斤夺得冠军，为中国队争得该届奥运会第六金。
龙应台（1952-），现代作家。
龙永图（1943-），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
大象摆件有什么讲究
大象力穷，却性情温憨态可掬，又诚实忠厚；且能负重远行，作吉祥、的象征，也被人们称为兽中之德者。
而在神话传说中，大象则为摇光之星生成，能兆灵瑞，古佛就是乘象从天而降；还有一说，大象是普贤菩萨的坐骑，相传能预兆灵瑞。
大象因其憨态可掬、诚实忠厚的形象成为全世界的非常喜爱的吉祥物，而在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里，“象”与“祥”字谐音，故大象被赋予了更多的吉祥寓意，如以象驮宝瓶（平）为“太平有象”；以象驮插戟（吉）宝瓶为“太平吉祥”；以童骑（吉）象为“吉祥”；以象驮如意，或象鼻卷如意为“吉祥如意”。
傣族人民历来把大象看成是吉祥、力量象征。
几千年来，人们与大象结下了不解之缘，人们喜欢大象，崇拜大象。
求前大师谈道，由于云南西双版纳地区是大象的天堂，当地老百姓十分喜爱大象，以大象作为吉祥物放在家中寓意平安吉祥、招财进宝。
古人云：“太平有象”，寓意“吉祥如意”和“出将入相”。
居家者屋内奉置此吉祥物，可使家庭充满祥和之气。
企业办公室供奉此物人和财旺。
政府公务员供奉可减轻压力，增持业绩，利于晋升，利于“出将入相”。
象五行属金，自古象为神兽，以善吸水驰名，水为财，凡家居大窗见海或水池、河流等水者，均称为“明堂聚水”，若摆放大象在家中，则大财小财均为己所纳。
一般建筑的风水喜欢有靠山，所谓前方有照，后方有靠；而大象体积墩厚，如山一般，于坐方摆放象饰，便于加强座山的力量，可以增加贵人运，助旺事业运程。
当屋后无山或者依靠物，应请象入室住在弯道的外侧或者弯道的天桥附近所犯为反弓煞。
路面上过往的车辆所排放的尾气或者灰尘会被甩向弯道的外侧，对弯道外侧的住宅产生不利的影响。
容易使住户产生烦躁不安、易发生伤灾或口舌是非等。
在反弓位窗口或门口摆放开了光的大象，即可化解。
大象性格温和、善良，属瑞兽类，它体型庞大如山一般，一般楼宇的风水喜欢后有靠山，大象有山的象征，可以象墙一样，起着屏风或支撑的作用，同时大象还具有招财纳吉的功效，于坐方摆放象饰能加强坐方的力量。
鲜族人的风俗
族十分注重礼节，讲究礼貌．朝的礼貌道德，以敬客、孝敬父母、尊敬老师、互助礼主要内容，约束着一个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表现在说话有言礼、走路有路礼、吃饭有餐礼、待客一是三餐，先给老人和长辈盛饭上菜，并给老人和宾客设单人桌，媳妇或儿女双手恭敬地把饭菜端到老人面前，等老人、长辈举匙后全家才能就餐。
吃饭时，匙要放在汤碗里，若把匙放在桌上表示已吃完．晚辈不在长辈面前喝酒、吸烟，无法回避时，年轻人背席而饮（记住这一条），以示尊敬． 反正你只要表现出温婉的一面就可以了．朝鲜族生活禁忌:1 朝鲜族不喜欢吃鸭子、羊肉、肥猪肉。
朝鲜族的老人地位很高，平时老人的饮食是单独制作和用餐的，如果父子同席，儿子不能当着父亲的面吸烟或饮酒。
朝鲜族忌讳敲门，进访者应呼叫主人。
2 朝鲜族生产和生活中的禁忌充分表现了朝鲜族特有的风俗和习惯。
朝鲜族的婚娶习俗中历来就有同姓同本不婚，姑表、姨表亲戚不婚，即凡属血亲关系，无论是远亲还是近亲，只要沾上边的，一律不得通婚。
旧时朝鲜族在订婚时要合八字，称为宫合四柱。
四柱即出生的年、月、日、时。
看双方的属相是否相合，双方的行是否相生。
相克者，不能议婚。
在朝鲜族的葬礼中也有许多禁忌。
出殡忌讳双日，认为双日出殡意味着要死两人，故出殡必在单日。
朝鲜族妇女怀孕后有许多禁忌，如不能吃鸭、兔、狗和猪肉。
