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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字就够
漫步于福州市街头巷尾，无处不感受到诗画般的意境。
悠悠闽都，海滨邹鲁；旗鼓巍巍，闽水泱泱。
三山两塔，三坊七巷；高楼林立，古巷悠长……好一座滨江滨海的生态宜居城市
在千年文明的传承中，福州人又喊出建设文化强市的响亮口号。
发掘昙石山文化，探寻海洋文明的摇篮；开发三坊七巷文化，改造八一七路历史文化中轴线；打造寿山石文化，让闽中瑰宝大放异彩；建设船政文化城，弘扬敢闯敢拼的福州精神。
如今，在福州，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
先后建成金山文体中心、上街大学新区、闽江公园文化长廊等文化设施，修复了一批历史人文景观；十番音乐、脱胎漆器、软木画等民间艺术入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成果丰硕，闽剧《兰花赋》、《红豆缘》等剧目屡获国家大奖。
创建文明城市不仅带来优美的环境、文明的市民、和谐的社会，更有势头强劲的发展态势和与时俱进、奋勇争先的壮志豪情。
这是一片蓬勃发展的热土。
大机遇、大变革，千载难逢；大挑战、大跨越，千山万水。
同处海西的人民，豪情满怀、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正致力于推进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打造科学发展的先行区、两岸人民交流合作的先行区。
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是历史赋予海西人民的光荣而神圣的使命。
蓬勃发展的海峡西岸经济区，正如一艘乘风破浪的航船，扬帆远行。
正是江南好风景 落花时节又逢君 表达作者什么思想感情
应该可以根据鲁迅的这篇文章去想吧. 比如五四运动,前期学生是先锋,口号是还我山东,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等,后期工人成为主力,这些中国人民的优秀代表,在国家危难时刻,积极奔走,通过罢工迫使政府最后没有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捍卫国家尊严,这说明中国人的脊梁是直硬的! 还有后来的共产党八年艰苦抗战,在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克服种种困难,走长征,过草地,翻雪山.....最终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 其实例子很多嘛詹天佑 詹天佑(1861年4月26日 –1919年4月24日）（Jeme Tien Yow)，字眷诚，广东南海人，祖籍江西婺源，是中国首位铁路工程师，负责修建了京张铁路等工程，有“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之称。
詹天佑1861年（清咸丰帝十一年）出生在一个普通茶商家庭。
儿时的詹天佑对机器十分感兴趣，常和邻里孩子一起，用泥土仿做各种机器模型。
有时，他还偷偷地把家里的自鸣钟拆开，摆弄和捉摸里面的构件，提出一些连大人也无法解答的问题。
1872年，年仅十二岁的詹天佑到香港报考清政府筹办的“幼童出洋预习班”。
考取后，父亲在一张写明“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的出洋证明书上画了押。
从此，他辞别父母，怀着学习西方“技艺”的理想，来到美国就读。
在美国，出洋预习班的同学们，目睹北美西欧科学技术的巨大成就，对机器、火车、轮船及电讯制造业的迅速发展赞叹不已。
有的同学由此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悲观情绪，詹天佑却怀着坚定的信念说：“今后，中国也要有火车、轮船。
”他怀着为祖国富强而发奋学习的信念，刻苦学习，于1867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纽海文中学业。
同年五月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专攻铁路工程。
在大学的四年中，詹天佑刻苦学习，以突出成绩在毕业考试中名列第一。
1881年，在一百二十名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获得学位的只有两人，詹天佑就是其中的一个。
回国后，詹天佑满腔热忱地准备把所学本领贡献给祖国的铁路事业。
但是，清政府洋务派官员迷信外国，在修筑铁路时一味依靠洋人，竟不顾詹天佑的专业特长，把他差遣到福建水师学堂学驾驶海船。
1882年11月又被派往旗舰“扬武”号担任驾驶官，指挥操练。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第二年，蓄谋已久的法国舰队陆续进入闽江，蠢蠢欲动。
可是主管福建水师的投降派船政大臣何如璋却不闻不问，甚至下令：“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
”这时，詹天佑便私下对“扬武”号管带（舰长）张成说：“法国兵船来了很多，居心叵测。
虽然我们接到命令，不准先行开炮，但我们决不能不预先防备。
”由于詹天佑的告诫，“扬武”号十分警惕，作好了战斗准备。
当法国舰队发起突然袭击时，詹天佑冒着猛烈的炮火，沉着机智地指挥“扬武”号左来右往；避开敌方炮火，抓住战机用尾炮击中法国指挥舰“伏尔他”号，使法国海军远征司令孤拔险些丧命。
对这场海战，上海英商创办的《字林西报》在报道中也不得不惊异地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
‘扬武’号兵舰上的五个学生，以詹天佑的表现最为勇敢。
他临大敌而毫无惧色，并且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还能镇定如常，鼓足勇气，在水中救起多人……” 从战后到1888年，詹天佑儿经周折，转入中国铁路公司，担任工程师，这是他献身中国铁路事业的开始。
刚上任不久，詹天佑就遇到了一次考验。
当时从天津到山海关的津榆铁路修到滦河，要造一座横跨滦河的铁路桥。
滦河河床泥沙很深，又遇到水涨急流。
铁桥开始由号称世界第一流的英国工程师担任设计，但失败了；后来请日本工程师衽实行包工，也不顶用，最后让德国工程师出马，不久也败下阵来。
詹天佑要求由中国人自己来搞，负责工程的英国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同意詹天佑来试试。
詹天佑是一个认真踏实的人，他分析总结了三个外国工程师失败的原因后，身着工作衣与工人一起实地调查，（P116）密测量。
夜晚，借着幽暗的油灯，又仔细研究滦河河床的地质构造，反复分析比较，最后才确定桥墩的位置，并且大胆决定采用新方法——“压气沉箱法”来进行桥墩的施工。
詹天佑果然成功了滦河大桥建成了。
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一个中国工程师居然解决了三个外国工程师无法完成的大难题。
詹天佑初战告捷后，立刻遇到了更为严峻的考验。
1905年，清政府决定兴建我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北京至张家口）。
英俄都想插手，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他们的企图没能得逞。
英俄使臣以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京张铁路由中国工程师自己建造，那么与英俄两国无关。
”他们原以为这么一来，中国就无法建造这条铁路了。
在这关键时刻，詹天佑毫不犹豫地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全权负责京张铁路的修筑。
消息传来，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及英国报刊挖苦说：“中国能够修筑这条铁路的工程师还在娘胎里没出世呢
中国人想不靠外国人自己修铁路，就算不是梦想，至少也得五十年。
”他们甚至攻击詹天佑担任总办兼总工程师是“狂妄自大”、“不自量力”。
詹天佑顶着压力，坚持不任用一个外国工程师，并表示：“中国地大物博，而于一路之工必须借重外人，我以为耻
”“中国已经醒过来了，中国人要用自己的工程师和自己的钱来建筑铁路。
” 1905年8月，京张铁路正式开工，紧张的勘探、选线工作开始了。
詹天佑带着测量队，身背仪器，日夜奔波在崎岖的山岭上。
一天傍晚，猛烈的西北风卷着沙石在八达岭一带呼啸怒吼，刮得人睁不开眼睛，测量队急着结束工作，填个测得的数字，就从岩壁上爬下来。
詹天佑接过本子，一边翻看填写的数字，一边疑惑地问：“数据准确吗”
“差不多”，测量队员回答说。
詹天佑严肃地说：“技术的第一个要求是精密，不能有一点模糊和轻率，‘大概’、‘差不多’这类说法不应该出于工程人员之口。
”接着，他背起仪器，冒着风沙，重新吃力地攀到岩壁上，认真地复勘了一遍，修正了一个误差。
当他下来时，嘴唇也冻青了。
不久，勘探和施工进入最困难的阶段。
在八达岭、青龙桥一带，山峦重迭，陡壁悬岩，要开四条隧道，其中最长的达一千多米。
詹天佑经过精确测量计算，决定采取分段施工法：从山的南北两端同时对凿，并在山的中段开一口大井，在井中再向南北两端对凿。
这样既保证了施工质量，又加快了工程进度。
凿洞时，大量的石块全靠人工一锹锹地挖，涌出的泉水要一担担地挑出来，身为总工程师的詹天佑毫无架子，与工人同挖石，同挑水，一身污泥一脸汗。
他还鼓舞大家说：“京张铁路是我们用自己的人、自己的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全世界的眼睛都在望着我们，必须成功
”“无论成功或失败，决不是我们自己的成功和失败，而是我们国家的成功和失败
” 为了克服陡坡行车的困难，保证火车安全爬上八达岭，詹天佑独具匠心，创造性地运用“折返线”原理，在山多坡陡的青龙桥地段设计了一段人字形线路，从而减少了隧道的开挖，降低了坡度。
列车开到这里，配合两台大马力机车，一拉一推，保证列车安全上坡。
詹天佑对全线工程曾提出“花钱少，质量好，完工快”三项要求。
京张铁路经过工人们几处奋斗，终于在1909年9月全线通车。
原计划六年完成，结果只用了四年就提前完工，工程费用只及外国人估价的五分之一。
一些欧美工程师乘车参观后啧啧称道，赞誉詹天佑了不起。
但詹天佑却谦虚地说：“这是京张铁路一万多员工的力量，不是我个人的功劳，光荣是应该属于大家的。
”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又继任了粤汉铁路督办兼总工程师。
这时，美国决定授予他工科博士学位，要他亲自去美国参加授衔仪式。
为了全力参加祖国铁路建设，他放弃了这一荣誉。
辛亥革命后，詹天佑为了振兴铁路事业，和同行了起成立中华工程学会，并被推为会长。
这期间，他对青年工程技术人员的培养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除了以自己的行为作出榜样外，还勉励青年“精研学术，以资发明”，要求他们“勿屈己徇人，勿沽名而钓誉。
以诚接物，毋挟褊私，圭璧束身，以为范例。
” 詹天佑从事铁路事业三十多年，几乎和当时我国的每一条铁路都有不同程度的关系。
到晚年，因积劳成疾，不幸于1919年病逝。
周恩来同志曾高度评价詹天佑的功绩，说他是“中国人的光荣”。
詹天佑修建京张铁路其间，厘定了各种铁路工程标准，并上书政府要求全国采用。
中国现在仍然使用的4尺8寸半标准轨、珍氏自动挂钩(Janney Coupler，亦称姜坭车钩、郑氏车钩，美国人 Eli Janney 所创)等等都是出自詹天佑的提议。
此外詹天佑亦着重铁路人才的培训，制定了工程师升转章程，对工程人员的考核和要求作出明文规定，并且定明工程师薪酬与考核成绩挂钩。
京张铁路堷训了不少中国的工程人员，詹天佑所制定的考核章程亦成为其他中国铁路的模仿对象。
京张铁路建成后，詹天佑获宣统赐工科进士，任留学生主试官等职。
1910年，任广东商办粤汉铁路总公司总理兼工程师，1912年兼任汉粤川铁路会办，负责兴建粤汉及川汉铁路。
此后一直定居在汉口俄租界的鄂哈街9号（今洞庭街51号）。
同年成立“中华工程师学会”，并被推举为首任会长。
民国成立后，于1913年获政府委任为交通部技监，1914年获颁授二等宝光嘉禾章。
1916年，获香港大学颁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919年初，受命往海参崴和哈尔滨任协约国监督远东铁路会议中国代表。
4月因病回汉口，4月24日病逝，终年五十九岁。
詹天佑与其妻谭菊珍埋葬在京张路青龙桥火车站附近。
1922年青龙桥火车站竖立詹天佑铜像。
1987年，附近再建成詹天佑纪念馆。
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
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
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
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
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
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
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
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
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
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
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
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
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
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
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
《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
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
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
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
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
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
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
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
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
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
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
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
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
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
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
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
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
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
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
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
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
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
摒弃“模式”，复归“传统”。
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
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
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
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
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
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
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
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
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
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
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
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
”[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
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
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
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
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
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
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
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
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
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
…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
”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
”[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
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
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
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
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
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
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
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
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
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
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
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
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
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
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
”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
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
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
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
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
”[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
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
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