据说孕妇吃了鸭肉，生下的孩子手脚会长蹼；吃了兔肉，孩子会长出红眼睛；吃狗肉，孩子会早死；吃猪肉，孩子的皮肤粗糙。
孕妇不能翻越墙壁，怕生出的孩子会行为不轨。
不能跨马缰绳，从马缰绳上跨过，会怀胎12个月。
不能坐笤帚，不能搬动陶蒸笼、瓦缸等物，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有精灵的。
也不能看人家办丧事，不能看人家迁坟、救火等。
生了婴儿的人家在大门上挂一根草绳作为禁绳，禁止外人进入。
3不吃粥。
还喜欢吃辣椒、泡菜，吃烧烤的时候要加辣椒、胡椒、大蒜等辛辣的调味品。
汤是每餐必不可少的，有时候汤里放猪肉、牛肉、狗肉、鸡肉烧煮，有时候也简单地倒些酱油、加点豆芽。
宗教文化 朝鲜族早期宗教流行图腾崇拜和始祖崇拜，信仰土谷神，后来形成檀君教、东学教等本民族宗教。
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
先后传入道教、佛教、基督教新教、天主教等。
具有优美的民族文化艺术，能歌善舞，伽揶琴弹唱、顶水舞、扇子舞、长鼓舞、农乐舞等都是受人喜爱的传统歌舞。
习俗及社会 婚姻实行一夫一妻制，严禁近亲、同宗通婚。
“男主外，女主内”是普遍习俗。
讲求父慈子孝，长子赡养父母。
爱穿素白服装，有“白衣民族”之称。
妇女服装短衣长裙，叫“则高利”和“契玛”。
男服装为短上衣，外加坎肩，裤子宽大。
节日与汉族大致相同，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
带有民族特色的有三个家庭节日，即婴儿诞生满一周年、“回甲节” （60大寿），“回婚节”（结婚60周年纪念日）。
摔跤、踢足球、荡秋干、跳板是朝鲜族喜爱的传统体育活动。
朝鲜族以大米、小米为主食，爱吃“辣泡菜”、打糕、冷面、大酱汤、辣椒和狗肉。
住瓦房和草房，屋顶八角型，室内有平炕，进屋脱鞋，席炕而坐。
朝鲜族聚居地区，特别是延边地区，农、林、牧、副、渔业全面发展，延边地区是中国北方著名的水稻之乡，又是中国主要烤烟产区之一。
人参、鹿茸很有名。
在路上，晚辈见到长辈，必须使用敬语问候请安，恭敬地站立路旁让道，并叩首致意。
与长辈同行时，年轻人应该走在后面；若有急事非超前不可，须向老人说明情况后方可超前。
尤其讲究语言美。
晚辈对长辈说话必用敬语，同辈人之间初次见面，要使用敬语互通姓名，握手问好，以示文雅、谦恭。
吃饭时，盛饭、盛汤、夹菜，必须先敬老人；有的还给老人专摆单人桌，由媳妇、儿子恭顺地把食物端到老人面前，等老人举匙就餐了，全家才能开始吃饭。
陪客用餐时，匙要放在汤碗里，若把匙子放在桌上就表示已经吃完了，因此，主人决不可以先把匙子放在桌上，否则被视为严重失礼，无异于“令客住嘴罢食”。
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吸烟、饮酒。
若是老人遇见晚辈正在吸烟，一般也都主动回避，免使晚辈尴尬。
不论何时何处，即使素不相识，也不许向老年人借火抽烟，更不能接火；这种有违礼仪的行为往往被认为是不恭的行为。
家宴中，父子一般不同席，就是因为儿子或晚辈不能在父亲或长辈面前饮酒的习俗。
如果非同席不可，晚辈则应举杯背席而饮，以示尊敬。
酒席上按年龄的大小依次倒酒，并依年龄的大小依次举杯；与年龄大的人碰杯时，年龄小的人将自己杯子的上部碰在对方杯子的下部，以示谦恭。
晚上就寝时，小辈将老人的被褥铺好，待老人躺下后，家人方可就寝。
白天在家休息时，如老人在家，做儿媳的以及小辈们随意躺下休息，都会被认为不礼貌。
朝鲜族过去没有入室前敲门的习惯，但须干咳几声，等室主闻声出来询问后方可对话。
现在，多是在门外先喊一声：“在家吗?”这时双方使用的都是敬语。
朝鲜族历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