1922年，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
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
”[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
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
”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
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
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
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
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
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
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
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
”[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
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
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
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
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
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
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
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
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
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
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
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
1957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
”[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
”[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
应该说，较之1957年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
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
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
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
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
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
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
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
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
”[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
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
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
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中国近代史时间及大事年表
年代重要事件1838年底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禁烟1839年6月林则徐虎门销烟1840年6月英军发动鸦片战争1842年8月清政府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1）中国割让香港岛给英国；2）赔款洋银2100万元；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4）中国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须与英国协商。
→《南京条约》影响：1）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开创了列强以条约形式侵略和奴役中国的恶例；2）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3）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演变为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主要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4）反侵略反封建成为中国人民肩负的两大历史任务；5）中国逐渐开始了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43年，中英《虎门条约》签订；1844年，中关《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签订。
1841年5月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大规模的反侵略武装斗争。
1842年魏源编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1846-1850年两广自然灾害1851年1月洪秀全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
1853年3月，占领南京,定为首都,改名天京，正式宣告太平天国农民政权的建立。
颁布《天朝天亩制度》、天平军北伐1856年英国利用“亚罗号事件”、法国利用“马神甫事件”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9月天京事变，严重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领导和军事力量，成为太平天国由盛转衰的分水岭。
1857-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一阶段1858年1、 清政府与英、法、俄、美签订《天津条约》：1）增开牛庄（后改营口）、汉口、九江、南京等10处为通商口岸；2）允许外国人到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3）外国军舰和商船可在长江各口自由航行；4）外国公使驻京，并可在通商口岸设领事馆；5）赔偿英国白银400万两，法国200万两。
2、 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北大营、三河镇大捷1859年洪仁圩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改革方案《资政新篇》1859-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阶段1860年1、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
清政府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1）《天津条约》完全有效；2）增开天津为商埠；3）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即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归入英属香港界内；4）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白银800万两。
→《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影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二批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2、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进军苏南、上海近郊、退回苏州1、19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诞生2、19世纪六、七十年代。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兴起。
兴起早期维新思想:王韬、郑观应3、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掀起一场洋务运动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以“师夷长技以自强”相标榜，开展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
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但洋务派办洋务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他们只是零星地学习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和工艺制造，却不愿意改革封建政体，不可能实现富强的目标。
此外，洋务企业在经营管理上也存在着很多弊端。
1861年辛酉政变、曾国藩被命为四省总督、洋务运动开始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由奕担任总理大臣1862年总理衙门设立京师同文馆1862年清军围攻天京、安庆陷落1864年7月天京被湘军攻破，太平天国起义失败1865年洋务派兴办军用工业：1865年，李鸿章筹办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当时国内最大的兵工厂；同年,李鸿章在南京设立金陵机器局；1866年,左宗棠在福建创办福州船政局，附设有船政学堂，是当时国内最大的造船厂；1867年，崇厚在天津建立天津机器局；1890年，张之洞在汉阳创办湖北枪炮厂。