无论大人、孩子，即便是老人，见到老师都要称呼“老师”，并向老师行礼。
长期以来逐渐形成的群体互助的精神，已经沉淀成为朝鲜族优良的群体意识，早在迁入初期水稻区的农民就自发组织了“都列”作为共同劳动的组织。
旱田地区的农民成立“荒渡”，大家共同铲地，战胜草荒。
还有“品阿西”、“农务契”等生产互助组织，大家在打柴、盖房、织布等劳动中换工互助。
在日常生活中，为了更好地互相帮助，朝鲜族人民自动组织过各种叫作“契”的互助组织。
如殡葬时的“治丧契”，婚宴时的“婚姻契”，只要一家有事，大家定会相帮。
在文化生活方面，朝鲜族还成立过“兴学契”，即大家共同设法兴办学校，教育子女。
因此，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的朝鲜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积极参军参战，用鲜血和生命保卫自己的家园。
在各少数民族中，朝鲜族参战人数和牺牲人数均居首位.朝鲜族十分重视人生仪礼中的冠、婚、丧、葬四大仪礼。
青年男女只有举行过冠笄之礼后，才可以选择配偶。
托媒说亲也严格按纳彩、问名、纳吉、纳币(纳征)、请期、亲迎六礼程序进行。
亲迎时的仪礼先在女家举行。
朝鲜族举行婚礼时，新郎要身穿礼服，接受嘱咐，辞别父母，亲自骑马到女方家去迎亲。
一路上，有一位手捧双雁的“雁使”，走在迎亲队伍的最前边。
迎亲者到了新娘家，要举行一系列仪式。
其中有一项仪式是在“新郎房”前举行的。
通往“新郎房”的路上铺着毯子，伴郎交给新郎一把系有白绸子的扇子，雁夫将木雁放在毯子上，要求新郎用扇子把木雁推向台阶。
如果不小心推翻了木雁，就会受到人们的讥笑。
朝鲜族的推雁仪式和六礼习俗一样，是一种古俗。
它用象征仪式，祝新郎新娘像大雁一样白头偕老。
中国朝鲜族中向来有“南婚北丧”的说法。
南，指“南道人”。
即从朝鲜南部迁来的人；北，指“北道人”，即从朝鲜北方迁来的人。
南道人多居住在中国的辽宁省和黑龙江一带，北道人多居住在吉林省延边一带。
南婚，是指南送人注重婚礼，仪式繁杂而隆重。
现在朝鲜族婚礼中，女嫁男娶同时进行。
但在过去则不然。
在男道人的婚裕中，新郎要先嫁到新娘家，等过了一段时间后，再把新娘娶回家。
朝鲜语称这种婚份为“罕孔纳得里”《三国志)载：“高句丽人，其俗做婚姻，言语已定，女家做小屋于大屋后，名‘婚室’。
昏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
如是者三。
女父母乃听使就小屋中宿。
傍顿钱帛。
至生子已大，乃将妇归家。
”这就是说，“罕孔纳得里”是一种“两次婚”婚俗。
即先过“从妻居”生活，后过“从夫居”生活。
但它和云南省布朗族的“两次婚”不同。
布朗族的两次婚，是古老的“不落夫家”习俗的一种表现，即婚礼后新娘返回母家长期居住，等过了几年或生了第一个孩子后再回婆家居住，回来时要举行婚礼。
而朝鲜族的“罕孔纳得里”则是“从妻居”和“从夫居”婚俗的一种复合形式。
“罕孔纳得里”婚礼要举行两次。
第一次是“男家嫁儿，女家迎婿”。
婚礼主要在女方家举行。
届时新郎穿礼服骑马前往女家，下马后在临时安排的婚室休息。
举行婚礼时，新郎脚踏凉席步入礼厅，新娘则由她的哥哥抱入礼厅。
新郎新娘会齐后，互相对拜。
婚后第三天，新郎返回自己家中。
过半个月，新娘家派人将新郎接回，从此长期和妻子生活。
第二次是过几个月或一年之后，新郎要把新娘娶回家去。
这次只设大席而不举行婚礼。
新娘拜见公婆、叔母及大小叔姑、从此常住婆家。
我们朝鲜族是一个十分注重礼节的民族，婚礼礼节往往十分烦琐。
定婚时，双方父母在女家见面，相互发表意见。
最后由双方父母确定婚姻关系。
否则不管青年男女之间关系多好，也不于承认。
定婚后，接着举行“小婚礼”。
男家准备丰盛的食品，并带着送给未来儿媳妇的衣物到女家。
女方家也准备食物招待。
男女双方的近亲们都欢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气氛十分融洽。
在这种场合，双方父母都要对自己的子女说些谦虚的话。
如女方父母说：“我家的姑娘还小，不懂事，今后就拜托你们了。
”男方父母则在女方父母面前发誓，要好好照顾儿媳妇。
在这样的小婚礼上，双方父母高兴地确定婚礼日期。
什么是“尤里．纳吉宾式结尾”，什么是“欧．亨利式结尾”
礼仪是在人际交往中，以一定的，约定俗成的程序、方式来表现的律己、敬人的过程。
涉及仪表、穿着、交往、沟通、语言、情商等内容。
礼仪规范的对象是个人行为修养，它适用于人与人之间，团体与团体之间的交往。
礼仪是从属于公共关系学的一门学科，是公共关系学的一个子学科。
公共关系学是现代社会中一个社会组织塑造组织形象的科学，礼仪作为子学科塑造的则是个人形象。
礼仪大致分为政务礼仪、商务礼仪、服务礼仪、社交礼仪、涉外礼仪等五大类。
因为礼仪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各分支礼仪内容都是相互交融的，大部分礼仪内容都大体相同。
古代娶妻和纳妾礼仪上有什么区别
那要看朝代了单的说：通常电视剧里经有这样一句台词“我是抬大轿抬进大门，说的就是正室娶进门的情况，仪式隆重，正门进来。
纳妾一抬小轿侧门进，虽说也是喜事，但仪式简单。
明清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最终形态，较前比婚姻等级观念稍所下降，而且在《大明律 戸律婚姻》中甚至规定在订婚中要告诉婚姻身体情况等，这颇有后世优生学思想。
娶妻纳妾的形式与内容古时娶妻不仅是为了延续血脉，更是处于显示伦理纲常，而且为合两家之好，所以礼制在娶妻过程中极为明显，按儒家《礼记》记载这一过程可以分为六部，即“六礼”。
“纳采”，男方请媒人到女方家提亲，得到允许后送上礼物——雁（雁为随阳之鸟，是为了象征妻从夫这一原则）。
(真心不想说先生您也太寒酸了……)“问名”，媒人问女方姓氏，这是为了了解对方是否与自己同姓，因为古人通过观察得知“男女同姓，其生不藩”。
“纳吉”，男方得知女子姓氏后占卜如果得到吉兆就回报女家。
“纳徵”，即订婚，纳徵要送帛，鹿皮等礼物给女方。
“请期”，男方择定迎亲的日期。
“亲迎”，即男方在指定日期亲自到女方家迎娶。
六礼的制度过于繁复，宋代被简化为纳采、纳币、亲迎三种礼，而且送“雁”后来也被变为送羊、酒和彩锻，这对野生动物保护也是一大进步。
也就是说身为儒门天下的龙首，儒教先天的疏楼龙宿，他连第一步都没动，应该受过教育的公主就想过门了。
其实她想过门也行，但性质就不一样了。
纳妾，相对娶妻则极为简单，“纳”这个字相对“娶”来说有低位的感觉，而且妾也可以用买。
郑玄在《礼记》的笺注里曾经注释到“妾合买者，以其贱同于公物也”，可见妾的地位是极为卑下的。
一般来说妾的纳娶需要妻的同意，多为妻老年无子，但纳妾也可能是从嫁、私奔、赠送、官配等，其中从嫁即为“媵”，在《尸子》中曾推测娥皇女英嫁于尧即为媵制。
从纳妾的制度来看，妾与妻的地位也是无法比拟的，而且妾的宗族与夫也不为秦晋之好，相对来说更像是商人与顾客的关系。
妻为“娶”，而妾为“纳”，娶妻时送到岳家的财物被称为“聘礼”，而纳妾时给予家庭的财物，则被称为“买妾之资”。
娶妻是非常正规的，需要门当户对，占卜八字，明媒正娶，男方所下聘礼和女方的嫁妆都十分丰厚，还要十里迎亲什么的。
妾就简单多了，只需一乘小轿，由侧门入男方家，不会迎亲，聘礼很少，一般也无嫁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