民用企业（官督商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和上海机器织布局1869年方举赞在上海开设发昌机器厂，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建成北洋水师19世纪70至80年代边疆危机：英国从印度侵人西藏，又从缅甸入侵云南；法国则从越南侵犯广西；俄国从中亚人侵新疆；日本吞并琉球、侵犯中国台湾。
1872年（1）曾国藩派遣容闳率领30名幼童赴美留学（2）陈启源在广东南海设立继昌隆机器丝厂（近代中国第一家缫丝厂）（3）《申报》187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1881年中国人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建成通车1885年3月老将冯子材身先士卒,大败法军,取得镇南关大捷1888年成立北洋舰队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1894年（1）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袭击中国运兵船（2）8月，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
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海战（3）7月到9月，平壤战役和黄海战役（4）10月到次年4月，辽东战役和威海战役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喊出了振兴中华这个时代的最强音1895年4月（1）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马关条约》：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兵费白银2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设厂，产品运销内地免收内地税。
→《马关条约》的影响：《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丧权辱国条约，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
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加剧，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2）反割台斗争，台湾全境沦陷19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做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
1895年1、 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使维新思想发展成为爱国救亡运动。
2、 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中外记闻》3、 严复《救亡决论》，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在甲午战争后，翻译了《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1896年1、康有为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梁启超写了《变法通议》；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
2、梁启超任主笔的上海《时务报》、严复主办的天津《国闻报》以及湖南的《湘报》等。
1897年（1）德国强占胶州岛，掀起列强瓜分狂潮（2）商务印书馆1898年初康有为呈递了《应诏统筹全局折》，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施政纲领。
4月，康有为创办保国会。
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始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戊戌变法失败，史称“百日维新”→戊戌变法的意义：首先，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爱国救亡运动。
其次，戊戌维新运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改革运动。
最后,戊戌维新运动更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
1898年秋“扶清灭洋”，义和团运动开始。
1899年袁世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转移到直隶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在华“利益均沾”1900年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匈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清政府与英、俄、日、法、德、美、意、奥匈、西、荷、比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影响：《辛丑条约》是继《马关条约》之后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又一个极其严重的不平等条约，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1903年章炳麟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写了《革命军》，陈天华写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1904年开始出现多个革命团体：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1901年~1911年清末新政1905年1、 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创办机关刊物《民报》，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并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全国性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人到一个新的阶段。
2、 清预备立宪1906年萍浏醴起义1908年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逝世1910年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皇族内阁”成立1911年5月保路运动，掀起了全川的武装暴动。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中的共进会和文学社两个革命团体，武昌起义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孙中山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告各友邦书》1912年2月12日宣统帝下诏退位，清朝结束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果实落入袁世凯之手→辛亥革命的意义：1)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君主专制统治；2)创建了中华民国；3）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使人民获得了一些民主权利；4)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5）给中国先进分子以巨大的刺激和深刻的启发，使他们觉悟到必须另谋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局限性：辛亥革命以同旧势力的妥协而告终，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
1912年8月（宋教仁）同盟会联合几个小党派改组为国民党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7月至9月，袁世凯武力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任正式大总统1914年初袁世凯解散国民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坚持反袁武装斗争。
1914年秋日本派兵入侵山东，取代德国在山东的侵略地位1915年5月9日“五九国耻”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在云南组织护国军，形成护国运动。
1915年袁世凯尊孔复古；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表《敬告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1916年杜亚泉在《东方杂志》上抨击新文化运动，拉开中西文化论战序幕1917年初（1）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2）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极大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18年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标志着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
1912年---1919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春天1919年（1）《新青年》出版“马克思研究专号”、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2）5月4日，“五四运动”（北京天安门前）；6月，中心转移到上海。
“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1920年秋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组织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标志中国共产党成立1922年7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开，制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当前阶段的纲领是：打倒军阀;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
从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到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组织、推动下，中国掀起了第一个工人运动的髙潮。
（包括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开滦五矿工人罢工）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决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提出“新三民主义”，国共合作正式形成1924年5月黄埔军校的建立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1924年冬孙中山扶病北上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西山会议派”分裂国民党1925年5月“五卅运动”爆发，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大革命高潮；广东战争的胜利统一并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7月1国民政府在广州建立。
1925年6月省港大罢工，当时世界上罢工时间最长的一次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又提出“整理党务案”1926年7月北伐开始，推翻北洋军阀1926年9月1日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一文，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所谓国民革命运动，其大部分即是农民运动。
1927年1、 年初，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武汉成为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2、 年初，汉口、九江人民收回英租界3、 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胜利。
南京惨案。
1927年（1）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2）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3）5月，夏斗寅、许克祥叛变（4）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制造“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政变后，宁汉合流；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失败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
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1927年8月7日1、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彻底清算了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选出了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央临时政治局。
2、在会上强调“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3、“八七会议”开始了从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折。
1927年9月，湘赣边秋收起义；10月在井冈山创立革命根据地；12月，广州起义；中国革命由此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十年内战时期）；1928年井冈山会师（朱德、陈毅与）1928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改定新约1928年10月和11月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和《井冈山的斗争》，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革命根据地建设者三者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统一1930年1月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设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战争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
1930年5月1、在《反对本本主义》，阐明了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即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没有调査，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重要思想，表现了开辟新道路、创造新理论的革命首创精神。
2、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的初步形成。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武装侵占中国东北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日本扶植前清逊帝溥仪建立伪满洲国1934年10月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1、1月，遵义会议。
历史意义：开始确立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2、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3、10月，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4、一二.九运动[“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1935年12月在瓦窑堡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阐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批判党内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上的问题。
1936年10月红一、红二、红四在甘肃会宁会师，长征结束。
1936年12月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总结土地革命战争中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大争论，系统地说明了有关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
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撰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批重要的理论著作。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蒋介石，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史称“西安事变”。
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
1937年夏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讲授《实践论》、《矛盾论》，科学地阐明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由此开始，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1937年8月13日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开始1937年9月太原会战，平型关大捷1937年秋中国共产党陕北洛川会议，强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关键在于使已经发动的抗战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
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1938年春李宗仁指挥军队开展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取得的战果最大的一次胜利1938年5月至6月发表《论持久战》1938年9月至11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个命题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后，日军占领武汉，抗日战争转入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2月汪精卫投降日本1939 年1月国民党成立防共委员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1940年3月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1940年8月至12月百团大战1941年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髙潮，制造了皖南事变。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美、英对日宣战，整个世界格局发生变化1942年5月1941年5月，作了《鹏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